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二）
傅东心
1995年，7月12日，小树打架了，带不少人，将邻校的一个初一学生鼻梁骨打折，中度脑震荡。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今天早上知道的，知道的时候我正在给李斐上课，讲《旧约》的《出埃及记》：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然后举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涛就会分开，为子民空出一条干路。小树的班主任走进院子，跟我讲了一下小树的情况，小树当时没在家，抱着球出去了。我跟李斐说，小斐看家，先读读，无须信，欣赏行文中的元气，小树回来，让他别出去，在家等我。然后我拿出存折，去银行取了一千五百块钱，两百块钱给老师，老师没收，说逢年过节，庄树他爸没少照顾，男孩子打个架正常，只是这种群殴，以后得避免，半大小子出手没有轻重，容易惹出大祸。小学生连初中生都敢打，以后咋办？然后我跟着老师去了挨打的孩子家，他刚出院，我递上水果，把钱塞到家长手里，坐下聊了会天。夫妻俩在五爱市场卖纱巾，条件不差，人也能说通，最后他们送我走，在门口说，看你文质彬彬，你儿子怎么那么浑？我没说什么，坐公交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小树正拉着李斐陪他玩球，他在院子里用两块石头摆了个门，让李斐帮他守门，然后他一脚把球踢在李斐脸上，一个大球印子，李斐晃晃脑袋，跑去把球捡过来，又扔给小树。我把小树叫住，让他跟我进屋，小树把球踢给李斐说，你玩吧，好好练练，别跟大脑炎似的。李斐抱起球，跟在小树后面，也进了屋。我坐在板凳上，让他站着，说，我给你爸打了个电话，他明天回来。他说，妈，你别唬我，我爸刚走没几天。我说，你给我站好，你刚才说小斐什么？他说，没说什么，笨还不让人说啊。我说，你给她道歉。李斐还抱着球，说，傅老师，他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笨。小树说，你看。我说，你给她道歉。他说，不价，你教过我，做人要真，我给她道歉，就是不真。我说，我让你真诚地道歉。他说，那不可能。李斐说，小树，还玩球吗？小树没看她，说，不玩，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说，小斐，你从小就跟着他屁股玩，你还比他大，你没玩够啊？李斐没有反应。我说，庄树，明天你爸回来，让他跟你说，我打不动你。一个钟头之前，我用公共电话给德增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小树又惹祸了，这回还知道伙人，一大帮打一个。德增急了，说，明天就从云南回来。我说，你该办你的事儿办你的事儿。德增说，云南那边的关系现在已经夯实了，给他们看的烟标，他们很满意。我说，他们觉得还行？他说，他们说从来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我说，那你就趁热打铁吧。孩子我再跟他谈谈。他说，小树我还不知道？谈没用。我正好也得回去，云南这边的厂子我们拿技术入股，咱们家那边的，反正现在企业也都承包，我回去跟他们谈谈承包印刷车间的事儿。咱们得有自己的厂子。
小树看我不像骗他，有点慌了，说，妈，是那小子先打的我，好几个打一个，我再去打的他。我说，你知道打人有罪吗？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抖了起来。他说，啥？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
我按住自己的手，让它不抖，说，不说这个了，说你张嘴就说小斐的事，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人？他冲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当你妈是傻子？他说，妈，我不是认错了吗？我说，你那叫认错吗？你小斐姐内向，你得保护她，你还欺负她，你是什么东西？这要是“文革”，你不得把你妈也绑了？他说，啥是“文革”？我说，不用知道，你给我好好道歉。他转过身正对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不是故意的，以后你踢球，我给你守门，让你踢我，长大了，谁敢欺负你，我就弄死他。我说，意思对了，事情说歪了。李斐说，我记住了。我说，你去院子吧，我给你小斐姐上课。他说，妈，你能替我兜着点吗？要不我也坐这儿听听？我说，你出去玩吧。
然后我领着李斐，坐在炕上把《出埃及记》读了一遍，讲了几个她能够理解的典故，然后我问她，小斐，跟我学了几年了？她说，六七年了。我说，觉得有意思吗？她说，有意思，每天都盼着晚上。我说，从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好苗子，我没看错，你现在的程度，一般初中生不如你。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无论什么时候，你就按照你想的方式读、写，多读书，多写东西。她说，嗯。我说，你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说，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块钱。我爸也说让我考，但是我不考了。我说，没关系，你让你爸跟我说，我帮你出，你爸现在下岗，没工作，是稍微紧一点，将来会好的，能还我们，记住，只要有知识，有手艺，什么都不怕。你现在赶上好时候，我那时候想念书没有地方念。她说，不能管你要。我说，我估计教不了你几堂课了。她抬起头说，为啥？我说，我们这趟房要动迁了，咱们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就不是邻居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你这个《出埃及记》吗？她说，那我以后就见不着小树了吗？我说，教你这一篇，是让你知道，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以后你大了，老了，也要记住这个。李斐没有说话，朝窗户外面看着，我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
李斐
记忆里的礼拜天，总是天气晴朗。父亲会打开所有窗子，放一盆清水在炕沿，擦拭每一片玻璃。然后把脏水泼在院子里，开始浆洗床单被罩。他用双手一截一截把床单被罩拧干，展开，挂在院里的晾衣绳上，院子里都是肥皂的香味。然后他坐下抽一支烟，开始清洗屋里的锅台、地面，他粗壮的胳膊像双桨一样，划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项，是给挂钟上弦。他打开红色的盖，拿起锃亮的钥匙，“嘎嘎”地拧着。他跷着脚，伸着脖子，好像透过钟盘，眺望着什么。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没有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
