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各国列强的步步蚕食和国内接连不断的请愿、革命与起义，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气若游丝，然而就在这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中国东北地区，不仅在短短几个月中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差点儿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版图与未来命运。
这场灾难，就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东北鼠疫」。
关于东北鼠疫的爆发原因，至今说法不一。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次疫情最初的发源地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草原。在官方记录中，最早死于这场鼠疫的中国人，是两个在中俄边境做皮草贸易的商人。事后，人们沿着这些边境皮草商人的踪迹经过一番调查，才惊讶的发现：这次恐怖灾难的起因，居然是那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起源：捡便宜的菜鸟猎手
1910 年秋天的中俄边境，天气冷得比往年都快，这对于在抓「豆杵子」的猎户们来说，实在不是件好事。
在东北，猎户们说的「豆杵子」，其实就是土拨鼠，这种小型啮齿类动物的学名叫「旱獭」。在农民和牧民的眼里，这些小东西除了到处东跑西窜，就是挖地洞破坏庄稼和草场以外，比老鼠更招人憎恶，一点也不可爱。
不过在皮草商人的眼里，土拨鼠可是好东西，它们的皮毛又油又亮，经过一番处理，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都和貂皮差不多。貂不容易找，但土拨鼠可有的是啊，如果能用大量的土拨鼠皮代替貂皮，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当时，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中俄边境的贸易开始飞速发展，从开埠、满洲里到扎兰屯、哈尔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城市的商业景象都相当繁荣，皮草生意尤其红火。因为无论是在中国东北还是俄国，「穿貂儿」都是身份的象征。为了能尽可能多的获得皮草、满足市场需求，俄国商人从中国这边雇佣了很多猎人，其中一些人就是专门捕猎土拨鼠的。
逮土拨鼠也不是件容易事。土拨鼠行动敏捷，能跑能跳，会地上地下的到处乱钻，白天很少出来，没有经验的人根本抓不住。
但是，得了病的土拨鼠却很好抓。
土拨鼠一旦患上了鼠疫，就会眼瞎耳聋、行动迟缓，而且还会被同类赶出地洞。这种陷入绝境的土拨鼠，一般会在草丛、土坷里慢腾腾的来回打转，即便有人靠近也不会躲闪，人只要弯腰一抓，就能从地上「捡」起来。
有经验的老猎户碰上有病的土拨鼠，绝对不会过去捡「便宜」。但是，由于当时许多农民临时转职当了猎人，他们没有捕猎经验，忙活半天也逮不着像样的猎物。眼看着天气转冷，心里就开始着急了。
虽然也听说过病了的「豆杵子」不能碰，容易染病，但是眼看这一块好端端的「皮草」在眼前晃悠，新手猎人们还是忍不住会捡便宜。更有甚者，剥皮之后，肉也不浪费，顺手生火烤着吃了。
一般老猎人们都不吃土拨鼠肉，因为据说又骚又涩，实在难吃。但新手猎人们不在乎，在草甸子上忙活了一天，他们又冷又饿，「豆杵子」再难吃，好歹也算肉，比硬邦邦的干面饼子强，只要烤透了，再闷上两口随身携带的「烧刀子」，在肚子里那么一「杀」，肯定是什么毛病都没有。
10 月中旬的某一天，就是这样的几个新手猎人，沿着中通铁路过了边境，来到了满洲里，手里的皮货顺利变现。归途中，他们过夜住的是「大车店」，睡的是十几个人躺成一排的「大通铺」，虽然是苦了点，可他们摸着缝在棉袄里的钞票，心里感觉还是热乎乎的。几个月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有了这些钱，回去可以舒舒服服的清闲一阵子，净等着过年了。
大车店里的大通铺
外面的冷风呜呜的吹，大车店的土炕暖烘烘的，热得能让人冒汗，二十几个老少爷们儿睡得横七竖八，赶了一天的路、喝了一晚上的酒，这时候都睡得像死狗一样，呼噜声此起彼伏，其中几个人整宿不停的咳嗽声，谁也没有在意。
天一亮，大家各自上路，赶马车的赶马车，坐火车的坐火车，各奔东西。
突如其来的「怪病」
1910 年 11 月初，哈尔滨，在临近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界处的「傅家甸」一带，十几户人家几乎都在一夜间染上「怪病」，有的是全家病倒了。
「傅家甸」就是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前身，铁路的一边，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远远能望见顶着洋葱头式房顶的东正教堂，铁路的另一边，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住着两三万人，住户大多是做苦工的穷人。
人们常说「穷人能扛病」，这话一点不假。在傅家甸这种地方，日子过得没有那么细致，一般人染上头疼脑热的毛病，谁也不会当回事，扛上两三天就好了，但这次出现的「怪病」不同于以往，人只要染上，过不了三五天，就会变成一具青黑僵硬的尸体。
