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海蓉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个与世无争的家庭妇女，为什么会有人特意想暗杀她。
这个和老公常年两地分居的福建女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定居在福建泉州。2000 年 7 月，她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个女的，她问龚海蓉是不是正在办理移居香港的手续。
龚海蓉说是的。
对方说：「那就对了，我是公安局负责办理这项事宜的工作人员，受了你老公郭介明的委托，专门给你办这个。你有空吗？我们现在就约出来当面谈一谈。」
龚海蓉头脑单纯、思想简单，没什么社会阅历，对这个来路不明的电话毫不怀疑，言听计从。她按照约定，见到了给她打电话的女人。
那是一个二十四五岁、比她年轻、也比她漂亮的女孩。身材高挑，容貌大方，气质出众，龚海蓉觉得她不像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倒像个空姐，因此虽然整个环节漏洞百出，可龚海蓉对她也没有任何心理防备。
见面后，那个女孩说想办香港护照，要先做个小测试，看看指标是否超标，就给了龚海蓉一张试纸，让她含在嘴里。
她取出准备好的一小瓶外观奇特的液体，递给龚海蓉，让她喝下。
龚海蓉照办了。她傻乎乎地皱着眉头把那瓶东西一饮而尽，就在这时候，她看到对面这个女孩一副总算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可转瞬间又突然表现得明显地慌乱起来。
「姑娘，你怎么了？」龚海蓉问她。
「没、没什么，呃，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她言辞混乱地找了个借口，连龚海蓉追着问接下来怎么办手续都置之不顾，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
龚海蓉苦苦思索发生了什么，最后她决定给人在北京的丈夫郭介明打电话问清楚。谁知道郭介明告诉她，自己根本就没有叫人去和她见面。
一听龚海蓉形容那个女孩的相貌，郭介明就焦急地问她，那个女孩让你喝东西了？
他大声说，你得赶快去医院！马上去！
龚海蓉吓坏了。她立刻去泉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医生的诊断是：汞中毒。
汞，就是水银。医生告诉龚海蓉，这种中毒一开始不会有明显的反应和症状，也不会当场就把人毒死，但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根据检查结果，医生推测她服下的剂量至少有 10 支体温计里面的水银那么多。
后来为了保险起见，郭介明还把龚海蓉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龚海蓉还按照丈夫的指示，到泉州市丰泽分局刑警队报了案，做了笔录。可她却一直无法解答心中的困惑：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为什么要害自己呢？
还有，她和自己的丈夫是什么关系呢？他怎么一副早就认识她的样子，而且好像知道她是坏人，一听就马上要自己去医院呢？
龚海蓉隐约猜到了几分，却不敢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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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离龚海蓉遭遇意外过去了一年。
差点被毒死的她继续安安稳稳地在泉州生活。婚姻有些不顺心，但留在身边的儿子和公公婆婆对自己都很好，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但这一切都在某个早晨被一幅恐怖的现实画面击碎了：一个男人赤裸的上半身被套上垃圾袋，塞进一个大行李箱，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两腿露在行李箱外面。
他身上的血流了一地。纹丝不动，体温冷却，显然已经死去多时。
如果你是一个保姆，像往常那样打开门，走进屋里准备打扫房间，走到洗手间外面，赫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一副骇人场景，你会做何反应？
这一幕发生在 200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时许，不是在泉州，而是北京朝阳区现代城 18 层的一处公寓。但是那个死状怪异的死者，正是龚海蓉的丈夫郭介明。
发现凶案现场的保姆李大嫂被吓得魂飞魄散。惊魂未定的她赶紧跑到客厅，拨通了 110。
就在报完警放下电话的时候，她似乎听到房门外有急急的脚步声。和死人同处一室的李大嫂越想越怕，马上冲到门口往外看——
可能是眼花，只有一个身影从楼道里一晃而过，匆匆消失在拐角处，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接到报警电话后，赶来现场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警察们。他们很快就确定了死者的身份，的确就是房子的主人、北京康泰房地产公司总经理、35 岁的福建商人郭介明。
