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这个问题，已在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有无数的案例，既能证明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又能证明人性是善的，是无私的。
2019 年 11 月 5 日，一名 9 岁男孩在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汇城上筑小区，被一名体格粗壮的赤脚男子殴打致死，整个事件大概持续了 20 多分钟。当时现场围观了很多人，但无一人挺身而出、出手相救。
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纷纷指责现场围观群众，指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
2020 年 5 月 22 日，一位四川籍深圳货车司机郑义，和以往一样，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出发，满载货物，准备前往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然而，从 21 日晚上至次日凌晨，广州地区普降特大暴雨，而郑师傅途径的广州增城新塘镇广园快速路塘美出口附近，就突发了水灾。
就在此时，郑师傅看见一名落水男子在水中挣扎和呼救，水性较好的郑师傅立即脱下衣服，奋勇下水救人。郑师傅在救人过程中体力严重透支，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后来，落水男子获救了，而郑师傅则牺牲了。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面对他人处于危难之时，第一个案例中，竟然无人相救，大家眼看着悲剧发生；第二个案例中，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人，你觉得这是否矛盾呢？
英国社会学家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人性是自私的，因为基因是自私的，只有用自私的策略，才能让物种延续下去。
如果按照道金斯的理解，那些无偿献血、捐献器官，以及热心帮助他人的行为，的确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这也是在帮助自己的基因存活下去的策略嘛。
那么，这个理论，怎么去解释郑师傅的义举呢？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经典实验，来试着讨论一下人性的善与恶。
1964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凌晨时分，在纽约皇后区，一位叫做珍诺维斯的酒吧经理刚刚下了夜班，准备开车回家。
由于珍诺维斯自己独居，停车场到其住所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停好车子走路回家，当时的时间为凌晨 3 点。
突然，她发现自己遭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尾随。于是，她便向右转，准备走向街角打电话报警电话。
就在这时，这名叫莫斯里的男子，突然拿起刀朝她的背部和腹部猛刺。一时间，珍诺维斯鲜血直流，她开始惨叫，并大声呼救。由于珍诺维斯的居住之处为密集的居民区，她的惨叫与呼喊迅速被周边居民听见，周围房屋的灯光纷纷亮起。
这时，有人打开窗户冲着凶手莫斯里大喊：「放过那女孩！」
莫斯里吓得落荒而逃，而身中数刀的珍诺维斯勉强爬行到路边，躺在一家书店门口。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会儿后，周围的居民竟然纷纷熄灭了灯光，街道又恢复寂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凶手莫斯里发现并没有人过来察看，也没有人报警，于是决定回去。
他找到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珍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几乎把她的脖子和阴道割裂。
珍诺维斯再度惨叫呼救，几分钟后，周围居民的灯光再度亮起。
莫斯里再度退却，珍诺维斯则设法爬进所住的公寓大楼里。
几分钟后，莫斯里又找到她，再度施暴。她先大声呼救，但不久之后只能发出微弱呻吟。
莫斯里掀开她的裙子，惨无人道地强奸了珍诺维斯。
整个案件前前后后持续超过 35 分钟，从凌晨 3 点 15 分到 3 点 50 分，莫斯里三度对珍诺维斯施暴，而每次受害者都在尖声呼救，附近居民也都听见了。
尽管他们开灯察看，甚至目睹了事件经过，却始终没有人伸出援手。
后来经警方调查统计，案件总共有 38 名证人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一名女子身中多刀，饱受凌虐。
直到凌晨 3 点 50 分罪行结束之后，才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了。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受害女子已经身亡，救护车前来把她载走。
当时是凌晨 4 点，而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珍诺维斯的悲惨经历被《纽约时报》地方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他敏锐地觉察到这起事件的新闻价值，洞察到了关键问题所在：为什么有 38 名目击者，却全部选择了袖手旁观呢？
于是，他奋笔写下了《38 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Thirty-Eight Witee：The Kitty Geovee Cae）的经典文章。不出所料，该文章迅速火遍美国，并引发了全美民众一片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纷纷给《纽约时报》写信，霎时间，雪花片般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编辑部。