最开始得病的人，都是在火车站附近干活的男人们，他们通常是一早出去干活，下午收工回家。那段日子，有的人回家就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到了傍晚开始发烧、咳嗽、怕冷，吃不下饭，只想裹紧被子躺着，可躺不了多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胸口又疼又胀，肺里有痰却吐不出来，硬要使劲咳，吐出的痰准是带血的，还带着粉红色的泡沫，有的家里，病人连咳带喘的折腾一宿，转过天来，一家老小也都开始浑身发紧，脑门发烫，不出半天，身上就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穷人请不起大夫抓不起药，碰上这种病，一般就是用偏方——煮点白萝卜，熬些花椒水，实在不行，就用小孩的「童子尿」拌上石灰粉往肚子里吞，可是对于这种「怪病」』，什么偏方好像都不管用。眼看着染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染上没有活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闹瘟疫了！
一时之间，傅家甸的老百姓慌了神儿，各种传言也开始不胫而走，有人说这病是从几个北边来的生意人给的俄国「洋钱」上带过来的，也有人说这是日本人在水里下毒闹的，总之，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人祸。
就在傅家甸的住户各个人人惶惶，不敢出门、不敢见人的时候，这种瘟疫已经开始在整个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蔓延开来了。到了 11 月中旬，满洲里、扎兰屯、秦家岗等多个中东铁路沿线市镇都开始出现了疫病传染的情况，地方当局意识到这次疫病是可能是沿着铁路蔓延的，就立即找了中东铁路官员和哈尔滨的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疫病防治的办法。
当时，现代医学的观念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老百姓，对如何「防疫」都没有概念，虽然知道是爆发了疫病，但是整个哈尔滨也找不出什么有这方面知识的医生。只好从奉天请来一些有西医经验的大夫，加上一些当地的护士和临时招募的医务人员，勉强组建了一个「防疫小组」。在重灾区傅家甸，所谓的防疫工作都是由行政官员和巡警来做的，他们能做的事情，也仅限于收集死者的尸体，放进薄木棺材里，拉到乱坟岗集中掩埋，挨家挨户的洒碘酒消毒，然后在街头巷尾贴一贴防疫公告。
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人是完全不当回事的，更不用说是在 100 多年前了。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一个英国医生在日记中写道，疫病发生之后，不少人的行为反应都非常矛盾，一方面，这些人整天都在以非常夸张的方式谈论疫病，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地方当局的防疫要求置若罔闻。
有一次，他看到几名负责防疫的巡查员和一个路人在街边吵了起来，周围围拢了很多看热闹的人，那名路人为了和巡查员作对，故意大声的咳嗽、往地上吐痰，围观的人却哈哈大笑，而那些巡查员也并没有按照防疫规定佩戴口罩，只是把口罩挂在脖子上，作为一个医生，这种现象令他感到十分不安。
失控与蔓延
1910 年 12 月，严冬下的哈尔滨像一座死城。疫情不但没有被控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而且到这个时候，人们仍然不清楚这种「怪病」的来历和传播方式。一些人还在靠所谓的「偏方」，以及「跳大神」、放鞭炮的方式驱赶「瘟神」。还有一些人去了日本人和俄国人开设的西医医院，但那里的大夫对病人也是束手无策，很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上了疫病，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病患的死亡率几乎是 100%。
根据官方统计，当时仅仅是在傅家甸，一天之内染病而死的人数就超过百人。每天早上，路边都会出现用被褥包裹着的尸体，一户人家只要有一人染病，全家人都无法幸免，一些祖孙三代十几口的人家，染病之后不到一周就全家病死，哈尔滨郊外的一些村子，甚至出现了几日之内全村病死，以至于无人报信、无人收尸的惨状。
尽管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已经十分吓人了，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要比官方统计的数字严重数倍，由于疫情扩散蔓延的速度太快，病死的人数太多，收敛尸体的棺材不够用，负责收尸的人只好将 2-3 具尸体放进一具棺材中，通常是把年幼的孩子和父母的尸体装在一起，或者把瘦弱的老人尸体装在一起。而官方的死亡人数统计，是根据配发的棺材数量统计的。
到了 12 月下旬，疫病几乎蔓延到了整个东北地区，而且还有继续了向南发展的趋势，山东、河北等地也零星出现了一些病例。疫病失控的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朝廷，也惊动了一些外国大使和记者，不少西方的报纸已经推测认为，这场疫病就是欧洲中世纪肆虐的鼠疫，而无力控制疫情的中国，很有可能面临比欧洲「黑暗时代」更可怕的地狱景象。
西方画报中关于「东北鼠疫」的插画