经过法医检验，郭介明身上发现了十几处刀伤，直接导致他死亡的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使他左肺和肝脏破裂，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死亡时间大约是报案的 5 小时之前，也就是 6 月 28 日凌晨 4 时左右。第一现场则是卧室，因为那里的床上和墙壁上有大量血迹，警方推断凶手在此杀害死者后再移尸洗手间。
一天之中最夜深人静的时刻，是什么仇什么怨，致使凶手如此疯狂地向死者刺出十几刀？
又是为什么，死者夫妻俩在短短一年内相继被盯上，并且施以加害？
郭介明的被杀害与龚海蓉的被下毒，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会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在调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了颇耐人寻味的几点：
第一，死者的衣着。他只穿了一条短裤，近乎赤裸；
第二，现代城是个高级公寓，访客要上楼，必须有房卡，或者按门铃，让室内的住户按开门键才进得去。现场的门窗都完好无损，没有被砸被撬的痕迹，一定不是强行进入的。
第三，案发现场有明显的被整理和打扫的痕迹，凶手对房子很熟悉，杀人后还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
因此，警方猜测这起案件，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侦查员在现场还提取到一枚足迹，经过分析，判断它应该来自一个女性。
女性？那么，她会是那个假冒身份给龚海蓉下毒的女孩吗？
基于这几点，警方决定把调查重点转移到平日与郭介明有密切接触的女性身上。
重要的线索很快就显现了。查看监控录像的侦查员注意到了一名女子。在画面中，似乎化了妆的她，老是用手捂着脸，相貌辨认得不是很清楚。她坐电梯上了 18 楼，没一会儿又下来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出现在监控录像中，正是在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之内。
那么，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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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先从死者家属入手询问。
很快，侦查员掌握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龚海蓉辨认出了录像里的那个女子，与她在泉州见到的那个假工作人员，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早在一年前，女子就计划加害他们夫妻俩。
女子的真实身份，也很快就水落石出。郭介明的弟弟一看录像，就认出来了，他指着屏幕，斩钉截铁地说：「是那个空姐！」
据他回忆，录像里这位天生丽质的空姐，是郭介明在 1997 年坐飞机时认识的，之后两个人在北京联系很方便，交往就比较频繁了。
「交往比较频繁」，这种含混不清的措辞糊弄不了侦查员。经过再三询问，郭介明的弟弟终于承认，女孩实际上是郭介明的婚外情人，两人在郭介明的另一套房子里已经同居多年。
这个充当郭介明婚外情人的漂亮空姐，叫杨旸。
了解到龚海蓉的遭遇后，两边的线索合二为一。加上现场勘查、周边走访、提取监控录像等得到的信息，警方顺理成章地将杨旸初步锁定为杀害郭介明的最大嫌疑人。
一年之内，两次针对郭介明与龚海蓉的犯罪行为。这个杨旸，看来是处心积虑，不把这夫妻俩弄死不罢休啊。可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必须这样做呢？
如果是为财，在 2000 年 7 月她对龚海蓉下毒之后的一年里，她用了什么手段，能够让精明的郭介明没有发觉不妥，而是坐等悲剧发生？
如果是为情，她对待自己的情人，又为什么会如此绝情？
有人认为是杨旸和郭介明产生了金钱纠葛。可以作为例证的一个事实是，死者的一个手包不见了，里面有两块手表和一部商务通，他平时常开的一辆车牌号为「京 E P7098」的银灰色奥迪 A6 也不见了。
无论如何，找到杨旸是当务之急。
但她偏偏就遍寻不获。
那就只有使出最强武器了——向朝阳区群众求助。
2001 年 9 月 23 日，朝阳分局通过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对杨旸发出电视通缉。「杨旸，女，25 岁，身高 米，身材偏瘦，披肩发，发色发黄……」这样的体貌特征随着节目的播出传遍整个北京。
这时候，离郭介明被杀害已经过去了近三个月。
果然，朝阳区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是永远值得信赖的。就在《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警方就接到了举报，称那辆车牌号为「京 E P7098」的银灰色奥迪 A6 被发现，一直停在朝阳区双龙小区的停车场里面。
侦查员来到双龙小区停车场，果然找到了那部车。经过观察，侦查员发现车身很干净，没落什么灰尘。这说明有人洗过车，可能就是杨旸，说不定她还会回来再次用车。所以警方决定先不现身扣押车子，而是派人蹲守，守株待兔。
