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
1928年，初春，北平。
这天，一个叫郝更生的青年教师从清华出发，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看望女友，在女友的好友唐筼家中看到了一个横幅，诗固然写得潇洒自如，一笔书法也极是苍劲，题注写：“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yīn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南注生。”
他很好奇“南注生”究竟是何人，回去后，便去请教他的同事陈寅恪。陈寅恪是清**学院的教授，与他同住清华工字厅，在整个清华，陈寅恪博闻强记无人能及。
一问，陈寅恪果然知道，告诉他，南注生便是唐景崧1，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曾率台湾民众奋力抗击日军侵台。唐景崧著有一本《请缨日记》，陈寅恪读过，对他的生平事迹很是了解。
郝更生暗自佩服陈寅恪的“无书不读”，也随口说了一下唐筼的情况，不想陈寅恪一听之下大为惊讶：“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他猜得不错，唐筼确实是唐景崧的亲孙女，为唐公第四子运泽与蒋氏夫人所出，1**8年6月生于桂林。按家中的排行，她起名为“家琇”，号“稚筼”，字“晓莹”，工作后，她常用单字“筼”。
陈寅恪郑重拜托郝更生，想亲眼看一看横幅，并拜访横幅的主人。于是，春日的一个周末，郝更生陪陈寅恪去了西城绶水河胡同的唐筼住所。
唐筼端出茶水招待他们。许多年后，陈寅恪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春日，唐筼言笑晏晏，落落大方，她的姿容虽算不上极美，言谈举止却叫人如沐春风。
此后，他常常约她出来，谈天论地，相处极为融洽。那年，他三十八岁，她三十，在当时都已是大龄男女，两人皆因潜心为学而耽误了婚期，能相识相知是天赐的缘分。
其实他们也算门当户对。陈寅恪出身世家，他的祖父名叫陈宝箴，是被曾国藩推许为“半杯旨酒待君温”的清末名士，官至湖南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老人”，以诗文闻世，著有《散原精舍文集》。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曾在徐志摩的陪同下，特意拜访散原老人，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一时佳话。
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二子，幼年始便潜心向学，十三岁随兄长留学日本，成年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2前后约七年。
他是极勤奋的学生，娱乐活动少得可怜，“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即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3在生活上他极尽简朴，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点最便宜的炒腰花吃，“以为寅恪喜欢吃腰花，后来才知道，不过是为了省钱而已”“……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4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费在购书上，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在海外藏书最多、搜购书籍最勤的人。
他的勤奋并没有白费，博览群书让他的学问大为精进，为许多人钦佩，吴宓曾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5
他离开哈佛的时候，他的导师蓝曼6在给哈佛校长的信中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教过几个优秀的学生，有的是从日本来的，有的是从中国来的。目前我正在指导两名出众的优秀研究生，一名是上海来的陈寅恪，一名是‘北都’来的汤用彤。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7
蓝曼的话说得没错。1926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学院，他来得正是时候，清**学研究从此进入一个全盛时期。尔后数年，清**学再无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时比肩。
他带着大量的书籍回国，随行的还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这孩子是他表弟俞大维的孩子。俞大维与他一路同学，从哈佛到柏林大学整整七年，傅斯年曾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8
