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fù。
轩车何来迟，遂令此意负。
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牗。
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
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
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胡适
1917年，夏，安徽绩溪。
这一天，江村的某户人家摆下丰盛筵席，接待他们家从美国回来的女婿。他叫胡适，绩溪上庄人，七年前赴美留学，现在学成归来，前来议定婚期。
席散后，胡适希望能见一眼自己的未婚妻。之前，他们jiāo换过照片，也通过几次信，但并没有见过面。
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他去了冬秀的闺房。近门处，胡适留在门外等候，江耘圃进去通知自己的妹妹出来。
冬秀不肯出来。虽然已是民国年间，外间女子已可入校念书，与男子一同工作，可绩溪乡下依然闭塞封建，与清末并无二致。未婚女子总是再三扭捏，不肯和男子多说一句话，仿佛这样才符合贞洁的标准，更别提见自己的未婚夫了。
七姑婆也进去劝冬秀，这时，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很好奇冬秀见洋博士姑爷时的情景。过了一会儿，姑婆出来，召胡适入房。
胡适走了进去，冬秀却躲在床上，垂下密密的帐子，死活不肯下来。冬秀的姑婆过意不去，伸出手去强拉帐子，可胡适摇手制止了她，缓缓退了出来。
胡适与她订婚十余载，又特意前来，却吃了“闭门羹”，换了任何人都会心里不痛快。可他并没有生气，临行前还留了一封信给她，他不仅体谅“家乡风俗如此，非姊之过，决不怪姊也”，还在信中写明“然冬季决意归来，婚期不在十一月底，即在十二月初也”。他的信温文尔雅，尽显良好教养。
胡适和江冬秀的姻缘始于十三年前。1904年的春天，胡适随母亲冯顺弟回娘家，江冬秀的母亲吕氏也正好在冯家做客，一眼便看上了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的胡适，便托了媒人向胡母提亲。
那年胡适才刚刚十三岁，可是，绩溪乡间流行早定亲的旧俗，十来岁的男女孩子便已有人来说亲，来胡家说亲的除了江冬秀，还有好几家。起初，胡母并不属意江冬秀，一来因为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二来因为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胡母担心冬秀“八字”硬，会克夫。
但江冬秀却是所有待选人中条件最好的一位。江家是旌德县巨族，冬秀的母亲吕氏也出身书香门第，吕氏的祖父吕朝瑞曾中过探花，父亲吕佩芳也是进士，而胡家只是普通的读书官宦人家。胡适的父亲胡传虽任过台湾省台东直隶州知府，却英年早逝，胡家从此家道中落。相较之下，江家的门第自是比胡家高出许多，若与江家结亲，那是一种“高攀”，是天大的好事。
胡母犹豫再三，决定请算命瞎子来测算“合婚”。算命瞎子却说江冬秀的八字与胡适并不犯冲，胡母仍不放心，又把江冬秀的八字和其他几个女孩子的八字写在红纸上，用竹升装好，恭恭敬敬地放在观音娘娘的神像座前。过了些日子，家中无事，胡母便洗手焚香，在观音娘娘面前行礼祷告，然后谨慎地取下竹升，用一双竹筷取出一个八字来。打开一看，正好是江冬秀的。就在这神的指示下，胡母定下了这门亲。
订婚后不久，胡适便告别母亲，随三哥去上海求学。胡适的父亲死时留有遗嘱，道“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其读书”，于是，胡适的母亲便笃定要履行丈夫的遗愿，虽然家道中落，却每年给教书师傅十二块银圆的教资，多出当地学生六倍。胡母是大字不识的农村fù女，只知“夫大过天”，对胡适的教育，她竭尽全力。
胡适也不负母亲的厚望，在乡间私塾时，成绩就十分突出，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也丝毫不逊色于同龄人。在上海六年，他先后就读于四间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在每一所学校他皆是佼佼者，在中国公学，他还获得了“少年诗人”的美称。
上海打开了他世界里的另一扇窗，“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接受新文化熏陶的他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不满起来。
他的未婚妻江冬秀接受的是最传统的封建教育——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又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除了读过几本《女诫》《女训》《列女传》之类的书，不识几个字，连书信也写不了。
于是胡适多次在家书中，请两家大人“令儿fù读书”。胡母和江家对他的意思心知肚明，“fù姑，岳婿，母子之间多了一层意见”，江家担心胡适变心，胡母也担心儿子失信江家，双方都催促胡适早日完婚。
1908年秋，江家办好嫁妆，胡母也布置好新房，还专门请算命瞎子择了黄道吉日，只等胡适回乡便举行婚礼。
胡适接到母亲的信，极为无奈。那时，他十七岁，正是憧憬爱情的年纪，谁不盼着自己的妻子是美貌多才的女子？
但他不能违抗母命。对守寡的母亲，他一直抱有十分的敬意，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他chéngrén，他也不愿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只能采取一个“拖
”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此事今年万万不可行。”
