但他也无法放弃。
“先生……”潘照临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随从，“永文？”刚叫出对方的表字，他突然想起对方的任务，不由得激动的站了起来，问道：“子明丞相到了？”
潘照临从未有过的失态让叫“永文”的青年愣了一下，才点点头，回道：“石丞相一行已至安平门外，大名文武官员皆已出城相迎。我已打听清楚，石丞相一行会在普照寺下榻。”
“普照寺么？”潘照临沉吟了一下，便即说道：“那吾等便先去普照寺等子明丞相一行。”
10
不得不说潘照临决定先去普照寺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不曾宣扬，但燕国公石越一行抵达大名府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这座河北陪都，大名府士民顿时便沸腾了，争相出门要去看“左辅星君”转世的燕国公石丞相，石越一行经过的道路，几乎被人海堵塞，虽然有大名府的公差与随行的班直侍卫开道，但潘照临仍然在普照寺等了快一个时辰，才终于见到石越的车驾。不过，也幸亏普照寺的主持与潘照临乃是旧识，向负责普照寺安全的大名府官员一力担保，他才得以进入普照寺，与一众僧侣一起等候石越的到来，否则，名扬汴京的潘潜光要见石越居然被挡在了普照寺外，传扬出去，那可真是要颜面全无了。
石越的车驾一到普照寺前，普照寺便山门大开，普照寺主持领着全寺僧侣在寺门之外列队相迎，潘照临亦随众僧出寺，便站在那主持身旁，等候石越一行的到来。
这样的场面，对于潘照临也是颇为新鲜的体验——他在石府，虽只是一介谟臣，然石越待若上宾，他也自高身份，岂会轻易降阶出迎？就算是汴京满朝朱紫，也多闻潘照临之名，没有人敢如此轻慢于他。这一次如果他不是急于见到石越，待石越入住普照寺后再来求见，那也必然是石越亲自出门迎接他，而不是他在此迎候石越。
不过迎接石越的话，潘照临倒并不介意。与普照寺主持站在寺门之前，看着一队队班直卫士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在寺前分成两列而立，然后便是卤簿鼓吹，依次是清道兵吏、幰弩骑士、约二十名前部鼓吹，持麾、幢、节、槊的骑士等等，各有两班，并为先导，中间才是石越、李清臣所乘的两驾马车，皆是四马牵引，马车之旁骑马以备替换的驾士便多达数十名，全是由紫绣抹额的班直卫士充任，至于两侧簇拥护卫的班直卫士更是数倍于此，马车之后，又有散扇、方伞、后部鼓吹，以及持戟、槊、刀盾、弓矢等各式兵器的仪仗人员上百名，同样也是两班，队伍的最后，则是数百名身披钢甲、挟弓佩刀的骑兵。
如此一大队人马逶迤而来，远远望去，的确是大有威仪，亦无怪古人常见贵人车驾而心生羡慕，不由自主，便兴“大丈夫当如是”之叹。
石越、李清臣的马车直至到了寺前，方才停下，石越未及下车，骑了一匹白色河套马随车而行的石鉴已先见着众僧之中的潘照临，大惊之下，慌忙下马，掀开车帘，一边扶石越下车，一边在石越耳边轻语：“丞相，潜光先生亦在。”
石越也是有些惊讶，抬头望去，果然见潘照临也在众僧之中，急忙下了马车，快步走到众僧之前，也不理会众僧行礼，对着潘照临笑道：“先生别来无恙！”
潘照临终于见到石越，心中亦是不由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只是微微欠身回礼，淡淡说了句：“相公亦别来无恙。”
石越知他脾性，笑道：“日前已知先生在大名，我早已吩咐石鉴，一到大名，便让他来请先生相见，先生又何必在此相候。”
潘照临此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回道：“相公大破契丹，为天下立下大功，某理当迎候。”
石越也不知他这话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此时李清臣也已下车，见到潘照临，脸上亦是露出讶色，他自是认得潘照临的，也快步过来，与潘照临见礼，问道：“潘先生不是在汴京么？却是何日到的大名？”
对李清臣，潘照临礼数就周全许多了，认真回了一礼，道：“劳参政下问，在下本欲北上见子明相公，至大名，偶感风寒，遂在此相候。”
石越却半点也不信，对李清臣笑道：“邦直千万莫信，他必是料到我已南归，不想白白车马劳顿，才在此守株待兔。”
说笑之间，石鉴、范翔也过来见礼，又是好一阵寒喧，才由普照寺主持引导众人入寺。
寺中僧侣早已收拾好石越、李清臣居所，石越住的地方，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本是用来招待富贵香客的，此时便收拾出来，给石越与石鉴等随从居住。这小院虽然简朴，倒也颇为清雅，主持引石越至室中奉茶，石越与他闲聊几句，他也便识趣告退，自去找李清臣求墨宝，紧接着，范翔、石鉴等随从也纷纷告退，房间之内，便只剩下石越与潘照临二人。
石越端起茶盏来，轻饮浅啜，潘照临亦端坐不语，只是静静看着石越。
沉默了好一阵，石越才终于先开口苦笑道：“先生之前来信，劝我支持北伐，又不辞劳顿而来河北，无非亦是为了此事。如今大局已定，朝廷北伐几成定局，先生应当可以放心了……”
潘照临嘿嘿冷笑，“果真如此，某亦不必急着来见相公了。”他望着石越，开门见山的说道：“朝廷北伐不北伐是一回事，相公是否支持北伐，却是另一回事。便如相公所言，如今朝廷北伐几成定局，相公纵是反对，亦不过是让皇上不高兴，相公何不顺势而动，干脆支持北伐？”
“先生急着来见我，便是为此么？”石越不由笑道：“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如今又改口支持，反反复复，岂非小人？”
“吕大防此前亦不支持北伐，谁又敢说吕大防乃是小人？”潘照临反问道，“如今高丽出兵，且契丹又有克列、粘八葛之乱，形势今非昔比，相公改变态度，支持北伐，亦在情理之中。”
石越淡淡笑道：“的确如此，可惜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的理由，却并未消失。”
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个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但有外敌入侵，大半个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容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