在德国时，俞大维与一位钢琴教师相恋，因为姑娘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姻，于是这孩子便成了私生子。
陈寅恪建议，把孩子jiāo由自己的妹妹新午抚养。新午尚且待字闺中，却慨然接受了这个孩子，这件事居然也没有影响到她对俞大维的感情，半年后，他们便结了婚。这孩子起名为俞扬和，长大后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陈寅恪回国后，在家稍事休整，便赶到了清华。当时国学院的导师还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名师荟萃，学生也尤为优秀，时人谓“清华学院多英杰”。
陈寅恪首开的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后来又陆续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都颇为艰深，还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听讲者回忆道：“陈先生演讲，同学们显得程度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9
陈寅恪的事业蒸蒸日上，感情却仍是一片空白。那时，他已年近四十，亲友们都张罗着为他介绍对象
，他却一直没觅到合适人选。
他觉得婚姻是极端神圣的，妻子应该是永恒的心灵伴侣，他宁可单身，也不肯将就。父亲急了，告诫他如再不定下婚姻大事，自己便要强行做主。
唐筼的出现恰逢其时。1928年的夏天，他们订了婚，同年7月17日，他们在上海成婚，陈寅恪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个小男孩俞扬和做了他们的纱童。
婚后不久，唐筼便怀孕了。第二年，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娇俏的女儿。
她本有心脏病，又属高龄初产，生这孩子的时候引发感染，几乎丧命。生产之后，她的身体大为折损，无法再兼顾工作与家务。为了让陈寅恪能专心治学，不为琐事分心，唐筼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她心中有些遗憾，可并无后悔。两年前，养母潘氏的遽然离世让她明白了许多东西。
当时，潘氏正低头穿一只窄紧的新线袜，突而头部剧痛，就撒手人寰了。潘氏虽不是她生母，但她自小便被过继给潘氏，得其爱护无尽。可潘氏这样猝不及防地离开了她，她顿觉无尽凄凉。
那时，唐筼在北平女子师大任教，因工作优秀而得到了许多赞誉，于是，她越发全心投入在工作中，几乎没有考虑过婚姻。可养母的离世让她头一次发现，事业再辉煌也抵不过亲人相伴，如果可以选择，她宁可要一个温暖的家。
为了家，唐筼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这个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写得一笔娟秀小楷的才女，从此默默退守在了陈寅恪的身后。这一退，便是一辈子。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为流求，“流求”是台湾的古称。过了不到两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起名为“小彭”，隐喻澎湖列岛，澎湖列岛也常被看作台湾的姊妹岛。
他们因为唐筼的祖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诗歌而结缘，以台湾为爱情的结晶取名也顺理成章。
就在流求出生的这年，清**学院停办了。这间极具风格和希望的学院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却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语言学家王力、文史学家谢国桢、文献学家姚名达等皆出身于此。可惜的是，王国维投湖自尽，梁启超病重而逝，国学院的半壁江山从此凋零，后继无人，不得不在1929年停办。从此，清**学再不复这般辉煌。10
但陈寅恪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他转任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平日除了博览群书，“于唐代文学与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11，还研习梵文与满文，每周六他都跟随一位叫钢泰和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还去大高殿军机处查阅满文档案。12
1929年到1937年，这是陈寅恪一生中收获最多的日子，因为生活安定，图书资料亦容易获取。他发表了约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在国际上渐有声名。