日本人与俄国人
这种论断出来之后，英美的外加官开始找清政府商讨「协助防疫」的问题，在当时西方国家看来，清政府是绝对没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的，如果英美等国不赶快介入此事，日、俄两国一定会借机趁虚而入，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搞不好的话，甚至可能会打一场「第二次日俄战争」。
表现日俄两国觊觎中国利益的讽刺漫画
实际上，英美等国所担心的日俄问题，清政府是心知肚明的，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早已开始有所动作了。
疫情爆发后不久，得到消息的沙俄就开始准备派兵进入东北「协助防疫」，为此，俄军从靠近满洲里的边境迅速调集了两个炮兵营，那种阵仗，完全看不出一点防疫的样子，相比于沙俄，日本的动作稍缓了一点，但也很快从旅顺派出了一支几百人的「医务队」协助防疫，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医务队中的医务人员，只有十几人，其余的都是「治安顾问」和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
20 世纪初东北边境的沙俄士兵与中国工人
表面上看，日俄两国的做法好像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但谁都明白，这两个国家的操作，完全就是奔着在东北抢地盘、抢资源做铺垫的。这一次，清政府如果还像 1904 年日俄战争时那样「保持中立」，东北这块「龙兴之地」还能不能保留在自己的版图内，大概都很难说了。
既然问题已经如此严峻，清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静观其变」了，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找一个人把防疫的事情搞明白，这个人不仅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才干过人、行事果决，而且还要有一颗忠肝义胆，身上没有朝廷派系之争的乱账。可是这样的人，到哪去找呢？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外务部施肇基想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伍连德。
临危受命的救世之臣
身穿戎装的 伍连德
伍连德，当时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他本来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欧洲学医多年。袁世凯在组建北洋新军的时候，急需招募一批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才，于是伍连德怀着一番爱国热情应邀来到天津，后来在军医学院任职 年的时候，伍连德年仅 31 岁。
接到朝廷的委托之后，伍连德立即启程，带着一支不到 50 人的医疗队，于 1910 年 12 月 24 日来到了哈尔滨，直奔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到了傅家甸，伍连德被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防疫人员医疗知识的匮乏程度震惊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对戴口罩、洗手这样基本的防疫措施仍然不屑一顾，一些百姓仍然在通过抽鸦片，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治病，有的人听说这「怪病」可能是鼠疫，居然纠集小孩们去抓野猫、摘下猫胆泡酒喝，因为相信「猫鼠相克」。另外，由于当时的东北天寒地冻，家家户户都是门窗紧闭、密不透风，根本没有空气流通，所以一旦有一个人感染了鼠疫，一家人可以说是绝对无法幸免。
在傅家甸，伍连德展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查清疫病的确切来历，而这需要对患病死者的尸体进行的病理解剖，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但是在当时却根本无法进行。因为那时的百姓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了之后要入土为安，绝不能被拿去做什么「实验」，一些当地的行政官员也不支持这种做法，还把《大清律例》中的条款搬了出来。
面对重重阻力，解剖无法进行，这样伍连德一度十分发愁。可凑巧的是，就在伍连德到达傅家甸后不久，恰好有一个住在当地的日本女人染病而死，这个日本女人身边没有亲属，于是伍连德赶紧让人把这具尸体找来，找了一个僻静的房间避开众人耳目，这才偷偷完成了解剖，而这次解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录的第一次病理解剖。
解剖完成后，伍连德通过显微镜观察病理切片，终于看到了这次灾难的元凶——那就是一堆密密麻麻的椭圆形「鼠疫杆菌」。
在确定了这次疫病确实的鼠疫之后，伍连德通过查阅病例和观察病人情况进一步发现，这次鼠疫的传播，并不需要通过老鼠、跳蚤一类的中间宿主，所以不是「腺鼠疫」，而是已经变异成可以通过空气飞沫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直接传播的「肺鼠疫」，这种变异，这正是疫情蔓延如此之快的原因。
