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宋国和郑国这两处中原核心地带，各自归属于晋国阵营和楚国阵营。晋楚双方平分秋色，谁都有机会在下一步的行动中左右时局的发展。
在以楚国为范本分析晋国和楚国的地缘格局后，我们就能够较为清晰地勾画双方的竞争态势。
两大阵营的接触线大致就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分割中原的地理线，以西以南是楚国的地盘，以东以北是晋国的地盘。
而在这根地理线上，分布着三个至关重要的接触点。
一是最西北端夹河而立的制邑和温邑。
制邑又名虎牢关，是郑国阻击晋国南下的北方门户；温邑周边是晋国在太行山南麓的战略突出部，向东可进入华北平原进而勾通卫、曹、宋、鲁、齐诸国，向南可直趋郑国腹地进而威胁楚国的方城。
二是中部的郑国和宋国。
晋国固守宋国则可以蔽翼卫、曹、鲁、齐诸国，并形成对陈、蔡两国及楚国息地的直接威胁。楚国固守郑国则可以与晋国分享黄河天堑，并随时攻掠晋国的东南疆域以及黄淮之间的卫、曹、宋诸国。
三是最东端的宋国彭城和逼阳国。
彭城是一个交通枢纽，楚国若得之则可北上邾、滕、郯、莒进而威胁齐、鲁，并阻断晋、吴的联络；晋国若得之则可与吴国连成一气，形成对楚国的弧形包围。
逼阳位于宋国东侧，眼下亲附楚国，不但可以与楚国形成夹击宋国之势，而且可以阻断彭城与邾、滕的联络。
既然晋楚双方经过长期角力形成了这么一条漫长而复杂的接触线，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双方在接下来的争斗过程中，必然会围绕上述三处关键接触点，频繁地相互交手，以期运用战略上的各种牵扯和压制，积累本方的优势，达到最终拖垮对方的目的。
基于这个认识，后鄢陵之战时代晋楚争霸的精彩程度依旧值得期待。
只不过，在展开详细的叙述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晋悼公即位之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看他在面对晋厉公遗留问题造成的不利局面时，如何迅速扭转国势，让晋国以一个崭新的姿态来迎接楚国的挑战。
史籍中关于这一时期悼公新政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修明内政，惠及下人。
加大对鳏寡困患的救济，免除百姓对政府的积欠，降低赋税，节约器用，禁止邪恶，减轻刑罚，只在农闲时节驱用农人，不使个人的私欲与农时相冲突（春耕冬狩各有章法，好玩的君主如果在春天组织狩猎就会耽误农时）。
二是重用勋臣之后，施仿前贤古法。
以魏锜、范会、魏颗、赵盾曾有功于国家，而立魏相（魏锜之子）、范鲂（范会之子）、魏颉（魏颗之子）、赵武（赵盾之孙）为卿；以荀家朴实宽厚、荀会（荀家和荀会应为荀息的后人）好学聪明、栾黶（栾书之子）果敢决断、韩无忌（韩厥之子）沉着镇定，立之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以士渥濁专心致志，博学多闻，立为太傅，使修范会礼教行政之法（公元前593年，范会以中军将兼任太傅）；以右行辛擅长计算，明白物理，立为司空，使修士蒍水土粮赋之法（公元前668年，士蒍任大司空）。
庙号、谥号、帝号、年号简介及区别
什么是庙号、谥号、帝号、年号。
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前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现就所知，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以飨读者。
一，庙号
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凖，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継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汉平帝时王莽上庙号））。另外西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奭为高宗孝元皇帝（王莽上庙号）、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王莽上庙号）、刘衎为元宗孝平皇帝（王莽上庙号），在东汉光武帝时被取消；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祐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二，谥号
谥号，为东亚古代君主、诸侯（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迟至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曾文正（曾国藩）、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后期，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朝末期，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人，而明清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