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
公元前594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个“值得纪念”的称誉，并不是出于楚宋两国用诚信和智慧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危机处理模式，也不是出于楚国在中原争霸战场上的高歌猛进，而是出于一种相较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更加优越的土地契约从属分割方式得以付诸践行。
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其根本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说，楚證hong王即便最终一统江湖，成功当选中原盟主，一则只不过是齐桓晋文的历史重现，二则其本身也没有对周王室的分封制度产生颠覆性的作用，因此还不能算作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公元前594年，真正有资格被称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在一个我们很久未曾论及的东方国度——鲁国，那里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种名为初税亩的田赋制度。
在前东周时代，中国的田赋制度普遍实行一种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的基于土地国有的井田制。
学术界指出：井田制是建立在以井田作为一种有效的产权供给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安排的总体描述；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微观经济活动如何与宏观价值构造相结合以实现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兑现率最大化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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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述虽然精简凝练，但总是难逃故作高深的嫌疑，不符合大众文艺通俗易懂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妨结合一个具体对象加以阐述，相信会有更佳的演示效果。
譬如西周，天下的土地以分封的方式被周王室划归各诸侯国的国君所有（也可以视同为划归各诸侯国的中央政府所有），国君再把国土划拨给贵族去采邑，封邑领主再把土地分发给庶民去耕种。
整个分配过程中，土地的所有权没有遭到分割或改变，任何使用权都没有包括买卖和转让的成分在内，理论上政府拥有的田土面积是固定不变的。
在这个金字塔型分配路径的底部，封邑领主把大块的田地（称为一井，约900亩）用纵横交错的阡陌和水渠分隔成均匀的九块小田（称为一田，约100亩），形成3×3的方形网格。
正中间的那块田地（通常也是光照、水分和肥力等条件最好的）称为公田，由8户庶人共同耕种，收成用以供养封邑领主（也就是说，当时的搞务员没有俸禄，只有食邑）；周边的八块田地称为私田，分由8户庶人耕种（前提是公田里的农务已劳作完毕），收成用以供养耕户自己（农忙间隙耕户们还要为领主服杂役）。
在这个金字塔型分配路径的底部，封邑领主把大块的田地（称为一井，约900亩）用纵横交错的阡陌和水渠分隔成均匀的九块小田（称为一田，约100亩），形成3×3的方形网格。
正中间的那块田地（通常也是光照、水分和肥力等条件最好的）称为公田，由8户庶人共同耕种，收成用以供养封邑领主（也就是说，当时的搞务员没有俸禄，只有食邑）；周边的八块田地称为私田，分由8户庶人耕种（前提是公田里的农务已劳作完毕），收成用以供养耕户自己（农忙间隙耕户们还要为领主服杂役）。
作为回馈，封邑领主视掌管的公田面积大小和庶民数量多寡，向国君缴纳一定比例的包括物资、劳动力和兵役等形式在内的贡赋。
井田制的设置，以法律形式大致划定了中央政府、封邑领主与邑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满足了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时养活尽可能多人口并维持政府运转的要求，在历史上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但是，当生产力水平带动着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它却会因为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耕种公田是应付领主和国家的义务劳动，丰产或歉收与己无关，而耕种私田是踏踏实实的利己行为），导致生产效率不能跟随着生产力水平继续进步，并最终使得井田制因此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如果大家读懂了上面这段文字，就能够明确无误地理解并认同老师下面的这个结论，即：在井田制制度下，最初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提高；而当生产力水平达到某个点以后再继续提高时，生产效率不一定会随之提高。
也就是说，井田制的寿数几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何时达到那个关键点。
那个生产力关键点的肇始与固化成型的全程，其实就是中国早期牛耕方法和制铁工艺的发展之路。
牛耕最迟起源于养牛业兴旺的商代，甲骨文中的“犁”字可以作为证据。
春秋时代，牛耕取代人耕，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农作方式。
《国语�6�1晋语》上提到，范氏和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
另外，孔子有个弟子姓氏司马，名耕，字子牛。把耕与牛相连，用作人的名称，反映出牛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颇深。
冶铁制铁也应该最迟起源于商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荣城县和北京平谷县各出土了一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经科学鉴定，刃部都是用陨铁加热锻造而成。
在商代，铁器是不折不扣的稀罕物；但到西周末年，铁器便开始多了起来。
《诗经�6�1秦风》中有“驷铁孔阜”的诗句，为秦襄公（公元前777年到公元前766年）时代的作品。诗句中用铁色来形容马的颜色，只可能在铁器不再罕见之后才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