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三）
孙天博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一次是去市图书馆帮小斐借书。我有一张图书卡，最贵的那种，一次可以借出十本书。对图书馆的构造我已经十分熟悉，这个图书馆是新建的，外面有草坪，远看也相当美观，门前有长长的石阶，每个来看书的人拾阶而上，好像在拜谒山门。坐在阅读室里，如果夜幕抢在管理员下班之前降临，就能看见脚下一条宽阔的大街，路灯的光亮底下，爬行着无数的黝黯车辆。里面的设施相对简陋，文史类书籍基本集中在一层，不到一千平米，二层以上便是多媒体阅览室，不知具体可以阅览何物，因为小斐要借的书无须上楼，所以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每次帮她借书，我都关门一天，上午来，把她需要的书找到，然后坐在阅读室，把每一本的前言和后记读一遍，如果觉得有趣，就随便翻开一页读上几十页。等管理员戴着白手套，在我身边逡巡而过，把其他人丢在桌子上和椅子上的书收走，我就知道是该离开的时候了。那天借出的十本书是《摩西五经》《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飞》《说吧，记忆》《伤心咖啡馆之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哲学问题》《我弥留之际》《长眠不醒》《纠正》。我用一个下午，读了几十页《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桌子，这人说个没完，但是并不无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确切的知识，以至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似乎有些道理，但也说不上是确切的知识。
从图书馆出来，我把书分装在两个大袋子里，准备打车回家。我爸他从旁边的面馆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我帮你拎一个，他说。我闻到他嘴里的蒜味，他一辈子都爱吃大蒜，说是防癌。我说，我拎得动。他说，给我，看你手勒的。我没给他，拉开车门，他让我往里头坐坐，和我并排坐在后面。他说，看你脸色，最近有些劳累，给你把把脉。我说，没事儿，睡得晚了。他说，最近附近动静不对。我说，知道。他说，跟你讲过我和你李叔的事吧。我说，讲过。他说，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他说，我下乡不久之后，就进了保安队，抓赌。你李叔是点长，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兄弟几个外号“三只虎”，我和他走得近，我比他大，但是愿意跟着他跑，他说话我听。下乡之后，我们在一个堡子，他让我抓赌挣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刚走到窗户边，一个小子从窗户里跳出来，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我一下。你李叔马上背着我去了老马头那儿，老头用针灸封住我的脉，给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来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脚筋挑断了。我说，是这故事。他说，不能让他折进去，他折进去，小斐就成了孤儿。我说，我心里有数。他说，你和小斐的事儿别着急，她性格怪，也不怎么见人，就自己在那写字。我说，没急，我也没想怎么。他说，你是让你爸拖累了，接了爸的班，爸知道，但是有时候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老李跟我交了底之后，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是一代人。我说，跟你没关系，你和李叔是朋友，我和小斐也是朋友。他说，最近小斐再来，从后门进来，如果觉得不好，先别来，你也别去她家。我说，别操心了，该歇着了，都一辈子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走了。
第二次见他，是在那两个警察来过之后，晚上，他把我推醒，说，儿子，别把自己搭进去。我说，你变样了，老了。他说，实在不行就脱身吧，你李叔能保你，以后你照顾好小斐就行。我说，爸，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了。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傅东心
搬家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没在家，我想找老李谈谈。一个是关于将来的事儿，关于小斐的教育。一个是关于过去的事儿。走到他家门口，看见老李在炕上修他家的挂钟，今天小斐也没在，学校联欢会。1995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区还能看见星星。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他把挂钟拆开，用一个小钉子把机芯的小部件捅下来，擦擦，又用一个小螺丝刀拧上。头上的猎户座系着腰带，不可一世。院子里堆满了旧东西，皮箱、炕柜、皮鞋、锅和大勺。是要卖的，搬家带不走这么多，也许钟也要卖，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了敲门，他在炕上抬起头，说，傅老师来了。我说，小斐这么叫，李师傅就别这么叫了，跟你说过好几回了。他把钟的零件码好，下炕，站在地上，说，傅老师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了洗手，走到院子里打开地上的炕柜，拿出一个铁罐，给我沏了杯茶。我说，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说，坐了半天了，站一会。我说，小斐上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看了，超过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说，傅老师教得好。我说，我没教她考试的东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说，这孩子能坐住。我说，择校费别太在意，我们这里有点闲钱。他说，没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师的心意我领了。我说，古代徒弟学成下山，师傅还送把剑或者行路的盘缠，你别跟我客气，实在不行，回头你再还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滗出去，又添了一杯热水。喝点热的，凉茶伤胃，他说，我也有徒弟，教完他们把我顶了，但是我不当回事儿。他们去广场静坐，我在家歇着，不丢那人，又不是要饭的。我伸手从裤兜想把准备好的纸包掏出来，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说，傅老师别价，说说行，你拿出来我可就要轰你了。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厂待久了的人，有点浑，而是光可鉴人。我松开纸包，把手拿出来，说，我明白了，毕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为退路，这样行吗？他说，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说了，心意我领了。