在信中，他借大骂那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列举了六条不可行的理由，并劝自己的母亲：“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
同时，他也向母亲承诺：“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郁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他既这样强烈反对马上成婚，又立下日后归娶的承诺，胡母和江家也只得默许，将这段婚事延后不提。
不久，胡适便卷入中国公学风潮之中。作为“反对公学最力之人”，他从中国公学退学，转入了中国新公学，一面读书，一面兼任英语教员。然而，新公学经费不足，苦苦支撑一年之后便解散了。
他“少年的理想主义深受打击”，揣着两三百元欠薪，漂泊在上海。他害怕面对母亲失望的目光，“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哪敢回家去”，更何况，此时胡家的家境也急转直下，兄弟分家，产业悉数抵债，“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必须寻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有人推荐他去华童公学做了老师，但那里内部教员互相倾轧，学生素质又良莠不齐，他做得并不开心。
种种烦闷之下，他跟着一帮朋友堕落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胡混，有时候，整天地打牌；有时候，连日大醉。”
好在他没有一直堕落下去。有一天，他因醉酒斗殴被巡捕房拘禁，被放回来时，看着镜中满身泥污的自己，他突然醒悟过来，“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挂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虽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于是，胡适断然辞去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告别了那帮酒ròu朋友，开始闭门潜心读书。1910年的七月间，他成功考取了第二批“留美赔偿官费”，被选送赴美留学。
这是胡适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从绩溪来到上海，又走向了另一片广阔天地。
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一待七年。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对他冲击巨大，自由、民主以及美国人所持有的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和朝气”，深深感染了他。他自述“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成了一个“不可救yào的乐观主义者”。
但是，他与当时大部分留学生不一样，他并非****，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比如他就很反感西方的自由恋爱，认为西方女子“以求耦为事”，需以各种手段与男子周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
他虽不满自己的包办婚姻，但毕竟生长于皖南，十三岁前接受的都是最传统的教育，儒家的理念在他心中早已深深扎根。
以东方传统的观点来***男女jiāo际，自然会觉得“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其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制自由之罪也”。他甚至觉得中国的婚姻制度更好，可以使“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身于社会jiāo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耦，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
这时的胡适既抱这样的婚姻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的态度也平和了许多。家中母亲来信，他走后，江冬秀常来胡家走动，有时还会住上几个月。他知道江家家境极好，冬秀在家中有用人照顾，不需自己动手做事，但冬秀来胡家时，却替胡母分担家务。这使得事母至孝的胡适在“名分”之外更生出一种“特殊的柔情”来。
1***年5月，他给冬秀写了一封信，除了感谢她“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之外，也鼓励她多读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
寄出这封信之后，胡适迟迟未收到冬秀的回应。在闭塞封建的皖南，未婚的少年男女见一面尚且为难，更别提书信了。冬秀生长其中，被规矩束缚在所难免。
他只得又写信去，同母亲说：“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何妨。以今日新礼俗论之，冬秀作书寄我，亦不为越礼，何必避嫌。”
如此，等待了一年半之后，他才收到了冬秀的第一封回信。以后联系渐渐多了，他的信抬头写“冬（端）秀贤姊如见”，一字一句，写得温文尔雅。他还寄了一幅他自己的小照给她，江冬秀收到他的照片欣喜异常，也专程去照相馆摄了一帧自己的小相，托胡母寄他。
