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语文影及其他

序 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说话》，又写过一篇《沉默》，都可以说是关于意义的。还有两三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将稿子留在家里，不知道怎样丢了，现在连题目都记不起了。这两三篇东西，有一位先生曾经当面向我说：“好像都不大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吃力不讨好，因此丢就丢了，也懒得托人向报馆或自己去图书馆在旧报里查一下。抗战后又试写这一类题目，第一篇是《是喽嘛》，原题《是勒吗》，还写了一个副题《语文影》之一。《语文影》是自己拟的一个书名，打算写得多了，集成这么一本书。 这篇文章却挨了云南人的骂，因为里面说“是勒吗”这句话是强调，有些不客气。那时云南人和外省人间的了解不够，所以我会觉得这句话本质上有些不客气，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已经不是强调，平常说着并不带着不客气。当时云南人却觉着我不客气，纷纷的骂我；有些位读过我的文章来骂我，有些位似乎并没有读到我的文章，只是响应骂我的文章来骂我，这种骂更骂得厉害些。我却感谢一位署名一个“西”字的先生的一篇短短的平心静气的讨论，我不知道他是那里人。他指出了我的错误，说这句话应该写成“是喽嘛”才对，他是对的。这回我编辑本书，参照他的意见和材料将这篇文改写了一部分，题目里跟本文里的“勒吗”，也都改过了。 《是喽嘛》之后，我又陆续的写了一些。曾经打算写得很多，《语文影》之外，还要出《语文续影》、《语文三影》。但是这些文章里不免夹带着玩世的气氛，后来渐渐不喜欢这种气氛了，就搁了笔。后来却又想写些只关于日常的说话的短文，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写出，书名也拟了一个，叫做“话的话”。但是也只写出《人话》和《论废话》两篇，觉得不满意，就没有写下去。当时拟的一些题目里有一个是昆明骂人的话，“老鸦啄的！ ”念作“老哇抓的！ ”比“杀千刀的！ ”有意思得多，我现在还感着趣味。《人话》的稿子在复员中丢了，最近承萧望卿同学托熊剑英先生辗转抄来，极为感谢！ 现在将这仅有的两篇跟《说话》等篇合在一起，按xìng质排比，就成了本书《语文影之辑》，《语文影》也就成了书名的一半儿。 书名的另一半《及其他》，指的是《人生的一角之辑》，《人生的一角》也是计划了而没完成的一部书。我没有发表过这个书名，只跟一两位朋友谈起过。这一类文章应该说是从《论诚意》起头，本来打算叫做《世情书》， “世情”是“世故人............ ...... ...... .. ..情”的意思。后来恐怕有人误解“世情”为“炎凉”的“世态”，而且“世情书”的名字也似乎太大，自己配不上，就改了《人生的一角》。“一角”就是“一斑”，我说的种种话只算是“管见”；一方面我只是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这个冷眼，又玩世的味儿。《正义》一篇，写在二十五年前，也沾着这个味儿，是这回编书，忽然想到，就将它一起排比进去。 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的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 我计划的两部书终于都在半路上“打住”了。这儿这本拼凑起来的小书，只算是留下的一段“路影子”罢了。 朱自清1948年3月，北平清华园。 朱自清经典**七朱自清经典**八语文影之辑说话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 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古文《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 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jiāo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xìng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xìng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yīn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小说月报》年。 朱自清经典**九朱自清经典六五〇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 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儿；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也许不是最大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地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 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儿疲倦！ 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 ———；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生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 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诚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 ———，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jiāo换的，但是就是jiāo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地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 ”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么呢？ 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bào竹———谁稀罕那彻宵的bào竹呢？ 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 ———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 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 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笼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jiāo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馀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笼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罢？ 《清华周刊》。 朱自清经典六五一朱自清经典六五二撩天儿《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han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熟愈？ ”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 ”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谢安引《易·系辞传》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世说》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多说俗事”，那么，“han温”就是雅事了。“寡言”向来认为美德，原无雅俗可说；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han温‘而已’”，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han温’而已”，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寡言”虽是美德，可是“健谈”，“谈笑风生”，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 这些可以说是美才，和美德是两回事，却并不互相矛盾，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只有“花言巧语”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jiāo官说的。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自然是谨慎的好，少说的好。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也有它的缘故。说话不免陈述自己，评论别人。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旧小说里常见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女儿经》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评论别人，像谈谈天气之类。就是陈述自己，评论别人，也不一定就“全抛一片心”，或道“张家长，李家短”。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语”却不在这儿所谓“巧妙”的里头，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健谈”，“谈笑风生”，却只是无所用心的“闲谈”，“谈天”，“撩天儿”而已。 “撩天儿”最能表现“闲谈”的局面。一面是“天儿”，是“闲谈”少不了的题目，一面是“撩”，“闲谈”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儿。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说，辩论等等，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xìng，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费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们不论怎么忙，总得有休息；“闲谈”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这其实是不可少的。访问，宴会，旅行等等社jiāo的活动，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十八世纪的人说，说话是“互相传达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启发”的。十九世纪的人说，“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是消遣”。二十世纪的人说，“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可是他愿意哼哼，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不是个蜡人。谈话的目的，多半不是传达观念，而是要哼哼。”“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真教人生气。可是在晚餐会上，人宁愿作蚊子，不愿作哑子。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有些并且是快心的。”看！ 十八世纪还说“启发”，十九世纪只说“消遣”，二十世纪更只说“哼哼”，一代比一代干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闲谈从天气开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刘义庆以为是雅事，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闲谈又叫“谈天”，又叫“撩天儿”，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 因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陈腐；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有时跑到讽刺的笔下去。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fù到lún敦结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晨好！ 天儿不错，不是吗？ ”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用“今天天气哈哈哈”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客套”话，因为太“熟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看，它还是个好题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昆明的记者问他，“此次经滇越路，比上次来昆，有何特殊观感？ ”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气炎热，此次气候温和，天朗无云，旅行甚为平安舒适。”这是外jiāo辞令，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天气有这样的作用，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谈话的开始难，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从前通行请教“尊姓”， “台甫”，“贵处”，甚至“贵庚”等等，一半是认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当时才好称呼谈话，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这一套就用不着了。这一套里似乎只有“贵处”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去；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谈下去，就非换题目不可，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要不然，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如“几时到的？ 路上辛苦吧？ 是第一次到这儿罢？ ”之类。用介绍的方式，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若是相识的人，还可以说“近来好吧？ ”“忙得怎么样？ ”等等。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调儿，可只是特殊的调儿，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朱自清经典六五三朱自清经典六五四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谈话就容易开始，不一定从天气下手。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大概也就在这当儿。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抗战，轰zhà，政治，物价，欧战，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无须换题目。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在平常日子，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何况这时代，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 政治更是个老题目，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人们却偏爱谈。袁世凯、张作霖的时代，北平茶楼多挂着“莫谈**”的牌子，正见出人们的爱谈**来。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除了这些，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这又全然回到茶馀酒后的消遣了。还有xìng和鬼，也是闲谈的老题目。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专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学，差不多不知道别的，可就爱谈xìng，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鬼呢，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单刀直入是很少的。 谈话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话题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那就难点儿。引子倒是有现成的，如上文所说种种，也尽够用了，难的是怎样谈下去。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要不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话题就难在这“共赏”或“同情”上头。不用说，题目的xìng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可是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总还是人，人情是不相远的。谁都可以谈谈天气，就是眼前的好证据。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也还是可以共赏的。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分。但是“自己”并非不能作题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将“自己”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人”陈述着，不要特别爱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们也会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不妨公诸同好，用不着爱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或者以多报少，像不说“很知道”而说“知道一点儿”之类。用自己的熟题目，还有一层便宜处。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固然很好，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不如谈自己的倒是善于用短。无论如何，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一个声望高，知识广，听闻多，记xìng强的人，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滔滔不绝的谈下去。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也许只是一个题目。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那就有些杀风景了。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知识和经验不够广，听话的可窘了。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人少就只好干耗着，一面想别的。在这种聚会里，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也许方便些。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自己也说一点儿，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别人若乐意听下去，就多说点儿。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也高兴的听着。这才有意思。 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才可以有谈的；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并且得有好xìng儿，要不然，净闹别扭，真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记xìng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记xìng坏，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教人始而闷气，继而着急。机智差，往往赶不上点儿，对不上茬儿。闲谈总是断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长时间，维持场面不易。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议论少。议论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不是闲谈；可也不能太不认真，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得斟酌乎两者之间，所以难。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但是得泛泛儿的，远远儿的；也未尝不可骂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说这是戏！ 人生原是戏。戏也是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假的。闲谈要有意思；所谓“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意思。不错，闲谈多半是费话，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又臭又长”，没有意思；重复，矛盾，老套儿，也没有意思。“又臭又长”也是机智差，重复和矛盾是记xìng坏，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所以除非精力过人，谈话不可太多，时间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马脚。古语道，“言多必失”，这儿也用得着。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大爱谈话的。世上或者有“一锥子也扎不出一句话”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货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论。平常所谓不能谈话的，也许是知识或见闻不够用，也许是见的世面少。这种人在家里，在亲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说有笑的，一到了排场些的聚会，就哑了。但是这种人历练历练，能以成。也许是懒。这种人记xìng大概不好；懒得谈，其实也没谈的。还有，是矜持。这种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们在等着一句聪明的话，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谈言微中”的真聪明人；这种人不能说是不能谈话，只能说是不爱谈话。不爱谈话的却还有深心的人；他们生怕露了什么口风，落了什么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开口。也还有谨慎的人，他们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谈或少谈，并不等着人家。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来所赞美的“寡言”，其实就是这样人。但是“寡言”原来似乎是针对着战国时代“好辩”说的。后世有些高雅的人，觉得话多了就免不了说到俗事上去，爱谈话就免不了俗气，这和“寡言”的本义倒还近些。这些爱“寡言”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谢安和刘义庆的赞美都是值得的。不过不能谈话不爱谈话的人，却往往更愿意听人家的谈话，人情究竟是不甘静默的。———就算谈话免不了俗气，但俗的是别人，自己只听听，也乐得的。一位英国的无名作家说过：“良心好，不愧于神和人，是第一件乐事，第二件乐事就是谈话。”就一般人看，闲谈这一件乐事其实是不可少的。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年。 朱自清经典六五五朱自清经典六五六如面谈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chā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fù人写家信，那fù人要照她说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 文言至今还能苟延残喘，就靠它所有的写信和别的应用文的程式。若我们肯不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过：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 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烦点儿的是“敬启者”，“专此”，“敬请大安”，这一套头尾。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启者”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开口时用的“我对你说”那句子，“专此”“敬请大安”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没有什么啦，再见”那句子。但是“面谈”不一定用这一套儿，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这是写信究竟不“如面谈”的地方。现在写白话信，常是开门见山，没有相当于“敬启者”的套头。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 ”“祝你进步！ ”“祝好！ ”一类，像“专此”“敬请大安”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敬启者”的渊源是很悠久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头一句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启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敬启者”前面不一样。既用称呼开头，“敬启者”原不妨省去；现在还因循的写着，只是遗形物罢了。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也是自然而然的。“专此”“敬请大安”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也可算是遗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头”差不多全剩了形式，这“套尾”多少还有一些意义，白话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分。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后辈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白话信的结尾，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但也有许多变化；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并不表明身分。因为是修辞的变化，所以不妨掉掉笔头，来点新鲜花样，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如“敬祝抗战胜利”，虽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谈”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肤廓些。又如“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这都有些像演说或作论的调子。修辞的变化，文言的结尾里也有。如“此颂文祺”，“敬请春安”，“敬颂日祉”，“恭请痊安”，等等，一时数不尽，这里所举的除“此颂文棋”是通用的简式外，别的都是应时应景的式子，不能乱用。写白话信的人既然不愿扔掉结尾，似乎就该试试多造些表示身分以及应时应景的式子。只要下笔时略略用些心，这是并不难的。 最麻烦的要数称呼了。称呼对于口气的关系最是直截的，一下笔就见出，拐不了弯儿。谈话时用称呼的时候少些，闹了错儿，还可以马虎一些。写信不能像谈话那样面对面的，用称呼就得多些；闹了错儿，白纸上见黑字，简直没个躲闪的地朱自清经典六五七朱自清经典六五八方。文言信里称呼的等级很繁多，再加上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真是数不尽。开头的称呼，就是受信人的称呼，有时还需要重叠，如“父母亲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现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却换了“学长我兄”之类；至于“父母亲”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开头的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词，如“膝下”， “足下”；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递给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们的“膝下”，“足下”，让他或他们得闲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阁下”，“执事”；这表示只敢将信递给“阁下”的公差，或“执事”的人，让他们觑空儿转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谁也不去注意那些意义，只当作敬语用罢了。但是这些敬语表示不同的身分，用的人是明白的。这些敬语还有一个紧要的用处。在信文里称呼受信人有时只用“足下”，“阁下”，“执事”就成；这些缩短了，替代了开头的那些繁琐的词儿。———信文里并有专用的简短的称呼，像“台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语，却真的只是敬语，如“大鉴”， “台鉴”，“钧鉴”，“勋鉴”，“道鉴”等，“有道”也是的。还有些只算附加语，不能算敬语，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览”，“阅”，“见字”，“知悉”等，大概用于亲近的人或晚辈。 结尾的称呼，就是写信人的自称，跟带着的敬语，现在还通用的，却没有这样繁杂。“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见。光头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后学”，“职”也只偶然看见。其馀还有“儿”，“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却少———这年头自称“愚”的究竟少了。敬语是旧的“顿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见；“谨启”太质朴，“再拜”太古老，“免冠”虽然新，却又不今不古的，这些都少用。对尊长通用“谨上”， “谨肃”，“谨禀”———“叩禀”，“跪禀”有些稀罕了似的；对晚辈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话里用主词句子多些，用来写信，需要称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话信的称呼似乎最难。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经成了遗形物，用起来即使不至于觉着封建气，即使不至于觉着满是虚情假意，但是不亲切是真的。要亲切，自然得向“面谈”里去找。可是我们口头上的称呼，还在演变之中，凝成定型的绝无仅有，难的便是这个。我们现在口头上通用于一般人的称呼，似乎只有“先生”。而这个“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麦歇”那样真可以通用于一般人。譬如英国大学里教师点名，总称“密斯忒某某”，中国若照样在点名时称“某某先生”，大家就觉得客气得过火点儿。“先生”之外，白话信里最常用的还有“兄”，口头上却也不大听见。这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称呼比“先生”亲近些的人的。按说十分亲近的人，直写他的名号，原也未尝不可，难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亲不到直呼名号的。 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词儿———将来久假不归，也未可知。 更难的是称呼女人，刘半农先生曾主张将“密斯”改称“姑娘”，却只成为一时的谈柄；我们口头上似乎就没有一个真通用的称呼女人的词儿。固然，我们常说“某小姐”，“某太太”，但写起信来，麻烦就来了。开头可以很自然的写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称呼却就绕手；还带姓儿，似乎不像信，不带姓儿，又像丫头老妈子们说话。只有我们口头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带姓儿，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还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头上已经有这么称呼的———不过显得太单调罢了。 至于写白话信的人称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的，虽然口头上自称“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时候嫌不大客气，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给普通男子写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称“弟”既不男不女的，称“妹”显然又太亲近了，———正如开头称“兄”一样。男人写给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说，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话信的称呼却都不带敬语，只自称下有时装上“鞠躬”，“谨启”，“谨上”，也都是借来的，可还是懒得装上的多。这不带敬语，却是欧化。那些敬语现在看来原够腻味的，一笔勾销，倒也利落，干净。 “五四”运动后，有一段儿还很流行称呼的欧化。写白话信的人开头用“亲爱的某某先生”或“亲爱的某某”，结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挚的朋友某某”，是常见的，近年来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这一套大约是从英文信里抄袭来的。可是在英文里，口头的“亲爱的”和信上的“亲爱的”，亲爱的程度迥不一样。口头的得真亲爱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轻易使唤这个词儿；信上的不论你是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来那么一个“亲爱的”———用惯了，用滥了，完全成了个形式的敬语，像我们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们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们用“亲爱的”，也不管他“亲爱的”不“亲爱的”。 可是写成我们的文字，“亲爱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亲爱的———在我们的语言里，“亲爱”真是亲爱，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碍眼，老觉着过火点儿；甚至还ròu麻呢。再说“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挚的朋友”。有人曾说“我的朋友”是标榜，那是用在公开的论文里的。我们虽然只谈不公开的信，虽然普通用“朋友”这词儿，并不能表示客气，也不能表示亲密，可是加上“你的”，大书特书，怕也免不了标榜气。至于“真挚的”，也是从英文里搬来的。毛病正和“亲爱的”一样。———当然，要是给真亲爱的人写信，怎么写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宠爱的叭儿狗”，都无不可，不过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论，只能以大方为主罢了。 白话信还有领格难。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见领格的，领格表现在特种敬语里。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书”， “手教”，“示”， “大著”，“鼎力”，“尊裁”，“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绵薄”，“鄙见”等等，比起别种程式，更其是数不尽。有些口头上有，大部分却是写信写出来的。这些足以避免称呼的重复，并增加客气。文言信除了写给子侄，是不能用“尔”， “汝”，“吾”，“我”等词的，若没有这些敬语，遇到领格，势非一再称呼不可；虽然信文里的称呼简短，可是究竟嫌累赘些。这些敬语口头上还用着的，白话信里自然还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等，但是这种非常之少。白话信里的领格，事实上还靠重复称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样。 朱自清经典六五九朱自清经典六六〇称呼的重复免不了累赘，“你”“我”相称，对于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这里我想起了“您”字。国语的“您”可用于尊长，是个很方便的敬词———本来是复数，现在却只用作单数。放在信里，作主词也好，作领格也好，既可以减少那累赘的毛病，也不至于显得太托熟似的。 写信的种种程式，作用只在将种种不同的口气标准化，只在将“面谈”时的一些声调表情姿态等等标准化。熟悉了这些程式，无需句斟字酌，在口气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难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写信究竟不是“面谈”，所以得这样办；那些程式有的并不出于“面谈”，而是写信写出来的，也就是为此。各色各样的程式，不是耍笔头，不是掉qiāng花，都是实际需要bī出来的。 文言信里还不免残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遗物，白话信却只嫌程式不够用，所以我们不能偷懒，得斟酌情势，多试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觉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话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气的传达上至多只能帮一半忙，那一半还得看怎么写信文儿。这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这里可以借一个例子来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样不同的口气。胡适之先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裁缝，花了许多钱送他儿子去念书。一天，他儿子来了一封信。 他自己不认识字。他的邻居一个杀猪的倒识字，不过识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杀猪的看。杀猪的说信里是这样的话，“爸爸！ 赶快给我拿钱来！ 我没有钱了，快给我钱！ ”裁缝说，“信里是这样的说吗！ 好！ 我让他从中学到大学念了这些年书，念得一点礼貌都没有了！ ”说着就难过起来。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难过。他把原因一说，牧师说，“拿信来，我看看。”就接过信来，戴上眼镜，读道，“父亲老大人，我现在穷得不得了了，请你寄给我一点钱罢！ 寄给我半镑钱就够了，谢谢你。”裁缝高兴了，就寄两镑钱给他儿子。（《中国禅学的发展史》讲演词，王石子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报》）有人说，日记和书信里，最能见出人的xìng情来，因为日记只给自己看，信只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看，写来都不做作。 “不做作”可不是“信笔所之”。日记真不准备给人看，也许还可以“信笔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给人看的，虽然不能像演说和作论，可也不能只顾自己痛快，真的“信笔”写下去。 “如面谈”不是胡帝胡天的，总得有“一点礼貌”，也就是一份客气。客气要大方，恰到好处，才是味儿，“如面谈”是需要火候的。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年。）人话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你懂人话不懂？ ———要不就说：你会说人话不会？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会不会说人话，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干脆就是畜生！ 这叫拐着弯儿骂人，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可到底是“骂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不通人xìng”， “不像人”，“不是人”，还有“不像话”，“不成话”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话”这个词儿。 “不像话”，“不成话”是没道理的意思；“不通人xìng”，“不像人”，“不是人”还不就是畜生？ 比起“不懂人话”，“不说人话”来，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这就听着火气小，口气轻似的，听惯了这就觉得“不通人xìng”，“不像人”，“不是人”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不像“人话”那么野。其实，按字面儿说，“人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 北平人讲究规矩，他们说规矩，就是客气。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哈哈腰说，“您来啦！ ”出来的时候，又是个伙计送客，哈哈腰说，“您走啦，不坐会儿啦？ ”这就是规矩。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总说，“您老爷子好？ 老太太好？ ”“您少爷在那儿上学？ ”从不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可也不会说“令尊”，“令堂”，“令郎”那些个，这也是规矩。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假声假气，不天真，不自然。他们说北平人有官气，说这些就是凭据。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表现。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xìng，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是调节天真的，也就是“礼”，四维之首的“礼”。礼须要调节，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说是假。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这儿是所谓“习惯成自然”。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讲究规矩是客气，也是人气，北平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人话”。 别处人不用“人话”这个词儿，只说讲理不讲理，雅俗通用。讲理是讲理xìng，讲道理。所谓“理xìng”（这是老名词，重读“理”字，翻译的名词“理xìng”，重读“xìng”字）自然是人的理xìng，所谓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现在人爱说“合理”，那个“理”的意思比“讲理”的“理”宽得多。 “讲理”当然“合理”，这是常识，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说“人是理xìng的动物”。可是这句朱自清经典六六一朱自清经典六六二话还是用得着，“讲理”是“理xìng的动物”的话，可不就是“人话”？ 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并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话”， “不会说人话”所包含着的意思。讲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讲茶”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可是看字面儿，“你讲理不讲理？ ”的确比“你懂人话不懂？ ”“你会说人话不会？ ”和平点儿。“不讲理”比“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多拐了个弯儿，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yù，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说“理”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赶不上“人话”那个词儿鲜明，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鲜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这真是怪可惜的。 昆明《大国民报》年。 论废话“废话！ ”“别费话！ ”“少说费话！ ”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这可以是严厉的申斥，可以只是亲密的玩笑，要看参加的人，说的话，和用这些语句的口气。“废”和“费”两个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样的意思，其实有分别。旧小说里似乎多用“费话”，现代才多用“废话”。前者着重在罗唆，罗唆所以无用；后者着重在无用，无用就觉罗唆。平常说“废物”，“废料”，都指斥无用，“废话”正是一类。“费”是“白费”，“浪费”，虽然指斥，还是就原说话人自己着想，好像还在给他打算似的。“废”却是听话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个弯儿，细味起来该是更不客气些。不过约定俗成，我们还是用“废”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该忘，到头儿岂非废话？ 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说”，禅宗更指出“开口便错”：所有言说，到头儿全是废话。他们说言不足以尽意，根本怀疑语言，所以有这种话。说这种话时虽然自己暂时超出人外言外，可是还得有这种话，还得用言来“忘言”，说那“不可说”的。这虽然可以不算矛盾，却是不可解的连环。所有的话到头来都是废话，可是人活着得说些废话，到头来废话还是不可废的。道学家教人少作诗文，说是“玩物丧志”，说是“害道”，那么诗文成了废话，这所谓诗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诗文是否真是废话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层看，道学家一切的话也都不免废话；让我们自己在人内言内看，诗文也并不真是废话。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话说“讲情理”。俗话也可以说“讲理”，“讲道理”，其实讲的还是“情理”；不然讲死理或死讲理怎么会叫做“不通人情”呢？ 道学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将情抹杀，诗文所以成了废话。但谁能无情？ 谁不活在情里？ 人一辈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辈子好像总在说理，叙事，其实很少同时不在不知不觉中表情的。“天气好！ ”“吃饭了？ ”岂不都是废话？ 可是老在人嘴里说着。看个朋友商量事儿，有时得闲闲说来，言归正传，写信也常如此。外jiāo辞令更是不着边际的多。———战国时触龙说赵言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废话。再说人生是个动，行是动，言也是动；人一辈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都说道理，那有这么多道理？ 况且谁能老是那么矜持着？ 人生其实多一半在说废话。诗文就是这种废话。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不但诗文，就是儿歌，民谣，故事，笑话，甚至无意义的接字歌，绕口令等等，也都给人安慰，让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儿童和民众爱这些废话，不但儿童和民众，文人，读书人也渐渐爱上了这些。英国吉士特顿曾经提倡“无意义的话”，并曾推荐那本《无意义的书》，正是儿歌等等的选本。这些其实就可以译为“废话”和“废话书”，不过这些废话是无意义的。吉士特顿大概觉得那些有意义的废话还朱自清经典六六三朱自清经典六**不够“废”的，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繁剧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无意义的废话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这是受用，也就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就是说理，有时也用得着废话，如逻辑家无意义的例句“张三是大于”，“人类是黑的”等。这些废话最见出所谓无用之用；那些有意义的，其实也都以无用为用。有人曾称一些学者为“有用的废物”，我们也不妨如法pào制，称这些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废话为“有用的废话”。废是无用，到头来不可废，就又是有用了。 话说回来，废话都有用么？ 也不然。汉代申公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废话。为政该表现于行事，空言不能起信；无论怎么好听，怎么有道理，不能兑现的支票总是废物，不能实践的空言总是废话。这种巧语花言到头来只教人感到欺骗，生出怨望，我们无须“多言”，大家都明白这种废话真是废话。有些人说话爱跑野马，闹得“游骑无归”。有些人作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是离题万里跑野马，若能别开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儿外兜圈子，兜来兜去老在圈儿外，那就千言万语也是白饶，只教人又腻味又着急。这种才是“知难”；正为不知，所以总说不到紧要去处。这种也真是废话。还有人爱重复别人的话。别人演说，他给提纲挈领；别人谈话，他也给提纲挈领。若是那演说谈话够复杂的或者够杂乱的，我们倒也乐意有人这么来一下。可是别人说得清清楚楚的，他还要来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谈话，他也要对你来一下———妙在丝毫不觉，老那么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实谁能不重复别人的话，古人的，今人的？ 但是得变化，加上时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总让人觉着有点儿新鲜玩意儿才成。不然真是废话，无用的废话！ 《生活文艺》年。 很好“很好”这两个字真是挂在我们嘴边儿上的。我们说，“你这个主意很好。”“你这篇文章很好。”“张三这个人很好。”“这东西很好。”人家问，“这件事如此这般的办，你看怎么样？ ”我们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时顺口再加一个，说“很好很好”。或者不说“很好”，却说“真好”，语气还是一样，这么说，我们不都变成了“好好先生”了么？ 我们知道“好好先生”不是无辨别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乡愿。乡愿和蠢才尽管多，但是谁也不能相信常说“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乡愿。平常人口头禅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这两个语其实只表示所谓“相当的敬意，起码的同情”罢了。 在平常谈话里，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个人处处讲真理，事事讲真理，不但知识和能力不许可，而且得成天儿和别人闹别扭；这不是活得不耐烦，简直是没法活下去。自然一个人总该有认真的时候，但在不必认真的时候，大可不必认真；让人家从你嘴边儿上得着一点点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间或浓或淡的睦谊，似乎也是在世为人的道理。说“很好”或“真好”，所着重的其实不是客观的好评而是主观的好感。用你给听话的一点点好感，换取听话的对你的一点点好感，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你若是专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当别论；你不是专家或者要人，说好说坏，一般儿无足重轻，说坏只多数人家背地里议论你嘴坏或脾气坏而已，那又何苦来？ 就算你是专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认真的批评在你门槛儿里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专家或者要人，那么，你在说门槛儿外的话的时候，还不是和别人一般的无足重轻？ 还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着眼？ 我们成天听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轻轻儿的快快儿的“很好”或“真好”的声音，大家肚子里反正明白这两个语的分量。若有人希图别人就将自己的这种话当作确切的评语，或者简直将别人的这种话当作自己的确切的评语，那才真是乡愿或蠢才呢。 我说“轻轻儿的”，“快快儿的”，这就是所谓语气。只要那么轻轻儿的快快儿的，你说“好得很”，“好极了”，“太好了”，都一样，反正不痛不yǎng的，不过“很好”，“真好”说着更轻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个说得重些慢些，或者整个儿说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欢那个主意，那篇文章，那个人，那东西，那办法，等等，即使你还不敢自信你的话就是确切的评语。有时并不说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后加上些字儿，如“很好，咳！ ”“可真好。”“我相信张三这个人很好。”“你瞧，这东西真好。”也是喜欢的语气。“好极了”等语，都可以如法pào制。 可是你虽然“很”喜欢或者“真”喜欢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还未必就“很”朱自清经典六六五朱自清经典六六六好，“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未必“好”。你虽然加重的说了，所给予听话人的，还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并不能阐发这个那个的客观的价值。你若是个平常人，这样表示也尽够教听话的满意了。你若是个专家，要人，或者准专家，准要人，你要教听话的满意，还得指点出“好”在那里，或者怎样怎样的“好”。这才是听话的所希望于你们的客观的好评，确切的评语呢。 说“不错”，“不坏”，和“很好”，“真好”一样；说“很不错”，“很不坏”或者“真不错”，“真不坏”，却就是加字儿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个字，“不错”，“不坏”都是两个字；我们说话，有时长些比短些多带情感，这里正是个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错”，“不坏”等量，“不错”，“不坏”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 “真好”重了。可是说“不好”却干脆的是不好，没有这么多yīn影。像旧小说里常见到的“说声‘不好’”和旧戏里常听到的“大事不好了”，可为代表。这里的“不”字还保持着它的独立的价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错”，“不坏”的“不”字已经融化在成语里，没有多少劲儿。本来呢，既然有胆量在“好”上来个“不”字，也就无需乎再躲躲闪闪的；至多你在中间夹上一个字儿，说“不很好”，“不大好”，但是听起来还是差不多的。 话说回来，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不一定“好”，为什么不沉默呢？ 不沉默，却偏要说点儿什么，不是无聊的敷衍吗？ 但是沉默并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种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无意见”，可以是“无所谓”，也可以是“不好”，听话的却顶容易将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会觉着你这个人太冷，连嘴边儿上一点点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给人家。在这种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炼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说点儿什么才怪！ 要说，也无非“很好”，“真好”这一套儿。人生于世，遇着不必认真的时候，乐得多爱点儿，少恨点儿，似乎说不上无聊；敷衍得别有用心才是的，随口说两句无足重轻的好听的话，似乎也还说不上。 我屡次说到听话的。听话的人的情感的反应，说话的当然是关心的。谁也不乐意看尴尬的脸是不是？ 廉价的敬意和同情却可以遮住人家尴尬的脸，利他的原来也是利己的；一石头打两鸟儿，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乐而不为呢？ 世上固然有些事是当面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儿是当面的难。就说评论好坏，背后就比当面自由些。这不是说背后就可以放冷箭说人家坏话。一个人自己有身分，旁边有听话的，自爱的人那能干这个！ 这只是说在人家背后，顾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许有用不着的时候。虽然这时候听话的中间也许还有那个人的亲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层；你说声“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约还不至于见着尴尬的脸的。当了面就不成。当本人的面说他这个那个“不好”，固然不成，当许多人的面说他这个那个“不好”，更不成。当许多人的面说他们都“不好”，那简直是以寡敌众；只有当许多人的面泛指其中一些人这点那点“不好”，也许还马虎得过去。所以平常的评论，当了面大概总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后也说“很好”，“真好”，那一定说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未必“好”，说一个“好”还不成么？ 为什么必得加上“很”或“真”呢？ 本来我们回答“好不好？ ”或者“你看怎么样？ ”等问题，也常常只说个“好”就行了。但是只在答话里能够这么办，别的句子里可不成。一个原因是我国语言的惯例。单独的形容词或形容语用作句子的述语，往往是比较级的。如说“这朵花红”， “这花朵素净”，“这朵花好看”，实在是“这朵花比别的花红”，“这朵花比别的花素净”，“这朵花比别的花好看”的意思。说“你这个主意好”，“你这篇文章好”，“张三这个人好”，“这东西好”，也是“比别的好”的意思。另一个原因是“好”这个词的惯例。句里单用一个“好”字，有时实在是“不好”。如厉声指点着说“你好！ ”或者摇头笑着说，“张三好，现在竟不理我了。”“他们这帮人好，竟不理这个碴儿了。”因为这些，要表示那一点点敬意和同情的时候，就不得不重话轻说，借用到“很好”或“真好”两个语了。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年。 朱自清经典六六七朱自清经典六六八是喽嘛初来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学会了“是喽嘛”这句话。这见出“是喽嘛”在昆明，也许在云南罢，是一句普遍流行的应诺语。别地方的应诺语也很多，像“是喽嘛”这样普遍流行的似乎少有，所以引起初来的人的趣味。初来的人学这句话，一面是闹着玩儿，正和到别的任何一个新地方学着那地方的特别话的心情一样。譬如到长沙学着说“毛得”，就是如此。但是这句话不但新奇好玩儿，简直太新奇了，乍听不惯，往往觉得有些不客气，特别是说在一些店员和人力车夫的嘴里。他们本来不太讲究客气，而初来的人跟他们接触最多；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初来的人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外省人，也有些不顺眼。在这种小小的摩擦里，初来的人左听是一个生疏的“是喽嘛”，右听又是一个生疏的“是喽嘛”，不知不觉就对这句话起了反感，学着说，多少带点报复的意味。 “是喽嘛”有点像绍兴话的“是唉”格嘴，“是唉”读成一个音，那句应诺语乍听起来有时候也好像带些不客气。其实这两句话都可以算是平调，固然也跟许多别的话一样可以说成不客气的强调，可还是说平调的多。 现在且只就“是喽嘛”来看。“喽”字大概是“了”字的音转，这“喽”字是肯定的语助词。“嘛”字是西南官话里常用的语助词，如说“吃嘛”，“看嘛”，“听嘛”，“睡嘛”，“唱嘛”，还有“振个嘛”，“振”是“这们”的合音，“个”相当于“样”，好像是说“这们着罢”。 “是喽”或“是了”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另加的“嘛”字的煞尾。这个煞尾的语助词通常似乎表示着祈使语气，是客气的请求或不客气的命令。在“是喽嘛”这句话里却不一样，这个“嘛”似乎只帮助表示肯定的语气，对于“是喽”有加重或强调的作用。也许就是这个肯定的强调，引起初来的人的反感。但是日子久了，听惯了，就不觉其为强调了；一句成天在嘴上在耳边的话，强调是会变为平调的。昆明人还说“好喽嘛”，语气跟“是喽嘛”一样。 昆明话的应诺语还有“是口乃”这一句，也是别地方没有的。它的普遍的程度，不如“是喽嘛”，却在别的应诺语之上。前些时有个云南朋友（他不是昆明人）告诉我，“是口乃”是旧的说法，“是喽嘛”是新的。我疑心他是依据这两句话普遍的程度而自己给定出的解释。据我的观察，“是口乃”是女人和孩子说的多，是一句客气的应诺语。“是口乃”就是“是呢”，“呢”字在这里也用作肯定的语助词。北平话读“呢”为“哪”，例如说，“还没有来哪”，“早着哪”，都是平调，可不说“是哪”。昆明读成“口乃”，比“哪”字显着细声细气的，所以觉得客气；男人不大爱说，也许就为了这个原故。 从字音上说，“喽”字的子音（l）比“口乃”字的子音（n）硬些，“嘛”字的母音（α）比“口乃”字的母音（ei）宽些，所以“喽嘛”这个语助词显得粗鲁些。 “是喽嘛”这句话，若将“是”字或“嘛”字重读或拖长，就真成了不客气的强调。听的人觉得是在受教训似的，像一位前辈先生老气横秋的向自己说，“你的话算说对啦！ ”要不然，就会觉得说话的是在厌烦自己似的，他好像是说，“得勒，别废话啦！ ”“是口乃”这句话却不相同，它带点儿嫩气，总是客客气气的。昆明人也说“好口乃”，跟“好喽嘛”在语气上的分别，和两个“是”字句一样。 昆明话的应诺语，据我所听到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是噢！ ”说起来像一个多少的“少”字。这是下对上的应诺语，有如北平的“着”字，但是用的很少，比北平的“着”字普遍的程度差得多。又一个是“是的喽口沙”。有一回走过菜市，听见一个外省口音的太太向一个卖东西的女人说，“我常买你的！ ”那女人应着“是的喽口沙”，下文却不知怎么样。这句话似乎也是强调转成了平调，别处倒也有的。 上面说起“着”字，我想到北平的应诺语。北平人说“是得（的）”，是平调。“是呀”带点同情，是“你说着了”的味儿。 “可不是！ ” “可不是吗！ ”比“是呀”同情又多些。“是啊？ ”表示有点儿怀疑，也许不止一点儿怀疑，可是只敢或者只愿意表示这一点儿。“是吗？ ”怀疑就多一些，“是吗！ ”却带点儿惊。这些都不特别另加语助词，都含着多多少少的客气。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年。 朱自清经典六六九朱自清经典六七〇不知道世间有的是以不知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知识的诚实。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经难，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难。一般人在知识上总爱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愿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苏格拉底也早看出这个毛病，他可总是盘问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认不知道而止。他是为真理。那些受他盘问的人，让他一层层bī下去，到了儿无可奈何，才只得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点儿躲闪的地步，这班人一定还要强词夺理，不肯轻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话的。在知识上肯坦白的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是个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圣人，也该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并且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这是诚实，是勇敢。孔子说“是知也”，这个不知道其实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谓自知之明。 世间可也有以不知为妙的人。《庄子·齐物论》记着：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 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三问而三不知。最后啮缺问道，“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测，还有什么利害呢！ 他虽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并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还是一个不知。所以《应帝王》里说，“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庄学反对知识，王倪才会说知也许是不知，不知也许是知———再进一层说，那神妙不测的境界简直是个不可知。王倪的四个不知道使啮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跃而大喜”。这是不知道的妙处，知道了妙处就没有了。《桃花源》里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太上隐者“山中无历日，han尽不知年”，人与自然为一，也是个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为妙的。章回小说叙到一位英雄落难，正在难解难分的生死关头，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xìng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叫做“卖关子”。 作书的或“说话的”明知道那英雄的xìng命如何，“看官”或听书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却卖痴卖呆的装作不知道，愣说不知道。他知道大家关心，急着要知道，却偏偏且不说出，让大家更担心，更着急，这才更不能不去听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这儿。再说少男少女未结婚的已结婚的提到他们的爱人或伴儿，往往只秃头说一个“他”或“她”字。你若问他或她是谁，那说话的会赌气似的答你，“不知道！ ”赌气似的是为你明知故问，害羞带撒娇可是一大半儿。孩子在赌气的时候，你问什么，他往往会给你一个“不知道！ ”专心的时候也会如此。就是不赌气不专心的时候，你若问到他忌讳或瞒人的话，他还会给你那个“不知道！ ”而且会赌起气来，至少也会赌气似的。孩子们总还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这些个不知道其实是“不告诉你！ ”或“不理你！ ”或“我管不着！ ”有些脾气不好的chéng rén，在脾气发作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似的，问什么都不知道。 特别是你弄坏了他的东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么办的时候，他的第一句答话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个“不知道！ ”这几说的还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够受的。———孩子遇见这种情形，大概会哭闹一场，可是哭了闹了就完事，倒不像chéng rén会放在心里的。———这个“不知道！ ”其实是“不高兴说给你！ ”chéng rén也有在专心的时候问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谓忘xìng儿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儿忘，一半儿装。忌讳的或瞒人的话，chéng rén的比孩子的多而复杂，不过临到人家问着，他大概会用轻轻的一个“不知道”遮掩过去；他不至于动声色，为的是动了声色反露出马脚。至于像“你这个人真是，不知道利害！ ”还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 ”这儿的不知道却一半儿认真，一半闹着玩儿。认真是真不知道，因为谁能知道呢？ 你可以说：“天知道你这个人多利害！ ”“鬼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 ”还是一样的语气。“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没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没有人知道，还要说“不知道”，不是费话？ 闹着玩儿？ 闹着玩可并非没有意义，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为了加重语气，为了强调“你这个人多利害”，“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那两句话。 世间可也有成心以知为不知的，这是世故或策略。俗语道，“一问三不知”，就指的这种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担责任，所以老是给你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说什么，闹出了大小错儿是你们的，牵不到他身上去。这个可以说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师在教室里问学生的书，学生回答“不知道”。也许他懒，没有看书，答不出；也许他看了书，还弄不清楚，想着答错了还不如回一个不知道，老师倒可以多原谅些。后一个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平有些学生被警察厅逮去送到法院。学生会请刘崇佑律师作辩护人。刘先生教那些学生到法院受讯的时候，对于审判官的问话如果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儿，就干脆说一个“不知道”。真的，你说“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错处。从前用刑讯，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bī得你说“知道”，现在的审判官却只能盘问你，用话套你，bī你，或诱你，说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说些个“不知道”，审判官也没法奈何你。这个不知道更显然是策略。不过这策略的运用还在乎人。老辣的审判官在一大堆费话里夹带上一两句要紧话，让你提防不着，也许你会漏出一两个知道来，就定了案，那时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变成废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这策略的，是政府人员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的时候。记者若是提出不能发表或不便发表的内政外jiāo问题来，政府发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总朱自清经典六七一朱自清经典六七二得答话，可是又着不得一点儿边际，所以有些左右为难。固然他有时也可以“默不作声”，有时也可以老实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这么办得发言人的身分高或问题的xìng质特别严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发言人可以只说“不知道”，既得体，又比较婉转。 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无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语气略觉轻些。至于发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儿，可以不论。现代需用这一个不知道的机会很多，每回的局面却不完全一样。发言人斟酌当下的局面，有时将这句话略加变化，说得更婉转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记者不至于窘着走开去。 这也可以说是新的人情世故，这种新的人情世故也许比老的还要来得微妙些。 这个“不知道”的变化，有时只看得出一个“不”字。例如说，“未获得续到报告之前，不能讨论此事”，其实就是“现在无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国赫尔国务卿接见记者时，“某记者问，外传美国远东战队已奉令集中***之加维特之说是否属实。赫尔答称，‘微君言，余固不知此事。’”从现在看，赫尔的话大概是真的，不过在当时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辞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大西洋上会晤，***六日国际社电———“海军当局宣称：当局接得总统所发波多马克号游艇来电，内称游艇现正沿海岸缓缓前进；电讯中并未提及总统将赴海上某地与英首相会晤。”这是一般的宣告，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但是宣告里只说了些闲话，紧要关头却用“电讯中并未提及”一句遮掩过去，跟没有说一样。还有，威尔基去年从英国回去，参议员克拉克问他，“威尔基先生，你在周游英lún时，英国希望美国派舰护送军备，你有些知道吗？ ”威尔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过这样的愿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动得多；参议员不是新闻记者，威尔基不能不更婉转些，更谨慎些———，可是结果也还是一个“无可奉告”。 这个不知道有时甚至会变成知道，不过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儿，你摸不着头脑，还是一般无二。前年十月八日***国际社电，说罗斯福总统“恐亚洲局势因滇缅路重开而将发生突变”，“日来屡与空军作战部长史塔克，海军舰队总司令李却逊，及前海军作战部长现充国防顾问李海等三巨头会商。总统并于接见记者时称，彼等会谈时仅研究地图而已云云。”“仅研究地图而已”是答应了“知道”，但是这样轻描淡写的，还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总理孟席尔到美国去，谒见罗斯福总统，“会谈一小时之久。后孟氏对记者称：吾人仅对数项事件，加以讨论，吾人实已经行地球一周，结果极令人振奋云。澳驻美公使加赛旋亦对记者称，澳总理与总统所商谈者为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经行地球一周”， “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知道”的圈儿越大，圈儿里“不知道”的就越多。 这个不知道还会变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合众社电，说记者“问总统对于野村大使所谓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须弥缝，有何感想。总统避不作答，仅谓现已有人以此事询诸赫尔国务卿矣。”已经有人去问赫尔国务卿，国务卿知道，总统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合众社电，说罗斯福总统今日接见记者，说“美国过去曾两次不宣而战，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盗，曾于一八八三年企图封锁地中海上美国之航行。