有的读者要求将 38 人名单公之于众，让他们接受社会的谴责；有的读者斥责这 38 人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的读者甚至让《纽约时报》出面，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将这 38 人绳之于法。
然而，就在全民沉浸在「愤怒的狂欢」中时，有两位年轻人，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们没有从道德角度去批判这 38 名目击者，也没有去抱怨美国社会道德沦丧和法律漏洞，而是在想：
莫斯里曾三度对珍诺维斯施暴，并且持续近半个小时，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
而且这 38 人中有些人家里是安装了电话，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忙受害者，这可是举手之劳，既不会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
并且，这 38 名目击者中，有的是养儿育女的父母亲，有的从事护理工作，他们不可能残忍无情。
因此可以推断，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在这些人的心理上作祟。
这两位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达利（Joh Darley）与拉丹（Bi Lataé），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达利与拉丹两人考虑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境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
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由于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谋杀案场景，所以他们就另辟蹊径，用突发疾病的场景来替代谋杀场景，看看在面对有人突发疾病的情景下，人们会作何反应。
达利和拉丹以研究「城市大学生适应性」为名，在纽约大学招募了 72 名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以下称被试）参与实验，其中女生 59 名，男生 13 名。
与此同时，达利和拉丹还找了几个空房间，其中一个房间让参加实验的被试单独坐在里面，房间里放置有麦克风和音响，被试需要通过麦克风来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学习与生活期间所遇到的挑战。
在被试所在房间的旁边，还有其他房间，房间内放置了放音机，放音机中的磁带是事先录好的其他学生关于学习与生活挑战的谈话内容。
并且，所有的房间都以音响线连接，被试可以清晰的听到每一个房间传来的谈话内容，但被试却不知道旁边并没有人，而只是录音机，他们会真的以为还有其他跟他情况一样的被试在场。
实验规则是这样的：所有被试，当然也包括录音机里事先录好的声音，都需要先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被试必须依据实验主持人事先安排好的顺序进行，先聆听其他被试（录音）的谈话内容，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
在还没轮到的时候，麦克风是打不开的，被试只能听其他人讲述，方式类似于团体心理咨询。
同时，主持人宣布，基于保密原则，被试与被试之间是不能见面，只能通过麦克风听被试的讨论，并且务必遵守规则，依序发言。
实验正式开始后，首先，实验主持人播放录音谈话，录音中显示，这名学生自称患有癫痫疾病，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同时，这名学生还表示自己在纽约生活很艰难，纽约大学的学习很辛苦，他的声音慢慢减弱。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的声音（录音）出现，他听起来非常活泼健谈，谈论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并谈论自己的情感生活。
而不知情的被试在认真听其他「学生」说，自己也感同身受，他绝对想不到，这些所谓的「学生」全是假的，只是播放录音带而已。
终于轮到被试诉说自己的情况了，被试很真诚地诉说了自己在大学学习与生活的情况，期待能得到他人的共鸣。等被试诉说完之后，接着又陆续播放几段录音，是对大学生适应性问题的共鸣。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之前那个声称自己患有癫痫疾病的「学生」突然发病了。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被试也看不到对方发病时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他以为是真的其他被试有何反应。
紧接着，那个癫痫患者的录音继续播放，录音内容显示该名被试起初说话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然后声音短短续续，最后则不断恳求其他人的帮助，说自己快要死了，救救自己。在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录音逐渐陷入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真实被试，会认为至少还有其他甚至更多的被试在场，其他被试随时可能已经起身下楼向主试求救。然而，被试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录音），但房间彼此隔离，看不见其他人。此外，麦克风只在轮到特定人讲话时才打开，因此无法彼此沟通。
