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以后，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相当历史上的夏(公元前21世纪~17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西周(公元前10世纪~770年)、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包括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阶段；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自春秋末年起，铁器开始产生。到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取代，进入封建社会，又叫“铁器时代”。
相传青铜冶铸自夏朝就开始了。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虽然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不多，而且只是爵、盉、刀等小件器物，但大量发现的商、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标志着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
青铜是对红铜说的。红铜就是纯铜，红铜矿石有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着的。红铜比石制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优越xìng：它可延可展，锤炼不破，锋刃耐用。红铜熔炼后，又随意作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用具。红铜制品用坏以后，还可以再进行熔铸。红铜的发现，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但由于红铜硬度较低，产地有限，所以还不能取代石器。这时，原始社会虽然瓦解，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起红铜来，熔点比较低，硬度比较大，制造器物比红铜具有很大优越xìng。这种铜、锡合金，颜色发青绿，所以又叫做“青铜”。青铜器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们有可能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创造了条件。这时战争俘虏再也不全部杀掉，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被留下来充当奴隶，这样，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就形成了。因此，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商、周时代的铸铜遗址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等地被发掘出来了。炼铜的原料是孔雀石(氧化铜)，燃料是木炭。炼铜工具是一种涂草拌泥的大口尊或
一种像古代将**盔形的坩锅(俗名将军盔)。把铜、锡在一起熔炼完毕以后，将铜yè倒入范里，冷却以后，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器物。商周铸铜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范和制造范的模。模就是模型，想铸造什么样的铜器，先用泥做成个铜器的模型，刻上各种花纹。然后再用细泥附在模上，压紧以后，模的花纹便反印在泥上。稍干后用刀剖成几瓣，就成了范。再将范合在一起，就可以浇铸了。从商代起，不仅可以铸造精美的小件铜器，而且还可以铸造大型铜器。如牛鼎、鹿鼎都重达三、四百公斤。著名的司母戊(又叫后母戍)大鼎，造型雄伟，花纹瑰丽，重达875公斤，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珍。
司母戊大鼎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大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yè等项工作需3~4人，七、八十个坩锅就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相当大，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安阳苗圃北地晚商铸铜遗址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不仅面积大，出土铜范很多，而且在这个遗址里，却不见孔雀石等炼铜原料。这说明当时铸造和炼铜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工，铸造用的铜料是从别处运来的。可以想象，在铸造时，无数奴隶在奴隶主皮鞭的监督下，汗流浃背，疲于奔命的悲惨情景。在铸造铜器时，还要举行祭祀仪式。甲骨文里记载了有一次商王要铸个铜盘，先要用奴隶(或牲畜)的鲜血祭奠上帝或祖先。正是这些奴隶的汗水和鲜血，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的文明。
由于长期实践，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掌握了根据不同的需要，调节铜锡的比例。《周礼·考工记》就有世界上最早的铸器调剂表。商朝的钟、鼎等器的化学成分，经化验与此书“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的青铜铸造业，从商朝起，经过西周，到了春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原
来做为宗庙祭祀用的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威严、神秘的色彩。生活用具大量增加，出现了供赏玩的“弄器”。大奴隶主阶级垄断青铜器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也掌握了青铜器。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印纹法发明了。用同一图案的印模，连续印在泥模上翻成范，省事迅速，提高了工效，青铜器商品化了。青铜器上的花纹也由商周时代狰狞可怕的怪兽，逐渐向写实发展。为了节省铜料，器体也由厚重敦实，转向轻薄精巧，甚至用土填在铜器的空心处。这在当时。反映了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铸铜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5、6月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绝lún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漆木器。