他得到她的照片，又特意回了一封信给她，“如晤对一室，欢喜感谢之至”，并重申了婚约，允诺一年半后归国完婚。
得到胡适的允诺，江冬秀回信的语气顿时便不一样了，改称他为“适之郎君爱照”，落款
自称“待字fù江冬秀”，并说“今君负笈远游，秀私喜不暇，宁以儿女柔情绊云霄壮志耶？”，尽显体贴温柔。
她自己不能写信，都是请人代写草稿，然后自己誊抄寄出的。对她缺乏文化一事，他一直很遗憾，在信中总是一再要求她“读书”，说“今世fù女能多读书识字，有许多利益，不可不图也”“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
除不通文墨之外，胡适还介意她的小脚，在信中循循善诱她“放足”，说“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当速放（足），勿畏人言。胡适之fù，不当畏旁人之言也”“骨节包惯，本不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骨节亦可渐次复原了”。她依照他的意思做了，虽然她的脚已经难以恢复原貌，但他“闻之甚喜”。
在放足这件事上，江冬秀第一次没有为封建规矩所缚，恭谨地遵照了他的意思，尽显中国传统女子对丈夫的柔婉顺从。
因为她的温顺，他为自己找到了宽解的理由，觉得“择fù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和，xìng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更何况，即使在自由恋爱的美国，他亲眼所见的家庭中，“真能夫fù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多得”，江冬秀既然xìng情和顺，又颇得胡母的喜欢，那么，他觉得自己也不必再以“智识平等”作为求偶之准则。
他开始释怀，在她与胡母的合影后题诗——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fù。
轩车何来迟，遂令此意负。
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牗。
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
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
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在诗中，他对冬秀不再排斥，幻想了一幅婚后生活的美好图景。他想象江冬秀将与他同归田园，他读诗作文，她红袖添香，两个人白头偕老。
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关系上，胡母一直起着决定xìng的作用。
曾经，在康奈尔大学，胡适对一个叫韦莲司的西方女子有过好感，她是康奈尔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的女儿，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两年间，他给她写过一百多封信，她的回信也不下此数，两人曾结伴出游，也曾共处一室。然而，他们的关系终究是“发乎情，止乎礼”，没有再进一步。
究其原因，固然有韦女士的母亲反对女儿嫁给华人，但更主要的原因来自胡适这方。韦莲司是独立自主的西方女xìng，特立独行，个xìng极强，也因为这种“强势”，她与母亲的关系不佳。然而，胡适的态度却是，“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他还对韦莲司说：“在我的家庭关系上，我一向站在东方这一面，这大半是由于我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母亲，她对于我的恩无所不至，我长期离开她，已使我心上十分沉重，我绝不能硬心肠对她。”
胡适心里明白，如果真娶了韦莲司，东西的文化差异那么大，韦莲司和胡母必会有矛盾。以韦莲司的强势，让她容忍迁就胡母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胡母对韦莲司也已表示出明确反对。她托人写信给白特生夫人，婉转地请白夫人告诉韦莲司，胡适已有未婚妻，按“中国风俗，一经订婚即不能解除婚约”等语。
双方家长的反对，再加上胡适自己的犹豫，这段恋情最后不了了之。
另一位与他关系亲密的名叫陈衡哲的女友，英文名“莎菲”，是出名的才女，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用白话写作的女作家之一。胡适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时，与陈衡哲常有书信往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通信几乎每三天一封，“论诗论文”，他对她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但是，当他得知最好的朋友任叔永在追求她时，传统的道德lún理观念最终还是桎梏了他的脚步，让他这个“早已有了婚约的人”将爱慕深深锁在了心底。
1917年，胡适回国，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聘请，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与他同年入北大的，还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文典、沈尹默、钱玄同，他们共同形成了以陈独秀和胡适为先锋的新文化团体，以《新青年》为阵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他们撰写大量文章，批判封建主义，提倡自由婚姻，呼吁男女平等和fù女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极力反抗强加于己的包办婚姻，鲁迅与原配朱安分居，陈独秀不满他的高氏夫人，竟以流连欢场抗争……可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这次却站在了相反的一边。