第二次美将派海军至印度，以保护美国商业，打击英、法、西之海盗。”“记者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盗式之人物乎？ ’总统称，‘请诸君自己判断可也。’”“诸君自己判断”，你们自己知道，总统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还用发言人的“我”说什么呢？ ———这种种的变形，有些虽面目全非，细心吟味，却都从那一个不知道脱胎换骨，不过很微妙就是了。 发言人临机应变，尽可层出不穷，但是百变不离其宗；这个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当代评论》年。 朱自清经典六七三朱自清经典六七四话中有鬼不管我们相信有鬼或无鬼，我们的话里免不了有鬼。我们话里不但有鬼，并且铸造了鬼的xìng格，描画了鬼的形态，赋与了鬼的才智。凭我们的话，鬼是有的，并且是活的。这个来历很多，也很古老，我们有的是鬼传说，鬼艺术，鬼文学。但是一句话，我们照自己的样子创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样子创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们讨厌这影子，有时可也喜欢这影子。正因为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说得活灵活现的，才会老挂在嘴边儿上。 “鬼”通常不是好词儿。说“这个鬼！ ”是在骂人，说“死鬼”也是的。还有“烟鬼”，“酒鬼”，“馋鬼”等，都不是好话。不过骂人有怒骂，也有笑骂；怒骂是恨，笑骂却是爱———俗语道，“打是疼，骂是爱”，就是明证。这种骂尽管骂的人装得牙yǎngyǎng的，挨骂的人却会觉得心yǎngyǎng的。女人喜欢骂人“鬼”“死鬼！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刻薄鬼”，“啬刻鬼”，“小气鬼”等，虽然不大惹人爱似的，可是笑嘻嘻的骂着，也会给人一种热，光却不会有———鬼怎么会有光？ 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鬼呢？ 固然也有“白日见鬼”这句话，那跟“见鬼”，“活见鬼”一样，只是说你“与鬼为邻”，说你是个鬼。鬼没有阳气，所以没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没有“少鬼”，“壮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阳气差点儿，凭他们的年纪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阳气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别有是鬼之道，不关年纪。“阎王好见，小鬼难当”，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凭年纪，“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爱也成。———若说“小鬼头”，那简直还亲亲儿的，热热儿的。又有人爱说“鬼东西”，那也还只是鬼，“鬼”就是“东西”，“东西”就是“鬼”。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yīn气，是黑暗的东西。人也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 “好鬼”不在话下，“美鬼”也不在话下，“丑鬼”倒常听见。说“鬼相”，说“像个鬼”，也都指鬼而言。不过丑的未必就不可爱，特别像一个女人说：“你看我这副鬼相！ ”“你看我像个鬼！ ”她真会想教人讨厌她吗？“做鬼脸”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爱，引人笑。这些都是丑得有意思。“鬼头鬼脑”不但丑，并且丑得小气。 “鬼胆”也是小的，“鬼心眼儿”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说的怪胎，“怀着鬼胎”不用说得担惊害怕。还有，书上说，“冷如鬼手馨！ ”鬼手是冰凉的，尸体原是冰凉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难听。———“鬼胆”和“鬼心眼儿”却有人爱，为的是怪可怜见的。从我们话里所见的鬼的身体，大概就是这一些。 再说“鬼鬼祟祟的”虽然和“鬼头鬼脑”差不多，可只描画那小气而不光明的态度，没有指出身体部分。这就跟着“出了鬼！ ” “其中有鬼！ ”固然，“鬼”，“诡”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诡”，还是因“诡”而“鬼”，似乎是个兜不完的圈子。我们也说“出了花样”， “其中有花样”， “花样”正是“诡”，是“谲”；鬼是诡谲不过的，所以花样多的人，我们说他“鬼得很！ ”书上的“鬼蜮伎俩”，口头的“鬼计多端”，指的就是这一类人。这种人只惹人讨厌招人恨，谁爱上了他们才怪！ 这种人的话自然常是“鬼话”。不过“鬼话”未必都是这种人的话，有些居然娓娓可听，简直是“昵昵儿女语”，或者是“海外奇谈”。说是“鬼话”！ 尽管不信可是爱听的，有的是。寻常诳语也叫做“鬼话”，王尔德说得有理，诳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并不老是那么精明，也有马虎的时候，说这种“无关心”的“鬼话”，就是他马虎的时候。写不好字叫做“鬼画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画符”，都是马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连不相干的“鬼话”都不爱说，“符”也不爱“画”，那更是“懒鬼”。“懒鬼”还可以希望他不懒，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简直没出息了。 从来没有听见过“笨鬼”，鬼大概总有点儿聪明，所谓“鬼聪明”。“鬼聪明”虽然只是不正经的小聪明，却也有了不起处。“什么鬼玩意儿！ ”尽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儿。你笑，你骂，你有时笑不得，哭不得，总之，你不免让“鬼玩意儿”耍一回。“鬼聪明”也有正经的，书上叫做“鬼才”。李贺是唯一的号为“鬼才”的诗人，他的诗浓丽和幽险，森森然有鬼气。更上一层的“鬼聪明”，书上叫做“鬼工”；“鬼工”险而奇，非人力所及。这词儿用来夸赞佳山水，大自然的创作，但似乎更多用来夸赞人们文学的和艺术的创作。还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这一类颂辞。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险而奇”罢了。可是借光也大不易，论书画的将“神品”列在第一，绝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怜的。 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年。 朱自清经典六**朱自清经典六七六人生的一角之辑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那里呢？ 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 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 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 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爽xìng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皇皇的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yào？ 我的聪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它的弯曲的影儿———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向他的同伴这样隐隐的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 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 他所给予正义的，只是让它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孤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 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里，我见不着正义！ 在亲子之间，师傅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长上的，长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见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长上们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 长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 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么？ 服么？ ”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 这正是因为长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长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长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的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它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它！ 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班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 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班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 ——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 这样，正义岂不已经沦亡了？ 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罢。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的就单弱了。 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谪，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 我们的正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 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 背后的正义只有在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搀了水的薄薄的牛rǔ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 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那里呢？ 满藏在我们心里！ 为什么不取出来呢？ 它没有优先权！ 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馀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演毕，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它还有出台的机会么？ 没有！ 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它做第一个尖儿。 你得凭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呀！ 打得站住了脚携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的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我们的七月》年。 朱自清经典六七七朱自清经典六七八论自己翻开辞典，“自”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 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 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话中会发现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这“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 自爱自怜！ 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 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儿来，自爱自怜确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chéng rén，“娶了媳fù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形格势禁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得着，也只算找补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 然而爱人们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真有那么回事儿？ 赶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儿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 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夹上点儿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之德”，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呆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作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那能教他将心常放在你身上？ 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么？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 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 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咳声叹气的！ 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 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拣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做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儿”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 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原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五先令———那时合七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要合国币一千元了罢？ 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一千元儿！ 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 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 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 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 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先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 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 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口罗，好伙伴，好头儿，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儿一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儿，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人世间》年。）朱自清经典六七九朱自清经典六八〇论别人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馀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忠恕：忠是己之所yù，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yù，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为别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无论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天之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 “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儿“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确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自然而然。作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分，心理，才能达到“bī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bī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bī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 “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二十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 ———瘦瘪了，饿死了，活该！ 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它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就是卑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极堆里！ 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罢！ （《文聚》年。）朱自清经典六八一朱自清经典六八二论诚意诚伪是品xìng，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xìng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xìng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xìng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xìng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jiāo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 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xìng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xìng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之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体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时天真恐怕只是任xìng，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幸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动力。 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得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xìng自然。率xìng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xìng自然也不成。夫fù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xìng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分，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哪！ ”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尽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他爱上了，那里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国规矩”！ 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新礼数，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是有分量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的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 《星期评论》年。 朱自清经典六八三朱自清经典六八四论做作做作就是“佯”，就是“乔”，也就是“装”。苏北方言有“装佯”的话，“乔装”更是人人皆知。旧小说里女扮男装是乔装，那需要许多做作。难在装得像。只看坤角儿扮须生的，像的有几个？ 何况做戏还只在戏台上装，一到后台就可以照自己的样儿，而女扮男装却得成天儿到处那么看！ 侦探小说里的侦探也常在乔装，装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过———难也罢，易也罢，人反正有时候得装。其实你细看，不但“有时候”，人简直就爱点儿装。“三分模样七分装”是说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装，不过不大在模样上罢了。装得像难，装得可爱更难；一番努力往往只落得个“矫揉造作”！ 所以“装”常常不是一个好名儿。 “一个做好，一个做歹”，小呢bī你出些码头钱，大呢就得让你去做那些不体面的尴尬事儿。这已成了老套子，随处可以看见。那做好的是装做好，那做歹的也装得格外歹些；一松一紧的拉住你，会弄得你啼笑皆非。这一套儿做作够受的。贫和富也可以装。 贫han人怕人小看他，家里尽管有一顿没一顿的，还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说话也满装着阔气，什么都不在乎似的。———所谓“苏空头”。其实“空头”也不止苏州有。———有钱人却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开口闭口说穷，他能特地去当点儿什么，拿当票给人家看。这都怪可怜见的。还有一些人，人面前老爱论诗文，谈学问，仿佛天生他一副雅骨头。装斯文其实不能算坏，只是未免“雅得这样俗”罢了。 有能耐的人，有权位的人有时不免“装模做样”，“装腔作势”。马上可以答应的，却得“考虑考虑”；直接可以答应的，却让你绕上几个大弯儿。论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见客就不起身，只点点头儿，答话只喉咙里哼一两声儿。谁教你求他，他就是这么着！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儿什么的我自为之！ ”话说回来，拿身分，摆架子有时也并非全无道理。老爷太太在仆人面前打情骂俏，总不大像样，可不是得装着点儿？ 可是，得恰到分际，“过犹不及”。总之别忘了自己是谁！ 别尽拣高枝爬，一失脚会摔下来的。老想着些自己，谁都装着点儿，也就不觉得谁在装。所谓“装模做样”，“装腔作势”，却是特别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 为了抬举自己，装别人；装不像别人，又不成其为自己，也怪可怜见的。 “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还是装聋作哑的好。倒不是怕担责任，更不是存着什么坏心眼儿。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该问的，值得问的，自然得问；有些是无需他们问的，或值不得他们问的，若不痴不聋，事必躬亲，阿姑阿翁会做不成，至少也会不成其为阿姑阿翁。记得那儿说过美国一家大公司经理，面前八个电话，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经理，室内没有电话，倒是从容不迫的。这后一位经理该是能够装聋作哑的人。“不闻不问”，有时候该是一句好话；“充耳不闻”，“闭目无睹”，也许可以作“无为而治”的一个注脚。其实无为多半也是装出来的。至于装作不知，那更是现代政治家外jiāo家的惯技，报纸上随时看得见。———他们却还得钩心斗角的“做姿态”，大概不装不成其为政治家外jiāo家罢？ 装欢笑，装悲泣，装嗔，装恨，装惊慌，装镇静，都很难；固然难在像，有时还难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也许能得当局的青睐，但是旁观者在恶心。 可是“强颜为欢”，有心人却领会那欢颜里的一丝苦味。假意虚情的哭泣，像旧小说里**向客人那样，尽管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读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泪佯低面”，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态”，作得恰好是爱娇，所以《乔醋》是一折好戏。爱极翻成恨，尽管“恨得人牙yǎngyǎng的”，可是还不失为爱到极处。“假意惊慌”似乎是旧小说的常语，事实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马脚。镇静更不易，秦舞阳心上有气脸就铁青，怎么也装不成，荆轲的事，一半儿败在他的脸上。淝水之战谢安装得够镇静的，可是不觉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齿。所以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真够一辈子半辈子装的。 《乔醋》是戏，其实凡装，凡做作，多少都带点儿戏味———有喜剧，有悲剧。 孩子们爱说“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戏味儿最厚。他们认真“假装”，可是悲喜一场，到头儿无所为。chéng rén也都认真的装，戏味儿却淡薄得多；戏是无所为的，至少扮戏中人的可以说是无所为，而人们的做作常常是有所为的。所以戏台上装得像的多，人世间装得像的少。戏台上装得像就有叫好儿的，人世间即使装得像，逗人爱也难。逗人爱的大概是比较的少有所为或只消极的有所为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们吟味，而装痴装傻也许是值得重提的一个例子。 作阿姑阿翁得装几分痴，这装是消极的有所为；“金殿装疯”也有所为，就是积极的。历来才人名士和学者，往往带几分傻气。那傻气多少有点儿装，而从一方面看，那装似乎不大有所为，至多也只是消极的有所为。陶渊明的“我醉yù眠卿且去”说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晋人的行径，能说他不带着几分装？ 不过装得像，装得自然罢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脱了和司马昭做亲家，可不也一半儿醉一半儿装？ 他正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而有一向当时人多说他痴，他大概是颇能做作的罢？ 装睡装醉都只是装糊涂。睡了自然不说话，醉了也多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尽可以装疯装傻的，给他个驴头不对马嘴。郑板桥最能懂得装糊涂，他那“难得糊涂”一个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聪明人的秘密。还有善忘也往往是装傻，装糊涂；省麻烦最好自然是多忘记，而“忘怀”又正是一件雅事儿。到此为止，装傻，装糊涂似乎是能以逗人爱的；才人名士和学者之所以成为才人名士和学者，至少有几分就仗着他们那不大在乎的装劲儿能以逗人爱好。可是这些人也良莠不齐，魏晋名士颇有仗着装糊涂自私自利的。这就“在乎”了，有所为了，这就不再可爱了。在四川话里装糊涂称为“装疯迷窍”，北平话却带笑带骂的说“装蒜”， “装孙子”，可见民众是不大赏识这一套的———他们倒是下的稳着儿。 《文学创作》年。 朱自清经典六八五朱自清经典六八六论青年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这扼要的说明了我们的时代。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样，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别是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来了青年的反抗，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抗传统和纪律，用怠工，有时也用挺击。中年统治者记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静，觉着现在青年爱捣乱，惹麻烦，第一步打算压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来了集体训练，开出新局面，可是还得等着瞧呢。 青年反抗传统，反抗社会，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们低头受压，使不出大力气，见得沉静罢了。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闹别扭是常见的，正是压制与反抗的征象。 政治上也有老少两代的斗争，汉朝的贾谊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老年人在衰朽，是过去，青年人还幼稚，是将来，占有现在的只是中年人。他们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讥笑前者，烦厌后者。安慰还是顺的，培植却常是逆的，所以更难。培植是凭中年人的学识经验做标准，大致要养成有为有守爱人爱物的中国人。青年却恨这种切近的典型的标准妨碍他们飞跃的理想。他们不甘心在理想还未疲倦的时候就被压进典型里去，所以总是挣扎着，在憧憬那海阔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压迫着，挣扎着，材德的达成就在这两种力的平衡里。这两种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过现在更其表面化罢了。 青年人爱说自己是“天真的”，“纯洁的”。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们有的是奋斗的力量。不过大处着眼难，小处下手易，他们的饱满的精力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yín佚，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却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汉，得过且过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人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些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像中年人往往将错就错，一直沉到底里去。 青年人容易脱胎换骨改样子，是真可以自负之处；精力足，岁月长，前路宽，也是真可以自负之处。总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说青年时候不狂，什么时候才狂？ 不错。但是这狂气到时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会忘其所以的。青年人爱讽刺，冷嘲热骂，一学就成，挥之不去；但是这只足以取快一时，久了也会无聊起来的。青年人骂中年人逃避现实，圆通，不奋斗，妥协，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青年人有时候让现实笼罩住，伸不出头，张不开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儿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又是小处。若是能够偶然到所谓“世界外之世界”里歇一下脚，也许可以将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时候偏执不回，过去一度以为读书就不能救国就是的。那时蔡孑民先生却指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圆通观。懂得这种圆通，就可以将自己放平些。能够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与严肃”，这里就需要奋斗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师，青年还是需要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但是这些人得组织起来，通力合作。讲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诱导，可还归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妈妈气去乞怜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语去买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qiāng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后先一致的按着应该做的放胆放手做去。不过基础得打在学校里；学校不妨尽量社会化，青年训练却还是得在学校里。学校好像实验室，可以严格的计划着进行一切；可不是温室，除非让它堕落到那地步。训练该注重集体的，集体训练好，个体也会改样子。人说教师只消传授知识就好，学生做人，该自己磨练去。但是得先有集体训练，教青年有胆量帮助人，制裁人，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自己磨练去。这种集体训练的大任，得教师担当起来。现行的导师制注重个别指导，琐碎而难实践，不如缓办，让大家集中力量到集体训练上。学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训练，从集中军训起头，跟着来了各种训练班。前者似乎太单纯了，效果和预期差得多，后者好像还差不多。不过训练班至多只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培植根基还得在学校里。在青年时代，学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师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们得任劳任怨的领导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达材的大路。 《中学生》年。 朱自清经典六八七朱自清经典六八八论轰zhà敌机的轰zhà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zhà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那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从前军阀混战，只是他们打他们的。那时候在前方或在巷战中，自然也怕，也恨，可是天上总还干干净净的，掉不了zhà弹机关qiāng子儿。在后方或别的省区，更可以做没事人儿。这一回抗战，咱们头顶上来了敌机；它们那儿都来得，那儿都扫shè得，轰zhà得———不论前方后方，咱们的地方是一大片儿。绝对安全的角落儿，没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警报响了，谁都跑，谁都找一个角落儿躲着。谁都一样儿怕，一样儿恨；敌人是咱们大家的，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谁都觉得这一回抗战是为了咱们自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轰zhà没准儿，敌人爱多咱来多咱来，还有，他们爱zhà那儿zhà那儿。咱们的敌人野蛮得很，他们滥zhà不设防的城市，非作战的民众。所以那儿都得提防着，什么时候都得提防着。防空？ 是的，防空不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只有相对的效用，怎么着也不能使敌机绝不来zhà。所以每个人自己还得随地提防着。警报响了，小乡镇上的人一样儿跑，疏散区的人也会跑到田里树林里防空壕里———至少在楼上的会跑到楼下去。轰zhà老使人担着一份儿心，放不下，咱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受着轰zhà的威胁。咱们每个人就都想把敌人打出去，天上，地下，海里都归咱们自己。咱们得复兴这个民族，建立一个新国家。新国家就建立在轰zhà过的旧基址上，咱们每个人有力出力，都来一份儿。 警报比轰zhà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zhà大。与其说怕轰zhà，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zhà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干等着。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可是警报的声音高于一切，它唤醒了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唤起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使他们认识时代。它教人们从试验与错误里学习敏捷，守秩序———也就是学习怎样生活在公众里。它更教人们学习镇定自己。谁都怕警报，可是得恰如其分，过了分就有点“歇斯底里”的。有一个时期重庆人每天盼望警报响，响过了好像完了一桩事似的，这就是镇定得好。轰zhà的可怕也许zhà了之后甚于zhà的时候儿。血ròu堆，瓦砾场，都是咱们自家的人！ 可是血债，记着，咱们得复仇！ 怎样大的轰zhà都不会麻痹了咱们，咱们掩埋了血ròu，在瓦砾场上盖起了新屋子！ 轰zhà只使咱们互助，亲爱，团结，向新中国迈步前去。 让咱们来纪念一切死于敌机轰zhà的同胞罢，轰zhà是火的洗礼，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般的凤凰一般，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木朱重庆《扫dàng报》副刊年。 自清经典六八九朱自清经典六九〇论东西中国读书人向来不大在乎东西。“家徒四壁”不失为书生本色，做了官得“两袖清风”才算好官；爱积聚东西的只是俗人和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这种不在乎东西可以叫做清德。至于像《世说新语》里记的：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作人无长物”也是不在乎东西，不过这却是达观了。后来人常说“身外之物，何足计较！ ”一类话，也是这种达观的表现，只是在另一角度下。不为物累，才是自由人，“清”是从道德方面看，“达”是从哲学方面看，清是不浊，达是不俗，是雅。 读书人也有在乎东西的时候，他们有的有收藏癖。收藏的可只是书籍，字画，古玩，邮票之类。这些人爱逛逛书店，逛逛旧货铺，地摊儿，积少也可成多，但是不能成为大收藏家。大收藏家总得沾点官气或商气才成。大收藏家可认真的在乎东西，书生的爱美的收藏家多少带点儿游戏三昧。———他们随时将收藏的东西公诸同好，有时也送给知音的人，并不严封密裹，留着“子孙永宝用”。这些东西都不是实用品，这些爱美的收藏家也还不失为雅癖。日常的实用品，读书人是向来不在乎也不屑在乎的。事实上他们倒也短不了什么，一般的说，吃的穿的总有的。吃的穿的有了，别的短点儿也就没什么了。这些人可老是舍不得添置日用品，因此常跟太太们闹别扭。而在搬家或上路的时候，太太们老是要多带东西，他们老是要多丢东西，更会大费唇舌———虽然事实上是太太胜利的多。 现在读书人可也认真的在乎东西了，而且连实用品都一视同仁了。这两年东西实在涨得太快，电兔儿都追不上，一般读书人吃的穿的渐渐没把握；他们虽然还在勉力保持清德，但是那种达观却只好暂时搁在一边儿了。于是乎谈烟，谈酒，更开始谈柴米油盐布。这儿是第一回，先生们和太太们谈到一路上去了。酒不喝了，烟越抽越坏，越抽越少，而且在打主意戒了———将来收藏起烟斗烟嘴儿当古玩看。柴米油盐布老在想法子多收藏点儿，少消费点儿。什么都爱惜着，真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些人不但不再是痴聋的阿家翁，而且简直变成克家的令子了。 那爱美的雅癖，不用说也得暂时的撂在一边儿。这些人除了职业的努力以外，就只在柴米油盐布里兜圈子，好像可怜见儿的。其实倒也不然。他们有那一把清骨头，够自己骄傲的。再说柴米油盐布里也未尝没趣味，特别是在现在这时候。例如今天忽然知道了油盐有公卖处，便宜那么多；今天知道了王老板家的花生油比张老板的每斤少五毛钱；今天知道柴涨了，幸而昨天买了三百斤收藏着。这些消息都可以教人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家。这是挣扎，可也是消遣不是？ 能够在柴米油盐布里找着消遣的是有福的。在另一角度下，这也是达观或雅癖哪。 读书人大概不乐意也没本事改行，他们很少会摇身一变成为囤积居奇的买卖人的。他们现在虽然也爱惜东西，可是更爱惜自己；他们爱惜东西，其实也只能爱惜自己的。他们不用说爱惜自己需要的柴米油盐布，还有就只是自己箱儿笼儿里一些旧东西，书籍呀，衣服呀，什么的。这些东西跟着他们在自己的中国里流传了好多地方，几个年头，可是他们本人一向也许并不怎样在意这些旧东西，更不会跟它们亲热过一下子。可是东西越来越贵了，而且有的越来越少了，他们这才打开自己的箱笼细看，嘿！ 多么可爱呀，还存着这么多东西哪！ 于是乎一样样拿起来端详，越端详越有意思，越有劲儿，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似的，不知道怎样亲热才好。有了这些，得闲儿就去摩挲一番，尽抵得上逛旧货铺，地摊儿，也尽抵得上喝一回好酒，抽几支好烟的。再说自己看自己原也跟别人看自己一般，压根儿是穷光蛋一个；这一来且不管别人如何，自己确是觉得富有了。瞧，寄售所，拍卖行，有的是，暴发户的买主有的是，今天拿去卖点儿，明天拿去卖点儿，总该可以贴补点儿吃的穿的。等卖光了，抗战胜利的日子也就到了，那时候这些读书人该是老脾气了，那时候他们会这样想，“一些身外之物算什么哪，又都是破烂儿！ 咱们还是等着逛书店，旧货铺，地摊儿罢。”《抗战文艺》年。 朱自清经典六九一朱自清经典六九二自治底意义中国自治底火焰在民国初元间亮过一亮，———虽然很昏暗———不久便被人捻熄了。五四运矾后，大家用自由底火烧他，才又渐渐地复活起来；什么学生自治咧！ 地方自治咧，如今东也嚷着，西也嚷着了！ 但自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以为自治是一种权威；权威在自己手里，便是自治，否则便是被治。权威像一个足球，可以整个的从你脚上盘到他脚上，从这些人脚上盘到那些人脚上；一得着便全得着了。 有些人当自治是“整个的”，得着他便是最后的满足；什么努力都不用了。———自治这样变成无治。 得着自治，自己便算治好，无庸再治了；这时自己成功权威的所有者，倒可以自豪呢！ 有些人又这样想。 终于有人将自治看成“治人”了：从前权威在人家手里，人家治过我们，现今到了我们手里，怎不应该“如法泡制”去治人家呢？ 迷惑的人们都这般想着，自治的火焰那日才能大放光明哟！ 自治实在是一种进步的活动，并不是静止的权威；是时时变化，时时需要创造的，不是现成的，所以不能像盘足球一样，一得着便全得着；我们得着自治，只是得着活动底机会———活动的方向和发展便全靠我们创造底能力决定了。机会不是成功，却凭什么自豪？ 自己切身的事情一些没有料理，磨拳擦掌的专等管别人闲事，又算得什么？ 况且自己得了自治底机会，倒来干涉别个底自治，算公道么？ 原来“生活是一种艺术”；我们该用艺术家底手段来过我们的生活。人从动物进化，他的生活里包含着灵ròu二元：从前哲学家以为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一班主张灵的生活的便极端否认ròu的生活底价值，反之，主张ròu的生活的也极端否认灵的生活；这都是偏见罢了。我们所要求的是灵ròu一致的生活，那才是真正人的生活。但从现在的人类说来，他们生活里所含的毕竟是ròu的元素多些———ròu的生活发达些；这自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圆满的生活。要得圆满，应该设法教灵的生活格外发展起来：努力是必要了。这向着圆满生活的努力便是艺术底工夫，便是所谓“治”。但是各个人乃至各人群都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最能懂得；“治”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治———别人代治，就是抱着一片好心，也苦得sāo不着yǎng处，不是太过，便是不及；要再安着别的心眼儿，那被治的岂不教他们坑了！ 这样，让各个人，各社会自己向圆满的生活努力，便是自治。———所以自治是生活底方法。 但“自治”底“自”字不可太看重了，太看重“自”字便有两种弊病：第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这叫自封；第二，损人利己，这叫自私。要晓得“人是社jiāo的动物”，无论那个“自己”，都是在“人”里生活着的；“自己”底行为在“人”里引起相当的影响，“人”受了影响，又生出和这影响相当的影响，回到自己：这样成功一个影响底网。自己固然要顾，不过不要忘却比自己更大的还有“人”，要顾“人”底自己，别顾“自己”底自己；不然，“人”病了，你能不受些传染么？“人”牵制着你，你能向前走得几步呢？ 所以越能“兼善”，才越能“独善”，否则所谓“善”的也就很浅薄了！ 至于损人利己，实是自损损人；所谓“利”的，不过暂时的，表面的，这自然也是不正常的。 自封的说，我们不是不愿顾“人”，只是碰来碰去，碰不着好人，心肠自然冷了；教我们怎能够不“自行其是”，“独善其身”呢？ 这“只有我们好”，“只有我们这班好人能做出好事”两个信念，实在贻误不浅。要知极好的人果然少，极坏的人也不多；有好有坏的中流人倒遍地都是咧。这样，我们不见得就是极好的人；好人也不见得只有我们几个；坏人也不见得绝对做不出好事，只看机会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要做好人，有我们在，什么事都做得好的；我们该跟着比我们好的，领着不如我们的，向我们的进化路上冲去———所谓坏人，我们该制裁他们，感化他们，给他们向上底机会，他们自然会拿出良心来的。对于自私的，便可这样办理。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自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自治”是不是和“在人群里绝对自由”同义？ 如是的，我们承认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底自治，就不能不承认他在人群里绝对自由；那么，他只顾自己或损人利己，我们也只好听他了？ 这是要腐蚀人群的；要是各个人，各社会都这样，岂不是人类自灭么？ 因此，我上面才讲到制裁。我想人的生活现在还没有达到至善，———有没有至善，也难说定———绝对的自由很容易教逐渐衰弱的恶元素“死灰复燃”，“潜滋暗长”起来；这是退步的活动，不是进步的活动了。所以制裁是必需的，不过自由是人类发展可能xìng底唯一条件，我们也承认。我们所盼望的是：自由增加到很大，很大的限度，同时制裁减少到很小，很小的限度，但不能一些没有———这样，制裁不独不能拘束自由，且能助长自由了。若问世界将来有没有全是自由，用不着制裁的时代，我却不能预知；我只就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说罢了！ 自治是一种进步的活动，他里面包着两个历程：一，表现；二，抗议。我们努力求自由，不绝地发展我们的可能xìng，便是表现。但是进化底路上不免有许多障碍———灵ròu不调和所生的种种冲突———直线的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费些力量去“清宫除道”———故不得不经济些。这便是抗议。表现是创造；抗议是破坏，是表现底一种手段。真正的自治，这两种工夫都要有的。那些只晓得沾沾地守着“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个人或社会，只消极地不作恶，却没力量去行善去恶；这不算自治得好，只好做一个生活的落伍者罢了。还有那专门破坏的，只省得摧枯拉朽地将生活里一切不合理的元素都划除尽了，却不想想造出新的来替代他们，生活岂不要成空虚么？ 感情和知识是自治底两翼。自治底效力全靠着他们。要切实感着自己生活底利朱自清经典六九三朱自清经典六九四害和自己同别人的关系，非涵养很深广的感情不可；要明白自己生活的过去种种影响和决定他将来种种倾向，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感情教我们做，知识告诉我们怎样做；没有知识的感情是盲目的，没有感情的知识是枯死的。现在有一班人，只顾求知识，却什么不想做，感情太冷了，只怕生活也要枯涸罢！ 这也不算能自治的。 总之，自治底目的在乎人生底向上或品格的增进；他是进步的活动，这向上和增进是绵绵无尽期的。 看哪！ 我们自治底火焰越发亮了，快努力罢！ 1920年11月16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十日刊》。 新年底故事昨天家里来了些人到厨房里煮出些ròu包子，糖馒头，和三大块风糖糕来；他们倒是好人哩！ 娘和姊姊嫂嫂裹得好粽子；娘只许我吃一个，嫂嫂又给我一个，叫我别告诉娘；我又跟姊姊要，姊姊说我再吃不得了；———好笑，伊吃得，我吃不得！ ———后来郭妈妈偷给我一个，拿在手里给我看了，说替我收着，饿了好吃。 ròu包子，糖馒头，风糖糕，我都吃了些，又趁娘他们不见，每样拿了几个，将袍子兜了，想藏在床里去；不想间壁一只狗跑来，尽向我身上闻，我又怕又急，只得紧紧抱着袍角儿跑；狗也跟着，我便叫起来。娘在厨房里骂我“又作死了”，又叫姊姊。一会大姊姊来了，将狗打走；夺开我的兜儿一看，说“你拿这些，还吃死了呢！ ”伊每样留下一个，别的都拿去了；伊收到自己床里去呢！ 晚间郭妈妈又和我要去一块风糖糕；我只吃了一个ròu包子和糖馒头罢了。 今晚上家里桌子、椅子都披上红的、花的衫儿，好看呢！ 到处点着红的蜡烛；他们磕起头来，我跟着磕了一会；爸爸、娘又给他俩磕头，我也磕了。他们问我墙上挂着，画的两个人儿是谁？ 我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娘笑说，“这是祖爷爷和祖nǎinǎi哩！ ”我想他们只有这样大的！ ———呀！ 桌子摆好了！ 我先爬上凳子跪得高高地，筷子紧紧捏在手里；他们也都坐拢来。李二拿了好些盘菜放在桌上，又端一碗东西放在盘子中间，热气腾腾地直冒；我赶紧拿着筷子先向了几向，才伸出去；菜还没有夹着，早见娘两只眼正看着我呢，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我只得赸赸地将筷子缩回来，放在嘴里咂着。姊姊望着我笑，用指头括着脸羞我；我别转脸来，咕嘟着嘴不睬伊。后来娘他们都动筷子了，他们一筷一筷地夹了许多菜给我；我不管好歹，眼里只顾看着面前的一只碗，嘴里不住地嚼着。嚼到后来，忽然不要嚼了；眼里看着，心里爱着，只是菜不知怎么，都不好吃了。———我只得让他们剩在碗里，独自一个攀着桌子爬下来了。 娘房里，哥哥嫂嫂房里，姊姊房里都点着一对通红的大蜡烛；郭妈妈也将我们房里的点了，叫我去看。我要爬到桌上去看，郭妈妈不许，我便跳起来嚷着。伊大声叫道，“太太，你看，宝宝要玩蜡烛哩！ ”娘在伊房里说，“好儿子，别闹，你娘给好东西你吃！ ”伊果然拿着一盘茶果进来；又有一个红纸包儿，说是一块钱，给我“压岁”的，娘jiāo给郭妈妈收着，说不许我瞎用。我只顾抓茶果吃，又在小箱子里拿出些我的泥宝宝来：这一个是小娘娘八月节买给我的，这一个是施伟仁送我的，这些是爸爸在上海买来的。我教他们都站在桌上，每人面前，放些茶果，叫他们吃。———呀！ 他们怎么不吃！ 我看见娘放好几碗菜在画的人儿面前，给他们吃；我的宝宝们为什么不吃呢？ 呵！ 只怕我没有磕头罢，赶快磕头罢！ 郭妈妈说话了；伊抱着我说，“明天过年了，多有趣呢！ ”粽子，包子，都听我朱自清经典六九五朱自清经典六九六吃。衣服，鞋子，帽子都穿新的———要“斯文”些。舅舅家的阿龙、阿虎，娘娘家的毛头、三宝都来和我玩耍。伊说有许多地方耍把戏的，只要我们不闹，便带我们去。我忙答应说，“好妈妈，宝宝是不闹的，你带了他去罢！ ”伊点点头，我便放心了。伊又说要买些花pào给我家来放，伊说去年我也放过；好有趣哩！ 伊一头说，一头拍着我，我两个眼皮儿渐渐地合拢了。 我果然同着阿龙、阿虎他们在附近一个大cāo场上；我抱在郭妈妈怀里，看着耍猴把戏的。那猴儿一上一下爬着杆儿，我只笑着用手不住地指着叫“咦！ 咦！ ”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说，“他看你呢！ ”我仔细一看，猴儿果然在看我，便吓得要哭；那人忽然笑了一个可怕的笑，说，“看着我罢！ ”我又安了心。忽然一声锣响，我回头一看，我已在一个不识的人的怀里了！ 我哭着，叫着，挣着；耳边忽然郭妈妈说，“宝宝怎么了，妈妈在这里。不怕的！ ”我才晓得还在郭妈妈怀里；只不知怎么便回来了？ 太阳在地板上了，郭妈妈起来。我也揉着眼睛；开眼一看，桌上我的宝宝们都睡着了———他们也要睡觉呢。青梅呢？ 我的小青梅呢？ 宝宝顶顶喜欢的青梅呢？ 怎么没了？ 我哭了。郭妈妈忙跑来问什么事，我哭着全告诉了伊。伊在桌上找了一阵；在地板上太阳里找着一片核子，说被“绿尾巴”吃了。我忙说，“唔！ 宝宝怕！ ”将头躲在伊怀里；伊说，“不怕，日里他不来的，你只要不哭好了！ ”我要起来，伊叫我等着，拿衣服给我穿；伊拿了一件花棉袄，棉裤，一件红而亮的袍子，一件有毛的背心，是黑的，还有双花鞋，一个有许多金宝宝的风帽；伊帮我穿了衣和鞋，手里拿着风帽，说洗了脸才许戴呢。我真喜欢那个帽，赶忙地央着郭妈妈拿水来给我洗了脸，拍了粉，又用筷子给点胭脂在我眉毛里，和鼻子上，又给我戴了风帽；说今天会有人要我做小女婿呢。我欢天喜地跑到厨房里，赶着人叫“恭喜”———这是郭妈妈教我的。一会郭妈妈端了一碗白圆子和一个粽子给我吃了；叫我跟着伊到菩萨前，点起香烛磕头，又给爸爸娘他们磕头。郭妈妈说有事去，叫我好好玩，不要弄污了衣服，毛头、三宝就要来了。 好多时，毛头、三宝和小娘娘都来了。我和他们忙着办菜给我的泥宝宝吃；正拿着些点心果子，切呀剥的，郭妈妈走来，说带我们上街去。我们立刻丢下那些跟着他走。街上门都关着；我们常买落花生的小店也关了。一处处有“斯奉斯奉昌镗镗镗镗革合”底声音。我问郭妈妈，伊说是打锣鼓呢。又看见一家门口一个人一只手拿着一挂红红白白的东西，一搭一搭的，那只手拿着一根“煤头”要烧；郭妈妈忙说，“放bào竹了。”叫我们站住，用手闭了耳朵，伊说“不要怕，有我呢”。 我见那bào竹一个个地跳了开去，仿佛有些响，右手这一松，只听见“劈！ 拍！ ”我一只耳朵几乎震聋了，赶紧地将他闭好，将身子紧紧挨着郭妈妈，一动也不敢动。 bào竹只怕不放了，郭妈妈叫我们放下手，我只是指着不肯放；郭妈妈气着说，“你看这孩子！ ”伊将我的手硬拖下来了。走了不远，有一个摊儿；我们近前一看，花花绿绿的，好东西多着呢！ 我央着郭妈妈买。伊给我买了一副黑眼镜，一个鬼脸，一个胡须，一把木刀，又给毛头买了一个胡须，给三宝买了一个胡须。我戴了眼镜，叫郭妈妈给我安了胡须；又趁三宝看着我，将伊手里的胡须夺了就跑，三宝哭了，毛头走来追我。我一个不留意，将右脚踏在水潭里，心里着急，想娘又要骂了。毛头已将胡须拿给三宝；他们和郭妈妈走来。伊说我一顿，我只有哭了；伊又抱起我说，“好宝宝，别哭，郭妈妈回来给你换一双，包不叫娘晓得；只下次再不许这样了。”我答应我们就回来了。 今晚是初五了。郭妈妈和我说，明天新衣服要脱下来，椅子桌子红的，花的衫儿也不许穿了，粽子，ròu包子，糖馒头，风糖糕，只有明天一早好吃了；阿龙、阿虎他们都不来了；叫我安稳些，好等后天上学堂念书罢！ 他们真动手将桌子，椅子底衫儿脱下，墙上画的人儿也卷起了。我一毫不想玩耍，只睡在床上哭着。郭妈妈拿了一枝快点完的红蜡烛，到床边问道，“你又怎么了？ 谁给气宝宝受；妈妈是不依的！ ”我说“现在年不过了！ ”伊说，“痴孩子，为这个么！ 我是骗骗你的；明天我们正要到舅舅家过年去呢！ 起来罢，别哭了。”我听了伊的话，笑着坐起来，问道，“妈妈，是真的么？ 别哄你宝宝哩。”1921年1月1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十日刊》新年号。 朱自清经典六九七朱自清经典六九八奖券热我一天走过荐桥街，无意中看见路旁三五步便有一爿奖券店；门口一色挂着许多红牌，不是写着“奖志喜”，便是写着“券明日开彩”，又有写着“新章双壹奖”的：我当时很是惊奇。后来走过别的街，也常常看见这种店。———杭州想发财的朋友们大概很多罢！ 奖券便是以前的彩票。彩票原是一种赌博，买主也自认是偶然脚下的匍匐者；后来政府便因他是赌博，将他禁了。不料袁世凯做总统时，有人献了一条计，将彩票改了什么储蓄票，卖彩票底好处都归政府专有，却更落个提倡储蓄底名声：这真是个巧宗儿！ 老袁底得计不必说；却是谁都看得眼红了———只愁没个好名义借用。凑巧东也闹灾，西也闹灾，眼红的朋友们这可乐了！ 义赈券哪，什么正券哪，什么副券哪，便“风发云涌”了！ ———他们现在又将“壹奖”“双”了起来，真是鼓吹不遗馀力呢。却苦了一般清白的平民，白白送钱不必说，只那虚伪心理愈养愈深，偶然信仰愈过愈笃，便尽够造成怎样不幸的人生，怎样不幸的社会了！ 那些红眼黑心，敲骨吸髓的奖券发行者罪孽深重，该群起而攻，不用说；这一般清白的平民，我们又怎能坐视他们走入迷途不一援手呢！ 1921年1月10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十日刊》。 别他长久没有想到伊和八儿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们，怕只招些烦厌罢。 这一天，他母亲寄信给他，说家里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儿来了。他吃了一惊，想：“可麻烦哩！ ”但这是不可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几天，他们没来，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烦厌中的期待底情开始摇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亲的信片，说他们明天准来。可是刮了一夜底北风，接着便是纷纷的大雪。他早起从楼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张洁白的绒毡儿将大地裹着；大地怕han，便整个儿缩在毡里去了。天空静dàngdàng的，不见一只鸟儿，只有整千整万的雪花鹅**似的“白战”着。他呆呆的看，心里盘算，“只怕又来不成了哩！ 该诅咒的雪，你早不好落，迟不好落，偏选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负我，不给我做美么？ ———但是信上说来，他们必晓得我在车站接，会叫我白跑么？ ———我若不去，岂不叫他们失望？ ”午饭后雪落得愈紧。他匆匆乘车上车站去。在没遮拦的月台上，足足吃够一点多钟底风，火车才来了。客人们纷纷地上下，小工们忙忙地搬运；一种低缓而嘈杂的声浪在稠密的空气中浮沉着。他立在月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每个走过他面前的人。走过的都走过了，哪里有伊和八儿底影儿？ ———连有些像的也无。他不信，走到月台那头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确是没有———他想，他们一定搭下一班车来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只有他———只在月台上徘徊。警察走过，盯了他一眼，他却不理会。车来时，他照样热心地去看每个下车的搭客，但他的努力显然又落了空。 晚上最后一班车来了，他们终于没有来。他恼了，没精打采地冲han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们了，也别望他们了！ ”但到了屋里，便自回心转意：“这么大的雪，也难怪他们，得知几时晴哩？ 雪住了便可来了罢？ 落得小些也可动身了罢？ ”两天匆匆过去，雪是一直没有止。那晚上他独自在房里坐，仆人走来说，有人送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来了。他诧异地听着。这于他确是意外———窗外的雪还在落呵。他下楼和他们相见，伊推着八儿说：“看———谁来了？ ”八儿回头道：“唔爸爸。”他没有说话，只低低叫声：“跟我来罢。”他们到楼上安顿了东西。伊说前天大雪，伊父亲怕八儿冻着，所以没有来；他教等天晴再走罢。但伊看了两天，天是一时不会晴的了，老等着，谁耐烦？ 所以决朱自清经典六九九朱自清经典七〇〇然动身。他听了，不开口。他们沉默了一会。那时他的朋友们都已晓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类；楼上有好几个朋友们同住———哄着来看伊。他逐一介绍了，伊微低着头向他们鞠躬。他们坐了一会，彼此谈着，问了伊些话。伊只用简单的句子低低地、缓缓地答复。他想，伊大约怕“蓦生”哩！ 这时他忽然感着一种隐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从他母亲信里捎来，可是他到现在才明白地感觉到了。———其实那时的屋里，所有的于谁都是“蓦生”的，谁底生命流里不曾被丢了瓦砾，掀起不安的波浪呢？ 但丢给他俩的大些，波动自然也有力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于是他们坐坐无聊，都告辞了。他俩显然觉得有些异样。这个异样，教他俩不能即时联合———他们不曾说话；电灯底光确和往日不同，光里一切，自然也都变化。在他俩眼里，包围着他们的，都是偶力底漩涡：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里墨水底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涡支持着；漩涡呢，自然是不安和欢乐底jiāo流了。 电灯灭了，一切都寂静，他们也自睡下。渐渐有些唧唧哝哝底声音———半夜底话终于将那不安“消dú”了，欢乐弥漫着他俩间，他俩便这般联合了，和他们最近分别前的一秒时一样。 第二天，他们雇定一个女仆。第三天清早便打发那送的人回去。简陋而甜蜜的家，这样在那松铺着的沙上筑起来了。他照常教他的书，伊愿意给他烧饭，伊不喜欢吃公寓里的饭，也不欢喜他吃。他俩商量的结果，只有由伊自己在房里烧了。但伊并未做惯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场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几天过后，便自懊恼着；但为他的缘故，终于耐着心，习惯自然了。他有时也嫌房里充满厨灶的空气，又不耐听孩子惫赖的声音，教他不能读书，便着了急，只绕着桌子打旋。但走过几转，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叹口气，谅解伊了。有时他俩却也会因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坚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个就也笑笑。他俩这样爱着过活———虽不十分自然———，转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厌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个月后便要生产。他俩从不曾仔细想过这个，现在却都愁着。公寓不用说是不便的。他母亲信上说：“可以入医院，有我来照料”；父亲却宁愿伊和八儿回家。他晓得母亲是爱游逛，爱买东西的，来去又要人送———所费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来监产———一定会有的———，那可怎么办呢？ 非百元不可了！ 其实家里若能来一女仆，和八儿亲热的，领领他，伊便也可安然到医院去。但他怎好和母亲说，不要伊来呢？ 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 他不得不想到怎样急切地凑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最后———最后了，他的心只能战战地答道：“否！ ”———于是一切都完了，他郑重地告诉伊：“现在只有回去了！ ”为一百元底缘故，他俩不得不暂时贱卖那爱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针刺了那样，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儿正在玩耍，回头看见，忙跑近伊，摇着伊膝头，恳求似地望着伊说：“娘，不淌眼泪！ ”伊毫不理会。孩子脸一苦，哭嚷道：“看不见娘，看不见娘了！ ”———他呢，却懵腾腾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话安慰伊。话倒有，可不知说那一句好？ 便呆呆地看在伊的手捂着的，和八儿泪洗着的脸上。半晌，才嗫嚅着挣出三个字道：“别哭罢！ ”以下可再说不上来了！ 正窘着，恰好想到一件事，就撇开了伊们，寻出纸笔，写信给家里，叫那回送伊来的再接伊去。写好，走出jiāo女仆去发。伊早住了哭痴痴地想，八儿倚着伊不作声。他悄走近前，拍伊肩头一下。伊大吃一吓，看了看是他，微笑说，“刚才真无谓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进房里，伊像触着闪电似的，一缕酸意立时沦浃了周身底纤维。伊的眼一眨，撑不住要哭了，赶快别过脸去，竭力忍住，小声儿抽咽着。半晌，才好了。他问那人底话，伊只仔仔细细端详着。那人喉底一发声，头底一转动，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够明明白白记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样怂恿伊走；伊怎样忙着整装，怎样由那人伴上轮船、火车，八儿怎样淘气；伊怎样见着父亲，最后———怎样见了他。伊寻着已失的锁钥，打开尘封着的记忆底箱，满眼都流着快乐呵！ 伊的确忘记了现在，直到他问完话，那人走出去了。于是伊凝一凝神，回复了伊现在的伊；现在便拶着伊的泪囊，伊可再禁不住，只好听他横流了！ 他也只躺在床上，不敢起来，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晓得伊确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湿的手帕，走过去给伊揩剩在脸上的泪。又悄悄地说：“后天走罢，明天街上买点东西带着。”伊叹口气，含着泪微微地点头。那时接的人已经鼾睡，他俩也只有睡下。 第二天他们有说有笑的，和平常一样。但他要伊同出去时，伊却回说，“心里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来，伊早将行李整理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点着和他说：“你的东西，我也给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里，天气热起来也可叫听差拿去晒晒，别让它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衤夸和袜子、帕儿，都在小提箱里。剪刀、线板，也放在里面。那边抽屉里还剩下些猪油和盐。我给你买了十个鸡蛋，放在这罐里，你饿时自在煤油炉上炖炖吃罢。今天饭菜吃不了，也拿来放在抽屉里，你明天好独自吃两餐安稳饭———孩子在这里，到底吵着你———，后天再和他们一桌吃不迟。”伊声音有些岔了，他也听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里。 他的泪不和他商议，热滚滚直滴下来了。他赶紧趁伊不见，掏出帕儿揩干。伊可也再说不出什么，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进来，将伊的帐子卸下。铺盖卷了，———便省得明早忙了。于是伊仅剩的安慰从伊心里榨出，伊觉得两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bī迫着伊，叫伊拿什么抵御呢？ 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泪如水的脸上。那时他眼见伊睡了一年多的床渐渐异样了，只微微微微地嘘气，像要将他血里所有愁底种子借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床是空了，他忽然诧异地看着，一年前空着的床为什支了帐子、放了铺盖呢？ 支了、放了，又为甚卸了、卷了呢？ 这确有些奇怪。他踌躇了一会———忽然想起来了，“伊呢？ ”伊已是泪人儿了，他可怎么办呢？ 他亲亲切切地安慰伊些话，但是毫不着力，而且全不自然，他终于徨无措呜呜咽咽哭了。伊却又给他揩眼泪，带着鼻音说：“我心里像被凌迟一般！ ”一朱自清经典七〇一朱自清经典七〇二会又抽咽着说：“我走后，你别伤心！ 晚上早些睡，躺下总得自己将被盖上———着了凉谁问你呢？ ”他一面拭泪，一面听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觉他的心弦和伊的声带合奏着不可辨认的微妙的悲调，神经也便律动着罢了。那时睡神可怜他们，渐渐引诱他们入梦。但伊这瞬间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诱惑的东西之一，所以不久便又从梦中哭醒；他也惊觉了。大黑暗微睁开惺忪的两眼，告诉朝阳便将到来了。 他们躺了一会，起来，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乱洗了脸。他俩不想吃什么，只拿些点心给八儿和那人吃了。那人出去雇好车子。 他们叫女仆来，算清工钱，打发伊走路。车夫将伊的行李搬完，他俩便锁门下去。 女仆抱着八儿送到门口，将他递给车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倾着身大张开两臂，哭着喊着要女仆抱：“家家！ 家家！ ”伊脸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颜色，他母亲只得狠狠心轻拍了他两下，硬抱过去，车子便拉动了。他看见街上的热闹光景，高高兴兴指点着，全忘记刚才的悲哀。他们到了车站，黑压压满都是人，哄哄底声音搅浑了脑子。他让伊和八儿在一张靠椅上坐下，教接的人去买车票，写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这样迫切地盼着，旅客们信步的踯躅，惶急的问讯，在他都模模糊糊的无甚意义了。但这些却全看在伊的眼、听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脑里，伊再没有自由思想底馀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云雾里一般。那时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门前垫着脚，伸着头，向里张着；房里满挤着人，房外乱摊着箱、篮、铺盖之类。大家都抢着将自己的东西从人缝里往里塞；塞时人们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这时走过去，帮接的人将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抬到房里，写了票子，才放了心。他们便都走到月台上候车，八儿已经睡着，伊痴着眼不说话。他只盘旋着，时时探着头，看轨道尽处，火车来了没有？ ———呜呜来了！ 人们波一般暂时退下，静着，倾斜了身子，预备上去。眩人眼的列车懒懒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涌上。他抱了八儿，一手遮着伊，挣扎了几次，才上了车。匆忙里找了一个坐位，让伊歇下。伊抱过八儿；他上车时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来。他嘱咐他些话。伊说：“你去罢。”他说等一会不要紧，可也只能立着说不出话。但是警笛响了，再不能延捱！ 伊默默地将八儿抱近他，他噙泪低头在他红着的小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用力睁着眼，沙声说：“我去了！ ”便头也不回下车匆匆走了！ 伊 从窗里望着，直到眼里没有一些他的影子，才发见两行热泪早已流在伊的脸上了。伊掏出帕儿揩干。火车已经开动，微风从伊最后见他的窗里吹来，伊像做梦一般。 他回来紧闭了门，躺在床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细味他俩最近的几页可爱的历史。想一节伤一回心；但他宁愿这样甜蜜的伤心。他又想起伊怎样无微不至地爱他，他痛苦时伊又怎样安慰他。但他怎样待伊呢？ 他不曾容忍过伊仅有的、微细的谴谪，他常用语言压迫伊，伊的心受了伤，便因此哭了！ 他是怎样“酷虐”！ 他该怎样对伊抱歉呵！ 但伊是去了，他将向谁忏悔呢？ 他所曾施的压迫将转而压迫他自己罢！ 他似乎全被伊占领了，那晚没有吃饭。电灯快灭时，他懒懒地起来，脱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觉着，屋里是太沉默了！ 被儿、褥儿、枕儿、帐儿，都板板向他，也这样彼此向着。han心的沉默严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围。———“虚幻的，朋友们，你们曾有的，伊和我同在时，你们曾有的，狂醉，在那里了呢？ ”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给伊带去了么？ 但是屋里始终如死地沉默着。 唉！ 累人想到的伊呵！ 1921年5月5日。 朱自清经典七〇三朱自清经典七〇四民众文学谈俄国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里极力抗议现在所谓优美的艺术。他说：“其实我们的艺术却只是人类一部分极少数的艺术。”又说：“凡我们所有的艺术都认为真实的、唯一的艺术；然而不但是人类的三分之二（亚洲、非洲的民族）生生死死，不知道这种唯一的高尚艺术，并且就在***社会里也不过是百分之一的人能享受我们所称的‘全’艺术，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欧洲人，还是一代一代生生死死，做极劳苦的工作，永没有享受着艺术的滋味———就是间或能享受着，也决不会恍然‘了解’。”法国罗曼·罗兰在他的《演剧论》末所附的宣言里，也有同样的抗议：“艺术今为利己主义及无政府的混乱所苦。少数之人擅艺术之特权，民众反若见摈于艺术之外。yù救艺术必以一切之人悉入于一切世界之中。 为万人之快乐而经营之。不当存阶级之见，有如所谓下等社会、知识阶级云云者；亦不当为一部分之机械，有如所谓宗教、政治、道德，乃至社会云云者。吾人非yù于过去、未来有所防遏，特有表白现在一切之权利而已。 吾人之所愿友者，能求人类之理想于艺术之中，探友爱之理想于生活之中者也；能不以思索与活动与美，民众与优秀为各相分立者也。中流之艺术今已入于衰老之境矣；yù使其壮健有生气，则唯有借民众之力”这两位伟大的作者十分同情于那些被艺术忘却的人们，所以有这样真诚的呼吁；他们对于旧艺术的憎恶和对于新艺术的希望，都热烈到极点。照他们意思，从前艺术全得推翻，没有改造底馀地；新兴的艺术家只须“借了民众之力”，处处顾到托尔斯泰所谓“全人类底享受”，自不难白手成家。于是乎离开民众便无艺术———他俩这番精神，我们自然五体投地地佩服；见解呢，却便很有可商量的地方了。 如今且撇开雕刻、绘画、音乐等等，单谈文学。托尔斯泰和罗兰自然都主张民众文学。但民众文学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民众化的文学，以民众底生活理想为中心，用了谁都能懂得的方法表现。凡称文学，都该如此；民众化外，便无文学了。二是为民众的文学，xìng质也和第一种相同；但不必将文学全部民众化了，只须在原有文学外，按照民众底需要再行添置一种便好。———正如有人主张，在原有文学外，按照儿童底需要，再行建设一种儿童文学一样。托尔斯泰和罗兰所主张的是第一种。他们以为文学总该使大多数能够明白；前者说“人类底享受”，后者说“万人之快乐”，都是此意。他们这样牺牲了少数底受用，蔑视了他们的进步的要求了。这自然是少数久主文坛底反动。公平说来，从前文朱自清经典七〇五朱自清经典七〇六学摈斥多数，固然是恶；现在主张蔑视少数的文学，遏抑少数底赏鉴力的文学，怕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罢！ 因为除掉数目底势力以外，摈斥多数底赏鉴权，正和遏抑少数底赏鉴力一样是偏废。况且文学一面为人生，一面也有自己的价值；他总得求进步。民众化的文学原也有进步，因为民众底理解和领解力是进步的。但多数进步极慢；快的是少数。所以文学底长足的进步是必要付托给那少数有特殊赏鉴力的非常之才的了。他们是文学底先驱者。先驱者的见解永不会与民众调和；他们始终得领着。易卜生说得好：“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这样，为公道和进步起见，在“多数”底文学外，不能不容许多少异质的少数底文学了。多数自然不能赏鉴那个；于是文学不能全部民众化，是显然了。于是便成就了文学和民众文学底对立；虽为托尔斯泰、罗兰所不赞成，却也无法变更事实。———这这里民众文学是第二种，称为“为民众的文学”的便是，这对立底理由极为明了；就如食量大的人总该可以吃得多些，断不能教他饿着肚子，只吃和常人同量的食物。取精神的食粮的，也正如此。 ——托尔斯泰说：“这种全民族所公有的艺术，彼得以前在俄国就有，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也有。自从欧洲社会上等阶级不致信于教会信条，却又不信仰真实的***以后，他们所谓艺术，更谈不到全人类艺术一层。自此以后，上等阶级的艺术已与全平民的艺术相离，而分为两种：平民的艺术和贵族的艺术。 ”托尔斯泰颇惋惜艺术底分离；他归咎于不信教。他是个教徒，自然这样说。但从我们看来，这个现象正是艺术底分化，正是他由浑之化底历程，正是他的进步，喜还不及，何所用其悼惜呢！ 但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少数人擅着艺术底特权”那件事。他们有些见解，正和托尔斯泰、罗兰相反。他们托大惯了，要他们如乌兹屋斯（Wordsworth）所说“从悬想的高下降”，建设所谓“为民众的文学”，只怕他们有所不屑为罢！ 但这也好办，他们的权原是社会授予的；我们只消借我们所新建设的向社会要求便了。好在是“为民众的文学”，雅俗可以共赏，社会底同情是不难获得的。———这样，权便慢慢转移了。有志于民众文学的朋友，只管前进啊，最后的胜利，终归是你们的。 我所谓文学和民众文学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承认二者间有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隔绝，甚至所谓优美的艺术“不但不能抬高工人们的心灵，恐怕还要引坏他。”我们只说“文学”底情调比较错综些、隐微些，艺术也比较繁复些、致密些、深奥些便了。俄国克罗泡特金说：“各种艺术都有一种特用的表现法，便是将作者底感情传染与别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须有相当的一番习练；即便最简单的艺术品，要正当地理解他，也非经过若干习练不可。 ”所谓特用的表现法，便是特殊的艺术。克罗泡特金用这些话批评托尔斯泰，却比他公允多了。但须知两种文学虽有难易底不同，却无价值底差异。他们各有各的特殊的趣味；民众文学有他单纯的、质朴的、自然的风格，文学也有他的多方面的风格。所以他们各有自己存在底价值。所谓文学底进步，只是增加趣味底方面罢了；并非将原有的趣味淘汰了，另换上新兴的趣味。因为这种趣味，如德国****（Jerusalem）所说，是心底“机能的要求（FunalDemand）”，只有发展，不会消失。