被试知道有人癫痫发作，并以为其他人也听到了，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所以无法与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那么，此时此刻的真实被试，在面对这样的情景时，会作何反应呢？
达利与拉丹为了尽可能还原珍诺维斯命案的场景，煞费苦心地导演这场「癫痫发作」的戏，历时 6 分钟，并设计了实验情境。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只有 31% 的被试采取了救助行动。
这还不算完，后续实验结果更让人不解。达利与拉丹进一步调整「群体人数」后再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如果被试以为当时有 4 人或 4 人以上在场时，绝大部分被试会选择不采取行动去帮助患者。
但如果当被试认为实验中只剩下自己在场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救人，采取救助行动的比率高达 85%，并且被试用于决策的时间会在 3 分钟之内。
此外，达利与拉丹还发现，不论被试以为的总被试人数有多少，如果在 3 分钟后，被试还没有向实验主试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么之后他大概率不会采取救助行动。
终于，在达利与拉丹的努力下，他们找出了珍诺维斯惨案背后的两个关键因素：群体人数和持续时间。
一方面，人们在头脑中总有个股有观念，即「人多力量大」，人越多，大家就会越勇敢，越不怕危险，更会主动伸出援手。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却不是这样，旁观者人数众多往往会阻碍助人行为的出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会影响助人行为的可能性。3 分钟是助人行为决策的分水岭，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被试就可能不再采取行动了。
达利与拉丹还全程观察了在有人突发疾病的场景下，被试的情绪与行为反应，结果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他们的情绪反应却异常激烈。
有些被试会对着麦克风大喊：「天呀，他发病了，我该怎么办？」有些被试会大口喘气，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在发病后 6 分钟之后，如果被试仍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主试便会进入其所在的房间，这时地被试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他们全部进入的应激状态。
然后，他们大多会开口询问：「那人没事吧？他们需要照顾吗？送医院了吗？」而主试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的非常沮丧难过，有的被试还表达出懊悔的情绪，他们的内心正处于严重失衡与矛盾的煎熬中。
达利与拉丹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被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下定决心是否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反应。这种情绪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相对而言，其他采取行动的被试的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
可以想象，那些目击了珍诺维斯命案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一般人们所认为那样，城市人惯都是冷漠无情的。于是，达利与拉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责任扩散」（diffuio of reoiility），也称「旁观者效应」。
很遗憾，由于达利与拉丹所处的年代，心理学的革命性研究工具还没有出现，比如脑电仪、功能性核磁共振仪等脑功能成像技术设备，还无法从大脑的的神经运行机制层面，去揭示人性善恶的本质所在。
因此只能说，达利与拉丹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解只完成了一半，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他们为我们人类理解人性的善恶，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而真正将「对人性善恶理解」的工作推向全新高度的，是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 Uiverity）的心理学教授阿比盖尔·马什（Aigail Marh），而在她从事研究工作的时期，各种脑成像研究工具已经出现，并且广泛的运用在脑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上。
马什教授正好赶上了这一波大脑研究的革命，并成为用大脑分析方法来剖析人类善恶行为的先驱者。就在去年，马什教授出版了其著作《人性中的善与恶：恐惧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将她多年对于人性善恶的探索，总结成书，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善恶行为背后的心理秘密。
马什教授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说纯属偶然，她当时就读于著名的医学院，本来打算成为一名医生。要知道，在美国，医生不但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社会地位非常高。但她后来却放弃了继续攻读医学，转而走上了心理学研究道路。按照马什教授的回忆，这和她一次被陌生人搭救的经历紧密相关。