他们一家居住在清华新西院36号，房舍宽敞明亮。空闲的时候，他喜欢和唐筼一起坐在客厅前的花架下，看孩子们嬉戏。
唐筼在花架下种了许多蔬菜，金瓜、苦瓜、葫芦瓜……摘下来随手一洗便可入菜。他喜欢吃她做的一道干煸豆豉苦瓜，自家院子里新摘下的苦瓜，水嫩鲜灵得仿佛能掐出水来，用豆豉一炒，满院飘香。她以前并不会做菜，嫁给他之后，才特意为他学做湖南菜。13
他喜欢在花架下教孩子们背诗，从最早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yào去”教到《长恨歌》《琵琶行》。孩子们识字的卡片是唐筼手制的，她用硬纸壳剪成一个个的小方块，在上面写“田”“口”“贝”……孩子们很喜欢。14
陈寅恪教孩子们的时候，唐筼一心伺候她的瓜果花卉，或者端坐在藤椅上做些针线活。他的薪水虽高，却要用来买书购资料，还要拿出一半来奉养父亲散原老人。于是，她精打细算着过日子。15
她用布头布尾给孩子们缝舞鞋，还自制窗帘。她家窗帘虽用最普通的黄色土布制作，却比别人家的都精致些。她别出心裁地剪下印花布上的活泼飞鸟，用补花技术一只只缝上去，她的手极巧，小鸟与窗帘贴合得毫无痕迹，风吹帘动，小鸟也随之“飞舞”，极为活泼生动。
周末，他们一起进城去看望散原老人，老人家八十一岁，迁来北京，居住在西四牌楼姚家胡同，平日由孩子们的大伯母照顾。散原老人很欣赏唐筼的书法，题字的时候，总让唐筼在旁边磨墨铺纸，兴致好的时候，他给唐筼、流求、小彭都题写过名字，孩子们欢喜极了，把他的题字刻在铜笔盒上做纪念。
陈寅恪很满足这恬静安宁的生活，可唐筼心里却一直有个遗憾。那时，她已经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她很渴望为他生个儿子，延续陈家的香火。
于是，不顾医生的反对，冒着心脏病和高龄生产的危险，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仍然是个女孩，可其实陈家人并不像她想的那么在意，散原老人还乐呵呵地给孩子起了个好名字——美延，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她渴望儿子的焦灼心思慢慢平定了下来，相比同时代的女子，她很幸运，遇到了开明的丈夫和公公。怀抱着小小的美延，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们的幸福中止在1937年的夏天。
7月7日，卢沟桥事件bào发，北平沦陷。日军大举侵入北平，散原老人忧愤难平，很快便病倒了，病卧后每逢来探望者，老人总是询问：“时局究竟如何，**能胜否？”为了安慰他，家人总说中**队胜利了。
可是，当老人发现事实是局势在一天天变坏时，他开始拒绝饮食、服yào，平津沦陷时，他痛心疾首：“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五天后，他气绝而亡。
祸不单行，为
父亲治丧的时候，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在急剧下降。他去同仁医院检查，发现是右眼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手术，但若接受手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疗养。
彼时，清华已决定南迁，和北大、南开三校到长沙合组联合大学，三校师生皆冒着被轰zhà的危险，积极赶赴长沙。陈寅恪也不愿再留在沦陷区，父亲散原老人宁死不屈，他又岂能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下苟且偷生。于是，他决定不做手术，立刻离开北平。
在散原老人去世四十九天后，陈寅恪和唐筼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艰难的旅程。
右眼的视力一天天衰竭，终于一片昏黑，他心知自己为“气节”二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他不后悔。
他相信，她也相信，他用仅存的左眼也能做出好文章。
他们从北平坐火车抵达天津，逃难的人极多，拥挤不堪，“还有不少穿黄军衣的日本兵和穿黑制服的伪警察对旅客搜身”，流求和小彭都很紧张，紧紧拉住父母亲的衣角，小脚的保姆王妈抱着襁褓中的美延，与陈寅恪夫fù寸步不敢离。
等到了天津，他们即刻乘渡轮赶往青岛，然后去济南。逃难的民众越来越多，由济南南下的火车有票也挤不上，流求和小彭由先上车的同事妻子从车窗里抱进去，大人们也从车窗爬入车厢，沿途不断有人上来，整个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终于挨到郑州，又转车到汉口，走了近一个月后，他们才抵达长沙。
长沙的冬天han冷而潮湿，他们也学长沙人的样子，买了一只“烤火缸”回来取暖。那是长沙特有的取暖工具，生长在北方的孩子们从未见过，觉得新奇好玩。
他们以为就此可以安定下来。谁知没多久，局势进一步恶化，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至云南，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是，他们只得再一次搬家，重新踏上路途。
