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暴走（二）
鲁、卫、晋、齐四国在西周初年，那就相当于周天子座下的四大金刚，身份尊荣，法力无边。把楚国和它们相提并论，可见熊绎确属周王室的股肱之臣。
但是，倘若把楚国政权的实体规格与鲁、卫、晋、齐四国相比，那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前面引用《史记?楚世家》的两句原文，分别提到鬻熊“蚤卒”和“蚤终”。蚤是早的通假字，卒和终是死的意思，合起来的字面意思就是死得早。
但是，一篇叫作《鬻子》的古籍告诉我们，其真实的含义并非如此。
《鬻子》为鬻熊所作，《汉书》中有收录。根据它的记载，鬻熊投奔周文王之时已年逾九旬，周成王都曾向他请教过封康叔于卫的事情。
这样算起来，鬻熊起码活到了一百一十多岁，放在人均寿命十分短暂的春秋时代，“老不死”三个字已不足以形容鬻熊的风采，用“活神仙”三个字来描述这种生命奇迹还差不多。
既然“蚤卒”、“蚤终”不能理解为“早夭”，那太史公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一个“早”字呢？
这其实是一个文字把戏，此处的“早”字并不与年龄挂钩，只与时机相关。
奥秘藏在《史记?楚世家》的另一句话里：“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周成王要举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代功臣的后裔，所以分封熊绎于楚国，授爵为“子”。
这句话包含的信息很耐人寻味。
首先是楚国建立的时间相对而言很晚。
西周大规模的分封有两轮，第一轮是周武王分封，把王室骨干宗亲、功臣宿将、上古先贤后裔和先朝后裔几乎封了个遍，譬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姬鲜于管、封姬度于蔡、封姬处于霍、封姜尚于吕、封炎帝的后人于焦、封黄帝的后人于蓟、封尧的后人于祝、封舜的后人于陈、封夏朝的后人于杞、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等。
楚人这轮没有上榜情有可原，毕竟榜单上的那些主俱各凶残，放眼天下也找不出几个，远非闲杂人等可比。
但到了周公旦主持的第二轮分封时，楚人依旧名落孙山，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鉴于周武王曾经搞过一次权力分赃，想必背景深厚的各路神仙都已经各安其位。所以当周公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空缺的领导职位，而楚国依旧沦落到一边凉快的境地时，其中包含的轻慢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是楚国起步的平台十分低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楚国的国号很难听，竟然叫“楚蛮”。
按照“华夷之辨”的思想，古代华夏族群自以为居于天下中心，是三哥戴表的模范；而在华夏族群活动区域四周的边缘地带，则居住着四类野蛮落后的化外之民，分别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所以，夷、蛮、戎、狄四个字就是一种蔑称，把“楚”和“蛮”连起来用，表示周王室认为楚人尚不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王道大化的族群。
二是楚国的爵位很普通，仅仅为“子”。
据《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子爵看起来底下还压了个男爵，其实它和男爵都是一路货色。因为《孟子?万章篇》有云：“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就是说，楚国才刚刚跨过了最低门槛，勉强跻身于诸侯之列。
爵位高低不同，相应的政治待遇也就差距悬殊。以国土面积为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土地少，能供养的人口自然也少，创造的财富肯定不会多，与他国抗衡的资本难免会匮乏，因此，只能在国际社会中长期扮演苦逼青年的角色。
那么，周王室为什么要歧视楚人呢？
第二十二章 暴走（三）
那么，周王室为什么要歧视楚人呢？
我们知道，穴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楚人的世系迷失，历史并不清白，周人怀疑他们与蛮夷杂居，血统已不属于华夏正宗。
如果说怀疑还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那么楚人的现实状况则为种族歧视论者提供了铁证。因为，当前楚人聚居的丹阳地区，恰好也是华夏民族的死敌——苗蛮频繁出没的区域。
苗人的先祖，是大名鼎鼎的蚩尤，一个传说中兽身人语、把砂石当饭吃、特别能战斗的怪物。
上古时代，黄河上中游的炎黄部落与黄河下游的蚩尤部落为了争夺适于放牧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在涿鹿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结果蚩尤战败，其部落瓦解，残部被迫退出黄河流域，辗转来到长江中游区域求生，并演化成了一个名为“三苗”的族群。
尧在位期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尧战于丹水之浦”，“迁三苗于三危”。
舜在位期间，采取“分北三苗”的策略，亲征三苗于苍梧，结果“崩苍梧之野”。
禹在位期间，“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
经年累月的无情征伐，说明华夏民族对苗蛮恨之入骨，亟欲除之而后快。
而楚人却在与苗蛮长期交往、战争的过程中，最终融合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的民族。
对于这样一个转基因的族群，周人当然会不假思索地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感。
但是，商末周初之时，周人只能把这种歧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楚人面前佯装笑颜。因为他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推翻殷商、稳固政权的终极目的。
而楚人因为自身的实力还很有限，所以尽管受尽憋屈，也仍然表现得很顺服。
于是我们看到，周王室与楚人的关系最初显得较为亲善，甚至周公畏惧流言之日，还曾跑到楚国避一避风头，直至被幡然醒悟的周成王再次迎接回去。
然而，这种虚与委蛇的和谐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的。
周成王和周康王的任内，申文武之业，“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国力空前强大，史称“成康之治”。周王室发家致富了，腰板硬挺了，胆气粗豪了，敢于真情流露了，藏弓烹狗的日子自然也就如期而至了。
周康王死后，周楚关系急遽恶化。新君周昭王视南蛮为心腹大患，挟“成康之治”积蓄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楚国及其周边的蛮族。
面对周昭王的倾力征伐，楚人到底如何应对，战况又是如何，这些都已无从考究。可结果是明晰的，楚国挺了过来，而周人却“丧六师于汉”，“其王南巡不返”。
周昭王南征是西周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西周走上了漫漫的衰亡之路。
接下来的穆、共、懿、孝诸王统治时期，周王朝社会矛盾激化，四方边境动荡不安，北方的玁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交相攻击周王室。
《汉书?匈奴传》云：“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史记?楚世家》又云：“当周夷王（周孝王的继任者）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显然，严峻的外部环境严重损耗了西周的国力，实力强大的诸侯开始藐视周王室，并打破传统礼法的限制，追逐更加宽泛的自由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