就在马什 19 岁那年，她在西雅图与童年时代的好友愉快地共度夜晚，因为没有喝酒，所以到了午夜，她打算自己开车，通过 5 号州际公路，从西雅图前往她学校所在的塔科马。但正在她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突然从路边窜出了一条狗，马什急打方向进行躲避，但为时已晚，车子已经失控，并且猛烈地旋转，最后竟然撞破护栏，停在了反向行驶的对面车道上。
要知道，这可是夜晚的高速公路，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开着远光灯，向马什的车子鸣笛示警。而且这是最内侧的快车道，驶来车辆的速度极快。这个时候，马什必须马上离开车子，否则她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她的车子却怎么都发动不了，她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发抖，完全不知所措，觉得死亡马上就要到来了。
而就在这时，一位萍水相逢的路人，瞅准机会，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滚滚车流，来到她的身边，帮助她重新发动了车子，并开到了安全地带。这位路人临走时，只是说了一句「你自己当心」，然后就下车离开，并上了他自己的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马什的人生发展轨迹，一个问题从她的内心深处逐渐升起：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人呢？马什准备用严谨的心理学和脑科学实验方法来找出答案。
但要知道，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实验对象，就是能够证明，实验对象是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人帮助他人时，是在不求回报地真心付出，而且他们付出的成本往往非常高，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这种人非常难以甄别，但马什找到了一个绝佳群体，那就是曾经向陌生人捐献活体器官的好心人。
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说远在千里之外，有个人生命垂危，急需一个肾脏救命。恰好，这个病人与你的配型相一致，但这个人又与你非亲非故，完全不认识。那么我想问的是，此时此刻，你是捐你的肾去救这位陌生人，还是挂断电话直接忽略呢？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需要肾，别说是肾了，就是自己的命，我想许多父母，都愿意给孩子，但如果是陌生人，你还愿意承受巨大风险，将器官捐给非亲非故的陌生患者，不收取任何报酬，甚至不会把名字告诉患者吗？
但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就能做到将自己的器官，比如肾脏，捐给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而这些人，就成了马什教授研究的绝佳对象。
她一共招募了 19 位这样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中的许多人，都是收入颇丰的专业人士，包括软件工程师、银行职员、医生还有营销人员，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请了一两天的假，从全美各地飞到乔治城来参加实验。因为他们相信，参与这次实验，是一次有意义的善行。
实验设计非常简单，就是让志愿者去看表情图片，包括愤怒、恐惧、喜悦等。但观看这些图片，是要在核磁共振仪器里面看的，而且耗时非常长，将近 5 个小时，但这些志愿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犹豫和动摇。
与此同时，马什教授还招募了一些普通人作为对照组，也在核磁共振仪中观看同样的图片。
实验结果出来了，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助人英雄们」，当他们看见带有恐惧表情的图片时，比如双目圆睁、嘴角下撇、双唇微张等信息时，他们的杏仁核（amygdala）,也叫杏仁体（amygdaloid ody），要比对照组大将近 8%，而且功能更加活跃。
也就是说，「英雄们」 看到别人恐惧的样子时，他们自己就会恐惧，甚至会心跳加快，掌心出汗。那么，在真正无私的英勇行为，并不是因为无畏而做出的，相反是因为恐惧才做出的。
这个结论，让马什教授的团队傻眼了，这对我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太大了。
为了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马什教授的团队又找来一批性格特别冷酷无情，并且极端自私，甚至有些「反社会」和暴力冷血的人作为被试。实验设计与前面一样，也是看表情图片，然后用核磁共振仪扫描被试的大脑。
结果出来了，再次证明了之前的结论，因为这些「冷血的被试」看到恐惧表情时，大脑里的杏仁核区域非常不敏感，有的被试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并且这些被试的杏仁核要比正常人要小 20% 左右。
在后续的访谈中，这些「冷血的被试」也是根本描述不清楚自己对于恐惧的体验，但对愤怒、厌恶、快乐、悲伤的描述却很清晰，甚至有人说自己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因为自己从未害怕过。
如果说恐惧导致了行善助人的行为，那就是说，「人性本恶」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人们正是因为害怕遭受同样的痛苦，才会去帮助他人。
但这个结论下得还是有点早了，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人们从「感受到恐惧」到「采取助人行为」这个中间阶段，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马什教授，以及其他学者。
