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新刊物，但是也有短短的一段历史。就在抗战那一年，这是十年前了，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辑了一种刊物，叫做《语言与文学》，谢谢中华书局为我们印行。那时打算作为季刊，但是第一期正在出版，芦沟桥事变就起来了。这一期似乎流行得还广，我后来在西南几个大都市里都曾见过这本小册子。抗战以后这刊物只好中止，这在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
清华中国文学会是师生共同的组织，这刊物是师生共同切磋的地方，也希望是和校外同行互相观摩的地方。我们当时推定闻一多先生担任编辑，他欣然同意，认真的干，那创刊的一期若有可取之处，功绩该是他的。现在我们复员了，他却遭了卑鄙的dú手！他是以身殉了民主，也是以身殉了学术。我们为了纪念他，为了达成他和我们共同的志愿，先在这里办一种《语言与文学》的周刊，延续这一段短短的历史。《新生报》馆给我们这块耕种的园地，我们很感谢。
从前的《语言与文学》以大学生为对象。这里的《语言与文学》，我们打算以大中学生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兴趣的常人为对象。这固然因为日报上的周刊得顾到一般的读者，也因为我们愿意多做一点普及的工作。一国的语言和文学反映着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所谓社会的上层机构之一。这又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简单的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人不能离开语言而生活，而文学是记录生活的语言；说语言和文学是“我们的”，就是说语言和文学是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谁都愿意了解自我。按理说，该是谁都对自己的言语和文学发生兴趣，看看民间文艺的流行以及其中接字谐声等等表现，这个理是有的。但是经过了学者和文人的手，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复杂越精细了，这就跟一般人的生活脱了节。普及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一般人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兴趣，让他们觉得这是生活的必需，如水与火似的。这工作很艰难，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语言与文学》这名字我们当年译成英文是“语史学和
文学”。按创刊那一期的材料看，可以说是“语史学和文学史”。这里的“语言与文学”讨论的大概也不出这个范围，但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讨论到古代的时候，也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治学的态度，我们觉着值得发扬。一方面我们又打算在这里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这也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但是我们最亲切的自然是现代。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国语和方言、作品和译文等等，我们有机会都愿意讨论。而语文的教学，正是普及的工作，又正是我们的本行，我们自然也愿意参加意见。我们才力薄，人手少，极欢迎各方面的朋友合作；这块小小的园地是公开的。闻一多先生与新诗
今天是新诗社三周年的纪念日，闻一多先生又是新诗社的导师，所以我选择这个题目来讲。
闻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二十年以前，他是“新月派”的诗人，但是在诗的意见上，闻先生并不完全和他们相同。当时徐志摩就不大赞成闻先生的爱国诗，觉得那是太狭义了。可是闻先生仍旧热诚地去创作这方面的新诗。我曾经说过，闻先生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他活着的时候，对这批评，觉得很正确。
他的诗集《死水》中，有许多是爱国诗。《洗衣歌》是写华侨在美国洗衣并不是下贱的工作，而是要洗去污秽。这对华侨是很好的鼓励。从另一方面说，他很早就是一个写实的诗人，“新月派”为艺术而艺术，但闻先生不是。他虽然也歌颂恋爱，可是并不多。他描写死水的丑恶，使人明白之后，而能取消这丑恶，可见他对现实的关心比别人深。在人道主义的作品上，闻先生写得更为具体，如《荒村》序中，他记载的是对一大群人的苦难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人。
在闻先生遭杀害的前两年，对诗的看法就已经变了。他对《红烛》非常不满，而且很懊悔，甚至不愿承认是他作的。那是带有唯
美派写法的诗。但写《红烛》时，正当“五四”时代，脱离旧礼教束缚，而走向浪漫的发展；《死水》却是写在兵荒马乱时，所以写了丑恶、霉湿、yīn暗，因为当时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深切地感到那压迫，他要揭发出来，由那里得到新的生活。这与徐志摩的感觉不一样。
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他一向最赞美人民的诗人杜甫。因为杜甫这位作家最关心人民的痛苦，例如当时征兵的痛苦，并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朱门酒ròu臭，路有冻死骨”，也是千古不朽的名句。这说明了他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统治者的反抗。他本想做宰相来拯救人民脱离痛苦，但是没有达到目的。闻先生是最推崇杜甫的，虽然也有人反对杜甫，说他不能超然，可见闻先生与杜甫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律诗从唐兴起，一向无人怀疑它是中国诗中的精萃诗体，可是闻先生开始怀疑了。他认为古诗是接近人民的，而律诗则发展得不健康。在“新月派”时期，他写诗固然也有格律，可是后来改变了，他的新诗多半揭发着丑恶。他在昆明讲诗与舞时说，诗和原始人、小孩、疯人是一样的，是一种力的表现。他最讨厌柔得没劲的诗，也不欢喜“词”中的那种靡靡之音。他说力量的表现是在团体中，原始人举火把歌舞是一种力量。所以他要的是粗线条的诗。他提倡田间的诗，他说那像鼓声一样，不是弦乐，而是刺激的情调。
