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宋襄公的江湖哲学（五）
宋襄公视而不见。公孙固请令抢在楚军尽数登岸之前，围歼他们的先头部队。
面对公孙固的请战，宋襄公不为所动，深情地看了看头顶那面迎风飘扬的仁义大旗，慨然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
半晌，楚军终于完成集结，乱哄哄地开始布阵。
公孙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忍不住再次请战：“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
宋襄公有些愠怒，你这孩子怎么老是这样冲动呢，难道你要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吗？他耐着性子解释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
于是，全体宋军刀出鞘，箭上弦，眼睁睁地看楚军在面前做着最后的临战准备。
不久，楚军布阵完毕，望之气势严整，宋军上下无不悚然。这一次，公孙固没有再冲动。
宋襄公命中军擂鼓攻击，楚军也擂鼓进击，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双方瞬间绞缠到了一起。
贴身厮杀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砍人的效率奇高，刀剑停留在空中的时间很少，停留在对方身体里的时间很多，特别是当某方开始占据优势后，会由一砍一加速升级到二砍一，三砍一……N砍一。等到N砍零的时候，战斗也就自动结束了。
最终，这种在竞技游戏中被称为强制退出的胜负关系没有在泓水之战中出现，不过其实也差不了太远。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宋襄公、公孙固和些许残兵败将狼狈逃了回去。
这一仗，宋国输得如此狼狈，辎重器械损失殆尽不说，包括宋襄公的亲卫队都统统死光了，连宋襄公本人也大腿中箭，伤势极其严重。
然而，更让宋襄公痛苦的还是国人的非议与归怨。
对此，宋襄公作出了如下辩解：“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目夷反诘道：“楚军一开始由于地形狭隘而未能摆开阵势，这不正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歼敌良机么？为什么您还要畏首畏尾？楚国既然是我们的敌人，那就尽管杀尽管抓嘛，为什么还要区分他们是不是伤员是不是老头子？只要能够战胜敌人，运用有利的地形和时机又有什么错？您要是如此爱惜敌人，那还和他们打仗干什么，直接投降岂不是更加省事？”
面对目夷的连番诘问，宋襄公哑口无言，然而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坚持遵循周礼的指导方针行事，反而会处处落败？道德这玩意，到底是**的亵衣？是王婆的裹脚？还是丧心病狂的人们穷极无聊时虚构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物呢？
第三十九章 宋襄公的江湖哲学（六）
目夷反诘道：“楚军一开始由于地形狭隘而未能摆开阵势，这不正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歼敌良机么？为什么您还要畏首畏尾？楚国既然是我们的敌人，那就尽管杀尽管抓嘛，为什么还要区分他们是不是伤员是不是老头子？只要能够战胜敌人，运用有利的地形和时机又有什么错？您要是如此爱惜敌人，那还和他们打仗干什么，直接投降岂不是更加省事？”
面对目夷的连番诘问，宋襄公哑口无言，然而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坚持遵循周礼的指导方针行事，反而会处处落败？道德这玩意，到底是**的亵衣？是王婆的裹脚？还是丧心病狂的人们穷极无聊时虚构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物呢？
在极度的抑郁和苦闷中，宋襄公伤势恶化，第二年夏天就走了。我认为，这种死法真的相当悲惨。
说实话，在动笔写这一章节的时候，我本来是预备为宋襄公张目的。
我并非不知道一个人应该顺应潮流，应该相时而动；我只是觉得，在现在的社会中，类似的投机取巧不是太少，而是已经泛滥成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这让我忍无可忍。
每当一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喟叹脱口而出时，我就会非常想念曾经的那个时代和曾经的那些人，和他们相比，我不敢说现在的人进步了太多。
写着写着，我的心忽然变得怯弱了起来。
在宋襄公事实上被淘汰的情况下，再来颂扬他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主席语），有多少人会在意呢？
或者说，即使同学们觉得宋襄公的精神也还有那么点存在的价值，又有多少人会去践行呢？
换作是我自己，我做得到么？我只能说，我很惭愧。
罢了罢了，关于道德这种务虚的东西，说来说去纯属庸人自扰，咱跟着领导走就是，领导永远不会错的。
快要下课了，本章还有最后两个问题附带地要讲一讲。
一是泓水之战对于交战双方的影响。
对宋国来说，由一个准一流的国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二流国家，此后再也没能在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似乎之前也没有）。
对于楚国来说，清除了控制中原的又一大障碍，在此后数年间，其势力范围不断向北延伸，直到在河济之间一个叫做城濮的地方和晋国狭路相逢。
二是泓水之战对于兵礼的影响。
泓水之战是以“正而不诈”为主旨的兵礼缓缓退出历史舞台过程中的一个剪影。
随着封建割据不断加剧，人们思想渐渐解锢、武器装备日益精良和战法进一步成熟，兵礼上的那些教条主义褪尽了骑士般高贵的光环，越来越遭到了人们的毁弃。
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等到春秋晚期《孙子兵法》横空出世时，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迅速崛起，“兵不厌诈”的思想终于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