可惜，蹲守了几天，仍然一无所获。警方猜测，杨旸应该是把车藏匿在这里，不会再来动它了。于是他们取来另一把车钥匙，对车子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搜查收获不大。里面有郭介明的笔记本、皮鞋和其他物品，证明了这确实就是郭介明常开的那辆车。但是从里到外，包括车座、车门、把手等等部位，全部擦得干干净净，一枚指纹都没提取到。
这是个很反常的情况。只能说明，把车停到这里的那个人小心翼翼，如此别有用心，这个人就是凶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搜查完，车子就被依法收缴了。你可能会问，这样做不怕打草惊蛇吗？其实警方自有考虑，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杨旸就藏在停车场附近，当她回来发现车子不见了，自然会猜到是被警方扣留的，那么她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被盯上，从而惊慌失措，选择仓皇出逃。
要知道，杨旸从前当过空姐，也曾经出国数年，情急之下，她很可能会溜出外地，甚至是出国。
因此，警方就给她留了个口子，在火车站、机场、海关各处加大了监查力度，静候她的出现。
关键时刻，又是朝阳区群众立功了。
2001 年 10 月 8 日，有人打来了举报电话，说发现一个长得像杨旸的女子准备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
侦查员迅速赶去那里，守候在大使馆外面。没过多久，一个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的妙龄女子从里面走出来。侦查员相视一眼，点头示意。没错，她就是杨旸。
当看到侦查员出现在面前，杨旸出人意料地没有显露慌乱，似乎早就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她面对「你是杨旸吗」的问话，只是平静点头，就跟着侦查员回到公安局，整个过程一言不发，低头沉思。
在审讯室里，侦查员看着这位青春正好的美丽女人，很难将她和那个捅了死者十多刀的冷血杀手联系在一起。但是收集的证据、逻辑的推演、她的表现又处处在提醒人们，就是她，杀死了郭介明。
是不是你杀死了郭介明？
沉默。
那说别的吧，说说你和郭介明交往的事。
还是沉默。
你爱郭介明吗？
这一问，击中了杨旸的要害。长久的沉默之后，杨旸再也顶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委屈、悔恨、依恋、嫉妒，种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一阵又一阵地冲击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理防线，情感终于找到了出口，一时间宣泄而出。
她从头开始述说，述说她与郭介明之间那段本不该发生的错误之爱。
她语调平静，仿佛在回忆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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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郭介明的人生初次相见，是在从北京飞厦门的航班上。
那一天，杨旸正在像往常那样巡视客舱，偶然瞥见远处有个乘客一直在笑吟吟地盯着她看。她没放在心上，一路走过去，向乘客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等慢慢走到那个乘客身边，他似乎等了很久一样对她说，小姐，请给我一杯咖啡。
把咖啡端到他面前，她回到客舱后面休息，没多久，呼叫灯又亮了。
还是他。这次他要的是可乐。
刚回到座位上，又有人按灯。
还是他……
飞机准备要降落了，按照规定，空姐要给乘客填写意见卡和优惠卡。等杨旸把卡片递到那个麻烦的乘客手上时，他皱着眉头看了半天，对杨旸说，哎呀，这卡片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填，我不知道呀，小姐，你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有不懂的好找你咨询，好不好呀？
在我们看来，这种搭讪的手段太套路了，一眼就能看穿。但是初涉人世的杨旸却毫无防备，她只是感到有点羞涩，就把自己的寻呼机号码留给了他，反正又不是电话，回不回都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这个男人还挺有好感，他笑得很灿烂，大大的眼睛让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好像是……上辈子见过这个人一样，她想。
这个男人，当然就是郭介明。
后来，郭介明还真给杨旸打过几次寻呼机，不过杨旸只回过一次电话，还把郭介明想请她出来吃饭的提议给推掉了。那时候，郭介明已经常住在北京做生意，而杨旸还在厦门工作。虽然每次来厦门，郭介明都会和她联系，但毕竟是分隔两地，他想展开追求，对方不给他机会，他也无计可施。
转机要等到 1998 年。
那一年 9 月，杨旸到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班进修，她来到了郭介明的城市。在这个无比庞大的城市里，在身边都是陌生人的校园里，这个 22 岁的女孩体会到了孤单。她渴望看到熟悉的面孔。
这时候，郭介明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她面前。
