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指的是说评书的，评书，又称说书、讲书，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而在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但还仍然有其活力。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
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
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叠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
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
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历史上最有名的评书艺人是柳敬亭，柳敬亭原名曹永昌，后易名敬亭，号逢春，因“面多麻”，外号“柳麻子”，南通州余西场人，扬州评话的开山鼻祖。祖、父皆在余西镇上经商。其叔父在泰州-余西间往来经商。永昌之父奉永昌之祖命，或之泰州，助永昌之叔一臂。永昌少年好动，或随父至泰州叔父歇脚处一游。因十五岁时在泰州“犯事”当刑，遂隐姓埋名，浪迹苏北市井之间，说书度日。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渡江南下，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时，想到自己尚在捕中，“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从此，便有了大名鼎鼎的说书艺人柳敬亭。
柳敬亭在演艺生涯中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往。说到他与复社文人冒辟疆的关系，不能不回顾一下明朝末年复社与阉党的斗争。明崇祯帝即位后，宦官魏忠贤虽被芟除，但阉党余孽仍根深蒂固。崇祯二年，张溥继承东林精神，组织
了进步团体复社，继续与阉党进行不懈的斗争。“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也成了复社的中坚人物。
为了揭露阮大铖勾结阉党，把持朝政的丑恶行径，冒辟疆与顾杲、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于崇祯十一年**，由吴应箕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广为散发。据孔尚任的戏剧《桃花扇》中说，当时柳敬亭和苏昆生正在阮大铖家作客，看到公揭，他们了解到阮的为人，深受震撼，耻于再做阮的帮闲，“不待曲终，拂衣散尽”，“宁可埋之浮尘，不愿投诸匪类。”《桃花扇》的这一段描写，应该是有其历史依据的，这件事应当是柳敬亭与冒辟疆的神交之始。
文人士大夫中，写作诗文称誉柳敬亭者甚多，冒辟疆也写过《赠柳敬亭》诗。诗云：“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说的是柳敬亭刚到武昌拜见宁南伯左良玉时，左误认为柳不过是一位江湖艺人，不宜从军，就想试试他的胆量，密令手下人在宴会的军幕中排列手执长刀的士兵，柳敬亭面对明晃晃的钢刀，开怀畅饮，谈笑自若。左良玉不由得暗暗称奇，于是留他在军幕之中，
日夕谈论《三国》《水浒》中的谋略战例。他为左良玉出谋划策，深得左的信任。后来左良玉率部东下，讨伐马士英、阮大铖，病故于军中，左军迅速解体。柳敬亭只得再度流落江湖，重操说书旧业。冒辟疆题赠这首诗时，柳敬亭已是白头衰翁，他与冒辟疆谈起当年在左良玉帐中的往事，不由得潸然泪下。
后来，冒辟疆在重逢晚年的柳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