我敢相信，便一直到将来，只要人底生物xìng没有剧烈的变更，无论文学如何进步，现在民众文学所有几种趣味，将更加浓厚，并仍和别方面文学的趣味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为民众的文学”绝不是骈枝的文学，更不是第二流的文学。 论到中国底民众文学，却颇令人黯然。据我所知，从来留意到民众的文人，只有唐朝白居易。他的诗号称“老妪都解”，又多歌咏民生疾苦，当时流行颇广。倘然有人问我中国底民众文学，我首先举出的必是他的《秦中吟》一类的诗了。近代通俗读物里，能称为文学的绝少。看了刘半农底《中国下等小说》一文，知道所谓下等小说底思想之腐败，文字之幼稚，真不禁为中国民众文学前途失声叹息！ 但在现在要企图民众底觉醒，要培养他们的情感，灌输他们的知识，还得从这里下手才是正办。不先洗了心，怎样革面呢？ 这实是一件大事业，至少和建设国语文学和儿童文学一样重要，须有一班人协力去做，才能有效。现在谁能自告奋勇，愿负了这个大任呢？ 进行底方法，我也略略想了。一，搜辑民间歌谣、故事之类加以别择或修订。 二，体贴民众底需要而自作，态度要严肃、平等；不可有居高临下底心思，须知我也是民众底一个。地方色彩，不妨浓厚一些。“文章要简单、明了、匀整；思想要真实、普遍。”三，印刷格式都照现行下等小说，———所谓旧瓶装新酒，使人看了不疑。最好就由专印下等小说的书局（如上海某书局）印刷发行。四，如无相当的书局，只好设法和专卖下等小说的接洽，托他们销售。卖这种小说的有背包的和摆摊的两种：前者大概在茶楼、旅馆、轮船上兜售；后者大概在热闹市街上求售。倘然我们能将民众文学书替代了他们手中的下等小说，他们将由传染瘟疫的霉菌一变而为散布福音的天使了！ 1921年10月10日。 朱自清经典七〇七朱自清经典七〇八憎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衤夸，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 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馀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ròu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 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 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 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 再推到全世界呢？ 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了！ 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 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 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 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 狭隘，孤寂的人间，那里有善良的生活！ 唉！ 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汩汩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 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 ”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 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 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 ）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ròu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 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fù。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衤夸；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得踉踉跄跄退下了！ 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 ”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ròu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咧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 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 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jiāo来三十馀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 挣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 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 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dú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 课表岂是‘钦定’的么？ ———若说态度，该怎样啊！ 许要用‘请愿’罢？ ”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 ———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1921年11月4日。 朱自清经典七〇九朱自清经典七一〇失名《冬天》跋我今夏在扬州审查小学国文成绩，偶然从一本国民学校底文课里，看到这一句。当时颇欢喜，以为很像日本底俳句；只有儿童纯洁柔美的小心里，才有这样轻妙的句子流露。又以为他实兼写景抒情之美。后来抄给平伯看，平伯也以为佳。 原文无题目，无句读，也不曾分行。现在却用句首二字作题，又加了标点，分两行写了，但这都没大关系。 1921年11月7日，上海。 民众文学的讨论我从前曾作过一篇《民众文学谈》，以两种意义诠释所谓民众文学：一是“民众化的文学”，二是“为民众的文学”。我以为只能有后一种，而前一种是不可能；因为照历来情形推测起来，文学实不能有全部民众化之一日。在那篇文里，我并极力抗议托尔斯泰一派遏抑少数底赏鉴力底主张，而以为遏抑少数底赏鉴力（如对于宏深的、幽渺的风格的欣赏）和摈斥多数底赏鉴权一样是偏废。我的意思，多数底文学与少数底文学应该有同等的重要，应该相提并论。现在呢，我这根本主张虽还照旧，但态度却已稍有不同。因为就事实而论，现在文坛上还只有少数底文学，不曾见多数底文学底影子；虽然有人大叫，打倒少数人优美的文学，建设“万人”底文学、“全人类”底文学，实际上却何曾做到千万分之一！ 所以遏抑少数底赏鉴力一层，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里，正是不必忧虑的事。而多数底赏鉴权被摈斥，倒真是眼前迫不可掩的情形！ 文坛上由少数人独霸，多数已被叠压在坛下面；这样成了偏畸的局势。在这种局势里，我们若能稍稍权衡于轻重缓急之间，便可知道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建设为民众的文学，而不是拥护所谓优美的文学。我们要矫正现势底这一端的偏畸，便不得不偏向那一端努力，以期扯直。所以我现在想，优美的文学尽可搁在一边，让他自然发展，不必去推波助澜；一面却须有些人大声疾呼，为民众文学鼓吹，并且不遗馀力地去搜辑、创作，———更要亲自“到民间去”！ 这样，民众底觉醒才有些希望；他们的赏鉴权才可以恢复呵。日本平林初之辅说得好：“民众艺术的问题不是纯粹艺术学的问题，乃是今日的艺术的问题。”我们所该以全力解决的，便是这“今日的艺术的问题”！ 说为“民众”的文学，容易惹起一种误会，这里也得说明。我们用“民众”一词，并没有轻视民众底意味，更没有侮辱他们底意思。从严正的论理上说，我们也正是一种民众；“为民众”只是“为和我们同等的别些种民众”底意义。———虽然我们因为机会好些，知与情或者比他们启发得多些；但决不比他们尊贵些。“为民众”底“为”字，只是“为朋友帮忙”一类意义，并非慈善家居高临下，慨施乐助底口吻。但是这民众究竟指着那些人呢？ 我且参照俞平伯君所说，拟定一个答案。我们所谓民众，大约有这三类：一，乡间的农夫、农fù；他们现在所有的是口耳相传的歌谣、故事之类，间有韵文的叙事的歌曲；以及旧戏。二，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fù女以及兵士等；他们现在所有的是几种旧小说，如《彭公案》、《水浒》之类和各种石印的下等小说，如什么《风流案》、《欢喜冤家》之类，以及旧戏；韵文的叙事的歌曲，也为他们所喜。另有报纸上（如上海几种销行很广的报）的游戏小说（因为这种小说，大概是用游戏底态度去做的，故定了这个名字），间或也能引起他们中一部分人底注意。三，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底办事人、其他各机关底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fù女，他们现在所有的是各种旧小说———浅近的文言小说和白话的章回小说、报纸上的游戏小朱自清经典七一一朱自清经典七一二说、“《礼拜六》派”的小说以及旧戏和文明新戏。我这样分类，自知不能全然合理；只因观察未周，姑且约略区划以便说明而已。在三类外，还有那达官、贵绅、通人、名士。他们或因无事忙，或因眼光高，大概无暇或不屑去看小说；诗歌虽有喜欢的，但决不喜欢通俗的诗歌。戏剧呢，虽有时去看看，但也只是听歌、赏色，并非要领略剧中情节。所以这班人是在民众文学底范围以外；幸而是很少数，暂时可以不必去管他们。在上述三类里，每类人知与情底深广之度大致相同，很少有特殊的例外，而第一类尤然。平伯君说民众不是齐一的，我却以为民众是相对地齐一的；我相信在知与情未甚发达的人们里，个xìng底参差总少些。惟其这样，民众文学才有普遍的趣味和效力；不然，芸芸的人们里将以谁为依据呢？ 因此，我大胆将民众分为三类。民众文学也正可依样分为这三类。 论到建设民众文学底途径，自然不外搜辑和创作两种；而搜辑更为重要。因为创作必有所凭依，断非赤手空拳所能办。凭依指民众底需要、趣味等。这些最好自己到民间去观察、体验，但在本来流行的读物和戏剧等里，也能看出大致的趋向，得着多少的帮助。再则，搜集来的材料又可供研究民俗学者底参考；于民众别方面的改进，也有很大的益处。这种材料搜得后，最好先分为两大类：有些文学趣味的为一类；没有的为另一类。从后一类里，我们可以知道些民众底需要；从前一类里，我们并可以知道些他们的趣味。这一类里颇有不少大醇而小疵的东西；倘能稍加抉择、修订，使他们变为纯净，便都很有再为传播底价值。而且效力也许比创作的大。因为这些里都隐着民众底真切的影子，容易引起深挚的同情。初次着手创作，怕难有这样的力量，加以现在作手不多，成绩也怕难丰富；所以收效一定不能如抉择、修订底容易而广大。还有，将修订的东西传播开去，可以让人将他们和旧有的比较，引起思索和研究底兴趣；这也为创作所不及。至于搜辑底方法，却很难详细说明。就前分三类说，后二者较易着手，因为既经印行，便有着落；只有第一类，大都未经用文字记录，存在农夫、农fù以及儿童们底心里、口里，要去搜辑，必须不怕劳苦，不惜时日，才可有成。我以为要做这种事，总得有些同志，将他当作终生事业，当作宗教，分头分地去办，才行。鼓吹固然要紧，实行更为要紧；空言鼓吹，尽管起劲，又有何用！ 何以要分头分地呢？ 因为这种事若用广告征集底方法，坐地收成，一定不能见功。受用那些种读物的民众未必能懂得征集这事底意义，也未必留意他，甚至广告也未必看见；此外呢，又未必高兴做这事——自然也有不懂他的意义，和不留意他的。这样，收获自然有限！ 若由同志们组织小团体，分头到各地亲自切实去搜寻，当比一纸空文的广告效率大得多呵。例如北京大学两三年前就曾有过征集歌谣的广告，至今所得还不见多；而顾颉刚君以一人之力，在苏州一个地方，也只搜了三四年倒得了四百多首吴谚。两种方法效率底大小，由此可以推知！ 再有，第一类底东西，也非由各本地人分开搜辑不可。因为这种东西常带着很浓厚的乡土的色彩，如特殊的风俗和方言之类，非本地人简直不能了解、领会，并且无从揣摩；搜集起来自是十分不便。———而况地理、民情、方言，外乡人又都不及本地人熟悉呢？ 这一类东西又多是自古流传的，往往夹着些古风俗、古方言在内，也非加以考订不可。这却需着专门的学者。在搜辑民众文学的同志里，必不可少这样专门的学者。以上所说，大概是就小说、故事和歌谣而言；至于戏剧剧本底搜辑，却比较容易，因为已有许多册戏考做我们的凭借。 搜辑的材料，第一须分为两大类，前面已经说过。分类定后，可再就那些含有文学趣味的里面，审察一番，看那些是值得再为传播的。然后将这些理应该解释、考订的，分别加以解释、考订；那要修改的也就可着手修改。修改只须注意内容，形貌总以少加变动为是；便是内容底修改，也只可比原作进一步、两步，不可相差太远。———太远了，人家就不请教了！ 修改这件事本不容易；我们只记着，不要“求全责备”便好！ 现在该说到创作了。创作比修改自然更难，但也非如有些人所说，是绝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说，所谓民众底知与情和我们的在两个范围之内，我们至多只能立在第三者底地位，去了解他们，启发他们，却不能代他们想，代他们感，而民众文学底创作，正要设身处地做了民众，去想，去感，所以是不可能。但我不信人间竟有这样的隔膜；同是“上帝底儿子”，虽因了环境底参差，造成种种的分隔，但内心底力量又何致毫不相通呢！ 从前赵子昂画马，伏地作马形，便能揣摩出几分马底神气；异类还能这样相通，何况同类？ 而且以事实论，现在所有的民众读物里，除第一种大半出自民间，无一定的作者之外，其馀两类东西，多出于我们所谓民众以外的作者之手；但都很风行，都很为民众所好。若非所写的情思与民众欣合无间，又何能至此？ 这多少可证明异范围底人们全然不能互相了解一说底谬误了。讲到民众文学底创作，可分题材与艺术两面。我惭愧得很，对于民众读物还不曾有着实的、充足的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精彩的话来；只好将现在所能想到的拉杂的写下些，供同好底参考。要得创作新的，先须研究旧的；现在流行民众读物底题材是些什么呢？ 我所能知的是：第一类超自然的奇迹，有现实意味的幻想，语逆而理顺的机智，单纯而真挚的恋爱等。 第二类**的恋爱，侠义的强盗底事迹，由穷而达底威风，鬼神底事迹，中下层社会生活实况等。 第三类才子佳人式的恋爱，礼教，黑幕，侦探案，不合理的生活等。 这些读物里的叙述与描写总有多少游戏、夸张底色彩，第二、三类里更甚；因此不能铸成强大、鲜明的印象。第二、三类里更有将秽亵、jiān诈等事拿来挑拨、欣赏的；那却简直是dú物了；我们现在要创作，自然也得酌量采用这些种题材；不过从旧有的里面生吞活剥，是无效力的；我们亲自到民间去体验一番才能确有把握，不至游移不切。我们虽用旧材料，却要依新方法排列，使他们有正当不偏的倾向；态度宜郑重不苟，切忌带一毫游戏底意味！ 至于艺术方面，旧有的读物，除第一类外，似乎很少可取的地方。粗疏、浮浅、散乱是他们的通病，第一类里却多简单、明了、匀整的东西，所以是好。这里我们应该截长补短。创作民众文学第一要记着的，是非个人的风格，凡是流行的民众读物，必具有这种风格。非个人的风格正与个人的风格相反，一篇优美的文学，必有作者底人格、底个xìng，深深地透映在里边，个xìng表现得愈鲜明、浓烈，作品便愈有力，愈能感动与他同情的人；这种作品里映出底个xìng，叫个人风格。个人的风格很难引起普遍的（多数人格）趣味。而民众文学里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趣味；所以便要有非个人的风格。一篇民众文学底目的不在表现一个作者———假定只有一个作者———底xìng格，而在表现一类人的xìng格。一类人底xìng格大都是坦率、广漠的地方多，所以用不着委曲、锋利之笔。我们创作时，得客观地了解民众底心，不可妄加己见；不然，徒劳无益！ 作第一类底文学自朱自清经典七一三朱自清经典七一四然以简单、明了、匀整为主；第二、三类虽可较为复杂、曲折、散缓，但须因其自然，不可故意用力。篇幅长短，也宜依类递进，民众文学里又有一个特色，是“乡土风”，有些创作里必须保存这个，才有生命；我们也得注意。创作这种东西，要求妥适无疵，最好用托尔斯泰所做底方法。一篇东西作好，可将他读给预定的一类里比较聪明的人们听；读完，教他们照己意以为好的改头换面地复述一遍；便照复述的写下来，那一定容易有效。有时或可请他们给简单的批评，作修改底凭借。———以上是就写下来的民众文学立论。但民众文学单靠写与作，效力还不能大。我们须知民众除读物外，还有演戏，还有说书、唱曲。读物的影响固然大了，演戏、说书、唱曲底影响又何曾小呢！ 所以我们不但要求有些人能写，并要有些人能演、能说、能唱；肯演、肯说、肯唱，才能完成我们的民众文**动！ 那演的、说的、唱的，旧有的或新作的都可；但演、说、唱底技术，却需一番特殊的练习。———另有影戏底创作与映演也极为紧要，但是比较难些了。 现在还剩一个问题，民众文学底目的是享乐呢？ 教导呢？ 我不信有板着脸教导的“文学”，因为他也不愿意在文学里看见他教师底端严的面孔。用教师底口吻在文学里，显然自己已搭了架子，谁还愿意低首下心来听你唠叨呢？ 罗曼·罗兰说得好：“其说法、教训，尤非避去不可。平民底朋友有一种法术，能够使极爱艺术的都嫌起艺术来。”又说：“民众较之有人教他们，还是希望有人把他们弄到能够了解。他们希望有人把他们放在能够想、能够行动的状态。较之教师，他们还是希望朋友。”可见在民众文学里，更不宜于严正的教导了。所以民众文学底第一要件还在使民众感受趣味。但所谓使他们感受趣味，也与逢迎他们的心理，仅仅使他们喜悦不同。———若是这样，旧有的读物尽够用了，又何必要建设什么民众文学呢？ 我的意思，民众文学当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旧有读物、戏剧等底不洁的、褊狭的趣味；使民众底感情潜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要做到这一步，自然不能全以民众底一时底享乐为主，自然也当稍稍从理xìng上启发他们；不过这种启发底地方，应用感情的调子表现，不可用教导底口吻罢了。若竟做到这一步，民众自然能够自己向着正当的方向思想和行动；换句话说，民众就觉醒了，他们底文学赏鉴权也恢复了！ 我们当“作为宣示者而到底里去”！ 1922年1月18日，杭州。 《冬夜》序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诗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这样作品，我们也稍稍可以**了。 从“五四”以来，作新诗的风发云涌，极一时之盛。就中虽有郑重将事，不苟制作的；而信手拈来，随笔涂出，潦草敷衍的，也真不少。所以虽是一时之“盛”，却也只有“一时”之盛；到现在———到现在呢，诗炉久已灰冷了，诗坛久已沉寂了！ 太沉寂了，也不大好罢？ 我们固不希望再有那虚浮的热闹，却不能不希望有些坚韧的东西，支持我们的坛坫，鼓舞我们的兴趣。出集子正是很好的办法。去年只有《尝试集》和****，未免太孤零了；今年《草儿》，《冬夜》先后出版，极是可喜。而我于《冬夜》里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格外熟悉些，所以特别关心这部书，于他的印行，也更为欣悦！ 平伯三年来做的新诗，十之八九都已收在这部集子里；只有很少的几首，在编辑时被他自己删掉了。平伯底诗，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有些人以为神秘；我却不曾觉得这些。我仔细地读过《冬夜》里每一首诗，实在嗅不出什么神秘的气味；况且作者也极反对神秘的作品，曾向我面述。或者因他的诗艺术上精炼些，表现得经济些，有弹xìng些，匆匆看去，不容易领解，便有人觉得如此么？ 那至多也只能说是“艰深难解”罢了。但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 据我的经验，只要沉心研索，似也容易了然；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这个见解也许因为我xìng情底偏好？ 但便是偏好也好，在《冬夜》发刊之始，由我略略说明所以偏好之故，于本书底xìng质，或者不无有些阐发罢。所以我在下面，便大胆地“贡其一得”之愚了。 我心目中的平伯底诗，有这三种特色：一，精炼的词句和音律；二，多方面的风格；三，迫切的人的情感。 攻击新诗的常说他的词句沓冗而参差，又无铿锵入耳的音律，所以不美。关于后一层，已颇有人抗辩；而留心前一层的似乎还少。沓冗和参差底反面自然是简炼和整齐。这两件是言语里天然的xìng质：文言也好，白话也好，总缺不了他们；断不至因文言改为白话而就有所损失。平伯底诗可以作我们的佐证。他诗里有种特异的修词法，就是偶句。偶句用得适当时，很足以帮助意境和音律底凝炼。平伯诗里用偶句极多，也极好。如：“是平着的水？ 是露着的沙？ 平的将被陂了，露的将被淹了。 朱自清经典***朱自清经典七一六”（《潮歌》）“白漫漫云飞了；皱叠叠波起了；花喇喇枝儿摆，叶儿掉了。 ”（《风底话》）“由着他，想呵，恍惚惚一个她。 不由他，睡罢，清楚楚一个我。 ” （《仅有的伴侣》）“云———他真闲呵！ 上下这堤塘，浮着人哄哄的响。 水———他真悄呵！ 视野分际，疏朗朗的那帆樯。”（《潮歌》）我走我的路，你，你的。 ” （《风底话》）密织就的罗纹，乱拖着的絮痕，” （《仅有的伴侣》）说新诗不能有整齐的格调的，看了这些，也可以释然了。这种整齐的格调确是平伯诗底一个特色。至于简炼的词句，在他的诗中，更是随在而有。姑随便举两个例：“呀！ 霜挂着高枝，雪上了蓑衣，远远行来仿佛是。 一簇儿，一堆儿，齐整整都拜倒风姨裙下———拜了风姨。 好没骨气！ 呸！ 芦儿白了头。 是游丝？ 素些；雪珠儿？ 细些。 迷离———不定东西，让人家送你。 怎没主意？ 看哪！ 芦公脱了衣。”（《芦》）天外的白云，窗面前绿洗过的梧桐树；云尽悠悠的游着，梧桐呢，自然摇摇摆摆的笑啊！ 这关着些什么？ 且正远着呢！ 是的，原不关些什么！ ”（《乐观》第一节）这两节里，任一行都经锤炼而成，所以言简意多，不丰不啬，极摄敛，蕴蓄之能事；前人说，“纳须弥于芥子”，又说，“尺幅有千里之势”，这两节庶乎仿佛了。 至于音律，平伯更有特长。新诗底音律是自然的，铿锵的音律是人工的；人工的简直，感人浅；自然的委细，感人深：这似乎已不用详说的。所谓“自然”，便是“宣之于口而顺，听之于耳而调”底意思。但这里的“顺”与“调”也还有个繁简，粗细之殊，不可一概而论。平伯诗底音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细底地步；所以凝炼，幽深，绵密，有“不可把捉的风韵”。如《风底话》，《黄鹄》，《春里人底寂寥》底首章末节等。而用韵底自然，也是平伯底一绝。他诗里用韵底处所，多能因其天然，不露痕迹；很少有“生硬”，“叠响”（韵促相逗，叫作叠响），“单调”等弊病。如《小劫》，《凄然》，《归路》等。今举《小劫》首节为例：“云皎洁，我的衣，霞烂缦，我的裙裾；终古去翱翔，随着苍苍的大气。 为什么要低头呢？ 哀哀我们的无俦侣。 去低头，低头看———看下方；看下方啊，吾心震dàng；看下方啊，撕碎吾身荷芰底芳香。 ”看这口单缓舒美的音律是怎样地婉转动人啊。平伯用韵，所以这样自然，因为他不以韵为音律底唯一要素，而能于韵以外求得全部词句底顺调。平伯这种音律底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曲中得来，他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就他们的朱自清经典七一七朱自清经典七一八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音律。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底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旧诗，词，曲底音律底美妙处，易为我们领解，采用；而外国诗歌因为语言底睽异，就艰难得多了。这层道理，我们读了平伯底诗，当更了然。 平伯诗底第二种特色是风格底变化。风格是诗文里作者个xìng底透映。个xìng是多方面的，风格也该是多方面的。但因作者环境，情思和表现力底偏畸的发展，风格受了限制：所以一个作家很少有多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这个风格底专一，好处在有一方面的更深广的发展，坏处便是“单调”。我一年前读泰戈尔底《偈坛伽利》，一气读了二十馀首，便觉有些厌倦。泰戈尔底诗何尝不好？ 只是这二十馀首风格太相同了，不能引起复杂的刺激，所以便觉乏味。平伯底诗却多少能战胜这乏味；她们有十馀种相异的风格。约略说来，《冬夜之公园》，《春水船》等有质实的风格；《仅有的伴侣》，《哭声》等有委婉，周至的风格；《潮歌》，《孤山听雨》等有活泼，美妙的风格；《破晓》，《鹞鹰吹醒了的》等有激越的风格；《凄然》有缠绵**的风格；《黄鹄》，《小劫》，《归路》有哀惋，飘逸的风格；《愿你》有曲折的风格；《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等有单纯的风格；《打铁》有真挚，普遍的风格。在五六十首诗里，有这些种相异的风格，自然便有繁复，丰富的趣味。我喜欢读平伯底诗，这正是一个缘故。 选《金藏集》（GoldenTreasury）的巴尔格来夫（Palgrave）说抒情诗底主要成分是“人的热情底色彩”（ColorofHumanpassion）。在我们的新诗里，正需要这个“人的热情底色彩”。平伯底诗，这色彩颇浓厚。他虽作过几首纯写景诗，但近来很反对这种诗，他说纯写景诗正如摄影，没有作者底xìng情流露在里面，所以不好。其实景致写到诗里，便已通过了作者底xìng格，与摄影底全由物理作用不同；不过没有迫切的人的情感罢了。平伯要求这迫切的人的情感，所以主张作写景诗，必用情景相融的写法；《凄然》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也因了这“人的情感”，平伯他极同情于一般被损害者；从《鹞鹰吹醒了的》，《无名的哀诗》，《哭声》诸诗里，可以深挚地感到这种热情。这是平伯诗底第三种特色。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有无误解或误估底处所，还待作者和读者底判定。 但有一层，得加说明。我虽佩服平伯底诗，却不敢说《冬夜》便是止境。因为就他自己说，这只是第一诗集；他将来的作品必胜于现在，必要进步。就诗坛全部说，我们也得要求比他的诗还要好的诗。所以我于钦佩之馀，还希望平伯继续地努力，更希望诗坛全部协同地努力！ 然而现在，现在呢，在新诗才诞生了三四年以后，能有《冬夜》里这样作品，我们也总可以稍稍**了！ 1922年1月23日，扬州南门禾稼巷。 《蕙的风》序约莫七八个月前，汪君静之抄了他的十馀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道他能诗，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赞叹。以后他常常作诗。去年十月间，我在上海闲住。他从杭州写信给我，说诗已编成一集，叫《蕙的风》。我很歆羡他创作底敏捷和成绩底丰富！ 他说就将印行，教我做一篇序，就他全集底作品略略解释。我颇乐意做这事；但怕所说的未必便能与他的意思符合哩。 静之的诗颇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诗歌底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xìng灵底流露。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 这一句自白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世间底波折，自然只有“无关心”的热情弥满在他的xiōng怀里。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 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 而表现法底简单，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锤炼底工夫，所以无那精细的艺术。 但若有了那精细的艺术，他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 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美与爱底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可是从原则上立论，前者固有与后者并存底价值。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能偏废。但在现势下，前者被需要底比例大些，所以我们便迫切感着，认为“先务之急”了。虽是“先务之急”，却非“只此一家”，所以后一种的文学也正有自由发展底馀地。这或足为静之以美与爱为中心意义的诗，向现在的文坛稍稍辩解了。况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底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 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颂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应该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底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我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 所以我们当客观地容许，领解静之底诗，还他们本来的价值；不可仅凭成见，论定是非：这样，就不辜负他的一番心力了。 1922年2月1日，扬州南门禾稼巷。 朱自清经典七一九朱自清经典七二〇短诗与长诗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 作者固然很多，作品尤其丰富；一人所作自十馀首到百馀首，且大概在很短的时日内写成。这是很可注意的事。这种短诗底来源，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一）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二）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但所影响的似乎只是诗形，而未及于意境与风格。因为周君所译日本诗底特色便在它们的淡远的境界和俳谐的气息，而现在流行的短诗里却没有这些。后一种影响较小；但在受它们影响的作品里，泰戈尔底轻倩、曼婉的作风，却能随着简短的诗形一齐表现。而有几位作者所写理知的诗———格言式的短诗，———更显然是从泰戈尔而来。但受这种影响的作品究竟是少数；其馀的流行的短诗，在新的瓶子里到底装着些什么呢？ 据我所感，便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如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 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鲜的兴味；近来有许多人不爱看短诗，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长此下去，短诗将向于疲惫与衰老底路途，不复有活跃与伶俐底光景，也不复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体地实现它了。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希望现在短诗底作家能兼采日本短诗与《飞鸟集》之长，先涵养些新鲜的趣味；以后自然能改变他们单调的作风。那时，短诗便真有感兴底意义了。 现在的短诗叫人厌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滥了！ 短诗底效用原在“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或说，“表现一刹那的感兴”；所以贵凝炼而忌曼衍。勃来克底诗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正可借来形容短诗底意境。在艺术上，短诗是重暗示、重弹xìng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像跃跃yù出底样子。所以短诗并不容易有动人底力量。现在的作家却似乎将它看得太简单了，淡焉漠焉，没相干的情感，往往顺笔写出，毫不经意。这种作品大概是平庸敷泛，不能“一针见血”；读后但觉不痛不yǎng，若无其事，毫没有些馀味可以咀嚼，———自然便会厌倦了！ 作者必以为不过两三行而已，何须费心别择？ 不知如无甚意义，便是两三行也觉赘疣；何能苟且出之呢？ 世间往往有很难的事被人误会为很容易，短诗正是一例。因为容易，所以滥作；因为滥作，所以盛行，所以充斥！ 但我们要的是精粹的艺术品，不是仓卒的粗制品；虽盛虽多，何济于事？ 所以我只希望一般作者以后能用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短诗；量尽可比现在少，质却要比现在好！ 因为短诗底单调与滥作，我便想起了长诗。长诗底长应该怎样限定，那很难说。我只能说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衍，描写必是委曲周至；这样，行数便自然很多了。在这两年的新诗里，也曾看到几首长诗，自一二百行至三四百行不等；但这决不是规定的长度，我只就现状说说罢了。长诗底好处在能表现情感底发展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诗相对待。我们的情感有时像电光底一闪，像燕子底疾飞，表现出来，便是短诗。有时磅礴郁积，在心里盘旋回dàng，久而后出；这种情感必极其层层叠叠、曲折顿挫之致。短诗固万不能表现它，用寻常的诗形，也难写来如意。这里必有繁音复节，才可尽态极妍，畅所yù发；于是长诗就可贵了。短诗以隽永胜，长诗以宛曲尽致胜，都是灌溉生活的泉源，不能偏废；而长诗尤能引起深厚的情感。在几年来的诗坛上，长诗底创作实在太少了；可见一般作家底情感底不丰富与不发达！ 这样下去，加以现在那种短诗底盛行，情感将有萎缩、干涸底危险！ 所以我很希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的力量的人能够多写些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 我也晓得长篇的抒情的诗，很不容易产生；在旧诗里，是绝律多而长古少，在词里，是小令、中调多而长调少，可见舍长取短，自古已然。 这自然因为一般的作家缺乏深厚的情感或委曲的艺术所致。但我想现在总该有些能写长诗的作家，但因自己的疏懒或时俗所好尚，所以不曾将他们的作品写出。我所希望的便在这些有得写、能够写，而却将机会放过的人！ 至于情感本来简单，却想竭力敷衍一番，或存了长诗底观念，勉强去找适宜的情感，那都是我所深恶痛绝的！ 我只赞叹那些自然写出的好的长诗！ 有了这种长诗，才有诗的趣味底发展，才有人的情感底圆满的发展。 1922年4月15日。 朱自清经典七二一朱自清经典七二二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现在的中等学校，已和五六年前我们所在的中等学校不同：学生底知识程度已逐渐提高了，服务底能力也逐渐发展了。这正是好的现象。但仅仅提高知识底程度，而不能启发思想底泉源；仅仅养成少数人服务底能力，多数反如散沙———少数在一校里有一切的权，多数却放任逍遥，不闻理乱！ 这样，便造成现在许多中等学校学生沉寂或sāo动的局面了。沉寂或sāo动的局面下，自然不会有活泼、丰富的生活！ 原来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人有“好逸”底天xìng，所以真能随事运思的极少极少。要养成勉思底习惯，一面须提供多量的刺激，一面须提供相互间析疑问难底机会。现在的中等学校按时授课底办法和注入式的教授，却只能阻遏学生底自己表现，正和我所说相反。所谓知识程度底提高，也只是记忆和了解底题材提高，并非推理能力底发展。所以只能养成勤学不倦的学生，而不能养成自由思想的学生。至于服务能力底造就，在许多中等学校里，也并无有意的计划。只因“五四”以来，政治的、社会的环境底刺激，各校里一些有办事底天才的学生便应运而兴，所以看去觉得有些生气。实在大多数还是沉沉如睡，这种偏枯的现象，在平时使得一般学生不相团结，觉得学校生活枯寂乏味；到学校办事偶然不满那少数人意时，便成就了少数底嚣张，风潮底突起！ 总之，吃亏的是多数！ 可是少数人权力底病态的扩大，也何尝能得着善良的生活呢？ ———以上情形，凡留心近年来中等学校底状况的，大概都可见到。 补偏救弊底方法，我以为第一在有效的组织。这种组织，并不专限于学生，教职员也可加入。现在的中等学校，也有些已有了类似这种的组织，如学生自治会，校友会，都是。但是这种会的会员都是当然会员，包括学生全体或教职员学生全体，并非由他们各个以自由意志参加。范围太广泛了，不能引起各分子亲切之感和为他努力之心，这是一；事务太繁杂了，不容易有很大的效率，这是二；愿意干事和比较能办事的，常屡次被选为职员，多数人仍无从发展服务底能力，这是三；多数不负责任，可以养成少数人底恣肆，这是四；散漫，广泛的组织，不能供给相互研究底机会，这是五。有这五种缺点，我觉得大规模的组织虽也有他们的价值，虽也是学生生活所不可缺。但单靠着他们，一定无济于事。在大组织之外，必须有许多小组织，做他们的底子，才可得着他们的效力；不然，大组织简直是些笨重不灵的家伙罢咧！ 这种小组织应该是自动的，自由的集合。现在各中等学校里，间或有设各科研究会的，似乎也可以算小组织。但多由教员发起，学生不负责任地加入，所以进行顺利的极少。我所谓小组织是指学生们应自身底需要，依着彼此底了解而成立的种种小集合而言。集合底人数，我以为至少可以二人，至多不得过十人。这个数目，虽是我约略定的，没有严密的根据，但人太多了，确是很有弊病。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团体生活底习惯，人少些，还可以相互地谅解着，勉励着去协作；人多了，便不免有意见底分歧与冲突，以及责任底推诿等情事，便不能积极进行了。 所以我说学生们底小组织，分子应该以“宁缺毋滥”为原则。这种组织，有时因了学生们和教职员双方的愿意，也得加入教职员。组织底目的：浅近的也好，深远的也好，总以亲切有味而为一般学生力所能及者为是。目的底种类：或关于学术，或关于娱乐，或关于社会服务，都无不可。现在中等学校的学生，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既有组织，总须是研究学术的，才是冠冕堂皇；而研究学术，又只喜欢博大高深的题材，不屑孜孜于细小的节目；虽然，他们的力量，只够研究细小的节目。因为只求冠冕堂皇，就不免有几分以知识为装饰品之心，自不能脚踏实地去研究，自难有成效可期了。又因为过重知识，便忽略了xìng情底陶冶，身体底磨炼等事；所以如国乐会，足球会等组织，常不为一般学生所重视。这样，学生生活，便只是干枯的生活了！ 所以我说现在学生底小组织，应该力矫前弊，注意于感情底培养。至于这种组织底时期，我以为可长可短，全看组织底目的而定。但最好在组织之先有一种预算。目的简单，容易成就的，可只定一个时期；目的复杂，须分步渐进的，可分定各阶段完成底时期。我不赞成无一定期限的或所谓永久的组织，因为这种组织没有明确的计划，结果必是无计划；无计划便无人负责任，无人负责任，便是怠惰与因循了！ 我以为即使有由入学到毕业的长期的小组织，也须明定节目，逐步施行；不然，人将后顾茫然，初勤终怠！ 这种小组织底目的有小有大，需要的时间与精力有少有多；一个学生至多应参加几种组织，那是很难预定。我所能说的，只是量力所及，忠于其事，不要贪多务得，“一无成，百无成”罢了。 在中等学校学生生活里，我以为小组织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到良善的生活的一条最近的路。他的效力有三层：（一）供给自由运思和练习思想力底机会；（二）供给宣泄感情和培养深厚的同情底机会；（三）供给练习组织能力底机会，并发展民治底精神。先说第一层：现在无论那个中等学校里，不都有一种“谈天”底风气么？ 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底下午街上去买了果点，邀集些同班或同乡的同学，放言高论，信口开河，有时也很热烈地互辩；这不是学生们所常有，而且以为很快乐的么？ 在这种**里，虽然有时多是扯谈，虽然有许多是无结果的议论，但在启发思想底新机这一点上，或也不无有些益处罢！ 我以为现在中等学校的学生仍可采用这种自由集合底形式，但须装进新的内容；因为“谈天”究竟太浪费时间与精力了。 所谓新的内容，大概不外读书讨论和问题讨论两种，———辩论也便包括在后一种里。**可以一部书或一个问题为单元；讨论终了，或由原参加者继续换题研究，或改组新会，都可。辩论会也可临时组织，无须永久的机关。这种课外的讨论，由参加者自负完全责任，和在教室听讲不同；可以引起他专一的注意，可以养成他判断底习惯，可以开展他思想底条理。这样，才可成功一个“能”思想的学生！ 再说第二层：旧教育只重知识底灌输，不重感情底陶冶：结果一部分学生变了呆钝无活力的人；另一部分，感情不能自抑，便向不正当的方向fā xiè，如*啦，赌啦，都是。**育知道注重感情底发展了，但也似乎未曾着力做去。我以为宣发感情的最简捷的方法，便是正当的或有益的娱乐。因为我们生活底趣味，全在种种感兴（Inspiration）；感兴底根源便是感情底xìngfèn。在现在严整的教育制度下，学生生活大概是循例的；循例的生活底结果便是感情底麻痹。感情麻痹了，那里会有多样的感兴，那里会有丰富的生活呢？ 不甘心麻痹的又“旁逸斜出，舍大道弗由”；矫枉过正，也只是毁坏自己生活底价值罢了！ 有了正当的娱乐，便能使涩滞倦怠的脑朱自清经典七二三朱自清经典七二四筋，有流动苏甦底机会，感兴自可源源而至；以上两种弊端，当可逐渐减少。但这种娱乐须常常举行，才能有效；这在大组织，颇为不便，小组织行起来，却很容易。每天午饭与夜饭之后，散步底时候，便可由几个人约起来做些简单的游戏；每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也是娱乐底好机会，由学生分头自由举行，轻而易举。娱乐底种类，不能遍举；如比球，技击，远足，说笑话，演音乐，展览图画，及其他。小组织底办法还有一层重要的好处，也是关于感情底发展的。这就是，帮助人与人之间的联络。我前面说过，在现在中等学校的大组织的生活里，大部分学生像一盘散沙；一个学生除和很少的几个同乡，同班或同自修室的相熟外，对于其馀的同学，只是一例一例地漠视，几乎和对于路人一样。所以一个学校里虽有一二百人乃至三四百人，但这些人中的任一个，却都感着多少的孤寂！ 在许多人中感到的孤寂，又常是更为深切的；所以现在的中等学校学生多觉得生活干燥而乏味！ 在他们之间，有许多无形的障壁将他们彼此隔开，使他们不能以真心相见！ 这实是将来种种不正当的生活底起源。行了小组织———非固定的小组织，分子常常变动的小组织———以后，虽不见得能全然免去这层弊病，但和大组织相辅而行，我相信至少也可将这弊病减去许多许多。因为小组织供给学生们极多的心理接触底机会；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相互间的了解。因了解底缘故，猜疑去了，代以恕谅和关切底心思；彼此渐能投合，于是人间的同情便发展了！ 这个同情，实是可爱的东西，因为是正当的，人的生活底基础。———这也便是小组织可以宝爱的地方。 再说第三层：要谈到组织底能力，先得明白组织底意义。组织是从事于一个公共目的的，一组分化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互相联络，互相依赖的。美国社会学者Hayes说：活动，便包括活动的人，因为这种活动不能离人而有。所谓组织底能力，便是二人以上对于一个公共目的分化而又联络的努力。分化有当有不当，联络有成有不成；目的有达有不达，达了，有圆满与不圆满：这便是组织能力底差异。大组织与小组织，本都可供给练习组织能力底机会；但大组织不能供给普遍于人人、普遍于时时的机会，小组织却能够，所以我主张大组织之外，应有许多小组织。而且在大组织里练习组织底能力比较难得多；因为小组织里事情简单易办，大组织里情形恰相反；又小组织是流动的，多样的，没有大组织底单调，故容易引起人趣味，使人乐于从事，组织能力自然容易发展了。小组织又是民治底一块基石。杜威先生讲《美国民治的发展》，说民治主义有三个理想目的，第三个是博爱，就是“同胞的感情”。他说：“要把个人的眼界推广，使他们能超出一己的私利，同谋公众的乐利”，美国曾试用过五种方法；其中一种，便是“私人自由组织的团体之发达”。 他说：“这些无数的私人**，乃是民治国家各分子间的一种绝妙粘土”，又说：“这种私人的自由组织，往往是改良社会政治的先锋。”（引语都据《每周评论》译文）我所说的小组织在xìng质上便相当于所谓“私人自由的组织”，但是范围不同。 他就一国家论，我就一中等学校论。他批评那种组织的话，大致都可移来批评我所说的小组织；就是，从他的话里，也可以看出小组织在中等学校民治的发展里是怎样重要。民治本是一种生活底途径，是生活所依托的一种途径。我们要管理生活，先得管理他所依托的途径；这途径便是“社会的”组织。有了好的组织，才有好的生活。民治也只是一种组织；在这种组织里，人们底种种可能xìng可以得着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现在的中等学校里，似乎还不曾有这种组织。现在中等学校所有的只是少数学生肥大的发展和多数学生底萎缩。少数学生底意思，是实行的意思，是全体的意思。多数却抱“自了汉”底态度，不去与闻校事；有时少数太恣肆了，也可引起多数仅有的愤怒。但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敢行而不敢决：结果恣肆的仍然恣肆，愤怒的却渐变为失望与厌倦了。少数终于胜利！ 近来许多中等学校风潮，往往都由于此。在这种光景下面，多数固然是被压迫了，少数因为权势底过量的发展，至于恣肆，至于作恶，也便压迫了其馀的可能xìng：所以两者都不能得中正的生活。这样，便没有民治可言了，也便没有良善生活可言了！ 这种畸形的生活自当改造；要改造他，先当改造他所依托的大组织；所以我主张成立许多小组织，做大组织的底子。以上就小组织底三种效力分论，但分论全为说明便利起见；就实际说，无论那种小组织都具备这三方面的效力，而无一种只具备三者中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效力———虽然各种小组织所具三方面效力底比例不同。实行一种小组织时，也该三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这样，才可得着中和的生活！ 小组织如何着手呢？ 这确是个难答的问题。我以为一面要靠教职员底提示，一面仍要靠学生们底自觉！ 现在中等学校学生生活里，有许多行为，实已具有小组织底形式；但不是有意的计划底结果，不能自觉地去运用，所以不能得着益处。只要有了自觉，小组织决非难事！ 为便利起见，可先由同班或同乡的做起，逐渐推广。 有人以为小组织———尤其是这样入手的小组织———容易流于褊狭的自封；小组织发达了，在同组织的学生，固然可以得到多少利益，但各组织间恐将仍留着膜视，各组织间的障壁，恐将比个人间的格外厚些！ 这样，小组织底结果，还是个分割的局势！ 即使不是涣散的局势。这说我以为不然：第一，我所说的小组织，大概非固定的多，所以不致有一重重牢不可破的硬xìng的界限；既无硬xìng的界限，自不会有怎样坚厚的障壁。第二，我所说的小组织，分子是错综的。错综有两个意思：（一）一个组织底分子，在一个单元完毕后，可以自由增减。（二）一个学生可参加一个以上的组织。因这两层缘故，我相信小组织不致流于褊狭的自封。（三）各小组织都是友会，可以常有一种友谊的联络或比赛；这就能消除许多的隔阂，发展深广的同情。———有了这些后盾，便可无分割之忧！ 还有（四）有大组织———以小组织为底子的大组织，和空空洞洞的大组织不同———可以有效地运用，也可补小组织之不足，而完成统挚底功。实行小组织的，若注意这四层办法，学校生活自然活泼泼的，所谓“生命无处不在”！ 中等学校的朋友们，若要你们良善的生活，请试试我的提议！ 1922年5月28日，杭州。 朱自清经典七二五朱自清经典七二六父母的责任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 （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待遇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 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 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chéng rén，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荣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fù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 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 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 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显明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 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yào，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 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 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 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xìng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 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 ”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 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 花柳病者，酒精中dú者，疯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 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 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 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 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 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 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 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 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 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 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 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那个真能“自遂其生”的！ 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运命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的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力，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朱自清经典七二七朱自清经典七二八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 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 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xìng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 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馀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花柳病者，酒精中dú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 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 关于疯人、白痴，则简直全无自觉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们保护人，家族，亲友的处置了。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希望这些保护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会的责任及他们对于后一代应有的责任，而知所戒惧，断然剥夺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护者的做父母的权利！ 这几类人最好是不结婚或和异xìng隔离；至少也当用节育的方法使他们不育！ 至于说到那些穷到连“养育”子女也不能的，我们教他们不滥育，是很容易得他们的同情的。 只需教给他们最简便省钱的节育的方法，并常常向他们恳切的说明和劝导，他们便会渐渐的相信，奉行的。但在这种情形里，教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法这过程，要比较难些；因为这与他们信自然与命运的思想冲突，又与传统的多子孙的思想冲突———他们将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如旧日的打胎一样；并将疑惑这或者是洋人的诡计，要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什么的！ 但是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究竟还不是固执的，魔术的怀疑因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时日的长久，也可望减缩的；而经济的压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压迫，他们难以抵抗的！ 所以只要宣传的得法，他们是容易渐渐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资产阶级，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极难侵入的！ 他们有相当的经济的能力，有固执的传统的思想，他们是不会也不愿知道生育是该受限制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适当的生育！ 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 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xìng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 这种误解责任较不明责任实在还要坏；因为不明的还容易纳入忠告，而误解的则往往自以为是，拘执不肯更变。这种人实在也不配做父母！ 因为他们并不能负真正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人，虽觉得很不容易使他们相信我们，但总得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能知道些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道理，使他们能以儿童为本位，能“理解他们，指导他们，解放他们”；这样改良从前一切不适当的教养方法。并且要使他们能有这样决心：在他们觉得不能负这种适当的教养的责任，或者不愿负这种责任时，更应该断然采取节育的办法，不再因循，致误人误己。这种宣传的事业，自然当由新兴的知识阶级担负；新兴的知识阶级虽可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里，但关于生育这件事，他们特别感到重大的压迫，因有了彻底的了解，觉醒的态度，便与同阶级的其馀部分不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留着：现存的由各种不适当的生育而来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负责呢？ 我以为花柳病者等一类人的子女，只好任凭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许谬种再得流传便了。贫家子女父母无力教养的，由社会设法尽量收容他们，如多设贫儿院等。但社会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还是要任凭自然先生去处置的！ 这是很悲惨的事，但经济组织一时既还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法儿呢？ 我们只好“尽其在人”罢了。至于那些以长者为本位而教养儿童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前节已说过了。还有新兴的知识阶级里现在有一种不愿生育子女们的倾向；他们对于从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觉得冷淡，甚至厌恶，因而不愿为他们尽力。在这里，我要明白指出，生物进化，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前一代牺牲于后一代，牺牲是进步的一个阶梯！ 愿他们———其实我也在内———为了后一代的发展，而牺牲相当的精力于子女的教养；愿他们以极大的忍耐，为子女们将来的生命筑坚实的基础，愿他们牢记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不要忘了子女们的幸福！ 这是很要些涵养工夫的。总之，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 为使社会上适于生存的日多，不适于生存的日少，我们便重估了父母的责任：父母不是无责任的。 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父母都负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 “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朱自清经典七二九会的机会”，这是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责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则由不正确到正确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总在我们的努力，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尤其重大的，这是我朱们对一切幼者的责任！ 努力努力！ 自清1923年2月3日。 经典七三〇笑的历史你问我现在为什么不爱笑了，我现在怎样笑得起来呢？ 我幼小时候是很会笑的。娘说我很早就会笑了。她说不论有人引逗，无人引逗，我总常要笑的。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很宠爱我，最喜欢看我笑；她说笑像一朵小白花，开在我的脸上；看了真是受用。她甚至只听了我的格格的笑声，也就受用了。她生xìng怕雷电。但只要我笑了，她便不怕了。她有时受了爸爸的委屈，气得哭了。我笑了，她却就罢了。她在担心着缺柴米的日子，她真急得要寻死了。但她说看了我的笑，又怎样忍心死呢？ 那些时我每笑总必前仰后合的，好一会才得止住。娘说我是有福的孩子，便因为我笑得容易而且长久。但是，但是爸爸的意见如何呢？ 你该要问了。他自然不能和母亲一样，然而无论如何，也有些儿和她同好的。不然，她每回和他拌嘴以后，为什么总叫我去和他说笑，使他消消气呢？ 还有，小五那日在厨房里花琅琅打碎两只红花碗的时候，她忙忙的叫郭妈妈带我到爸爸面前说笑。她说，“小姐在那里，我就可以不挨骂了。”这又为什么呢？ 那时我家好像严han的冬天，我便像一个太阳。所以虽是十分艰窘，大家还能够快快活活的过日子。这样直到十三岁。那年上，娘可怜，死了！ 郭妈妈却来管家了！ 我常常想起娘在的时候，暗中难过；便不像往日起劲的笑了。又过了三四年，她们告诉我，姑娘人家要斯文些，笑是没规矩的。小户人家的女儿才到处哈哈哈哈的笑呢！ 我晓得了这番道理，不由的又要小心，因此忍了许多笑。可是忍不住的时候，究竟有的；那时我便不免前仰后合的大笑一番。她们说这是改不掉的**病了！ 我初到你家，你们不也说我爱笑么？ 那正是“**病”了。 初到你家的时候，满眼都是生人！ 便是你，也是个生人！ 我孤鬼似的，只有陪房的小王、老王，是我的人。我时时觉得害怕，怕说错了话，行错了事。他们也再三教我留意。这颗心总是不安的，那里还会像在家时那样笑呢？ 便是有时和他们两个微笑着，听见人声，也就得马上放下面孔，做出庄重的样子。———因为这原是偷着笑的。那时真是气闷死了。我一个爱说爱笑的人，怎经得住这样拘束呢？ 更教我要命的，回门那一天，我原想家里去舒散舒散的；那知道他们都将我作客人看待，毫不和我玩笑。我自己到家里，也觉得不好意思似的，没有从前那样自在！ ———这都因为你的缘故吧？ 我想你家里既都是些生人，我家里的，也都变了些生人，似乎再没有和我亲热的！ ———便更觉是孤鬼了！ 幸而七八天后，你家人渐渐有些熟了，不必仔细提防了，———不然，真要闷死呢！ 在家天天要笑的，倒也不觉得怎样快乐。可是这七八天里不曾大笑一回，再想从前，便觉得十分有滋味！ 这以后，我渐渐的忍不住了，我的**病发作了，你们便常常听见我的笑了。不上一个月，你家里和孙家、张家，都知道我爱笑了；我竟在笑上出了名了。我自己是不觉得，我真比别人会笑些么？ 我的笑真和别人不同么？ 可是你家究竟不是我家，满了月之后，我的笑就有人很不高兴了。第一便是你！ 那天大家偶然谈起筷子。你问：“在那里朱自清经典七三一朱自清经典七三二买？ ”我觉得奇怪，故意反问你：“你说在那里买？ ”你想了想，说：“在南货店里。”大家都笑了，我更大笑不止！ 你那时大概很难为情，只板着脸咕嘟着嘴不响。 好久，才冷冷的向我说：“笑完了罢？ ”等到了房里，你却又说：“真的，我劝你少笑些好不好？ 有什么叫你这样好笑呢？ 而且笑也何必这样惊天动地呢？ ”——这些话你总该还记得；我不冤枉你罢？ ———这是我第一回受人的言语；爸爸和娘一口大气也不曾呵过我的。那时我颇不舒服，但却不愿多说什么；只冷笑了一声，低低的说：“你管我呢？ ”说完，我就走出去了。那句话却不知你听见了没有？ 但我到底还是孩子气，过了一两日，又常常的笑了。有一回，却又恼了姨娘；也在大家谈话的时候。她大概疑惑我有心笑她，所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其实我的笑是随便不过的，那里会用心呢？ 我只顾笑得快活，那里知道别人的难为情呢？ 我在她瞪眼的时候，心里真是悔恨不迭；想起前回因笑恼了你，今天怎么又忍不住了呢！ 我立时便收了笑容，痴痴的坐着。大家都诧异说：“怎么忽然不响了？ ”我低头微笑，答不出什么。过了一会，便赸赸的起来走了。走到房里，听见姨娘说：“少nǎinǎi太爱笑，也不大好；教人家说太太没规矩似的！ 我们要劝劝她才好。”这自然是对婆婆说的！ 我听了，更觉不安了！ 第二天，婆婆到我房里闲谈，渐渐说起我的笑。她说：“也难怪你，你娘死得早，爸爸又不管事，便让你没规没矩的了。但出了门和在家做姑娘时不同，你得学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不能再小孩子似的。你在我家，我将你和自己女儿一般看待；所以我特地指点你。———以后要忍住些笑；就是笑，也要文气些，而且还要看人！ 你说我的话是么？ ”婆婆那时说得很和气，一点没有严厉的样子；比你那冷言冷语好得多了。我自然是很感激的。我说：“婆婆说的都是好话，我也晓得的。只因为在家笑惯了，所以不容易改。以后自然要留意的。”那几日里，佣人们也常在厨房里议论我的笑；这真教我难为情的！ 我想笑原来不是一件好东西！ ———不，不，小孩子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但你在客厅里和你那些朋友常常哈哈哈哈的笑，他们也不曾议论你！ ———晓得了！ 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没规矩的。我经过两回劝戒，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渐渐的少了。他们都说我才有些chéng rén气了。但我心里老不明白，女人的笑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满月后二十天，那是yīn历正月十二，你动身到北京上学去了。我送你到门口，但并没有什么难过。你也很平常的，头也不回走了。那天我虽觉有些和往日不同，却也颇轻微的。第二天便照常快活了。那时公公正在榷运局差事上，家里钱是不缺的；大家都欢欢喜喜的过着。婆婆们因为我是新娘，待我还算客气的。虽然也有时劝戒我，有时向我发怒，有时向我冷笑，但总不常有的。我呢，究竟还是孩子，也不长久记着这些事。所以虽没有在家里自在，我也算是无忧无虑的过着了。这些日子，我还是常常要笑的，只不大像从前那样前仰后合，那样长久罢了。他们还是说我爱笑的。但婆婆劝过我两回，我到底不曾都改了；他们见惯不惊，也就只好由我了。所以我的笑说不自由，却也自由的。到暑假时，你回来了，住了五十天。你又走了，这一回的走可不同了。你还记得吧？ ———那夜里我哭了一点多钟，你后来也陪我哭。我们哭得眼睛都红了；你不是还怕他们笑么？ 走的时候，我不敢送你，并且也不敢看你；因为怕忍不住眼泪，更要让他们笑了！ 但是到底忍不住！ 你才走，我便溜到房里哭了。四弟、五妹都来偷看我，我也顾不得了。自从娘死后，我不曾哭过，因为我是爱笑不爱哭的。在你家里，这要算第一回了。从那日起，我常觉失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心里老是不安了。我这才尝着别离的滋味了！ 你们男人家在外面有三朋四友的说笑，又有许多游散的地方，想家的心自然渐渐的会淡下去。我们终日在家里闷着：碰来碰去，是这些人；转来转去，是这些地方！ 没得打岔儿的，教我怎不想呢？ 越想便越想了，真真有些痴了。这一来我的笑可不容易了。好笑的事情，都觉淡淡的味儿，仿佛酒里搀了水。———我的笑的兴致也是这样。况且做了一年的媳fù，规矩晓得的多了，渐渐的脱了孩子气了；我也自然的不像从前爱笑了。这些时候笑是很文气了。微笑多了，大笑少了。他们都说**病居然改掉了。 第二年冬天，公公从差事上jiāo卸了，亏空好几百元———是五百元罢？ 凑巧祖婆婆又死了；真是祸不单行！ 公**婆婆和姨娘将金银首饰都拿出来兑钱去。我看她们委委屈屈的将首饰匣jiāo给公公，心里好凄惨的！ 首饰兑了回来，又当了一件狐皮袍，才凑足了亏空的数目，寄到省里去了。第二天，婆婆便和公公大吵一回。为何起因，我已忘记；———你记得么？ ———只知道实在是为首饰的缘故罢了。那一次吵得真是利害！ 我到你家还是第一次看见呢。我觉得害怕，并且觉得这是一个恶兆；因为家里的光景真是大不同了！ 那回丧事是借的钱办的。在丧事里，我只哭了两回；要真伤心，我才会哭，我不会像她们那样哼哼儿。我的伤心，一半因为祖婆婆待我好，一半也愁着以后家里怎样过日子！ 我晓得愁，也是从前没有的；年纪大了，到底不同了。丧事过后，家里日用，分文没有；便只得或当或借的支持着。这也像严han的冬天了。而且你家的人还要呕气。只说婆婆那样嫌着公公，说他只一味浪用，不知攒几个钱儿！ 又和姨娘吵闹，说她只晓得巴结公公，讨他的好！ 这样情形，还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么？ 我也常给他们解劝，但毫没有用的。这样过了一年多，我眼看着这乱糟糟的家，一天天的衰败下去，不由得不时时担心。婆婆发脾气的时候，又喜欢东拉西扯的牵连着别人。我更加要留意。你又在北京；连一个诉说的人也没有！ 我心里怎样不郁郁的呢？ 我的心本来是最宽的；到你家后便渐渐的窄了；仿佛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你说北京有甜井、苦井，我从前的心是甜的，后来便是苦的。那些日子，真没有什么叫我笑了，我连微笑也少了。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爸和娘娘他们说：“小招真可怜！ 从前那样爱笑的，现在脸上简直不大看见笑了！ ”那时我家人待我的情形也渐渐不同了，这叫我最难过的！ ———谁想自家人也会势利呢？ 我起初还不觉得；等到他们很冷淡了，我方才明白。你看我这个人糊涂不糊涂？ ———娘娘他们不用说，便是郭妈妈和小五等人，也有些看不起我似的。只除了爸爸一个人！ 他们都晓得我们家穷了，所以如此。其实我们穷我们的，与他们何干呢！ 本来还家去和他们说说笑笑，还可以散散心的。这一来，我还家去做什么呢？ 这样又过了半年。这一年半里，公公虽曾有过两回短差事，但剩不了钱，也是无用的。好差事又图谋不到！ 家里便一天亏似一天了！ 起初人家不知就里，还愿意借钱给我们。后来见公公长久无好差事，家里连利钱也不能够按期付了，大家便都不肯借了；而且都来讨利钱、讨本钱了。他们来的时候，神气了不得！ 你得先听他讨厌的话，再去用好话敷衍他。敷衍得好的，便怏怏的走了；不好的，便狠狠的发话一场。你那时不在家，我们就成天过这种日子！ 你想这是人过的日子么？ 你想我还有一毫快乐的心思么？ 你想我眼泪直向肚里滚，还有心肠笑么？ 好容易到了七月里，你毕业了，而且在上海有了事了。那时大家欢喜，我更不用说了，———娘娘他朱自清经典七三三朱自清经典七三四们都说我从此可以出头了！ 我暗中着实快活了好几日，不由的笑了好几回，———我本想忍住的，但是忍不住，只好让他们去说吧。这样的光景，谁知道后来的情形却全然相反呢？ 自从公公那回jiāo卸以后，家里各人的样子，便大不同了。———我刚才不是和你说过么？ 婆婆已经不像从前客气。她不知听了谁的话，总防着我爬到她头上去。所以常常和我讲究做媳fù的规矩，又一心一意的要向我摆出婆婆的架子。更加家境不好，她成天的没好心思，便要寻是生非的发脾气。碰着谁就是谁。我这下辈人，又是外姓人，自然更倒霉了！ 她那时常要挑剔我。她虽不明明的骂我，但摆着冷脸子给你看，冷言冷语的讥嘲你，又背地里和佣人们议论你，就尽够你受了！ 姨娘呢，虽不曾和我怎样，但暗中挑拨着婆婆，也甚是利害！ 你想，我怎能不郁郁的！ ———只有公公还好，算不曾变了样子。我刚才不说过那时简直不大会笑么？ 你想，愁都愁不过来，又怎样会笑呢？ 况且到了后来，便是要笑也不敢了。记得有一回，不知谁说了什么，引得我开口大笑。这其实是偶然又偶然的事。但婆婆却发话了。她说，“少nǎinǎi真爱笑！ 家里到这地步，怎么一点不晓得愁呢！ 怎么还能这样嘻嘻哈哈呢！ ”她的神气严厉极了，叫我害怕，更叫我难堪！ ———当着众人面前，受这样的责备，真是我平生第一回！ 我还有什么脸面呢？ 我气得发抖，只有回房去暗哭！ 你想，从此以后，我还敢笑么？ 我还去自讨没趣么？ 况且家里又是这个样子！ 一直等到你上海有事的时候，我才高兴起来，才又笑了几回。但是后来更不敢笑了！ 为什么呢？ 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七十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他们恨不得你将这七十块钱全给家里！ 你自然不能够。你虽然曾寄给他们一半的钱，他们那里会满意！ 况你的寄钱，又没有定期，家里等着用，又是焦急！ 婆婆便只向我罗唆，说你怎样不懂事，怎样不顾家，怎样只管自己用。她又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他想不问吗，怎能够哩！ ”她说这些话，虽不曾怪我，但她既不高兴你，自然更不高兴我了！ 从前她对我虽然也存着心眼儿，但却不恨我，所以还容易相处。 现在她似乎渐渐有些恨我了！ 这全是因为你！ 她恨我，更要挑剔我了。我就更难了！ 家里是这样艰窘，你又终年在外面，婆婆又有心和我作对。这真真bī死我了！ 那知后来还要不行！ 前年暑假你回来了，身边只剩两个角子。婆婆第一个不高兴。 她不是尽着问你钱到那里去了么？ 你在家三天，她便唠叨了三天。你本来不响的，后来大约忍不住了，也说了几句。她却和你大吵！ 第二天，你赌气走了。———我何尝不劝你，但怎么劝得住呢？ 午饭的时候，他们才问起你。我只好直说。婆婆听了，立刻变脸大骂，又硬说是我挑唆你的！ 她饭不吃了，跳到厨房里向佣人们数说。接着又和左右邻舍说了一回。晚上公公回来，她一五一十告诉他。她说：“这总是少nǎinǎi的鬼！ 我们家真晦气，媳fù也娶不到一个好的！ 自从她进门，你就不曾有过好差事，家境是一天坏似一天！ 现在又给大金出主意，想教他不寄钱回家；又挑唆他和我吵，使你们一家不和，真真八败命！ ”———她在对面房里，故意的高声说，教我听得清楚。———后来公公接着道：“不寄钱？ ———哼！ 他敢！ 让我写信问他去。我不能给他白养活女人、孩子！ ———现在才晓得，少nǎinǎi真不是东西！ ”以后声音渐低，我也再不能听下去了！ 那天我不曾吃饭。我又是害怕，又是han心！ 我和他们仿佛是敌国了，但是我只有一个人！ 知道他们怎样来呢？ 我在床上哭了半夜，只恨自己命苦！ 从第二天起，我处处提防着。果然第四天的下午，公公便指着一件不相干的事，向我大发脾气。他骂我：“不要发昏！ ”这是四年来不曾有过的！ 他的骂比婆婆那回更是凶恶。但是我，除了忍受，有什么法子呢？ 我那晚又哭了半夜。现在是哭比笑多了。世间婆婆骂媳fù是常事；公公骂，却是你家特别的！ 你看你家的媳fù可是人做的！ 从那回起，我竟变了罪人！ 婆婆的明讥暗讽，不用说了。姨娘看见公公不高兴我，本来只是暗中弄松我的，现在却明明的来挑拨我了！ 四弟、五妹也常说我的坏话了！ 婆婆和姨娘向我发话的时候，他们也要帮衬几句了！ 佣人们也呼唤不灵了！ 总之，“墙倒众人推”了。那时候，他们的眼睛都看着我，他们的耳朵都听着我，谁都要在我身上找出些错处，嘲弄一番。你想我怎样当得住呢？ 我的脸色、话语、举动，几乎都不中他们的意，几乎都要受他们的挑剔。———真成了“眼中钉”了！ 我成日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出来时也不敢多说，不敢多动，只如泥塑木雕的一般！ 这时那里还想到笑？ 笑早已到爪哇国里去了。连影子也不见了！ 本来我到家里住住，也可暂避一时。凑巧那年春天，爸爸过生日，郭妈妈要穿红裙，和他大闹。我帮着爸爸，骂了她一顿。她从此恨我切骨！ 本就不甚看得起我，这一来，索xìng不理睬我了！ 我因此就不能常回去了！ 到这时候，更不愿回去仰面求她，给她嗤笑了！ 我真是走投无路。要不是为了你和孩子，我早已死了。那时我差不多每夜要哭，仿佛从前要笑一样。思前想后，十分难过，觉得那样的活着，还是死了的好。等到后来你来信答应照常寄钱，这才稍微好些。但也只是“稍微”好些罢了，和从前总不相同了！ 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自从大前年生了狗儿，去年又生了玉儿。这两个孩子可也真累坏了我！ 你看我初到你家时是怎样壮的，现在怎么样了？ 人也老了，身子瘦得像一只螳螂———尽是皮包着骨头！ 多劳碌了，就会头晕眼花；那里还像二十几岁的人？ 这一半也因为心境不好，一半也实在是给孩子们磨折的！ 我从前身体虽然不好，那里像现在呢？ 我自己很晓得，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将来一定活不长的！ ———你不信么？ 以后总会看见的。说起来我的命只怕真不好！ 不然，公公在榷运局老不jiāo卸，家里总可以雇两个nǎi娘。我又何至吃这样的辛苦呢？ 呀！ 领孩子的辛苦，真是你们想不到的！ 我又比别人格外辛苦，所以更伤人！ 记得狗儿生的时候，我没有满月，就起来帮他们做事，一面还要领孩子。才生的孩子，最难照管。穿衣服怕折了胳膊，盖被又怕捂死了他。我是第一胎，更得提心吊胆的。那时日里夜里，总是悬悬不安！ 吃饭是匆匆的，睡觉也只管惊醒！ 婆婆们虽也欢喜狗儿，但却不大能领他。一天到晚，孩子总是在我手里的多！ 还得给家里做事，所以便很累了。那时我这个人六神无主，失张失智的。没有从前唧溜，也没有从前勤快了。婆婆常常向我唠叨，说我没规矩，一半也因为此。等到孩子大起来了，哭呀，吵呀，总是有的。你们却又讨厌了，说孩子不乖巧，又说我太宠他了！ 还要打他。我拦住了，你便向我生气。其实这一点大的孩子，晓得什么？ 怎忍心怪他、打他！ 但你在家的时候，既然常为了孩子和我罗唆，婆婆后来和我吵，也常常借了孩子起因。我真气极了，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私生的，怎么你也怪我，他也怪我呢？ 我真倒霉，一面要代你受气，一面又要代孩子受气！ 整整三个年头，我不曾吃过一餐好饭，睡过一夜好觉，到底为了什么呢？ 狗儿的罪，还没有受完，又来了玉儿！ 你又老是这个光景，不能带我们出去。我今生今世是莫想抬头的了！ ———唉，我这几年兴致真过完了！ 我也不爱干净了，我也不想穿戴了，我也不想出去逛了。终日在家里闷着；闷惯了，倒也罢了。我为了两个朱自清经典七三五朱自清经典七三六孩子，时时觉着有千斤的重担子在我身上。又加上你家里人，都将我看作仇人。我仿佛上了手铐脚镣，被囚在一间牢狱里！ 你想我还能高兴么？ 我这样冷冰冰的，真还要死哩！ 你在家时还好，你不在家时，我寂寞透了！ 只好逗着孩子们笑着玩儿，但心思总是不能舒舒贴贴的。我此刻哭是哭不出，笑可也不会笑了；你教我笑，也笑不来了。而且看见别人笑，听到别人笑，心中说不出的不愿意。便是有时敷衍人，勉强笑笑，也只觉得苦，觉得很费力！ 我真是有些反常哩！ 好人，好人，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 1923年4月28日作完，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6号。 文艺的真实xìng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但怎样才是真实的话呢？ 我以为不能笼统的回答；因为文艺的真实xìng是有种别的，有等级的。 从“再现”的立场说，文艺没有完全真实的，因为感觉与感情都不能久存，而文艺的抒写，又必在感觉消失了，感情冷静着的时候，所以便难把捉了。感觉是极快的，感觉当时，只是感觉，不容作别的事。到了抒写的时候，只能凭着记忆，叙述那早已过去的感觉。感情也是极快的。在它热烈的时候，感者的全人格都没入了，那里有从容抒写之暇？ ———一有了抒写的动机，感情早已冷却大半，只剩虚虚的轮廓了。所以正经抒写的时候，也只能凭着记忆。从记忆里抄下的感觉与感情，只是生活的意思，而非当时的生活；与当时的感觉感情，自然不能一致的。不能一致，就不是完全真实了———虽然有大部分是真实的。 在大部分真实的文艺里，又可分为数等。自叙传xìng质的作品，比较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虽然自古哲人说自知是最难的，虽然现在的心理学家说内省是靠不住的，研究自己的行为和研究别人的行为同其困难，但那是寻根究底的话；在普通的意义上，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近代文学里，自叙传xìng质的作品一日一日的兴盛，主观的倾向一日一日的浓厚；法朗士甚至说，一切文艺都是些自叙传。这些大约就因为力求bī近真实的缘故。作者唯恐说得不能入微，故只拣取自己的经验为题材，读者也觉作者为别人说话，到底隔膜一层，不如说自己的话亲切有味，这可叫做求诚之心，欣赏力发达了，求诚之心也便更觉坚强了。 叙述别人的事不能如叙述自己的事之确实，是显然的，为第二等。所谓叙述别人的事，与第三身的叙述稍有不同。叙别人的事，有时也可用第一身；而用第三身叙自己的事，更是常例。这正和自叙传xìng质的作品与第一身的叙述不同一样。在叙述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所得而凭借的，只有记忆中的感觉，与当事人自己的话，与别人关于当事人的叙述或解释。———这所谓当事人，自然只是些“榜样”Model。 将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仔仔细细下一番推勘的工夫，体贴的工夫，才能写出种种心情和关系；至于显明xìng格或脚色，更需要塑造的工夫。这些心情，关系和xìng格，都是推论所得的意思；而推论或体贴与塑造，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人xìng虽有大齐，细端末节，却是千差万殊的，这叫做个xìng。人生的丰富的趣味，正在这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里。能显明这千差万殊的个xìng的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自叙传xìng质的作品，确能做到一大部分；叙述别人的事，却就难了。因为我们的叙述，无论如何，是以自己为标准的；离不了自己，那里会有别人呢？ 以自己为标准所叙别人的心情，关系，xìng格，至多只能得其轮廓，得其形似而已。自叙凭着记忆，已是间接；这里又加上了推论，便间接而又间接了；愈间接，去当时当事者的生活便愈远了，真实xìng便愈减少了。但是因为人xìng究竟是有大齐的，甲所知于别人的固然是浮朱自清经典七三七朱自清经典七三八面的，乙丙丁所知于别人的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大家相忘于无形，对于“别人”的叙述之真实xìng的减少，并不觉有空虚之感。我们在文人叙述别人的文字里，往往能觉着真实的别人，而且觉着相当的满足，就为此故。———这实是我们的自骗罢了。 相像的抒写，从“再现”的立场看，只有第三等的真实xìng。相像的再现力是很微薄的。它只是些凌杂的端绪Fringe，凌杂的影子。它是许多模糊的影子，依着人们随意起的骨架，构成的一团云雾似的东西。和普通所谓实际，相差自然极远极远了。影子已经靠不住了，何况又是模糊的，凌杂的呢？ 何况又是照着人意重行结构的呢？ 虽然想像的程度也有不同，但xìng质总是类似的。无论是想像的实事，无论想像的奇迹，总只是些云雾，不过有浓有淡罢了。无论这些想像是从事实来的，是从别人的文字来的，也正是一样。它们的真实xìng，总是很薄弱的。我们若要剥头发一样的做去，也还能将这种真实xìng再分为几等；但这种剖析，极难“铢两悉称”非我的力量所能及。所以只好在此笼统地说，想像的抒写，只有第三等的真实xìng。 从“再现”的立场所见的文艺的真实xìng，不是充足的真实xìng；这令我们不能满意。我们且再从“表现”的立场看。我们说，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感觉与感情是创作的材料；而想像却是创作的骨髓。这和前面所说大异了。“创作”的意义决不是再现一种生活于文字里，而是另造一种新的生活。因为说生活的再现，则再现的生活决不能与当时的生活等值，必是低一等或薄一层的。况说生活再现于文字里，将文字与生活分开，则主要的是文字，不是生活；这实是再现生活的“文字”，而非再现的“生活”了。这里文艺之于生活，价值何其小呢？ 说创作便不如此。我前面解释创作，说是另造新生活；这所谓“另造”，骤然看来，似乎有能造与所造，又有方造与既造。但在当事的创作者，却毫不起这种了别。说能造是作者，所造是表现生活的文字，或文字里表现的生活；说方造是历程，既造是成就：这都是旁观者事后的分析，创作者是不觉得的。