有一天，宿舍楼下的阿姨喊，杨旸有你的电话。她跑过去，一接起来，那头喂了一声。奇怪的是，她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久久才来的电话，对那个只听到过一两次的声音，她带着一丝兴奋和意外，准确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郭介明！」
郭介明愣了一下。他可能也没料到杨旸还记得他，也许刚才还在盘算如何让她回忆起自己呢。
杨旸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北大的电话？
郭介明说，我又呼你了，结果是你妈回的电话，你把寻呼机留给你妈了吧？她跟我聊了几句，觉得我这人特好，就把你号码告诉我了。
他又说，你看，你妈都比你对我好，以前我在北京你在厦门没办法，这回你来北京，可别想跑了。
两人又聊了几句有的没的。杨旸也没把郭介明的话放心上，谁知道郭介明说到做到，第二天真的跑到杨旸的宿舍楼下，像一个等候女朋友的大学生那样，等候杨旸的到来。
过了很久以后，杨旸仍然记得那一幕：他从一辆亮眼的奥迪里下来，西装笔挺，喷了香水，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嘴角挂在迷人的笑容，坦然面对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迎向羞得满脸绯红的她……
为了增加见面机会，郭介明还在北大也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几乎天天约杨旸吃饭。
凭借这一手如此猛烈的攻势，社会经验丰富、经济实力强劲、人际交往成熟、又会哄人开心的郭介明，要把年轻而单纯的杨旸拿下，实在是太容易了。
事实也是如此，只过了一个月，杨旸就成了郭介明的女朋友。随后，郭介明在亚运村的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自己从右安门搬过去，也让杨旸从学校的宿舍搬出来，和他同居。
甜蜜的爱情，舒适的小窝，多金、温柔、事业有成的男朋友，有多少个 22 岁的女孩能幸运地拥有这些东西呢？杨旸简直像是活在梦里。
但梦总是要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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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郭介明给杨旸带来了普通大学生甚至绝大多数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无法企及的物质享受，但平心而论，杨旸并非完全是出于这个才和郭介明在一起的。
在她眼里，当年二十出头就敢于孤身一人来北京打拼的郭介明，有理想，有追求，有胆识，有魄力，当然，也有成就，有地位，有财富。这些特质，毫无疑问会极大地吸引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
但是她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样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难道感情上会是一片空白吗？
当然，郭介明有意无意地给她造成了自己依然未婚的错觉。他对杨旸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你看我这么年轻，不像三十几的人吧，那些和我一样年龄的人，都结婚生孩子了。杨旸听到这样的话，又怎么会往别处想？
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在同居生活中，杨旸偶尔会听到郭介明用闽南语给福建的家人打电话，从小生活在福建的杨旸是北方家庭背景，听不懂闽南语，但是从郭介明遮遮掩掩的动作和吞吞吐吐的语气之中，也能感受到几分异样。
有一次，她无意听出郭介明在说什么关于孩子的事，就找了个机会拐弯抹角地问保姆。保姆来自郭介明的泉州老家，自然知道内情，却不愿告诉杨旸，只是一个劲地说，郭先生是个好人，你对他好就行。
又有一次，她在房子里翻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郭介明揽着一个中年女人，一个小男孩挤在两人中间，旁边是公园的美丽景色。如此和谐，如此自然，任何人都看得出，这就是一家三口。
但杨旸还是不肯相信。直到她拿着照片去问在北京帮他干活的郭介明表弟，她还是听到了最怕听到的消息。表弟毫不在意地说，哦，那就是我表哥的全家福，那是我表嫂，那是我外甥。
一盆冷水泼在杨旸头上。她从前也许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它，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避无可避，赤裸裸地摆在面前：她，做了别人的第三者。
偏偏在这时候，杨旸发现了一件令她手足无措的事：自己怀孕了。
是时候摊牌了。
她后来一直记得郭介明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的样子。他说，当年自己很年轻就结婚了，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他和妻子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否则也不会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他又说，其实早就想离婚，可不小心有了孩子，就一直拖着。他还说，遇到杨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让他知道了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被一个人爱又是什么样的，他让杨旸一定不要离开他。