一时没人说话，我听见炕桌上裸露的机芯，“嗒嗒”地走着。我说，还想跟你说个事儿，明天我就搬走了。他说，你说。我说，你能坐下吗？你这么站着，好像我在训话。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纹理清晰，遒劲如树枝，手腕上戴着海鸥手表，虽然刚干了活，可是没怎么出汗，干干净净。他弄了弄表带，坐在我对面，斜着，脚耷拉在半空。我说，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你搬到这趟房才认识你，知道傅老师有知识。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是吗？我说，68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你路过，把他救了。他说，是我吗？我不记得了。他现在怎么样？我说，糊涂了，耳朵聋，但是身体还行。他说，那就好，烦心事儿少了。顿了一下，他说，那时候谁都那样，我也打过人，你没看见而已。我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爸有个同事，是他们学校文学院的教授，美国回来的，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朗诵惠特曼的诗，听唱片。他说，嗯。我说，“文革”的时候，他让红卫兵打死了，有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他的脑袋，一下打穿了。他说，都过去了，现在不兴这样了。我说，当时他们几个红卫兵，在红旗广场集合，唱着歌，兵分两路，一队人来我家，一队人去他家。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他说，是，这种事儿没准。我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婚之后，生下小树之后。他说，嗯。我说，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他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我说，我已经说完了。他说，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变了，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老庄现在没说的。我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能坐下吗？他说，不能，我要去接小斐了。你应该对小树好点，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我说，你就不能坐下？你这样走来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说，不能了，来不及了。无论如何，我和小斐一辈子都感激你，不会忘了你，但是以后各过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有句话叫后脑勺没长眼睛，是好事儿，如果后脑勺长了眼睛，那就没法走道了。
日子“嗒嗒”地响着，向前走了。我留了下来。看着一切都“嗒嗒”地向前走了，再也没见过老李和小斐，他们也走了。
李斐
我坐在窗边，看着杨树叶子上的阳光，前一天的这个钟点，阳光直射在另一片叶子上。这两片叶子距离很近，相互遮挡，风一吹，相互触碰，一个宽大，一个稍窄，在地下根的附近，漏出光影。秋天来了。叶子正在逐渐变少。我想把它们画下来，但是担心自己画得不像，那还不如把它们留在树上。这棵树陪伴了我很久，每次来这里治腿，完了，我都坐在这儿，看着这棵树，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变粗，看着它长满叶子，盛装摇摆，看着它掉光叶子，赤身裸体。树，树，无法走动的树，孤立无援的树。
我想起第一次搬家，后来又搬过，但是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最为深刻。搬家之后，大部分家具都没有了。房子比过去小了一半，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父亲生起了炉子，结果一声巨响，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脸摔破了。炕塌了一个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得最多的是小树的家，那个我经常去的院子，想起小树用树枝把毛毛虫斩成两段，我背过脸去，小树说，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小树说，你知道什么？它吃叶子。我说，那也不是它的错。在搬离那条胡同之前，我对小树说，小树，快圣诞节了。小树说，闲的，还有三个月呢。我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邻居了。小树说，那有啥，该干吗干吗。我知道庄家是过圣诞节的，每年的平安夜傅东心都给大家包礼物，有一年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谁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远同在。我虽然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喜欢傅老师的字迹，像男人的，刚劲挺拔。我说，你想要什么？小树说，你买得起？我不要，我妈骂我还少？我说，我可以给你做个东西。小树说，做啥？我说，烟花行吗？小树说，就像你点了那个火柴盒一样？我说，你还记得？小树说，那玩意太小了，没意思。我说，你想要多大的？小树说，越大越好。他伸开双臂，能多大多大，过年我妈都不给我买鞭，怕我给人炸了。我想了想说，我知道，在东头，有一片高粱地，我爸带我去一个叔叔家串门，我在那过过，冬天的时候，有没割的高粱秆。都枯了，一点就着。像圣诞树。小树说，你敢？我说，兴许能一烧一大片，一片圣诞树。小树拍手说，你真敢？我说，你会去看吗？穿过煤电四营，就能看见。小树说，你敢去我就敢去。我说，无论你在哪？他说，无论我在哪。我说，如果傅老师不让你去呢？小树说，不用你管，我有的是办法。我说，几点？小树说，太早会被人看见，十一点？我说，十一点，你别忘了。小树说，我记性好着呢，就看爱不爱记。我准到。
