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笔者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发源于中国，后传至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经·无妄·彖辞》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国的《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当今所用“平成”（198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
一是修明内政，惠及下人。
加大对鳏寡困患的救济，免除百姓对政府的积欠，降低赋税，节约器用，禁止邪恶，减轻刑罚，只在农闲时节驱用农人，不使个人的私欲与农时相冲突（春耕冬狩各有章法，好玩的君主如果在春天组织狩猎就会耽误农时）。
二是重用勋臣之后，施仿前贤古法。
以魏锜、范会、魏颗、赵盾曾有功于国家，而立魏相（魏锜之子）、范鲂（范会之子）、魏颉（魏颗之子）、赵武（赵盾之孙）为卿；以荀家朴实宽厚、荀会（荀家和荀会应为荀息的后人）好学聪明、栾黶（栾书之子）果敢决断、韩无忌（韩厥之子）沉着镇定，立之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以士渥濁专心致志，博学多闻，立为太傅，使修范会礼教行政之法（公元前593年，范会以中军将兼任太傅）；以右行辛擅长计算，明白物理，立为司空，使修士蒍水土粮赋之法（公元前668年，士蒍任大司空）。
三是加强军队建设，优化军队配属。
以栾纠善于驾车来配合军政，让他任国君的车御，管辖校正（或为将领的车御），并负责培训全军所有的普通车御；以荀宾力气大而不暴虐，让他任国君的车戎，管辖司士（或为军卿的车戎），并负责培训全军所有的普通车戎；以程郑端庄不邪且敢于进谏，让他任乘马御，管辖六驺（主管驾车和卸车之官），并负责教导六驺通晓礼仪。
取消各军将佐的专属车御，以军尉兼代之（以前各军设有军尉以及将佐的专属车御共两个职务，今合并之，或为削弱军卿实权的一种措施）；严肃军纪，各军设立司马；强化情报，各军设立候奄。
以祁奚果断而不过度，让他任中军尉；以羊舌职聪明敏捷，让他辅佐祁奚；以魏绛勇敢而不乱纪，让他任中军司马；以张老智慧而不欺诈，让他任中军的候奄。以铎遏寇恭敬而诚实坚强，让他任上军尉；以籍偃忠于职守而恭顺有礼，让他任上军司马。（注：晋国军吏的品秩从高到低依次为军尉、司马、司空、与尉和候奄。）
晋悼公新政看起来似乎很抽象，但我们还是能很分明地体味到一股上下和谐的氛围。上任用贤良以优化顶层设计，下优待百姓以涵养经济基础，这种上下兼顾、全面推进的改革思路往往能收到平稳快速的效果。
《左传》亦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晋国）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旅师正之句，意为下不陵上），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当然，所谓“晋悼公新政”，其实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语，它囊括了晋悼公任期内的所有改革措施，而上面叙述的这些，仅限于晋悼公于公元前573年初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晋悼公陆陆续续还施行了礼遇中原诸侯以及与狄戎媾和的政策，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晋国的地缘环境，为晋国复霸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下面，我们就以晋国为主视角，以晋楚争霸为核心，以秦、齐、吴、郑、宋诸国为延伸，遵循时间线索来展示晋国的复霸之路。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老师不妨把这一过程细分为逆势出击，巩固霸权和反制楚国三个阶段。
先看第一阶段，逆势出击，关键词为保宋服郑。
公元前573年6月，楚国趁晋国迭遭动乱之机，以郑国为先导发动了对宋国的攻袭。
郑成公率军攻抵宋国曹门后，与楚共王率领的楚军会合；继而联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取了朝郏，另一路攻取了城郜和幽丘；最后又合兵攻打彭城，意图在沟通晋吴的必经之路上强力插下一个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