父亲接到下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炉子。对于生炉子，我是非常喜欢的，看着火苗一点点从炉坑里渗出来，钻进炉膛，好像是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炉子里的烟飞出来，呛进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抹了抹眼泪，这时我发现父亲已经蹲在旁边，帮我往里面续柴火。他的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肿了。我说，爸，怎么了？他说，没事儿，骑车摔了一跤。今天我们吃饺子。他把脸伸到水龙头底下，洗净嘴角的血。然后烧了一大锅水，站在菜板旁边包饺子，他的手虽然粗，但是包饺子很快，“咚咚咚”剁好馅，把馅揉进皮里，捏成饺子，放在盖帘上，一会就是一盖帘。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亲极少喝酒，那瓶老龙口从柜子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你把你的书念好。我说，嗯，你今天没摔跤。他说，没有。我说，那是怎么了？他说，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说，嗯。他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卖茶叶蛋。广场旁边，卖茶叶蛋的，我过去见过，一会就能卖出一个。我说，为什么是你下岗了呢？他说，没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下岗了，厂子不行了。我说，嗯。他说，我下班之后，就去广场看他们卖茶叶蛋。要走的时候，来了一伙人，穿着制服，把他们的炉子踹了。一个女的，抱着锅不撒手，其中有个小子，拽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车上带。我就过去，把那小子抱住了。我说，爸。他说，他们人多，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事，现在老了。他摊开自己的右手看了看，说，打不倒人了。我说，爸，你有我呢。他说，本来我是回家取刀的，看见你在生炉子，嗯，你蹲在那生炉子，我怕死啊。我说，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儿分吧。他站起来说，我说过了，你把你的书念好，别让我再说一遍。然后喝光酒，收拾碗筷，晚上再没说话。
庄德增
有一年夏天，具体哪年有点记不清了，那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像都是一年一样。应该是在千禧年前后吧，我在北京谈事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说，庄厂长，他们要把主席拆了，你想想办法。是厂子里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当时我接了厂子，把这些人一起都接了。我说，哪个主席？他说，红旗广场的主席，六米高那个，后天就要给毁了。我知道那个主席，小时候我住得就离他很近。老是伸出一只手，腮帮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够什么东西。夏秋的时候，我们在他周围放风筝，冬天就围着他抽冰尜。我说，毁他干吗？他说，要换上一只鸟。我说，一只鸟？他说，是，叫太阳鸟，是个黄色的雕塑，说是外国人设计的，比主席还高两米。我说，我不是市委书记，找我没用，活人就别跟死人较劲了，在家好好歇着吧，不差你退休金就完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飞回家，晚上又出去接待了一拨人，弄到很晚，在洗浴中心睡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和我一起来的人都走了。到了前台，小姐端出一堆手牌，我挨个结了账，打电话把司机喊来，给我送回家。开到半路，我下车吐了一次，隔夜的酒从胃里涌出来，好像岩浆一样把食道熨了一遍。有一群老人，穿着工作服，形成一个方阵，在路中间走着，不算整齐，但是静默无言。司机说，咋回事儿？跑这儿练健身操来了？我也纳闷，摆了摆手，上车歪在后座，到了家门口，我突然想起来，是主席，他们是奔着主席去的。我让司机先走，自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裤腿，干干净净，皮鞋，干干净净，就在几年前，我穿着西裤和皮鞋，走在云贵高原的土地上，皮鞋几天就张嘴了，西裤的裤腿永远蒙着黄土。我抬起手看了看表，这个钟点，庄树在学校上课，傅东心应该在睡午觉。自从她辞职之后，她的午觉就变得十分漫长，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觉。我站了起来，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去红旗广场。
出租车司机坐在防护罩里，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穿着司机制服。奇怪的是他还戴着一个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后视镜看了一眼，他的一双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个眼角突兀地向下弯折。我便把眼睛挪走了。
“红旗广场？”他的一只手放在“空车”二字上，我说，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车”熄灭。行了两站地，已经看见主席无依无靠的大手，路却突然拥堵起来，原来刚才看见的老人，只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队方阵从路中间缓缓通过。不同的是，他们穿着另一种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机把半个膀子搭在车窗外面，看着眼前的老人，没按喇叭，也没干点别的，就是平淡地看着。我说，也是闲的。他说，谁？我向前指了指。他说，那你去干吗？我一愣，说，我去附近办事，和主席像没关系。他点点头，说，也是，你没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说，咱们认识吗？他说，不认识。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话头有点怪，好像咱俩见过。他说，你是个板正人，我是个卖手腕子的，你可别抬举我。我一时语塞，可能是昨晚喝多了，脑子不太对劲儿。
