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阳雷厉风行地清查修缮京营火器，如同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神机营和工部、兵部的范围，也迅速反馈到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紫禁城，文华殿。
崇祯皇帝案头，关于此事的奏报渐渐多了起来。有韩阳自己定期呈送的简明条陈，数据清晰，进度明确，问题与困难也直言不讳。
有兵部、工部一些官员诉苦或告状的奏章，指责韩阳「行事操切」、「不谙体制」、「凌虐属吏」。
也有少数御史风闻奏事，弹劾韩阳「借机敛财」、「任用私匠」、「所修火器恐以次充好」。
当然，也少不了司礼监太监，特别是那位曾「无意」提及此事的王承恩，在随侍时「顺便」提及的几句看似客观的「听闻」。
「韩阳办事是急了点，倒像是个做实事的。」「下面人是有些怨言，不过库存的火器，多年没这么彻底清点过了。」
「西郊那修缮厂，倒是聚起不少匠人，日夜赶工，听说修好的家什，看着是比原先强些。」
这些或褒或贬、或明或暗的信息，汇聚到崇祯这里，拼凑出一个愈发立体，也愈发让这位年轻又多疑的皇帝感到矛盾的韩阳形象。
能干，是毋庸置疑的。
别人推诿塞责、视若畏途的烂摊子，他敢接，而且真能在短时间内理出个头绪，推动起来。
从他条陈中罗列出的已清查火器数目、堪用与待修比例、修缮进度、物料耗用等等，清晰具体，与他暗中派去查看的太监回报大致吻合。这种务实和效率，在暮气沉沉的京营和官僚体系中，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有用。
但跋扈，似乎也是真的。
那些告状奏章里描述的，韩阳及其手下强硬乃至蛮横的行事作风，恐怕并非全系捏造。
为了达成目的，不惮于得罪同僚、下属，甚至触碰一些潜在的规矩和利益网络。
这种性格，在崇祯看来，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斩开腐弊；用不好，则可能伤及自身，甚至破坏朝局「稳定」。
至于「借机敛财」、「任用私人」的指控，崇祯并未全信，但也不会不信。
水至清则无鱼，边将出身，骤然接手涉及大量物资银钱的事务，手脚是否绝对干净，崇祯持保留态度。
但只要不过分，且在办事的前提下，他甚至可以默许——只要你能把事办成，办得漂亮，让朝廷，让他这个皇帝面上有光，些许「瑕疵」并非不可容忍。
关键在于，这个「度」在哪里？韩阳能把握住吗？
真正让崇祯在意的，是另一份来自宣大镇守太监王坤的密奏。
王坤在密奏中，除了例行汇报宣大防务，特意提及，卢象升对韩阳在京城督办火器修缮之事「甚为关注」，多次向兵部催促，并私下表示「若得京营汰换之良械，宣大防务可固三分」。
同时，王坤也隐约提到，宣大东路韩阳旧部，如张鸿功、孙彪徐等人，近日与京城「韩大人」处「书信往来颇密」，东路军营中，对韩阳的旧日部曲多有优抚，其「振武营」虽经整编，然骨干犹存，训练未懈，且「于韩氏战法、火器之用，信奉甚笃」。
这几句话，看似平常，却像几根细针，轻轻刺在崇祯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
韩阳与卢象升的「默契」，韩阳对旧部的「影响力」，以及那支被打上鲜明韩氏烙印的「新军」的潜在向心力……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让崇祯不由得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坐拥强兵、渐成藩镇的边将。
难道，韩阳在京城的「低调」和「实干」，只是一种伪装？
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督办火器，一方面结交卢象升这样的实权督师，另一方面继续遥控旧部，保持甚至扩大其在边镇的影响力？待到时机成熟，内外呼应……
这个念头让崇祯不寒而栗。他之所以将韩阳调入京城，本就是出于制衡和防范的考虑。
如今看来，这种防范似乎并未完全奏效，反而可能给了韩阳一个在更高层面运作、编织关系网的机会？
「皇爷，」王承恩的声音将崇祯从沉思中拉回，「这是韩阳呈上的最新条陈，还有附呈的，首批修缮完毕、堪拨边镇的火铳、虎蹲炮清册。」
崇祯接过，翻开清册。上面罗列了约一千五百支修缮一新的鸟铳、三眼铳，以及五十门虎蹲炮、弗朗机的型号、编号、修缮情况、测试结果，并建议拨付宣大、蓟镇各半。
条陈中，韩阳还提及，在查验中发现大批彻底朽坏、无法修复的火器，已造册请示，是「熔毁回炉」还是「折价变卖」以充修缮之费？
看着那详实的清册和请示，崇祯心中的疑虑稍减。
无论如何，韩阳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而且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这些修缮好的火器，正是边镇急需的。
至于那些报废火器的处理……倒是个试探。
「告诉韩阳，报废火器，准其会同工部、户部有司，酌情折价变卖，所得银两，专款专用，悉数用于后续火器修缮及工匠工食，每笔开支，需造册报备，不得挪作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