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阿姨住院那天是步行进入病房的，一起陪同的还有她的女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请问哪位大夫负责我妈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女儿走进医生办公室，张嘴就来。
当时办公室里最起码有五位医生，这简直就是「有喘气的吗」的文明版。她如此讲话，办公室里更是没人理她。
正常的病房接诊程序是患者在护士站报到，由护士陪同来到床旁，交代病房注意事项后由护士通知医生接诊患者。当然，急危重患者例外。
所以，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位患者家属有点「不守规矩」，自然没人抬头。我受不了空气的沉默，往往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我先回应。
「大姐，您别着急，护士站还没通知我们，写完这个病例我就过去。」
「你啊？你不是实习的吧？我们可得找有经验的大夫。」
她这句话说完，空气彻底安静了。我十分确信这位大姐用白眼瞟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回病房了。
她这一走，办公室里的叹气声此起彼伏。
「这人怎么回事？」
「谁欠她钱了？」
「这人可不好惹，谁管她妈可得小心点儿，别费力不讨好，还让人告了，现如今，医生可真是没法干。」
医生会给每个病人和家属贴标签，比如难缠、和蔼、低调、聪明。例如医生之间常发生的对话，「刘医生，15 床怎么样了？」「15 床是谁啊？」「就是那个家属特啰嗦那个。」
我翻看着排班表，这位「难缠」的患者家属，刚好轮到我去面对。
到了病房，刘阿姨已经换好了病号服，满脸慈祥地看着我，她女儿在收拾东西。「您好，我是您的管床医生，我姓王，您住院期间有事可以跟我说。」这句话很职业，是我普遍的开场白。
「呵呵，您好，您好。」
刘阿姨今年 76 岁，给人的感觉很好，仿佛就是自己的奶奶，是那种拿着大蒲扇坐在树荫下看着儿孙玩耍的老人。
本来他们一家人准备去海南过年，出发前刘阿姨突感不适，发烧，恶心。女儿们带老人来医院检查，发现一项反映肾功能的指标高达 700 多，超正常值的 5 倍还多，门诊的专家直接开住院单，留下住院。刘阿姨说来住院挺方便的，出去旅游的行李箱直接提到了医院。
二
她女儿边收拾边对我说——或者说应该是对我说，因为她头也没抬，「真是你负责我妈啊？不好意思，小王大夫，刚才说话急了点儿。」
对待如此没有礼貌的患者家属，我自认为我是有权利不理睬的。
见我没说话，她笑了起来，并且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嘲讽，对着刘阿姨说：「你看，这大医院医生脾气就是大，年轻医生都这样，主任得牛上天。小王大夫，对不起了。本来我们机票都买了，到了医院直接让住院了，票也退不了，到了医院先交两万多，你们可真挣钱，大病小病先住院。」
干了 5、6 年医生，让我面对这样的说辞已经可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了。
我回答：「大姐，咱们先看病吧，我这儿给阿姨问病史查体，一心不能二用。机票应该可以退，我给你开个证明，盖上医院公章，以前有病人办成过的。那两万是押金，不一定能花那么多钱。再说，如果我肌酐突然 700 多，我可不敢出去旅游，这叫急性肾衰。」
我与刘阿姨大女儿的关系就这样变得很奇妙，她坚持叫我「小」王大夫，而且对我的诊疗措施百般不信任。我面对她也是一嘴的职业说辞，多一句也不说。每日的例行查房也让我忐忑，走到刘阿姨门口的时候总是长出一口气，建设好心理防线了再缓慢步入。
任何不明原因的肌酐突然升高都要十分重视，一方面肾功能的急速衰竭可能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治疗及时，可以逆转肾的损伤，避免进入痛苦的透析阶段。
这些道理本不难懂，但是大姐十分不信任我。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总要千方百计地找主任再核实一遍。这种对抗让我们都很累，这不是交流，是较劲。
两天时间过去了，刘阿姨的肌酐已经飙升到 1000 多，慈眉善目逐渐晦暗。早晨复查的肾功能结果回报，看到这个结果我的心也沉了一下。高龄女性，急性肾衰竭，凶多吉少。
我立刻向主任汇报，主任看了化验结果后对我指示：「立刻跟家属谈肾穿刺活检，交待风险，尤其这个家属，一定要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不要勉强。
「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这几个字也许应该做成条幅挂在医院大门口。几乎所有的老医生都在说这些。
很多医院甚至成立了医疗风险防控办公室，各科室把「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上报，由医院专门派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重金聘请法律顾问处理医疗纠纷。
三
我脚步迟缓地走进刘阿姨的病房，尽量不看她的女儿。