他宣扬女子“自立”，却也批评道：“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这种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至于受他的奚落了。”
在新旧文化jiāo替的时代，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中正平和的人，他的态度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这与他的母亲有关。胡母是一个和气的女子，深具中国
传统女xìng宽厚忍让的美德，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深深影响了胡适，使得他对任何事情也始终抱着温和的态度。
这年，胡适已经二十七岁，而江冬秀长他一岁，已经二十八了，从订婚到如今已经过了整整十四年。在皖南乡间，冬秀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老姑娘，在绩溪，男方退婚，对女子而言是奇耻大辱，如果胡适退婚，老姑娘江冬秀也休想再嫁别人了。
而且，胡母也不容他悔婚，她是认可这个媳fù的。冬秀并无过错，无缘无故不守信诺，善良的胡母觉得“这对不住人”。
更何况，他自己也狠不下心。前一年，江冬秀的母亲病故了，据说临死时“犹以婚嫁未了为遗憾”，他一想到这个就愧疚。冬秀已经苦苦等了他十余年，又有丧母之痛，他不能再退婚，将她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
1917年12月，胡适如约从北平回来，与江冬秀成婚。
那天，胡家挤满了宾客，人人都来参观他们的新式婚礼，他虽不能改变包办婚姻的现状，却可以改革婚礼的形式，变成一场文明婚礼。
胡适穿着黑呢西服，戴黑呢礼帽，穿黑皮鞋，冬秀穿着花缎棉袄和裙子，以鞠躬代替了叩头，并在结婚证书上盖章。
鞭pào点燃了，那还是胡母七年前购置的，不过那年，他没有回来结婚，从上海去了美国。隔了七年光yīn，这bào竹声却依旧响亮，燃出一片喜气洋洋。
他在《新婚杂诗》里写——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好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bào竹，越陈偏越响！
婚后不久，胡适回了北大，又过了四个月，冬秀亦从绩溪来到北京，与他同住。往后数十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两人始终不曾分开。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胡母去世了，年仅四十六岁。
这个二十三岁起便守寡的乡间女子，守着丈夫的一点骨血，独自度过了二十多年艰难的时光。她竭尽所能给了儿子最好的教育，在靠抵当首饰过年的日子里，她还借贷八十银圆，为儿子买下一部《图书集成》。她也竭力在她所处的世界里，为儿子择了一位她认为最好的媳fù，等到他们结婚，她也熬到油尽灯枯。
没有人能狠下心来伤害这样一位母亲，胡适也做不到。尽管那媳fù不是他想要的，可是为了母亲，他愿意迁就，“极力表示闺房之爱，正yù令吾母欢喜耳。”
不过，胡母想给儿子选择的，究竟是一个柔和宽顺的传统皖南女子，还是她熟知儿子温和的个xìng，想为他择一个精明强干的妻子？不得而知。
婚后，江冬秀婚前听从胡适意见“放足”的柔顺全然不见，真实的她是另外一个样子——脾气大，处世精明，事事不退让。胡适很快便发现了，他的妻子，与自己那宽忍的母亲大不一样。
婚后江冬秀总揽了全部家政，规定家中所有钱财都由她掌握，胡适的薪水、出书的版税都必须一分不落地jiāo给她，一应开支也需她点头同意。家务她从来不沾手，家中请了三位用人，一个男佣做饭兼外勤，一个女佣带孩子，另一个洗衣兼内务，她闲来无事，以打麻将来消磨时光。
新婚之初，江冬秀还跟着胡适读读书、写写字，学习白话文。但很快，她便失去了读书作文的兴趣，“嗜牌如命”的她哪还顾得上读书，大好光yīn皆消磨在了牌桌上。
她自己不爱书，便也无法理解他爱书，她指着家中的藏书对朋友抱怨：“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胡适曾作过一首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来描述他和冬秀的争执：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作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作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诗中，他俨然以自嘲的口气，描述了他和江冬秀的婚后生活。婚前他那种“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美丽幻想已全然破灭，她不是“添香”的“红袖”，只是乡间的世俗女子，她的所思所想和他全然不同，他们虽然生活在一处，却如同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吵架的时候很多，不止为书，还为钱。他们绝对不属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类型，胡适版税加上工资，收入完全可算上等，他们不仅住着有花园亭榭的大房子，有私家车，还雇了许多用人。但据在胡适家中帮办文书工作的章希吕回忆，有一次，为了亚东图书馆拖欠胡适版税一事，江冬秀夜里和胡适大吵。章希吕道：“适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章希吕在胡适家中住了将近两年，得出的结论是：“觉得他们夫fùxìng情绝对不同，适兄从来不肯得罪人，总是让人家满意，适嫂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出的女人，不怕人家难为情的。”
