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真不公平，”朱莉说，“对我来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性革命，真的。真希望自己生得小点，我是说晚点。为什么不坦诚一点呢？”她有时候会让自己坦诚到荒唐的地步。她这么说显然是故意的，给人的感觉有些卖弄风情——孩子气的风情，然而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这很重要，因为我有点替她捏把汗。我们已经开始喝第二瓶酒了，朱莉喝得比我和道格拉斯都多。
“好吧，”她说，“我知道这很可笑。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机会，结果都很可笑，我是说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的，不，不是上帝的意思。”
“噢，朱莉。”我说。
“有些事你并不全知道。”她说。
我觉得她真的醉了，我应该尽量让气氛轻松一些，便说：“怎么不知道？有一次你往海里扔蛋糕，遇到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道格拉斯笑了，我很高兴。
“真的吗？”他说，“你总是把蛋糕往海里扔吗？有那么难吃吗？”
“好吃得很，”她故意一本正经地开玩笑道，“既好吃又精致。圣安娜奶油蛋糕，庞然大物，里面有奶油、蛋奶沙司和奶油硬糖。不，不难吃。我之所以要把它扔到海里——我告诉过你，”她对我说，“是因为当时我有个不为人知的问题：饮食问题。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和丈夫住在温哥华，就在基斯兰奴海滩附近。我是那种先暴饮暴食然后再催泻的人。我经常做奶油泡芙，一个个吃光，有时候做乳脂软糖，吃掉一整锅，然后用芥末和水催吐，或者服用大剂量的泻盐把食物排掉。太可怕了。我非常内疚，但是无法自控，这一定和性有关。现在他们都这么说，对吗？”
“好吧，我做了这个可怕的蛋糕，假装是给莱斯利做的，但做完后我知道其实是给自己做的，最终我会一个人把它吃掉。于是我把它丢进垃圾箱，但我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拣出来吃掉。太恶心了是吧？所以我把整块蛋糕装进一个牛皮纸袋，一路走到海边岩石那儿，把它扔进了海里。这一幕被这个男孩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往海里扔牛皮纸袋，你第一时间会怎么想？我只得告诉他袋子里是一个蛋糕，我把配料弄错了，很惭愧蛋糕做砸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我跟他说实话了，我从来没想过告诉任何人的。他说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但是辍学了，因为学校里那些人都是行为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行为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朱莉无奈地感叹道，“就这样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前后大概有六周。他想让我读荣格的书。他的头发浓密、卷曲，颜色像老鼠皮。我们躺在岩石后面搂着脖子疯狂地亲吻。当时是二月还是三月，天气还很冷。他一周只能和我见一次面，而且总是在同一天。我们没有发展到太亲密的程度。结果——好吧，结果我发现他来自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我们见面的日子就是他每周出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先发现了这个，还是先发现了他脖子上的伤疤。我说了他有络腮胡子吗？这在当时可不常见。莱斯利讨厌络腮胡子，他自己现在也留了。他试过割喉自杀。我说的不是莱斯利。”
“噢，朱莉。”我说，尽管之前也听她说过这件事，但对我来说，听到有人自杀，感觉就像内脏要挤出伤口一样，你得把它塞回去，然后赶紧贴上纱布垫。
“情况也没有那么糟。他当时正在恢复，我确信后来他好了。他只是个偏激的孩子，经历过一次危机，但是我吓坏了。我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也快疯了。暴饮暴食、催吐，这些事已经够糟的了。这时，他向我坦白说自己只有十七岁，一开始他谎报了年龄。这一点戳中了我的痛处，想到和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孩子乱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我跟他说了一大堆谎话，说我理解他，没关系，下周我还会来和他见面；然后回到家，跟莱斯利说我没法继续住在地下室公寓了，我们得搬家。我哭了。不到一周，我就在北岸找了个地方，和丈夫安顿下来。我永远都不会去基斯兰奴海滩了。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要带他们去海边，我会坚持去西班牙海岸或安布尔赛德。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可能过得还不错呢，”我说，“可能是一个有名的荣格主义者了。”
“或者是有名的行为主义者，”道格拉斯说，“或者是体育比赛解说员。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是吃了太多的奶油泡芙啊。”
“我戒了，应该是在怀孕的时候。生活真是奇怪。”
道格拉斯仪式性地倒光了瓶子里剩下的酒。
“你说有两次这样的经历，”他对朱莉说，“你要把我们悬在这里吗？”
还好，我想，他没觉得无聊或反感，他喜欢她。朱莉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道格拉斯，心里想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每次介绍一位男士给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担心这位男士会无聊或反感？
“另一次就更奇怪了，”朱莉说，“至少让我更费解。本来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蠢事的，但是话到嘴边，索性讲出来好了。唉，这件事让我很不解，完全把我给弄糊涂了。也是在温哥华，但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我当时加入了一个叫‘交朋友小组’的组织，它提倡一种集体疗法，帮助那些能够正常生活但心理上深受困扰的人。这在当时的西海岸很流行，大家经常说要摘下面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更亲近。这些说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我觉得还是好处更多，而且听起来也很新颖。我这么说一定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就好像说十五年前我就会编流苏花边了，那时还没流行这个；当时大家觉得还是别编流苏花边的好，永远都不要。”
道格拉斯说：“我都不知道流苏花边是什么。”
“那最好了。”我说。
“一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男人，斯坦利，经营着几个这样的小组。他自己不会说‘经营’，这个人很低调，但他有报酬，我们付钱给他。斯坦利是个心理学家，留着可爱的黑长卷发。当然，他也有络腮胡子，但那个时候络腮胡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他走路的样子有些笨拙，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单纯。他会说：‘嗯，说来有点疯狂，但我想……’他有种技巧，可以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他很真诚，会对你说：‘你——没有——意识到——你有多可爱。’不，我这么说好像他是个大骗子，真实的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不管怎么说，不久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这个斯坦利。信里通篇都是对我的赞美，精神的、肉体的、心灵的，他说他爱上我了。”
“我处理得很成熟，给他回信说，他并不了解我。他说噢，不，他了解。他打电话来道歉，说自己不该这么烦人，但是又控制不住。他问我能不能出来喝杯咖啡。喝杯咖啡能怎样？我们喝了几次咖啡。一般都是我在愉快地聊天，他偶尔插上几句，说我的眉毛很美，或他想知道我的乳头长什么样。我的眉毛其实很普通。我不再和他喝咖啡了，他开始开着他的旧货车在我家周围偷窥，真的。我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他会站在我旁边，愁眉苦脸地盯着货架上的奶制品看。有时候一天能收到他三封信，信中他狂热地赞美我，说我对他有多么重要，向我坦白他的自我怀疑，说他不想成为别人的导师，而我既清高又聪明，对他来说正好。真是一派胡言。我知道这一切都很荒唐，但不可否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依赖这些信。我知道每天邮递员来送信的准确时间。我决定开始留长发，毕竟还不算太老。”
“大约半年后，有一天我们组里的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出大事了，另一个组里有个女人向丈夫坦白说她和斯坦利发生了关系。她丈夫暴跳如雷，他不是小组成员；后来这件事传了出去，接着另一个女人，一个接着一个，都透露了同一件事，都坦白说和斯坦利发生了关系。很快，大家都不知道该责怪谁了。这些女人仿佛中了魔法，成了受害者。后来大家发现，斯坦利做这件事是有计划的，他从每个组里挑选一个女人。由于我所在的组里已经有一个了，所以他应该没有把我当成目标。他选的全都是已婚女人，没有单身的，单身的可能会很麻烦。一共有九个，真的，九个女人。”
道格拉斯说：“够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