这种分析另有它的价值，但决不是创作的价值。创作者的创作，只觉是一段生活，只觉是“生活着”。“我”固然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文字也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我”与文字合一，便有了这一段生活。这一段生活继续进行，有它自然的结束；这便是一个历程。在历程当中，生活的激动xìng很大；剧烈的不安引起创作者不歇的努力。历程终结了，那激动xìng暂时归于平衡的状态；于是创作者如释了重负，得到一种舒服。但这段生活之价值却不仅在它的结束。创作者并不急急地盼望结束的到临；他在继续的不安中，也欣赏着一步步的成功———一步步实现他的生活。这样，历程中的每一点，都于他有价值了。所以方造与既造的辨别，在他是不必要的；他自然不会感着了。总之，创作只是浑然的一段生活，这其间不容任何的了别的。至于创作的材料则因生活是连续的，而创作也是一段生活，所以仍免不了取给于记忆中所留着的过去生活的影像。但这种影像在创作者的眼中，并不是过去的生活之模糊的副本，而是现在的生活之一部——记忆也是现在的生活；所以是十分真实的。这样，便将记忆的价值增高了。再则，创作既是另造新生活，则运用现有的材料，自然有自由改变之权，不必保持原状；现有的材料，存于记忆中的，对于创作，只是些媒介罢了。这和再现便不同了。创作的主要材料，便是，创作者唯一的向导———这是想像。想像就现有的记忆材料，加以删汰，补充，联络，使新的生活得以完满地实现。所以宽一些说，创作的历程里，实只有想像一件事；其馀感觉，感情等，已都融冶于其中了。想像在创作中第一重要，和在再现中居末位的大不相同。这样，创作中虽含有现在生活的一部，即记忆中过去生活的影像，而它的价值却不在此；它的价值在于向未来的生活开展的力量，即想像的力量。开展就是生活；生活的真实xìng，是不必怀疑的。所以创作的真实xìng，也不必怀疑的。所以我说，从表现的立场看，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 至于自叙或叙别人，在创作里似乎不觉有这样分别。因为创作既不分“能”“所”，当然也不分“人”“我”了。“我”的过去生活的影像与“人”的过去生活的影像，同存于记忆之内，同为创作的材料；价值是相等的。在创作时，只觉由一个中心而扩大，其间更无界划。这个中心或者可说是“我”；但这个“我”实无显明的封域，与平常人所执着的我广狭不同。凭着这个意义的“我”，我们说一切文艺都是自叙传，也未尝不可。而所谓近代自叙传xìng质的作品增多，或有一大部分指着这一意义的自叙传，也未可知。———我想，至少十九世纪末期及二十世纪的文艺是如此。在创作时，只觉得扩大一件事。扩大的历程是不能预料的；惟其不能预料，才成其为创造，才成其为生活。我们写第一句诗，断不知第二句之为何———谁能知道“满城风雨近重阳”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潘大临自己，也必不晓得的。 这时何暇且何能，斤斤斟酌于“人”“我”之间，而细为剖辨呢？ 只任情而动罢了。事后你说它自叙也好，说它叙别人也好，总无伤于它完全的真实xìng。胡适的《应该》，俞平伯的《在鹞鹰声里的》，事后看来，都是叙别人的。从“再现”方面看，诚然或有不完全真实的地方。但从“创作”方面看，则浑然一如，有如满月；那有丝毫罅隙，容得不真实的xìng质溜进去呢？ 总之，创作实在是另辟一世界，一个不关心的安息的世界。便是血与泪的文学，所辟的也仍是这个世界。（此层不能在此评论）在这个世界里，物我jiāo融，但有窃然的向往，但有沛然的流转；暂脱人寰，遂得安息。至于创作的因缘，则或由事实，或由文字。但一经创作的心的熔铸，就当等量齐观，不宜妄生分别。俗见以为由文字而生之情力弱，由事实而生之情力强，我以为不然。这就因为事实与文字同是人生之故。即如前举俞平伯《在鹞鹰声里的》一诗，就是读了康白情的《天亮了》，触动宿怀，有感而作。那首诗谁能说是弱呢？ 这可见文字感人之力，又可见文字与事实之易相牵引了。上来所说，都足证创作只是浑然的真实的生活；所以我说，创造的文艺全是真实的。 从“表现”的立场看，没有所谓“再现”； “再现”是不可能的。创作只是一现而已。就是号称如实描写客观事象的作品，也是一现的创作，而不是再现；因所描写的是“描写当时”新生的心境（记忆），而不是“描写以前”旧有的事实。这层意思，前已说明。所以“再现”不是与“创作”相对待的。在“表现”的立场里，和“创作”相对待的，是“模拟”及“撒谎”。模拟是照别人的样子去制作。 “拟古”，“拟陶”，“拟谢”，“拟某某篇”，“效某某体”，“拟陆士衡拟古”，“学韩”，“学欧”，都是模拟，都是将自己揿在他人的型里。模拟的动机，或由好古，或由趋时，这是一方面；或由钦慕，或由爱好，这是另一方面。钦慕是钦慕其人，爱好是爱好其文。虽然从程度上论，爱好比钦慕较为真实，好古与趋时更是浮泛；但就xìng质说，总是学人生活，而非自营生活。他们悬了一些标准，或选了一些定型，竭力以求似，竭力以求合。他们的制作，自然不能自由扩展了。撒谎也可叫朱自清经典七三九朱自清经典七四〇做“捏造”，指在实事的叙述中间，chā入一些不谐和的虚构的叙述；这些叙述与前后情节是不一致的，或者相冲突的。从“再现”的立场说，文艺里有许多可以说是撒谎的；甚至说，文艺都是撒谎的。因为文艺总不能完全与事实相合。在这里，浪漫的作品，大部分可以说完全是谎话了。历史小说，虽大体无背于事实，但在详细的节目上，也是撒谎了。便是写实的作品，谎话诚然是极少极少，但也还免不了的。不过这些谎话全体是很谐和的，成为一个有机体，使人不觉其谎。而作者也并无故意撒谎之心。假使他们说的真是谎话，这个谎话是自由的，无所为的。因此，在“表现”的立场里，我们宁愿承认这些是真实的。然则我们现在所谓“撒谎”的，是些什么呢？ 这种撒谎是狭义的，专指在实事的叙述里，不谐和的，故意的撒谎而言。这种撒谎是有所为的；为了求合于某种标准而撒谎。这种标准或者是道德的，或者是文学的。章实斋《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篇里有三个例，可以说明这一种撒谎的意义。我现在抄两个给诸君看：（一）“有名士投其母行述，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熏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fù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 ’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 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二）“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shēnyín矣；未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xué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 则曰，仿韩志终篇有云，今志yù似之耳。 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第一例是因求合于某种道德标准（所谓“得体”）而捏造事实，第二例是因求似于韩文而附会事实；虽然作者都系“名士”，撒谎却都现了狐狸尾巴！ 这两文的漏洞（即冲突之处）及作者的有意撒谎，章实斋都很痛快的揭出来了。看了这种文字，我想谁也要觉着多少不舒服的。这种作者，全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以求合于别人的定型。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但这种生活是怎样的局促而空虚哟！ 上面第一例只是撒谎；第二例是模拟而撒谎，撒谎是模拟的果。为什么只将它作为撒谎的例呢？ 这里也有缘故。我所谓模拟，只指意境，情调，风格，词句四项而言；模拟而至于模拟实事，我以为便不是模拟了。因为实事不能模拟，只能捏造或附会；模拟事实，实在是不通的话。所以说模拟实事，不如说撒谎。上面第二例，形式虽是模拟而实质却全是撒谎；我说模拟而撒谎，原是兼就形质两方而论。 再明白些说，我所谓模拟有两种：第一种，里面的事实，必是虚构的，且谐和的，以求生出所模拟之作品的意境，情调。第二种，事实是实有的，只仿效别人的风格与字句。至于在应该叙实事的作品里，因为模拟的缘故，故意将原有事实变更或附会，这便不在模拟的范围之内，而变成撒谎了。因为实事是无所谓模拟的。至于不因模拟，而于叙实事的作品里chā入一些捏造的事实，那当然更是撒谎，不成问题的。这是模拟与撒谎的分别。一般人说模拟也是撒谎。但我觉得模拟只是自动的“从人”，撒谎却兼且被动的“背己”。因为模拟时多少总有些向往之诚，所以说是自动的；因为向往的结果是“依样葫芦”，而非“任xìng自表”，所以说是“从人”。 但这种“从人”，不至“背己”。何以故？ 从人的意境，字句，可以自圆其说，成功独立的一段生活，而无冲突之处。这是无所谓“背己”的；因为虽是学人生活，但究竟是自己的一段完成的生活。———却不是充足的，自由的生活。至于从人的风格，情调，似乎会“背己”了，其实也不然。因为风格与情调本是多方面的，易变化的。况且一切文艺里的情调，风格，总有其大齐的。所以设身处地去体会他人的情调而发抒之，是可能的。并且所模仿的，虽不尽与“我”合，但总是xìng之所近的。因此，在这种作品里，虽不能自由发抒，但要谐和而无冲突，是甚容易的。至于撒谎，如前第一例，求合于某种道德标准，只是根于一种畏惧，掩饰之心；毫无什么诚意。———连模拟时所具的一种倾慕心，也没有了。因此，便被动的背了自己的心瞎说了。明明记着某人或自己是没有这些事的，但偏偏不顾是非的说有；这如何能谐和呢？ 这只将矛盾显示于人罢了。第二例自然不同，那是以某一篇文的作法为标准的。在这里，作者虽有向往之诚，可惜取径太笨了，竟至全然牺牲了自己；因为他悍然的违背了他的记忆，关于那个死者的。因此，弄巧成拙，成了不诚的话了。总之，模拟与撒谎，xìng质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程度相差却甚远了。我在这里将捏造实事的所谓模拟不算作模拟，而列入撒谎之内，是与普通的见解不同的；但我相信如此较合理些。由以上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在表现的立场里，模拟只有低等的真实xìng，而撒谎全然没有真实xìng———撒谎是不真实的，虚伪的。 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须得创作去；只有创作是真实的，不过创作兼包精粗而言，并非凡创作的都是好的。这已涉及另一问题，非本篇所能详了。 附注：本篇内容的完成，颇承俞平伯君的启示，在这里谢谢他。 1923年11月17日。 朱自清经典七四一朱自清经典七四二文艺之力我们读了《桃花源记》，《红楼梦》，《虬髯客传》，《灰色马》，《现代日本小说集》，《茵梦湖》，《卢森堡之一夜》觉得新辟了许多世界。有的开着烂漫的花，绵连着芊芊的碧草。在青的山味，白的泉声中，上下啁啾着玲珑的小鸟。太阳微微的笑着；天风不时掠过小鸟的背上。有的展着一片广漠的战场，黑压压的人都冻在冰里，或烧在火里。却有三两个战士，在层冰上，在烈焰中奔驰着。那里也有风，冷到刺骨，热便灼人肌肤。那些战士披着发，红着脸，用了铁石一般的声音叫喊。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困倦，没有寂寞；只有百度上的热，零度下的冷，只有热和冷！ 有的是白发的老人和红衣的yòu nǚ，乃至少壮的男人，fù人，手牵着手，挽成一个无限大的圈儿，在地上环行。他们都踏着脚，唱着温暖的歌，笑容可掬的向着；太阳在他们头上。有的全是黑暗和yīn影，仿佛夜之国一般。大家摸索着，挨挤着，以嫉恨的眼互视着。这些闪闪的眼波，在暗地里仿佛是幕上演着的活动影戏，有十足的机械风。又像舞着的剑锋，说不定会落在谁的颈上或xiōng前的。这世界如此的深而莫测，真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有的却又不同。将眼前的世界剥去了一层壳，只留下她的**，显示美和丑的曲线。世界在我们前面索索的抖着，便不复初时那样的仪态万方了。有时更像用了X光似的，显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络等等，我们见其肺肝了，我们看见她的血是怎样流的了。这或者太不留馀地。但我们却能接触着现世界的别面，将一个胰皂泡幻成三个胰皂泡似的，得着新国土了。 另有词句与韵律，虽常被认为末事，却也酝酿着多样的空气，传给我们种种新鲜的印象。这种印象确乎是简单些；而引人入胜，有催眠之功用，正和前节所述关于意境情调的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吧了。从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说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这可见词句能够引起人的新鲜的筋ròu感觉。我们读晋人文章和《世说新语》一类的书遇着许多“隽语”，往往翛然有**之感，真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也正是词句的力。又如《红楼梦》中的自然而漂亮的对话，使人觉得轻松，觉得积伶。《点滴》中深曲而活泼的描写，多用拟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经的颤动。《诱惑》中的：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个han噤。 仿佛地正颤动着，正如伊的心脏一般的跳将起来了。 便足显示这种力量。此外“句式”也有些关系。短句使人敛；长句使人宛转；锁句（periodicalsentence）使人精细；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说到“句式”，便会联想到韵律，因为这两者是相关甚密的。普通说韵律，但就诗歌而论；我所谓韵律却是广义的，散文里也有的。这韵律其实就是声音的自然的调节，凡是语言文字里都有的。韵律的xìng质，一部分随着字音的xìng质而变，大部分随着句的组织而变。字音的xìng质是很复杂的。我于音韵学没有什么研究，不能详论。约略说来，有刚音，有柔音，有粗涩的音，有甜软的音。清楚而平滑的韵（如“先”韵）可以引起轻快与美妙的感觉；开张而广阔的韵（如“阳”韵）可以引起举与展扩的感觉。浊声（如勹，ㄉ，ㄍ）使人有努力，冲撞，粗暴，艰难，沉重等印象；清声（如夂，云，ㄋ）则显示安易，平滑，流动，稳静，轻妙，温良与娴雅。浊声如重担在肩上；清声如蜜在舌上。这些分别，大概由于发音机关的变化；旧韵书里所谓开齐合撮，yīn声，阳声，弇声，侈声，当能说明这种缘故。我却不能做这种工作；我只总说一句，因发音机关的作用不同，引起各种相当而不同的筋ròu感觉，于是各字的声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但这种力量也并非一定，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减。在句子里，因为意思与文法的关系，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种种的不同。其间轻重疾徐，自然互异。轻而疾则力减，重而徐则力增。这轻重疾徐的调节便是韵律。 调节除字音外，更当注重音“节”与句式；音节的长短，句式的长短，曲直，都是可以决定韵律的。现在只说句式，音节可以类推。短句促而严，如斩钉截铁，如一柄晶莹的匕首。长句舒缓而流利，如风前的马尾，如拂水的垂杨。锁句宛转腾挪，如天矫的游龙，如回环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实，如战场上的散兵线，如依山临水的错落的楼台。偶句停匀而凝炼，如西湖上南北两峰，如**的**。这只论其大凡，不可拘执；但已可见韵律的力量之一斑了。———所论的在诗歌里，尤为显然。 由上所说，可见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能移人情；两者相依为用，可以引人入胜，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在这些境界里，没有种种计较利害的复杂的动机，也没有那个能分别的我。只有浑然的沉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feeling）。 这便是所谓“忘我”。这时虽也有喜，怒，哀，乐，爱，恶，yù等的波动，但是无所附的，无所为的，无所执的。固然不是为“我自己”而喜怒哀乐，也不是为“我的”亲戚朋友而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只是喜怒哀乐自己，更不能说是为了谁的。 既不能说是为了谁的，当然也分不出是“谁的”了。所以，这种喜怒哀乐是人类所共同的。因为是共同的，无所执的，所以是平静的，中和的。有人说文艺里的情绪不是真的情绪，纵然能bī紧人的喉头，燃烧人的眼睛。我们阅读文艺，只能得着许多鲜活的意象（idea）吧了；这些意象是如此的鲜活，将相联的情绪也微微的带起在读者的心中了。正如我们忆起一个恶梦一样，虽时过境迁，仍不免震悚；但这个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所以文艺里的情绪的力量也是微薄的；说它不是真的情绪，便是为此。真的情绪只在真的冲动，真的反应里才有。但我的解说，有些不同。文艺里既然有着情绪，如何又说是不真？ 至多只能加上“强”， “弱”， “直接”，“间接”等限制词吧了。你能说文艺里情绪是从文字里来的，不是从事实里来的，所以是间接的，微弱的；但你如何能说它不是真的呢？ 至于我，认表现为生活的一部，文字与事实同是生活的过程；我不承认文艺里的情绪是间接的，因而也不能承认它是微弱的。我宁愿说它是平静的，中和的。这中和与平静正是文艺的效用，文艺的价值。为什么中和而平静呢？ 我说是无“我执”之故。人生的狂喜与剧哀，都是“我”在那里串戏。利害，得失，聚散之念，萦于人心，以“我”为其枢纽。“我”于是纠缠、颠倒，不能已已。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现；生活的趣味就在于此。但人既执着了“我”，自然就生出“我爱”，“我慢”，“我见”，“我痴”；情之所发，便有偏畸，不能得其平了。与“我”亲的，哀乐之情独厚；渐疏朱自清经典七四三朱自清经典七四四渐薄，至于没有为止。这是争竞状态中的情绪，力量甚强而范围甚狭。至于文艺里的情绪，则是无利害的，泯人我的；无利害便无争竞，泯人我便无亲疏。因而纯净，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顷，一碧如镜的湖水。湖水的恬静，虽然没有涛澜的汹涌，但又何能说是微薄或不充实呢？ 我的意思，人在这种境界里，能够免去种种不调和与冲突，使他的心明净无纤尘，以大智慧普照一切；无论悲乐，皆能生趣。———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文艺中的悲哀是享乐。愈易使我们流泪的文艺，我们愈愿意去亲近它。有人说文艺的悲哀是“奢华的悲哀”（luxurioussadness）正是这个意思。“奢华的”就是“无计较的享乐”的意思。我曾说这是“忘我”的境界；但从别一面说，也可说是“自我无限的扩大”。我们天天关闭在自己的身分里，如关闭在牢狱里；我们都渴望脱离了自己，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我们为此而忧愁，扫兴，yīn郁。文艺却能解放我们，从层层的束缚里。文艺如一个侠士，半夜里将我们从牢狱里背了出来，飞檐走壁的在大黑暗里行着；又如一个少女，偷偷开了狭的鸟笼，将我们放了出来，任我们向海阔天空中翱翔。我们的“我”，融化于沉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痴的浑不觉了。在这不觉中，却开辟着，创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广大的同情与纯净的趣味的基础上。前面所说各种境界，便可见一斑了。这种解放与自由只是暂时的，或者竟是顷刻的。但那中和与平静的光景，给我们以安息，给我们以滋养，使我们“焕然一新”；文艺的效用与价值惟其是暂而不常的，所以才有意义呀。普通的娱乐如打球，跳舞等，虽能以游戏的目的代替实利的目的，使人忘却一部分的计较，但决不能使人完全忘却了自我，如文艺一样。故解放与自由实是文艺的特殊的力量。 文艺既然有解放与扩大的力量，它毁灭了“我”界，毁灭了人与人之间重重的障壁。它继续的以“别人”调换我们“自己”，使我们联合起来。现在世界上固然有爱，而疑忌，轻蔑，嫉妒等等或者更多于爱。这决不是可以满足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人为一己之私所蔽，有了种种成见与偏见，便不能了解他人，照顾他人了。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真的，各人独有一个世界。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便不成个气候；灾祸便纷纷而起了。灾祸总要避除。有心人于是着手打倒种种障壁；使人们得以推诚相见，携手同行。他们的能力表现在各种形式里，而文艺亦其一种。文艺在隐隐中实在负着联合人类的使命。从前俄国托尔斯泰论艺术，也说艺术的任务在借着情绪的感染以联合人类而增进人生之幸福。他的全部的见解，我觉得太严了，也可以说太狭了。但在“联合人类”这一层上，我佩服他的说话。他说只有他所谓真正的艺术，才有联合的力量，我却觉得他那斥为虚伪的艺术的，也未尝没有这种力量；这是和他不同的地方。单就文艺而论，自然也事同一例。在文艺里，我们感染着全人类的悲乐，乃至人类以外的悲乐（任举一例，如叶圣陶《小蚬的回家》中所表现的）。这时候人天平等，一视同仁；“我即在人中”，人即在自然中。 “全世界联合了哟！ ”我们可以这样绝叫了。便是自然派的作品，以描写丑与恶著名，给我们以夜之国的，看了究竟也只会发生联合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妨一概论的。这时候，即便是一刹那，爱在我们心中膨胀，如月满时的潮汛一般。爱充塞了我们的心，妖魅魍魉似的疑忌轻蔑等心思，便躲避得无影无踪了。这种联合力。是文艺的力量的又一方面。 有人说文艺并不能使人忘我，它却使人活泼泼的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这就是说，文艺给人以一种新的刺激，足以引起人格的变化。照他们说，文艺能教导人，能鼓舞人；有时更要激动人的感情，引起人的动作。革命的呼声可以唤起睡梦中的人，使他们努力前驱，这是的确的。俄国便是一个好例。而“靡靡之音”使人“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使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却也是真的。这因环境的变迁固可影响人的情思及他种行为，情思的变迁也未尝不能影响他种行为及环境；而文艺正是情思变迁的一个重要因子，其得着功利的效果，也是当然的。文艺如何影响人的情思，引起他人格的变化呢？ 梁任公先生说得最明白，我且引他的话：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ィ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一特别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节措辞虽间有不正确之处，但议论是极透辟的。他虽只就小说立论，但别种文艺也都可作如是观。此节的主旨只是说小说（文艺）能够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改变读者的旧习惯，造成新习惯在他们的情思及别种行为里。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所谓“实现自我”，也便是这个意思。近年文坛上“血与泪的文学”，爱与美的文学之争，就是从这个见解而来的。但精细的说，“实现自我”并不是文艺之直接的，即时的效用，文艺之直接的效用，只是解放自我，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调换了读者的自我；这都是阅读当时顷刻间的事。至于新刺激的给予，新变化的引起，那是片刻间的扩大，自由，安息之结果，是稍后的事了。因为阅读当时没有实际的刺激，便没有实际的冲动与反应，所以也没有实现自我可言。阅读之后，凭着记忆的力量，将当时所感与实际所受对比，才生出振作，颓废等样的新力量。这所谓对比，自然是不自觉的。阅读当时所感，虽同是扩大，自由与安息，但其间的色调却是千差万殊的；所以所实现的自我，也就万有不同。至于实现的效用，也难一概而论。大约一次两次的实现是没有多大影响的；文艺接触得多了，实现的机会频频了，才可以造成新的习惯，新的人格。所以是很慢的。原来自我的解放只是暂时的，而自我的实现又不过是这暂时解放的结果；间接的力量，自然不能十分强盛了。故从自我实现的立场说，文艺的力量的确没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大。周启明先生说得好：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不道德的思想以外（资本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诗》一卷四号通信）他承认文艺有影响行为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有限度的。这是最公平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种“实现自我”的力量也是文艺的力量的一面，虽然是间接的。它是与解朱自清经典七四五朱自清经典七四六放、联合的力量先后并存的，却不是文艺的唯一的力量。 说文艺的力量不是极大无限的，或许有人不满足。但这绝不足为文艺病。文艺的直接效用虽只是“片刻间”的解放，而这“片刻间”已经多少可以安慰人们忙碌与平凡的生活了。我们如奔驰的马。在接触文艺的时候，暂时松了缰绊，解了鞍辔，让嚼那青青的细草，饮那凛冽的清泉。这短短的舒散之后，我们仍须奔驰向我们的前路。我们固愿长逗留于清泉嫩草之间，但是怎能够呢？ 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能够脱卸呢？ 我们固然要求无忧无虑的解放，我们也要求继续不断的努力与实现。生活的趣味就在这两者的对比与调和里。在对比的光景下，文艺的解放力因稀有而可贵；它便成了人生的适量的调和剂了。这样说来，我们也可不满足的满足了。至于实现自我，本非文艺的专责，只是馀力而已；其不能十分盛大，也是当然。又文艺的效用是“自然的效用”，非可以人力强求；你若故意费力去找，那是钻入牛角湾里去了。而文艺的享受，也只是自然的。或取或舍，由人自便；它决不含有传统的权威如《圣经》一样，勉强人去亲近它。它的精神如飘忽来往的轻风，如不能捕捉的逃人；在空闲的甜蜜的时候来访问我们的心。它来时我们决不十分明白，而它已去了。我们欢迎它的，它给我们最小到最大的力量，照着我们所能受的。我们若拒绝它或漠然的看待它，它便什么也不丢下。我们有时在伟大的作品之前，完全不能失了自己，或者不能完全失了自己，便是为此了。文艺的精神，文艺的力，是不死的；它变化万端而与人生相应。它本是“人生底”呀。看第一第二两节所写，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说大致依据高斯威赛（Galsworthy）之论艺术（art）；所举原理可以与他种艺术相通。但文艺之力就没有特殊的彩色么？ 我说有的，在于丰富而明了的意象（idea）。他种艺术都有特别的，复杂的外质，——绘画有形，线，色彩，音乐有声音，节奏———足以掀起深广的情澜在人们心里；而文艺的外质大都只是极简单的无变化的字形，与情潮的涨落无关的。文艺所恃以引起浓厚的情绪的，却全在那些文字里所含的意象与联想（association）（但在诗歌里，还有韵律）。文艺的主力自然仍在情绪，但情绪是伴意象而起的。———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前面所引的Puffer的话了。他种艺术里也有意象，但没有文艺里的多而明白；情绪非由意象所引起，意象便易为情绪所蔽了。他种艺术里的世界虽也有种种分别，但总是浑沌不明晰的；文艺里的世界，则大部分是很精细的。以“忘我”论，他种艺术或者较深广些，“以创造新世界”论，文艺则较精切了；以“解放联合”论，他种艺术的力量或者更强些，“以实现自我”论，文艺又较易见功了。———文艺的实际的影响，我们可以找出历史的例子，他种艺术就不能了。总之，文艺之力与他种艺术异的，不在xìng质而在程度；这就是浅学的我所能说出的文艺之力的特殊的调子了。 1924年1月28日。 《梅花》的序平平的生，不如无生。 你看那无知的海潮，他们至少也要留此痕迹在岸上呢！《一夜》正如海潮留了痕迹在沙滩上，李无隅君留下这一卷诗在人间，当海潮还是一日两度的来着，李君却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卷诗是他二十年来仅剩的痕迹。我们睹物怀人，怎不兴无穷之感呢。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去年我来温州教书，他从故乡平阳出来，将他的诗集叫《梅花》的jiāo给我删改。我因事忙，隔了许多日子，还未动手。而他已于八月间得了不知名的急病，于一二日内死在上海！ 我不能早些将他的诗修改，致他常悬悬于此，而终不得一见，实是我的罪过，虽悔莫追的！ 现在我已将他的全稿整理一番；共删去二十四首，改了若干处———便是这一卷了。 我删改的时候，总以多存原作为主；因作者已死，无可商量，但凭己见，恐有偏蔽的地方。 李君的身世，我原是不甚详悉的。他死后我才从他的朋友处晓得一些。他家从前还富裕的，后来不知因何中落。故他在外求学，经济总是很窘急的。他又因病及其他的缘故，不能安心在一处读书。我们给他计算，五年之中，共转了五个学校！ 他的徨而无所归的光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辗转徨中，他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就是求爱。他八年前曾爱过一个故乡的女子。因为她家贫，没有成功。这是他所极伤心的。他的求爱，便起于那时，后来他家给他娶了妻；他也爱她，但总不十分满足，所以仍努力的求爱。在徨的几年中，他也曾碰着几个女子，有的和他很好，但因种种缘故，终于也没有结局！ 有的却拒绝他，将他的事传为笑柄！ 总而言之，这都是些悲剧，在求爱若渴的他，这都是些致命伤！ 他于是觉着人生的空虚了。 现在我们可以论李君的诗了。从作品的年月里，我们知道他是1921年1月起才作新诗的。并且他的两年半的诗，大部分是在上海写的。上海本是个“狭的笼”，朱自清经典七四七朱自清经典七四八满装着人生的悲剧；经济的巨钳，“人生的帘幕”，在上海比在别处是分外显明的。 李君恰巧又是那样的窘急，不安定，又怀着一腔如火的热诚，自然十二分容易失望的！ 他沉沦于烦闷之深渊了。但他还在挣扎着，还在shēnyín着；于是有了这些诗。故他的诗多是批评人生的；流连景物之作，极少极少。只在回到故乡，情思略觉宽松的时候，偶有一二篇；但也是融情入景，并非纯摹自然，这可见他的心时时有所系了。他的诗的质地，只是紧张的悲哀；有时搀入一些纤徐，愉悦的空气，却是极稀薄的，他实在被现代缠绕得苦了。 现代呀，我底朋友！ 当我澄心静虑的神游于光明之国的时候，你切勿跟着我背后，而且露出你的脸来！ 你不知你的脸是黑灰色的，你口中所吐出的气，是能变成瘴雾的么？ 那像黎明般的希望之光，恐怕要被你弄成地狱般的黯淡了！ （《现代的脸之二》）现代虽怎样的缠绕他，他起先何尝甘心屈服呢？ 他虽然觉着人间有种种隔膜，虽然“走遍天涯地角，找不到一些谅解”，但他总“愿把人生一重重的帘幕揭开，给他们嗅一些爱的空气，尝一些美的滋味”，他明知“时间天天引他到日暮里去，年年引他到死国里去”，但“有爱的网笼住了他”，他便依恋着而不觉了。他勉**藉着，“假装着不看见的样子对着人说，世界还灿烂的很呢”，因此他固不愿和这世界撒手，也不愿袖手旁观这“颠颠倒倒的人生，浑浑噩噩的世界”；这便成就了他的“看得破，忍不过”了。就此点而论，他的态度是积极的，那时他对于现状，颇有激烈的抗议，显出勇者的精神，我最爱读他的《革命》，那是一篇力的诗。 他豢养资本家，来压迫我们的贫乏，他豢养**者，来征服我们的无力，他又豢养智慧者，来玩弄我们的愚拙；财产，军政，学术———所有的一切，无一不是杀天下杀后世的啊！ 我们虽贫乏，但荒田里还有些收获；我们虽无力，但还有几颗头颅，万根怒发；我们虽愚拙，但破晓的明星还能在眼前照着；我们还有这许多的所恃，怎么不起来和他一决？ 我们要大布革命的宣言了：“推倒他底资本家，推倒他底**者，推倒他底智慧者！ ”我们于是给他哀的美敦书道：“我们来讨你了！ 我们来讨你了！ ”（《革命之二》）他的革命是彻底的；但他对于将来，却没有分明的见解。他希望光明，希望春天，希望赤子之心；这便是他所谓“生命底正路”。虽然这条正路未免太简单些，但都是他如饥似渴的希望。他的这种强硬的抗议，热烈的希望，却又隐隐的奠基于**；我们从种种的对比可以推知。那时他的爱似乎已有所寄托，只还有一些些隔膜就是了。他很高兴的说：使我能够快活地做我底工作的，都是伊给我安慰啊，不然，我的心定要脱却禁锢而逃了。 （《安慰》）她翱翔于太清之上，可望而不可即，人间是尘土的家乡，你不敢要她下降，因为她的身是洁白的一颗玉。（《她之四》）但他求爱的努力终于成为徒然了！ 他俩“虽各有幻想的双翼，但怎能飞得出这个现实的牢笼？ ”他俩“的爱情将永远藏在梦幻的境界里了”。而他“为她心碎，她怎么知道呢？ ”于是他觉着“住在灰色圈儿内”的他，离爱情实在太远了！ 到这时候，他不能再承认世界是灿烂的了；他觉得他是“错误”了！ 我一时错误了，把满盈盈的爱带给人间，却兑来人间底痛苦，而且还要负着他直到于老死。 我将拚却我底一身给痛苦压碎了！ 我只得伛偻着我底背，踯躅着我底两脚，一步一步地，朱自清经典七四九朱自清经典**〇把他负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宫”里去了。（《错误》）他这时觉得“人间只有乞儿和强盗”；“他们能握得住人间的一切，所以就骄傲非常了”。在这种世界里，虽有花和光，但人们怎能得着呢？ 他们只能“握着一片墓场底黑暗”！ 他满腔蕴积着爱与憎，仍和从前一样；但从前的爱与憎使他奋发，现在的却只能使他绝望。他看见了，“人生最后的光明”，“分明是一盏鬼灯！ ”“现实给人生以安慰的，不过只有个梦罢！ ”但一般人都“喝了智者的醇酒”，“昏昏大醉了”，那里肯挣破他们的梦呢？ 他于是急切的，哀矜的问着：“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觉醒呢？ ”他这时真寂寞极了，“只有个灰色的影子是他唯一的伴侣”，他的灵魂耐不住了，便“展开了梦的双翼，开始了他的寻觅”。他徨了几个所在，最后到了一处；“幽玄而沉默，没有半点死底残留和生底记忆”。他如失了自己了；他仿佛说，“他的灵魂将在这儿安居了”，这就是说，他将逃避于空虚了！ 接着他就死了。 他的死仿佛是诗的完成似的，这也奇了。 我勉力用李君自己的话解释他的诗，我希望我不至于太穿凿了。他的表现自然而率真，故平易近人，虽不见得十分精深，但却有厚大的魄力。它们表现一种爱与生活的纠纷，我想必能引起青年们的同情的。李君留下这样的痕迹，他的死虽是十分可惜，但也不全是徒然了。还有，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有些重要的意见，我们也不容忽略。他起初相信“创造的生命是无限的”。去年上半年他寄给我的一封信说：我总觉得中国人缺少创作的胆量。近几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直到汪静之君，我都很佩服。虽不能勉强说他们是成功，但是这种精神———勇气和力量———实在是很可取的！ 我明知自己底诗未曾成熟，而我却深信这种妄思创造的念头总是对的。 这种创造的勇气大概与他求爱的努力是相伴而行的，所以觉得是无限的。但“微弱的诗人歌哭声，人们那里听见呢？ ”他渐渐的因失望而愤愤了。 你看这时候大家正在发痴，作狂，而且有些长醉着，他们岂能听见我的弱小的呼声呢？ （《觉醒后的悲语》）那时他已决定，将逃遁于空虚了，他否定一切；便是他以为“无限生命”的文学，他也要否定了。 朋友们！ 我到现在才知道了：“文学真是没用，除非天天催人去死里？ ”文学始终是生底挽歌啊；但是我们总是天天在这儿苦唱着。 （《觉醒后的悲语》）他的否定究竟不曾成功，因为他还不免“天天在那儿苦唱着”。他虽倡言“觉醒”，而实在不愿意“觉醒”；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他的苦心了！ 抄录这一卷诗，给它编了目录，又供给我许多关于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谢林醒民君！ 他是一个最忠诚的朋友！ 1924年2月23日，于温州。 朱自清经典**一朱自清经典**二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sāo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阑干，那变形的..纹的阑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 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阑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yīn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 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 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 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 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 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 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 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 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xìng，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 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xìng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xìng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 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 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jiāo，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 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 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xìng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炼定力，反早早的将定力丧失了！ 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朱自清经典**三朱自清经典**四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 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 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载1924年4月16日《春晖》第27期。 白马读书录孙亻良工在《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里说，“道尔顿制实行后，学生对于各科都是自作笔记或批评，练习杂文学中所含有的文体的机会正多，所以这时的国文科唯有纯文学有永久独立存在的价值。”我觉此话颇可商量。如孙先生所说，道尔顿制在初级中学里实现以后，学生多有练习实用文的机会，这是真的。但这种练习只是一种“试行错误法”TriasandErrormethod的学习，效力是不易见的。因为除国文外，各科的笔记之类，教者阅时，只能负实质上考察的责任，无暇再顾到文字方面。虽然这样练习，日子久了，或也许有一部分人因了偶然的机缘，能悟出作文的理法；但费了多少力而不能得着效果，或只得着微细的效果，也是可能的。并且后一种的机数或者还要大些。因此，我想练习实用文，仍以在国文科做为宜；在这里可以有自觉的努力，按着明确的步骤去努力，效力自然容易见了。但这并不是说全不需要文艺，我极主张应该养成学生们的欣赏力，因为这是丰富的人生的源泉之一；不过不主张以文艺为国文教材的主体吧了。况且极端喜欢文艺的究竟是少数，若以文艺为国文主体，恐于一般学生的趣味也不相宜。我意仍赞成旧部章的精神，即以使学生能自由了解或领解普通文章和一般文艺，并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为主，领解一般的文艺，便是所谓“涵养文学的兴趣”。自由发表情绪一层，也只概括的说：“发表”含“叙述”意，不专指描写，但我们自然希望这种叙述多少有几分是文学的。这从另一方面说，也是所谓涵养文学的兴趣。 所以我主张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当以练习各体实用文，即练习从各方面发表情思的方法为主，而以涵养文学的兴趣为辅。至于高级中学，那又应当别论。 一九二三年三月记。 前两年曾和江绍原君谈及，哲学上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正如钟摆之往复，迭为兴衰。但每一往复，摆幅必较前增广，这就不是循环了；后读Marvin哲学史，也持此说。今日读该书“论宗教与科学相互之影响”一节（），也有阐明此义的话。他说宗教与科学都代表着人类永远的趣味，所以各为全人生之一部。在理论上，可以有纯宗教或纯科学的社会，但事实上是不会有的。一个社会里宗教太发达了，几乎没有科学立足的馀地了，那时候前者便自然要渐渐衰颓，让后者取而代之。从几千年的历史看来，都是如此的；极端的智慧期之后，常是跟着一个浪漫期的。这大概可说因人xìng求得其平而然。但这两者就这般永远地互代么？ 有没有调融的一日呢？ 那却是难说了。 同年八月记。 Marvin书第六章内，论古代文明———大河时代的文明———的基础不是科学，而朱自清经典**五朱自清经典**六是些经验的，实用的知识Jnformatiun。在这里他加了一条注（），大意说，由此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一班巧匠，机师，政治家，裁判官，商人，银行老板，军士，医生———他们的技能大部分是由试行错误法而得，由练习的方法而得，并不由于科学；虽然因科学之故而我们许许多多技能才可成立，是确然的事。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现在许多的技能因科学而始成立；但一般人却还不能明白科学的用处，不能应用它去经济地得着技能，而仍用那老法子与低等的法子———这是可笑而又可慨的。因此我们对于科学的努力，要格外加劲，方可望有几微之效；实际上的进步，绝不同我们想的那样容易！ 同年八月记。 《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与胡适之论寄托诗的价值的话，可以互相发明；都很精警，足以解去许多纠纷，开示许多法门。胡先生说：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 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言近则越“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 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文存》一集二二页）同年九月记。 1924年6月1日，《春晖》第30期。 《水上》《水上》是一册新诗集，我不久才读了的。署名的是“沙刹”；内容是诗文两辑，而诗的一辑更有意思。我现在只论这一辑。 《水上》里的诗有两个特色：它们的题材全是恋爱；它们的背景全是西湖。这是很大胆的办法！ 一般的说起来，这册诗必很单调，使人厌倦，不能终卷；但实际并不如此———我曾费了半天的工夫，一气将它读完了。可知它必有一种吸引的力量，超乎“单调”以上的。这就是它的作者的纯一的心！ 现在的新诗集很多很多，我得寓目的却是甚少。以我所见的而论，它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浅薄”。印在纸上，好像没有神气，念在嘴边，也像没有斤两；这就是没味。有味的便不同：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 味在题材的深处，须细意寻探，才可得着；得着了味，题材的范围 与xìng质却不成问题了。味是什么？ 粗一点说，便是真的生活，纯化的生活！ 便是个xìng，便是自我！ 现在一班诗作家，不能体会这一层，只将他们小范围的特殊的生活反复的写个不休，干燥而平板，自然使人觉得十二分的单调！ 有人说，这是生活的量范围太小之故，我说这是生活的质太疏之故。证据便是《水上》！ 《水上》的取材真是最单调了：恋爱与西湖这两项，竟能写成一册诗！ 但它的每首诗有每首诗的意境，引起相似而微微不同的趣味，使人时时得些新鲜的东西，以防止疲倦的来临。诗不算伟大，但写景写情的活泼天真，音调的谐婉，都显示着一个清新隽逸而富于爱情的“自我”；那春花轻放般的爱情，便是作者的真的生活！ 因了题材的单一，不但不使作者的情感陷入单调，且反加增它纯化的程度；我们因此更易接触着他那纯一的心了！ 若问如何可以把捉这个“自我”，这个“味”（自然不是限于恋爱的），我想还是去向自己的生活上打主意———培养深厚的同情，丰富的生活。 可惜《水上》不在手边，不能引一些来证明以上的话！ 1924年10月1月，《春晖》第33期。 朱自清经典**七朱自清经典**八教育的信仰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为教育只是技能的事。 有了办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长，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师；至其为人到底如何，却以为无关得失，可以存而不论。在这种情形之下，做校长的至多是办事严明，会计不乱，再请几位长于讲解的教师；便可邀誉一时了。做教师的呢，只要多少有相当的根柢，加以辩论的口才，也便可邀誉一时了。这还是上等教育人材。等而下之，那些蝇营狗苟，谄媚官绅者流，也未尝不可以做校长！ 那些凭借官绅势力，不学无术的鄙夫，也未尝不可以做教师！ ———这班人在五四运动以后，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学生的手段。于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达他们“有饭大家吃”的目的！ 读者或者觉得我说的太过，其实决不会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论，内地里尽多这种情形呢！ 至于教育行政人员，那就连技能和才干都在可有可无之列了。只要有援引的亲朋，应酬的工夫，乃至钻营的伎俩，那就厅长也行，科长也行，科员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说有研究了———与否，原是不必论的！ 至于提倡士气，以身作则，那更非所论于这班征逐酒食的群公了！ 他们只知道趋炎附势，送旧迎新罢了！ 如此而言教育，怎样会有进步？ 但教育行政人员多少总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圆滑又懒惰的东西，我们本不能属望太奢的。教育的责任，十有八九究竟是应该由校长教师们担负的。但现在的校长教师们究竟怎样尽他们的责任呢？ 让我就浙江说罢，让我就浙江的内地说罢。 那校长一职，实在是一个缺！ 得了这个缺时，亲戚朋友的致贺，饯行，正和送一个新官上任一般。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长确和教师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家里人写信给我说，你升了级了。照这样算来，校长竟比教员升了两级了；无怪乎一般校长都将校长当“三等县知事”做了！ 无怪校长公司（是杭州某团体的雅号）诸公千方百计的去谋校长做了！ 这样的校长，受命之后，先务之急是“串门子”；凡是学校所在地的议员，绅士，在省里的，必得去登门拜访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后才敢上任。上任后第一是安chā几个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绅士所荐的人；第二是向什么大学里请一两个毕业生，装装门面，新新耳目；第三是算帐，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长特别注意这件事！ 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谓教育了！ 这是经始的时候如此，至于平常日子，校长除了“教育”以外，也还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应酬官绅和迎送客人！ 有一个地方的校长，因该地绅士有甲乙两派，互相水火，校长决不能有畸轻畸重之嫌；于是费尽心机，想出一条妙计，每星期请一次客，甲乙派轮流着。这样，两派都不得罪了。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 这层办妥贴了，校里的事自然便能为所yù为了！ 名利双收，全靠这种应酬的本领呢。但五四以后，学生也常会蹈瑕抵隙的和校长捣乱；这也很利害的！ 校长却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笼络各个首领，优加礼遇，以种种手段诱惑他们，使为己用！ 也有假手于教师的。各样情形，不实不尽！ 总之，教育是到“兽之国”里去了！ 至于教师们尽他们责任的方法，第一是在于植党。植了党便可把持，cāo纵了。 这种教师大约总有靠山———地方势力；凭了靠山，便可援引同类。有了同类，一面便可挟制校长，一面便可招徕学生；而招徕学生，更为他们的切要之图！ 他们的手段，说来令人惊叹！ 在招考的时候，他们便多方请托，多取自己同乡（同县），乃至亲戚故旧之子弟，俾将来可以调动裕如。至于平日呢，或诱学生以酒食，或诱学生以金钱，或诱学生以分数，尤其是无微不至！ 我知道有一个学校的教师，他每星期必请学生吃一次，香烟，瓜子而外，还有一桌一元钱的和菜，这种惠而不费的办法，竟可收着指挥如意的效果呢！ 可怜一班心xiōng坦白的青年只因见识短浅，定力缺乏，遂致为人犬马而不自知，真是怅惋了！ 金钱诱惑，比较少些；因为究竟太显明了，不敢明目张胆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只借借贷为名。分数的诱惑行之最易，因为这是教师们高下随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费一钱的。但太容易了，诱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这种种手段，教师们植党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们正如军阀一般，也可拥“学生军”以自卫了！ 于是威吓校长，排除异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惊人的学潮，给予重大的牺牲于学校与学生！ ———而他们仍扬扬无恙。他们的教育的全过程，如是如是！ 在这种教育现状里，在实施这种教育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间，教职员与学生间，一般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异等”！ 有cāo纵的实力的教师与有教授的实力的教师，校长前程有关yù相倚重，自然特别看待；其馀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虽是可有可无，在校长却也不无有用。别人送十二月薪俸，这类人不妨和他们说明，少送一个月或两个月；别人照关约所定数目送薪，这类人有时不妨打个扣头———若反抗时，下学期可以请他走路！ 这些油，不用说都是校长来揩了；岂不是“有用”么？ 至于教师与教师之间，当然也无善状可言。他们决不读书，更无研究，课馀之暇，只有**，赌赌，吃吃，以遣时日，在内地里，教师们的*赌，是没有什么的；他们更可猖狂无忌了。此外还有讨小老婆，也是近来教师们常有的事。再说教师之于学生，往往依年级为宽严，视势力为厚薄。四年级学生，相待最是客气，三年级就差了，二年级一年级更差了！ 一班之中，会捣乱的，会说话的，常能得教师的青睐，遇事总让他三分！ 这种种情形，我想可以称为“阶级教育”吧！ 以上所述的现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将教育看作一种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所以一糟至此！ 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比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 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 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 第一教育者先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 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像以上所说的校长教师们，他们口头上虽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里绝没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 他们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纵横捭阖的心！ 如何利用别人，如何愚弄别人，是他们根本的态度！ 他们以教育为手段，同时也以别人为手段。以“人”为手段，实在最可恶！ 无论当做杀人的长刀，无论当做护身的藤牌，朱自清经典**九朱自清经典七六〇总之只是一件“东西”而已！ 这样，根本上取消了别人与自己对等的人格！ 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损伤；看别人是东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 再进一步说，他自己的人格也只作为权势与金钱的手段罢了！ 所以就“人格”而论，就“健全的人格”而论，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结果是两败俱伤！ 康德说得好，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段”；他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目的国”。我想至少学校是“目的国”，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与言教育的，我们内地里有些校长与教师，我们真也不能与言，不必与言了。但前文所谓上等教育人材的，又如何呢？ 我意现在有许多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都可列在这一等内。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 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升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 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江苏有一个学校，乃至连学生剪发的事都加规定；他们只许剪平顶。不许剪他种样子，以表示朴实的校风。抱以上这三种见解而从事于教育的人，我也遇过几个。他们有热心与毅力，的确将教育看作一件正正经经的事去办，的确将教育看作一种目的。他们的功绩，的确也不错。我们邻省的教育者，有许多是这种人。但我总觉他们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学生们入学校，一面固是“求学”，一面也是学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义，他们只晓得学生应该“求学”罢了！ 这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误会，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他们说到学生品xìng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摇头叹气，仿佛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其实这与学业上的低能一样，正是教育的题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设法辅导，这也可以设法辅导的，何用特别摇头叹气呢？ 要晓得不完足才需来学，若完足了，又何必来受教育呢？ 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进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滋长，如何说得到呢？ “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工夫。要从事于此；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 ———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这其间也并无奥妙，只在日常言动间注意。但这个注意却不容易！ 比办事严明，讲解详晰要难得许多许多，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 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但这样的爱是须有大力量，大气度的。正如母亲抚育子女一般，无论怎样琐屑，都要不辞劳苦的去做，无论怎样哭闹，都要能够原谅，这样，才有坚韧的爱；教育者也要能够如此任劳任怨才行！ 这时教育者与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与尚严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们不能以全身奉献于教育，所以不能爱———于是乎只能寻着权威，暂资凭借。但权威是冷的，权威所寓的法则也是冷的；它们最容易造成虚伪与呆木的人！ cāo行甲等而常行偷窃的学生，是各校常见的。循规蹈矩，而庸碌无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学生，也是各校常见的。这都是任法尚严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权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误会；它不但不能使人相亲相爱，反将使人相忌相恨！ 我曾见过江苏一个校长，他的热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严，却使他的热心毅力一概都埋没了！ 同事们说他太专，学生们说他太严；没有说他好处的！ 他于是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后来还起了一次风潮，要驱逐他去职！ 这就是权威的破坏力！ 我以为权威绝对用不得；法则若变成自由的契约，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还可存；总之，最要紧的还是人，是人的心！ 我对于那些号称贤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见解，不以为不好，而以为不够；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 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 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1924年10月16日，《春晖》第34期。 朱自清经典七六一朱自清经典七六二课馀从前某校的学生曾和我说：“我们的国文先生的学问，我们已给他计算出来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这自然是夸张而刻dú的话！ 但这句话却颇能道着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一般的趋向是什么呢？ 我可总名之曰：“杂志之学！ ”在文明先进诸国，杂志里所载的原都是最新的学说而尚未成定论或尚未成系统的；所以杂志之学确乎是大学里很重要的科目。———“杂志之学”的名字，可是我杜撰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 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 这些杂志，那里能chéng rén之学？ 便是那些纯正的介绍新思想的杂志，也决不能使人成一个学人。因为西洋日本各国研究杂志的人总先有了充实的根柢，正确的判断力，再去从杂志里找补些，自然能消化它们，自然能相得而益彰。中国研究杂志的人，是想做全知全能的上帝！ 在这个知识饥荒的时代，他们想博览些东鳞西爪的知识，便可以眩示于人，做社会的导师。别人问到那里，他们便答到那里；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好在现在问的人的能力是可以晓得的，他们总不至于露出马脚来的！ 这种情形，说得恭维一些，可以说和希腊的诡辩时代有一点点儿相像。但虚空与盲从却是别人家所没有的，若以屠格涅夫所说的“虚空的鼓槌子”相比，或者倒切实些。 他们的看书，也是很妙的。他们既要涉猎群言，自然便不屑专读一书。但束书不读，又难乎其为八面锋论师！ 于是想得一个简便的法子：将一本书翻开，先读序文，次读目录，再次读绪论，再次读结论；于是乎功成圆满，可以嚣嚣于人了。他可以演讲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教授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演绎这本书的要旨，成为论文，成为书籍。一举而百利备焉；天下有这等容易事，谁不乐为呢？ 这种情形，我无以名之，名之曰目录之学（不是旧日的目录之学），首尾之学！ 这种人不用说，也是“空虚的鼓槌子”了！ 但我们也不必摇头叹气，这是过渡时代所不可免的现象！ 一两年来，已有人渐渐觉悟，改了方向了；近来学术界的沉寂，或即以此。我在此将这些情形拈示出来，只是警告我们自己以及后来者不要再蹈这种覆辙，在黑暗里混战。曙光已来了，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路！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路，我说是“窄而深的研究”，待我下次再论。 旧日看Marvin哲学史。第七章里论希腊文化衰颓，归因于政治的和经济的纠纷。因此各城市国家始失掉它们的独立而先后作马其顿，罗马的附庸。因此一班学者都穷无所归，在地中海沿岸作教师口。他说作了教师以后，知识即无进步。这是古今的通例；于是乎希腊的文化便上了衰颓之路了。他的意思大约是，以教师为职业，将知识零碎切了出卖，便“无视”了知识的价值而失了研究知识的严肃了； 于是只能成功一个空虚的人！ 我读到他论教师知识不能进步等语，深为自己致慨；运命已决定我，我也只有空虚的努力吧了！ 1924年11月1日，《春晖》第35期。 朱自清经典七六三朱自清经典七**团体生活有人说，中国社会只是一盘散沙；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可称为“群众”罢了。因为有能力，有生机的社会，总要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中国社会很少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所以社会的效率便不能增进；而个人的效率也因之减少了。你看，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的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照例而行，新事业的创发，何其少呢？ 就使有人开了一个新的端倪，不是旋被摧残，就是横遭搁置，成功的又何其凤毛麟角呢？ 这可以深思其故了。 有心人“叔焉忧之”，于是在教育上提倡“群育”，想从根本上设法，培养我们后一代人的团体(心) 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俾将来的社会有充实的基础和健全的发展。 这是近几年来的事；我佩服他们能见其大。但实施群育，却不容易！ 中国家庭的势力太大；在普通的人，家庭便是一切，便是全世界。在一般青年，家庭也有笼罩他们的力量；他们大部分的xìng习都在家庭里养成，他们在家庭里最长久，所见所闻，自以家庭里为较亲切，而对于家庭以外，就不免疏隔了！ 疏隔就不关心了！ 这种青年，群觉是有的，但太狭了，太束缚定了，不能遂其自然的发展。现在要转移他们已成的xìng习，使他们注意于大群的生活，这自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还有，我前面提起过，我们的社会太散漫了，太没有活力了，也不能示范于青年人，使他们有所观感；那么，我们现在施行群育，是要无中生有的创作起来的，这自然要很大的力量了！ 群育本来是不容易的，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难上加难！ 群xìng原是一种本能，人人都具有；群觉却因人而异，有广狭深浅之分。群育的目的，便是要培养一种深而广的群觉，替代那浅而狭的。在提倡群育之前，一般学校里的德育往往偏重个体的修养，对于群体，只消极的求大家能守那静的秩序而已；群体的机能的发展，是不曾顾着的。那时学校的办事人，百凡以“只求无事”为主，学生的动，他们是最怕的；他们以为一动就不稳了。他们不重群体发展的结果，是很明白的；个体也得不着正当的发展，所保存的，只是一些德育之形式而已。须知群体没有好好的发展，无论如何美丽的信条或严厉的教训，对于个体，都不能发生多大效力的！ 而且学校原来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只是具体而微的群体，只是预备的社会！ 惟其学校就是社会，所以群育是一日不可无的，而非专为“将来”应用计；惟其学校就是社会，所以群育须在群的生活里直接体验，而非纸上谈兵，可以了事。但我们虽大吹大擂的抬出群育的名字，群育却实在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群育的意义，只是要叫大家知道并且觉得两件事：一，在社会中做事的方法，必如何才最有效率？ 二，在社会中对人的态度，必如何才最能相安？ 只是要叫大家知道并且觉得：做事的第一要义，须忠实而有条理；做人的第一要义，须诚恳而富同情。有了这两个信条，才能有细密的组织和健全的活动力，才能有非群众的社会，才能有充实的，进步的团体生活。 我现在所要论的，是中等学校的群育，是中等学校的团体生活，我说的是中等学“校”的生活，并非只是中等学“生”的生活。这里我有一个意思：我很怀疑，一个学校应该是一个团体，而现在的学校却总是“一而二”，教职员与学生俨然为对峙的两个部分！ 因此造成了许多隔膜，误会，是不用说的！ 在中等学校，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我以为这是群育上一个根本的症结；不除了它，群育是无从讲起，行起的！ 因为教职员本居于指导的地位，现在却和学生分了家，还有什么指导可言？ 就是要去指导，自己在学生外面，不明学生生活的真相，又何从措手呢？ 又何能得着实效，帮助学生生活的进展呢？ 所以我说中等学“校”的生活，就是说师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生活。这实是群育的第一义。现在谈教育的，只知所教育的是学生，自己是施教育的人———自己是无须受教育的了。其实这是错的：世界上何尝有完人？ 自己教育是要终身以之的；随时改善自己，随地改善自己，这都是教育了。至于“教育者”，自己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多些；古语所谓“教学相长”，便是这种意思。谈到群育，也正须如此。现在中等学校的教职员，据我所知，也正和学生一样，并没有深而广的群觉，并没有坚强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他们自己先是一盘散沙，如何能粘合学生，呵成一气呢？ 我是不赞成教职员与学生分家的；但我却相信，必须教职员先自能团结，然后才能使学生们与他们团结的。关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我只有两个希望：一，中学校聘请教职员，应该慎重，应该特别着眼于“志同道合”——— “对于教育有信仰”———这一点上。二，我们教职员应该看了学校里散漫的情形而自觉，尤其应该看了学生散漫的情形而自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培养自己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自己联合起来，再去与学生联合起来；这样，学校便成了有生机的一个团体了。这第二个希望是尤其重要的！ 中等学校学生的团体生活怎样呢？ 我且分层来说。说学生们完全没有团体生活，自然是不对的。他们上课，吃饭都是在团体生活的形式内的。便除了这些形式，他们也还有许多团体生活，只是效率极小罢了。第一，他们有自然的群，或因乡谊而结合，或因友谊而结合，往往是颇强固的；而前者为尤多。但这种群不是有意的结合，只是自然的安排，所以是不自觉的。这种群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也没有显明的效率。所做的事，大抵是谈天，散步，聚食，游戏，以及通通有无之类，如是而已；至于研究学问，办理事务，是绝无仅有的！ 而这种群又带有排斥xìng，只少数人各自结合，对于此外的人，一例漠视或歧视；本省省立各校常常闹什么县界，有时连教职员也牵缠在内，波谲云诡，绵绵无已，甚至酿成风潮，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友谊而结合的自然群，影响却没有如此之大；但以亲疏不同，也容易与其外的人误会，妒争，甚至各分门户，以私情妨害公谊。所以这种群在群育上积极的价值很少，消极的害处倒很多。遏抑自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只当因势利导，使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并当扩充范围，使不以私情的联络为限———如研究学问，可以多少减除些我见；办理公共事务亦然———这样，慢慢可以去掉狭隘偏私之见，使之纯化。 第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种大规模的组织，便是学生自治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有的。这自然是一个好气象，学生知道自己的责任了，能为自己努力了！ 但据我所知，自治会成绩好的却极少！“五四”的时候，学生团结起来，参预政治及一般社会的事，收获了很优的结果；但“五四”以后，他们回过头来，参朱自清经典七六五朱自清经典七六六预自己的事，却反觉艰难了。干事的cāo纵，权限的滥用———有些自治会并不重自治，却重在治人，治学校办事人———是常有的事，而纷争，怠惰之习的养成，更比比皆是。大抵有能力的学生便从事于妒争与握权，没有能力的学生便滋长他们的惰xìng；两者皆借自治会之名而行，结果却同床而异梦，仍然是散沙的局面！ 为什么“五四”之时如彼，“五四”之后却又如此呢？ 我想“五四”运动是全国合力以行的，风声所播，莫有二言，所以成事较易。其所以能至此，则又因目标甚大，又是破题儿第一遭，群众感情，一时奋兴，如火之燎原，不可复遏，于是任情而行，不计利害。所以严格的说，这次运动实多含群众xìng，而非全是有计划的。自治会便不同了，范围只有一校，目标又小，却又不是暂时的事；得有详密的永久的计划才行，得有长期的忍耐与努力才行。而一班中等学校学生，从未受过团体生活的训练，骤然与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制度与运动不同———jiāo手，自然不能措置裕如，而呈“尾大不掉”之状了。他们何尝没有详明的计划？ 但大部分是些不能兑现的计划！ 他们没有普遍的不断的努力！ 总之，他们并不觉得自治会“真”是他们自己的，“真”是他们自己所必需的！ 这并不是自治会制度的不好；这是他们不会运用！ 我以为这种大规模的团体生活，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总须以自由组织的小团体为基础，才能有效。这层容后面再论。 在自治会之前，还有一种校友会制度，总算是师生合作的。但连已去职的教职员和已毕业的学生包括在内，规模是更大了！ 这些已离校的人，是分明不能负责的；在校的人受了这个暗示，也不免减轻了责任心。师生合作原是很好的事；但因彼此不愿负责，所以也是徒存形式，并无实际。总之，在现在的中等学校里，校友会的目标实在觉得太大了，又太空了，便是在校的人也以为这不过是照例应有的东西，责任是很远的，可有可无的，比自治会又隔一层，决不曾有人觉着它是自己的东西！ 自治会没有小团体作基础，尚且不能应用，校友会更不用说了。但并非这制度的不好，也是显然的。 在自治会之后，有我们校里的协治会的制度。“协治”的意思，就是师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意思。这没有自治会的偏枯，没有校友会的空廓，自然是较好的办法。但行了好久，虽有些成绩，总是很少。最苦的是学生对于这个会，也是没有爱！ 他们并不曾觉着自己的责任，并不曾觉着这个会是自己的；和别校学生对于自治会或校友会一样！ 凡做一事，总须教师们督着；没有人督着，就没有人管了！ 这样，教师们负的责任未免太重，而且趣味也要减少；实不合于协治的本旨。这种情形的原因，最重要的我想还是不曾有小团体的训练的缘故。 第三，我且来谈谈自由组织的小团体。杜威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曾说及发展民治的方法，内中有一条是“私人自由组织的团体之发达”。他说：美国民族有一种特别xìng质，就是私人结会的众多。从小孩子到老年人，从小学到大学，从极琐屑的宗旨到极重大的主张，从“旧邮票收**”到“国际联盟会”：———没有没有会的。这些无数的结会，乃是民治国家各分子之间的一种绝妙粘土。这种私人自由结会的团体，有两层大功用：（1）养成国民组织能力这种私人的自由组织往往是改良社会政治先锋。 杜威说的是民治的国家；但我想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中等学校的生活。在现在中等学校里实施群育，要有良好的团体生活，第一要能够“细大不捐”。从前的教育者能见其大，而未能见其细，所以不能得着健全的团体的发展。我们现在当使学校里有许多许多教师组织的，学生组织的，教师学生共同组织的，自由的小团体，为大团体的基础，为团体生活的基础。这种小团体不必有什么伟大的目的，只须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便可为组织的核心。而且这种小团体，也不必一定很长久的，须看所持目的的xìng质如何；非协治会等大团体有永久的xìng质可比。现在学校里组织团体，大概总将“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标为宗旨。这八个字真成了老生常谈了，真成了口头禅了！ 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两项中的一项的，有多少呢？ 十分之八九，只是拿来装装门面吧了！ 我的意思，研究学术，固然是很好，但组织团体，却不一定是为了研究学术；非研究学术不能组织团体，实在是谬误的信条；结果每个团体都名为研究学术，每个团体实在都不研究学术，这又何苦来呢？ 还有，学术的范围是极广泛的，笼笼统统的说研究，究竟从何处下手，又怎样下手呢？ 下手的方法不曾晓得，还能研究什么？ 至于联络感情一句话，因无具体的目的可以从事，因无具体的事可做，大家接触的机会极少———除了开什么讨论章程会时嚣嚣一番，开什么照例的常会时默默一番之外，大家是没有彼此剖示心怀，解说xìng格的机会的！ ———所以也是只说而不行的。这样的团体自然难有效率了！ 我说的小团体，都要以具体的事为目的，而不以学术为限。我们可以共同去远足；我们可以共同去聚餐；我们可以共同练习英语；我们可以共同练习音乐；我们可以共同去写生；我们可以共同去演戏；我们可以共同去买书，大家各买不同的书，共同观看；我们可以共同去读书，大家同读一部书。或各读一部书，共同讨论或jiāo互报告；诸如此类，多多益善！ 这种团体以“事”为主，不以“人”为主，所以可久可暂，可合可分；凡事大家商量，不必有什么规则，章程。譬如远足，聚餐等事，原是一时的，不必说了；就是练习英语，共同读书，也可一单元一单元的做去。一单元完了，可以另行组织或解散。如共读一本书，读毕之后，再读他书亦可，另做别事亦可；彼此分开，另组新团体亦可。只是在一单元完毕之前，却不能自由分散。我想这一点限制总要有的；若说连这一点忍耐都没有，我想是不至于的。况且还有教师的劝导和同学的怂恿呢。说到教师的劝导，这是最要紧的。这种劝导应该就是参预，并非从外遥控。组织团体究竟比散漫的生活要麻烦些，若无教师的诱掖，学生自己也许很懒得去做的。教师应该常常造出机会来，造出困难来，使学生觉着有组织团体之必要与可能。这时教师即参加在内，共同进行，随时指示适当的方法。平常学生团体容易有界域，而以乡谊友谊自封；教师应该使平常不多接触的人，有合作的机会，使他们彼此认识，彼此了解，不致永为路人。这种小团体并不要固定，变化愈多愈好。这种小团体也有三层好处：（1）养成学生组织能力于不知不觉之中———从极简单切近处下手。（2）养成运用大规模组织之能力。（3）有紧要的事临时发生，可从容应付，不至张皇失措。———关于这种小组织，本校前曾有过“黄昏音乐会”，成绩是很好的；正是一个有力的例。 第四，还有一层，最要紧的。学校本是个自然的群；为促进学生群觉的发展起见，才有上述种种有意的组织。我们一面固然应当努力于有意的组织，一面也不能朱自清经典七六七朱自清经典七六八忘了那自然的群生活。学生在学校中，无论愿意与否，无论觉得与否，总之，已是在过团体生活了。我们要知道那些有意的组织总是有间歇的，不能时时支配着我们；只有这自然的群生活是没有一刻间断的———我们一言一动，都在这个群生活之中。我们施行群育，直接的下手处便在这里。我们应该使我们对于这个自然的群有自觉；虽不能全部分，也要大部分。———这自然群与协治会等范围虽或相同，但方面却较多，如上课的事也包括在内；总称为“学校”的便是。要对于这种群有自觉，须从日常起居饮食，言语动作入手，使它们不悖于群德。这须教师真能与学生共同生活，常常顾着他们，启迪他们，矫正他们，更须养成同学互相纠缠的风气，自己省察的精神。譬如现在学生平日相处，往往互相嫉视或敌视，以致吵闹打架，各存意见。各人之间如此，各班之间如此；还谈什么大组织小组织呢！ 这里真的需要教师不断的努力！ 从日常言动中施行群育，实在较自由的小组织尤其是根本切要的！ 团体生活的信条便是群德。这本是很难列举的。据我所知，不外两种：（1）是同情，（2）是责任心；而（2）又是与（1）相连带的。所谓同情，分析言之，又有三端：即知人，信人，谅人。知人就是了解别人。了解别人，本不是容易的事；但因了常常的接触，总能做到一些。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同伴的能力，xìng情，长处短处，才可以帮助他或引他为帮助。信人是不轻易疑惑别人，不要过有深心和机心。别人做的事，与其疑其是恶意，不如信其是好意；这样自己安心，也可感动别人———即使他本来是有恶意的。不疑就是信；疑信之间，是没有两可的。但信人不是恶人，不如更进一步，信人是好人。这是大力量，要渐渐养成的。谅人是知人甘苦，是虚心，是无成见。能谅人才能与人共事；只坚执自己私见，只放任自己感情，事事凌人，事事想占上风，讨便宜，是不能得人同情的，是使人不能容受的！ 吵闹打架，因由于此；团体生活之不能进展，也由于此。能谅人而后能信人；能信人而后能知人。所以谅德是最要紧最要紧的！ 但却与“忍受”不同，忍受是客观的bī迫，“原谅”“宽容”却是主观的宏达；这态度的一转变之间，关系却很大的。 至于责任心，也可分析说之：（1）表现，（2）抗议，（3）劝勉。表现是尽自己所能，谋群体之发展。抗议是对于害恶的不容忍，重在对事，不重在对人。真能表现的人，是有热情的人，也必能抗议。现在我们对于恶事，因种种关系，常常忍受，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对于好事却倒不能尽力去做：这正是我们的卑怯！ 我们应该的是：一见到恶事应嫉恶如仇！ 劝勉是相互间的事，在对人劝与勉共做好事。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时时与人为善，与人共同表现，与人共同抗议；这样，才有团体生活的效率。 关于中等学校的群育，我已说得颇长了。我相信要一般社会有细密的组织和健全的活动力，非从中等学校下手不可，非先使中等学校有良好有效的团体生活不可！ 这需要师生的合作，从日常言动中涵养起去！ 1924年11月16日，《春晖》第36期。 《吴稚晖先生文存》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里，西滢先生曾说：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 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那时我看了西滢先生的话，很觉合意，因为我也是爱读吴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时想到收集吴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 他的历史不算短，他的笔又健，写的又多，而报章，杂志又是极易散失的东西———这个月印行的，下个月也许就找不着了；特别是在中国！ 至于书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们）手里，那更难收集了！ 记得在《**育》杂志上，有人引美国人的话：谁若能搜齐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该得着博士的学位；我想搜集吴先生的作品，大约也有同样的艰难———虽然该得博士与否，我还不敢妄断。 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 ）初，上海报登着封面广告，说是《吴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定价一元五角，照码七折，在医学书局发行。我看了报之后，且喜且惊！ 喜者，我们渴望吴先生有文存饱我们的眼福，现在居然如愿以偿！ 惊者，西滢先生的豫言竟于两个月间中了彩！ ———我不敢断言文存编者周云青先生就是被西滢先生提醒了的“什么人”，故只得小心地说。我那时住在白马湖，买书不便，不得先睹为快，真为着急！ 报纸上天天有封面广告，更令我不耐烦！ 但广告中文字忽然改变，将“定价———七折”云云改为“实洋一元零五分”，我想，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说是带着些“吴老头儿”的味儿！ 