显微镜下外形呈椭圆形的「鼠疫杆菌」
查明了疫病的来源和传染途径，伍连德立即开始组织当地的防疫人员，重点展开了三项防疫举措，这三项举知道今天还在沿用，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有效。
转折点
第一项举措，就是封城。为了防疫进行交通封锁，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首先，伍连德申请从长春调集了 1000 多名警察，将傅家甸地区进行了完全隔离，然后逐级排序，依次封锁疫情严重的地方与外界的交通，并且向北京通报情况。
封锁交通这项举措在当时来说并不容易，由于马上就要到年关了，准备回家过年的人会越来越多，一旦哈尔滨或东北其他地区的人进入关内移动，疫可能会完全失控，甚至蔓延整个中国。所以，加强铁路沿线的管制也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在伍连德的提议下，从东北通向关内的各个火车站以及出入关口开始紧急增设了检疫所。来往的旅客，无论哪个身份、什么地位，一律都要经过查验，五到七日后才能放行。谁也不能例外，以至于当时的太子少傅、钦差大臣郑孝胥都在山海关被滞留了五天才回到北京。
第二项举措，是设立不同级别的隔离区，伍连德当时第一个提出了「患病病例」、「感染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和「的概念，同时还在傅家甸设立了四个区域活动区域，分别用白、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分，分别是：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个区域的居民都严格禁止到别的区域活动，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除此之外，所有病人的房屋还会通过燃烧硫磺、喷洒石碳酸溶液的方法来杀菌，平时，医护人员的用品也会用福尔马林消毒。
第三项举措，是带特制口罩。当时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致命的病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进入口鼻，但采取的防护措施都非常简单，有的人只是用围巾挡住半张脸而已，伍连德到哈尔滨后，首先教防疫人员制作防护性更强的口罩，这种口罩是由三层组成的，外面两层是纱布，中间夹着一层吸水药棉，这种口罩有效阻隔了空气中的细菌与病毒，后来被人们称为「伍氏口罩」。
措施虽然有了，但实行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首先，当时的老百姓对隔离充满了恐惧的，他们觉得隔离所是个「不详之地」，到了那里，「生离」也会变成「死别」。于是，当时各个街头巷尾巷口经常有放哨小孩，一看见有防疫人员要过来检查，孩子们会跑回去通风报信，所有人就会藏进大衣柜或院里的草垛中，像躲瘟神一样躲避防疫人员。
当时的防疫人员穿的防护服，与今天已经有几分相似
另外，一些人因为害怕被「抓走」，会千方百计的藏匿、丢弃病死的邻居或家人尸体，他们有的是把尸体埋在厚厚的雪堆下，有的是扔进水沟里，或者放到房顶上。好像是只要没人发现，什么「疫病」就都不存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
为了尽量让百姓理解、配合防疫工作，当时防疫局还印制了大量防疫通告，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具体的防疫措施，这些通告基本上都是用最简单、直白的大白话写成的，其中的一些还配上了漫画，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
比如，当时的一份通告内容是这样的：「住房不可太闭塞，要开窗眼，换点空气，闹疫时候，戏团、饭馆，人多气杂，均须时时回避，大家要赶紧防备,不要全靠着官家。官家是从旁着力，你们百姓能自己防备，是从根本上着手的。」
实际上，即便是老百姓全力配合隔离，伍连德的压力也是很大，因为当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做隔离区，傅家甸是贫民区，街道巷子本就十分狭窄拥挤，民房更是破烂不堪。无奈之下，伍连德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一些火车车厢做临时的「隔离病房」。 当时地方政府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车厢，所以只能向俄国铁路局求助，有了大量火车车厢，隔离工作才算是顺利展开了。
相比较于普通的老百姓，商人们对隔离措施是更加不满的，由于封锁交通，生意完全没法做了，不少商铺被强制关闭，财路算是被彻底断绝了，哪有病毒大家看不见，但是真金白银的损失确实实实在在的，商人们的怨气越来越重，到了后来，一些商会的人开始联名抵制隔离，准备不卖给伍连德和防疫官员一粒米、一片肉。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防疫问题上伍连德也没有任何妥协和让步，作为一名医生，伍连德非常清楚，任何的借口在病毒面前都是没有意义的，面对各种难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
