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老师总认为，范会的能力要比中行林父高出一筹。
具体高在什么方面，其实也是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关键是，《左传》中关于范会的正面描述较多，譬如河曲之战中将晋军动向盘算无遗的机敏，与赵盾联袂劝谏晋灵公时的睿智，邲之战中对战局清晰把握的沉稳等等。
反观中行林父，《左传》中关于他的记载亮点较少，除却先蔑使秦时中行林父殷勤关怀表现出的仁义外，几乎就乏善可陈了。
河曲之战后，晋国六卿商议诓骗范会回国。中行林父竟然不着边际地提出，要把时任执政大夫赵盾的死敌狐射姑也一并迎回来，就曾让老师发自内心地觉得，中行林父如此天真烂漫，实在不是搞政治的料。
及至邲之战，中行林父优柔寡断，指挥无方，导致晋军惨败，则彻底暴露了他才干平庸的实质。
总的来说，范会其人，威望更加隆盛，目光更加深邃，办起事来也更加举重若轻。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缉捕盗贼的事例来作进一步阐释。
范会主政前，晋国盗贼四起，十分猖獗，朝廷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加以整治，可收效甚微，老百姓都不胜其苦。
后来晋景公听说，有个叫郤雍的人，具有很强的辨识分析能力，于是，派他负责缉捕盗贼。
郤雍也不负领导重托，他只要在市井里转一圈，就能根据路人的神情变化，判定该人是不是盗贼，隔三差五在市井上指指点点抓一批嫌犯到衙门，从来都是百无一失。
晋景公非常高兴，他认为只要有了天才郤雍，消弭盗患指日可待。谁知事与愿违，晋国的盗患非但没有消弭，反倒愈演愈烈。
而究其原由，是因为郤雍捕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要人们还有作盗的需求，就会源源不断地加入盗贼的行列，捉怎么捉得完？
不久，郤雍被群盗忌恨所杀，晋景公的捕盗工作以失败告终。
紧接着，范会主政了。他对付盗贼的方法另有一套，也不搞什么天罗地网、严刑酷法，而是倾注心力以教民劝化为务。
然后，奇迹诞生了，盗贼们成群结伙地逃往秦国而去，晋国又恢复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为什么范会开出的药方会有如此神奇的疗效？晋国著名时事评论员羊舌职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诠释：昔日“禹称善人，不善人远”（大禹举拔好人，坏人因此远离），可见“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有好人主政，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胡作非为的百姓）。
刚摆平国内盗患，洛邑那边又出事了。
还是公元前593年，周王室内部卿士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继前一年王孙苏杀了政敌召戴公和毛伯卫后，今年，召氏和毛氏的党人蓄力反扑。王孙苏无法立足，只得避难于晋国。
王孙苏这家伙，当真是特别爱战斗。
二十年前周顷王刚死那会，王孙苏和周公阅争权，吵吵闹闹不亦诺夫斯基，害得洛邑方面连周顷王的讣告都没来得及发布。后来两人的官司打到晋国，还是赵盾出面调解方才平息。
二十年后，人事俱已变迁，没想到王孙苏依然健旺，又和召、毛二氏斗得难分难解。
当然，调解周王室纠纷的机会，晋国绝不会嫌弃来得太多。
只要争斗的焦点没有侵害晋国的利益，晋国很乐于做个和事佬，左边拍拍，右边哄哄，间或宣讲几句精诚合作、振兴华夏之类的大道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塑造成了道义和权势完美结合的化身。
王孙苏这家伙，当真是特别爱战斗。
二十年前周顷王刚死那会，王孙苏和周公阅争权，吵吵闹闹不亦诺夫斯基，害得洛邑方面连周顷王的讣告都没来得及发布。后来两人的官司打到晋国，还是赵盾出面调解方才平息。
二十年后，人事俱已变迁，没想到王孙苏依然健旺，又和召、毛二氏斗得难分难解。
当然，调解周王室纠纷的机会，晋国绝不会嫌弃来得太多。只要争斗的焦点没有侵害晋国的利益，晋国很乐于做个和事佬，左边拍拍，右边哄哄，间或宣讲几句精诚合作、振兴华夏之类的大道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塑造成了道义和权势完美结合的化身。
与上次政治斡旋不同的是，晋国把这次开展斡旋的地点选在了洛邑，晋景公派范会前往主持。范会去了后，把两边都搞得熨熨帖帖，周定王为此设享礼款待范会。
宴席之上，范会发现餐盘里乘放着切割好的带骨肉，不禁大惑不解，于是偷偷询问作为相礼的原襄公：难道举行享礼时牲畜是这么吃的吗？
周定王恰巧听到范会的疑问，心里也很纳闷：奇了怪了，难道以你堂堂晋国上卿范会的见闻所及，不是这个吃法吗？
老师这里稍微交代几句当时的饮食文化，同学们看了以后就会明白到底是周定王无礼，还是范会无知。
春秋时代，但凡祭祀或宴会，都有烹食牲畜的习俗，只不过具体怎么个吃法，却是各有讲究。
如果把整只牲畜乘放在餐盘上，那它就不是用来给人吃的。给谁吃？祭天的时候给神吃。
如果把半只牲畜乘放在餐盘上，那理论上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为什么强调“理论上”？是因为，这道菜仅仅是个形式，按照礼节，主宾都只能看看闻闻，并不能将它分而食之。
如果把牲畜肢解成连骨带肉的小块乘放在餐盘上，那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国卿士的。这道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菜，主宾俱可以用胃舌赏鉴之。
所以，用切割好的带骨肉招待范会，是周定王基于礼节做出的中肯安排，并无不妥之处。
只不过，晋国作为一个“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度，文化传承已不如周王室那般纯正，难免会在礼仪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出现偏差。
虽然情有可原，但当着周天子的面显露出自己的无知，还是让范会很羞愧。于是他“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为晋国进一步营造了规范有序的社会环境。
缉捕盗贼、平定周王室内乱和求礼修法这三则小故事，大致反映了邲之战后，晋国国力逐渐恢复的过程。
公元前592年春，晋国尝试着向楚国霸权发动反攻，具体行动方式是筹划召开断道（地名）诸侯大会，重整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
既然要开会，肯定就得有人传达会议通知，而负责给齐国传达通知的人是中军佐郤克。
以堂堂中军佐为使，说明晋国极为重视这个东方传统大国，希望拉拢它以显著改善晋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郤克在去往临淄的路上，遇见了同样出使齐国的鲁国正卿季孙行父（即“三桓”三祖之一季友的孙子，初税亩就是他搞的）和卫国上卿孙良夫。三位大夫结伴而行抵达临淄，一起觐见齐顷公。
这次见面仪式本身并没有特异之处，但除了齐顷公之外，谁也没有料到，它将会成为一个拙劣的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