后来好容易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确乎是《吴稚晖先生文存》！这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区区两朱自清经典七六九朱自清经典七七〇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 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严了吧？ 于是打开来看，全书是四号字印的，看来更是区区了：开首自然是一篇《序》；这篇《序》在抱着闷葫芦的我自然是不能放过的，且看他说：云青既喜读先生文，时时搜集，先后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 一日，吾乡大律师钱季常先生瞥见余案头置吴先生所著之《溥仪先生！》一首，且读且击节，读一小时而毕。季常先生曰：“吴先生如此妙文，在无锡者，皆未能一见；即星期六会同志，皆吴先生之老友，见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 盍付诸手民，以广流传！ ”云青即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尽付铅印，以冀世之爱读先生文者，莫不先睹为快；非敢意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广登京沪各报，余小子益当穷搜博摭。 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无锡后学周云青谨识。 序文实在重要不过，而且语妙天下，故不能割爱，逶逶迤迤引了这么长的一段！ 从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对；他既没“尽付铅印”，又说“非敢意为去取也”，可知决不会“太严”了！ 我第二知道自“钱大律师”乃至“后学”周先生诸公大约都是不常看报章杂志的，至少是不博览报章杂志的！ 你看“钱大律师”看了“一首”《溥仪先生！》要“一小时而毕”，可以想见他老先生读报的艰难！ （他要将报章当古文读，自然便觉艰难！ ）他老先生说“见〔此文〕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 ”真的，岂非奇事！《溥仪先生！》曾登《民国日报》，并非隐僻的记载呀！ 而周先生“时时搜集”的结果，终于只印成了这区区的薄薄的两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览”的确证的。好吧，事已如此，我们且看这两本的内容如何？ 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觑的！ 于是乎我看目录。 无论著书，编书，总该有个体例！ 古人是不写出来的，后人却总写出来，便是所谓“凡例”。写自然比不写好；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若写下他的“凡例”来，王筠等人就不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说文释例》一类书了！ 你看，我话说得太远了，真是小题大做！ 我的本旨，只是要说周先生编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脑筋，是大大的不方便！ 我既不能依赖“凡例”去估定这书的轻重，只得自己动手去找；幸而，不要紧，目录只有四页，可以一分钟“而毕”，尽可多翻几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对不起，我不能用数字告诉你———我的脑筋实在太笨，终于不曾发见出一条———唉！ 一条也好———“通例”来，“岂非奇事”！ 在我的笨脑筋里，编《文存》的体例不外“编年”，“分类”，“分体”三种；或只用“编年”，或用他二种之一为经，“编年”为纬，都可以的。但我将这几个方格儿画在周先生的目录上，竟没有一个合式！ 唉！ 倒楣极了！“苦矣”！ “怎样办呢？ ”我没有法子，只好再去乞灵于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 ”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坏来编次的吧？ 但仔细一想（因为《文存》里大部分的文章是见过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觉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决不能枉口拔舌，诬栽人家！ 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尽付铅印”一句，大约周先生是“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照着在箧衍中叠着的顺序，“尽付铅印”的吧？ 我想这总该“不中不远”了，因为在我的笨脑筋里，另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了！ 但这不能算是“例”，奈何？ 唉！ 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没有“例”，这《文存》便真成了“断烂朝报”，我们读者毫不觉着有什么意义与趣味！ 我很怀疑，这样的《吴稚晖先生文存》，真有编纂的必要么？ 真有“莫不先睹为快”的必要么？ 其实就是放开体例不说，周先生所编也还有个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挂一漏万”！ 吴先生三四十年来的文章，若只有这区区的薄薄的两册，那也不成其为吴先生了！ 虽然周先生也曾说，“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但吴先生的文章已可趸批，何必再切下来零买呢？ 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挂一漏万”地出版这部书，何不发一大愿，需以时日，作求全之计？ 若将一编和二三四编并出，我想或者不会糟到现在这样！ 因为材料多了，也许会想到了体例，还有，我每想到编吴先生《文存》，总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书院的几篇课艺也放了进去，已成书数年的《月出盦客座谈话》也抄了一部分进去！ 我想幸而泰东书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闲话》）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权官司来，倒是件麻烦的事？《月出盦客座谈话》既可抄，《上下古今谈》等又何尝不可抄，则吴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 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月出盦客座谈话》，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箧衍中的；泰东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还未知呢。这也许是合于实际的推测，但周先生真正这样不闻理乱么？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 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 语有之，“点金成铁”，殆此之谓欤？ 我不敢说周先生是轻举妄动，但总佩服他的胆大！ 我希望总还有胆小的人，仔仔细细，谨谨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将吴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拣择，编次一番，成为一部足以称为“吴稚晖先生文存”的《吴稚晖先生文存》，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再，此书出版后，曾见过两篇批评的文字，他们都是就吴先生的文章立论的，不曾说及编纂的人；我却以为这种书最要紧的还是编纂的人！“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1925年10月11日。 朱自清经典七七一朱自清经典七七二执政府***记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 死者四十馀人，伤者约二百人！ 这在北京是第一回***！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 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 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yīn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 ———十九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翔实，可以参看。 我先说yóu xing队。我自***出发后，曾将yóu xing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jiāo代表团一队，约十馀人；***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馀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馀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qiāng，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qiāng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 ”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决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 ” “吉兆胡同！ ”“”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 ”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 ”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 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这时已听到劈劈拍拍的qiāng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qiāng声，起初还以为是空qiāng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 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馀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qiāng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qiāng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但也不则一声。 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 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 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 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 第一次qiāng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qiāng；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qiāng，警笛一声接着一声，qiāng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shè击！ 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我现在缓叙第一次qiāng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述些开qiāng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qiāng时，至多四分钟；这其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qiāng只有一分馀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纷散，qiāng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趑趄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决没有的！ 至于第一次纷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qiāng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纷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其馀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是依命令动作的）装完子弹了。 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qiāng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qiāng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shè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shè击，更是显明！ 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枝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qiāng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 ———开qiāng痛击。那时前后都有qiāng弹，人多门狭，前面的qiāng又极近，死亡枕藉！ 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间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深长思了。 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qiāng轰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二十馀步，在第二次纷散之前，却绝未听到qiāng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糊其辞，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qiāng，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qiāng，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 ——难道拿手qiāng的人都是些傻子么？ 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的问：“开qiāng之前，有警告么？ ”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qiāng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qiāng之后约一两分钟时。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qiāng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qiāng时，群众已经纷散，放一排朝天qiāng（假定如此）后，第一次听qiāng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地放平qiāng呢！ 即使怕一排qiāng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qiāng好了，何用放平qiāng呢！ 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qiāng，也决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朱自清经典七七三朱自清经典七七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 ”第一次qiāng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 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rǔ部有一大块殷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 那红色我永远不忘记！ 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shēnyín，想是另一位的，那shēnyín我也永远不忘记！ 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懈弛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jiāo。 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地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偃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决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qiāng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 ”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 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 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 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是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她以后不知如何了！ 我们偃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qiāng，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场里还有疏散的qiāng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 这时qiāng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地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xìng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往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qiāng弹擦伤，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样地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线，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时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弹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那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 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qiāng队已不见了！ 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qiāng队当门打死的！ 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han而栗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 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 ”这令我惭愧了！ 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xìngfèn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 ”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 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 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 ）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qiāng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她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 ”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 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qiāng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 感谢那位看闲的人！ 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qiāng，还觉杀的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 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qiāng弹，仍是被木棍，qiāng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 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 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就是海军部的西辕门和陆军部的东西辕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qiāng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二百人！ 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衤夸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天《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政府”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棋瑞你自己想想吧！ 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ròu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 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 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qiāng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 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我们也想想吧！ 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 ”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间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屠杀后五日写完1926年3月23日。 朱自清经典七**朱自清经典七七六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 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 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儒不能都晓古今，yù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 ——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国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 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朱自清经典七七七朱自清经典七七八活的学术价值！ 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 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 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 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 ———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 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 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 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 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 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 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 即如我们所敬服的王静安先生，他早年的确是一个开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说戏曲史这种学问，古人没有做过，是由他创始的。这种“创新”的精神（虽然并非以现代生活为材料），是值得珍贵的。而且他还研究西洋哲学呢。但他后来渐渐改变态度，似乎以为这种东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费多大的气力；他于是乎仍走上了那条“大路”，便是经史之学！ 自然，他的走上这条“大路”，决不算我们的损失；他根据了他的新材料，发明了许多新见解———所给与我们的已经很厚了。他虽不再开新路，但在老路旁，给我们栽了许多新鲜的树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确是值得珍贵的。假使我们只有少数学者如此，我们不但不觉得不好，而且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史之学的专家，正和需要别的专家一样。但同时得承认，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的偏见若变成一般研究国学者的意见，如今日一样，那却是妨碍国学的长足的发展的；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最是不经济！ 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实在，我们现在不怕没有人研究那难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没有人研究这较易研究的现代生活———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国学者轻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黄金世界在古代”一条根本信仰外，———这个信仰或自觉或不自觉———不外“难得”与“新异”两端。“物稀为贵”，敦煌石室的片纸只字失了就完了，从此不能再有，况发现也是偶然碰着机会，不是能随心所yù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东西是古代的，非我们所素习，使我们感着一种新鲜的异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国土感着异域的趣味一样。因此行市便大了。但这两端儿竟所关不巨，所关最巨者，厥惟那个根本信仰；此经史之学所以为正统也。但我们得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无论传统的精神变化如何，我们的子孙必有人努力研究我们，和我们研究“先民”一样。他们所有的困难，也将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同小异。我们上古的先民，大概还不知道怎样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简陋的材料（恕我大胆，“六经”也在其中！ ）留给我们；中古近古的先民却又研究古人，远过于研究自己，所以也没有完备的材料，记载或解释他们自己生活的，留给我们。我们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现在所知于我们的先民的，实在是极少极少的！ 我们是没法的了，我们的子孙难道还有受这种困难的必要么！ 我们得给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路，而这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谁都有求知yù不是？ 我们谁都要求满足不是？ 而且我们谁都愿意别人明白我们，愈多愈好。这就得了！ 试问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却没有人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民国十五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术，文艺迁变之迹，我们能满足么？ 若只有人研究《诗经》，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们能满足么？ 有人听见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便肃然起敬（其实在正宗的国学家看来，这些也只是小道），听见说到皮黄或顾先生说的小戏，便鄙夷道，“这有什么道理”！ 是的，这有什么道理！ 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 “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 然而我相信***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有时代xìng的。”我们且不管价值的时代xìng，我们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现代生活是现代生活的自身，为甚反该被人鄙夷呢？ 我并不劝大家都来研究现代生活，我没有那么功利；我只说应该有些人来专门地或附带地研究现代生活，不要像现在这般寂寞便好了。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的快乐；这自然也非先懂得现代不可。至于将现代与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们所切望；但这种通学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诚哉是极难的；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当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难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会比局中的人强；与其让外国人或后世人研究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研究好。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和时代，但所了解的总一定比别人多；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活证，外国人不懂得用，后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朱自清经典七七九朱自清经典七八〇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 但现代这一块肥土，我们老是荒弃不耕，总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说，“国学”一名，本只限于历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学”一样，原可不必勉强牵入现代的材料。但无论历史、考古等学问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赖现代的材料不可，而“国学”一名，意味也与“埃及学”绝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国家，故“埃及学”所涵，有一定的范围；中国是生存的国家，“中国学”所指，何能限定呢！ 话又说回来了，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你看英国有“英国学”否？ 日本有“日本学”否？ 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 现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经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 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 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 1926年4月11日。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 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 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 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 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 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 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朱自清经典七八一朱自清经典七八二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翻译事业之所以衰败，我在上面已略说其因，其过全在翻译者。一般的翻译者，外国文程度实在太浅，他们还不能辨明字的用法，还不能辨明句的构造，就动手翻译名著。他们翻译文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并未了解；他们翻译哲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思想系统，并未明白；他们翻译科学书，但他们对于科学并未有过详细的研究。但这样还算好的，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他所要翻译的书！ 他们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写；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凭着他们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过去就得了，管他别的！ 无怪乎一些真内行看了吃惊，诧为创造的翻译！ 至于他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东西，所加惠于一般读者的如何呢？ 我在上面也已约略说起；他们捧着译本猜完了一遍或两遍之后，那真实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罢了！ 这不独有愧从前翻译佛经的诸大师，就连“做汉魏六朝的八股”的严又陵先生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也还差得远呢！ 这真令人兴“世风不古”之叹了！ 现在该说清华学生了。我的题目要说得严密一些，应该说“旧制清华学生与英汉翻译事业”。所谓“旧制清华学生”包括归国的，留学的，及在校的高年级诸君而言。他们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除教会学校外，别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们的。就一般情形论，他们看的英文书自然比较地多，他们写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较地强。凭着这两个条件，我说他们比较地是最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即使不是仅有的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相似的情势）。他们自然有许多事业，有许多使命，但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在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中，他们也得扮演几个重要的角色。况且现在又有了“翻译”（英译汉）的功课，他们将更能自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他们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译文书。必须有好好的几百部名著的名译本，中国的翻译界才可望有生气；一般人对于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确的了解。但做这种工夫的费时较多，一时未必有多少名译出现；较简便的方法是“节要”，将若干种名著，节译或编述其要旨，汇为一书，以便一般人浏览。这种东西自不足语于高深，但也颇有用处，可以与译全书一法相辅而行。此外还有注释一法，选择精粹的材料，详加参考，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于文学。日本用后两种方法编成的书极多，皆属于广义的翻译名下。这些办法，都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试。还有，对于现在的翻译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评的事也可做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做过，现在似乎已消沉了。这可使得一般翻译者不敢随便动手；让他们取得太多的自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翻译的取材，只能限于自己专攻的学科；要想兼差，侵入别人范围，是费力不讨好的（曾有此例，兹不举）。现在一般的翻译者正因太多能了，结果是一无所能；什么都能翻，什么都翻不好！ 而尤不可缺的是忠于所事的态度。看了梁先生所说的译经诸大师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觉！ 翻译最好结一团体，系统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门类，审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大路。有些人爱走偏锋，随心所喜，专选有特别趣味的东西翻译，不成系统，那也一样有用。 清华学生从前似乎很少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我觉甚为可惜；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忘记了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与你们文化的前途是极有关系的！ 1926年***日，载《清华周刊》第25卷15号。 朱自清经典七八三朱自清经典七八四悼何一公君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那时我正要上课，不曾详问病情；以为总不过是寻常的病罢了。 到了那礼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说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厉害，不过那两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约了晚饭后去看他。晚饭后我到医院去时，听差告诉我他已搬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总是病又厉害了才到协和去的！ 我于是想下一个礼拜六进城去看他；那里知道他到礼拜四便和我们撒手了！ 礼拜日的早上，我却去参加他的殡式，这真如做梦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礼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图书馆楼上告诉我的。那时我刚从一个宴会回来，正在图书馆检书；李君突然跑来和我说：“先生，你知道何鸿烈已死了？ ”我怔了一怔，觉得人间哀乐，真不可测，黯然而已。李君说他们这一级很不幸，周明群君之后，又弱了一个；而且两个都很不错！ 他说他们同级前回议纪念册事，大家说将这本纪念册“致献”于周明群君；并说这该是最后的可以“致献”的一个人了。谁知道还有何君呢？ 李君又说，一公初病时，他去看他，曾和他开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几时死？ 我们好预备挽联与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预备吧。”这些也竟都成了谶语，真是梦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谁也梦想不到的！ 便是他自己病着时，也想不到的！ 举殡那一天，他的同乡叶君告诉我，他不曾有一句遗言；他们曾几次试探，他始终没有觉得似的。他，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哪里会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见面呢？ 他真是一个活泼的人，又是一个极和蔼的人。他的死，凡相识的都同声悼惜；我想他是会被人常常记着的。 一公最会谈话。前年暑假后，我初到清华，同学中第一个来和我谈话的是他，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是他。这因他是温州人，而我在温州教过书，所以我一到他就来看我。那是一个晚上；我们足谈了两个钟头。所谈的题目，我已不能记起，大约牵连得很远的。我只记着他的话和他谈话的神气都是很有趣的。以后他还和我长谈过一两回。有一回，孙春台君到清华来画菊花，住了一礼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来找他谈话；我只记得有一回他谈到两点钟才回宿舍去。第二天春台告诉我，他谈的是戏剧与政治，他将来所要专攻的，也就是这两科，他爱好戏剧，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于政治，我是这回才晓得的。但他平常谈话，实在是说到戏剧时多。 他的爱好戏剧，爱好文学，似乎过于政治；我总是这样想。这由同学给他的“莎士比亚”的评号可以证明。他对于戏剧真是热心。他编过几种剧本，但我没有细看过；我在前年本校国庆庆祝会中，看过他编撰兼导演的一个戏。他后来虽谦逊着说不好，我觉得实是不错的。他对于本校的演剧，有种种计划；因缺乏帮助，都还未能实现。但李健吾君告我，一公病前还和他说，在最近的期间内，一定要演一回戏。现在是什么都完了！ 一公论戏剧，论文学，常有精警的话。去年暑假回南，我和他同船。有一晚，我们都在凭栏看月：月是正圆时，银光一片；下面是波涛澎湃，浪花不时地卷上，打得我们身上都湿了。一公和我谈论自然与创作；他的话都是很有分量的。 李惟果君告我，一公病前和他谈起最近的计划：说毕业后打算和他的未婚夫人去法国住两年；一九二九年回国应本校第一次留美公开考试，再到美国去。他的计划与志愿都好，但现在只是“虚空的虚空”罢了。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一公殓时，面上似乎还带着生时的微笑，我们知道他现在又怎么想呢？ 载1927年1月出版的《清华周刊》何君鸿烈纪念册。 朱自清经典七八五朱自清经典七八六新诗“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 简直是：噜噜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 ”这首“新诗”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没有抄下来，不知是谁。我保存这点东西的意思，一小半因为这短短的五行话颇有趣味，一大半因为“新诗破产”的呼声，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其实“新诗破产”的忧虑，也并非在这首“新”诗里才有；较早的《青光》里，我记得，至少还有一段，也是为新诗担忧的。那是说，有一个学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诗人；终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写诗———一礼拜便写成了一本集子！ 跟着的按语，大约是“这还了得！ ”之类。 据我所知道，新文**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尝试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等等；现在所有的新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但同时仍有许多人怀疑新诗；这自然不能免的。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谈新诗》里说：“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做新诗的人之多，是实在的；而且自此年后，更是有加靡已。“许多人的怀疑”（即使是赞成“国语的散文”的人），也是实在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势力，尚不曾打出鲜明的旗帜。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出版，才有胡先先生《评尝试集》一文，系统地攻击新诗。他虽然出力攻击，但因他的立场是“古学主义”（即古典主义），逆着时代而行，故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真正发生影响的议论，是隔了一年才有的。这时新文学主义者自己，有了非难新诗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多。 这种“萧墙之祸”甚是厉害，新诗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似乎已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那条老路。我上文所举两例，正在这些时候发见。 但这些还只是箴新诗末流之失；更有人进一步怀疑于新诗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们有许多人读过他国语的小说和戏剧，他就是个根本反对新诗的人。他在独幕剧《一只马蜂》里，有一段巧妙的对话；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样攻击新诗：“吉老太太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我问你，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吉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一只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时前后，各方面非难的话还很多，我现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杂志上，报纸上，渐渐减少了新诗的登载，到后来竟是凤毛麟角了。偶然登载，读者也不一定会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几行，也会跨了过去，另寻别的有趣的题目。而去年据出版新诗集最多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中人告诉我，近年来新诗集的销行，也迥不及从前的好。总之，新诗热已经过去，代它而起的是厌倦，一般的厌倦。这时候本来怀疑新诗的人不用说，便是本来相信新诗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们想，新诗或者真没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先生所诅咒的“微末之生存”吧？ 新诗或者真要“破产”吧？ 在这满飞着疑问号的新诗坛上，我碰到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暂时不愿谈到此事———他们觉得这个谜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曾来过一封信，他说：“我看近来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渐渐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这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现象？ 但也许并不是深沉，‘血呀泪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别的法门来了。所以如闻一多的《渔阳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类，力想别开门径，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 所以有时不得不叹惜咏歌之将尽。我想白话运用于文学，似乎有问题。我极愿现时的白话再改进；不过自己没有成绩之先，未免是漂亮话。”他因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运用于文学”；他原是相信白话文学的人，现在他的怀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经相信白话文学的人。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出了一个《诗镌》，打算重温诗炉的冷火。他们显然要提倡一种新趋势；他们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这是《诗镌》同人之一，刘梦苇先生《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话。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虽不在《诗镌》时代，却可以代表《诗镌》的主张与工作。同文里又述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 这是指他们一派的新韵律的诗而言。后来刘先生自己在《诗镌》里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新韵律，一是用韵，二是每行字数均等，三是行间节拍调匀；他们取法于西洋诗的地方，比取法于旧诗词的地方多。这种趋势，在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朱自清经典七八七朱自清经典七八八先生的诗中，已经逐渐显露，《诗镌》只是更明白地确定为共同的主张罢了。这种主张有它自己的价值，我想在后面再论。《诗镌》确是一枝突起的异军，给我们诗坛不少的颜色！ 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响可并不大，虽然现在还存留着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这或因主张本难普遍，或因时日太短。总之，事实上，暂时热闹决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势。我想《诗镌》同人在这一点上必也感着寂寞的。 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我还不能这样想。我所以极愿意试探一探新诗的运命，在这危疑震撼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发荣滋长，而不是一阵热空气；热空气的消失，在我们是无损的。一九一九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 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的！ ”———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全没有了解新诗的价值的人！ 但那热空气究竟是没有多少东西，多少味儿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先生出来主张“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十九号）。他虽非专论新诗，新诗自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论旨里。那里面引达文齐与歌德为例，说：“伟大的是他们这种悠长的等待！ 他们等待是什么？ 在未从事创作之前等待的是灵感，在既从事创作之后等待的是经验。”“目前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 目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 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可以说就是早熟的母体太多了，早产的胎儿太多了的缘故。”“等待吧！ 等待吧！ 青年文艺家哟！ ”我们若相信他的话，那么，现在一般人所嘲讽，所忧虑的“新诗的衰颓”，可以说不是“衰颓”，而正是他所要求的“节产”，虽然并不是有意的。“节产”总可乐观；我们是在等待灵感与经验———“自然的时期是不可不等待的”！ 为什么甫经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 我觉我们做事，太贪便宜，求速成，实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的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欷，自短志气？ 我们的希望太奢了，故觉得报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论，报酬果然太少么？ 我且断章取义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话：“在这样短少的期间，我们原不能对于他（新文学）抱过分的希望。 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 ”（《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二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再看周启明先生的话：“在批评家希望得见永久价值的作品，这原是当然的，但这种佳作是数年中难得一见的；现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岂不是过大的要求么？ ”（《自己的园地》**页）这些话是很公平的。我们若以这两种眼光来看新诗的发展，足可以减少我们的杞忧，鼓舞我们的勇气。或许有人以为这种看法太乐天了，太廉价了。我们还可谨慎些说：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国”不“尽是砂碛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 这是胡适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说的话；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刷洗过的旧诗”，“真正白话诗”还不曾出世呢。现在是十年以后了；还只说这样话，想来总不算过分吧。十年来新诗坛的成绩，虽不能使我们满意，但究竟有了许多像样的作品，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单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爱》，完成的时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诗》，出版的时期相隔四年；却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见新诗坛虽确乎由热闹走向寂寞，而新诗的生命却并未由衰老而到奄奄yù绝，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敌不过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蜡烛”，我们也当承认。这也不见得是新诗的致命伤，因为混乱只是短时期的现象；而数年来的冷落，倒是一帖对症的良yào，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暂时的厌倦和新诗分量的减少，便断定或忧虑它将短命而死的人，我觉得未免都是太早计！ 若许我猜一猜新诗坛冷落的因果，我将大胆地说：生活的空虚是重要的原因。 我想我们的生活里，每天应该加进些新的东西。正如锅炉里每天须加进些新的煤一样。太阳天天殷勤地照着我们，我们却老是一成不变，懒懒地躲在运命给我们的方式中，任他东也好，西也好；这未免有些难为情吧！ 但是，你瞧，我们中有几个不跟着古人，外人，或并世的国人的脚跟讨生活呢？ 有几个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 你说现在的新诗尽是歌咏自己，但是真能sāo着自己的yǎng处的，能有几人？ 自己先找不着，别人是要在自己里找的，自然更是渺无音响！《诗》的二卷里，叶圣陶先生有《诗的泉源》一文，说丰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诗，写出不写出，都无关系的。 没有丰富的生活而写诗，凭你费多大气力，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丰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东西，找出些味儿，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儿里，这世界在不经心的人眼里，只是“不过如此”；在找寻者的眼里，便是无穷的宝藏，远到一颗星，细到一根针。 现在作新诗的人，我们只要约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数———十之九———是学生。 其中确有少数是天才，而大多数呢？ 起初原也有些蕴藏着的灵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灭了；那只是一泓无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启发了他们灵感，同时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只知道发挥那灵感，以取胜于一时，却忘记了继续找寻，更求佳境。是的，找寻是麻烦的，而他们又不愿搁笔；于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们倚靠着他们的两大护法：传统与模仿。他们骂古典派，“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但他们自己不久也便堕入“花呀，鸟呀”，“血呀，泪呀”，“烦闷呀，爱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诗于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厌倦便开始了。更进一步，感伤之作大盛。伤春悲秋，满是一套宽袍大袖的旧衣裳。说完了，只觉“不过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开了一条新路，而实际朱自清经典七八九朱自清经典七九〇上是道地的传统精神。新诗到此，真是换汤不换yào，在可存可废之间。自由的形式里，塞以硬块的情思，自然是“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这时间有能创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蹑脚跟的扯扌寻碎烂不可。如****出后，一时昌言大爱者，风起云涌；“一切的一切”等语调几乎每日看见。朋友郢先生讥为鹦鹉学舌，实是确论。 论到形式，则创新者较多。虽然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谈新诗》里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文存》卷一，二三五页）但后来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后来也改变了。因为做新诗的人，有许多是白手起家，与旧式诗、词、曲极少jiāo涉，他们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许多并且进一步，想独创一种形式。《诗镌》中诸作，也正偏重在这一面，这原是很可乐观的。但空有形式无用；没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里，形式到底是不会活的。若说只要形式讲究便行，与从前“押韵便是”又何异呢？ 一般人看新诗，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与旧体诗、词、曲不同；因此来了一种重大的误会，以为新诗唯一的好处是容易。虽然像《诗镌》中所主张的新形式，也并非容易；但《诗镌》是后来的事，而影响又不大，不能以为论据。我想“新诗人”之多，“容易”总是一个大原因。 其实新诗何尝容易？《诗镌》说的新形式不用说，便是所谓“自由诗”，又岂是随随便便写得好的？ 本文篇首所举两例，正是责备一般作者将作诗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说“诗体大解放”，并不曾说容易；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新诗自然愈来愈滥了。但这也是过渡时代不可免的现象。 这种现象，凡是爱护新诗的人，没有不担忧的，前面所引***先生的话，想也是因此而发。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得更是明白：“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馀地。 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luǒluǒ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论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做诗，把随便两句话当做诗的，那更不足道了。”而郑伯奇先生在《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三十一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里也说：“现在文坛的收获，太难令人满意了；不仅不能满意，并且使人不能不忧虑新文学的前途。且就诗说吧，这两年来，流行所谓‘小诗’，其形式好像自来的绝句，小令，而没有一点音调之美。至于内容，又非常简陋，大都是唱几句人生无常的单调，而又没有悲切动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诗国中，不意乃有这种沉靡单简的‘小诗’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 听说这流行是由翻译泰戈尔和介绍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么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论音调，后将再引）“所谓小诗”，如周启明先生《论小诗》里所说，“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我是赞成小诗的人，我相信《论小诗》中的话：“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见《自己的园地》五三页）我引郑先生的话，只以见小诗也正同一般的新诗一样，也流于滥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还觉得小诗比一般的新诗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观念，更易长粗制滥造之风。论到小诗，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译，虽然影响不小，但它们的影响，不幸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观念，倒反得赖以助长。泰戈尔的翻译，虽然两方面都有些影响，但所谓影响，不幸太厉害了，变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过的，况在小诗！ 这自然都是介绍者始意所不及的。这样双管齐下的流行，小诗期经两年而卒中止；于是一般的新诗与小诗同归于冷清清的，非复当年胜概。我不敢说新诗的冷落，是小诗为之；但这其间，我相信，不无有多少的关系。不然，何相挟以俱退藏于密呢？ 但小诗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独特的好处。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诗一样，仍要复兴的。而且小诗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诗的初期，也有这一体，不过很少，而且尚无小诗之名罢了。如****中的《鸣蝉》，《草儿》中的《风色》，都是极好的小诗，可见这一体决不是馀剩的了。 1927年2月5日。 朱自清经典七九一朱自清经典七九二唱新诗等等近年来新诗的气象颇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写《新诗》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杂志上；在那里面，我叙述新诗的历史，并略说明暂时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诗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说这后一层意见；但这要说到将来的事，而且近于立“保单”，未免使我为难。所以踌躇着，终于不曾下笔。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 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 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 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在近几年里，歌谣的研究，已“附庸蔚为大国”了。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说最初的诗就是歌谣，或说一切诗渊源于歌谣，是不错的。但初期的诗直接出于歌谣，后来的便各有所因，歌谣只是远祖罢了。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时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以格律诗体，也是西洋货色。此外，翻译的日本的小诗，那洒脱的趣味与短小的诗形也给了不少的影响；但后来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诗彻头彻尾受着外国的影响，与皮黄和歌谣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后内容方面虽复归于老调，但也只是旧来诗、词、曲里的东西，与皮黄和歌谣仍然无关的。 新诗之没有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据？ 有人许要说，“是的”。但我想文学史的演进，到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变”的状态吧。 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许要让新诗给填上。新诗即以形式论，无韵也好，有韵也好，自由体也好，格律体也好，总已给我们增出许多表现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表现旧来诗、词、曲所不能表现的，复杂的现代生活；我们更希望用它们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新诗也许不能打倒旧来一切诗、词、曲，但它至少总该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现在是这样相信着的。可是，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忽略过去；因为从历史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新诗若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帮助。 有人说，新诗（无论无韵，有韵，自由体，格律体）不便吟诵，也是冷落之一因。这或者是的。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 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新诗不能吟诵，不足吟诵，或不必吟诵之成见）。因前两种缘故，才有人不顾胡适之先生“自然音节”说，而去试创新律，如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都是，平伯在诗的新律（《我们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诗镌》出版，这新律运动便有了一定的标准，而且想造成风气了。《诗镌》里颇有几篇文说明这种新律，但我觉朱湘先生《志摩的诗》一文（去年《小说月报》一月号）或者更具体些，虽然此文并非为解释新律而作。这时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读诗会的提议；我可以说，这是从后两种缘故而来的。他在《诗镌》上写了一篇小文，说明读诗的重要，并定下日子与地方，请人去听他读自己的诗。届期他“临时回戏”，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后，我却听见他的诵读了。他是用旧戏里丑角的某种道白的调子（我说不清这种调子什么戏里有）读的；那是一种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调子。他读了自己的两首诗，都用的这种调子。我想利用这种调子，或旧戏里，大鼓书里其他调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仅用一种调子去读一切的新诗，怕总是不合式的。这读新诗的事，实甚重要；即使没有下文所要说的唱新诗那样重要，也能增进一般人诵读新诗的兴味，与旧来的“吟诵”不同的兴味，并改进新诗本身的艺术的。可惜后来虽还有人提及此事（见《现代评论》），而读诗会始终没有实现。自然，这也是一种艺术，不是人人能讨好的。 现在我要说唱新诗。将新诗谱为乐曲，并实地去唱，据我所知，直到目下，还只有赵元任先生一人。好几年前，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便有了新诗的乐谱；我曾从那片子上，听过郑振铎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诗。前年北来至今，又三次听到赵先生的自弹自唱，都是新诗。这三回的印象虽也还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这回他在一个近千人的会场里，唱了两首新诗；弹琴的是另一个人。这或因他不用分心弹琴之故，或因乐曲之故，或因原诗之故：他唱的确乎是与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韵》。 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叠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调子；这样，每一叠句便能与其上各句的情韵密合无间了。唱第二首里写海涛的句子，他便用汹汹涌涌的声音，使人竦然动念；到了写黄昏的句子，他的声音却又平静下去，我们只觉悄悄的，如晚风吹在脸上。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朱自清经典七九三朱自清经典七九四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但是单有诗篇的唱奏，我想还不够的；我们得有些白话的歌剧，好好地写下来，好好地演起来，那是更有力的影响，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众，也未可知。说起白话的歌剧，我们极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势力，在小学校里和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观众里。我惭愧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在北平曾一见它的上演，觉得确是很好。不过一个歌剧，决不能撑持我们的局面；况且《葡萄仙子》是儿童的歌剧，我们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歌剧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证。 以上说的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立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至于皮黄，本身虽不能成为新体诗，它的音乐，还有大鼓书的音乐（据我所知，大鼓书似有两种唱法， ——其细微的派别我可不管，也说不出———像白云鹏，虽然是唱，实在可说是念白，与别人的不同。我上文论读诗可利用大鼓调，便是指此，写到这里，我想大鼓书的文句似比皮黄繁复，它的本身也许可以变成新体诗，与现在的新诗同去填文学史上那股空白，固不仅音调可供我们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来唱新诗或新的白话歌剧，我还不能说；我希望有人试一试———若有成绩，就让这皮黄音乐化或大鼓书音乐化，与那西洋音乐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1927年10月11日。 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 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yīn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那里走呢？ 或者，那里走呢！ 我所徨的便是这个。 说“那里走？ ”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 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 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那里走呢！ 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bī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那里走！ ”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yù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bī，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yīn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 三个印象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xìng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朱自清经典七九五朱自清经典七九六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ròu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 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ie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eoisie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B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 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xìng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xìng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 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时代与我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咒诅家庭，咒诅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bào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qiāng，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fā xiè，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的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Struggle是不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浪。