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以心为形役，未尝不惆怅而独悲，唯生于今日工商业发达之世，yù不为中腹之累，悄然远行，势有所不可能者，无已则忙里偷闲，于口耕舌种之余暇，闭户焚香，细品清茗，读古人佳作，俾此心暂入“悠闲”之境，亦扰扰人世中之一乐事也欤？
近读古人诗，偶有会心处，辄拉杂书之，今以公之同好，不知亦有当否？
（一）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盖不可学者，诗人锐敏之感觉，热烈之情感，丰富之想象耳。而不能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
学古人诗有二法：（1）客观方法学诗，即每家一体，分而学之。如王湘绮是。（2）主观方法学诗：以自己为中心，无论何诗，皆当前后一调，成为自己独具之风格。李太白学诗亦分而学之，如其五言诗、拟古诗学刘心干，写景学谢玄辉。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摸各家之长，俟既得之矣，则不难融化而自成风格。
又学诗应以“清新”为主。“清新”二字见于杜诗：去重谓之清，去陈意谓之新，故唐人诗多描写女xìng，多“比兴”之法，而宋人则多描写男xìng（表现自己之人格）。按诗之正宗，则以“比兴”为尚，但宋人以为如此，不过多赠古人数诗耳，故必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盖诗之上乘，应具有时代精神，不应唯学古代之躯壳。虽初学时，不能无所取法，但终必须自成格调，所谓始于模拟，终于创造也。
（二）作诗绝不可绳之以逻辑。盖诗人造句，率在感觉所得来一瞬之情感耳，非从考虑上得来，其不通处，正是其绝妙处，如王昌龄之《送魏二》：“辞别江楼桔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此诗之“梦里长”三字即有不通之妙。
又王昌龄之《听流入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此诗盖作于昌龄因不护细行，谪于汶州之时。汶州地近蛮荒，瘴烟溯气，至足惹人愁思，故听鸣筝而下泪
也。按理“雨痕”自多于“泪痕”，但诗人只以其感觉所得而书之，故不计事实上之雨痕深于泪痕否也。
（三）作诗有因景生情者，如王涯之《宫词》：“碧绣檐前柳散垂（此写景也）/守门宫女yù攀时/曾经玉辇从容处/不敢临风折一枝”（此由景生情也）。
又如杨巨源之《折杨柳》：“水边杨柳曲尘丝（此写景也）/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水中吹”（此因景生情也）。
但因景生情，第一须先造景。夫景何能造？即以特殊之境界而移其感想也。如一样月色，因人地之不同，其所生之感想亦异也。
（四）作绝句最应着力于一开一合，即以二不同之境界相贯而一之。如李白之《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将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此诗有二不同之境界，上三句为一境界，写得如荼如火，而第四句一转，——另换一境界，将上面之境界，收拾干净，真有千钧之力。
又元稹之《刘阮妻》：“芙蓉脂ròu缘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yào/不知何事恋人间。”
此诗乃元稹代刘阮妻，送刘阮回天台所作，前三句极写天台之佳，而结尾一转，则三句皆抹煞净矣，此种诗前三句应每句一意，极力开拓，使力量堆积雄厚，然后用一句翻转，则不至于松懈无味矣。
（五）作诗贵用衬托之笔，如刘禹锡之《金陵五首》之一：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此诗为怀古伤今之作，即怀其变迁而吊之，然另一方面，则必衬之以不变化者始能动人，故以“旧时月”而衬“空城”也，“还”字寓有无限感慨。
又岑参之《山房春事》：“梁围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夜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此诗亦以不变之花，而衬出已变之梁围，此“还”字亦同前诗寓有无限之感慨也。
又顾况之《赠远》：“暂出河连思远道/却来窗下听莺声/故人一别几时见/青草还从旧处生。”
此诗亦以不变之
境界，而衬出已变之境界，与上二诗同一笔法，唯以不变之物衬出已变之物，尤应使目前之物，成为极妍丽明媚者，始能形容他方之寂寞荒凉来，如王安石《送客因寄女》诗：“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风沙继绿/一如看汝过江时。”此乃变“春草还从旧处生”之调。
（六）诗人应有忘小我而存大我之超然情感，宋末谢皋羽《发集》（《西台恸哭记》）论作诗：“当其运思，身与天地俱忘”，有如是超然情感，然后能以无生命之物，视为有生命者，即加以人格化，如李白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此诗之“明月”、“清风”皆由无知无情，而变成有知有情矣。
又诗人恒能破除人间所谓宽阔远近之见解，如戎昱之《旅次寄湖南张郎中》：“han江近户漫流声/竹影临窗乱月明/归梦不知湖水阔/夜来还到洛阳城。”
洛阳乃唐之东都，湖者洞庭湖也，其中相距虽远，而诗人能破除之。此亦即所谓超然之情感也。文学与革命（在爱国中学周会的讲演稿）承贵校姜先生约庐隐到贵校讲演，因得与诸同学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之至！唯庐隐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罗，谨就平日管窥之见，为诸同学略述一二，不周不备，实所不免，尚希原谅！
今日所讲之题为“文学与革命”，二者骤视，截然两途，然细究之，实有种种之关系，兹分述如下：
文学之要素，有所谓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为每一篇作品之唯一冲动力，大有箭在弦上，不发不止之势，故曰文学之出发点，在感情之激冲。《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业，必具之条件，则有热烈的情感，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的勇敢，以上诸点，皆不外高尚之情cāo为
