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两天，刘毋害又去了一趟狱曹。
脸已经消下去大半，右眼睁得开了。令史正在院子里晒卷，一束一束摊在席上，绳解开又捆回去。看见他来，擡了擡下巴算是打过招呼。
「渠边那枚我想再看一眼。「
「哪一枚。「
「渠边那个。「
令史手里没停，「你看它做什么。「
「我想知道能不能给它补一个号。「
令史这才停下来。他把手上的一束捆好，放回席上，拍了拍手上的土。
「补号要有由头。「
「由头是往后有人要查。「
「谁要查。「
「现在没有。「
「那就没有由头。「令史说，「你要是说往后可能有人查，那全县的东西都得编号，昨天扫院子扫出来的一片瓦也得编。号不是白给的，编一个号，往后每年清点都得清它一次。清不着，是清点的人的事。「
「清一次要多久。「
「一格清完半天。「令史说，「我这儿有二十一格。「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一年多出十来天，落在一个人身上，为的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人问起过的人。
「你给我一个理由，我这就编。「令史说。
刘毋害没再说下去。令史又蹲回去解绳，绳头在他手里绕了两圈，绕得很熟。
出门的时候刘毋害回头看了一眼那排架子。最左边的格还是老样子，密密地挤着一堆检朝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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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毋害回去以后想了两天。
难处不在令史身上。令史说的每一句都对，而且他没有在推。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东西要进得了制度的眼，得有人在往后要用它；没有人要用的东西，制度不但不管，还嫌它占地方。
这就成了一个圈：因为没人查，所以不给号；因为不给号，所以查不着；因为查不着，所以往后也不会有人查。
那具尸就卡在这个圈里。人被写下来了，写得还挺全——什么日子、什么地方、谁报的、身上有什么、身上没有什么。一样不缺。写成的东西现在就躺在离县廷两百步的架子上，谁伸手都够得着。
够得着，但是找不着。
要找到它，得先知道它在哪一格、从左数第几枚。眼下只有两个人知道：插进去的令史，和他。
令史不会去数。他数了也没有用——真到了要用的那一天，他说不出自己凭什么记得。人的记性不能当凭据，凭据得是写下来的东西，而写下来的东西，恰好就是要找的那一枚。
刘毋害试过在自己卷子上把位置写下来。写完看了一遍，削了。写在他名下的东西，是跟他这个人绑在一起的：他调走了，字就跟着走；他不在了，写的就不再是凭据，是一句没人认得的话。
名字这个东西，本来是最省事的凭据。有名字，一句话就能把一个人从一堆人里挑出来。那具尸没有名字，也就没有一句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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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他换了个路子。
刘毋害去问掾：非本县人死在本县，要不要报郡。
「看情形。「掾说。
「什么情形。「
「是本县的人打死的，报。是路上病死的，不报。查不出来是怎么死的——「掾想了一下，「也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