其中有各种成组的乐器，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工艺、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一百多件青铜礼器，大多有精细的花纹或镶嵌，有不少青铜器是前所未见的。有一件尊，口沿和底部饰以极其精致剔透的镂空蟠螭形花纹，底部、腹部又各有四龙，颈部又有作上爬状的四兽，栩栩如生。这个铜尊放置在一个风格与它相同的铜盘内，浑然一体，宛如精美的象牙雕刻，其铸造技术之精绝，真是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墓内还出土成组编钟65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的钟架上，十分壮观。其中甬钟每件有错金文字五十字以上，计约三千字，主要讲音律及组合关系。另有一件铜钟，可根据上面的文字考证出此墓建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后。随县大墓的发掘对研究当时曾国、随国和楚国的关系以及战国早期的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光辉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大量青铜器的发现，反映了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各种青铜器上铸成的铭文(俗称金文)，还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金文与考古资料补充了商周历史研究材料的不足，使我们能很好认识商周奴隶社会的历史。
商朝的青铜器铭文一般字数不多，主要内容是一些人名或表示器物所有者的名字。有的铜器铭
文像图画，这些是古代氏族图腾的遗迹，表示制作器物者的族属。
到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后期，铜器铭文变得愈来愈长，有时专为铸一篇铭文而铸造一件铜器，铭文具有书写历史的xìng质；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竹简和帛书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青铜器上的文字就逐渐变成与花纹xìng质相同的装饰品，愈来愈艺术化了。
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几座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大墓。其中一座大墓出土四件带有二百字以上铭文的随葬礼器。器物上的文字是刻成的，刀工娴熟，刻划洒脱，字体十分端庄秀丽，整篇铭文就像一幅精湛的书法杰作。有一件钅夫足大铜鼎，刻有文字四百六十九字，这是仅次于铭文最长的《毛公鼎》的又一件铭文最多的铜器。铭文中记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自己反倒甘称臣子，结果引起燕国内乱，齐国乘机干涉，中山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的故事。这也证明了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燕王哙搞“禅让”的记载是可信的。与此同时，铜器上的铭文还为我们研究中山国的历史补齐了中山国国王的世系。中山国大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出土的“三虎六身夔龙纹圆座乌兽攀枝十五连盏铜灯树”，由大小八节分开的构件接chā在一起而成，可以拆开分放，又可合接在一起使用，携带时很方便。整个灯各部分接在一起时，像一棵大树，树干上有群猴戏耍，树枝上小鸟张嘴鸣应。树下二人仰头向上，一只手托着食物，一只手向上抛食物逗猴。树上还有两只小猴一手拉着树枝，一手向下伸着讨食，身体悬在空中。这件“灯树”是一件构图十分生动活泼，构思相当巧妙的艺术杰作。
历代流传下来以及商周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和铜器上大量的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宝贵材料。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晚期(周厉王)的《毛公鼎》，将近五百多字。这些铭文中，有的反映了周朝奴隶制的情况，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的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了周康王一次就赏给了大奴隶主盂一千多个奴隶。另一
件西周中期(孝王)的曶(hū忽)鼎，记载了一匹马一束丝就可以换得五个奴隶；有的反缺了周与各民族的关系，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虢季子白盘》，记载了西周晚期(夷王)时，一个大奴隶主与少数民族犭严狁打仗，一次就杀死五百多人，还抓住了五十个俘虏；有的反映了周代土地关系的变化，如西周晚期(厉王)时的《散氏盘》，记载了奴隶主之间田邑jiāo换的事件。
解放后，特别是*****以来，商周青铜器更是不断有重大发现。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殷代王室fù好墓。这是殷墟自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仅见的一座最完整的大墓。墓葬随葬大批青铜器，超过了历来殷墟出土青铜礼器数量的总和。许多青铜器上铸有“fù好”二字的铭文，这就第一次使安阳墓葬出土铜器与甲骨文和文献结合起来。据考定，这座墓是商王武丁晚期的墓葬。这为安阳殷墟大墓的分期和商朝青铜器的分期树立了典型的标尺，对商朝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也起了促进作用；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了《利簋》，这个簋(guǐ鬼)上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与文献上的记载相符合，证明了古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年在陕西岐山发现了西周后期租田和易地的史实的裘卫四器(一件盉，一件簋，二件鼎)，是研究奴隶社会后期土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又有一件铸有二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zhèn镇)匜(yí仪)，是研究法律史的重要材料。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大量的金文中反映的商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