伍连德的坚持，令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非常佩服，于是，他两次上奏朝廷，请求拨款。清政府先后拨款了三十万两，但是，这点钱对于整个东北地区的防疫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仅仅是哈尔滨一处的防疫支出，当时已经将近四十万两，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清政府只能允许东北当局先向各国银行借钱以解燃眉之急。
但即使如此，锡良仍在奏章中写到：「唯有不畏难，不惜费。救一分民命，即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
就这样，几项举措多管齐下之后，哈尔滨市区和傅家甸的疫情终于出现了缓解，染病的人数开始下降，然而奇怪的是，市郊的感染者仍然有增无减，经过一番调查，伍连德最后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浅埋于郊外乱坟岗的尸体上。要想彻底斩断病毒的来源，只有一个办法：
把之前病死患者的尸体全部挖出来，集中焚烧。
可是如果真这样做，局面很有可能会出现崩盘。
当时，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商人，对伍连德的防疫措施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要提出这种要求，闹不好的话甚至可能引发民乱，毕竟这件事不像解剖尸体，没法偷偷摸摸的进行，但又不得不做，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发电报给施肇基，请求他上书朝廷，申请颁布一道圣旨，特批当地行政官员，全力配合这项「掘棺焚尸」的防疫方案。
于是 年 1 月 30 日，在哈尔滨郊外的一片乱坟岗上，特派的钦差大臣在宣读过圣旨之后，几百号带着「伍氏」口罩、身披厚厚的棉布白袍的民夫开始挥锹铲土，从地里挖出一个又一个薄木棺材，将里面已经风干、变黑的尸体抬出来，放在马车上，拉到一处堆成尸山，点火焚烧，这一天之内，一共焚烧了 1000 多具尸体，与此同时，一些警察还将郊外那些被鼠疫「灭村」的废弃农舍房屋点火粉灰。
一时之间，烧尸体、烧房屋的浓烟遮天蔽日，把天都熏黑了。
第二天，也就是 1910 年 1 月 31 日，正好是大年三十，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灾祸，年还是要过的，哈尔滨的百姓照例在街上噼噼啪啪的放弃了鞭炮，盼着冲冲晦气，迎来一个好年景。
新的一年，恰好就是辛亥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彻底覆灭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尾声
经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到了 1911 年 3 月，鼠疫死亡人数终于归零。到了 4 月中旬，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基本已经绝迹，4 月 23 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
隔离解除后，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劫后余生的感觉，恍若隔世。至此，大约有 6 万多人死于这场鼠疫，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同时，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三大鼠疫。
第一次大鼠疫，出现在公元 6 世纪，那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鼠疫，直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而欧洲 14 世纪中期「黑死病」，使整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 1/3，一度令整个西方文明陷入了黑暗。
其实，后世的学者提到东北鼠疫，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如此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如此软弱无力的政府、一批那样缺乏卫生常识的民众、面对两大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胁，居然可以制止住那样一场灾难，如果当时的历史稍微有所变化，中国大地很有可能在瘟疫与战祸的双重蹂躏下，变成一片废土地狱。而这个变化的关键，可能就在于伍连德某个时刻的一念之间。
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历史不可能由一两个人的出现或消失有有所变化，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记住伍连德这个名字，因为他在 110 年前的勇敢与果决，直到今天仍然在困境中，给我们带来着力量与希望。
1960 年 1 月 21 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的槟城，享年 81 岁。
为了纪念伍连德，《泰晤士报》于 1 月 27 日发文写道：他是一位英勇斗士，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