经过长期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恐惧体验和助人行为的中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体验，那就是共情。
所谓的共情，其实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遭遇，产生恰当情绪的能力。
共情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识别，就是你能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第二部分是反应，就是当你理解对方遭遇之后，能不能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
研究发现，当杏仁核被激活，并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时，比如恐惧，还会进一步激活其他脑区，其中就包括「尾侧前扣带皮层」 （mid-cigulate gyru）和「前脑岛」 （aterior iula），而这两个区域正好是我们大脑中的疼痛回路，也被称为疼痛基质（ai matrix）的区域集合。
也就是说，当你感受到疼痛时，这两个脑区就会被激活，不仅如此，它们在你观看别人痛苦时，也会被激活。
许多脑部成像研究发现，当人们自己正在经历疼痛，或者看到其他人正处于痛苦中时，甚至想象他人疼痛的时候，都就会导致大脑中该区域活动性增强，此时对他人痛苦的主观感受，就跟自己痛苦是一样。
在杏仁核、扣带皮层、前脑岛等区域反应的时候，这些脑区的神经信号还会持续不断地通过神经元，传导到负责分析与决策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而前额叶皮层会综合分析传递过来的这些神经信号，并开始试着对情绪感受和体验进行解读，也就是去理解和共情对方。
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会不断地向下传递信号，并启动另一些神经递质和激素，去进一步强化、维持或者减弱杏仁核、扣带皮层、前脑岛等其他脑区的反应。
在这些调节物质中，有一种叫后叶催产素的物质，在中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谓后叶催产素，简称催产素，是哺乳期妈妈体内用来促进乳汁分泌的激素。
后来，人们发现催产素不仅仅在哺乳期的妈妈身体里有，在所有人的大脑里都有。催产素可以被大脑里的一小群神经细胞分泌出来，释放在大脑中，激活脑细胞的电活动。这种激素能促进亲密关系，所以也被叫做「爱的荷尔蒙」。
比如，催产素能让母亲更爱孩子。实验表明，即使是那些具有冷血倾向的被试，在被喷射了催产素之后，他们对婴儿面孔的好感也会增加，体现更加强烈的母性。与此同时，他们对他人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也会明显提高。
随着对催产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科学家发现，催产素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分清「你」和「我」，尤其是分清哪个是自己后代，因为后代是绝对的「自己人」，优先级别高过所有。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专门为了让母亲更好地照顾下一代，建立亲子关系用的。
同时，我们大脑中催产素的分泌，还与多巴胺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位母亲生了孩子，在喂养与抚摸自己孩子时，她大脑里的催产素水平会持续升高，并维持在一定水平，而「抚育」孩子和与孩子的互动过程，又会进一步促进母亲大脑里的多巴胺分泌。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上述这个神经过程，与共情的神经过程，其实是高度吻合的。
我们来重新分析一下马什教授实验，看看那些「助人英雄们」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助人者看到他人带有恐惧表情的图片时，这个信号会传递到杏仁核，并激活杏仁核，产生相应的恐惧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会进一步激活扣带皮层、前脑岛等负责疼痛的神经回路，并将这些信号传递到大脑前额叶皮层；
前额叶皮层在试着理解和解读这些信号的同时，进一步启动了催产素机制，将救助对象识别成「自己人」，并对救助对象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会反馈到大脑皮层，并决定与实施救助行为；
而如果助人者在接下来采取了助人行为，则又会激发大脑中多巴胺的大量分泌，来奖励助人行为。
马什教授曾经专门访谈过那些给陌生人捐肾的「助人英雄」，询问当他们在手术台上醒过来时，他们会有一种怎样的体验，会想到什么？几乎所有受访的「助人英雄」都表示，自己能够救人一命，特别有「意义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
在我看来，这种「意义感」，其实正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实际上正是「催产素-多巴胺」闭环所产生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从大脑神经机制的角度，来理解达利与拉丹的「旁观者效应」实验了。人们到底会不会采取助人行为，存在内外两方面原因：
从内部原因来看，要想激发出人们的助人行为，首先要能够激活这个人的杏仁核，产生恐惧，并且还要同时激活周边的扣带皮层、前脑岛等区域，让人们有「感受到痛苦者之痛苦」的感觉。
光有痛苦的体验还不行，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还要对这种体验有比较恰当的解读，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催产素，形成共情，再形成助人决策和助人行为，并且助人行为之后，还需要有多巴胺的奖赏。
