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
1938年，秋，昆明。
9月28日这天，日军飞机突袭，昆华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里，空袭的警报声响得震耳yù聋。人们一窝蜂地往外涌，唯有一个人一动不动，仍待在房中看着书。
“金先生！”有人看到了他，大叫，“快跑！”
“啊？！”他迷茫地应了一声，“跑什么？”
“空袭警报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跟着人流跑出了楼。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轰”一声巨响，宿舍楼顿时被夷为平地！
这位稀里糊涂的“金先生”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
金岳霖毕业于哥lún比亚大学，拿的是政治学的博士，可是他对政治“这玩意儿”一点兴趣也没有。当他发现世界上还有哲学这“有趣的东西”时，便索xìng转了行。
他与哲学的结缘十分偶然。有一次，他和***、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吵架，一时兴起，也掺和进去争辩。辩来辩去，他对逻辑萌发了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深迷上了哲学。
他勇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据说他十几岁就从“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的古训中推论出“朋友如粪土”的结论。
他英文尤佳，去牛津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因此，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西方的哲学著作，也能用英文自如地表述哲学问题。凭着这一点，他研究哲学比其他中国学者更有优势。
自身的天赋加上英文的助力，他成了“中国哲学第一人”。不过，当人问他为什么研究哲学，他却想不出什么富有哲理的答案来，只说：“我觉得它最好玩儿。”
1937年抗日战争bào发，金岳霖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哲学系教授。
平日里，他的打扮很绅士，西装革履，皮鞋纤尘不染，夏天穿短裤的话一定穿长筒袜。可是，他一年四季都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他对新生说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究竟是什么毛病，没人弄得清。
在学生们眼中，他是一个“有趣”又“随和”的教授。他教授逻辑学，这是文学院学生必修的课，但他上课时从不点名，提问的时候，他通常采取如下方式：“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那天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学生都又紧张又xìngfèn。
任继愈1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里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
他最得意的学生叫王浩，他上课的时候，经常讲着讲着，就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王浩受他鼓励，马上发表一通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整堂课几乎都成了他们两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去了美国，也成了有名的学者。
除了研究哲学，金岳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正因为他有这点爱好，小说家沈从文力邀他去给萧珊、汪曾祺等一干文学青年讲课。
在联大的时候，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
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
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那些小朋友，他再去买。”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迁回，金岳霖去了北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可他不想做官，他对官位，就像对政治学一样，丝毫不感兴趣。为此，他写了一篇《我坐在办公室办公，办了一上午，“公”却没有来》的文章，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而且，他简直是白纸一样的人，一应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更别提圆滑通融了。有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说一些“有要求尽管提”之类的客套话，谁知他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给钱。”领导听了半天，才知道他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可他还是愣愣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这样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当官的人，仕途的路，他不可能走得通。
后来，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人人争着要求“下放”，以此为“仕途荣升”做准备。金岳霖则不同，他是真的拥护党的政策，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为国家做出贡献。
***主席曾屡次接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和他说：“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他不知道怎么才算接触社会，想了许久，他付钱请了一个蹬平板车的人，每天带着他去王府井一带转一圈，他坐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十分开心。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代哲学大家，却只是潜心为学，无半点争雄扬名之念。他不是淡泊名利，而是在他的赤子之心里，根本就不存在“名”的念头。
金岳霖有着孩子般的天真可爱，本着一颗纯净心灵，当他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真挚感情也令人叹为观止。
他爱上的那个女子，名叫林徽因。这个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子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工于建筑，长于文学，而且人也生得极为清秀，是出了名的美人。
他曾做一副对联夸她：“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不过，林徽因并不领情，道：“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就是她这点与众不同的个xìng，深深吸引了他。
他与林徽因结识于1931年，那时，她已嫁人，她的丈夫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不过，早在1931年之前，他就已经听说过她。
那时候，金岳霖正在德国留学，有一天在餐馆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大声喧哗，那间餐馆的隔音很差，对方的议论清晰地落入他的耳中。
原来是徐志摩在请大家为他离婚拿个主意。当时，徐志摩想和原配张幼仪离婚，可张幼仪死也不肯，“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
徐志摩正深感走投无路，于是“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
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jiāo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2
他听到他们议论得太不像话了，“突然冲进对方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后来，他才知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是因为他爱上了林徽因。
他对徐志摩的评价是“滑油”，意思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虽是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的见证人，但他并不看好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单恋。