他们的路线是从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再从香港搭海轮到安南海防，转乘火车到昆明。等他们辗转抵达香港，已是旧历年除夕。
襁褓中的美延突然发起了高烧，将他们折腾得焦头烂额。幸得在香港的故jiāo许地山夫妻多加照顾，他们才得以撑过去，安心地过了一个新年。
除夕夜，他们的主菜只有一道红烧ròu，其余都是素菜。孩子们齐齐把筷子伸向唯一的荤菜，唐筼轻声制止了她们。
她说：“王妈跟着我们奔波数月，过年了家里荤菜少，你们孩子就多吃素菜，让王妈多吃几块ròu。”孩子们乖巧地把筷子放了下来。16
过完年，陈寅恪赶赴西南联大授课，而唐筼因为数月奔波，心脏旧病复发，不能再赶路。而且云南又是高原地区，对心脏病患者尤为不利，于是，她与三个孩子便留在了香港。
临行时，陈寅恪抱着美延在家门前拍了一帧相片。相片照得极好，小美延的脸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笑得很甜蜜，而他侧头看美延的目光溢满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宠溺。
他对这一幕记得异常清楚，以至于在云南蒙自的集市上，看到一个大眼睛圆脸的孩子，便使劲盯着看，被孩子的母亲误会他有什么歹心，赶紧背着孩子跑了。
陈寅恪在云南异常想念家人，可抗战时期教务人员的薪水大幅度消减，又赶上了通货膨胀，他负担不起昂贵的路费，无法回家。
陈寅恪不知道，为了缩减生活成本，唐筼和孩子们也搬了家，从香港半山的罗便臣道104号搬入房租较低的九龙城福佬道11号三楼。他记忆中圆乎乎可爱的小美延得了百日咳，终日又咳又吐又发烧，瘦得几乎不成形。
唐筼怕他担忧，什么也没说。那时候，陈寅恪心情正差到极点，因为他最重要的书籍在搬家过程中全部丢失。离开北平前，他把书都打包装在最好的箱子里，没想到这样更引起了窃贼的觊觎，两箱书籍全被掉包，“当日的两箱书中，中文、古代东方文字的书籍及拓本、照片几乎全部丧失。”17
这对他而言，简直是锥心之痛。因为他习惯把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校勘等内容，都批注在书眉及行间空白处。那批书是他二十年的耕耘成果，只等时机成熟便整理成著作，没承想悉数在安南遗失。他因此大受打击，屡次病倒在床。
这一年的七夕，他笔触沉重地给她写了一首诗——
戊寅蒙自七夕
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
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
她想了想，和了这样一首——
和寅恪云南蒙自七夕韵时筼寄九龙宋王台，俗传南宋末陆秀夫负帝昺投海处畔。
独步台边惹客愁，国危家散恨悠悠。
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
她用她的温柔体贴，宽慰了他的心。
1939年，通货膨胀更加严重，钱几乎每天都在贬值。为了节省开支，唐筼领着孩子们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搬到跑马地附近的峡道，第二次搬到九龙太子道尾端，第三次搬到九龙弥敦道旁的山林道24号。
期间她大病了一场，幸亏许地山夫人及时赶到，将她送入医院，病情稍稍稳定，她便要求搬至收费较低的病床。
她出院的时候，陈寅恪终于攒足了路费，从昆明回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任为汉学教授。
一家团聚，孩子们都高兴极了，大家一起在山林道的居所拍了一张大团圆的照片，小彭靠着母亲，笑得最是灿烂。18
他打算8月底乘船赴英，然而就在这时，欧战bào发，邮路不通，他被迫推迟一年就任。
这是他第一次与牛津擦肩而过。第二年的时候，仍是因为欧战，英国难以颁发入境许可，路费亦没有如期寄到，他再一次与牛津失之jiāo臂。
天意弄人，若是他那时离开了，也许命运将是另一个样
子。
赴英既无望，他打算重回联大，没想到战乱中滇越路断，联大也回不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去香港大学做了客座教授。
如此，两年。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bào发，日军占领香港。
他们被困守在了香港这所孤岛上，粮食奇缺，连红薯皮都是无上美味。有一次流求和小彭跟邻居去菜场，买了一块豆腐，转瞬便被人抢走。更叫人担心的是混乱的治安，离他们家不远的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遭日军**。
唐筼将流求打扮成男孩子模样，送去亲戚家躲避。九岁的小彭也被打扮成了男孩子模样，唐筼还用一块浅色布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上，她怕美延会在兵荒马乱中走散。如果有好心人看到这块布，也许会送美延回来。
陈寅恪也被敌伪盯上，广州的汪伪组织、香港倭督及汉jiān都用尽各种办法胁迫他出任伪职。
他虽一一拒绝，但也心知肚明，必须尽快逃离。