虽然这个神经通路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在瞬间就能够完成，但这其实是多个脑区共同协作完成的，中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神经机制。我们假设，如果在这个神经通路中，有哪个环节没见衔接好，那么助人行为就可能不会出现了。
比如，那些比较「冷血」的人，他们的杏仁核天生就不敏感，产生不了恐惧情绪；比如，有些人没有自信，总是认为自己不行，那当这种情感体验传导到他的前额叶皮层时，他就会解读成自己不行，自己就算采取了助人行动也不会成功，他就很有可能只是在旁边看着，去默默承受恐惧和道德良知的谴责，反复体验「习得性无助」的感觉；再比如，有些人分泌催产素的水平不足，「催产素-多巴胺」的闭环没有形成，共情的体验不够强烈，这也会影响他最终下达采取助人行为的决心。
总之，这个神经通路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助人行为。
从外部原因看，激发人们的助人行为同样需要合适的外部环境。
达利与拉丹在后续补充实验中发现，当只有一个人在场，或者在现场被其他人点名请求救助时，情况就完全变了，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施救。
马什教授的另一个实验也表明，如果被试在危险情景中时，当他露出的恐惧表情，与婴儿面孔高度相似时，就会大大提升旁人帮助他的概率，并且这种帮助都是无私且不需要回报的，助人者会直接忽略代价和风险。
也就是说，假如你陷入危险境地时，如果旁边有旁观者，并且你希望他们出手相助，则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一是必须让旁观者注意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光听见不行，而且一定要让他们看见，尤其是看见你痛苦的表情；
二是必须让旁观者把把事件判断为紧急情况，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个人判断紧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必须要让大家都认为是紧急的事情，比如有生命危险；
三是必须让旁观者感觉到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是激发出旁观者的共情；
四是旁观者要有行动的知识和能力，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比如看见人落水了，而自己并不会游泳，则还会引发新的悲剧；
五是旁观者需要最终定下决心，并形成助人行为。
因此，当你遇到突发危机状况时，你需要：首先，大声呼救，能喊多大喊多大，必须引起他人的注意；其次，明确地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从人群中指定一个人来帮助你，并且明确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最后，告诉他帮助你没有任何成本和风险，消除他的顾虑。
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人们的助人行善行为，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环境来塑造的。
例如，曾经有位脑损伤的患者，他大脑的杏仁核就被病毒严重破坏了。因此，他根本就感知不到恐惧，而且对人非常冷漠无情。
但经过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尤其是其父母的接纳与呵护，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冷血的罪犯」，而是成为了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只是他的人际交往能力比较缺乏而已。
当然，要充分激发人们心中的「善」，是需要条件的：
一是经济条件要相对富足。有一项关于美国 50 个州肾脏捐献情况的调查显示，经济条件比较好，生活比较优越的州，捐肾的比例明显比较高，人们帮助他人的能力就会比较强，后顾之忧会比较少；
二是社会文化水平要比较高。文化水平越高，知识传播越充分，对于利他主义的宣传和提倡也就越充分，有利于促使人心向善。有研究表明，阅读小说和文学作品，尤其是读悲剧作品，能够显著提高共情能力，更能让人体验到苦难，并让人更乐于助人。相比之下，阅读学术著作和纪实作品，看电视和电影，都没这个效果。这是因为学术类和纪实类作品过于抽象或者写实，而电影电视又过于具象，会阻碍人们的共情。而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让你对其中人物的遭遇和情感产生代入感的作品，就特别能够激发共情；
三是接纳与包容。让要人有爱的能力，首先这个人要曾经体验过被爱，否则他根本就不清楚爱是怎么回事。著名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说，人的大脑可塑性非常强，我们完成能够成为富有同情心的人。
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有一个叫蒙多塔青少年行为治疗中心的机构，虽然这家机构收容的孩子都是行为非常恶劣的孩子，比如暴力、偷到、性侵等，但是管理者们从来不用惩罚去矫正他们的行为，而是用真心去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去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体验到被爱、被关注、被看见。要知道，孩子问题行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问题家庭的存在，一定存在不接纳、不理解，甚至忽略、强迫、虐待孩子的父母。要知道，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他是很难形成助人神经通路的。
人性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们是完全能够通过心理学去认识的。善恶也不是那么绝对，只是你与环境互动的那一瞬间，你做出了何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