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公私合营后，司素音成为了制服厂的经理，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人举报她当年靠仿制国民党军军服发财起家，被罢免了经理职务，派到制衣车间工作。再后来，因为与国外资本家王伯方有金钱、信件往来，历史不清，不能再从事有军事机密性质的制服生产，成了一名家庭妇女。
不久，司家妈妈去世了。
杨昉严因为公开质疑权威的考古结论，被调离研究岗位，不得再参加研究项目。
司素音看着小羊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久，明白他的痛苦，禁止一个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的人搞研究，就像捆住鸟儿的翅膀不让它飞一样！他学会了抽烟，脾气越来越急，和正值青春期的杨芃经常发生冲突。
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已经上缴、罚没，如今唯一的收入，只有小羊每个月二十一块半的工资。素音要操心的事情太多，大人孩子怎么能吃饱，每个月的亏空如何能补上，小羊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杨芃的未来……在这些实实在在的难题面前，她自己的那点失意早就被抛在脑后，她得撑住这个家！
手里头实在没钱了，素音把当年留在龙头街的旧缝纫机运来城里，在家里偷偷接活，靠给人缝衣衫补贴家用。挑一条裤腿边一毛钱，缝一个围兜五毛钱，加工一件工作服一块二毛钱……自此，她家白天晚上踩缝纫机的声音就没有断过。素音凭着自己的手艺，硬是挣出了全家人的口粮和人前的体面。无论小羊和杨芃在外面受了多少屈辱和打击，回家的念头都支撑着他们，家里永远有热的饭菜、干净的床铺、温暖的怀抱。
日子在素音每天的精打细算和一餐一饭中走出了至暗时刻，渐渐地，小羊不再纠结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平和屈辱，他在素音的坚韧平和里学会了在惊涛骇浪中沉静下来，以更加开阔的心胸和乐观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他们不让自己接触具体研究项目，他就全身心投入历史古籍整理和学习中去，心中坚信暗夜一定会过去，黎明一定会到来！
自1955年起，昆明和全国一样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下乡政策是一刀切，城里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除了独子，都必须下乡，逾期不走者，一律取消生活待遇。杨芃是家中独子，本来可以留城，但他却要和同学一起去当知青。他安慰父母说，响应“知识青年下乡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会，相信他一定会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有所作为！
听到他已经递交了申请书，杨昉严若有所思，司素音万般不舍。
喜财家的司先禄也是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之一，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了“司选录”，取牢记“毛选”、***语录的意思。
1966年，离过年还差3天，载着杨芃和司选录的知青专列在震天响的鞭炮锣鼓声中开动了。
杨芃主动要求分到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村寨，坚决贯彻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白天卖力干活，和老乡比着挑重担，到了夜里，读着爸爸给自己寄来的书信，认真地记笔记，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正在被艰苦的环境改造，古今中外的学者引领着他探索广阔而深邃的世界，也是从那时起，从事和爸爸一样的历史考古事业成为他的理想。
他心里牢牢地记着临行前父亲的话：云南在整个华夏文明中的历史作用被远远低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特征有待我们深度发掘，无论他到哪里下乡，都要珍惜这样到实地勘查研究的机会，要他将实地勘验与对书本文献的学习结合起来。
杨芃插队所在的地区正处于高黎贡山中段中缅界山一侧，高黎贡山位于YN省西部，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的南延部分，在XZ境内称为“伯舒拉岭”，进入云南境内后才称之为高黎贡山。
杨昉严在信里鼓励他对高黎贡山在整个孟高棉文明中的重要桥梁作用进行实地勘探和记录。
信中说：高黎贡山号称“上帝架在青藏高原与中南半岛间的桥梁”，早在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这一上帝的桥梁，他们沿着这座桥梁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寻找自己的生命乐土。
