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这边向国内打听了，想要重新调查此案也不太容易，我提醒大家，那是发生在三年前的案子，犬养一家在当地势力很大，所以，调查的阻力也不小，重要的是调查颇费时日。而这时候，高桥龙一算是和犬养浩公开撕破脸皮了，在这种情况下，犬养浩会坐以待毙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哈尔滨这个地方，一个宪兵队长如果想让一个人消失，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时候，犬养浩随便找个机会就可以把高桥龙一干掉，然后推到地下党的头上，其他人还找不出什么话说。犬养浩也可以向小岛纯子下手，那就更容易了，之前他偷偷摸摸地干，是因为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既然事情已经闹大了，他也就没什么顾忌了，杀了小岛纯子，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杀人的证据了。
“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考虑到犬养浩到时候可能会狗急跳墙，所以，高桥龙一才想到采取现在这种方法，趁犬养浩不备，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然后把他说成是地下党的卧底大寒，这样既除掉了仇人，替家人报仇，又没有伤害到自己，别人即使有所怀疑，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找不到证据来反驳他。高桥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把办公室设计成了一个密室，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只留下他和犬养浩两个人在里面，而犬养浩死后，唯一的证人就是高桥本人，这样一来，他怎么说就怎么是，别人即使感觉有些不对劲，也提不出什么异议来。公平地讲说，这个计划并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可行性，如果不是发生某些偏差的话，这个计划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刚才提问题的军官似乎被说服了，不过，坐在对面情报处这边一个留着仁丹胡的军官又接着问道：
“刘桑，对你前面的分析，我基本表示同意，但是，在某些细节上，我认为你有些过于想象了，比如你说高桥龙一计划在最后把犬养浩开枪打死，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他的计划？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不用自己亲自把犬养浩打死，也能达到报仇的目的。”
“栽赃陷害？”刘星野问。
“不错，高桥龙一使用栽赃陷害这种方法就足以置犬养浩于死地。他把犬养浩下药迷倒后，把各种不利于犬养浩的证据放好，然后，他假装被麻丨醉丨剂迷倒，这一部分我基本同意你的推论。但接下来，在犬养浩醒来后，我认为高桥龙一不需要开枪打死他，他只需要在假装醒来后，跑到门口大喊犬养浩是地下党的奸细就行了。其他人赶过来，高桥龙一把现场的证据指给他们看，这样，犬养浩就会被当作奸细给抓起来，很快会被处决。用这种方法，高桥龙一同样可以替家人报仇，而不必亲自开枪打死犬养浩。我总觉得开枪杀人这种做法有点冒险，高桥龙一虽然可以报仇，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他的怀疑，而且，作为一个译电专家，我怀疑他是否有开枪的勇气。”
刘星野说：
“这位先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前面说过，要想百分之百地复原高桥龙一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现场的证据和其他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绝大部分的计划复原出来。我承认，在我所复原的高桥计划里有想象的成分，但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想象的成分并不多，而且，这些想象的成分也不会对案情的分析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关键点上，我所有的推论都是有根据的。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推断高桥龙一最后要开枪打死犬养浩。
“现场报告中说，调查人员在高桥龙一的腰里发现了一把枪。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感到比较诧异。多田君告诉我，说这是标准配置，电讯处是敏感单位，这里每个人都配了枪。可是，根据我的了解，我发现电讯处的人虽然都有枪，但在上班时，他们都把枪放起来，大多是放在抽屉里锁起来，没有一个人把枪带在身上，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司令部本来就戒备森严，要想进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电讯处又是重点保护单位，要想到电讯处来，就更不容易了，要经过几道检查，大院门口有卫兵检查，大楼门口也有卫兵检查，上楼后，在走廊门口又有卫兵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分子想要混进来几乎不可能，因此，在这里用枪的机会微乎其微。高桥龙一作为译电专家，就更没有必要带枪了。那么，为什么偏偏在他实施计划的这一天，他会把枪别在腰里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天他要使用这把枪，打死犬养浩。
“另外，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全家被杀的人的勇气，高桥龙一的确只是一名译电专家，但他也是一名军人，面对不同戴天的仇人，他怎么可能没有勇气拔枪呢？不要说他是一名军人，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时候也绝不会手软的。在座的诸位，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高桥龙一，面对杀了你全家的仇人，你会没有勇气开枪吗？”
在座的军官都受过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所以，对这件事都是同仇敌忾，纷纷点头，表示认可刘星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