杨旸也哭了。她说，可你是有老婆的人，我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呢？
郭介明紧紧抱住她。他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和她离婚，和你在一起。
杨旸相信他说的。她相信他是爱她的，她相信爱可以战胜一切障碍。
每个陷于婚外情之中的男女都愿意相信双方给彼此的承诺。原因很简单：除了相信这些，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可以依靠了。
这让他们更加相爱。或者说，让他们更加以为他们是相爱的。
达成一致后，杨旸主动去做了人工流产。她想，你们看，我是真的爱他，我不会用孩子来当筹码。我很快就可以真正和他在一起，再要一个孩子。
我和别的第三者不一样，我不是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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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自己的故事和别人不一样的杨旸，很快就落入了天底下所有第三者都逃不过的境遇之中。
为了真正得到郭介明，她用过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施压。
1999 年春节，杨旸和郭介明回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他们从北京飞到厦门，原本的安排是，杨旸留在厦门家里，郭介明自己回泉州。这次回去，杨旸催促郭介明向龚海蓉承认她的存在，说明两人在北京同居的情况，最好能够趁机把离婚给办了。
就在这个春节，要么你们离婚，要么我们分手，你看着办。杨旸对郭介明说。
郭介明难以掩饰脸上的为难之色。为了坚定他的决心，杨旸坐上他的车，本来想只把他送出厦门的，可郭介明一句不耐烦的「你怎么还不下车」，反而惹恼了杨旸。
她把心一横：我就跟你回泉州了，不把事了了，这个年，谁都别想好好过！
郭介明无奈，带着她，开车回到了泉州。到了泉州，他把杨旸安排到酒店，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在大年三十晚上，向妻子和父母坦白了一切。
家人的反应，用脚指头都想象得出。妻子和母亲一哭二闹三上吊，父亲也唉声叹气，抱怨家门不幸。总之，这个大年夜，是彻底砸了。
郭介明也很没趣。眼不见为不净，年还没过完，他就火烧屁股一样逃离了泉州，和杨旸回到了北京，把烂摊子扔在脑后。
他们俩前脚刚回到北京，郭介明的父母过完年后脚就也跟过来了。说是郭介明的妈妈来治病，可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是老人来打探情况，看看那个想让儿子和媳妇离婚的女人什么样。
郭介明父母在北京和他们俩住了几个月。自始至终，气氛都是尴尬的。他们看得出来，想让儿子离开这个女孩，一时半会是很难做到了，但是郭介明想和龚海蓉离婚，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最后，他们对杨旸表示出默许的态度，大致意思就是：你看我们儿子这么喜欢你，你就这么跟着他过吧，名分都无所谓，反正将来有了孩子，也是我们郭家的，那你也是我们半个儿媳妇。
这不是杨旸想得到的结果。
第二种：退出。
到了 1999 年下半年，杨旸在北大的学习结束了。郭介明还让她从航空公司离职。寻找人生新方向的杨旸考虑了很久，决定暂时离开这个难解的困局，去国外读书。
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但就当时而言，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两人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冷静地审视彼此的关系，也许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实却没有那样进行。
2000 年 4 月，杨旸去瑞士学习酒店管理。没想到，分隔万里的郭介明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控制欲，他每天都会给杨旸打国际长途，而且不分时段，随心所欲，想到就打。
有时候杨旸在上课，或者是晚上睡觉，手机都会猝不及防地响起。如果杨旸手机关机，郭介明就会给她学习所在的酒店挨个房间地打电话，直到她的同事不堪其扰地找到她，把她叫来接电话。杨旸去瑞士的第一个月，郭介明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就高达 3 万多元。
悲哀的是，杨旸对此甘之若饴，她把这种举动视为爱情和激情的表现。
郭介明在电话里狂热地呼唤她，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杨旸就感动坏了，她想，果然只有分离才能检验出爱情的成色。
从 2000 年 4 月到 2001 年 4 月，短短一年间，每次放假杨旸都会急不可耐地飞回北京，和郭介明相聚。
第三种：出击。