对诗的批评方面，他说新诗越写越纤细，使人们都不容易懂了，所以，应该作粗线条的诗。不管是诗也好，诉之大众的也好，不叫诗也好，总之，要以新的尺度去创造新诗，并从理论上把它建立起来。
闻先生很喜欢朗诵诗。在昆明西南联大，有一次他朗诵艾青的《大堰河》，这首诗是艾青早年的作品，是怀念一个nǎi妈的诗，写得并不顶好。可是由于闻先生那适于大庭广众的声调，却把作者原来没能表现出的意思都朗诵出来了。
卅一年，他写了八首诗，是写八位教授的，我见过一首，作风改变得很厉害，是自由的诗体。在他未死前，曾想把《楚辞》中的
《九歌》现代化，写成歌舞剧体，把农民耕种的艰难苦痛写出来，预备要在“诗人节”写好。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就被刺了。（这部遗稿正在运北平途中）
他的态度是一贯诉诸大众的，帮助大众进步的。他在“新月派”时代也曾宣言不愿忘记了大众。《静夜》一首诗里，他写出了家庭中的幸福和安适，但他说，他不能受幸福的贿赂，而忘记了苦难的一群。他始终愿意做一个人民的诗人。“五四”时代的文艺
刚才主席说过，“五四”是“人的发现”，但“五四”同时也是“青年的发现”与“现代的发现”。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年青才行，像我这样头发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五四”时代的文艺我想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从新文体到白话文，新文体是清末时代的新生文体，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和胡适之，主张推翻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体，八股更要推翻，新文体是要应用到报纸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对象是读书人和受**育的青年，也就是开通民智。梁启超的文章确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国以后《新青年》出版，胡适之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白话的来源，除旧小说之外，我看还有当时的讲演，讲演对语言的帮助很大；再有一种是与传统有关的语录，语录是宋代学家讲授时的笔录。旧小说中的话是像说书人的话，因为来自民间，表现出受压迫的情绪，都带有自嘲的口诀式的，以致乐为目的的滑稽，或说是侍候人的口气。到今天说大鼓的还要说“侍候您一段”，语录便是没有“侍候人的气息”的白话，影响很大。白话文学后来受欧化影响，又生变化，但白话文学确是经过“五四”才广泛展开来的。
第二，谈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五四”在民国八年，新文**动在民国六年，应从民国六年说起，胡适之写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说过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如无陈的激烈运动，白话不会开展得这么快。其内容用胡适之自己的话说是“文
字解放”“文体解放”，八不主义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无物”，“不做无病shēnyín”，“不避俗语俗字”，这是用当时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有一点须要说明，中国白话由来已久，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意见是正确的，唐朝以后士与民之间的对流很大，宋以后，民间的东西如小说戏剧都抬起头来，白话便开始于人民要表现自己的东西。陈独秀的主张，是用国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用社会文学反对山陵文学；国民便是人民，社会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写实文学是用人民的语言，所以总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因为时代的不同，那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干脆，但也已经很干脆了。
第三要说到鲁迅先生，有了理论，还要有创作，就是“拿出证据来”。他的第一部创作便是《狂人日记》，里面提到礼教与孩子，那时的批评，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象征的意义”，“吃人的礼教”。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平常，当时却如洪水猛兽，说这句话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说这样的话，足见是进步了。礼教怎么吃人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强凌弱，大吃小，强者大者便是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非纯是势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农民，所以批评《狂人日记》者说“发现了村人的xìng格”，村人便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群。胡适之说过，一个人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又是儿子的爸爸，上下夹攻，没有办法；如果有了七八个孩子，慢说现在，就在“五四”时候也毫无办法。《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并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当时给“封建社会”的代名词，鲁迅便是肩起闸门放出孩子去的。他当时虽认为希望不多，但希望总是有的，他就用艺术方法表现了出来，要怎样救救孩子呢？就是说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时代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