之左右耳。故无真情感之文学，如无灵魂之木偶；无感情之革命，如纸上谈兵，永不能见诸事实，必也。有热烈之感情，高尚之情cāo，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学家。
文学又为时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时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学家。盖文学不能无背景，此背景必根据于时代思想及事实，为其思想之中轴，如西欧之莎士比亚（Shakspear），米尔顿（Milton）代表文艺复兴；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统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启明时代（Enlighte）。文学既是时代精神之反映，则对于某一时代之社会制度，人类生活，常予以批评，故曰：“文学乃批评人生的，——此即文学对于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则为现实生活不满足而生的反动，——即积极的实际运动，而其对于一切之不满，实与文学同一意味。”
揆此则吾人可得一断案，即文学与革命实同立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也。今更进而论其因果关系：
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启发一般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生革命的动机，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尔斯泰（Tolstoy）因农奴制度之不满，而作《猎人日记》及《黑暗的势力》等，其后遂有农奴释放之运动。他如法之卢梭（Rousseau）之《民约论》，激起法国之革命。马志尼之《人的义务》（TheDutiesofMan）一书引起意大利之统一运动。但文学只限于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对于一切不满之启发。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归于毁灭，而所理想者终于实现，是则有待于革命家之实际运动。故曰革命可以实现文学家伟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许多文学作品，系对于生活不满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实上的反抗，但实际运动恒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当成熟xìng之后。盖文学之影响人类思想，为渐层的，犹如农人之届春播种，必须经过一定之时期，始能萌芽生叶然
后开花结果。所谓相当之成熟xìng，至少须如已生枝叶之树木，如始下种，使思收成，此缘木求鱼徒受其害耳。
据此以推吾人复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学的动的方面——因受文学影响之革命，盖思想上之反抗——文学的——则属于静的方面，而实际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属于动的方面乃所以实现思想者也。
换言之即有些文学为表明革命的倾向，实际生活之压迫，同时不只一端，则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别，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则往往因文学所表明的倾向不同，革命家恒无形为文学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实也。
文学与革命既有如是之关系，则国家政治越紊乱，社会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发生激变，皆足以酝酿伟大之文学家。盖文学无不以时代为背景，如四海升平，国家无事，社会生活平淡，此时代所出之文学作品率皆****，点缀升平的或趋于享乐主义，其气奄奄，诚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极少波浪，自无如荼如火之热烈。作品产出，揆之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之学说屈原之《离sāo》等勃然蛰兴，皆不外时势造英雄，即所谓“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故曰文学可以促进世变，世变可以促进文学，此必然之结果也。
但本此而论中国今日之文坛，则不禁令人喟然长叹。中国今日之政治紊乱，达于极点。社会制度，人民道德无不在激变动摇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觉不满意，理应有许多伟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学作品出现。然环观中国沉默有如yīn森黑夜，不但无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隐蔽无见，青年人只知发无谓之牢sāo，作神秘之幻梦，不但无东方托尔斯泰产生，即降格而求西欧之第三等作家，亦绝无仅有，宁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学家乃人类之先驱者，苟有伟大之文学家，以热烈的情感，为百宝匙开辟个个人深锁的思想之门，而予以正当之导引，中国历史上文坛上，安知不同时开一朵璀灿光耀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