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武士是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步兵，装备有石斧和棍棒。最早出现的部队事实上都只是城市中的居民，装备上随手可得的任何能当作武器的东西罢了。虽然将这些民兵转换成武士，价格非常的低廉，但当然他们也就无法和有组织的军队匹敌了。武士通常是在更强悍的兵种训练完成前的一个过渡兵种，或者是在城市的援兵尚未到达前，提供一种暂时性的防卫武力。毕竟在这种极度危急的状况下，能有一些武士支援防卫总比什么防御都没有要来得好。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武士成了诸侯列国中的的特殊阶层，或归入小贵族。士分为两种：武士和文士，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但两者在精神上有同样的追求目标，一样遵循智信仁义，对于自身的尊严与道德要求很高，“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便是出自于该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先周时期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地方财富积累，地方诸侯实力增强，中央集权被削弱，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地方诸侯在相互争夺自己利益相互战争的同时，形成了各个集团，注意笼络人才招揽门客，如“智囊团
”之“谋士”，和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力集团“武士”。较著名的有燕太子丹雇佣武士行刺秦王，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中也有大量以武士为题材的造型，如“武士俑”。
现如今一提到武士必定会想到日本武士，实际上武士道不是日本专利，未被军国利用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恰恰是武士的美德。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还有武士道，荆轲就是东方武士的骨灰级人物。查看史料可知，作为战国燕国太子丹的门客，荆轲的功夫几乎不值一提，《史记》称荆轲“好读书击剑”，只是爱好并非擅长击剑，本质上他也是个书生，剑术不见高明，但其大名却能显赫于中国武士谱之中。靠的什么？有人说因为他刺的人名气太大，那可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他沾光了，这种理解相当庸俗。在我看来，荆轲不因武功传世，也不因秦始皇留名，而在于他恪守的“道”，是名副其实的“正宗武士道”。
想当年，荆轲深受燕国太子丹之恩，太子丹把荆轲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拿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其实，这就是有朝一日要荆轲拿命来感恩。荆轲不傻，当然也知
道这一点，但欣然接受，“士为知己者死”。临行时太子丹和一些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荆轲。荆轲非常洒脱地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歌，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是一个武士的殉道心声。
──虽然你现在让我去做的事，凶多吉少，没有胜算，但我答应你，义无反顾。我此去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担当，接下来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不能完成就以死相报。决不能无信不义，辱没我武士的名声。
这就是武士道的精髓：“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此乃武士三大立身之本。这原是先秦中国武士的“道”之精髓，千年后日本武士道藉此形成，后来浸入日本人的血液中，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所以，说武士道立于先秦远播海外绝非诳语，此系先秦武士的高贵品质。当年，武士荆轲与其说是搞刺杀，不如说他是殉道而去。有道且敢于殉道，这是华夏武士光耀先秦的不朽标记。
但是，自“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武士精神便渐行渐远，尤其是两宋公开“崇文抑武”，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彻底消失，
文人与武士更是不相交的两条线。荆轲刺秦的故事人尽皆知，与他同名的武士专诸也有个关于刺杀的故事。专诸，春秋时期吴国堂邑人，是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专诸刺杀的人是吴王王僚，史称专诸刺王僚。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在暗处埋伏甲士宴请吴王僚，吴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到公子光的家里的路途中，家中都布满了甲士及亲信，做足了防范。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让专诸把匕首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专诸献鱼与吴王僚。专诸掰开鱼，趁势取出鱼肠剑刺杀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公子光全部消灭了他们，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吴王阖闾。
有趣的是就是这么一位成功刺杀吴王的勇士，却是个怕老婆的，当伍子胥进入吴国境内，刚来到一个村落。他见到一堆壮汉在街头斗殴。其中一边，是一条壮汉，另一边则有十人之多。伍子胥见了，暗暗称奇，从未见过如此勇武之士，随便在向周边看热闹的人打听此人，路人告诉他，“此人名叫专诸，本地有名的屠夫，他力大无穷，平生好义，凡见人有不平之事，即出死力相为。这次肯定是仇家相约寻仇来了。”
据《吴越
春秋》上的记载，专诸在与人决斗的时候，“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不一会，专诸以一对十，很快就占了上风，追着那十人一路暴打。这时，从路旁出来了一个女人，对着斗殴的人群喊：“专诸，还不住手！”如河东狮吼，专诸好像很害怕那个女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