终于蹭到了广场周围的环岛，他说，你到哪？我一边朝广场上看一边说，你绕着环岛走走。他说，你没瞧见都堵死了？我说，你就走你的，耽误你的时间我给你折成钱。他说，哦，钱是你亲爹。我一下火了，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他说，我是开出租的，不是你养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后视镜，他没看我，而是小心地避过前车摆动的车尾。这个疤脸。一般这种人不是话痨，就是犟驴脾气。一旦我下了车，再想打车回去，基本上没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了，还不断地有老人从车缝里向广场走去，好像水流一样。我说，天热，咱都别急，你帮我绕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没说话，开始向环岛内侧打轮，透过车窗，我看见红旗广场上，围着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施工队的吊车和铲车在一角停着，几个民警拎着大喇叭，却没有喊话，正在喝水。老人们坐在日头底下，有些人的白发放着寒光，一个老头，看上去有七十岁了，拿着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摆下面，指挥老人们唱歌。在他的右手边，另一个老头坐在马扎上，拉着手风琴，嘴里叼了一棵烟卷，时不时翘起嘴巴的一角换气。“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主席的脖子上挂着绳子，四角垂在地上，随风摆动。几个工人坐在后面的阴影里，说着闲话。似乎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等他们闹完，动动手指主席就倒了。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几个小子就站在他们的位置，看着主席的后脑勺。一个人说，你说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另一个人说，胡扯，这么大的脑袋不是怪物？他哥马上给了他一嘴巴，你他妈的见过主席？嘴是棉裤腰？我当时寻思，如果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那他戴的军帽能成多少顶我们戴的军帽，他穿的军裤能成多少条我们穿的军裤？我又想，不对，主席的脑袋应该是正常大小，也许是大，但是大不了这么多。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红小将的脑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脑袋果真这么大，那千千万万的红卫兵的脑袋岂不是也这么大？这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去过，脑袋就和我一样大。
车流缓缓地向前挪动，车里的司机和乘客，无论是私家车，运货车，还是出租车，都有足够的时间向广场上张望。大家歪头看着这群老人。我已经很久没回来过，搬走之后，几乎没回来过。那个建筑好像我故乡的一棵大树，如果我有故乡的话。上面曾经有鸟筑巢，每天傍晚飞回，还曾经在我的头上落过鸟粪。有好多个傍晚，我年纪轻轻，无所事事，就站在这儿看夕阳落山。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被我遗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瞬间，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说，“什么？”已经几乎绕了一圈了，我感觉到了后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车子都慢。“没什么，你现在去哪？”我看了一眼广场上，好像图画一样静止了。“回刚才来的地方。”我说。他换了一个挡位，把速度开了起来。“你说，为什么他们会去那静坐？”过了一会他问我。我说，“念旧吧。”他说，“不是，他们是不如意。”我说，“嗯，也许吧。他们是借着这事儿，来泄私愤。”他说，“他们让我想起来海豚。”我说，“什么？”他说，“新闻上报过，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直挺挺地，一死一片。”我没有说话。他说，“懦弱的人都这样，其实海豚也有牙，七十多岁，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总得到死那天，才知道这辈子够不够本，你说呢？”我说，“也不是，也许忍着，就有希望。”他说，“嗯，也对。就是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我越发觉得他认识我。我很想让他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拼命回忆，他的音调，他的体态，但是总有些东西不那么统一，从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了目的地，他抬起“空车”二字，说，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一边拿钱包，一边说，什么？他说，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卫主席的战士有多少个？我说，我记得我数过，但是现在忘了。他接过我的钱，没有说话，等我拉开门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说，三十六个，二十八个男的，八个女的，戴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戴钢盔的七个，拎冲锋枪的三个，背着大刀的两个。说完，他踩下油门，开走了。
庄树
我虽然完全违背了我爸的意愿，但是他多少还是帮了一点我的忙。他断了我的退路。在我妈去英国旅行的时候，我和他达成了协议，最初五年，除非我辞职，否则我不能管他要钱。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协议，只对他有意义，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给自己的期限更久，比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认，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比较奇特，从小我妈和我不亲近，她和另一个孩子待的时间更长，是一个我小时候的邻居。因为我没兴趣读书，她就把时间花在那个孩子身上，教她读书，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她，结果到了那女孩儿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搬了家，从此失去音信，我曾经偷看过她的日记（她藏得并不隐秘，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这么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听那个女孩儿的下落，可是没有一点线索，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那些两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边读书的岁月，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扬，消散在空气里。后来她爱上了旅游和收藏，我们家有好多画、瓷器和旅行的纪念品，我爸给她弄了一间大屋子，专门放这些东西。昂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廉价的，可以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么别扭。