他特别嘱咐杨芃搜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古代原始宗教在高黎贡山各民族宗教信仰传承中的情况。
一年的时间，杨芃长高、长壮了，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熟埝地在田间林地劳动，插完秧后很随意地用手拍掉吸在腿上的蚂蟥。从身体到内心都迅速成熟起来。劳动之余，他记录了厚厚的三本高黎贡山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方面多样性的笔记，这些笔记就好比是他三年来的学习成绩单一样，笔记里既有地理环境描述记录，也有当地人口述历史，根据当地人代代相传的历史和他的考证；在高黎贡山两侧有很多新石器文化遗迹，表明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已经部落众多，人烟稠密。此外，历代建于高黎贡山的古城、古烽火台、古碉堡及蜀身毒道，也无言地展示着古代文明是如何沿着高黎贡山脉传播和延续的。
伴随着各种文化的传播，各种宗教也通过这座桥梁南北迁移。它们在此交汇，使得高黎贡山地区各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汉族多信仰道教和汉传佛教，傣族、阿昌族多信仰南传佛教，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中的许多人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回族信仰***教。在许多地方，还普遍存在以信仰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宗教。
接下来的几年，知青中陆陆续续有人通过参军、考学、招工走了，杨芃是家中独子，符合返城条件，他回家了。
司素音搂着晒得黑黢黢但明显长高长壮实的儿子，又心疼又高兴。
杨昉严欣喜地翻阅着他的学习笔记，大力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样的！”
“爸，妈，你们放心，我会去找事情做养活自己。”杨芃挺起胸膛说。
杨昉严摇摇头，让他专心学习，准备高考。
1978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家里来信叫司选录回来，说家里回龙头街开了馆子，生意不错。可是，他已经谈了一个大理的女朋友，双方已经决定结婚。婚后，思前想后，按女方的意思，和媳妇一起回大理州剑川县落户定居。
1979年，媳妇生了，是个儿子。司选录去派出所上户口，人家问娃娃的名字，他说叫“司昆”
“是……鲲鹏展翅的“鲲”吗？”
“不，昆明的‘昆’”
先禄在大理安了家，每年过年回来都要捎上满满一挑吃食，牛干巴、乳饼乳扇、饵块、核桃水果……家里的娃娃天天盼着大理来人。临回去，马秀英也用省了一年的点心票去买吉庆祥、桂美轩、冠生园的糕点，平时舍不得吃的奶糖麦乳精，娃娃的玩具书本，自己腌的卤腐糟辣子豆瓣酱，给亲家扯的毛呢料子装满一挑让他们带回去。
马秀英一直想把做牛菜的手艺传给姑娘，但闺女不得力，女婿心思也不在灶房。当年在昆明开牛菜馆，看着两口子做红烧清蒸勉勉强强，清汤牛肚火候不到，凉片凉鸡也不地道，暗地里叹气，只有自己亲力亲为。本来自己在的那两年，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可马秀英一回龙头街就渐渐不成了，再加上这个牛菜要做得好，还是要有料，那个时候，样样都要凭票供应，处处克扣，生意自然做不下去。
马秀英回家伺候老伴走了以后，就搬来和闺女一家住，操持一家人的伙食。家里面的回族按每个人每月四两牛肉定量供应，牛肉下锅就缩水，不够全家塞牙缝的！马秀英想办法把省下来的口粮换成苞米，拿回农村老家，让老家亲戚悄悄养着牛和羊，到了年底杀了牛，把肉腌好偷偷送进城来。这点牛肉还是不够一家人吃，尤其是几个娃娃，正在“渴肉”的年纪，马秀英不得已嘱咐老家人用肉跟别人换牛油牛肠百页肚头尾巴，一来几十斤，炸透晒干红烧清炖，光是牛油也够家里老老小小改善一两季的伙食了。
眼看一家子都没有工作，城里实在没法讨生活年，在马秀英的坚持下，一家人回到龙头街，把司家铺面打开，做起了卖牛菜的老本行。后面几年马秀英掌不动勺了，是大孙子先富在灶头操持，她只在旁边念叨下多少料，啥成色起锅，什么先焯水，咋样挂浆起酥。
先富不如先禄聪明，从前马秀英腌咸菜泡萝卜，先富在旁边天天看着，从头到尾帮着干，真让他上手做，却不如偶尔路过的先禄做出来得好！但他胜在好吃，味道经了他的舌头，就像注了册，不调得和从小吃到的滋味一模一样他就不罢休！成天浸在厨房里鼓捣。马秀英常常骂他“笨”“浪费食材”心里却知道，马家牛菜要传下去，恐怕只能靠这个孙子了……
马秀英大年初一蒸的米糕，一家人吃了几十年，米粉糕入口有嚼劲，又甜又香，送左邻右舍，家家都喜欢得不得了！看着两兄弟抢着去给街坊邻居送糕拜年拿红包，马秀英在一旁笑得“嘎嘎”响。
198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家人奇怪马秀英早上咋没有起床，进屋一看，人已经去了。
第二年春节，大年初一家里没有蒸米糕，先禄问外婆的糕咋做？先富说不知道，两兄弟看看冰冷的灶台，红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