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远古时代的农人们人手一把精钢农具，也许中国南北土壤的这点软硬差别算不上什么。但问题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农具，多为石质、木质和骨质，硬度较差，仅够翻松黄河流域的土壤，试诸长江流域，则倍感艰难。
于是乎，农耕民族在长江流域难以立足，渐渐地大都汇聚到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最早取得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主导权。
到了青铜文明高度繁荣的商周时代，农人们依旧不能恣意地征服长江流域，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很少使用更加坚硬的青铜农具。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青铜文明的发展没有促使农具得到充分改进。
冶铸青铜器所需的原材料——铜、锡、铅资源稀少，不易采集；并且冶铸青铜器的技术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使得青铜器的冶铸活动几乎完全被权贵阶层所垄断。
而在当时的权贵阶层心目中，盛行的文化理念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于农业生产因工具落后而导致效率低下的不足，可以采取密集劳动力投入、增加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以提高农业产出的方法来弥补。
所以，青铜作为稀缺的、高端的工艺材料，往往被优先用作冶铸礼乐之器与兵器，这一点与现代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当然，即便当时的农人们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估计还是无法在长江流域的土地上大有作为。因为，与那些紧致的土壤较量时，青铜农具仍然显得脆了一点、软了一点，损耗过于严重，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中国农民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把长江流域的土壤治得服服帖帖呢？
答曰：拥有了铁质农具以后。
铁和青铜相比，起码具备三点优势。一是铁矿比铜矿丰富，二是铁器的制作工艺比青铜器简便，三是铁器比青铜器坚韧。
这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冶铁工艺，一个族群才有可能在长江流域发展壮大。而楚国，恰恰就是较早掌握冶铁工艺的族群。
楚国作为中华文明史上首个长江流域的强大政权，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十二章 暴走（十二）
第四，楚国的生产力较为发达。
首先，楚国较早地掌握了冶铁工艺。
其次，楚国的武器非常精良。
具体怎么个精良法，从“自相矛盾”这则寓言中可见一斑。寓言想必同学们都见过，老师就不赘述了，只是想提醒大家一点，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楚国人。
寓言的主旨在于嘲笑这个楚国人的逻辑漏洞，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楚国制作武器的工艺是相当先进的。
楚国武器精良的观点，可以找到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持。
一方面，楚国较早地掌握了冶铁工艺，铁的硬度和延展度都很好，是制作精锐兵器的上佳材料。
另一方面，楚人吸收了苗人的文明精华，兵工技术领先于世。
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桐龄先生曾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到：“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
除了铁质武器精良外，楚国其它材质的武器也不乏上品。因为气候温暖湿润的缘故，楚国所在多有大象和犀牛，楚人以象皮和犀皮制作甲胄和盾牌，其坚固冠绝天下。
第五，楚国兼容并蓄的政治智慧。
东周初期的江汉流域是“九夷八蛮”的一锅杂烩，图腾宗教、民族风格以及政治理念等冲突严重，彼此矛盾尖锐。
在一统江汉的过程中，楚国依靠武力，灭国无数，扩地千里，但尽量维持了对敌方文明的尊重。
原湖北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
中国当代楚学泰斗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族，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
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
第六，楚国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春秋前期，东周初立，王室衰微，礼乐崩坏，中原诸侯相互争斗，无暇他顾。楚国得以在没有北方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而稳定地生育人口，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整合江汉流域的政治板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周王室一直处于强盛状态，像周昭王那样隔三岔五乐此不疲地频繁南侵，楚国八有九十难逃香消玉殒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