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
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这四项其实只是泛论。他具体的主张见于《谈新诗》。消极的不作无病之shēnyín，积极的以乐观主义入诗。他提倡说理的诗。音节，他说全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后，刚在开始一个解放的时代。《谈新诗》切实指出解放后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乐观主义，旧诗中极罕见；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同调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那原也是外国影响。直到民十五止，这个风气才渐渐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诗里，还可寻着多少遗迹。“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馀香与回味。
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胡适之氏《人力车夫》、《你莫忘记》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像，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的诗为自然主义。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也是这个缘故。写景诗却是新进步；胡氏《谈新诗》里的例可见。
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丢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彻底的，他能找出我们语言的一些好音节，《送客黄浦》便是；但集中名为诗而实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
“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比喻说理，可还是缺少馀香与回味的多，能够浑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于有意的讲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发氏的时候。
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但商务印书馆主人却非将《将来之花园》中“小便”删去不可。另一个理想是平民化，当时只俞平伯氏坚持，他“要恢复诗的***”；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诗到底怕是贵族的。
这时期康白情氏以写景胜，梁实秋氏称为“设色的妙手”；写情如《窗外》拟人法的细腻，《一封没写完的信》那样质朴自然，也都是新的。又《***以东》、《别少年中国》，悲歌慷慨，令人奋兴。——只可惜有些诗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如《凄然》；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如《小劫》；写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听雨》。《呓语》中有说理浑融之作；《乐谱中之一行》颇作超脱想。《忆》是有趣的尝试，童心的探求，时而一中，教人欢喜赞叹。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
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周启明氏民十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是真实简炼的诗。到处作者甚众。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馀味。周氏自己的翻译，实在是创作；别的只能举《论小诗》里两三个例，和何植三氏《农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发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说是读泰戈尔而有作；一半也是衔接着那以诗说理的风气。民十二宗白华氏的《流云》小诗也是如此。这是所谓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两派也都是外国影响，不过来自东方罢了。《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一首长诗，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聪明的地方。虽然没有持续的想像，虽然没有奇丽的比喻，但那质朴，那单纯，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优生”的理在诗里出现，还嫌太早，一般社会总看得淡淡的远远的，与自己水米无干似的。他读了尼采的翻译，多少受了他一点影响。
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氏。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说：
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诗是写出来的”一句话，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但于郭氏是无损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后来的局势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韵”主张以北平音为标准，由长于北平语者造一新谱。后来也有赵元任氏作了《国音新诗韵》。出版时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赶上新诗就要中衰的时候，又书中举例，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幽默，所以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韵颇妥帖，论轻音字也好，应用起来倒很方便的。
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取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那时《国音新诗韵》还没出，他根据王璞氏的《京音字汇》，将北平音并为二十三韵。这种努力其实值得钦敬，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徐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死水》前还有《红烛》，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
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铙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像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但这完全是新东西，历史的根基太浅，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读者看起来也不容易顺眼。闻氏作情诗，态度也相同；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似乎还免不了。他也写人道主义的诗。
留法的李金发氏又是一支异军；他民九就作诗，但《微雨》出版已经是十四年十一月。“导言”里说不顾全诗的体裁，“苟能表现一切”；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yù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的诗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更加不像——虽然也可以说是自由诗体制。他也译了许多诗。
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lún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yīn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姚蓬子氏也属于这一派；他却用自由诗体制。在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上，他有时超过别的几个人。——从李金发氏到此，写的多一半是情诗。他们和《诗镌》诸作者相同的是，都讲究用比喻，几乎当作诗的艺术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咏人道主义了。
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1935年8月11日，写毕于北平清华园。
附：编选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诗为主，也选叙事诗；拟作的歌谣不录。
二、新诗别集很多，搜集完全，颇为困难。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种（目另见，其中五种，诗文兼载），只是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这其间自然免不了偏见，但总盼望取的是那些影响较广或情景较新的。其中也有两家，是先在《诗》和《晨报诗镌》选了他们的诗，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诗作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为准，不以集子出版的时日为准。集子里若有十六年以后作品，不录。如集中的诗全没有年月，而从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确知其作于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选录。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诗中最早的，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记忆》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这里面的诗有民国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记忆》一首作于十六年，足见其前各诗都是可选的。又初版《志摩的诗》，从《现代评论》广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银铃》，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话，因而推知那些诗作于十五六年的时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说，里面当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恶》，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与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后《花一般的罪恶》一首见于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号）上，当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诗总集收《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种。《湖畔》以下三种是合集，非选本；《星海》兼载各种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诗》和《晨报诗镌》。又因田汉氏《江户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国》曾选集中的诗，故录二期。
六、作家以诗的时日为序。别集以第一集中所记最早的时日为准。不记时日的，以作序时日为准。没有序或有序而无时日的，设法查考；无从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时日为准。总集如《年选》、《诗选》、《星海》，选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为准；但所录的诗若在前，当以诗为准。没有集子而诗后记时日的，以所记为准；不记的以总集出版时日为准。又，从《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选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无集的用别集例。《诗》和《晨
报诗镌》，用《年选》、《诗选》例。——田汉氏所作，以《江户之春》出版年（民国十一年）为准。
七、作家序列，照上条，在同年同月内，以有日数的居前；在同年内，以有月份的居前。诗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诗话以引述为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编者所能相信的，刊于导言之后。
附言编选时承周启明先生惠借诗集多种，又承汪静之先生寄来《湖畔》和《春的歌集》，赵家璧先生寄来《玄庐文存》和《分类白话诗选》，谨此致谢！选诗杂记
民国十年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谈起新诗之盛，觉得该有人出来选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我们理想的人，是周启明先生。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一是《新诗选》，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诗年选》出版，就像样得多了。书中专选民八的诗；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按语只署“编者”，评语却有粟如、溟冷、愚庵三个名字。据胡适之先生评《草儿》文，愚庵当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评他的诗“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即《年选》里愚庵评语）。
《年选》后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署名“编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来，文学革命的呼声渐起。至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所谓识时务者俊杰，可不是么？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话诗的是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当时还不成什么体裁。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
所记尚翔实。《月夜》见《新青年》四卷一号，诗云：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愚庵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年选》所录，在当时算谨严的：他们有时还删节原作。
《年选》以后的新诗选本，还有《时代新声》，那是在民十七了。编者卢冀野先生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求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又说他所谓“新声”的标准云：
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
这可算得旧诗为体，新诗为用了。这时候新诗已冷落下来，以后便没有选本了；圣陶和我理想的周启明先生也终于不曾动手。
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从前虽然也写过一些诗，民十五《诗镌》出来后，早就洗了手了。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本来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直挨到暑假，两只手又来了个“化学烧”，动不得，耽误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经过约一个月。
《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像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却未誊清；想着只是排印罢了，想不到会作锌版的。不用说，我的手稿最糟，添注涂改，样样有。像片没有最近单照的，起初未寄；后来也终于寄了，民国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条领带早已破了，眼镜也已换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说早期新诗理胜于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次说：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复次说：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新东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说法也是的；总之，是旧诗里没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后的鼓励，是四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
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有了《新诗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杂志中A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