五月初，在朱家骅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离开了香港，从广州一路向上，抵达广西桂林。他本打算继续上路，赶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然而，他突然生病，不能再长途跋涉，只得留在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
在桂林度过相对平静的两年时间后，他判断时局，觉得日军不久便会进攻湘、桂。于是年8月，他们又再度登上了逃难旅程。
事实证明，他对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先见之明，他们有幸逃脱了沦陷之地。
四个月后，他们抵达成都，陈寅恪任教于复校后的燕京大学，至此终于安定下来。
算起来，从抗战bào发，短短几年间，他们从北平，经天津、江苏、湖北……直到成都，辗转流徙了十一个省。
就在他们长舒一口气，开始平定生活的时候，陈寅恪发现，他仅存的左眼视力下降得厉害，越发昏花起来。
唐筼想应该是劳累的缘故，颠沛流离了这么多地方，他又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研究任务繁重，眼睛很难有好的休息。她想了想，决定为他增添一点营养。他们没有太多钱买补品，于是，她把旗袍当了，自作主张买了一只母山羊。
每天，她在宿舍旁的草坡上学着挤nǎi，初时艰难，渐渐便顺手了。她曾是大家出身的闺秀，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现在为了他，她俯下身来，像一个真正的农fù一样，用心为他挤一碗羊nǎi。19
她不觉得苦，望着掌中那碗洁白的羊nǎi，她笑意温柔。
可惜上天并没有怜惜她的苦心年12月12日，他的左眼彻底失明。
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眼睛，他何以为业。
他凄然落笔，写：“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20
唐筼紧紧按住了他的手，轻声却坚定道：“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yào更无方。”21
他要倒下的时候，她撑起了他。
陈寅恪开始学着以耳代目，以口代笔，每天听报纸，练习口述诗作。唐筼担当了他的书记官，给他读书读报，随时记录他要写的书信和诗作，还协助他找研究资料。
她良好的古文功底也算是发挥了作用，否则，人们几乎都忘了，退守在陈寅恪身后的她也曾是一位才女。
1945年，二战胜利，牛津大学仍yù与他继续之前的聘任，并邀约他前往lún敦治疗眼疾。
陈寅恪满怀希望而去，在lún敦动了两次手术，由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Duke—Elder主刀，视力略有改善，然而终是复明无望。
胡适建议他去纽约哥lún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将他的诊断书索去，向哥大咨询。但哥大的专家会诊之后，答复道：“Duke—Elder尚且无法医治，我们如何能补救？”
他凄然归来。
重抵清华园时，陈寅恪已是“盲目”教授，获特批在家中授课。课堂被安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内，学校还派给了他三位正式的助手，王永兴、汪篯和陈庆华。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开始恢复正常教学与研究。
他分别给历史、中文两个系的学生上课，上课时，由助手板书，他在一旁讲解。他虽然行动不便，对教学却一如既往地严谨，每次上课前都提前备课，指导助手代查资料，他记xìng好到“往往连版本，页数，甚至行数都对”22的地步，叫助手大为惊讶。凭着卓越的记忆力，他修订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还口授完成了好几篇学术文章，包括极有分量的《从史实论切韵》。23
此外，他还招收研究生，且一律由他亲自指导，从不假手他人。
看到他接受现实，慢慢振作，唐筼很欣慰。
1948年的上元灯节，她兴致勃勃地买来了烟花，绚烂的烟花在半空瞬间绽放，他目不能视，却面露笑容。
她依偎在他身侧，han风凛冽中看到他的笑，心底无比温暖。
然而，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战争又一次bào发。1949年12月，内战的pào火临近清华园，时任jiāo通部长的俞大维托来口信，让他们搭乘12月15日的飞机离开北平。
俞大维、傅斯年和胡适力劝他去台湾，可他没有走。据说为这件事，他们起了激烈的争执，唐筼也气得离家出走，幸亏有友人在香港九龙车站遇见她，将她拉了回来。
这件事记述于钱穆的《师友杂忆》中，台湾学者***也这么说，甚至进一步认为，陈寅恪晚年写作《柳如是别传》，表面上是颂赞红装柳如是的识见，实则是赞扬唐筼的先见。24然后蒋天枢和他们的女儿陈美延却否认了这一点，称他们并无争执，意见一致。25
确实很难
想象，xìng格温和的她会离家出走。这段往事，谁的陈述更接近事实，已经无人能知。唯一可以确知的是，他从此便在广州待了下来，一待就是二十年，直到“**”开始。
