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道家哲学术语，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民间教育家。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他们跟庄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列子、庄子、鬼谷子、张良、黄石公、诸葛亮、刘伯温、陶渊明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的隐士，这是因为战乱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文化的诞生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隐士有给轩辕黄帝讲“道”的广成子，还有巢夫、许由、姜尚等。粗略推算，中国的隐士文化最迟在炎帝、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商朝灭亡以后，因“不食周粟”而隐逸在首阳山，以采食野菜果腹，最终被饿死的伯夷、叔齐，既是隐士，也被后世作为气节的楷模。三国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隐士，例如那个鼎鼎大名的诸葛亮，还有孟获的哥哥孟节，因为和弟弟意见不和而隐居深山，自号“万安隐者”。讨伐孟获的蜀**士中了瘴气之毒，他又提供解
毒和帮助。从这点上看，他的隐居更倾向于怄气。
隐士文化最为繁盛的当属魏晋，这个时期最有名的隐士当属那个以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歌，和一篇《桃花源记》的文章而闻名后世的陶渊明。陶渊明的贡献不仅仅是完整诠释了隐士的定义，而且也因为隐逸生活而开创了田园诗歌新流派。魏晋时期另外还有一批隐士，例如著名的隐士组合“竹林七贤”。当然，这一批隐士不但在当时的魏晋社会中是非主流的，而且在历来的整个隐士群体里也是非主流的。说他们是隐士吧，他们过于高调张扬和夸张怪诞，放浪形骸、狂放不羁，以至于过分引人著名并名扬天下；说他们不是隐士吧，似乎他们所有的行径做派都是为了向周围的世界宣示：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这一条又恰好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核心：自我孤独，自我隔绝。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隐士们虽淡泊名利，但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缺少不得的。虽说大部分的隐士靠着悠闲的农耕生活赖以生存，像陶渊明先生一样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亦是美哉妙哉，但除了这样单调的耕作生产活动，隐士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还是要看每位隐士自身的情志，不过最终影响因素还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程度。隐士虽然不出世但他们也得生活，也得谋生，隐士二字虽然看起来清高但他们谋生的手段其实很接地气。
隐
居教授是很多隐士都会选择的谋生方式，一般的隐士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那么通过才智谋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说儒学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加上玄学的兴起与佛道二学的繁荣，这一时期士人们有不少皓首穷经的，他们沉迷经典、无心仕途，所以只得把从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套子曰诗云的内容再传授给别人藉以生活，他们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聚徒讲学。
采集和渔猎是最原始的生存方式，魏晋南北朝是道教逐渐走向兴盛的黄金时期。道教对魏晋南北朝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隐士生活的影响，就在于道教**扬的不食五谷、修身养性的成仙理论直接影响了隐士的生活方式。一些隐士渴望在乱世中通过道教的修炼之法升仙，故而采集野草树叶为食，以此来达到排污浊清的修炼目的，达到健体长寿。
第三种方式并不是所有隐士都能采纳的，必须得精通药理，深山老林里就适合采药为生，像刘宋的刘凝之就隐居于衡山南面，“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有时也会到市场中交易，“夫妻共乘蒲笨车，出市买易。”
第四种方式最为常见，靠家庭或他人资助，西晋的董京：“时乞于市”；晋宋时期的沈道虔家境十分贫困，曾靠捡拾稻穗维持生计，但后来经常得到他人的资助，生活才勉强得以为继；萧梁时期的释宝志，靠向人索要食物为生，日子寡淡
，但山林中自居，也满足得很。
最后一种方式是商业买卖，这里所说的商业买卖并非我们现在的“做生意”，隐士们这种赖以生存的商业买卖是指简单的物品交换，通过买卖山林间的竹子药材等来换取基本的生活费。还有像萧齐时的何胤怀抱着隐居的志向，明帝继位后，他“卖园宅，将遂本志。”用这笔钱作为他日后隐居生活的基本银两。
在这个隐士辈出的年代，隐士生活的原始化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隐士们似乎也在可以地追求着原始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表明心志。虽说上述几种谋生方式可以勉强度日，但也是十分清苦的。教授生徒耗费心力，小规模的耕作也是艰辛的，至于无业
的隐士，除非有家产变卖，否则更为狼狈。在西晋大隐皇甫谧的《高士传》中，里面的人物大多为贫困的隐士，足以见得，清贫已成为隐士的代名词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可以说普遍具有十分低调平和的心态，他们从平凡的山林生活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满足，宽容而豁达。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大都是一群安贫乐道、至情至性之人，但也免不了有些隐士行为怪诞，令人捉摸不透。例如公孙凤，专吃那些腐败了的食物：“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不久后就生病去世了，估计是身体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石垣对于参加葬礼十分感兴趣，不论刮风下雨，他都欣然前往；还有东晋末的沈道虔
，据说他有着很强的忍耐心理，即使面对盗贼都彬彬有礼，有人偷他园中的蔬菜，他不追，反而去屋子里躲了起来，行为怪异，实在无法理解。
为何举止怪异者层出不穷呢？究其原因，实则有二。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战乱频繁，政治动荡，更替有常，士族阶层统治腐朽变态，隐士们虽远离官场战祸，但爱国之心并未泯灭，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压抑的，情绪的无处排解进而导致了某些隐士心理上的扭曲和举止的怪诞，想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其二，虽说隐士们的才情智慧受到了赞扬，但在这乱世之中，又有谁能真正沉静下来，与这些隐士们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呢？鲜有之，几乎没有。所以这些隐士们保持着高洁而孤独的灵魂，在这动荡的社会中，有些行为的奇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隐士作为上九流之一传承到了现代，现代最知名的隐士聚集地莫过于终南山，但近年因为环境整治，终南山房租上涨不少隐士都被逼出山了。现代社会山林、土地是国有资源，社会化大分工，各种生活资料都有专门的生产者，即便是索居荒野，其外围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提供着电力、通讯、交通、安全等服务，他们根本无法实现与社会的彻底决裂和隔离。总而言之，无论是炎黄时代还是今天的所有隐士，他们的归根结底都是人。只要生而为人，人的社会属性就决定：自古以来所有的隐士，永远都无法实现彻底意义上的出离和隐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