「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王医生，今天感觉不太好，身上没劲儿，走两步就晕，脸也肿了，腿也肿了。」
「尿呢？」尿量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天没怎么尿。」
我翻看出入量记录本，刘阿姨昨天 24 小时只尿了 100 毫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好的，阿姨，治病是个过程，别急，慢慢来，我给您调调药。」
我把大姐叫出来，一定要向她交代病情，即使我能想象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大姐，阿姨今早的化验结果不是很好，肌酐又上涨了，已经到了而且昨天尿的这么少，说明肾功能衰竭还在加剧。」
大姐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我真的很担心她插着腰骂街，所幸大姐还算克制，说道：「你们这么大的医院，老百姓都信你们这儿，可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妈来的时候好好的，这才两天就给治成这样了。」
我没有精力再跟大姐较劲，治病救人是第一位。我赶紧说道：「大姐，我们不是神仙，治病是个过程，一到医院病情就好转这不可能。现在就是要征求您的同意，我们认为阿姨现在有必要肾脏穿刺来明确病因，对因治疗，这样病情才有可能逆转。」
「穿刺完是不是就好了？」
「穿刺只是一种诊断的方法。」
「等于前两天诊断都没弄明白是吗？这不是瞎治吗？一住院抽了我妈那么多管血，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什么病？我真怀疑你这个小大夫把我妈给耽误了。」
现在一切的解释都是徒劳，现代医学在强大的辅助诊断技术的帮助下，很少有医生可以通过观察临床症状来诊断疾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眼就看出来」，即便是对自己的判断有十足的把握，也要通过各种检查、化验来验证，也就是寻找诊断依据。
四
我长出一口气，败下阵来，「大姐，看病不能靠猜，两种很相似的疾病治起来完全不同，诊断不明白就上治疗才是瞎治。现在跟您说的穿刺取活检就是为了明确诊断。」
大姐看我不再倔强，白了我一眼，接着问：「那穿刺是什么？有没有副作用？」下面要说的才是最艰难的。
穿刺是一种有创操作，用一根长长的活检针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入肾脏，取出 1cm 左右的组织做病理检查，在显微镜下判断疾病类型。这是目前大多数疾病诊断的最权威证据。
当然穿刺的并发症有很多，我们医院的签字单上列了 11 种。
我把肾穿签字单递给大姐，她边看，我边解释什么是穿刺。到了介绍风险这一项，一连串恐怖的词汇从我嘴里流利地说出，诸如「感染」「出血」「休克」「血栓」「猝死」「致死性心律失常」。
我几乎把这项操作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刘阿姨死亡的所有情形都囊括在内，错了，不是「几乎」，因为签字单并发症最后一条写着：难以预料的其他并发症。 我艰难地说完，大姐红着双眼瞪着我。我严肃地轻轻点头，意思是告诉她，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责。
我做好了准备迎接她的疾风暴雨，大姐眼中立刻燃气两团怒火，「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穿刺不行，穿刺还这么大风险，还让我签字?我可真算小瞧你了，你可真敢说啊！」
「您先别急，我刚才说的每一条都发生过，这没吓唬您。现在的情况是，不穿刺无法明确诊断，穿刺有风险，希望您权衡利弊。您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来办公室找我签字。」
我刚下临床的时候，跟病人谈话，让病人签字这项工作是最令我头疼的。那时我脑海中总是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小卒喘着粗气跑至大帅帐前：报！敌军已攻破城门，城池危在旦夕。大帅一生气：混蛋，推出去斩了。
过了一会儿，大姐走进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做！」说完拿起笔在签字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字很漂亮，规规矩矩，有板有眼。
五
当天下午，刘阿姨就进了手术室。操作很顺利，我护送阿姨回病房，大姐看我的眼神柔和许多，我也对她笑了笑。
等待病理结果的过程是漫长的，像是在等待一个判决。这等待煎熬着刘阿姨一家，也煎熬着我。
大姐来办公室找过我好几次，询问病理的结果出来没有，她脸上的戾气终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期待。
第三天，病理结果回报：ANCA 相关性血管炎。这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大多数人一生都会与这拗口的名字无缘。这是一种累及全身各器官的疾病，症状表现复杂，是疑难杂症。
我把结果告诉大姐，她听完这个名字后愣了几秒，不知该高兴还是悲伤，只问了一句：严重吗？