陈寅恪任教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对他极其礼遇，为了方便他的教学和研究，陈序经将他们的居所安排在图书馆侧的红色小楼里，四围幽静，榕树遮天蔽日，绿色深得仿佛要溢出。时任中南局局长的**还特意在他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以便他散步。
他始觉安定，完成《论再生缘》之后，着手从事钱均益与柳如是诗歌的笺证。他有了一个得力助手黄萱，“工作态度极好，学术程度甚高”，对陈寅恪襄助颇多。
尽管有了助手，唐筼仍担当他的“书记”。她代笔他的往来信件，并翻检他的旧稿，为出版他的文集做前期准备，她与他配合得很默契。
这是一段安宁平静的好时光。
可苦难似乎总是不放过他。1962年夏天，他摔倒，右腿骨折，自此再不能行走。
那年他已七十二岁，目盲，膑足，人生悲惨之事压身，却还是在****年的夏天，完成了洋洋洒洒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这部开创了中国史著新范式的著作全由他口述完成，为他记录的黄萱感叹万分：“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让陈寅恪始料不及的是，这不过只是苦难的开端。
两年后，“**”全面bào发，广州的***冲入校园，赶走了黄萱。那时他正在黄萱的帮助下撰写自传《han柳堂记梦稿》，黄萱被驱逐，他的写作至此中断。
***贴得铺天盖地，有人说他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个月都要吃进口yào物，有人谴责他每天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最令他感到屈辱的是，有人说他“有意侮辱护士”。
其实早在1958年的“厚古薄今”运动和“拔白旗”运动中，他便已经被批判过一次。但那次稍好，虽然极尽挖苦之能事，但***批判的基本是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涉人品。
那次，他没有争辩什么，只是停掉了所开课程，淡淡道了一句“不敢误人子弟”。可是这一次，他愤怒了，他要唐筼代笔，悲愤地写了数纸声明，反驳那些诬蔑，他企图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
可其实对他那么心气高傲的人而言，辩解自己“没有天天吃进口yào”“没有侮辱护士”“不是***”，本身就是极大屈辱。
他的声明并没有什么效果年冬天，***密密麻麻贴满了整栋红色小楼，甚至贴到了他的床头。
从外面看，曾经的红色小楼已看不到一点红墙的影子，墙面上贴满了白色***，活像一口纸棺材。昔日的青葱榕树上亦挂满长幅标语，迎风而动，仿佛招魂白幡。
一切都让人触目惊心。
对他的抄家开始不分日夜。有一次，蜂拥而至的***小将连拍门的那几秒钟也等不及，竟然从墙头直接爬上二楼。喝骂只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动武，唐筼替他挡下，拳头便都落到了有心脏病的唐筼身上。
他们让他jiāo代，前后六次，仍嫌不够，要他“补充jiāo代”。
陈寅恪拒不认罪。
他说——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jiāo代。
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仍然竭力维持着残存的尊严。
他唯一的一次“低头”是为了她。当时，护士全被赶走，三个女儿又都在外地，向单位请假始终得不到批准，于是，照顾他的重任便全部落到了她身上。
唐筼也已是逾七旬的老人，力不能支，他于是给校方写了一份“申请”，请求动用自己冻结的存款，雇用一位老工友。
陈寅恪写：“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语尽哀凉。
可是，他没有得到任何批准。
没多久，***们的手段进一步升级，把高音喇叭直接吊在了陈家的屋后房前，甚至吊到了他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这样的日子，他们过了整整两年。
在正常时期，病弱的他们尚且要服安眠yào才能入睡，怎可能抵受高音喇叭的日夜不休。唐筼心脏病复发，几yù死去，他提起颤抖的手，预写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他失明的眼里，渗出了泪。
1969年春节，工宣队看中他们的房子，要改作指挥部，勒令他们搬家。
他们搬去了西南区50号。
六个月后，他油尽灯枯。
有人偷偷地来探望过他，据说他死前，瘦得几乎不chéngrén形，“一语不发，唯有眼角不停滴泪。”
唐筼从容料理了他的后事，不久，她也死了。
据说，她是病逝的。然而，就在陈寅恪的治丧期间，她对女儿们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她嘱咐从四川赶回来奔丧的流求，“若是我死了便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她还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