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喝上两斤白酒之后,武松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有理想的!自己原来一直期望变成另外一种人!
这个人清醒时说不清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一旦喝醉,形象就无比清晰:顶天立地,无所畏惧,自信自尊……
那天在景阳岗,他看到店小二的表情稍有不敬,立刻就不干了:你是不是看不起俺?你是不是觉得俺没钱?告诉你,俺有的是钱!你有多少酒?都给俺搬上来!要不就弄死你!
这些话可不是虚言恫吓,武松酒后的第三个症状就是迷信暴力。
如前所述,武松喝醉时,会变成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刺头。
按照现在某些国家的的价值观,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宋代的中国人明显不这么看。
那时候的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人和事物。
比方说,你一身名牌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上去问你:哥们做什么生意发了?兄弟给你供货怎么样?
而是要一脸不屑:尼玛当年你还给在路口修鞋呢,牛个屁!
再比方说,有个小国,就说西夏吧,突然崛起了,打得大宋找不着北。
大宋人不去探讨西夏为什么变强,而是在家里关起门来痛骂:尼玛你当年向我们称臣,叫我们爹!你打我这是忤逆犯上,畜生不如!
同理,柴家庄的混混们看到武松酒后忽然不好欺负了,也会破口大骂:尼玛你晚饭前明明是个S B啊,凭什么老子不能接着笑话你!
这样一说,武松就会一拳打过来。
酒精不光降低了他的思考能力,同时还把他的忍耐能力拉低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武松虽说偏瘦,但是肌肉都像藤蔓一样,结结实实地缠在骨头上,非常有劲。
一旦动起手来,柴家庄还真没几个对手。
一年下来,打伤过不少人。
因此施大爷委婉地说,武松在柴家庄人缘不好……
总之,那天景阳岗的店小二被武松吓坏了,赶紧照办。
于是接下来武松就面对满满当当的十几碗酒犯愁:喝吧,太多;不喝吧,又会被人笑话。
最终他觉得,不能让人看扁了,捏着鼻子把十八碗酒全喝了下去。
20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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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喝完这十八碗酒之后,不出意外地干了一件蠢事,同时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事。
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老虎,他不信。
按理说一般人听到这话,起码要问一句:你听谁说的?
但是武松当时喝醉了,脾气坏了好几倍,听到消息不符合自己的心愿,喜欢直接说对方造谣。
当然,武松也可能没说这么多废话,
他喝完十八碗酒,已经醉得腿都软了,觉得自己的脑袋一会儿在桌子上,一会儿又飞到了屋顶。
拼了老命扶墙走出酒店,被冷风一吹,又开始满脑子觉得自己应该姓李。
这时候不管别人跟他说什么话,他完全听不懂。
别说山上有老虎,你就是说店里有白虎他都不会留下。
以上的情节合情合理,写完本来觉得很满意。
可是又一想,发现自其中还是有破绽。
北宋末年,物价飞涨,酒的价格可不便宜。
贡酒被炒成了天价,供不应求,连村酒的价钱也跟着水涨船高——一些有良心的假酒贩子不想喝死人,就买便宜酒灌进贡酒瓶子里卖。
这样以一来,武松能不能买得起十八碗酒就要打个问号。
因此,武松打虎的故事其实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开头。
某年某月某日,景阳岗酒家门口蹲着一个愁眉苦脸的青年,他就是武松。
他在春运中丢了行李,也丢了钱包,自己也被列车丢了下来。
回家的事先另说,如果不想被饿死,唯一的选择是找个建筑工地,打两天短工。
先前听宋江说外边世道变了,在闹民工荒,武松本来以为这不该是件难事,说不定还能攒两个小钱买点年货。
可是真找起来才发现,世道还真是变了,到处是商号破产,工程烂尾,开职业介绍所的(牙人)都关门找工作去了,什么活都找不到。
20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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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宋的经济,还有值得补充说明的地方。
大宋是个制造业大国,财政收入据说七成来自工商手工业。
其中相当一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对外贸易。
据学者研究,大宋的对外贸易有这么个特点,那就是出口以手工业制品为主,进口以高档奢侈品为主。*
契丹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都对大宋物美价廉的锅碗瓢盆、服装鞋帽、雨伞箱包赞不绝口,就好象大宋的领导对进口的豪华马车、精美折扇、象牙、犀角、珊瑚、玛瑙赞不绝口一样。
(详见《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作者 朱爱武,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
跟大宋领导不同,那些外国人很抠门,价格稍微高一点,他就不买你的了。
他们抱着嫖客一般的恶劣态度:这点玩意谁不会,爷找你就是图个便宜。
好在大宋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很便宜。
别人卖一块,我两毛就卖,不由得你不动心。
而拥有这个优势的关键又在于,大宋人比什么东西都更便宜。
别人给一个月一千文,我最多给你五百,爱干不干,反正进城农民有的是,不由得你不就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不可持续发展。
因为自然资源不是人,不可能永远再生;
同时人不也不是自然资源,忍耐能力是有限的。
果然,到了北宋末年,老一代农民还无所谓,城里出生的农二代都受不了了,宁肯进黑社会也不进工场。
于是就有了民工荒。
于是工场不得不提高工资。
于是大宋的对外贸易就完蛋了。
这样来看,大宋的经济困境属于情理之中,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假如劳动力便宜就是王道,那么显然奴隶社会才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
可惜大宋朝廷还真是这么看的。
有关人士早就扼腕叹息,还是奴隶社会好啊。
他们觉得国内的工人工资太高,最好一分钱不发,全扣起来当社会保险;
觉得工人业余生活太散漫,最好全圈起来住集体宿舍,干完活不让出厂区;
觉得工人要求太多,最好把厂房修在监狱旁边,谁闹涨工资就把谁扔到隔壁去。
他们最遗憾的还是以下这点:工人干嘛要有人身自由?最好全带上手铐脚镣,不想干了也别想跑……
那样的话,怎么会有民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