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之前，大头先给大家梳理一下高利贷的特征。
第一，需求旺。很多人有借贷需求。
第二，后台硬。凡是做这个的，不是权贵，就是巨贾，总体来说有暴力催收的能力。
第三，危害大。因为利率太高，导致许多人倾家荡产，卖儿卖女都还不上债务，所以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隐患。它就像破坏经济发展的病毒，在之后的岁月不断变种，裂变出许多令人想象不到的形态，最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毒瘤。
南北朝时期，战争是生活的常态。到了隋朝，依然刀兵不断，这也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根源，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艰难，只能从信仰中寻找寄托。
战争还在持续，从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到贞观时期对外战争，战争又持续了 30 多年。「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本质是烧钱。所以，经过多年征战，天下财税枯竭，国库亏空，有时候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
无奈之下，唐太宗李世民想了一个大招：「都说放高利贷挣钱，咱们也放高利贷，这样挣点儿钱给大家发工资。」
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岗位，叫捉钱令史。
大家听一听，这个岗位多么有喜感。有人问起来，这个岗位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捉钱的，出门跑到大街上，把那些闲逛的钱都捉回来。很形象嘛。
但是唐太宗是个体面人，身为君王，总不能自己给子民放贷吧，所以得找个白手套，省得弄脏了他的声誉。
这个白手套，就是刚才说的捉钱令史。
唐太宗跟捉钱令史说：「规则很简单，我把国库的钱给你做本钱，都是自己人，利息就不多收了，一年 100% 就行了，你放多少我不管。好，就这样，出门捉钱去吧。」
捉钱令史都快哭了：「皇上，您没开玩笑吧？100% 的年化利率，这还是友情价？」
唐太宗说：「别那么没出息，你只要把钱挣回来，我还可以给你升职，赏你长安城骑马。」
这些人一听来了劲儿，说：「好，交给我们吧，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家想一想，他们是持有官方牌照的高利贷从业者，后台硬，所以开展业务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心肠足够硬。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大唐盛世，民间的资金成本要在 150% 左右。如果你穿越到贞观年间，借一笔款就可以让你还到大清灭亡了。
这样一来，上行下效，高利贷风行，再加上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借贷市场，民间借贷种类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借贷机构，有提供普通借贷的公廨，有提供抵押借贷的质库（典当行），有收受存款或提供保管便利的柜坊和各种商店。
如今借贷的各种雏形，在当时都已产生。当代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批唐朝借贷契书，连新疆都出土了很多借贷文书，可见大唐借贷之发达。
后来，这个捉钱令史被取消了，为什么呢？
大书法家褚遂良给唐太宗进谏说：「皇上，这个岗位必须砍掉。我们辛辛苦苦招来读书人做官，是让他们廉洁奉公。您现在倒好，搞了这么一批钻营之徒来到朝廷，这样会带坏我们的队伍，影响我们的纯洁度。」
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就把它取消了。
由此可见，褚遂良这个人不仅书法漂亮，而且活得漂亮，敢说真话。因为这个岗位带有机制性腐败，谁来都得腐败，要不然活不下去。
如果朝廷从这样的岗位上提拔人才，任用官员，无疑是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唐朝的公务员待遇不是特别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待遇更差。比如我们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他攒了十多年的工资，仍然买不起长安的房子。所以，他后来深深明白了当年拜谒顾况老先生时，老前辈颤颤巍巍说的那一句话：「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很多年之后，白居易总能想起那个理想满怀的下午，他是如何迟钝，以至于现在望着长安的学区房，无限落寞。
而唐代官员又存在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的都是这种情况。换地方当官，还需要额外支出不少的「安家费」。
有些官员要去很远的城市当官，拿不出路费就只能求助高利贷。
《旧唐书》记载：「又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
「京债」比一般的高利贷杀伤力更大，因为官员为了还钱，稳定之后大多会搜刮百姓钱财，危害社会。所以在任何朝代，人们对高利贷的道德评价都很低，但它们大都是合法的。
那时候没有银行，老百姓只能去借高利贷。客观上来说，高利贷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承受能力的弹性，避免了刚性的社会动荡。
到了宋朝，经济更加繁荣，高利贷也更加活跃。
多说一句啊，如果人可以穿越，我最希望穿越到宋代。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叫作《新宋》的书，写的就是当代人穿越到宋代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我想穿越到宋代，是因为宋代经济非常繁荣，社会风气比较宽松，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熟人，像武大郎和潘金莲，武松和西门大官人，还有我最喜欢的苏东坡和欧阳修。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在建隆三年（962 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有三条：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逾此事者，天必殛之。」
「殛」是什么意思？就是让雷劈死！这誓约发得非常歹毒，就怕后世子孙犯浑，对读书人大开杀戒。誓约明确规定了宋朝后世皇帝不可以杀大臣和言官，不然便会遭天谴。
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誓约便通过秘密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一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金兵南下，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活捉，这个时候，赵宋王朝的内廷祖训才曝光天下。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且在两宋三百年内都得到了很好执行。
什么叫「士大夫」呢？坐而论道，躬身行之。无论是寒门家的孩子，还是农桑家的孩子，只要你学习好，便可以出入庙堂。
在庙堂中，君臣争辩不休；在江湖中，书生挥斥方遒。
在历史中，只有这时候文人才有这样高的身份和地位。