到这一阶段，杨旸已经不满足于被动等待了。她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横亘在自己和郭介明之间的障碍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合法妻子龚海蓉。
2000 年 7 月，刚结束和郭介明共同度过的假期，正准备要从北京飞回瑞士，杨旸在机场突发奇想，临时决定要去泉州找龚海蓉。她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三天后的，再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泉州。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她用水银给龚海蓉下毒的那个事件。为了得到毒药，在和龚海蓉见面之前，杨旸买了 10 支体温计，砸碎后把里面的水银收集在一起。得手后，她越想越害怕，马上飞回北京，然后迅速出国，回到瑞士避风头。
就是从这一次起，杨旸的举动变得疯狂起来。
也就是从这一次起，郭介明仿佛意识到了杨旸那不可控制的疯狂，对她突然警觉起来。也仿佛是耗尽了与她相爱的激情，对她迅速地转为疏离和冷淡。
那所谓的爱情，来得有多快，走得也就有多快。
其实，即使在爱得最火热的时候，两人之间也存在着不和谐的暴力因素。最严重的一次，是在 1999 年，有一天杨旸回来晚了，郭介明就在地下停车场等着她，等到她把车停到车位上，他就像无法控制怒火的绿巨人那样，举起地上的一根钢筋砸向挡风玻璃。
不光是杨旸，连现场的保安都被吓住了。事后，修车花了三万多。但郭介明认错道歉、软磨硬泡、赌咒发誓，又把杨旸哄开心了。
到了 2000 年，郭介明故态复萌。那一次，杨旸从瑞士飞回来，他在 KTV 请客户喝酒唱歌，杨旸直接去找他。一进门，就看到郭介明挨着一个陪酒小姐坐，手就放在人家大腿上。恃宠而骄的杨旸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把包包往他身上一扔，当场就闹开了。
聚会不欢而散。在回家路上，杨旸还在骂，郭介明在客户面前刚丢了面子，越想越气，越听越烦，忍不住又动起手来。这次杨旸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送去医院缝了三针。
所有的婚外情，到最后都会变得一地鸡毛，没有例外。
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之间的关系悄悄发生了逆转。杨旸这颗甜美的果实，郭介明已经尝腻了，尤其在她显露出对他妻子不利的苗头之后，他开始对她产生了反感。他不自觉地在远离她，躲避她。
然而杨旸却已经离不开他了。她听从他，辞掉了工作，她住的房子、开的汽车、穿的衣服、读的书，花的都是郭介明的钱，她觉得这一切都应该是她的，如果她得不到……
那又有谁能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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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杨旸在瑞士为期一年的学习就要结束了。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是继续无望地纠缠，还是一刀两断做个痛快的割舍？
她不知道。
她想把决定的权力交给那个男人。
但那个男人似乎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两人之间的疏远肉眼可见，郭介明在现代城新买的房子用的是龚海蓉的名字，连钥匙都没给杨旸配一把。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在心理层面而已，在实际生活中，每次回国都还在一起，杨旸办签证的事郭介明也跑前跑后。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呢？
杨旸也弄不懂。每时每刻的来回拉扯，已经让她身心俱疲，她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分辨那些还是不是爱，如果是的话，还剩下几分。
她回到北京，心灰意冷地准备去加拿大留学的事宜。她妈妈住在那里，也知道她和郭介明的事，所以一直强烈要求她去加拿大，既为了母女团聚，也是为了告别一段不堪的过去。
但杨旸总是不甘心。她付出了四年的青春和感情，从情窦未开的清纯少女变成饱经人事的成熟女人，还放弃了一个尚未成形的小生命，你让她就此放手，她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吗？
不能。
她决定和郭介明做个了断。
2001 年 6 月 27 日，已经是半夜，杨旸来到现代城。这里她来过，也住过，但这里不属于她，正如郭介明的世界不属于她一样。
她没有钥匙，只能站在门口。郭介明还没有回来。他在哪里呢？是在陪客户喝酒吗？他身边一定少不了女人吧？那些女人可以和他在一起，她为什么不可以？
过了零点，郭介明的身影才出现在楼道里。他见到杨旸，没有惊喜，也没有默契，只有皱起眉头的厌烦。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杨旸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
他说，我累了，明天一大早还要起来，你回去吧，有事改天再说。
她说，我不。
她执拗地跟着他进了门。郭介明也没有太抗拒，只是很淡漠，任由她自己在房间里呆着。他进了洗手间，在里面打起电话。
杨旸虽然在看电视，但心思根本不在那上面。她竖起耳朵听郭介明在给谁打电话，依稀听出来对方应该是个女的。她心里顿时充满了苦涩，他又有了别的女人吗？
