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缞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谟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楶、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楶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楶，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却也无可奈何。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的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加上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让他得到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对唐康十分不满，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骁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撤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表示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在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正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漕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连忙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驿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敢怠慢，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慌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读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驿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