我爸从印制烟盒起家，在某一段时期，因为他的运作疏通而造成的垄断，他的印刷机器和印钞机差不了多少，后来他又进入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在我大学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儿去看电影，正在亲吻时，余光看见电影片头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干干净净，对我妈言听计从，自从做了烟盒，就把烟戒了。对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他很少在家里提及，我感觉，在他心里，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相互需要，也让彼此疲惫。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烂醉，只要想回家，总能独自一人找回来，前提是我妈也要在家，帮他校准方位。我妈通常不会说他，给他煮碗面，有时候他进门一头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后关上门。我爸常说我叛逆，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斗殴，作为头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实我也受了点轻伤，眉骨开了个小口，值班的民警给我拿了一板创可贴，坐在栅栏外面和我说话。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吗？他说。我记得他很年轻，胡子好像还没有我的密。我没有说话，自己把创可贴贴上，在眉毛上打了个叉。他说，要么变成惯犯，要么成为比普通人还普通的人。我没有说话，他说，你以为你多牛逼呢？你将来能干什么？我没有说话。他跷着二郎腿，不断打响手里的打火机。他说，你知道每天全国要死多少警察吗？我没有说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隔三岔五就得进来一回，都是为别人出头，你说你将来能干啥？你那帮朋友，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哪个回头看你一眼，哪个不是溜溜地赶紧走了？我说，操你妈，有种你进来和我单挑。他说，单挑？我一枪就打死你。我开枪不犯法，你会开枪吗？你知道枪怎么拿吗？傻逼。我把手从栅栏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没动，衣服被我紧紧攥着，他说，你好好摸摸，这叫警服，昨天有个毒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抢了六百块钱，他爸临死之前还告诉他钱藏在哪，让他快点跑，你这个臭傻逼，你敢吗，你敢动这种人吗？告诉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来，你们这帮傻逼。说完，他把我的手腕一拧，我咬紧牙没有出声，松开了他的警服。他没有回头看我，我听见他开门出去的声音，然后走远了。
我一直记着他的样子和他的警号，他是一个辅警。没有编制的辅警。后来我知道，他也没有用枪的权力。大约两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伤人进去，我在我爸那拿了点钱，去看守所帮他，那年我十九岁，正在念高四，复读，好几个警察都认识我。一个警察看见我说，有日子没来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说没有，然后说了一个警号，还有他的样子，问他在吗，我想让他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着他，好几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个人说，你找他干吗？我说，没事儿。问问。那人说，他让人报复了。我盯着他看，等着他往下说，他说，死在自己家楼下，让人从背后捅死了。媳妇饭都做好了。说完，他接过我的钱，进了别的屋，我想问人抓住了吗，可是嘴唇动了动，发现喉咙发不出声音，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我把事情办完，我的朋友看见我，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转身走了。
从考上警校，到从警校毕业，我妈没跟我说什么话，但在我报考之前，有一天我妈突然问我，真想当警察？我说，是。她说，别逞能。我说，没有。她说，为什么想当警察？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就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轻轻擦掉嘴边的白色沫子，抬起头问我。我说，人迟早要死的吧？她说，嗯，要死。我说，想干点对别人有意义，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多。她说，挺好。然后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牛奶。后来我爸告诉我，她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不上，让我爸找找关系，让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心理。也许在她眼中，我做什么都无所谓，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警校四年，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即使是毕业时，我成了优秀毕业生，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但她还是没出现，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还请我吃了顿饭，西餐。他说我妈去了南非，他都联系不上，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幅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画很简单，铅笔的，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
那顿饭，我爸想要说服我，去市局坐办公室，做文职工作。我拒绝了，结果我爸提前结了账，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
和他达成协议之后，趁他俩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舍。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实习刑警。开始的半年里，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那阵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个省市，在村庄，在工地，在矿井，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没有一点危险。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下上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煤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