天博过来，跟我说话。好像在说腿的事，说腿怎么了，我没听清，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遥远的事。很多年之前，傅老师在画烟盒，我跪在她身边看，冬天，炕烧得很热，我穿着一件父亲打的毛衣，没穿袜子。傅老师歪头看着我，笑了，说，你爸的毛衣还织得挺好。我也笑了，想起来父亲织毛衣时，笨拙的样子，我坐在那帮父亲绕毛线，毛线缠到了他的脖子上。傅老师说，你别动，就画你吧。我说，要把我画到烟盒上？傅老师说，试试，把你和你的毛衣都画上。我说，不会好看的。傅老师说，会的。我说，那我把袜子穿上。傅老师说，别动了，开始画了。画好草稿之后，我爬过去看，画里面是我，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不过不是呆坐着，而是向空中抛着“嘎拉哈”，三个“嘎拉哈”在半空散开，好像星星。我知道，这叫想象。傅老师说，叫什么名字呢，这烟盒？我看着自己，想不出来。傅老师说，有了，就叫平原。我也觉得好，虽然不知道玩“嘎拉哈”的自己和平原有什么关系，但就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对。
我还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夜晚，我从这里的一张床上醒过来，首先看见的是天博，过去我们见过，但是没说什么话，我俩都是挺闷的人。天博坐在床边，在床单上摆扑克，从k到a，摆了几条长龙，要从床上出去了，就拐弯放。我觉得迷糊，腰上疼得厉害，下面好像是空的。我说，天博，我爸呢？天博说，你醒啦，那没事儿了，他也没事儿了，和我爸在外面抽烟呢，你玩扑克吗？打娘娘啊？我说，我的书包呢？天博指了指。和我的血衣服一起，在另一张床上。我说，帮我扔了，别让我爸看见。
这次我听清了天博在说什么，他说，今天感觉，你的左腿胖了。我说，肿了吧。他说，不是，是胖了，我针灸的时候，感觉经络活分了一点，你动一动脚趾。我试着动了动，没动。我说，你弄错了。他说，感觉到脚后跟热吗？我说，有一点。他说，是好现象。再观察看看。我说，你老是抱有希望，这样不好。他说，这是有依据的，虽然这么多年，应该没希望了，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我觉得有些变化，你伤在脊椎，按理说，不容易好，但是最近你的脊椎好像恢复了一些，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反应，很奇怪，万物自有它的循理，我们再看吧。我说，外面阳光很好，推我出去走走。他说，有个事跟你说一下，昨天来了两个警察。我说，你跟我爸说了吗？他说，说了。他说没事儿。对了，昨儿我在街上给你捡了一个烟盒，估计你没有。天博从白大褂的右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拆开摊平的烟盒。我接过来看了看，我真没有。你看这小姑娘，画得真好，他说。我把烟盒夹在手边的书里，说，昨天那两个警察都问你什么了？他说，一个警察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七八岁，问我知不知道十二年前，这附近出过一起案子，车祸，然后一个警察让人打废了。我说不知道，那时我还小，早就睡了。他们问我，我爸说起过什么没，比如那天晚上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我说，没听他说起过，他也是早睡早起的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病人的病志，我说有，他们让我给他们看看，看完之后，他们说，让你妈和我们聊聊，我说我爸下岗之后，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妈现在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就走了。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是大夫嘛……最近你不要来了，也不要打电话，等过了这阵子再说，我会把后面三个月的药给你弄好带着，然后你自己给自己按摩，我教过你。我说，嗯。他说，你最近写小说了吗？我说，写了，还没写完。写好了给你看。他说，你歇着吧，我去前面看看病人，热敷了半个小时了，快熟了。
庄树
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沙袋、针艾、草药、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志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砂山大坑。她的大女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的？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和就和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这儿，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挎篮背心，一条黑色西服裤子，一条藏青色毛裤，一条灰色衬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95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棵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有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平米的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漂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卓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棵烟。每翻开一页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焗过，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和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而是蹲在路边，背对着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94年10月8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时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他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10月8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95年12月24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95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能给不？她说，不可能，他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都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