宋朝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其原因是政见不同，最严重的只是贬谪，不会有性命之忧。你看苏东坡的一生，就是被不断贬谪的一生。他晚年自嘲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在政见上不同，私下里关系却很好。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宋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免了苏东坡一死。
欧阳修去世后，对他评价最高的是政敌王安石。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名人出现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个出自宋代。这绝对不是偶然，是宽松的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政治宽松的另一结果就是经济大发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哪怕在偏远地区，也有高利贷活动场所，放贷人的足迹遍布天下。
由于高利贷利益实在是丰厚，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僧人，都在放债。就像现在全民炒房一样，从上市公司到普通百姓，都在拼命炒房。
就像我们特别熟悉的西门庆大官人，他所有生意的核心业务也是放贷，要不然也不会作死得那么厉害。
宋朝的高利贷机构，私营的有交子铺、交引铺，官方也有放贷机构。可以信用贷款，也可以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可以抵押田地、金银首饰，甚至有人用妻女抵押。这个时候，高利贷开始出现毒性变种，有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
有关宋代的高利贷，我们可以从《水浒传》里看一些片段，比如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章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高利贷开始向流氓「套路贷」转型了。
鲁提辖与史进在潘家酒楼喝酒时，被隔壁父女的啼哭惹恼，便叫他们来问话。我们来回顾一下卖唱的金翠莲说的话：
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作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这个『虚钱实契』要画出来，会重点考的。大家考虑一下，什么叫虚钱实契？）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无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这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
你看这镇关西，用虚钱实契写了三千贯的文书，光写欠条不给钱。
不花一分钱就把金翠莲强要回了家，腻了之后又以正妻不容小妾的借口将人赶出家门，甚至向她讨要当初压根没给的三千贯——这生意做的，实在太令人叹为观止了。所以，这就不是什么高利贷了，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高利贷只是一个幌子。
小说桥段里透露出高利贷的三个秘密。
秘密 1：借高利贷基本上是财务破产后的走投无路之举
小说中的受害人金翠莲与父亲投亲戚无着，母亲又染病去世——大家都知道，即便是现在，一个家庭也有可能因病致贫——再加上他们流落他乡，有可能已经财务破产，实在过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生存的机会，对他们来说都是救命稻草。
很多遭受「套路贷」的受害者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虽然着急用钱，却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要是没有这笔钱，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后来陷入了种种高利贷危局。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深渊会越滑越深，你必须在某一个点强硬地止损——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看你们怎么办？
敢威胁我？好，报警！
现在「套路贷」团伙最怕的就是报警。我们的政法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地打击「套路贷」，拯救了无数落水的受害者，确实干了一件大好事。在这里要为我们的公安干警点赞。
秘密 2：虚钱实契玩花样
传统的高利贷一般都有行规，最多就是收点儿「砍头息」，要的是你的利息。
不过镇关西就过分了，他的套路竟然是虚钱实契，实际上没有借出去一分钱，但白纸黑字确实是写了借出那么多。这是高利贷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第一个变种，时间也极有可能早于宋代，我们只是拿这个故事来举例。这意味着高利贷开始脱离经济领域，走向黑恶犯罪方向。虚钱实契的本质是一种金融诈骗，而不是民间借贷。
秘密 3：无限制催要还款
镇关西指使店家看管金老父女，迫使他们卖唱还债，还不完不让走。这是什么？是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就是我们熟悉的暴力催收。
你会发现，随着时间发展，高利贷越来越有黑恶势力色彩。
高利贷风行天下，每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为了生活，只能向大地主借高利贷，便有了「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
这种情况给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家破人亡的悲剧经常发生。
王安石看到这个情况后决意变法，在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颁布《青苗法》，官府在农民最苦难的时候会放贷金钱或粮食，帮助农民渡过困难。
颁布这项法令最初是为了打击地主，让官方低息贷款取代地主的高利贷。刚开始效果还不错，但是很快又出现一个熟悉的现象：政府主导的项目很容易被层层加码，并且被强制执行。由于用人不当，在改革变法中，官府不管农民家里粮食充不充足，都要向他们放贷，简直是强买强卖。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经是好经，就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往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只要一碰钱，大家的积极性就高了。如果官府介入这个领域，其他高利贷都得靠边站。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手里有合法伤害权，基本上是无敌的。
所以很多农民为此倾家荡产，民怨沸腾。最终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群起而攻之，造成精英阶层的分裂和相互攻击，王安石变法失败。
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应该是中立的一方，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最好不要亲自下场踢球。如果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拿冠军都难，但整个国家和社会却要为此付出极高成本。
这个规则已经被无数惨痛案例反复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