2007年9月，我正式成为刑警，出警时可申请配枪，若是要案，可随时配枪。9月4日晚，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遭到枪击，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倒在自家的楼洞口，再没起来。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分析会时允许旁听。枪是警用手枪，子弹也是警用子弹，64式毫米手枪，64式毫米子弹。被枪击的城管，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这一击并未致命（怀疑是锤子或扳子），他负伤逃走，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那个城管我不认识，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因为上面的要求，葬礼比较简单，遗像也没有着制服，而是穿着休闲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作案的手枪，有记录可查，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凶手逃脱，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又被钝物击打），因为是工伤，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受伤时他还未成家（虽然已经三十七岁），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从未醒来，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两个弹夹，一共十四发子弹，丢了。
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一直未能侦破，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争执中，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被严重烫伤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属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两人并无重大过失，内部警告，继续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室烟雾缭绕，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念初一，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蒋父已去世，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住在女儿家。他每年都要去几回，局里发东西，或多或少，带过去一点。他说，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如果在退休之前，还破不了这个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会议室里静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想着，那两把枪里，还有不少子弹。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我说，领导，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说两句，请大家指正。赵队说，不用客套，说。我说，我看了当年的卷宗，也看了卷宗里的现场照片，还去了事发的现场。赵队打断我说，什么时候去的？我说，前天，参加完城管的葬礼，坐公交车去的。赵队说，谁让你去的？我说，我自己想去看看。赵队说，继续讲。我说，当年的高粱地，现在都盖上了楼，卖七千块钱一平，那条土路，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现在是沃尔玛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赵队说，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我说，没这个意思，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并且问了周边的人，有一个发现，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有一个私人诊所，是中医，十二年前就在，现在还在。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他告诉我这里原来的大夫孙育新，曾经是工人，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年下岗，第二年自己开了个诊所，没想到就一直开下来了。他2006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现在坐诊的是他儿子孙天博。
所有人都看着我，赵队把烟掐在烟灰缸里，瞪着我说，继续说。我说，当年那起案子，一死一伤，死的是蒋不凡，伤的是卡车司机刘磊，他当时前额撞上方向盘，大量出血，晕厥，什么也没看见，只记得突然看见一辆红车的车尾，而车祸之前，他属于疲劳驾驶，据他所说，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连个目击证人都不算。出租车内有血迹，当时也做了检验，不是蒋不凡的，推测属于凶手，但是蒋不凡被车碎片击中的位置在车外，所以我做了一个推测，除了凶手和蒋不凡，出租车上还有另一个人。赵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庄树。他说，小庄，从今天起，你跟这个案子，和家里打个招呼。继续讲。我说，那个人在蒋不凡和凶手离开车后，还在车中，坐在副驾驶位置，卡车撞上出租车后，车倾覆到路边，他受到重创。蒋不凡倒下后，凶手拿走蒋不凡的手枪，把那人从车中救出，离开现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不凡藏在车中的手枪也被拿走了，如果车里没人，他怎么能发现那把手枪呢？赵队站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去了那个诊所？我说，我只是推测，怕打草惊蛇，没敢去诊所里面调查，但是我感觉，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