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Struggle，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 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dú辣的手段来的。qiāng与zhà弹和血与ròu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 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 ”“我们要复仇！ ”但这是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 我们的诅咒与怨dú，只是“我们的”诅咒与怨dú，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 朱自清经典七九七朱自清经典七九八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 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dú，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拚命上前ròu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 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 该大大地变形了吧？ 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 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 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作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 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作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当一样当作快事吧？ 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亡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 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 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 这小半由于我的xìng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xìng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xìng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B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Beoisie的。离开了ie，我没有血与ròu。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B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徨罢了。 我并非迷信着PettyB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dú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 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 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 我想会累死的！ 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 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Proletariat在革命的进行中，容许所谓PettyBeoisie同行者；这是我也有资格参加的。但我又是个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Prole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过这种廉价的同情罢了，于他们丝毫不能有所帮助。火说得好：同情是非革命；严格论之，非革命简直可以说与***同科！ 至于比同情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闲情，馀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着不相干的人呢？ 况且同行者也只是摇旗呐喊，领着的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跟着，远远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阶级xìng还保留着。这结果仍然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可以晚一些罢了。而我懒惰地躲在自己的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灭亡。以自私的我看来，同一灭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xìng儿去同行什么了。但为了自己的阶级，挺身与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我若可以说是***，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路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eoisie与PettyB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 他们走的是那些路呢？ 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gle，却有一个整齐的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她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足迹都还不曾一到呢。 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朱自清经典七九九朱自清经典八〇〇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sāo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 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jiāo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她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jiāo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 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eoisie与PettyBeoisie的疯狂；而且，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B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倡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 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 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 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 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返照吧？ 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 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 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 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 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 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 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B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dàng，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朱自清经典八〇一朱自清经典八〇二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 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 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 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eoisie，与PettyB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学术，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 ———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那一条呢？ 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xìng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 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 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bī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xìng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 即使身家xìng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 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 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那里走？ ”“那里走！ ”两个问题上去！ 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yīn影，这也就是我的yīn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928年2月7日。 朱自清经典八〇三朱自清经典八〇四近来的几篇小说近来在《小说月报》里读了几篇小说，觉得是一种新倾向，想来说几句话。 一茅盾先生的《幻灭》（《月报》18卷9、10号）《月报》八号最后一页里说：“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虽说以那“神经质的女子”为主人翁，但用意实在描写，分析“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所谓“主人翁”，只是一个暗示的线索吧了。 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读这篇小说，那头绪的纷繁，人物的复杂，便都有了辩解。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实在很多：有“神经质的女子”，有“刚毅”，“狷傲”，“玩弄男xìng”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浑名包打听”的女子；有“受着什么‘帅坐’津贴的暗探”，有“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理xìng人”，有“忠实的政治的看热闹者”，有“为了自己享乐才上战场去的”“少年军官”。这些是多么热闹的节目！ 你读这篇小说，就像看一幕幕的戏。从前人说描写要生动，须有戏剧xìng。 所谓戏剧xìng，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写人物虽多，却大都有鲜明的个xìng，活泼的生气，所以我们读了，才能像看戏一般———这便是戏剧xìng了。至于本篇所写的地方，是上海，武汉，牯岭三处。上海，武汉，是这时代生活的中心，在这两处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当然的。牯岭却是个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将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以打仗为享乐的少年军官，一对圆满（？ ）的夫fù，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这样似有意，似无意地将动和静的两极端对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们不愿仓卒地断定作者另有深意存于其间。 我以为在描写与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轮廓。我对于这篇小说，只读过一遍，翻过一遍，但几个重要人物的xìng格，我都已熟悉；若你来考问考问我，我相信自己是不会错了答案的。他们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见面，每天谈话的人。这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工夫，我想。他有时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这样写出他的为人，如第四节里写慧女士，便是如此。这还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难。但他有时用了极简单的一句话，也能活画出一个人。在第四节里，他写那“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抱素每次侃侃而谈的时候，听得这个短小的人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总是背脊一阵冷；他觉得他的对手简直是一个鬼，不分日夜的跟踪自己，侦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诡谲。”一句话写出了怎样冷的一个“理xìng人”！ 他又用了类似的笔锋，借了别人的口，暗示着他的严肃的讽刺的气氛。第十节里写的那场试，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剧。同节里叙慧女士的请客：“‘某夫人用中央票收买夏布，好打算呵！ ’坐在静右首的一位对一个短须的人说。”“‘这笔货，也不过囤着瞧罢了。’一个光头人回答。”淡淡的两句话尽够暗示一个“腐化”的倾向了。从以上两个例，我们看出作者是个会写对话的人。 但这篇小说究竟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因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分开来看，虽然好的地方多，合起来看却太觉得散漫无归了。本来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要安chā下这许多人物，这许多头绪，实在只有让他们这样散漫着的；我是说，这样多的材料，还是写长篇合适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写里，颇有选择的工夫，我已说过；但在全体的结构上，他却没有能用这样选择的工夫，我们觉得很可惜。他写这时代，似乎将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来杂乱地运用着；他虽有一个做线索的“主人翁”，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只能从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个总印象。我们说得出篇中这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但说不出他们一伙儿到底是怎样。 因此篇中颇有些前后不能一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李克这个人。第四节里既然将他写成那样一个玩世派，第十节里却又写得他那样热心**，还力劝静女士到汉口去。这已是参差了。而静女士到了汉口，竟不曾看见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只字。这不是更奇么？ 既如此，第十节里那番话，又何必让他来说？ 还有，结朱自清经典八〇五朱自清经典八〇六束的地方，我看实在是“不了了之”。说是了，原也可以；但说是不曾了，或者更确当些。这不是一个有机的收场。自然，这与全篇结构是连带着的；全体松懈，这儿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军官”的重行从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终局，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从全篇的情调说，这或者是必要的，“幻灭”之终于是“幻灭”，或就在此。但从文字说，这只是另生枝节；———索xìng延长些，让那少年军**死，倒许好些。那才是真的“幻灭”。我并且觉得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少年军官”暂时的团圆，也可不必的；那样，“幻灭”的力量，当更充足些。不过作者在这里或者参加了本人的乐观与希望，也未可知。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论文，终觉不安罢了。此外，篇中叙述用的称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静女士，时而称章女士，时而称静之类。 据说本篇还是作者的**作，所给与我们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后他会给我们更多的。 二桂山先生的《夜》（《小说月报》18卷10号》）这是上海的一件党案；但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叙述这件党案的。 一个晚上，一位老fù人独自抚慰着哭叫“妈妈呀妈妈呀”的她的外孙；一壁等候着阿弟的关于她女儿的信息。阿弟回来了，说出一个“弟兄”带着他在黑暗里到野外去认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号数的事。他一面报告，一面想着适才可怕的经验。自然，这些可怕的经验，他是不能说给他姊姊的。可是老fù人已经非常激愤了；她是初次听到凶信，就不时地愤激着的。她并不懂得做教员的、她的女儿女婿的事，只是觉得他们不该“那个”吧了。结局是阿弟拿出他俩托那“弟兄”转jiāo的一个字条，念给她听：说“无所恨，请善视大男” ——他们的孩子，老fù人在抱着的。fù人也看了字条，虽然她不识字。她找着了新路；她“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这便是她今后的一切。 我所转述的，只算是没有ròu的骨架；但也可窥见一斑了。我说这真可称得完美的短篇小说。布局是这样错综，却又这样经济：作者借了老fù人、阿弟、“弟兄”三个人，隐隐绰绰，零零碎碎，只写出这件故事的一半儿，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故事的首尾，并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党案全部的轮廓；而人情的自然的亲疏，我们也可深切地感着。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与对话暗示着一切。从老fù人的回想里，我们觉得“那个”了的她的女儿女婿，真是怎样可爱的一对，而竟“那个”了，又怎样地可惜。 最使老fù人难堪的，是那孩子的哭，当他叫着“妈妈呀妈妈呀”的时候：“这样的哭最使老fù人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墙很单薄，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给他医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大男哭得更响一点，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从那里来。”这一节分析老fù人的心理，甚是细密。混合着伤心与害怕两重打击；她既想像着死者的惨状，又担心着这一块ròu的运命———至于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这是令人发抖的日子！ 所以“妈妈就会来的”一句话，她只有“战兢兢地”说；在这一句话里，蕴藏着无限委曲与悲哀。而她怕邻舍的“疑念”，并教孩子将说熟了的“姓张”改为“姓孙”的“新功课”，显示着一种深广的恐怖的气氛；似乎这种气氛并非属于老fù人一个，而是属于同时同地一般社会的。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轮廓了。篇中所叙老fù人的回想，大都是这种精密的分析；所举一节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老fù人与阿弟的对话，阿弟的回想，却都是借以叙事的。阿弟的心理并不繁复，无所用其描写；而老fù人与阿弟的对话，照情节自然的转变，也只要叙述事实，更来不及说别的。所以在这里追叙一切，并不觉突兀或拥挤；与前文仍是相称的。至于老fù人那一段很长的愤激的话，就中补叙了女儿女婿的年世；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却闲闲写来，若无其事一般。这也是作者用笔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转述那“弟兄”的话里，如：“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气的。 老fù人整个心，整个生命寄托在女儿女婿身上，只有他们，没有别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馀暇，他有“矜夸的声调”和“真实的笑”，在一个紧张而悲惨的叙述中，他最后还有一些轻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隐藏在他的心里。阿弟是一个平常的商人，他也关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于他们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将整个心jiāo给他们，所以便有这些闲想头了。这原是人之恒情，无所谓好坏；只作者能写出来，可见其用笔之细。同样，他写那“弟兄”，又 比阿弟冷静得多。他一半可怜，一半可笑地叙述他们处治一对夫fù的事；一壁还悠然地吸着烟呢。然而这一段描写，却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写出不怕杀人的人也有怕杀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也有一种为难。这正是人xìng的一面，值得显示出来的。下文湿地里暗夜中认棺木的一段描写，也很动人，因为森森有鬼气。 另外，作者穿chā的手法，是很老练的；特别是中间各节，那样的叙述，能够不凌乱，不畸轻畸重，是不容易的。 三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小说月报》18卷10号）本篇写一个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离开八年的故乡林家塘去。 他和他的乡人相隔太久了，也太远了，他的种种毫无顾忌的浪漫行为，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朱自清经典八〇七朱自清经典八〇八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做的事”；***是“共人家的钱，共人家妻子”的！ 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否？ 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qiāng。兵便先下手，开qiāng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据是一柄剑”！ 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 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xìng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 在我，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xìng格；但写得过了分，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xìng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qiāng，也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情（神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xìng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chā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的句子。如：“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证据是一柄剑。”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忄妻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朱自清经典八〇九朱自清经典八一〇面的描写，但只分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 载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华周刊》第29卷第2、5、8期。 悼王善瑾君我与王善瑾君相处确只一年，但知道他是一个勤苦好学而又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 他现在死了！ 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的死信的时候，真使我失惊：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竟这样草草完了他的一生！ 生死的道理，真是参不透的么？ 但他的病来得这样快，只腹痛了两日，一切便都完了！ 他死在江苏阜宁县城；他家在离城很远的乡下。没有和家人见一面，他便撒了手。阜宁是个偏辟的地方，只有几个不中用的医生。他的病，没有人知道名字；他便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 他家本可勉强过活；但他一读书，便不得不负债了。他独自挣扎着，好容易才得到大学待了一年。他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忍了心休学，想做点事，积些钱，过一年再来；他自己和我们，谁会想到他永远不能再来呢？ 但若仍在清华，而不去办那一身兼编辑、校对、发行的报纸，或许不会有这样的病吧？ 就有，也不至于不可救吧？ 他在清华病过两三个月，后来似乎好了。这回或是复发的旧病，或是袭来的新病，无论如何，他若不在那样偏辟的地方，我们的希望总要多些。 他这几年的日子真不好过。他家因他受累，他不能不时时感到自己的责任；一面还得为自己张罗着。而家乡的腐败情形，他也十二分关心。他曾经使得绅士们不安；他们恨他，直到现在。 这种种引导他到死路上去，病或者只是一个最近的原因吧？ 我说生死的道理是参不透的，但他的生死却又似乎有些参得透的；所以更觉着可惜了。 他死后，他的朋友们告诉我他的一切；但他并不曾告诉过我什么，虽然我们是一个中学校里的先后同学。这见得他是能谨慎能忍耐的人，值得我们想念的。 1928年3月11日。 朱自清经典八一一朱自清经典八一二白马湖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 ）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 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jiāo北新书局印去。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 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 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筵”上，有丐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丐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七月十四日，北平。 载1929年11月1日《清华周刊》第468期。 朱自清经典八一三朱自清经典八一四论中国诗的出路读了两期诗刊，引起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乱想，或与朋友谈论：牵涉到中国诗，总有好多不同的意见。现在趁读完诗刊的机会，将这些意见整理一下，写在这里。 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但诗不是哲学的工具，而新典故比旧典故更难懂：这样他们便失败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适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话诗人。这时候大家“多半是无意识的接收外国文学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诚如梁实秋先生在诗刊中所说。 第三期是民国十四年办晨报诗刊及现在办诗刊的诸位先生。他们主张创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还只是模仿外国近代诗，在意境上，甚至在音节上。模仿意境，在这过渡时期是免不了的，并且是有益好。模仿音节，却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论。 音节麻烦了每一个诗人，不论新的旧的。从新诗的初期起，音节并未被作诗的人忽略过，如一般守旧的人所想。胡适之先生倡“自然的音节”论（见《谈新诗》），这便是一切自由诗及小诗的根据。从此到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论（见《晨报·诗刊》），中间有不少的关于诗的音节的意见。这以后还有，如陈勺水先生所主张的“有律现代诗”（见《乐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诗刊中诸先生的议论。这可见音节的重要了。 中国诗体的变迁，大抵以民间音乐为枢纽。四言变为乐府，诗变为词，词变为曲，都源于民间乐曲。所以能行远持久，大半便靠这种音乐xìng，或音乐的根据。这其间也许有外国影响，如胡乐之代替汉乐，及胡适之先生所说吟诵诗文的调子由梵呗而来（见《白话文学史》）之类；但只在音乐方面，不在诗的本体上。还有，词曲兴后，五七言之势并不衰；不但不衰，似乎五七言老是正宗一样。这不一定是偏见；也许中国语的音乐xìng最宜于五七言。你看九言诗虽有人做过，都算是一种杂体，毫不发达。（参看《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刘大白先生的论文）（俞平伯先生说）按照上述的传统，我们的新体诗应该从现在民间流行的，曲调词嬗变出来；如大鼓等似乎就有变为新体诗的资格。但我们的诗人为什么不去模仿民间乐曲（从前倒也有，如招子庸的粤讴，缪莲仙的南词等，但未成为风气），现在都来模仿外国，作毫无音乐的白话诗？ 这就要看一看外国的影响的力量。在历史上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自然不断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为最。这并不就是奴隶根xìng；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文学也是如此。 这种情形之下，外国的影响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过本国的传统。就新诗而论，无论自由诗，格律诗，（姑用此名）每行之长，大抵多于五七言，甚至为其倍数。在诗词曲及现在的民集乐曲中，是没有这样长的停顿或乐句的。（词曲每顿过七字者极少；在大鼓书通常十字三顿，皮簧剧词亦然。）这种影响的结果，诗是不能吟诵了。有人说不能吟诵不妨，只要可读可唱就行。新诗的可唱，由赵元任的新诗歌集证明。但那不能证明新诗具有充分音乐xìng；我们宁可说，赵先生的谱所给的音乐**许比原诗所具有的多。至于读诗，似乎还没有好的方法。诗刊诸先生似乎也有鉴于此，所以提倡诗的格律。他们的理论有些很可信，但他们的实际，模仿外国诗音节还是主要工作。这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且先看***语言所受过的外国的影响如何。（本节略采浦江清先生说）佛经的翻译是中国语言第一次受到外国的影响。梁任公先生有过《佛典翻译与文学》一文（见梁任公近著）详论此事。但华梵语言组织相去悬远，习梵文者又如凤毛麟角，所以语言上虽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翻译，另成新体文字），却一直未能普遍应用。有普遍应用的是翻译文中的许多观念和故事的体裁；故事体后来发展便成小说，重要自不待言。中国语言第二次受到的外国影响，要算日本名辞的输入；日本的句法也偶被采用，但极少。因为报章文学的应用，传播极快；二三十年前的“奇字”如“运动”（受人运动的运动），现在早成了常语。第三次是我们躬自参加的一次，便是新文**动中白话文欧化的事。这回的欧化起初是在句法上多，后来是在表现（怎样措辞）上多。无论如何，这回传播的快的广，比佛经翻译文体强多了。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懂得外国文的人多得多了；他们触类旁通，自然容易。大概中国语言本身最不轻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句法与表现的变更要有伟大的努力或者方便的环境。至于音节，那是更难变更———不但难，有时竟是不可能的。音节这东西太复杂了，太微妙了，不独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不同，一个人的两篇作品，也许会大大地差异；以诗论，往往体格相同之作，音节上会有繁复的变化，如旧体律诗便是如此———特别是七律。 徐志摩先生是试用外国诗的音节到中国诗里最可注意的人。他试用了许多西洋诗体。朱湘先生评志摩的诗一文（见《小说月报》十七卷一号）中曾经列举，都有相当的成功。近来综观他所作，觉得最成功的要算无韵体（BlankVerse）和骈句韵体。他的紧凑与利落，在这两体里表现到最好处。别的如散文体姑不论，如各种奇偶韵体和章韵体，虽因徐先生的诗行短，还能见出相当的效力，但同韵的韵字间距离太长，究竟不能充分发挥韵的作用。韵字间的距离应该如何，自然还不能确说；顾亭林说古诗用韵无隔十字以上者，暂时可供参考。不但章韵体奇偶韵体易有此病，寻常诗行太长，也易有此病。商籁体之所以写不像，原因大部分也在此。梁实秋先生说“用中国话写So，永远写不像”，我相信。孙大雨先生的商籁（见《诗刊》），诚然是精心结撰的作品，但到底不能算是中国的，不能被中国人消化。 徐志摩先生一则说孙先生之作可成定体，再则说商籁可以试验中国语的柔韧xìng等；但他自己却不做。（据我所知，他只有过一首所谓“变相的十四行诗”）这如何能叫人信？ 西洋诗的音节只可相当的采用，因为中国语有它的特质，有时是没法凑合的。 创造新格律，却是很重要的事。在现在所有的意见中，我相信闻一多先生的音尺与重音说（见《晨报·诗刊》中《诗的格律》一文及《诗刊》中梁实秋先生的信），可以试行。自然这两种说法也都是从西洋诗来的。我相信将来的诗还当以整齐的诗朱自清经典八一五朱自清经典八一六行为正宗，长短句可以参用；正如五七言为旧诗的正宗一样。采用西洋的音节创造新格律都得倚赖着有天才的人。单是理论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要的是作品的证明，作品渐渐多了，也许就真有定体了。 有一种理论家我们也要的。他们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的音乐xìng的。他们能说出平仄声，清浊声，双声叠韵，四等呼，以及其他数不完的种种字音上的玩意，对于我们情感的影响。这种理论的本身虽然也许太烦琐，太死板，但到了一个天才的手里应用起来，于中国诗的前途，未必没有帮助。（本节采杨今甫先生说）上文说过新诗不能吟诵，因此几乎没有人能记住一首新诗。固然旧诗中也只近体最便吟诵，最好记，词曲次之，古体又次之；但究竟都能吟诵，能记，与新诗悬殊。新诗的不能吟诵，就表面看，起初似乎因为行不整齐，后来诗行整齐了，又太长；其实，我想，是因为新诗没有完成的格律或音节。但还有最重要的，如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所说及刘太白先生《中国诗篇里的声调问题》文中所主张，是轻重音代替了平仄音。说得更明白些，旧诗句里的每个字，粗粗地说，是一样的重音，轻音字如“了”字也变成重音；新诗模仿自然的语言，至少也接近自然的语言，轻音字便用得多，轻音字的价值也便显露了。这一种改变，才是新诗不能吟诵的真因；新诗大约只能读和唱，只应该读和唱的。唱诗是以诗去凑合音乐，且非人人所能，姑不论。读诗该怎么着，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里说读诗应按照自然的语气，明白，清朗（大意）；曾听见他读《我是少年》等诗，在国语留声机片中。但这是以国语为主，不以诗为主，故不及听他唱新诗的有味。又曾听见朱湘先生读他的《采莲曲》，用旧戏里韵白的调子。这自然是个经济的方法，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读诗，似乎还有些味儿。读诗的方法最为当务之急，新诗音节或格律的完成与公认，一半要靠着那些会读的人。这大概也得等待天才，不是尽人所能；但有了会读的人，大家跟着来便容易，不像唱那么难。朱湘先生在民国十五年曾提倡过读诗会（见是年四月《晨报画刊》），可惜没有实行；现在这种读诗会还得多多提倡才行。 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说；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 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这并非空话。前《大公报》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写了好些真正白话的诗，记载被人忘却的农村里小民的生活。那些诗有些像歌谣，又有点像大鼓调，充满了中国的而且乡土的气息。有人嫌它俗，但却不缺少诗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见了，又没个继起的人。这种努力其实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体诗乃至词曲是不是还有存在的理由呢？ 换句话，这些诗体能不能表达我们这时代的思想呢？ 这问题可以引起许多的辩论。胡适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许多人却徘徊着不能就下断语。这不一定由于迷恋骸骨，他们不信这经过多少时代多少作家锤炼过的诗体完全是土冢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学的有机成长说（去年在清华讲演）一种文体长成以后，便无生气，只馀技巧；技巧越精，领会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种趣味；况如宋诗之于唐诗，境界一变，重新，沈曾植比之于外国人开埠头本领（见《石遗室诗话》），可见骸骨运会之谥，也不尽确。“世界革命”诸先生似乎就有开埠头之意。他们虽失败了，但与他们同时的黄遵宪乃至现代的吴芳吉，顾随，徐声越诸先生，向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们都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功。他们在旧瓶里装进新酒去。所谓新酒也正是外国玩意儿。 这个努力究竟有没有创造时代的成绩，现在还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帮助这种努力，并且可以帮助上述的种种；便是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试译外国诗。 这是本文最末的一个主张。译专集也成，总集也成，译莎士比亚固好，译eaxsury也行。但先译总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试验种种诗体，旧的新的，因的创的；句法，音节，结构，意境，都给人新鲜的印象。（在外国也许已陈旧了）不懂外国文的人固可有所参考或仿效，懂外国文的人也还可以有所参考或仿效；因为好的翻译是有它独立的生命的。译诗在近代是不断有人在干，苏曼殊便是一个著名的，但规模太小，太零乱，又太少，不能行远持久。要能行远持久，才有作用可见。这是革新我们的诗的一条大路；直接借助于外国文，那一定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一定是迂缓的，仿佛羊肠小径一样这还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国文，而且愿意贡献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于这件大业的人。 朱自清经典八一七朱自清经典八一八《文艺心理学》序八年前我有幸读孟实先生《无言之美》初稿，爱它说理的透彻。那篇讲稿后来印在《民铎》里，好些朋友都说好。现在想不到又有幸读这部《文艺心理学》的原稿，真是缘分。这八年中孟实先生是更广更深了，此稿便是最好的见证；我读完了，自然也感到更大的欣悦。 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这可窘住了中国翻译介绍的人。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再则这类书里，只有哲学的话头，很少心理的解释，不用说生理的。像“高头讲章”一般，美学差不多变成丑学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说”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酉覃酉覃有味的谈美的书。 “美育代宗教说”只是一回讲演；多少年来虽然不时有人提起，但专心致志去提倡的人并没有。本来这时代宗教是在“打倒”之列了，“代替”也许说不上了；不过“美育”总还有它存在的理由。江绍原先生和周岂明先生先后提倡过“生活之艺术”；孟实先生也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在《谈美》的末章专论此事：他说，“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又说，“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又说，“生活上的艺术家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又说，“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无隔阂”。——关于这句抽象的结论，他有透彻的说明，不仅仅搬弄文字。这种艺术的态度便是“美育”的目标所在。 话是远去了，简截不绕弯地说罢。你总该不只一回念过诗，看过书画，听过音乐，看过戏（西洋的也好，中国的也好）；至少你总该不只一回见过“真山真水”，至少你也该见过乡村郊野。你若真不留一点意，也就罢了；若你觉得“美”而在领略之馀还要好奇地念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介绍你这部书。人人都应有念诗看书画等等权利与能力，这便是“美育”；事实上不能如此，那当别论。美学是“美育”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拆穿“美”的后台的。有人想，这种寻根究底的追求已入理知境界，不独不能增进“美”的欣赏，怕还要打消情意的力量，使人索然兴尽。所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正可用作此解。但这里是一个争论；世间另有人觉得明白了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得着更准确的力量，因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至于知识的受用，还有它独立的价值，自然不消说的。何况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 这是一部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作者虽时下断语，大概是比较各家学说的同异短长，加以折衷或引申。他不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系统，只简截了当地分析重要的纲领，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较平坦的大路。这正是眼前需要的基础工作。我们可以用它作一面镜子，来照自己的面孔，也许会发现新的光彩。书中虽以西方文艺为论据，但作者并未忘记中国；他不断地指点出来，关于中国文艺的新见解是可能的。所以此书并不是专写给念过西洋诗，看过西洋画的人读的。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还无先例；一般读者将乐于知道直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止的对于美的事物的看法。孟实先生的选择是煞费苦心的；他并不将一大堆人名与书名向你头顶上直压下来，教你望而却步或者皱着眉毛走上去，直到掉到梦里而后已。他只举出一些继往开来的学说，为一般读者所必须知道的。所以你念下去时，熟人渐多，作者这样腾出地位给每一家学说足够的说明和例证，你这样也便于捉摸，记忆。 但是这部书并不是材料书，孟实先生是有主张的。他以他所主张的为取舍衡量的标准；折衷和引申都从这里发脚。有他自己在里面，便与教科书或类书不同。他可是并不偏狭，相反的理论在书中有同样充分的地位；这样的比较其实更可阐明他所主张的学说———这便是“形象的直觉”。孟实先生说：“凡美感经验都是形象的直觉。形象属于物，直觉属于我，在美感经验中，我所以接物者是直觉而不是寻常的知觉和抽象的思考；物所以对我者是形象而不是实质成因和效用。”（第一章）他在这第一章里说明美感的态度与实用的及科学的态度怎样不同，美感与kuài gǎn怎样不同，美感的态度又与批评的态度怎样不同。末了他说明美感经验与历史的知识的关系；他说作者的史迹就了解说非常重要，而了解与欣赏虽是两件事，却不可缺一。这种持平之论，真是片言居要，足以解释许多对于考据家与心解家的争执。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儿。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可是轻易不能做到这地步；他在《谈美》中说写此书时“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这是谨严切实的功夫。他却不露一些费力的痕迹，那是功夫到了家。他让你念这部书只觉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长面孔的教师，宽袍大袖的学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国人。书里有不少的中国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颖的解释：譬如“文气”、“生气”、“即景生情，因情生景”，岂不都已成了烂熟的套语？ 但孟实先生说文气是“一种筋ròu的技巧”（第八章），生气就是“自由的活动”（第六章），“即景生情，因情生景”的“生”就是“创造”（第三章）。 最有意思的以“意象的旁通”说明吴道子画壁何以得力于斐的舞剑，以“模仿一种特殊的筋ròu活动”说明王羲之观鹅掌拨水，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书法（第十三章），又据佛兰斐尔的学说，论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中所谓“有我之境”实是无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倒是有我之境（第三章）。（作者注：这一段已移到《诗论》里去了）这些都是入情入理的解释，非一味立异可比。更重要的是从近代艺术反写实主义的立场为中国艺术辩护（第二章）。他是在这里指示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国内也渐渐有人论及，此书可助他们张目。东汉时蔡邕得着王充《论朱自清经典八一九衡》，资为谈助；《论衡》自有它的价值，决不仅是谈助。此书xìng质与《论衡》迥不相类，而兼具两美则同：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 朱1932年4月，lún敦。 自清经典八二〇李健吾作《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序（节录）这回战事不是这个那个英雄的勇气与计谋，而是民众的同心协力。一个朋友来信说，“某军成了民众的武力”；我们正应该如此看。若不看清这一层，写出来的东西，高明些只是英雄崇拜，推办些就成****了。这时代用不着这些老玩意，时代的精神早变过来了。战事戏最难写；戏台太小了，战场太大了，取材是难中之难。既不能像旧戏用四个龙套代表八十三万人马，又不能像《欧洲大观》一类电影，用pào火上台；所以只能旁敲侧击。因此，这种戏特别需要技巧。选择情景，安排人物，穿chā言语，都要严密，要对岔儿；还得要“重，拙，大”（借用况周颐论词的话）。巧已经不容易；巧而又能“重，拙，大”，就更难了；所以战事戏成功的很少。 1932年。 朱自清经典八二一朱自清经典八二二茅盾的近作（《三人行》、《路》）若将茅盾的创作分为三期，这两部中篇小说属于第二期。第一期代表是《蚀》，那著名的三部曲，描写一些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他们都没有出路。《虹》是过渡的东西，细磨细琢的描写还和《蚀》一样，只是女主人公有了出路，意识形态便显明多了。不过这部书没有写完，而且像是在给一个女人作传，不免有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三期包括他最近的作品，如《林家铺子》（《申报月刊》一）《春蚕》（《现代杂志》二，一）和长篇《子夜》的片断（《文学月报》一与二）。这里写江浙农村的破产，暴露上海金融界的秘幕。前一种不但取材切实，且语简意多，因果历历分明，而又不是说尽。后一种材料也切实，但还只见一鳞一爪，无从评论，这两种作品里用的文字也向着“大众化”走，与以前不同。 《三人行》与《路》写的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些学生，与《幻灭》的前半和《虹》的取材一样。茅盾君大约对于十六年前后的青年学生的思想行动非常熟悉，所以在他作品里常遇着这些青年人。他在这两部书里都暗示着出路，书名字便可见。虽然像画龙点睛似地，路刚在我们眼前一闪，书就“打住”了，仿佛故意卖关子，但意义是有的。意义简单明了，不像《虹》，读了也许会只看他怎样热热闹闹在写那女主人。据《路》的“校后记”，虽然印行在《三人行》之后，写成却似乎在前；作风也与旧作相近些。《三人行》以三个人代表现代三种青年的型式，虽不是新手法，而在作者却是新用。这样三一三十一，作为一个中篇，自然不能再用细磨细琢的工夫。假如《蚀》与《虹》是大幅的油画，这只是小张的素描罢了。 《路》写的是一幕学校风潮的斗争。事情是反对教务长。学校在武昌；风潮发生正在fǎn gòng的当儿。那教务长卑劣极了，也yīn险极了；一面利诱校内“魔王团”的学生，一面借了fǎn gòng的名字，捕去那些为首的“秀才派”的学生。他胜利了，可是学生们还是“持久战”。书中主人公叫火薪传，也是“秀才派”。他从怀疑主义转入虚无主义，终于脚踏实地走上了路。主人公的转变写得很自然。恋爱是本书另一大关目。收场几乎全写的这个，似乎有些轻重倒置。出面的女子有三个，写得分明的只有杜若。她是《蚀》里孙舞阳章秋柳一流人，但远不及她们有声有色。这部书里不少热闹场面，可是读的时候老觉得冷清清的。也许是取材太狭了，太单调了；也许是叙述太繁了，太松泛了。结构是不坏的，以火薪传的出路始，以他的出路终；中间穿chā照应也颇费了些苦心。书中有一个“雷”，是真能苦干的人，他影响了火薪传。书中写他的周侧面影，闪闪烁烁的，像故意将现实神秘化，反倒觉得不大亲切似的。 《三人行》比《路》写得好，因为比《路》用笔经济些。三人是“许”“云”“惠”。“许”本是个运命主义者，后来转入侠义主义，成了“中国式的吉诃德”。 他想浪漫地独力去抵抗恶势力，结果牺牲在恶势力底下。 “惠”是个虚无主义者。 他“只觉得一切都应当改造，但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一○八面）；他的其实是“等待主义”。他是要自己dú死自己的。只有“云”，那看准了“实际的需要”的人，他有“确信”，克服着自己，走上了他的路。这书里也有恋爱，可是只有一个女人，一个跟着物质的引诱走的女人。“许”与“惠”都爱她，但是都失败了。 “阔少爷张”和“足球李”是醉生梦死的家伙，仅仅用来做配角而已。还有一个“柯”，是有正确的见解的。书里说“那样的人并不是凤毛麟角，现在到处都有那样的人”（一三六页），这便是写实，与《路》里写“雷”不同了。书中借了“惠”的父亲暗示一般商业的衰颓与苛捐杂税，又借了“云”的父亲暗示一般农村的破产。而以“许”的找出路起手，与无路走的“惠”与在路上的“云”对照着收场，可见作者眼睛看在那里。茅盾君最近在《华汉地泉》的读后感里说：“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社会现象的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二）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这两层他自己总算是做到了。这部书虽不及他那三部曲的充实，但作为小品看，确是成功的。 1933年1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期。 朱自清经典八二三朱自清经典八二四刹那我所谓“刹那”，指“极短的现在”而言。 在这个题目下面，我想略略说明我对于人生的态度。现在人说到人生，总要谈它的意义与价值；我觉得这种“谈”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且看古今多少哲人，他们对于人生，都曾试作解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他们“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但是谁肯真个信从呢？ ———他们只有**自驱吧了！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横竖是寻不着的；———至少现在的我们是如此———而求生的意志却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当然要求好好的生。如何求好好的生，是我们各人“眼前的”最大的问题；而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尽可搁在一旁，存而不论。因为要求好好的生，断不能用总解决的办法；若用总解决的办法，便是“好好的”三个字的意义，也尽够你一生的研究了，而“好好的生”终于不能努力去求的！ 这不是走入牛角湾里去了么？ 要求好好的生，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 着眼于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记了他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们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过去；时时回顾着从前的黄金时代，涎垂三尺！ 而不知他们所回顾的黄金时代，实是传说的黄金时代！ ———就是真有黄金时代；区区的回顾又岂能将它招回来呢？ 他们又因为念旧的情怀，往往将自己的过去任情扩大，加以点染，作为回顾的资料，惆怅的因由。这种人将在惆怅，惋惜之中度了一生，永没有满足的现在———一刹那也没有！ 惆怅惋惜常与徨相伴；他们将徨一生而无一刹那的成功的安息！ 这是何等的空虚呀。着眼于全人生的，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将来；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而将来的奇迹真成了奇迹，永不降临于笼着手，垫着脚，伸着颈，只知道“等待”的人！ 他们事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却专作为等待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须等待明天的明天了。这种人到了死的一日，将还留着许许多多明天“要”做的事———只好来生再做了吧！ 他们以将来自驱，在徒然的盼望里送了一生，成功的安慰不用说是没有的，于是也没有满足的一刹那！ “虚空的虚空”便是他们的运命了！ 这两种人的毛病，都在远离了现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刹那。 着眼于现在的人未尝没有。自古所谓“及时行乐”，正是此种。但重在行乐，容易流于纵yù；结果偏向一端，仍不能得着健全的，谐和的发展———仍不能得着好好的生！ 况且所谓“及时行乐”，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借此掩盖悲哀，并非真正在行乐。杨恽说，“及时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明明是不得志时的牢sāo语。“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明明是哀时事不可为而厌世的话。这都是消极的！ 消极的行乐，虽属及时，而意别有所寄；所以便不能认真做去，所以便不能体会行乐的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行乐，不满足还是依然，甚至变本加厉呢！ 欧洲的颓废派，自荒于酒色，以求得刹那间官能的享乐为满足；在这些时候，他们见着美丽的幻像，认识了自己。他们的官能虽较从前人敏锐多多，但心情与纵yù的及时行乐的人正是大同小异。他们觉到现世的苦痛，已至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用颓废的方法，以求暂时的遗忘；正如糖面金鸡纳霜丸一般，面子上一点甜，里面却到心都是苦呀！ 友人某君说，颓废便是慢xìng的自杀，实能道出这一派的精微处。总之，无论行乐派，颓废派，深浅虽有不同，却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企图“生之毁灭”。这是求生意志的消极的表现；这种表现当然不能算是好好的生了。他们面前的满足安慰他们的力量，决不抵他们背后的不满足压迫他们的力量；他们终于不能解脱自己，仅足使自己沉沦得更深而已！ 他们所认识的自己，只是被苦痛压得变形了的，虚空的自己；决不是充实的生命，决不是的！ 所以他们虽着眼于现在，而实未体会现在一刹那的生活的真味；他们不曾体会着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仍只是白辜负他们的刹那的现在！ 我们目下第一不可离开现在，第二还应执着现在。我们应该深入现在的里面，用两只手揿牢它，愈牢愈好！ 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厌弃，“现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为过去的已“过去”了。———孔子岂不说：“往者不可谏”么？ 将来的人生与我生，也应作如是观；无论是有望，是无望，是绝望，都还是未来的事，何必空空的cāo心呢？ 要晓得“现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历程的满足，给我们相当的欢喜。譬如我来此演讲，在讲的一刹那，我只专心致志的讲；决不想及演讲以前吃饭，看书等事，也不想及演讲以后发表讲稿，毁誉等事。———我说我所爱说的，说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里的话。我说完一句时，心里便轻松了一些，这就是相当的快乐了。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无论您对于全人生有如何的见解，这刹那间的意义与价值总是不可埋没的。 您若说人生如电光泡影，则刹那便是光的一闪，影的一现。这光影虽是暂时的存在，但是有不是无，是实在不是空虚；这一闪一现便是实现，也便是发展———也便是历程的满足。您若说人生是不朽的，刹那的生当然也是不朽的。您若说人生向着死之路，那么，未死前的一刹那总是生，总值得好好的体会一番的；何况未死前还有无量数的刹那呢？ 您若说人生是无限的，好，刹那也可说是无限的。无论怎样说，刹那总是有的，总是真的；刹那间好好的生总可以体会的。好了，不要思前想后的了，耽误了“现在”，又是后来惋惜的资料，向谁去追索呀？ 你们“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可宝贵的－ing呀！ 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 ——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那。 言尽于此，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1924年6月1日，《春晖》第30期。 朱自清经典八二五朱自清经典八二六赠言一个大学生的毕业之感是和中小学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学，这便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了。他高兴，为的已满足了家庭的愿望而成为堂堂的一个人。但也发愁，为的此后生活要大大地改变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预料的改变。在现下的中国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园地而踏进五花八门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恋徨。这种甜里带着苦味，或说苦里带着甜味，大学毕业诸君也许多多少少感染着吧。 然而这种欣慰与感伤都是因袭的，无谓的。“堂堂的一个人”若只知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或只知道自得其乐，那是没多大意义的。至于低徊留连于不能倒流的年光，更是白费工夫。我们要冷静地看清自己前面的路。毕业在大学生是个献身的好机会。他在大学里造成了自己，这时候该活泼泼地跳进社会里去，施展起他的身手。在这国家多难之期，更该沉着地挺身前进，决无躲避徘徊之理。他或做自己职务，或做救国工作，或从小处下手，或从大处着眼，只要卖力气干都好。但单qiāng匹马也许只能守成；而且旧势力好像大漩涡，一个不小心便会滚下去。真正的力量还得大伙儿。 清华毕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大伙儿同心协力，也许能开些新风气。有人说清华大学毕业生犯两种毛病：一是率真，二是瞧不起人。率真决不是毛病。所谓世故，实在太繁碎。处处顾忌，只能敷敷衍衍过日子；整日兜圈儿，别想向前走一步。这样最糟蹋人的精力，社会之所以老朽昏庸者以此。现在我们正需要一班率真的青年人，生力军，打开这个僵局。至于瞧不起人，也有几等。年轻人学了些本事，不觉沾沾自喜是一等。看见别人做事不认真，不切实，忍不住现点颜色，说点话，是一等。这些似乎都还情有可原。若单凭了“清华”的名字，那却不行；但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1933年3月。 《lún敦竹枝词》“春节”时逛厂甸，在书摊上买到《lún敦竹枝词》一小本。署“局中门外汉戏草”，“观自得斋”刻。惭愧自己太陋，简直没遇见过这两个名字，只好待考。诗百首，除首尾两首外，都有注。后有作者识语，署光绪甲申（一八八四）；而书刻于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但有一诗咏维多利亚女王登极五十年纪念，是年应为光绪丁亥（一八八七）；那么便不应作于甲申了。这层也只好待考。 书后有署木羲甫的《跋》云：一诗一事，自国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诸歌咏。有时杂以英语，“雅鲁”“娶隅”，诙谐入妙。虽持论间涉愤激，然如医院大政，亦未尝没有立法之美，殆所谓憎而知其善者欤？ 这几句话说得很公道。“局中门外汉”无论如何是五十年前的人物了，他对于异邦风土的愤激怪诧是不足奇的。如邮筒、电话、电灯、照相，都觉新异，以之入诗，便是一例。所奇的是他的宽容、他的公道。如《咏西画》云：家家都爱挂**，道是**却不同：只有横陈娇小态，绝无**丑形容。 注云：凡画美人者，无论着色墨笔，皆寸丝不挂，惟蔽其xià tǐ而已，听事书室皆悬之，毫不为怪。 诗的前半似乎有些愤激，但后半的见解就算不错，比现在遗老遗少高明得多。 作者身在lún敦，又懂点英语（由诗中译音之多知之），所以多少能够了解西化。又其诗所记都是亲见亲闻，与尤个《外国竹枝词》等类作品只是纸上谈兵不同，所以真切有味。诗中所说的情形大体上还和现在的lún敦相仿佛；曾到lún敦或将到lún敦的人看这本书一定觉着更好玩儿。 诸诗时杂英语，所译的音，与平常迥乎不同，所以木羲甫《跋》里说他“诙谐入妙”。现在选抄若干首，凡懂点英语的人，看了定会发笑的。但解释译语，只摘录原注，不代注原文，盖所以存幽默也。 风来阵阵rǔ花香，鸟语高冠时样妆。结伴来游大巴克，见人低唤“克门郎”。原注：巴克，译言花园也。克门郎，译言来同行也。 朱自清经典八二七朱自清经典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语怕人听。订期后会郎休误，临别开司剧有声。原注：姑莫林，译言早上好也。开司，译言接吻也。 往来蹀躞捧盘盂，白帽青衣绰约如。一笑低声问佳客，这回生代好同车。原注：生代，译言礼拜日也。 十五盈盈世寡俦，相随握算更持筹。金钱笑把春葱接，赢得一声“坦克尤”。原注：坦克尤，译言谢谢你也。 销魂最是亚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盏槐痕通款曲，低声温磅索黄金。原注：亚魁林，译言水旅园也。槐痕，译言酒也。英人谓一为温。 红草绒冠黑布裙，摆摊终日“戏园”门。自知和气生财道，口口声声“迈大林”，原注：迈大林，译言我的宝贝也。 相约今宵踏月行，抬头克落克分明；一杯浊酒黄昏后，哈甫怕司到乃恩。原注：英人谓钟曰克落克，谓半曰哈甫，谓已过曰怕司，谓九曰乃恩：哈甫怕司乃恩者，九点半钟已过也。 一队儿童拍手嬉，高呼“请请菜尼斯”。童谣自古皆天意，要“请”天兵靖岛夷。原注：英人呼中国人曰菜尼斯。凡中国人上街，遇群小儿，必皆拍掌高唱曰，“请请菜尼斯”，不知其何谓也。（按：这一首实在太可笑了。“请”是“菜尼斯”的破音，是英国人骂中国人的话。）1933年4月16日。 八二八《三秋草》这一本波俏的小书，共诗十八首，都是去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多一半登过《新月》。 《新月诗选》里有卞君的诗四首。其中《望》《黄昏》《魔鬼夜歌》，幽玄美丽的境界固然不坏；但像古代的歌声，黄昏的山影，隐隐约约，可望而不可及。《han夜》便不同，你和我都在里头，一块儿领略那种味道。那味道平常极了，你和我都熟悉，可是抓住了写来的是作者。前三首还免不了多少的铿锵，这一首便是说家常话，一点不装腔作势。 《三秋草》里的诗是《han夜》那一类。陈梦家君在《新月诗选》序言里说作者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这一集里才真是如此。十八首里爱情诗极小；假如有，《一块破船片》与《白石上》也许是的。爱情诗实在多，太多，看这本书至少可以换换口味。《一块破船片》用笔真像《发影》，旧比喻，新安排，说得少，留得可不少。不哭不喊不唠叨，干脆。《白石上》乏些，不免拖泥带水；但他在跳，这个念头跳到那个念头；或远或近，反正拐弯抹角总带点儿亲。不用平铺直叙，也不用低徊往复，只跳来跳去的；别的诗也往往这样写，如《西***》《几个人》。 作者的出奇是跳得远的时候，一般总不会那么跳的。虽是跳得远，这念头和那念头在笔下还都清清楚楚；只有它们间的桥却拆了。这不是含糊，是省笔。《西***》还嫌话多些，看《几个人》最后几行：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当一个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有些人半夜里听到人的梦话，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不必去找什么线索，每一行是一个境界，诗的境界，这就够了。 因为联想“出奇”，所以比喻也用得别致，《朋友和烟卷》里问“白金龙”“上口像不像回忆”，又说萧声是“轻轻又懒懒的青烟”。这个所谓“感觉的jiāo错”，也是跳得远的好。至于《海愁》的怀乡，不但没有桥，连原来的岸也没有了；只是一个联想。这似乎与象征不一样，因为没有那朦胧的调子。只可惜第三节太华丽，要是像其馀三节一般朴质就好了。书里的比喻不但别致，有时还曲曲折折的，如《白石上》里说那“白石”仿佛“一方素绢”，却用九行诗描写这“一方素绢”；其中有变化，所以不觉唠叨。作者最活泼最贴切的描写是《路过居》，车夫聚会的一家朱自清经典八二九小茶馆。这种却以尽致胜。作者观察世态颇仔细，有时极小的角落里，他也会追寻进去；《工作的笑》里有精微的道理，他用的是现代人尖锐的眼。 1933年5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1期。 朱自清经典八三〇《新诗歌》旬刊这个旬刊的目的在提倡一种新的诗歌运动；尤其努力的是诗歌的大众化。《创刊号》有一篇《发刊诗》，里面说，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又说，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但他们并不专用大众文学的旧形式，他们也要创造新的。这个旬刊最近情形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这三期说，他们利用旧形式要比创造新的，成绩好些。那些用民谣、小调儿歌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还不免肤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谣（包括俗曲）的标准说，也不比流行的坏。况且总还有调子，要是真歌唱起来，调子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里，觉得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那是对山歌。对山歌离不了重叠与连锁两种表现法，结构容易紧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当然可以取巧些。至于那些用新形式写的，除了分行外，实在便无形式；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些诗里，也许确有“新世纪的意识”，但与所有的新诗一样，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 他们提倡朗读；可是这种诗即使怎么会朗读的人，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举一个题目罢，“回忆之塔”（见第二期），你说，要费多少气力才能向大众解释清楚？ 他们谁又耐烦听你！《文学月报》中蓬子君的诗似以乎也是新意识，却写得好，可是说到普及也还是不成。 去年JK君在《文学月报》上提出“大众文艺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北斗》还特地用这个题目征过一回文。那些文里有两个顶重要的意见：一是要文学大众化，先得生活大众化；所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二是在大众中培养作家。 这是根本办法；不然，大众文艺问题，终于是纸上谈兵而已。不过那些还未“化”或者简直“化”不了的人也当睁眼看看这个时势，不要尽唱爱唱穷，唱卑微，唱老大。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于自我狂。要知道个人的价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刺刺不休，徒讨人厌罢了。再则无论中外，大作品决不是自叙传，至少决不仅仅是自叙传。还有从前人喜欢引用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种。 朱自清经典八三一朱自清经典八三二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寸心知”，那实在可以不必写。就算这指的是那精致的技巧，但技巧精微至此，也就无甚价值可言。诗的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分题，自然也可用同样原则处置。可是诗以述情为主，要用比喻，没有小说戏剧那样明白，又比较简练些，接近大众较难（叙事诗却就不同）。所以大众化起来，怕要多费些事。《新诗歌》中对于这一层似乎还未论到。第二期里有《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一文，论到新诗歌的题材，列举九项，都可采用；此外足以表现时代的材料想来还有。总之，最好撇开个人；但并非不许有个xìng在文章里。材料的选择，安排与表现，与文章的感染力相关甚大。这多半靠个人的才xìng与功夫；所谓个xìng，便指的这些。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里也论到新诗歌的形式，他们分列四项，大概不外利用旧的与创造新的。旧的指歌谣的形式。照我的意见，歌谣应包括徒歌与俗曲（小曲，小调，唱本等）；徒歌又分为可歌可诵两类，七言四句的山歌属于前者，长短参差的歌语属于后者。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谣三种都有。当然，俗曲还得加上乐调一个成分，极要紧的成分。不过那已在文学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所以辞句幼稚粗疏的多。（见《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诵的一类无一定形式可言。可唱的一类以七言四句一节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可重叠到许多节。节不限于四句，但七言总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为主。七言外有时加些衬字，叠字，虚腔，但基本形式总看得出。至于北平的“弦子书”，有时长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与七言同，那却带着乐调的关系了。俗曲中还有一种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读；大鼓书里有时用它，皮黄里简直以它为主。俗曲的篇法却无定，则因为要跟着乐调走。这些组织与形式，都可试验。但各种形式全带韵脚，韵脚总是重读。虽有无韵句间隔而太少；篇幅短还行，长了就未免单调。 这层多换韵也许可以补救一些。还有一层，韵句多了，令人有头轻脚重之感；这个可不容易补救，只有将篇幅剪裁得短些。实在短不了的，便须用新形式。创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论；英国诗里的“无韵体”，却似乎可以采用。近年来新诗人试验的外国诗体很多，成绩以徐志摩君为最。他用“无韵体”，结果不算坏。这种体似乎最能传出说话曲折的神气。我们不一定照英国规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数与同数的重音，才能整齐，才能在我们的语言里成功一首歌。至于中国语里有轻音的现象，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早已说过了。这种歌虽不可唱而可诵。《新诗歌》里主张朗读，这种诗体是最相宜的。 1933年7月1日。 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han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bī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933年7月。 朱自清经典八三三朱自清经典八三四哀互生三月里刘薰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时事新报》上见到立达学会的通告，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 后来听说他病中的光景，那实在太惨；为他想，早点去，少吃些苦头，也未尝不好的。但丢下立达这个学校，这班朋友，这班学生，他一定不甘心，不瞑目！ 互生最叫我们纪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本来是一副铜筋铁骨，黑皮肤衬着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个乡下人。他什么苦都吃得，从不晓得享用，也像乡下人。 他心里那一团火，也像乡下人。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他不爱多说话，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温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爱着的，除了一些成见已深，不愿打开窗户说亮话的。他对这些人却有些憎恶，不肯假借一点颜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爱；爱憎没有定见，只是毫无作为的脚色。互生觉得青年成见还少，希望最多；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献给他们，让爱的宗教在他们中间发荣滋长，让他们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发议论，只埋着头干干干，是儒家的真正精神。我和他并没有深谈过，但从他的行事看来，相信我是认识他的。 互生办事的专心，少有人及得他。他办立达便饮食坐卧只惦着立达，再不想别的。立达好像他的情人，他的独子。他xìng情本有些猖介，但为了立达，也常去看一班大人先生，更常去看那些有钱可借的老板之类。他东补西凑地为立达筹款子，还要跑北京，跑南京。有一回他本可以留学去，但丢不下立达，到底没有去。他将生命献给立达，立达也便是他的生命。他办立达这么多年，并没有让多少人知道他个人的名字；他早忘记了自己。现在他那样壮健的身子到底为立达牺牲了。他殉了自己的理想，是有意义的。只是这理想刚在萌芽；我们都该想想，立达怎样才可不死呢？ 立达不死，互生其实也便不死了。 1933年7月。 《春蚕》这是茅盾君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八篇；排列似乎是按xìng质而不按写作的时日。其中《春蚕》一篇，已经排成电影。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描写乡村生活。 《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跋里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他这种尝试是成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铺子》最好；不但在这部书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也是如此。这篇里写南方乡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那林老板“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但“一年一年亏空”，挣扎着，挣扎着，到底倒闭了铺子，自己逃走。原来“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这正是“九一八”以后，“一二八”前一些日子，上海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内地也被波及。