除此之外，她还介入他和
友人的“jiāo往”。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她拦着胡适不许去，“当了慰慈、孟禄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着他们的面说，我要做这个媒，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蒋梦麟离婚娶陶曾谷的时候，她把他锁在房里，死活不让他出门，他只得翻窗“潜逃”。梁宗岱与沉樱结婚时，她更是出面支持梁宗岱的原配何氏，把梁宗岱告上了法庭，直接导致梁宗岱与胡适闹翻。
她之所以态度这么强硬，全因她自己也是原配，所以“鄙视”那些与原配离婚后再娶他人的男人。凡是他的朋友中有这类“抛弃糟糠”的“不道德之事”发生，她总恨不得他与这些朋友断了来往才好，她潜意识里，大约害怕他也会学样。
他很“怕”她，处处让着她，也得了个惧内的名声，他自嘲道：“女人既有‘三从四德’，男人也应该讲‘三从四得’。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后生活竟是这样的，这大约也是当初执意订下这门婚事的胡母始料不及的。然而，他并没有离婚。
不是没有机会，那时的他是文坛大师，有了许多倾慕者，而且胡母也已经去世了，家长的反对已不再存在。但是，他和江冬秀却终是白头偕老，究其原因，恐怕“为名声计”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虽委屈了自己的心意，却得到了意外的好处。在新旧文化尖锐冲突的“五四”时期，他虽是新文化的干将，却因履行旧式婚约，得到了旧派人物的赞扬。特别是许多抱传统观念的“道学先生”，都觉得他做了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的事业也因此少了许多阻力，得以扶摇直上。
反观陈独秀，虽与他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却因对婚姻不满，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放纵自己的私生活，引起一干正派文人的不满，被迫离开北大。
他既因这桩婚姻而得了“君子”的好名声，自然舍不得因为离婚而让自己的名誉沾上污点。更何况，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道德评判凌驾一切之上的国家，他不能授人口柄，步陈独秀的后尘，影响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
而且，江冬秀也有她的好。
她虽精明，却并不吝啬。他们家中经常高朋满座，她每每亲自下厨，准备丰盛宴席飨客，做得一手好菜，叫朋友们赞不绝口。
她乐于助人。胡适热心资助朋友，她从来不介意花钱，林语堂出国时便曾受过他两千大洋的资助。在她家帮工的用人，为胡适整理文书的章希吕，都得到优厚的报酬。
她也热心于公益事业，捐资修整了家乡杨桃岭的路面，资助家乡修建图书馆、医院、县志馆和公墓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她的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良好的人缘和名声，对他的事业大有裨益。
她还有一点极好的品质——不虚荣。她丝毫没有旧式女子盼着丈夫做大官封妻荫子的想法，反而一再地劝说他不要沾政治，专心走学术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她非常决绝，这又一次展示出她强硬的个xìng。听说胡适要回国当中研院院长，她“很不好过”，写信给他道：“你千万那（拿）定主意……再不要走错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她是一个没有读过太多书、写信都屡屡出现别字的乡间女子，居然能一眼看穿政治的黑暗，看清官场的腐朽，反复劝说他“不要走错路”，这是极难得的见识。
以胡适的温和xìng格，曾有数次架不住别人的劝说，要踏入仕途，有一次甚至还差点答应蒋介石竞选总统。可她坚持不肯让他做官，他曾在《胡适致江冬秀》中回忆过此事：“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的道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不是识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此想。”也正是因为她的这种强势，他才没有卷入***的政治旋涡中，得以独善其身。
1962年，那天胡适正主持中央研究院的招待酒会，心脏病突发，等她赶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去世于台湾。
她没见上胡适的最后一面，悲恸万分，她哭了数小时，直至昏厥。
江冬秀去世于胡适去世十三年后。这十三年，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和出版了他的遗著，有人说：“没有她，胡适纪念馆很难维持，胡适墓园很难维修，胡适手稿也印不出来。”
胡适娶了江冬秀，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大部分人都倾向后者。一个小脚的、没文化，又不够温柔上进的乡下妻子，如何配得上大名鼎鼎的胡博士。可是，这样一个妻子，却在动乱的年代，陪胡适平平安安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