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佩闻一多先生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从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黄季刚先生拜了刘申叔先生的门，因此得到了刘先生的手稿。这是很可羡慕的。但是又听说刘先生的手稿，字迹非常难辨认。本来他老先生的字写得够糟的，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添注涂改，一塌糊涂，势所必然。这可教人头痛。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抄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抄稿子。
再说，别人总将自己的稿子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看，更不用说借给人。闻先生却满不在乎，谁认识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联大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借他的《诗经长编》手稿四大本。他并不知道这学生的姓名，但是借给了他。接着放了han假，稿子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开学了，那学生才还给他，说是带回外县去抄了。他后来谈起这件事，只说稿子没有消息的时候，他很担心，却没有一句话怪那学生。
三十年我和闻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读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的读下去。后来他参加****，事情忙了，家里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烦他。去年春间有一天，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闻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闻先生还没有回，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
想不到隔了不到半年，我竟自来编辑他的遗稿了！他去年七月还不满四十八岁，精力又饱满，在那一方面都是无可限量的，然而竟自遭了最卑鄙的dú手！这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他在《诗经》和《楚辞》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的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的神话上。记得那时汤用彤先生也住在司家营，常来和他讨论《周易》里的问题，等到他专研究伏羲了，才中止了他们的讨论。他研究乐府诗，似乎是到昆明后开始。不论开始的早晚，他都有了成绩，而且可以说都有了贡献。
闻先生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
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在云南蒙自的时候，住在歌胪士洋行的楼上，终日在做研究工作，一刻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当时有几位同事送他一个别号，叫做“何妨一下楼斋主人”，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半年来我读他的稿子，觉得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着这作得好抄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可惜的是从昆明运来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为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我们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还完整，就是那有点儿破损的，也还不致妨碍我们的编辑工作。
稿子陆续到齐。去年十一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聘请了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余冠英六位先生，连我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我作召集人。家属主张编全集，我们接受了。我拟了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jiāo给家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上。于是决定请许维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jiāo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这里有些文篇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读者告知。结果得到的来信虽然不算多，可是加进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jiāo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期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
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按xìng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先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编的，季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
还想转载《联大八年》里那篇《闻一多先生事略》。还有史靖先生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已经单行了。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也见到一篇小传，叙到闻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别处详细些。我猜是马**先生写的，马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那天也在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和他谈一下。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
1947年。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多少年来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心诗没有出路，其实诗何至于没有出路呢？抗战以后，诗又像五四时代流行起来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么道路呢？什么方向呢？大家却还看不准。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谓以朗诵诗为主调，不是说只有朗诵诗，或诗都能朗诵，我们不希望诗的道路那么窄。这只是说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态度和朗诵诗是一致的，这却也不是说这些诗都是从朗诵诗蜕变的，它们和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一次》一首里：
我们召唤
……
我们将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
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xiōng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
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
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bàozhà
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
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了。传统诗有“我”，所以强调孤立的个xìng，强调独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贵族xìng的诗人。青年代却要扬弃这种诗人。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里说：
“诗人”们啊
你们的灵魂发酸了
你们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别人玩弄着你们的语言
闲着两只手
什么也不做
——滚你们的蛋吧！
诗人做了诗人，就有一个诗人的圈子将他圈在里头。不论他歌唱的是打倒礼教，人道主义，爱和死，享乐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却总是划在一道圈子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打开了自己，不能像何达说的“火一样地公开了自己”（《无题》）。这种诗人的感兴和主题往往是从读书甚至于读诗来的。读书或读诗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现实生活究竟隔了一层。目下大家得在现实生活里挣扎和战斗。所以何达说：
我们的诗
只是铁匠的
“榔头”
木匠的
“锯”
农人的
“锄头”
士兵的
***(《我们不是“诗人”》）
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
干脆得
像机关qiāng
在打靶
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那一颗颗
火红的曳光弹
瞄得好准
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行动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一发无馀，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会来运用想像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
我们的视线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
我们
要求着
“工作”
热爱着
“工作”
需要诗
我们才写诗
需要生命
就jiāo出
我们的生命
“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jiāo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青勃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