她心烦意乱，把电视关了，进了卧室。她把衣服脱光，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进来了。
她开始说气他的话，怎么能刺激他怎么说。我有别的男人了，他比你年轻，比你高，比你帅，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老婆。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说好了马上就结婚。我和他睡了，怎么样，你管得着吗，你又不是我老公，我爱跟谁睡就跟谁睡。
郭介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积蓄着愤怒和欲望。突然间，他像野兽一样爆发了。
他扑上来，狠狠地把杨旸压在床上。他从来没有那么粗暴过，也从来没有那么疯狂过。杨旸也对他予以同样的激烈。这两个人，带着诀别般的心情，把这几年的爱与恨都在这一夜挥霍一空。
这是杨旸与郭介明的最后一次做爱。
也许这不是性爱，只是另一种分手，另一种告别。
结束了。
房间里平静下来。
郭介明躺在杨旸身边，疲倦地睡着了。她睡不着。过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她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我这是身在何处，又是做了些什么啊，她问自己。
她轻轻下床，摸到郭介明的手机。她还是忍不住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电话，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他。
但郭介明醒来了。他看到手机在杨旸手里，什么都明白了。他冲过来，打了她，还一边骂，你有什么资格翻我的手机，我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这个刚刚和她做完爱的男人，打她，骂她。
杨旸的心也许就是在这一刻死掉的。
郭介明走到储物柜那里，她知道他是想拿东西打她，里面有一把锤子。她把手机往他脸上扔。他不知道从书柜还是茶几上抓到一把刀，向她走过来。她胡乱抓到什么就扔什么，双手乱甩，似乎抓住了他的手。她使一使劲，那把刀就到了她手上。
她握紧刀，左右挥舞。刀刃划到了他身上，痛得他破口大骂。她不管，更是加快了动作。
事后，法医在郭介明身上找到了 18 处伤口，这些刀伤分布在颈部、胸部、腹部、臀部、肩部、四肢，没有固定的刺点，呈散状，多是划伤、轻伤。
但里面有五刀是致命的。
迷乱之中，杨旸把刀捅到了郭介明肚子里。他们俩都愣住了，不敢相信似的对视了几秒钟。经历最初的震惊后，郭介明才如梦初醒地大喊，救命啊，杀人了。
杨旸怕极了，她怕郭介明喊，怕有人来。她扑过去，又捅了他几下。
这下子，她是真没力气了。郭介明也像个被扎破的皮球一样，瘫软在地上。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作。
过了很久，久得仿佛是一个世纪，郭介明低声说，你走吧，我恨你。
我恨你。这就是她和他的爱情最后的结局。
她不服输。
她说，我不走，我爱你，我要带你一起走。
她把他抱到洗手间，把血迹清洗干净，找袋子装好擦了血迹的毛巾。在她忙这忙那的时候，那个靠在奥迪旁捧着鲜花对她笑在宿舍楼下等她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死了。
她下楼，开了那辆奥迪去扔东西。然后回自己的住处拿了一个行李箱，回现代城来装尸体。行李箱太小，装不下整个人，她又出门去买大一点的。
等她再次回到现代城的时候，早上的太阳已经很高了。她刚走到楼道，就听到房间里保姆李大嫂报警的声音。
完了，一切都完了。
她失魂落魄地下了楼，坐在奥迪里，哭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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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旸在一审被判决死刑，经过辩护律师上诉 年 8 月，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判决她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本应拥有大好年华的女孩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据称，改判的依据有两点，一是郭介明隐瞒已婚事实与杨旸恋爱并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之前刚好提出了关于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及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应该慎杀的意见，杨旸是幸运地赶上了。
这就是杨旸的故事。
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在重复上演的故事。
令人唏嘘，也令人厌倦。
这里面的道德寓意，是个人都懂。
但就是有人愿意前赴后继地跳进去。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特殊的一个。不，他们错了，没有人是特殊的。迎接他们的，终究仍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