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写的《史记》，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经称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sāo”。
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优秀的历史和文学名著呢?这就要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自己的身世、经历。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学术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迫切要求编写出一部通史。同时，当时的社会经过一段相对的安定之后，在表面上的“盛世”下，掩盖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这自然也对司马迁的写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司马迁所以写出《史记》，这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大约是公元前145年，出生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他的祖先曾经是周朝的史官。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也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并研究天文、历法)。他先是受家庭的熏染，跟着父亲来到长安学习“古文”，以后，他还直接听过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讲《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借助这些条件，以后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皇家的档案文书和百家著述，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二十岁那年，司马迁作了一次亲访古迹的旅行，走遍了祖国的东南。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出征，跟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中，除了现在的福建、广东以外，长城以南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游历，使他接触到汉代社会的多方面情况，具备了当时封建知识分子中较为远大
和进步的社会历史眼光，以致能在《史记》中生动的反映社会现实。
司马谈本来打算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特别嘱咐司马迁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收集资料，进行酝酿，公元前104年，正式动手写作。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了腐刑。他虽然万分痛苦，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受了这样的耻辱，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出狱以后，更加奋发地写作，大约到了公元前91年，《史记》就基本上编写完成了。
《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在编写体例上发挥了创造才能，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叙述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用这种方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独创，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
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y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提供历史经验。因此，司马迁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时候，表现了他进步的观点。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一方面，他通过对父亲遗训的记述，以天文历法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肯定“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认为这样的“天道”，当然应该顺从，是“不可失”的。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的天道观，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激烈的批判。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善人往往不得善报，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而恶人“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竟以寿终”，揭穿了这些欺人之谈的天道观。与此同时，司马迁不以神意，而是试图用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yù望，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xìng，他当然无法从此再进一步，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上来寻找历史变化的动因。但是，他的这种从经济生活中去观察问题的见解，毕竟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强调用“通”的眼光，来了解古今历史的演变，重视和肯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他论历史变化，详今略古，赞成进步，反对倒退。他对吴起、商鞅、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用很大篇幅写了社会上各种代表人物的事迹，突出写了这些人物在社会历史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来探索历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考察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注意盛中观衰这一点，表现了他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他有意贬屈当时的作为正宗思想的儒学，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是非取舍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他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活动和影响。对于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史记》
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它的经过，而且把它的功绩与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和孔子作《春秋》提到同等的高度。他还把陈胜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充分肯定陈胜在亡秦过程中的“首事”之功，把陈胜作为反**秦，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史记》在写楚汉战争中刘邦与项羽的成败时，着重写他们在对待群众上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司马迁重视人心向背对于“成败兴坏”的重要作用。
鲁迅还评论司马迁是“常桀骜不yù迎雄主之意”。确实是这样，司马迁不但不迎合汉武帝，反而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措施进行了讽刺。他揭露汉武帝因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社会带来了危害；揭露汉武帝为满足私yù而搜括钱财，指出汉武帝当政时，社会风气很坏，官吏恭谨、朝臣阿谀、酷吏惨急、宫廷倾轧，尤其是农民努力耕种吃不饱，女子纺织无衣穿，简直是危机四伏、动dàng不安，和秦亡前夕的情况差不多。《史记》《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律令与道德的虚伪，称颂了游侠的“赴士之厄困”，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由于这样，《史记》被班固在《汉书》中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甚至被后世一些正统学者视为“谤书”。
司马迁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来写“史记”，取得了运用资料的方便条件。他审慎的利用大量先秦和当代的图书档案，并且是结合他亲身游历采访中所得的闻见，写出了《史书》这样丰富多彩的篇章。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史记》的人物传记，创造xìng地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一大
批具有鲜明xìng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司马迁不仅注意写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最主要，而且特别重视表现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着力描写汉兴百年间的当代人物。《史记》以关系“天下所以存亡”，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取材的政治选择标准，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既写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又通过表现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又十分擅长于选择人物个xìng化的语言和富于特征xìng的动作，充分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借以增强人物形象的生动xìng和真实感。司马迁的笔端还饱含着丰富的感情，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古代英雄人物所感动，字里行间洋溢着崇敬的心情，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又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史记》的人物形象真切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在司马迁笔下，都栩栩如生。《史记》首创的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我国才出现了较为完备的历史著作，是不算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