乡下人的收获只够孝敬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没有一点一滴剩的。所以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买什么东西。加上捐税重，开销大，同业的倾轧，局长党委的敲诈，凭林老板怎样抠心挖胆，剜ròu补疮，到底关门大吉，还连累了一个寡fù和一个老婆子。她们丢了存款，如丢了xìng命一样。这其间写林老板的挣扎，一层层地展开，一层层地bī紧，极为jiāo互错综；他试验了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末了只能走上他万分不愿意的那条路。写他矛盾的心理，要现款，亏本卖，生意好他自然乐意，可是也就越心疼，这是一。一面对付外场，一面不愿让老婆和女儿知道真实情形，这是二。这些都写得无孔不入，教人觉得林老板是这样一个可怜人；更可怜的是，他简真“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但作者所着眼的却是事，不是人。 朱自清经典八三五朱自清经典八三六《春蚕》《秋收》同一用意而穿chā不同。都写一二八以后南方的农村，都以农人“老通宝”为线索。他生平只崇拜财神菩萨与健康的身子。辛苦了四五十年，好容易挣下了一份家当；又有儿，又有孙。可是近年来不成了，他自己田地没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债务，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复他家原来样子，凭着运气与力气。他十分相信这两样东西；情愿借了高利贷的钱来“看蚕”，来灌田。结果茧子出得特别多，米的收成也大好。可是茧厂多数不开门，米价也惨跌下去。有东西卖不出钱。“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 ”原因自然多得很。一般的不景气，人造丝与洋米的输入，苛捐杂税等等。可是“老通宝”不会想到这些。春蚕后他大病一场，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儿子“阿四”与儿媳“四大娘”不像他固执，却也没主见，只随着众人脚跟走。他的二儿子“多多头”倒有些见解，知道单靠勤俭工作是不能“翻身”的。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样明白，乡村里不外这三种人，第二种最多。新文学里的乡村描写，第一个自然是鲁迅君，其次还有王鲁彦君。有《柚子》《黄金》两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君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这种农村因为靠近jiāo通的中枢不能不受外边的影响；它已成为经济连索中的一个小小圈圈儿了。这种村人的xìng格也多少改变了些，“多多头”那类人，《呐喊》里就还没有。《呐喊》里的乡村比较单纯，这三篇里的便复杂得多。这三篇写得都细密，《林家铺子》已在上文论及。《春蚕》中“看蚕”的经过情形，说来娓娓入情，而且富于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篇中又多用陪衬之笔，如《林家铺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蚕》中的“荷花”“六宝”两个女人，《秋收》中的“小宝”“黄道士”等。或用以开场，或用以点缀场面，或用以醒脾胃。好处在全文打成一片，不松散，不喧宾夺主。甚至于像《秋收》中“抢米囤”风潮一节，虽然有声有色，却只从侧面写，也并不妨碍全篇的统一。作者颇善用幽默，知道怎样用来调剂严重的形势，而不流于轻薄一路。 书中其余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账，题名也太晦。《右第二章》叙两件事，不集中。《喜剧》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来的时候》满是泛泛的议论。《神的灭亡》太简单，太平静，力量还欠深厚。作者在《跋》里说，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的确，作者的短篇，都嫌规模大，没有那种单纯与紧凑，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的”。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一样。那本书里只有《创造》与《一个女xìng》是成功的，别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书的“跋”里又说他是那么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他的短篇失败的多，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长篇气魄却大，就现在而论，似乎还没有人赶得上；失于彼者得于此，就他自己说，就读者说，都不坏。因为短篇作家有希望的还有几个，长篇作家现在却只有他一个。但严格地说，他的长篇的力量也还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论，主要的部分写得确是淋漓尽致，陪衬的部分就没能顾到，太嫌轻描淡写了。他现在的笔力写《林家铺子》那样的中篇最合适，最是恢恢有馀，所以这一篇东西写得最好。但相信他的将来是无限的。 1933年7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7期。 《谈美》朱先生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是第十三封信。书前有朱自清先生《序》，介绍本书的重要之处。“开场话”中说明著书旨趣，在研究如何“免俗”；著者坚信，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xìng做起，而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末章专论“人生的艺术化”，说人生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要谐和完整才是艺术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严肃与豁达都恰到好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关于艺术本身，他举出许多流行已久的理论，如美感与kuài gǎn，考据批评与欣赏，自然美与艺术美，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主观的与客观的等等，根据意大利克罗齐（BeoCroce）的学说，详加辨析，力破成见。他主张“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而“美感起于形相的直觉”。克罗齐的学说在现代欧洲也是显学，虽与国内正在流行的物观的艺术论不合，但相信至少可以帮助培养一般人的欣赏力。朱先生这本书只是采用克罗齐的说法，与生吞活剥的抄袭不同。他加上他的心理学的知识，又加上那些中国例子。他懂得透彻，说得透彻圆满，几乎是自己的创作一般。又那么能近取譬，娓娓不倦，教读者容易消化下去，变成自己的东西。真是介绍外国学说的一个好榜样。关于克罗齐派的主张，林语堂先生译的《新的文评》（北新书局出版）可以参看。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2期。 朱自清经典八三七朱自清经典八三八《行云流水》本书系自记游历欧洲（以德国为主）描写风土之作。以苏曼殊有“行云流水一孤僧”之句，故取为书名。全书分五卷。第一卷纪游，最多。第三卷小说次之。 第二卷随笔。第四卷欧游杂咏。第五卷译诗。大部分曾经发表。书中附印各地的风景图片最丰富，有些是作者自己或他的朋友摄影的。《自序》里着重纪游诸作，说是“缀集起来，作为摄影集一样的一种玩好”。又说，“希望读者也不必以批评艺术的眼光来读他，只视为一种印象记，则庶几近之了”。这些话是很率真的。书中散文，似乎都非苦心经营之作，只是兴到笔随，也如行云流水一般；取材不十分严，用笔也不十分密。纪游，小说，随笔都只用一种写法，一口气写下去，颇有些报章气；好处在于自然，无论文言、白话，“笔锋常带情感”。《莱茵纪游》中叙“萝磊莱爱岩”的传说是最好的例子。 “纪游”一卷为主；他能写得忠实而亲切，虽然有时嫌简略些。忠实不难，亲切难。作者记异域风土而能充分利用中文写景方法，绝不生砌一语，又时时引中国诗为证，所以我们读时亲切有味。也许外国人看法不同，但并无妨碍，这部书原是中国人给中国人写的。不过诸文中往往有重复的景语，也是一病。读“纪游”卷中第二章以下各文，佐以景图，令人有清新之感。 小说叙作者的恋爱故事，都是亲身经历，所以真切入情；但没有结构，不能集中力量。随笔贵含蓄精警，似非作者所长。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2期。 《解放者》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包括小说八篇，独幕剧一篇；前有作者《自序》。落花生是许地山先生的笔名。他在《自序》里说：“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只求当时底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只希望能为着那环境幽暗者作灯明，为那觉根害病求方yào，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但他所用的“生活经验”，有些是奇特的例子，如《东野先生》，有些似乎只是些传闻之类；其中有几处实在太巧。“奇特”本所以济“平凡”之穷；但是奇特的题材，得慢慢将读者引进去，让他不觉得隔膜才成。“无巧不成书”是旧小说的办法。许先生过去的小说受旧小说的影响颇大，这一集里虽采取了新态度，但不免还留着一些旧痕迹。这几篇小说可分三类：（一）讽刺那些金迷纸醉，作伪心劳的男女；他们自鸣得意，其实是可怜的人。（二）写那些兵乱贫穷所压迫的男女，走上死路。 （三）另一类表现两个忠于恋爱的男子；这些也是可怜的人。我们能懂得作者的用意，但不能领会他那感情的力量。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6期。 朱自清经典八三九朱自清经典八四〇《这时代》这是王先生第二本新诗集。分两辑，据《自序》里说，思路上显有不同。集中的诗，不外人生的苦闷与自然的耽悦两种境界。表现人生的苦闷又走两条路：（一）是哲学味的沉思，如“黑影”的袭来，青春的逝去等，正是一个中年人淡淡的哀愁。他借自然现象为喻，来表现他的情绪，这与他好带一点神秘味耽悦自然有关，都是从现实逃避开去。这正是初期新诗的做派，虽然他有时候比较说得鲜明些，细密些。（二）另一路是同情于被压迫者，但观察与体验似乎不足，未能bī视现实，不免有叫嚣气。如《石堆前的幻梦》，太不重组织，真是拉拉杂杂的乱梦。《铁匠肆中》仍借前喻，较好，第一节云，“一个星，两个星，无数明丽的火星。一锤影，两锤影，无数速重的锤影。来呀，大家齐用力，咱们要使这铁火碰动？ ”《自序》里说“经过了不少，现实的时代的痛苦”；在这几行里可以看出他在苦痛中的憧憬如何。第二辑中这类诗多些，但第一辑里也有；两辑的不同只是程度之差罢了。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6期。 关于“新诗歌”的问题（给芙影的信）芙影先生：《文学》的编辑先生将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时候，我想马上写回信，在《文学》第三期里回答您。但是因为要写完一篇稿子，便搁下了，耽误了一个月，真对不起，请原谅罢。 我说《新诗歌》“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正所以表示对于其馀作品的不满意———特别对于“回忆之塔”一类过分欧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顺口的长句不满意。至于说“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确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说。您主张“内容支配形式”，结果会一篇诗一个形式。有些人主张形式与内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诗不该有固定的形式，结果也当相同。我觉得后一说比较圆满些。但如何“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呢？ 是凭各人的才分去乱碰？ 还是得懂一点音韵的玩艺儿？ 您似乎觉得两样可以并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实际上如何下手却非下了手无从知道。前文存而不论，现在我还只能存而不论。 您说“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车夫小市民能读小报的似乎也不少。他们却都未见得能读新诗歌。老实说，我们的话全不免是猜想。有一个朋友说，最好能做些实验的工夫，参照定县的办法；看看大众能够懂得，能够欣赏的到底是那些种东西。这么着便有了具体的标准，免得空口说白话。 您提起“中国的环境”给“费解”的新诗歌辩护。但我所不满意的并非侧面的描写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口罗嗦，洋味儿。这与“中国的环境”是无干的。 草草作复，谢谢您的信！ 佩弦附：芙影给编辑的信编辑先生：在诗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认是文化的单独的一部门的今日（譬如《现代》就不给诗的作者的稿费），朱自清先生的介绍《新诗歌旬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并且又贡献了许多可宝贵的诗歌大众化的意见出来，补足了新诗歌没被提及的问题。 表面看，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好像是低落了，这，原因无他，几个讨论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撵得鸡飞狗上墙，日无栖息之所，不能无因吧？ 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现在要说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见，新诗歌的空洞本用不着我替她遮饰，不朱自清经典八四一朱自清经典八四二过，朱先生是搀住“成见”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说“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无疑的，是新诗歌完全失败了，同时是朱先生太把旧形式看重了，我并不否认一切小曲调在封建文化中占着大众化的首位，但时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内容利用一切旧的形式创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说“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们要内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内容；如朱先生认为成功的英国“无韵体”试验者徐志摩君的诗，要是剥去他华丽的外衣，那简直成了一副吓人的骷髅了。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如《新月》诸“诗人”的东西，不怕他们怎样的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结果还不是那一套形式与技巧的变幻。再说一遍一切封建的遗产我们都乐得去承受的，但有条件的，批判的，把它当成诗歌大众化的一部门，决不是把它使奉为整个大众化的工具。朱先生说新诗歌上的东西“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他们提倡朗读”，“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这是一点也不错，不过朱先生，请你不要忘记在一切发展都不平衡的中国，例如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不见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够读新诗歌。如胡教授的“谈新诗”的遗教，那我们是只好敬谢不敏了。要彻底解答这一问题，那也诚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众化。他们虽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毕竟他们是一步步向前走着的。 让我再举例来说明吧，如被称为“世界诗人”的培吓尔、白德内衣们几个人的诗就没有固定的形式，他们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也并不滞板，比限于“死”形式的诗，坏就是好例。我的意见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内容运用灵活的技巧得当的表现出来也就够了。自然这不是永久的，永久xìng的，也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才有可能。 顺便说一下：蓬子君的诗有几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风》等，但他在《文学月报》发表的东西显然的是失败了的，没材料，干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诗人中比较说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朱先生嫌他们的作品费解，中国的环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 人民没保障，文人是连猪狗都不如！ 一针见血的作品可以说就没有发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不便写字，写来又没头绪，还得请编辑先生和朱先生原谅。 敬祝撰安！ 芙影上1933年10月1日《文学》1卷4号。 论青年读书风气《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拚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在这样浩繁的文学书籍之中，试问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是个欢喜研究中国文学的话。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从时间上，与经济上，我们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终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满我们的yù望。于是其中便有聪明人出来了，他们用了简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国文学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这通常便是所谓“文学史”。（杨先生说这种文学史往往是“点鬼簿”，他自己的书要“把中国文学稍详细的叙述，而成有一个系统与一个次序”。）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yù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dàngdàng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他们穷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干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决不愿拾人牙慧，决不愿蹈空立说。他们也许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朱自清经典八四三朱自清经典八四四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曾听见某先生说，一个学生学了“哲学概论”，一定学不好哲学。他指的还是大学里一年的课程；至于坊间的薄薄的哲学概论书，自然更不在话下。平心而论，就一般人看，学一个概论的课程，未尝无益；就是读一本像样的概论书，也有些好处。但现在坊间却未必有这种像样的东西。 说“概论”“大纲”“小史”，取其便于标举；有些虽用这类名字却不是这类书，也有些确不用这类名字而却是这类书———如某某研究，某某小丛书之类。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编这种书只消抄录与排比两种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训练的人都能动手。抄录与排比也有几等几样，这里所要的是最简便最快当的办法。譬如编全唐诗研究罢，不必去看全唐诗，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诗，只要找几本中国文学史，加上几种有评注的选本，抄抄编编，改头换面，好歹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条理）就行了。若要表现时代精神，还可以随便检几句流行的评论**去。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搀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著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论说话的多少圣经贤传都教我们少说话，怕的是惹祸，你记得金人铭开头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戒之哉！ 无多言！ 多言多败”。岂不森森然有点可怕的样子。再说，多言即使不惹祸，也不过****，决非好事。所以孔子称“仁者其言也讱”，又说“恶夫佞者”。苏秦张仪之流以及后世小说里所谓“掉三寸不烂之舌”的辩士，在正统派看来，也许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简直就成了我们的美德。 圣贤的话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假如你身居高位，一个字一句话都可影响大局，那自然以少说话，多点头为是。可是反过来，你如去见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没有准儿。前几年南京有一位著名会说话的和一位著名不说话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许多人踌躇起来，还是说话好呢？ 还是不说话好呢？ 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欢说话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会说话的人去干，譬如宣传员；有些事必得少说话的人去干，譬如机要秘书。 至于我们这些平人，在访问，见客，聚会的时候，若只是死心眼儿，一个劲儿少说话，虽合于圣贤之道，却未见得就顺非圣贤人的眼。要是熟人，处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谅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种种看法。他也许觉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许觉得你老实，所谓“仁者其言也讱”；也许觉得你懒，不愿意卖力气；也许觉得你利害，专等着别人的话（我们家乡称这种人为“等口”）；也许觉得你冷淡，不容易亲近；也许觉得你骄傲，看不起他，甚至讨厌他。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关系，以及你的相貌神气而定，不全在少说话；不过少说话是个大原因。这么着，他对你当然敬而远之，或不敬而远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点冤哉枉也。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北平有人到汉口去回来，一个同事问他汉口怎么样。他说，“很好哇，没有什么。”话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点点头走开。他满想知道一点汉口的实在情形，但是什么也没有得着；失望之馀，很觉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说话，却当别论；因为一般女人总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说不出什么了。再说，传统的压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说话，还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说话还了得！（王熙凤算是会说话的，可是在《红楼梦》里，她并不算是个好女人）可是——现在若有会说话的女人，特别是压倒男人的会说话的女人，恭维的人就一定多；因为西方动的文明已经取东方静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虽有时还用得着，但是究竟不如“议论风生”的难能可贵了。 说起“议论风生”，在传统里原来也是褒辞。不过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论，这个怕也不足重轻罢。现在人也还是看作美才，只不过看得重些罢了。 “议论风生”并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见识，有机智才成———口才不过机智，那是不够的。这个并不容易办到；我们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朱自清经典八四五朱自清经典八四六多说几句话，不要太冷落场面就是。———许多人喝下酒时生气时爱说话，但那是往往多谬误的。说话也有两路，一是游击式，一是包围式。有一回去看新从欧洲归国的两位先生，他们都说了许多话。甲先生从客人的话里选择题目，每个题目说不上几句话就牵引到别的上去。当时觉得也还有趣，过后却什么也想不出。乙先生也从客人的话里选题目，可是他却粘在一个题目上，只叙说在欧洲的情形。他并不用什么机智，可是说得很切实，让客人觉着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头在心上，都表示着谢意。 普通说话大概都用游击式；包围式组织最难，多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去尝试。 再说游击式可发可收，爱听就多说些，不爱听就少说些；我们这些人许犯贫嘴到底还不至于的。要说像“哑妻”那样，不过是法朗士的牢sāo，事实上大致不会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话重三倒四地说，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长茧不长。这一层最难，你得记住那些话在那些人面前说过，才不至于说重了。有时候最难为情的是，你刚开头儿，人家就客客气气地问，“啊，后来是不是怎样怎样的？ ”包围式可麻烦得多。最麻烦的是人多的时候，说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jiāo头接耳说他们自己的私话，或者打盹儿，或者东看看西看看，轻轻敲着指头想别的，或者勉强打起精神对付着你。这时候你一个人霸占着全场，说下去太无聊，不说呢，又收不住，真是骑虎之势。大概这种说话，人越多，时候越不宜长；各人的趣味不同，决不能老听你的———换题目另说倒成。说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么也显得长。曾经听过两位著名会说话的人说故事，大约因为唤起注意的缘故罢，加了好些个助词，慢慢地叙过去，足有十多分钟，算是完了；大家虽不至疲倦，却已暗中着急。声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单调；但又丝毫不能做作。这种说话只宜叙说或申说，不能掺一些教导气或劝导气。长于演说的人往往免不了这两种气味。有个朋友说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围式说话要靠天才，我们平人只能学学游击式，至多规模较大而已。———我们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两口子“一锥子扎不出话来”，也就行了。 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1期。 内地描写———读舒新城先生《故乡》的感想前些日子读了舒新城先生的《故乡》，知道了内地的许多情形，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这些人对于现代的中国知道的实在太少；自己住在大都市里，处处用大都市的眼光看，好像高远得很，有许多地方却不切实际。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老是一个角落；凭你怎么大的都市，就说北平、上海吧，在整个中国里，也只算一个角落罢了。北平、上海有它们可爱可恨之点；但内地许多城乡市镇，也有它们的可爱可恨之点，为北平、上海所没有的。内地是真正的中国老牌，懂得内地生活，才懂得“老中国的儿女”；若用北平、上海等处来概括一切，那只是抹杀一切罢了。 现在研究内地情形的渐渐多了，这是好现象。新文学里的内地描写，从鲁迅先生创始，小说中以内地为背景的不少；近年来茅盾先生《春蚕》等篇是大家都知道的。散文里向这方面取材的，却似乎还不多；除了游记的一部分。过去的散文大抵以写个人的好恶为主，而以都市或学校为背景；一般所谓“身边琐事”的便是。老这样写下去，笔也许太腻，路也许太窄；内地描写却似乎正可以济其穷。 游记里的描写常嫌简略，而走马看花，说出来也不甚贴切。报纸上倒不时有内地情形的记载，简略是不用说，而板板地没生气，当然不能动人。现在所需要的是仔细的观察，翔实朱自清经典八四七朱自清经典八四八的描写。一种风俗，一种人情，一处风景，只要看出它们的特异之处，有选择地、有条理地写出来，定可给读者一种新知识，新情趣———或者说，新了解，新态度。 这种了解与态度，在实际上即使一时还不能发生影响，但是做了中国人，多了解中国一些，总不坏的。 这种内地描写，那样人动手好呢？ 生长在本地的人，情形最熟悉；可是眼界小，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怕说不出什么来。他们只生活在一种环境里，没有别种亲切的体验；如鱼相忘于江湖，虽有苦乐，却觉得都是自然的，不生什么疑问。旅行人呢，又苦于情形太不熟悉，居留期也多不长；他们所得的，常是片段的浮浅的经验，说出来没有多少分量。最好是生长在本地而又在外边来去的人；其次是长时期旅居的人。但是还得有眼有笔；有眼才能看得透，有笔才能写得动人。近来《****》上也常见记载内地疾苦的通信，比一般报纸上的要翔实些；可是只是散漫的报告。假如能够再加组织，再加发展，便更可引人注意，而成为文学作品了。 所以最适宜于动手的，是han暑假回家的大学生高中学生。其次是假期旅行的知识分子，———近几年假期旅行之风渐盛，大学教授更多。这原是外国脾气，为的是变换变换环境，本意在个人的愉快。但是在现在情形之下，似乎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地看看，作一举两得之计。倘若像现在的样子，都跑到青岛，庐山，南京，上海去，那么，酒食征逐之外，似乎好处很少。至于内地旅行不便，也是实情；但是jiāo通渐渐改善，先拣火车通的地方去也未尝不可。 话说回来，这种描写用不着欧化的文字。内地生活，欧化的成分极少，用本国的文调尽可表现。像《故乡》写得就很显豁，很活泼。这本书原来是写给一个朋友的许多信集成的，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这种谈话风的文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下笔的时候，心里想着是在写信就行，并用不到如何训练的。至于搀进些报章气味在这种文字里，原也无妨，不过怕读者觉得不大真切。总之，也不必太严格讲求技巧；因为那么着，动手的人就少了。 1934年10月13日。 “欢喜老墓碑”欢喜老者，莫知其所从来，或云蓟州人。姓贾氏。山居岩处，人至其前，无贵贱老幼，恒嘻嘻说欢喜语不绝口，人人称为“欢喜老”，故名字莫得而知焉。居常好唱太平歌，歌多鄙俚；或涉儒墨，或涉黄老，语无lún次。人问之，益入于无稽，而莫知其所指。然味其辞，皆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劝人安分为善以寻欢乐。故王公大人亦爱而近之。示之书，曰不识字；不知果识与否也。素xìng淡泊，与之鲜衣美食，亦不甚却，余则以周贫乏。得果饵，间袖以啖小儿。所至村童牧竖皆相随歌舞以为乐，遇大han大暑，不火不扇。拂逆窘穷，喜笑如常。盖尘世间之荣枯得丧，了不足以犯其灵台者，数十年如一日也。于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七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寿九十有四岁。此老也，殆得春气之多者欤？ 或曰，人禀五行之气而生，不可偏胜；太喜毗于阳，有道者不若是。余曰，不然。庄子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尤患，其中开口而笑者，四五日而已。而此老独能无日不笑。余又闻之抱朴子云，人主有道，国有善政，则四七从度，五星不逆，霜不秋繁，雪不冬泄，喜瑞并臻，灾厉寝灭。此则天喜。今此老生天喜之世，继“歌衢”“击壤”之流，斯陶斯咏于化日之下者，将及百年，非有道者而能若是乎！ 今葬于树村大佛寺之后，建塔其上。恐其日久而渐泯也，乃刻石而揭之原。六十一年壬寅四月初二日，善庆主人记。 右录碑文讫。 树村在北平北郊；从清华园后门去，约六七里。朋友里第一个发现这地方的是叶公超先生，是三年前的事了。他最爱出去走；清华园东沿溪一条小道，我们常常去散步的，也是他的发现。有一回他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树村；村里一块“欢喜老墓碑”很好。他说欢喜老是清初人，也许是个明朝遗老的儿子。他又说那是个**的村子；孩子们比较干净。 当时也想去看看那块碑，但我是懒走路的人，想想就算了。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个朋友为了一个什么人苦闷得走投无路；我们夫fù想起树村，便约他去走走，解闷儿。那是下午。出了清华园后门，便是乡下；我们沿着土路向西北角迤逦而行，问了好几回人，过了好几回桥，才进了一个村口。路又阔又直又长，气象颇好；以为定是所谓树村，就是那有“欢喜老墓碑”的了。那知这是正白旗，还得往西去。 走进树村，穿出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正街上。准对胡同口是一个小摊儿，卖的也就是花生，烟卷之类，那摆摊儿的却胖得像一尊弥勒佛，一条腿瘸得利害，立起来就非靠杖不可。我们买了几个铜子花生剥着，一面问胖子“欢喜老墓碑”在那儿。他说从没听见过这个碑。摊子原摆在一家油盐店门外，他便掉头问里面柜上的人；柜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教我们到村子那一头看看；那头有个庙。 街上倒也有五六家铺子，不知是不是下午的缘故，门前冷清清的。孩子不少，朱自清经典八四九朱自清经典八五〇可是也不见得干净；前两年许好些。庙里设着私塾，一个戴老光眼镜的老先生正忙着听孩子们背书。孩子们将书放在先生桌角上，背过身去，摇摆着，嚷着；我想到三十年前自己的影子。庙里还是没有碑，我们已经打算回头走。只我偏不甘心，试向一个老和尚问了一句。他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却教我们跟他走。原来碑就在庙后面田里。他问，是不是？ 一看，可不正是“欢喜老墓碑”！ 碑身约高四五尺，座子约高三尺。额上雕着二龙戏珠，嵌着一个“寿”字，雕工粗糙得很。字近乎赵体，刻得很浅很随便。碑文有公安派气息；欢喜老是个游戏人间的人，他的墓碑也是游戏三昧———所谓文如其人，大约可以这么解吧。那时许多孩子围着；我们看碑，他们看我们。将花生送给他们吃，有的接，有的不接；一个十四五岁小姑娘还红了脸，我们那朋友说，她知道害羞呢。 今年夏末，教大儿和一个仆人同去抄那碑文。回来告诉，碑已经斜了；孩子们都问他们从那儿来，是谁让来的；说有一回这块碑几乎让人偷走了。———因为抄本有几个字不清楚，我们又自己去校了一回。碑果然斜了，但我疑心是土松了的缘故，未必真有这样雅贼。往回走时，天已薄暮，在村口却遇见一个疯子；问讯了几句，便东说西说，眼泪直流，又将我们认作他的亲人。他心里的委屈大概很多；但是村里女人孩子都在笑他，他们在区里叫出巡警来将他轰走了。 此碑未见著录；善庆主人也不知是谁。 1934年10月记，载1935年12月1日《宇宙风》半月刊第6期。 文言白话杂论有一两位朋友谈起现在读文言的人要比读白话的多。他们的估计是这样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市民，都能读白话和文言，虽然他们所能读的白话和文言，xìng质程度未必一样。而在实际生活里，他们是两种文体都得读的。另有一班老先生，却只读文言，不需，不愿或竟不能读白话。这么看，读文言的人岂不就多了？ 又有朋友说，现在的白话是美术文，文言却是应用文，正如从前古文是应用文，骈文是美术文一般。———这几位朋友却都是写白话的。这原是些旧话；近来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教我想起了这些。我觉得这两说都还有可商之处。主张第一说的，似乎没有将那数目不小的，只能读白话的小学生估计进去。这个数目怕比那班老先生多；况且老先生一天比一天少，小学生却日出不穷。就凭这一点说，白话的势力一定会将文言压下去。自然，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若真个成功，就不一定能这么说；不过那么一来，中小学生可太苦了，浪费了许多精力在本可不学的东西上。这层别人已经说得很多，兹不论。 至于文言文是应用文，也是这回文言运动的二大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经书为做人根本，不可不读；这一层论者也很多，不赘。———许多人看重这件事，因为是实在情形。不过现在社会上应用的文言，如书札，电报，法令，宣言，报纸等，却并不是所谓古文；念了《论语》《孟子》固然未必写得合式，就念了韩愈、柳宗元、曾国藩（不指他的家书）、张裕钊，也还未必写得好。这种东西贵在当行；只要懂得虚字用法，多看多练就成，用不着“取法乎上”。不过小学初中的学生也不必着忙；高中或职业学校可在国文科里带着讲讲练练，练比讲还要紧。 白话文是否只是美术文呢？ 林语堂先生（他并不是中小学文言运动中人）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 似乎也只以白话为美术文。但是作书信，开字条，与普通文言也不同，已见上朱自清经典八五一朱自清经典八五二节。语录体自成一格，原是由文言到白话的过渡。白话既已流行，似乎该用不着它了；而林先生却主张再往回走，似乎可以不必。现在且说作书信，写字条，林先生以为：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嗦，文章不经济。 这里有两点可以注意：一则林先生是直翻文言，看来自然觉得可笑而不经济。 但事实上怕很少那样说的。“示悉”在白话信里，也可当作成语用；要不然，说“来信悉”“来信收到”都成。“至感”可说“感谢”“多谢”。“歉甚”可当成语，换说“对不起”也未尝不可。新文**动初期，林先生所说那种浮夸的句子或许有人用；那时还有“亲爱的某先生”“你的朋友”等等格式，是从外国文翻来的。但现在却少了。现在朋友写信，无论白话文言，上下的称呼如“某某先生”“弟某某”等，虽还不脱从前的格式，可简单利落多了。信里的套话也少了。这不是文言白话的分别，而是噜嗦与经济的分别。现在可以说第二点了。经济不经济其实应该分文体论，不该只看字数多少。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文言的字句组织和白话不同，论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若将一句文言，硬翻成白话，那当然是噜嗦，不过这种硬翻成的白话并不是真白话。至于成语，更不能也不必翻。其实就白话说也一样，如“揩油”、“敲竹杠”，便没有适当文言可翻；若写文言信，也只好说，“大揩其油”，“此系敲竹杠xìng质”。书信文条的经济标准又与文言白话不一样。 文言书信体因为年代久了，所以有一定的格调，看起容易顺眼；白话书信应用的时间长起来，也会有一定的格调的。 至于说理，论辩，古文实不相宜，曾国藩就说过这样话。（《与吴南屏书》）语录体比古文得用些，但还不及白话复杂细密。林先生似乎只承认白话表情表得妙，而不承认白话达意达得好；其实白话之所以盛行，正因为达意达得好。新文**动起来，大半靠《新青年》里那些白话论文（文言的很少），那些达意的文字；新文化运动更靠着达意的文字。这是白话宜于说理论辩的实据。 从梁任公先生以来，文言早已渐渐改了样子。他那时是不求汉魏的凝炼，不守桐城的义法，名词杂，篇幅长。但还用典故，还搬弄虚字。近来的文言却连典故也少用了，虚字也少用了，只朴质地说理纪事。这么着文言白话的分别其实就很少。 请看下一节文言：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为沟通中西文化起见，特（地）举行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沪举行，成绩甚佳（很好）。现（在）应华北各方请求，由今日起至七日止在北平图书馆展览一周（星期），每日展览时间自晨（早）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月一日《大公报》）若将括弧里的字分别加入，换入，岂不就是现行的白话？ 请再看一节白话：文官制度譬如吾人的（之）生理机构，不待大脑发有意识的命令，即可依照常理进行呼吸，消化，走动等本能的或习惯的功用。所以我们（吾人）甚至不妨说（谓）事务官比政务官还（删去此字）更重要。（同前）若照括弧改一下，岂不就是现行的文言？ 自然，现行的文言白话并不全如此相近，但在应用文方面，二者相差的确不怎样远；所举二例，只从同日同报上随手检出，可见同类的例甚易见，并非巧合。这可以说是文言的白话化。文言白话相差既这样少，将来识字的人多了，能读白话的人多了，报纸和别的应用文自然渐渐改成白话。那时文言只供少数人用；若干年之后，便会变成真正的“死文字”，像周诰殷盘，只能学者去研究了。再说，现在对于文言里的成语往往滥用，又多忽略文法，如王了一先生《今日的白话文言之争》（《****》一一二号）里所举的有趣的例子（如“难保不无障碍”等，因为老句法太短，不易引入注意，所以才用续凫胫的办法；这其实也是文言的白话化）。这可见一般人已经没有耐心去研究那难学的文言了。拥护文言的人也许叹息文言的退化，但这是免不了的；人事日繁，难学的文言，总有一天会崩坏，让白话取而代之。 白话照现行的样子，也还不能做应用的利器，因为欧化过甚。近年来大家渐渐觉悟，反对欧化，议论纷纷。所谓欧化，最重要的是连串的形容词副词，被动句法，还有复牒形容句（日本句谓“如何如何的我”之类归入此种）等。姑借用林先生《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人间世》十三期）中的所举的例子：女人最可畏的物质贪yù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可以看出欧化的流弊所极。以后应用的白话该是国语，而且要以最近于口语为标准；那些太曲太长的句子，教人永远念不顺口的，都用不着。至于大众语，在形式上，这样限制也就够了。这种白话，只要能识字，想来总容易懂的；文字与语言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一致（如助词，差异就很多）。识字的从识字的过程里学习了种种方便，可以懂得那虽不完全与语言一致的文字。若不识字，那就困难，大概只有用罗马字拼方音教给他们，像内地许多教会曾经办过的；再有，就是用方音念给他们听。 1934年11月12日。 朱自清经典八五三朱自清经典八五四买书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 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han尘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急着想看，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版的，要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三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上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 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寺。那是个yīn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以地穿过许多没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重来北平之后，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诗。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来了，他不知怎么样。说起杜诗，有一回，一家书铺送来高丽本《杜律分韵》，两本书，索价三百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况且书面上原购者明明写着“以银二两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来一样的书，只要二元钱，我立刻买下。北平的书价，离奇有如此者。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lún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在lún敦的时候，从寓所出来，走过近旁小街。有一家小书店门口摆着一架旧书。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见一本《牛津书话选》（TheBookLovers’Anthology），烫花布面，装订不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时合中国一元三毛钱，比东安市场旧洋书还贱些。这选本节录许多名家诗文，说到书的各方面的；xìng质有点像叶德辉氏《书林清话》，但不像《清话》有系统；他们旨趣原是两样的。因为买这本书，结识了那掌柜的；他以后给我找了不少便宜的旧书。有一种书，他找不到旧的，便和我说，他们批购新书按**扣，他愿意少赚一扣，按九扣卖给我。我没有要他这么办，但是很感谢他的好意。 1935年1月10日。 朱自清经典八五五朱自清经典八五六论别字前年作过一篇文，说到高中毕业生写的别字之多。这一年多又看了多少高中毕业生、大学一年生的国文卷子及作文本子，还是觉得如此。前年十月十一月《申报·自由谈》里《论语》里有过一回别字的讨论，有人说青年人写别字，读别字应当宽恕，有人却主张提倡———因为汉字实在太难，这么着可以给简笔字之类开一条门路。去年《太白》创刊号里也有胡愈之先生《怎样打倒方块字？》一文，提倡写别字，词类连书，准备拉丁化。那是更进一步了。 别字的界说并不容易定；说是以约定俗成为标准，就是以通用为标准，固然不错，可是通用的标准也很难严格说明。譬如“无”字固然通用，“无”字也不僻；“考”字固然通用，“ㄎ攵”字也不僻。我们可以说“ㄎ攵”字用得少些；但“无”字情形就不同，普通读书人多用“无”字，而俗刻书里却多用“无”字。从前说“约定俗成”，大概只以普通读书人为限，俗刻书是不算的。按这个标准，“无”“ㄎ攵”两字算是“古字”，而非通用字。——— “古字”的名字有语病，实在就是“现在罕用字”的意思。所以旧时写别字固然为人所笑，为功令所斥，写“古字”也算是好奇之过，不讨好。至于读别字，说来也够复杂的。书音和语音不同，如“车水马龙”与“来辆车”的两个“车”字；方音有时不同，如“覃振”的“覃”，北平人读“谈”，湘西人读“琴”；字调（四声）的变化无方，更不用说了。 但向来说读别字，只按普通读书人的书音为标准，那却简单得多。还有本来是别字或别音，因为一般人士都当作正字正音用，似乎有渐渐变成正字正音的样子，原有的正字正音倒反要成为“古字”“古音”了。如“竭力”现在通写作“极力”，“滑稽”（骨稽）现在通读作“华稽”都是显例。这算是新的“约定俗成”，我们无须也怕不能深闭固拒。 **育施行以来，直到近年，写“古字”的差不多很少了，写别字、读别字的却增多。这自然因为学习识字写字的时间减少之故；有人说汉字繁难也是主因，不然别国文字教育，时间也差不多，怎么会成功呢？ 这样说的人一定忘记了西洋文字教育里拼法错误一个大问题；那其实就是中国的写别字，他们也是至今还未解决的。读别字的问题，在西洋也许少些，但如lún敦俗音，不读h的声音（如Hill读为Ill）之类，也颇为受教育的人所诟病。再说汉字虽然繁复，可是据周先庚先生研究，也有它们的完形xìng，易于辨识，或为拼音文字所不及。（详见周先生《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中国测验学会研究报告》之八）周先生的意思，汉字教学方法若改良，学起来也未必特别难。这个意思虽还是个假设，要等逐步实验才可下断语，可是说汉字繁难是别字的主因，却暂难相信了。 关于教学法改良，在前年那文中已说到应注重训练一层，特别在小学与初中里。具体的办法，该等专家去研究；但默写与字表考试似乎都可施行。字表可分年级制定，与教材连络，这个自然也得靠专家。数笔顺在小学里也是基本；但像前几年所见那样，教小学生们戟指书空，似乎不如让他们用笔写在练习簿上。———不知这句话外行否？ 关于写字，大约也需要心理技术，听说定县现在有人正在研究。除了教学法之外，简体字的施行，也可使汉字更容易写，即使不更容易识。有人怕简体字施行以后，一面要识简体字，一面还要识寻常汉字，如既要识“变”字，又要识“变”字，岂不更难。但主张简体字的人觉得如定好了一套简体字，由教育部公布，像公布注音符号一样，简体字便很易通行，不久当能取寻常汉字而代之。杂志报纸不用说，便是古书，如有必要，也可用简体字翻印。（也有主张简体繁体并用的，过渡时期事实上当不免如此。但不必主张，我们盼望那些繁体将来都变成“古字”）我们得注意，现在《论语》《人间世》已搀用简体字，《太白》等四种杂志也将搀用，更重要的，教育部已请钱玄同先生编制简体字表，不久就可公布：这个运动已经离开了纯粹讨论的时期了。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至于胡愈之先生的提议，我不以为然。一则拼音文字在中国施行的可能xìng太小，此层多有论者。二则胡先生故意满纸别字，虽和方块字开了大玩笑，却让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那样满纸写别字，也必定比平常作文多费一两倍工夫。他的提议大概不会有实际影响。 至于现在人写别字读别字，应加宽恕，不必嘲笑，那是不错的。但该分别而论。在学校里的学生还该由教师随时矫正；不过标准可以放宽些，写的方面，可以准写简体字；读的方面，方音和国音可以准其并用。固然，因为上下文关系，写别字读别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妨害，但是不写别字不读别字，像穿干净衣服一样，岂不更好。爱好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没有人是爱写别字、爱读别字的，只是不由自主罢了。至于社会一般人，有机会也可给他们矫正，多一半却只能听其自然。 1935年2月24日。 朱自清经典八五七朱自清经典八五八松堂游记去年夏天，我们和S君夫fù在松堂住了三日。难得这三日的闲，我们约好了什么事不管，只玩儿，也带了两本书，却只是预备闲得真没办法时消消遣的。 出发的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枕上颇为怅怅，难道天公这么不做美吗！ 第二天清早，一看却是个大晴天。上了车，一路树木带着宿雨，绿得发亮，地下只有一些水塘，没有一点尘土，行人也不多。又静，又干净。 想着到还早呢，过了红山头不远，车却停下了。两扇大红门紧闭着，门额是国立清华大学西山牧场。拍了一会门，没人出来，我们正在没奈何，一个过路的孩子说这门上了锁，得走旁门。旁门上挂着牌子，“内有恶犬”。小时候最怕狗，有点趑趄。门里有人出来，保护着进去，一面吆喝着汪汪的群犬，一面只是说，“不碍不碍”。 过了两道小门，真是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刚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 谁爱看？ 这儿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方八面都来得好。中间便是松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这座亭子高大轩敞，对得起那四围的松树，大理石柱，大理石栏杆，都还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 堂后一座假山，石头并不好，堆叠得还不算傻瓜。里头藏着个小洞，有神龛，石桌，石凳之类。可是外边看，不仔细看不出。得费点心去发现。假山上满可以爬过去，不顶容易，也不顶难。后山有座无梁殿，红墙，各色琉璃砖瓦，屋脊上三个瓶子，太阳里古艳照人。殿在半山，岿然独立，有俯视八极气象。天坛的无梁殿太小，南京灵谷寺的太黯淡，又都在平地上。山上还残留着些旧碉堡，是乾隆打金川时在西山练健锐云梯营用的，在yīn雨天或斜阳中看最有味。又有座白玉石牌坊，和碧云寺塔院前那一座一般，不知怎样，前年春天倒下了，看着怪不好过的。 可惜我们来的还不是时候，晚饭后在廊下黑暗里等月亮，月亮老不上，我们什么都谈，又赌背诗词，有时也沉默一会儿。黑暗也有黑暗的好处，松树的长影子yīn森森的有点像鬼物拿土。但是这么看的话，松堂的院子还差得远，白皮松也太秀气，我想起***君《夜步十里松原》那首诗，那才够yīn森森的味儿———而且得独自一个人。好了，月亮上来了，却又让云遮去了一半，老远的躲在树缝里，像个乡下姑娘，羞答答的。从前人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有点儿！ 云越来越厚，由他罢，懒得去管了。可是想，若是一个秋夜，刮点西风也好。虽不是真松树，但那奔腾澎湃的“涛”声也该得听吧。 西风自然是不会来的。临睡时，我们在堂中点上了两三支洋蜡。怯怯的焰子让大屋顶压着，喘不出气来。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层烟雾。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 朱1935年5月15日。 自清经典八五九朱自清经典八六〇什么是散文？ 散文的意思不止一个。对骈文说，是不用对偶的单笔，所谓散行的文字。唐以来的“古文”便是这东西。这是文言里的分别，我们现在不大用得着。对韵文说，散文无韵；这里所谓散文，比前一文所包广大。虽也是文言里旧有的分别，但白话文里也可采用。这都是从形式上分别。还有与诗相对的散文，不拘文言白话，与其说是形式不一样，不如说是内容不一样。内容的分别，很难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这中间又有两边儿跨着的，如所谓散文诗，诗的散文；于是更难划清界限了，越是缠夹，用得越广，从诗与散文派生“诗的”“散文的”两个形容词，几乎可用于一切事上，不限于文字。———茅盾先生有一个短篇小说，题作“诗与散文”，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按诗与散文的分法，新文学里的小说、戏剧（除掉少数诗剧和少数剧中的韵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这里得说明那引号里的散文。那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这散文所包甚狭，从“抒情文”，“小品文”两个名称就可知道。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文；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 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的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若只走向幽默去，散文的路确乎更狭更小，未免单调；幸而有第二条路，就比只写身边琐事的时期已展开了一两步。 大体上说，到底是前进的。有人主张用小品文写大众生活，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但盼望做出些实例来。 读书记需要博学，现在几乎还只有周启明先生一个人动手。游记、传记两方面都似乎有很宽的地步可以发展。我以为不妨打破小品，多来点儿大的。长篇的游记与自传都已有人在动手，但盼望人手多些，就可热闹起来了。传记也不一定限于自传，可以新作近世人物的传，可以重写古人的传；游记也不一定限于耳闻目睹，掺入些历史的追想，也许别有风味。这个先得多读书，搜集材料，自然费功夫些，但是值得做的。不愿意这么办，只靠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也可写出精彩的东西；但生活的方面得广大，生活的态度得认真。 ——不独写游记、传记如此，写小说、戏剧也得如此（写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却又得多读书了）。生活是一部大书，读得太少，观察力和判断力还是很贫乏的。日前在天津看见张彭春先生，他说现在的文学有一条新路可以走。就是让写作者到内地或新建设区去，凭着他们的训练（知识与技巧）将所观察的写成报告文学。这不是报纸上简陋的地方通信，也不是观察员冗杂的呈报书，而应当是文学作品。他说大学生、高中学生都可利用假期试试这个新设计。我在《太白》里有《内地描写》一文，也有相似的说话，这确是我们散文的一个新路。此外，以人生为题的精悍透彻的———抒情的论文，像西塞罗《说老》之类，也可发展；但那又得多读书或多阅世，怕不是一时能见成绩的。 1935年7月。 朱自清经典八六一朱自清经典八六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一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 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这四项其实只是泛论。他具体的主张见于《谈新诗》。消极的不作无病之shēnyín，积极的以乐观主义入诗。他提倡说理的诗。音节，他说全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后，刚在开始一个解放的时代。《谈新诗》切实指出解放后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乐观主义，旧诗中极罕见；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同调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那原也是外国影响。直到民十五止，这个风气才渐渐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诗里，还可寻着多少遗迹。“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馀香与回味。 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胡适之氏《人力车夫》、《你莫忘记》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像，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的诗为自然主义。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也是这个缘故。写景诗却是新进步；胡氏《谈新诗》里的例可见。 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丢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彻底的，他能找出我们语言的一些好音节，《送客黄浦》便是；但集中名为诗而实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 “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比喻说理，可还是缺少馀香与回味的多，能够浑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于有意的讲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发氏的时候。 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但商务印书馆主人却非将《将来之花园》中“小便”删去不可。另一个理想是平民化，当时只俞平伯氏坚持，他“要恢复诗的***”；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诗到底怕是贵族的。 这时期康白情氏以写景胜，梁实秋氏称为“设色的妙手”；写情如《窗外》拟人法的细腻，《一封没写完的信》那样质朴自然，也都是新的。又《***以东》、《别少年中国》，悲歌慷慨，令人奋兴。———只可惜有些诗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如《凄然》；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如《小劫》；写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听雨》。《呓语》中有说理浑融之作；《乐谱中之一行》颇作超脱想。《忆》是有趣的尝试，童心的探求，时而一中，教人欢喜赞叹。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 《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周启明氏民十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是真实简炼的诗。到处作者甚众。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馀味。周氏自己的翻译，实在是创作；别的只能举《论小诗》里两三个例，和何植三氏《农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发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说是读泰戈尔而有作；一半也是衔接着那以诗说理的风气。民十二宗白华氏的《流云》小诗也是如此。这是所谓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两派也都是外国影响，不过来自东方罢了。《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一首长诗，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聪明的地方。虽然没有持续的想像，虽然没有奇丽的比喻，但那质朴，那单纯，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朱自清经典八六三朱自清经典八**“优生”的理在诗里出现，还嫌太早，一般社会总看得淡淡的远远的，与自己水米无干似的。他读了尼采的翻译，多少受了他一点影响。 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氏。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他说：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诗是写出来的”一句话，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但于郭氏是无损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 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后来的局势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韵”主张以北平音为标准，由长于北平语者造一新谱。后来也有赵元任氏作了《国音新诗韵》。出版时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赶上新诗就要中衰的时候，又书中举例，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幽默，所以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韵颇妥帖，论轻音字也好，应用起来倒很方便的。 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取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那时《国音新诗韵》还没出，他根据王璞氏的《京音字汇》，将北平音并为二十三韵。这种努力其实值得钦敬，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徐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死水》前还有《红烛》，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铙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像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但这完全是新东西，历史的根基太浅，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读者看起来也不容易顺眼。闻氏作情诗，态度也相同；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似乎还免不了。他也写人道主义的诗。 留法的李金发氏又是一支异军；他民九就作诗，但《微雨》出版已经是十四年十一月。“导言”里说不顾全诗的体裁，“苟能表现一切”；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yù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的诗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更加不像——虽然也可以说是自由诗体制。 他也译了许多诗。 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lún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yīn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姚蓬子氏也属于这一派；他却用自由诗体制。在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上，他有时超过别的几个人。 ——从李金发氏到此，写的多一半是情诗。他们和《诗镌》诸作者相同的是，都讲究用比喻，几乎当作诗的艺术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咏人道主义了。 朱自清经典八六五朱自清经典八六六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1935年8月11日，写毕于北平清华园。 附：编选凡例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诗为主，也选叙事诗；拟作的歌谣不录。 二、新诗别集很多，搜集完全，颇为困难。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种（目另见，其中五种，诗文兼载），只是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这其间自然免不了偏见，但总盼望取的是那些影响较广或情景较新的。其中也有两家，是先在《诗》和《晨报诗镌》选了他们的诗，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诗作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为准，不以集子出版的时日为准。集子里若有十六年以后作品，不录。如集中的诗全没有年月，而从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确知其作于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选录。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诗中最早的，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记忆》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这里面的诗有民国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记忆》一首作于十六年，足见其前各诗都是可选的。又初版《志摩的诗》，从《现代评论》广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银铃》，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话，因而推知那些诗作于十五六年的时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说，里面当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恶》，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与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后《花一般的罪恶》一首见于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号）上，当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诗总集收《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种。《湖畔》以下三种是合集，非选本；《星海》兼载各种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诗》和《晨报诗镌》。又因田汉氏《江户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国》曾选集中的诗，故录二期。 六、作家以诗的时日为序。别集以第一集中所记最早的时日为准。不记时日的，以作序时日为准。没有序或有序而无时日的，设法查考；无从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时日为准。总集如《年选》、《诗选》、《星海》，选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为准；但所录的诗若在前，当以诗为准。没有集子而诗后记时日的，以所记为准；不记的以总集出版时日为准。又，从《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选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无集的用别集例。《诗》和《晨报诗镌》，用《年选》、《诗选》例。———田汉氏所作，以《江户之春》出版年（民国十一年）为准。 七、作家序列，照上条，在同年同月内，以有日数的居前；在同年内，以有月份的居前。诗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诗话以引述为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编者所能相信的，刊于导言之后。 附言编选时承周启明先生惠借诗集多种，又承汪静之先生寄来《湖畔》和《春的歌集》，赵家璧先生寄来《玄庐文存》和《分类白话诗选》，谨此致谢！ 选诗杂记民国十年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谈起新诗之盛，觉得该有人出来选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我们理想的人，是周启明先生。 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一是《新诗选》，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诗年选》出版，就像样得多了。书中专选民八的诗；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按语只署“编者”，评语却有粟如、溟冷、愚庵三个名字。据胡适之先生评《草儿》文，愚庵当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评他的诗“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即《年选》里愚庵评语）。 《年选》后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署名“编者”，其中有云：戊戌以来，文学革命的呼声渐起。至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所谓识时务者俊杰，可不是么？ 又云：最初自誓要作白话诗的是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当时还不成什么体裁。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 所记尚翔实。《月夜》见《新青年》四卷一号，诗云：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愚庵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年选》所录，在当时算谨严的：他们有时还删节原作。 《年选》以后的新诗选本，还有《时代新声》，那是在民十七了。编者卢冀野朱自清经典八六七朱自清经典八六八先生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求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又说他所谓“新声”的标准云：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 这可算得旧诗为体，新诗为用了。这时候新诗已冷落下来，以后便没有选本了；圣陶和我理想的周启明先生也终于不曾动手。 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从前虽然也写过一些诗，民十五《诗镌》出来后，早就洗了手了。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本来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直挨到暑假，两只手又来了个“化学烧”，动不得，耽误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经过约一个月。《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像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却未誊清；想着只是排印罢了，想不到会作锌版的。不用说，我的手稿最糟，添注涂改，样样有。像片没有最近单照的，起初未寄；后来也终于寄了，民国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条领带早已破了，眼镜也已换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说早期新诗理胜于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次说：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复次说：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新东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说法也是的；总之，是旧诗里没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后的鼓励，是四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 有了《新诗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 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也买不着！ 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 其实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 但是我要用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 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朱自清经典八六九朱自清经典八七〇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杂志中A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年9月8日。 北平消息记者先生：（前略）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噜噜口苏口苏，不觉写了许多。 朱自清十二月六日寄自北平1935年12月14日，上海《立报·言林副刊》。 朱自清经典八七一朱自清经典八七二初到清华记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furiously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 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那儿？ 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牲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 ”“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 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 十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 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ròu，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1936年3月。 朱自清经典八七三朱自清经典八七四清华的一日早晨上两课。第一课国文，讲《史通·叙事篇》。篇中力说叙事应该省句省字，但本文铺张排比的地方就不少。这是被当时骈体所限，不能冲出网罗的缘故。骈文宜于表情，记事说理，都不能精确。 第三课宋诗，讲王介甫《明妃曲》。宋人攻击王介甫，说他将明妃写成一个不忠君不爱国的人；其实是断章取义，故入人罪，细读全诗，王介甫所写的明妃还是那不忘汉的老明妃，不过加了些配角，说了些汉恩浅的话，以资映衬，以资翻新出奇而已。 本日星期三，十一时至十二时是看书样子的时候。浦江清、余冠英二先生分看五家的样子。样子不多，不到十二时就完了。在书单上签字的时候，见不拟购买的书名里有《白石山翁印存》和《印匄（寿石工先生）印存》。这两位是故都刻印的名手，时间又还早，便翻阅了一回。寿氏不废规矩，风华中却见工力，甲骨钟鼎小篆各体都有，所收以诗词句的印为多。齐氏朴拙苍老，独创一格，有时却不免粗野。所收以人名印为多；周作人、罗家lún、徐悲鸿的都在这里。 齐氏的脾气据说颇有点古怪。他家里润格单上印着许多话，教人不可和他讲价，若他老年人生气。这《印存》里有“见贤思齐”一印，边款云：旧京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厂，刻石真工，亦余门客。独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lún；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为刊此石。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偶尔记于先生之印侧，可笑也。 可以见此老之火气。又“不知有汉”一印，边款云：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脱离汉人窠臼而已。同侣多不称许。独松厂老人尝谓曰：“西施善颦，未闻东施见妒。”仲子先生刊印，古劲秀雅，高出一时，既倩余刊“见贤思齐”印，又倩刊此。欧阳永叔所谓有知己之恩，为余言也。 可以见此老之独创和自诩。 午后读王介甫诗。四时开评议会，通过清han公费生章程的修正条文。晚读日本历史教科书。 1936年11月11日。 绥行纪略十八日奉教职员公会会长冯芝生先生之命，携带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绥远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晚六时许，在清华园站上车，偕行者有学生自治会代表王达仁先生，燕大中国教职员会代表梅贻宝先生，学生会代表朱焘谱先生，新闻学系同学王若兰女士。三等车有卧铺，有暖气，褥子及枕头均洁白；惟室中未免太暖耳。十九日早过平地泉，有受伤官长一人，用绷架抬上火车。车门嫌窄，抬入极为不易。后知此受伤之人乃三十五军二一八旅参谋席卓先生，系在红格尔图被飞机掷弹zhà伤xiōng部，用载重汽车送至平地泉，再由火车送绥。