「这个病最难的地方是诊断，现在咱们诊断清楚了，应该说已经胜利一半了。」
大姐听完松了一口气，竟然一把握住我的手，不停地上下摇了起来。这一握让我也轻松不少，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地讲话，不用担心每一句话都变成呈堂证供。
诊断的明确让治疗顺利不少，几天下来，刘阿姨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大姐态度的转变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居然一次夜班还吃到了她带的饺子，「小王大夫，真辛苦啊，你怎么又上夜班啊？有对象了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但是与疾病的战斗不能停下。刘阿姨的治疗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大剂量激素的应用，而激素的副作用最突出的便是感染。不幸的是，刘阿姨还是烧了起来。激素不能停，只能期盼抗生素可以控制住感染。
一天，大姐兴高采烈地走进办公室，对我说：「小王大夫，感染源找到了！走走走，看看去。」
到了病房，她掀开刘阿姨的被子，指着左脚脚后跟一个直径约 3cm 的血泡对我说：「你看，这有个血泡，红肿热痛，这就是炎症，这就是感染源。」
红肿热痛，这是每个医学生学到的第一个知识点，相当于学数学时的「1+1=2」，这四个字肯定是百度老师教的。「大姐，严格地讲，您说的没错，可是这点儿炎症不会导致阿姨这么严重的感染。我给您处理了就是。」
一个血泡，我妈处理的方法是将针用打火机烧红之后挑破，更讲究的时候是往针眼里塞一根头发，这是朴素的无菌引流术。我准备了一个换药包，一瓶酒精，一叠纱布，5 分钟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毕。
正准备器械的时候，主管病房的刘副主任看到了，得知我要给刘阿姨挑了这个血泡时，他发话了：「小王，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血泡吗？病人在应用激素，血泡挑了之后护理不当发生感染了怎么办？谁的责任？再说你挑了血泡对她的病情有什么好处吗？她闺女这么难缠，你能确保出了问题之后她不找麻烦吗？」
六
主任一连几个反问让我无法回答，不仅涉及了专业知识，还对人性提出了质疑。我只好说：「主任，我觉得这两天大姐还行，态度好些了，再说我都答应她了，刘阿姨还在病房等我。」
「态度好点了?你等着出了问题再看，翻脸不认人的事多了。多少医生都是一个疏忽就没法干了。你去请个普外科会诊，就算处理也让他们来。」
一个血泡的处理需要我、上级医师、会诊医师三个人来共同商讨，医院的「严谨」可见一斑。我们医院的会诊制度规定，会诊请求发出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并由主治以上的医师进行会诊。
那天是星期五，不出意料的话，普外科的医生会在下周二上午前来会诊。大姐听完我对这个血泡引发的一系列医疗事件的介绍后，傻眼了。当然，我略去了主任对她的极度不信任。大姐提出，想自己借一个小针头将血泡里的液体吸出，我回答：「您去护士站借借试试吧。」
过了一会儿，大姐到办公室告诉我，护士不给，说是这违反了医疗常规，这种行为需要主管医生同意才行。
我当然不能同意，毕竟要听领导的话。
无奈之下，大姐自己去药店买了一个针管。她正准备自己动手时，被前来换液体的护士当场抓住，二话不说就没收了大姐的针管。
护士紧接着来办公室找我：「王医生，是你让 5 床自己处理伤口的吗？医院里能这么干吗？这是干扰正常医疗，出了问题还得我们护理组承担责任的你知道吗？」
「你别上纲上线，不就是一血泡吗？」
护士妹妹扬言要上报护士长，我立刻认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等待会诊的这段日子，我每天给这个血泡消两次毒，用清洁的纱布小心包好。周六日也没有间断。刘阿姨夸我有责任心，其实我是怕，一怕血泡破了，二怕与大姐再次交恶，摧毁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
果然，到了周二，普外科会诊医生来到我们办公室，问到：「谁发的会诊啊？几床啊？血泡都处理不了啊？是医生吗？」
我急忙赶上前去，「我我我，是我，不好意思老师，您看一眼，随便写两笔，领导交代的，该办得办啊。」
我陪着会诊医生来到刘阿姨的床前，刘阿姨的血泡在我的精心护理下竟然吸收了，只留下一些坏死的皮肤和淤血。会诊医生看我一眼，扭头走了。
我很尴尬，就好像是去修电脑，到了维修点后电脑一点问题没有。会诊单上写了一行字：我科无任何处理。
一周后，刘阿姨身体恢复了，出院前，大姐找我聊天。
「小王大夫，你别埋怨我，我们病人家属不容易，得了这么个什么血管炎，到现在我都记不住病名。医生还不让问，就让配合治疗，这让我们怎么放心的下。脚上长个血泡，多大个事儿，一个硕士、两个博士处理了五天，还麻烦着你天天过来消毒。」
大姐又长出一口气，「你也不容易啊。这事儿非得这么办吗？」临走时，她还送了我一面锦旗，说是感谢我天天弯着腰消毒，还毁了我的周末，希望这个能让医院给我发点奖金。这一点，大姐倒是想多了。
举着锦旗合完影之后，刘阿姨问我：「我还能接着去海南吗？」
我笑着对刘阿姨说：「您想去就去吧。」这是我最勇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