他说：“我觉得他不自量力。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就相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jiāo，连政治上也算世jiāo。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他虽然明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单恋是无望的，可是，当他自己见到林徽因时，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
金岳霖是位于北平总布胡同的梁家的常客，彼时，梁家是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聚集地，时人称“太太的客厅”。***、陈岱孙、钱端升、***、胡适、朱光潜、沈从文等一干学术名流都是座上宾，每逢周六下午，大家就陆续来到梁家，一边品茶一边谈古论今。
聚会的焦点永远是林徽因，她思维敏锐，言语活泼，言辞中永远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尽管她是别人的妻，可她的光芒那么耀眼，他忍不住想靠近。于是，他干脆也搬来总布胡同，租下梁家的房子，与他们做了邻居。
从1932年到1937年夏，他住在后院，小院，林徽因梁思成夫fù则住在前院，大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的李庄家过的。”
抗战时，梁思成和林徽因迁居李庄，在村东头建了三间房子，他也跟了过去，在他们房子旁边修建了一座耳房。
“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3
从爱上林徽因起，金岳霖便想尽办法与林家为邻，林家搬到哪里，他也随之搬到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逐林而居”。
如此，一辈子。
对于这段感情，金岳霖很坦dàng，他并不觉得他爱林徽因有什么不妥，也从没有把它当成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到后来，他的恋情几乎众人皆知，连西南联大的学生也都有所耳闻。
当时还在中文系念书的汪曾祺回忆道：“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xìng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ròu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随笔，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
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4
汪曾祺虽然没有写出全名，但这拎着一箱子情书跑警报的事，大约只有他这位“金先生”做得出。
当日军的空袭来临，他常常对自己身处危险毫无察觉，待在房中忘记逃跑，也曾在逃离中弄丢过辛苦写成的书稿，却始终记得将她的信带在身边，一封也没有落下。
不只是在她最美丽的时候在她身边，她在李庄病得快要死去的时候，他也顶着日军的战火，长途跋涉而来。
那时候，林徽因肺结核复发，躺在一张摇摇晃晃的行军床上，瘦得不chéngrén形。梁思成为她得不到有效治疗而心急如焚，战乱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教授们的薪水却一减再减。为了给她买yào，梁思成不得不当掉了金表，孩子们甚至连买鞋的钱都没有。
他来了，建了一间房住在他们旁边。
他不声不响地买了一群鸡回来养着。有一天，金岳霖来到她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两个温热的鸡蛋。
他摊开掌心，脸上有孩子般淘气的笑。
他的鸡蛋，是战乱中最切实的温暖。
他爱她，可他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困扰，他没有chā足他们家庭的意思，相反，他很欣赏他们夫fù，觉得他们“结合得好，这不容易”。他也不在乎最后能不能得到她，他的恋爱观点是“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所以，他对她，一直是单纯而快乐地付出着，不计任何回报。
自始至终，他只是静静地守候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她快乐的时候，他微笑着看她；她落难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被一个男人这样爱着，天下任何一个女人恐怕都会动心，而林徽因，她也是凡人。
有一天她终于开口了，向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听到这事，梁思成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yè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
“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5
林徽因何其有幸，能得到两份如此宽厚的爱情。这桩在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掀起轩然**的事件，梁思成这么看：“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而金岳霖真的坦然退了出来，从此，他只把自己放在好朋友的位置上。
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充当他们的“调解员”，梁思成道：“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xìng，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
分析得一清二楚。”
她嫁了一个爱她的好男人，这就够了，他不介意她嫁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只要她幸福。
1955年，她走了。
追悼会是在北平贤良寺开的，他很悲痛，“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为她写的挽联是所有人里写得最好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很合她的气韵，很美。
他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中，几个月后，他的朋友周礼全到北大哲学楼办事，顺便去看他，“金先生要我把办公室门关上。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号啕大哭。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他终身未娶，晚年是和林徽因的长子梁从诫一同度过的。
以前，他便说“离开梁家就像失了魂一样”，到老了，他变得极度依赖梁从诫。从诫去上班的时候，他独自在家，总会不时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他又会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
作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从没有排斥过父亲的这个“情敌”，他还像小时候那样亲切地叫金岳霖“金爸”。
没有人觉得金岳霖爱林徽因有什么错，更没有人会忍心伤害一颗真诚爱着的心。他那光风霁月的终生守望，值得所有人肃然起敬，梁家的后人都以尊父之礼待他。
又过了许多年，一个夏天的早晨，几个编辑去采访他，打算采集素材，写一本《林徽因传》。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一次jiāo谈只能十分钟，谈长点就睡着了。
他们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给他看，他轻轻地翻着，回忆道：“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作诗她没作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作成……”
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
编辑们都吃了一惊，难以相信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
当他们取出一张林徽因的照片，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时，他接过手，久久凝视着，嘴角渐渐下弯，仿佛要哭出来。
金岳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他们说：“给我吧！”
于是，他们送了他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见他高兴，他们连忙问他，是否可以请他为《林徽因传》写一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