席先生经百馀里之颠簸，上火车时绷架又再三转侧，当时情形极为痛苦，但不能言。抵绥后即送往教会所办之公医院，经打三针，惟失血过多，势甚危险。记此以见前方医yào及救护之缺乏也。 车离平地泉，遇合众社访员瑞典苏德邦先生，谈话甚多。证以后来所闻，其语亦不尽确。但谓十八晚曾晤傅主席，傅主席有决心与自信，又谓绥远人心极安定，则皆实情也。又谓北平英文《时事日报》曾传卓资山美教士夫fù被掳，绝无其事。 彼昨犹晤该教士。惟该教士因报载被掳消息，反觉疑惧。苏谒傅主席时曾谈及此事，傅主席谓绥境治安毫无问题。时苏又云，车过卓资山，该教士或在站台上，当即以此告之。惟彼谈话兴致过浓，言下探首窗外，则卓资山站已过矣。 十二时许抵绥，将行李送至绥新旅舍，即至饭馆用午饭，并邀归绥中学霍世休校长至饭馆谈话。霍先生系本校研究院毕业同学。霍先生来时，梅先生即托其代约新闻记者及各校校长，于晚八时至旅社茶会。霍先生即作午饭东道主。午后三时至省政府。事先梅先生有一电来。至是省府派王斌先生招待，晤曾厚载秘书长。曾秘书长见告，红格尔图于王道一乱后，即筑有土圩一道。此次匪军三千压境，我方惟骑兵两连约二百人驻守。另有保卫队十人。此十人皆系退伍兵士，用以联合并指导已受训练之壮丁，俾资保卫乡土。匪军飞机坦克车应有尽有。我方只由骑兵及保卫队壮丁等各任土圩两面防守之责。历一日一夜，屹然不动，死伤甚少。其后援军始至。骑兵作用原在攻，而竟能坚守若此，可见士气之旺也。 曾秘书长谈至是，因纵论绥省壮丁训练情形。谓第一期时人民多观望不前；第一期毕业，傅主席特召集诸壮丁父老来省参观。诸父老见其子弟所受待遇甚佳，诸壮丁见其父老，亦均欣然述其所受教益；其原有嗜好者，至是且已戒除。父老皆欢忄卞。故第二期时，壮丁莫不踊跃入省受训。此项壮丁，名为防共自卫团，不曰“抗敌”者，避敌注意也。曾秘书长又谈乡村建设委员会训练向导员情形。谓此种向导员皆曾受高小教育之青年。受训既毕，即分往各本乡服务。一面辅助乡长办理本乡事务，一面联合壮丁，一面兼任小学校长。过去乡村保卫团多由乡长主持，费多而效少；今行向导员制，方能实收民众组织之利，且上下感情亦不致扌干格不通也。 嗣复论及此次抗战。谓半年来绥境所作防御工事甚多。有时日夜工作。如碉堡等，皆以铁筋洋灰为之，并均自以小pào试验，确系坚固。若仅匪军来扰，可保万无朱自清经典八**朱自清经典八七六一失。至前线兵士，皮大衣大致已备，但天气如再han冷，鞋袜耳套手套等，恐甚为需要。绥地买不出许多，且制作工人太少；此事颇盼平津及他处同胞帮忙。又谓绥地民众极能与政府合作，即如近日为前方制烧饼，全城饼师，皆加紧工作，且互相谓曰：“这是给我们弟兄们吃的，得烤熟些。”据吾人观察，绥省军政民三方面确能打成一片，通力合作，不仅一时一事为然。 曾秘书长又谈及半年来察北民众因不堪匪伪压迫，携带老小及动产来绥东者甚众。又谓近来接各处慰劳信件款项等，平均每日二十份，极为感念。末谓十八日红格尔图击伤匪方飞机一架，机尾有特种标志，惜被其逃去云。 自省府归后，有英记者布朗来访。其人代表英国《新闻时事报》北美通讯社及瑞典通讯社。自云甫自日本来。梅先生即告以国人决心，绥远不能再让，任何牺牲亦所不辞云云。晚六时，教育厅厅长阎伟先生招宴，宴毕回旅舍开茶会，到新闻记者及各校长约二十人。梅先生述两校代表来绥之使命有三：一、对抗战诸将士表示敬佩，并表示绥远乃全国人之绥远，二、视察绥远实况，以便告知平津同胞；三、调查前方所最需要之物品，俾后援知所措手。各代表亦详述两校募捐停火绝食等事。新闻记者有答辞，并报告前方情况。归绥中学霍校长亦有答辞，谓绥教育界已具决心，愿与土地共存亡；教育界深知绥远为国家命脉，决不能让寸土尺地。又谓学生将组织自卫团，在后方服务。 二十日晨，清至归绥中学演讲，请学生切实受军事训练并养成组织力。讲毕，与梅先生等同至防共自卫团常备队。民政厅厅长袁庆曾主任及李大超副主任即召集该队三千六百馀人列队请各代表演讲。各队员皆年轻力壮，满面红光；朴质之中，透出忠悫。听讲约一小时，始终整齐严肃，毫不懈怠。袁主任见告，第一期壮丁大都是高小毕业生；此系第二期，真正老百姓。李副主任见告，训练程序，学科方面共分四段：首教新生活，次教社会常识，次教帝国主义压迫史，次教民族奋斗史。 术科则注重游击战术。队中政训员则由乡建会训练；分发各乡即为向导员。 午省政府招宴。当将顾一樵先生嘱携来之防dú面具样品一件jiāo专司此类事之杨处长。据云，前曾电燕大寄来一具，适亦于是曰寄到。宴毕，参观乡建会，即训练向导员之处。惟该会因向导员已足用，顷已暂停训练矣。时闻傅主席已回省，即往晋谒。傅主席略述战况，谓王英部已消灭，匪等此次企图完全失败；此后或有短期间之平静，但再来时力量必更加厚。清及王达仁先生即将捐款汇票呈上；梅先生等亦言正在募捐中。傅主席表示谢意，并希望吾人从科学方面帮忙，如防dú设备等。 晚应各厅长各官长宴，宴毕，即上车至平地泉。省府派王先生陪同前往。夜一时馀抵站，暗中摸索，投宿县政府。二十一晨，二一八旅部得省政府电，派陈世杰参谋偕同樊涤清军法官来接洽；《大公报》绥远特派员范希天先生（长江）及绥远第二师范郭吉庵校长亦同至。郭校长约早饭。平地泉本只有二三人家，铁路通后，始渐有粮店；但出门一望，平沙莽莽，犹是十足边塞风味也。席间谈及此次战事，知我方以攻为守；十六七两日，夜间以汽车运步兵三团，又有骑兵三团，约共二万馀人一同开往前方。十九日晨二时施行总攻击。匪军约二万人，皆乌合之众，不能力战。经我军驱逐退去，死伤甚众；后发见死者中有伪团长二人。时我方战壕中军士皆出壕大呼“****万岁”。骑兵出发时，范希天先生曾亲见，兵士皆着皮帽，有尾，高踞马上，行色甚壮。此次战役，我方伤兵共一百十馀人，重伤者分送绥远及大同后方医院，轻伤者留本地野战病院疗养，但医yào与救护均极缺乏。此不独有关人道，且受伤者比较多，医yào设备太差，治疗不易，战斗力之损失亦甚大也。至兴和方面，非匪主力所在。我方有六十八师部队驻守，匪屡有小股来犯，皆被击退云。 早饭后，至第二师范，适平地泉各界自卫会在此开会，遇留守司令苏开元团长。苏东北人，爱国心极热烈，虽匆匆一谈，印象颇深。论及学生救国会事，谓可加入自卫会共同工作；如有与他处学生救国会联系之处，亦可单独办理，俾仍不失其独立xìng。此意见甚为切实。是日师范学生亦绝食一日，并议决下周停火一周；平地泉停火，又非北平可比，而仍毅然仿行，甚为可佩。十二时学生救国会开会，余等亦参加，各有简短之演辞。旋至野战病院慰问伤兵。伤兵约八九人，共住一室，两校代表合赠五元，作购买食物之用。又有官长二人，另居一室，代表等亦加慰问。诸人均非重伤，有已将就痊者。出病院，即乘赵承绶骑兵司令派来之汽车前往城外晋谒。赵司令谈话坦白，无城府；派赵参谋伴同往观防御工事，规模甚大。观毕，入城应旅部宴会。董旅长在前方，即由陈参谋代表。席间遇蒙藏委员会调查员陈佑城先生，据云在西北工作已年馀，觉蒙古问题甚大；惜将上车，不及详谈。下午五时许登车，送行者甚众。二十二日晨六时馀返校。此行计在绥留一日半，在平地泉留一日，多承傅主席及各军政长官与地方人士予以种种调查及视察之便利，并承厚待，极为感谢也。 载1936年11月26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92号。 朱自清经典八七七朱自清经典八七八蒙自杂记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那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磁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眼前旧历年就到了，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除党部的标语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记载。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这都是有益民众的。他们的经费不多，能够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的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二百人。夜校办了两三个月，学生颇认真，成绩相当可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态度，他说的是真心话。蒙自的民众相当的乐意接受宣传。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灭蝇运动之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布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 蒙自有个火把节，四乡是在yīn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里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像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四乡那些夷人，该更享受这个节，他们该更热烈的跳着叫着罢。这也许是个祓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种了成行的由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十刹海。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更像十刹海了。崧岛是个好地方，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几个朴素小亭儿。可是回旋起伏，树木掩映，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看上去也罢，走起来也罢，都让人有点馀味可以咀嚼似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崧岛和军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这个小小的公园，更见出他的匠心。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他自然不是书家，不过笔势瘦硬，颇有些英气。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由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xiōng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和北平太庙里的“灰鹤”是一类，北方叫做“老等”。那洁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态，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络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1939年4月30日，《新云南》第三期。 朱自清经典八七九朱自清经典八八〇北平沦陷那一天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儿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哀的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二十八日答复，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zhà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的响着。午饭匆匆的吃了。门口接二连三的叫“号外！ 号外！ ”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有的从地**府里得来，有的从外jiāo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 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的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pào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苑或南苑呢？ 谁都在闷葫芦里！ 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儿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dú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dú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的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的做着胜利的梦。 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 北平的局面变了！ 就算归了敌人了！ 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 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 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 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1939年6月于昆明。 朱自清经典八八一朱自清经典八八二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从二十六年这一天以来，我们自己，我们的友邦，甚至我们的敌人，开始认识我们新中国的面影。 从前只知道我们是文化的古国，我们自己只能有意无意的夸耀我们的老，世界也只有意无意的夸奖我们的老。同时我们不能不自伤老大，自伤老弱；世界也无视我们这老大的老弱的中国。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或地理上的名词。 从两年前这一天起，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的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ròu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 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双十”是我们新中国孕育的日子，“七七”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1939年7月7日。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云南国防剧社请曹禺先生来昆明导演《原野》与《黑字二十八》两个戏。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为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着什么似的。这因为两个戏曹禺先生都是作者：而曹禺先生的戏，出演的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再说这回是他自己导演，也给观众很大的盼望。还有，两个戏的演员，很多轮老手，足够引起观众的信心。这两个戏的出演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一件大事罢。 观众看了这两个戏，可以说是满意。在这种物质条件下能有这样成绩，真是不容易！ 从演员的选择与分配，对话的节奏，表情的效果，舞台的设计等等，可以看出导演以及各位演员各位职员都已尽了他们最善的努力。这是值得感谢的！ 有几个在北平住过很久的朋友说起，拿北平出演的话剧来比这一回，这一回确是更进步了。将剧本的难易和演出的难易合着说，他们的话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回的排演究竟还嫌匆促一些，对于剧本本身不免还有未能发挥尽致的地方。而剧本本身，特别是《原野》似乎也还有可议之处。观众春秋责备贤者，不满意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的。 先说《原野》。观众对于第三幕的意见最多。在我自己，看到第二幕开幕时，觉得已经移入戏的氛围里，好像不在戏园子里似的。这种移情作用很有味。但是第三幕开幕以后，我却觉得渐渐失去了那氛围，又回到戏园子的池座来。我们即使不能说第三幕的头三场都是多馀，但至少可以说是太多了一些。太多了，紧张的反而显得松懈了！ 我也想过，若是能有旋转的舞台，这三场的效果也许好些。但是，有那么多的话，却没多少戏，即使有旋转的舞台，怕也紧张不了多少。 原作者似乎很重视这一幕，从剧本的名称可见。他是要表现一种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要表现在仇虎的恨与爱的冲突里。仇虎因焦阎王的仇恨杀了他的儿子焦大星；焦大星却始终是仇虎的好朋友。仇虎杀了焦大星，占了大星的妻金子，可是他有些悔。他本也想害了焦阎王的孙子，焦大星前妻的孩子，小黑子，可是小黑子让祖母焦大妈当是仇虎，一铁拐杖打死了。这可真惨！ 这本不关仇虎的事，可是他有些怕，他想着他短不了是起祸的根苗呵。一点儿悔，一点儿怕，加上黑夜，树林子，再加上庙里的鼓声，焦大妈叫小黑子的魂的声音；更多点儿悔，更多点儿怕，是可能的。这时候见一些鬼，也是可能的。可是不必太多，不必太占时候，阎王和牛头马面似乎也都不必。那么着，三场并一场，许不大离了。那么着，仇虎和金子才有戏做，不至于只是重复的单调了。 有人说这一幕诗的成分比戏的成分多；不错，重复的单调正是诗的表现。但这里需要的是戏，不是诗。相信设计人在这一幕的头三场所费的心思比别几幕多得多；这当然应该感谢。不过我们似乎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二幕那么经济，第三幕来了这么个大尾巴，老觉得不大称似的。在第一二幕里，对话很紧凑，朱自清经典八八三朱自清经典八八四也很波俏；是说话，不是演说，也不是背书。这是活的；第三幕里尤其见好。还有金子那几处快拍子的话，不但能表现泼辣的神气，并且是舞**言节奏的新试验；中国话剧的演出里，似乎这还是第一次。这试验是成功的；这节奏是可以增加舞**言的丰富的。 对话的聪明漂亮教观众觉得仇虎和金子都是现代化的人。复仇也许可以算是原始的母题，但仇虎这个角色不够单纯的。有些观众觉得仇虎有时候演得还不够劲儿；这一部分也许由于演员体会得还不到家，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角色本身xìng格的矛盾。（仇虎的服装太像旧戏里的武生，更增加这矛盾的程度）金子也不单纯；她和仇虎一般，热情里藏着一双冷眼。这一双冷眼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严格的说，中国像仇虎这样身分的囚犯，金子这样身分的乡下女人，怕还不能有这一双冷眼。演员的困难便在这里。他们不容易体会他们所要担任的角色。这回凤子女士似乎在竭力给金子隐藏那双冷眼，她竭力让金子在观众的眼里变得单纯些。但剧作者铸就的角色，演员所能改的究竟是有限的。 仇虎和金子两个角色，似乎不免有些欧化。别的几个角色却是道地中国的。许多观众都称赞常五；常五真是演得恰到好处，尤其在第一幕里。但平心而论，这个角色究竟容易见好；加上孙毓棠先生是老手，出色还不算难，焦大**常五繁重得多，樊筠女士能始终不懈的表现焦大妈的精明与狠dú，让观众恨她怕她，是很难得的。可惜声音还不够苍老，但这没有法子。焦大星xìng格的懦弱和处境的尴尬使他成为一个难演的角色。李文伟先生在序幕里所表现的左右做人难的情形，幽默而不失真切。但在第二幕里，就觉得不够真切；这幕里的焦大星似乎太懦弱了些。可是在要杀金子的时候，他并没有落到旧戏的程式里去，也就算不错了，白傻子这角色最容易染上文明戏的味儿，但是，没有。这个戏，各位演员都认真的想做到家，想做到恰如其分；没有一个人过分夸张自己的角色。这是话剧，不是文明戏，界划井然。这是一个大进步。 次说《黑字二十八》。这是一个抗战戏，可是标语口号极少；作者是在另出手眼的。这个戏和《原野》不同。《原野》是要表现一个哲学，这个戏却似乎重在表现一个故事；故事里包含着抗战的信仰，却不是哲学。《原野》里的哲学，不论表现了多少，它可是悲剧，觉得沉重些。《黑字二十八》所暗示的是大家都会接受的抗战的信仰，只要标语口号不多，故事便可一新耳目；这是喜剧，觉得轻快些。 《原野》角色少，职务太重；这个戏角色多得多，大家不致像演《原野》那样吃力。角色xìng格的解释和体会，也简单得多。这回是由全市话剧界联合演出，人才济济，成绩自然不错。在一般的观众，也许觉得这个戏更有意思些；不但是有关抗战，故事也热闹些。可是这个戏角色究竟太多，排演大约不很容易；各位演员驯熟的程度似乎不大一样，在台上的步调也就不很均齐。即如第二幕范乃正对瑞姑那种严厉的神气，乍见演出，简直有点莫名其妙。这里表演上似乎有些脱节。不过就全戏大体论，还不差什么罢了。 第一幕似乎最紧凑，穿chā得最波俏。这还是对话的作用。第二幕次之。第三四幕便觉得杂乱些。这个戏注重故事的场面，不注重人物的xìng格；戏里似乎没有个xìng，只有类型。最显著的类型是玛王利，这是用来讽刺的。玛王利的对话不缺少幽默，凤子女士很能表现出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杨兴福内心的冲突，曹禺先生真刻画入微；但这角色似乎也还是个类型，邓疯子疯得恰好，不疯的时候可太轻描淡写了。 特别是末了儿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那几句演词，未免太不像真的了。这是用得着口号的时候；一味避免，也是不必的。夏晓仓可算老成；刘瞪眼也活泼泼的。沈树仁是力作，但公园里那许多声“是，大佐”未免过火；也许这是剧本的疏忽罢。 1939年9月10日。 朱自清经典八八五朱自清经典八八六《西南采风录》序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作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得很认真，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这成了一种运动。目的确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毅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教师帮忙，让小朋友们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 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话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看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书中所录，偶有唱本。刘先生所经各地，有些没能采得歌谣，他便酌选唱本，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唱本多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谣的自然，似乎还是分开好些。刘先生采集歌谣，也有些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1939年4月13日。 朱自清经典八八七朱自清经典八八八清华的民主制度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 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十八年到二十年，这两年多实际上没有校长，但学校一切，如常的进展，于是从民主精神的表现，到民主制度的确立。这中间曾经过一回大风险，居然安稳的度了过去。但这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 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停顿，究竟是清华民主制度的损失，虽然校务会议还存在着。 梅先生比别人更明白这种情形。在学校迁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渐入常轨的时候，他便和校务会议诸先生决定恢复教授会和评议会。一年来开会虽然还不多，但清华的民主精神已经重新活跃起来了。相信在梅先生领导之下，清华的民主机构，最近的将来就会恢复常态的。 但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外东消夏录引子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 我们**人员谁又敢想这个！ 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谁又去打破沙缸问到底呢？ 但是问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参加昆明一个夏令营，营地观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营了。前一两天，有游客问起，我们向他说这是夏令营，就要结束了。他道：“就结束了？ 夏令完了吗？ ”这自然是俏皮话。问到底本有两种，一是“耍jiān心”，一是死心眼儿。若要耍jiān心的话，这儿消夏一词似乎还是站不住。因为动手写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录”虽然在秋天，所“录”不妨在夏天；《消夏录》尽可以只录消夏的事，不一定为了消夏而录。还是马虎点儿算了。 外东一词，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 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 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 朱自清经典八八九朱自清经典八九〇夜大学四川大学开办夜校，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与其匆匆忙忙新办一些大学或独立学院，不重质而重量，还不如让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办办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许觉得夜校总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毕业年限定得长些，也就差不多。东吴大学夜校的成绩好像并不坏。大学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该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学的职分。现代大学不应该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会打成一片才是道理。况且中国有历史的大学不多，更是义不容辞的得这么办。 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 普及大学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里，才能有足够的从业员来应试入学。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学毕业的资格或学位，入夜班却只能得到专科的资格或证书。学位的用处久经规定，专科资格或证书，在中国因从未办过大学夜班，还无人考虑它们的用处。现时只能办夜校；要办夜班，得先请政府规定夜班毕业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为学问而学问，但各项从业员中这种人大概不多，一般还是功名心切。就这一般人论，用功名来鼓励他们向学，也并不错。大学生选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 这儿我们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学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 人和书品味“。 人和书”是个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书取了这个名字，见出他的眼光和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那一桩事离开了人？ 又那一桩事离得了书？ 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传记，第二部分评介的著作还是传记。王先生有意“引起读者研读传记的兴趣”，自序里说得明白。撰录近代和现代名人轶事，所谓笔记小说，传统很长。这个传统移植到报纸上，也已多年。可见一般人原是喜欢这种小品的。但是“五四”以来，“现在”遮掩了“过去”，一般青年人减少了历史的兴味，对于这类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们可还喜欢简短零星的文坛消息等等，足见到底不能离开人和书。 自序里希望读者“对于伟大人物，由景慕而进于效法，人人以圣贤自许，猛勇精进”。这是一个宏愿。近来在《美国文摘》里见到一文，叙述一位作家叫小亚吉尔的，如何因《褴褛的狄克》一部书而成名，如何专写贫儿努力致富的故事，风行全国，鼓舞人心。他写的是“工作和胜利，上进和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文学中创一新派。他的时代虽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过去了，但是许多自己造就的人都还纪念着他的书的深广的影响。可见文学的确有促进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愿是可以达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 成都诗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 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我记得一首小诗，多少能够抓住这一点儿，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 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题目好像就是“成都”两个字。诗道：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绕屋噪栖鸦”，自然是那些“据门撑”着的“古木”上栖鸦在噪着。这正是“入暮”的声音和颜色。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区的少城，白昼也静悄悄的，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叫唤罢。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的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的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洞树或黄桷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几年初到，真搞不惯；晚八点回家，街上铺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门声，暗暗淡淡的，够惨。“早睡早起身体好”，农业社会的习惯，其实也不错。这儿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实录。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据的少。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这里无须详论。“楚客”是易先生自称。他“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朱自清经典八九一朱自清经典八九二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 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蛇尾动手写《引子》的时候，一鼓作气，好像要写成一本书。但是写完了上一段，不觉再三衰竭了。到底已是秋天，无夏可消，也就“录”不下去了。古人说得好，“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好以此解嘲。这真是蛇尾，虽然并不见虎头。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 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 1941年。 重庆一瞥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那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没有把重庆放在心上。但抗战前二年走进夔门一看，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这一惊倒是幸而免了。却是，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并且带了地图在手里，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 重庆到底好大，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俗气，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这两年更其是的；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和重庆市面对面儿。清早江上雾氵蒙氵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且yīn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谁知道！ 再说在市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的海。一盏灯一个眼睛，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还那儿来的俗气？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zhà，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 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zhà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 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有一早上坐在黄家垭口那家宽敞的豆rǔ店里，街上开过几辆pào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么轰zhà重庆市的景象也不会惨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轰zhà以后，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 朱自清经典八九三朱自清经典八九四文学与新闻“文学与新闻”这题目可以说就是“文学与报纸”。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分下列三点来叙述：第一点，我要说的是由白话纯文学到白话杂文学（本来，文学用纯和杂来分类，不大妥当，但我一时找不出另外的适当的名词来代替），换句话说，就是由创作到写作。民国八年以后，一般爱好新文艺的青年顶注意的是创作。在创作当中，顶早而且顶盛行的是诗。大概因为诗是适合于抒情写景，和青年人的气质相投，比较地易写；以及，不管是不是诗，只要有一种分行的形式便可以算数的缘故。后于诗发展的是小说。小说多了起来，诗就渐渐少了下去；抗战以后，诗的创作似乎已远不及小说的蓬勃，在成绩上也是如此。 再次发展的是戏剧，战前原来发展得很慢，战后才突然跃进而且普遍起来。 最后发展的是散文（这里所指的散文是狭义的，就是所谓小品文，并不包括论文）。比起前三者来，散文在抒情写景之外更接近于应用。这特色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要求，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或叫做类型，就是所谓杂文。自然，写杂文顶出名的是鲁迅先生，因为他应用这文体在讽刺，暴露，攻击旧势力的弱点方面，是非常地有力量的。由于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出纯文学发展向应用文学这一方面来的轨迹，或说是由创作到写作的路线。各位，乍看起来，“创作”和“写作”这两个名词底涵义似乎相同，实际上是大有分别，这，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便可以明白。 接着要谈到的是白话文的需要问题：因为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在“shè人先shè马，擒贼必擒王”的原则下面，就得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以便完成“借了文学的手段以达到改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各位都晓得，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思想，要改革思想，又必先要改革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和语言，而文字又是语言的记录，所以，文学革命就要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白话文比起文言文来，确实容易懂，容易学习，所以很快地就风靡一时了。 为什么纯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呢？ 我想，大概是由于当时从事白话文的青年多喜欢形象化和注意趣味，所以都偏向创作。不过，创作归创作，应用方面的主要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以文言文居多，比如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底家信，往往还是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开头，就是。 不过，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到了现在，当时的青年已经都成为中年了，在社会上也都各自负起了一重责任。他们对白话文的看法和态度，比起前一辈来，宽容了许多。白话文由抒情写景而趋于实际应用，这正是时候，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倘不这样，白话文的出路是不广大的。 第二点，我要谈到白话文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创作的成绩。本来，白话文运动参加的人很多，但成功了而为我们所晓得的，却寥寥无几。可见创作这条路并非是人人都能通得过去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些通不过的，在数目上也一定不会很少。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创作是相当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愉快的。 根据这一点，我愿意诚恳地贡献给有志从事文学的青年一个意见，就是：倘若你发觉到自己对于创作这条路并不大能够行得通的话，很可以走另外一条新兴的，宽广的路———新闻。我们可以把十年前的报纸的文体拿来和现在底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到白话文的成分是日渐地加多起来，文言文的成分则日渐地减少下去。现在，不但社评，通讯，特写等都渐改为白话，就是应用文件如：****告国民书，政府文告等，也都渐改为白话了。当然，还有些告示，公文，电稿之类没有完全脱离文言；但可断言的是，这些改变，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新闻中的文学。新近我读到一本曹聚仁先生著的书：《大江南北》。前面有一篇《新闻文艺论》，和我今天的所讲很有关系。那文中提到一个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具备的三种修养：一、新闻眼，二、整理材料，三、艺术笔触。这三点有相互的关联，本应一起谈到的。不过第一点说到从事新闻事业者底眼光，观察能力，敏感是牵涉到各人的才分，气质上的问题；第二点则说到如何处理材料，又关系到技巧的修养和经验上了；对于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都不及第三点来得密切。所以，今天只就“艺术笔触”这一点来说一说。 在“新闻”这一范畴之内的“艺术笔触”，并包括一般的政治家发表言论的“吐属”，“含蓄”，“风趣”，“幽默”一类新闻材料，通过了新闻眼的摄取、选择、组织、融化，再适当地表现出来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而言。这种通过了艺术的洗炼和照耀的材料，是更能增加新闻本身的力量的。 我把这种材料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辞令某些政治首脑，为了对于一种新发生的事件的保守机密，同时却又不得不给那些敏锐的“新闻眼””以适当的答复和满足，就往往采取一种“不知道”或“保留”的口气或态度来应付。这种办法，多见于外jiāo家们对外的发言———一种巧妙的措词或辞令。比如下面这些我们由报上所看到的例子：一、比如说“关于某某事件，在继续收到可靠的材料之先，未便奉告。”———这句话，实在只表示：“不知道。”二、美国务卿赫尔回答某记者关于美远东舰队是否已开抵***这回事底询问说：“在君询问之前，我尚未知此事。”———是说：“不知道。”三、威尔基氏对某问题的询问底回答说：“我想不起来曾有人这样说过”———是说：“不知道。”四、某要人回答某机要问题底询问时说：“此事我在报上看到，方知。”———是说：“不知道。”五、日本某相答复外界对于某现象底活动的询问说：“报上的舆论已足够表示了。”——是说：“不知道。”六、罗邱会晤的事，美发言人称：“总统游艇正沿海岸徐徐前进中。”———未说所在地，等于说：“不知道。”七、罗斯福召见海军舰队司令后回答新闻记者称：“我们在研究地图。”———等朱自清经典八九五朱自清经典八九六于说：“不知道。”八、外界询及澳洲总理与罗斯福晤谈的内容底范围，澳洲总理答称：“我等所谈广涉到古今未来，而其范围又等于绕地球一周。”———等于说：“不知道。”九、罗斯福回答某问题时谓：“此事诸君可自行判断。”———等于说：“不知道。”十、某人要求某政治家发表对另一政治家之言论之观感，答称：“对某君发表之谈话，深感兴趣。”———“兴趣”如何？ 等于说：“不知道。”十一、美劝南斯拉夫不加入轴心这回事，希忒拉称：“对此美之门罗主义行使至欧洲之事，颇感兴趣。”——也是说：“不知道。”十二、小罗斯福来华，新闻记者询其来华印象，他说：“此行印象颇佳。”———也是说：“不知道。”十三、罗斯福代言人发表总统对希忒拉之讲演之意见，谓：“希氏讲演时，总统适小寐，讲毕始醒，故对此讲演无意见表示。”———还是说：“不知道。”十四、罗斯福代言人对外发表总统对松冈讲演之意见，谓：“总统无暇阅览松冈氏讲稿，故无意见发表。”———还是说：“不知道。”第二类：暗示一、日外相丰田贞次郎此次上台时，发表谈话，谓：“三国同盟时，本人适负责海军，故较熟悉，至于近三月来，对外jiāo情况则较为模糊，此次上台，纯为学习学习”———暗示对日苏协定有不尊重之意。 二、美国记者某谓：“美政府不欢迎除美以外之任何国家过问新加坡。”———暗示日本不得对新加坡染指。 第三类：描写一、某记者报道英德争夺克里特岛之战况，描写德伞兵下降时之情形谓：“自远观之，有如落英缤纷。”———使读者在严肃的紧张中，得到一种调剂的，中和的轻松之感。 二、当罗斯福当选为第三任总统时，记者描述其政敌威尔基氏拍贺电时之态度曰：“是日晨，威氏身披睡衣，慢啜咖啡，拍发对罗总统之贺电。”———由被描述者的闲适之状，我们看到威氏之宽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及其对罗总统的敬意。 三、lún敦被zhà时，某记者记述其情况曰：“彼时，我适卧于地板上写稿，随时有遭到生命危险的可能。”——虽所写为身边琐事，却也可反映出当时lún敦在空袭下的严重情形。 第四类：宣传一、渝市四月二日被zhà时，英大使馆亦遭波及，卡尔大使发言曰：“余愿以中国人之精神，接受此次轰zhà。”———此种描述，一方面表示卡尔大使对我国之抗战精神的同情与敬佩，一方面也表示了中英邦jiāo的敦睦。 二、随军记者记载官兵对日机投弹技术之评语谓：“能听到zhà弹声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这种记述，表示敌空军人员因为大量的伤亡，以至把训练尚未完成的飞行人员都调到前线上来应用这一点。 三、英舰遭受四百公尺上空之德机追zhà而未被击中，该舰司令曰：“此种技术恶劣之轰zhà员，实应使之饱尝铁窗风味！ ” ——此固表示对德空军之藐视，亦足表示出英人之幽默风度。 四、克里特岛被狂zhà后，记者描述其情况曰：“多数青年均下海捕死鱼。”———此足以表示该岛居民不畏空袭。 五、希忒拉发表对英德战事的观察，谓：“二者必有一崩溃，但，决非德国！ ”这简直是宣传的宣传。 六、希忒拉作豪语曰：“英如在柏林投弹八千公斤、一万公斤；德即马上在lún敦投弹十五万公斤，二十三万公斤”云云———更是宣传的宣传了。 七、罗斯福发表对苏德战争之观感，谓：“苏抵抗力之强大，即德**事专家亦为之惊叹。”或问军事专家是否亦包括德之最杰出之专家希忒拉在内，罗氏言：“此问使余之谈话失去意义。”———这段新闻，在宣传的意义上是：“希忒拉不配称为军事专家。”1941年8月。 朱自清经典八九七朱自清经典八九八钟明《呕心苦唇录》序和钟明分别好几年了，今年夏天在重庆匆匆一见，谈得很高兴。他的工作很忙，工作的兴致很好。但那一见太匆匆了，没有来得及问他这几年的经过的细节；这些也是我乐意知道的。近来他让他的弟弟钟兴先生送来他七年来所发表的文字，说要出一本书，请我作一篇序，我细读了这些文字，仿佛听他自己告诉我这几年的故事似的，觉得津津有味。这就弥补了我们夏天见面时的缺憾了。 这些文字多半是议论和杂感，也有叙事的，题材虽然都是陈旧的踪迹了，可是读起来并不缺少新鲜的趣味。因为有些题材和我们关系太大，太切，我们不会忘记。而钟明那管笔圆转自如，举重若轻，也教人不会倦。这些文字里有许多处论到抗战前的中日关系，可以见出钟明的热情和苦心；当时读了他的议论一定会抑郁不堪的。可是现在读起来轻松得多了。我们抗战已上了第六年，而且胜利的日子越过越近了。我们毕竟抬起头来了。读钟明的这种文字，真像吃了橄榄在回甜。感慨和安慰jiāo织在我的心里，这一段儿过去真在我眼前活着。 钟明的职务似乎不能离开宣传，可是读他的文字，并不觉得他在宣传。一般的宣传有时不免夸张，有时不免刻厉；这就教人不敢轻易相信，而且时有戒心，不容易跟宣传者打成一片。钟明的文字却只娓娓说来，不装门面，不摆架子，而能引人入胜。他能让读者和他水**融———至少在读他的文字时如此。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并未加入记者群。记者的写作，最要紧的是亲切；这正是钟明的长处。 钟明在《呕心苦唇录·自序》里说：“虽皆芜语，悉出至诚”，惟其“悉出至诚”，才能亲切有味。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这种至诚的态度。他又在他的《第二集自序》里说：“其中典礼**之词，标新立异固不可，机械陈腐亦不可，每殚精极思，广事征引，而学识肤浅，语焉不畅。”这也是至诚的态度的表现。钟明的文字读起来像流水一般，其实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来的。 钟明正在壮年，他的事业和文章都有无限的前途，本书不过发轫罢了，我们对于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1942年，昆明。 三祝报章文学一祝报章的世界化。现在无线电网繁密而敏捷，世界的每一角落息息相关，真是个“天下一家”。在这种情形下，报章自然该具有世界眼。近来报章已经一般的注重国际新闻，并且多多翻译外国报章文字，引起国人更深切的注意。无论原因如何，这总是健康的倾向。不过这还不够。报章记事和论事，处处得放开眼界，看到世界这一整个儿。固然中国的报章有中国的立场，各地方的报章也有各地方的立场，但不该忘记世界是整个儿的。报章不该再是特权阶级的应声虫，该是民众的喉舌；而世界上民众的意志总是一致的。 二祝报章的学术化。报章负有教育的使命，得开通民智，提高民众的程度。 “五四”运动以来，报章的副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很大。这些年刊物多起来了，副刊的作用才不大显著了。近来因为纸张和广告等原因，副刊更在若有若无之间；有些简直回到“五四”以前的作风，只能供茶馀酒后的消遣了。不过报章的学术化并不必需采取副刊的方式；若能在记事和论事时候，随处注意学术，也许比副刊还活泼些。现在有些报章翻译外国时论，不少带学术xìng的，是可喜的现象。报章的学术化就是要多带学术xìng，提高读众的趣味，决不是专门化———专门化是不相宜的。 不过对于本国的重要学术消息，有些报章竟阙而不载，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忽略。 三祝报章的白话化。报章要求广大的读众。要接近广大的读众，自然宜用白话，不宜用文言。“五四”运动以后，报章里文言已在逐渐减少，白话增多；而所用的文言也参进了不少的白话成分。并一律加了句读。这是大进步，给予一般读众便利甚多。照这样趋势，报章的完全白话化，原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如再加努力，便可以更快些。现在报章还不能完全不用文言，大概有两个原故。一是政府文告有些还是文言。二是白话应用文体还在创造中，不像文言有许多套子可用，用起来省力些。关于第一层，我们觉得政府文告已在逐渐多用白话，希望也有完全采用白话的一天。而且这种文告究竟占篇幅不多。我们最该注意的是第二层。我们希望各位记者先生努力多用白话作稿。开始也许得多费点气力，久了便会习惯自然。这为了广大的读众利益，是值得的。这更可以帮助我们的新文体新国语的完成，在文化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他是该参加创造我们的国语的工作的。 1944年。 朱自清经典八九九朱自清经典九〇〇新中国在望中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 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的奴隶”给我们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们做出来。我们用机器制造幸福，不靠神圣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国要从集纳化中新生。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靠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报纸将和柴米油盐并肩列为人们的“开门”几件事之一。这就是集纳化。报纸要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它不但得在四万万人的手里，并且得在四万万人的心里。它会给你知识，给你故事，给你诗，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建立自己，建立国家。 是的，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 1944年。 重庆行记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 飞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 ”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 “江间波浪兼天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 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shè，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qiāng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yīn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像，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像；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朱自清经典九〇一朱自清经典九〇二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 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 ”热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起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像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 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折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 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 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扎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 行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 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 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那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甘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xìng儿。 衣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朱自清经典九〇三朱自清经典九〇四人才穿两截衣，那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馀韵罢？ 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 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 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练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那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还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机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1944年9月。 朱自清经典九〇五朱自清经典九〇六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这是叶氏男女兄弟三人的第二个集子。第一集《花萼》里杂文多，这一集里小说多。但是这些小说似乎还是以纪实为主。这种写实的态度是他们写作的根本态度，也是他们老人家圣陶兄写作的根本态度。圣陶兄自然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可是他们也在反映这个写实的理智的时代。他们相当的客观和冷静，多一半是时代的表现。 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的满不在乎的习气。言为心声，他们的作品便透露着这些。他们的写实并不是无情的，尽有忧愤蕴藏在那平淡里。不过究竟年轻，笔端虽然时而触着人生的深处，到了一本正经发议论，就好像还欠点儿火候。 至善是学科学的，他的写作细密而明确，可见他的训练的切实。《花萼》中《成都盆地的溪沟》和《脚划船》二篇读起来娓娓有味。本集里《某种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从大自然钻进社会里，见出人格的发展，难得的还是这么细密而明确，《雅安山水人物》里“背子”的描写便是适当的例子。至诚虽是个小弟弟，又是个“书朋友”，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却乎与大哥异曲同工。《匚乂鱼》和《成都农家的春天》，尤其是后者，真乃头头是道，历历如画。他对于人生的体会也有深到处，如《花萼》里《宣传》篇所暗示的，意味便很长。 但更可注意的也许是他那篇拟索洛延的小说，《看戏》。索洛延本以“孩子话”著名，还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至诚，拟来自然容易像些。可是难在有我，这里有他的父亲和母亲，有中国这个时代，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顽皮和机智，便不是一步一趋的拟作了。这兄弟三人由杂文向小说进展，倒是一条平整的通达的路。前些年的小品散文偏重抒情和冷讽，跟小说也许隔得远些，现在的杂文偏重在报告和批评，范围宽了，跟小说也就近了。打稳了杂文的底子再来写小说，正是循序渐进的大路。兄弟三人似乎都在向这方面努力，而至美的努力最大。 种种小说虽然巧妙不同，但是铸造xìng格铸造人物似乎是基本工作，就像学画的必得从木炭画下手。至美已经看到这一着。她写《门房老陈》和《江大娘》，已经能够教他们凸起在纸上。她能够捉摸着他们单纯的特xìng，重复而有变化的烘托着，教读者爱上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世界好像跟读者隔得那么远，可是又靠得这么近似的。这就是至美的努力了。 我初次看见这兄弟三人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些孩子，记得还和他们在圣陶兄的亭子间里合照过一张相来。这张照相该还在那儿箱底下存着罢。现在看见他们长大chéng rén，努力发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难能可贵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兴。我是乐于给他们的联珠续集写这篇序的。 1944年9月。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的时候，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二十五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不移的坚持他的主张，不，信仰。他看准了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路。他介绍，翻译，批评，直到创作，一步步实现他所信的，他的生活也一致的向着这信仰。这样将文学的各方面打成一片，尤其将文学和生活打成一片，是难得的。他的影响是整个的，深透的。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他指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路，到了这时代，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都会跟着他走。他今年才五十岁，有的是领导的力量；他的影响正在加深和扩大。 茅盾兄文艺工作二十五年纪念暨五十双庆弟朱自清敬祝卅四年六月1945年6月。 朱自清经典九〇七朱自清经典九〇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电文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分转蒋介石先生、***先生大鉴：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企望：商协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已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辖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谈商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定一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以产生立宪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纠纷乃可获致圆满之解决，而****之口号乃不至徒托空言。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国共两党既为今日中国力量最雄厚之两大政党，先生等又为其领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实责无旁贷。当今除旧布新之际，有数事应请特别注意，并立即施行者。十馀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cāo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矢志不渝，自为国人所钦敬。惟十馀年来，政治上之种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其造因为何？ 诚宜及时反省。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十馀年来，由于用人之专重服从，而不问其贤能与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趋败坏，行政效率日趋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来，收复区人事之布置，亦再再使人惊讶失望。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庶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而建国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今后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为旧军人或新军人，隶***之军人或隶***之军人，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jiān逆叛国其罪莫逭，政府纵侧隐为怀，不将大小伪官一一加以惩处；而元凶巨慝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须知过于姑息，便损纪纲，忠jiān不分何以为国，此其四。以上四者，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先生等领导国内两大政党，倘刷新政治，改变作风之决心一经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纷乱局面可立归于澄清，而来日宪政之实施亦可大减其阻力，抑更有进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风靡全世界，而战胜反动集团，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乃因其能令全国人民之意志为国家之意志，以全国人民之力量为国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赖。先生等领导大党责逾寻常，务望正心诚意，循宪政之常轨，以运用其党力，诚能以实际之措施，求人民之拥护，借人心之归向作施政之指针，则一切纠纷自然消弭矣，夫导国家于富强康弱之域，其道自重，人民始而树立宪政轨范，心理上之因素尤为首要。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 ***、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孙敦恒同志在清华大学档案中发现。 朱自清经典九〇九朱自清经典九一〇我是扬州人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fù》。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fù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 她xìng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chéng rén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 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馀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 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 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 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遇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 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 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朱自清经典九一一朱自清经典九一二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 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 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最足以表现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那时校长是已故的经子渊先生（亨颐）。但是他似乎将学校的事全jiāo给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xìng自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想，不妥协，不让步。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朋友中匡互生等几位先生便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可是夏先生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写作他所专长的国文科的指导书籍。《中学生杂志》和他的书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朱自清经典九一三朱自清经典九一四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yù”。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12日。 谈闻一多教授生平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闻大会上，由我报告闻先生的生平事略。我与闻先生有十多年的jiāo游，对闻先生的学问、为人极为推崇，对闻先生的死甚为愤慨！ 并曾经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在成都发表。我把闻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他在山东大学的时代，这时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虽是yīn暗的，但是里面却孕育着希望。闻先生这一时期是中国优秀的新诗人，他爱国，他肯帮助青年。闻先生第二阶段是从民国二十一年到死前两年，这一阶段里，他伏首研究《楚辞》、《诗经》、《易经》等古书，他好像是脱离了现实，实际上他还是在现实中。他依然肯帮助青年，与青年常在一起生活。第三个阶段是最近两年，闻先生积极参加了****，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他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仅仅为了民主，而遭惨死。暴徒们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没有一个人不愤慨！ 闻先生的思想转变是因为政治上的黑暗与实际生活的bī迫。他教育青年，又为青年所鼓舞！ 闻先生一生中，有一个一贯的精神，这就是他的爱国精神。 摘自1946年8月24日《新华日报》第三版。 朱自清经典九一五朱自清经典九一六《语言与文学》发刊的话这是一种新刊物，但是也有短短的一段历史。就在抗战那一年，这是十年前了，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辑了一种刊物，叫做《语言与文学》，谢谢中华书局为我们印行。那时打算作为季刊，但是第一期正在出版，芦沟桥事变就起来了。 这一期似乎流行得还广，我后来在西南几个大都市里都曾见过这本小册子。抗战以后这刊物只好中止，这在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 清华中国文学会是师生共同的组织，这刊物是师生共同切磋的地方，也希望是和校外同行互相观摩的地方。我们当时推定闻一多先生担任编辑，他欣然同意，认真的干，那创刊的一期若有可取之处，功绩该是他的。现在我们复员了，他却遭了卑鄙的dú手！ 他是以身殉了民主，也是以身殉了学术。我们为了纪念他，为了达成他和我们共同的志愿，先在这里办一种《语言与文学》的周刊，延续这一段短短的历史。《新生报》馆给我们这块耕种的园地，我们很感谢。 从前的《语言与文学》以大学生为对象。这里的《语言与文学》，我们打算以大中学生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兴趣的常人为对象。这固然因为日报上的周刊得顾到一般的读者，也因为我们愿意多做一点普及的工作。一国的语言和文学反映着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所谓社会的上层机构之一。这又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简单的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人不能离开语言而生活，而文学是记录生活的语言；说语言和文学是“我们的”，就是说语言和文学是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谁都愿意了解自我。按理说，该是谁都对自己的言语和文学发生兴趣，看看民间文艺的流行以及其中接字谐声等等表现，这个理是有的。但是经过了学者和文人的手，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复杂越精细了，这就跟一般人的生活脱了节。 普及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一般人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兴趣，让他们觉得这是生活的必需，如水与火似的。这工作很艰难，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语言与文学》这名字我们当年译成英文是“语史学和文学”。按创刊那一期的材料看，可以说是“语史学和文学史”。这里的“语言与文学”讨论的大概也不出这个范围，但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讨论到古代的时候，也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治学的态度，我们觉着值得发扬。一方面我们又打算在这里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这也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但是我们最亲切的自然是现代。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国语和方言、作品和译文等等，我们有机会都愿意讨论。而语文的教学，正是普及的工作，又正是我们的本行，我们自然也愿意参加意见。我们才力薄，人手少，极欢迎各方面的朋友合作；这块小小的园地是公开的。 闻一多先生与新诗今天是新诗社三周年的纪念日，闻一多先生又是新诗社的导师，所以我选择这个题目来讲。 闻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二十年以前，他是“新月派”的诗人，但是在诗的意见上，闻先生并不完全和他们相同。当时徐志摩就不大赞成闻先生的爱国诗，觉得那是太狭义了。可是闻先生仍旧热诚地去创作这方面的新诗。我曾经说过，闻先生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他活着的时候，对这批评，觉得很正确。 他的诗集《死水》中，有许多是爱国诗。《洗衣歌》是写华侨在美国洗衣并不是下贱的工作，而是要洗去污秽。这对华侨是很好的鼓励。从另一方面说，他很早就是一个写实的诗人，“新月派”为艺术而艺术，但闻先生不是。他虽然也歌颂恋爱，可是并不多。他描写死水的丑恶，使人明白之后，而能取消这丑恶，可见他对现实的关心比别人深。在人道主义的作品上，闻先生写得更为具体，如《荒村》序中，他记载的是对一大群人的苦难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人。 在闻先生遭杀害的前两年，对诗的看法就已经变了。他对《红烛》非常不满，而且很懊悔，甚至不愿承认是他作的。那是带有唯美派写法的诗。但写《红烛》时，正当“五四”时代，脱离旧礼教束缚，而走向浪漫的发展；《死水》却是写在兵荒马乱时，所以写了丑恶、霉湿、yīn暗，因为当时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深切地感到那压迫，他要揭发出来，由那里得到新的生活。这与徐志摩的感觉不一样。 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他一向最赞美人民的诗人杜甫。因为杜甫这位作家最关心人民的痛苦，例如当时征兵的痛苦，并能在诗中表现出来。 “朱门酒ròu臭，路有冻死骨”，也是千古不朽的名句。这说明了他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统治者的反抗。他本想做宰相来拯救人民脱离痛苦，但是没有达到目的。闻先生是最推崇杜甫的，虽然也有人反对杜甫，说他不能超然，可见闻先生与杜甫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律诗从唐兴起，一向无人怀疑它是中国诗中的精萃诗体，可是闻先生开始怀疑了。他认为古诗是接近人民的，而律诗则发展得不健康。在“新月派”时期，他写诗固然也有格律，可是后来改变了，他的新诗多半揭发着丑恶。他在昆明讲诗与舞时说，诗和原始人、小孩、疯人是一样的，是一种力的表现。他最讨厌柔得没劲的诗，也不欢喜“词”中的那种靡靡之音。他说力量的表现是在团体中，原始人举火把歌舞是一种力量。所以他要的是粗线条的诗。他提倡田间的诗，他说那像鼓声一样，不是弦乐，而是刺激的情调。 对诗的批评方面，他说新诗越写越纤细，使人们都不容易懂了，所以，应该作粗线条的诗。不管是诗也好，诉之大众的也好，不叫诗也好，总之，要以新的尺度去创造新诗，并从理论上把它建立起来。 闻先生很喜欢朗诵诗。在昆明西南联大，有一次他朗诵艾青的《大堰河》，这首诗是艾青早年的作品，是怀念一个nǎi妈的诗，写得并不顶好。可是由于闻先生那朱自清经典九一七朱自清经典九一八适于大庭广众的声调，却把作者原来没能表现出的意思都朗诵出来了。 卅一年，他写了八首诗，是写八位教授的，我见过一首，作风改变得很厉害，是自由的诗体。在他未死前，曾想把《楚辞》中的《九歌》现代化，写成歌舞剧体，把农民耕种的艰难苦痛写出来，预备要在“诗人节”写好。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就被刺了。（这部遗稿正在运北平途中）他的态度是一贯诉诸大众的，帮助大众进步的。他在“新月派”时代也曾宣言不愿忘记了大众。《静夜》一首诗里，他写出了家庭中的幸福和安适，但他说，他不能受幸福的贿赂，而忘记了苦难的一群。他始终愿意做一个人民的诗人。 “五四”时代的文艺刚才主席说过，“五四”是“人的发现”，但“五四”同时也是“青年的发现”与“现代的发现”。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年青才行，像我这样头发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五四”时代的文艺我想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从新文体到白话文，新文体是清末时代的新生文体，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和胡适之，主张推翻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体，八股更要推翻，新文体是要应用到报纸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对象是读书人和受**育的青年，也就是开通民智。梁启超的文章确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国以后《新青年》出版，胡适之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白话的来源，除旧小说之外，我看还有当时的讲演，讲演对语言的帮助很大；再有一种是与传统有关的语录，语录是宋代学家讲授时的笔录。旧小说中的话是像说书人的话，因为来自民间，表现出受压迫的情绪，都带有自嘲的口诀式的，以致乐为目的的滑稽，或说是侍候人的口气。到今天说大鼓的还要说“侍候您一段”，语录便是没有“侍候人的气息”的白话，影响很大。白话文学后来受欧化影响，又生变化，但白话文学确是经过“五四”才广泛展开来的。 第二，谈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五四”在民国八年，新文**动在民国六年，应从民国六年说起，胡适之写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说过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如无陈的激烈运动，白话不会开展得这么快。其内容用胡适之自己的话说是“文字解放”“文体解放”，八不主义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无物”，“不做无病shēnyín”，“不避俗语俗字”，这是用当时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有一点须要说明，中国白话由来已久，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意见是正确的，唐朝以后士与民之间的对流很大，宋以后，民间的东西如小说戏剧都抬起头来，白话便开始于人民要表现自己的东西。陈独秀的主张，是用国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用社会文学反对山陵文学；国民便是人民，社会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写实文学是用人民的语言，所以总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因为时代的不同，那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干脆，但也已经很干脆了。 第三要说到鲁迅先生，有了理论，还要有创作，就是“拿出证据来”。他的第一部创作便是《狂人日记》，里面提到礼教与孩子，那时的批评，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象征的意义”，“吃人的礼教”。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平常，当时却如洪水猛兽，说这句话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说这样的话，足见是进步了。礼教怎么吃人的？ 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强凌弱，大吃小，强者大者便是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非纯是势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农民，所以批评《狂人日记》者说“发现了村人的xìng格”，村人便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群。胡适之说过，一个人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又是儿朱自清经典九一九朱自清经典九二〇子的爸爸，上下夹攻，没有办法；如果有了七八个孩子，慢说现在，就在“五四”时候也毫无办法。《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 ”并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当时给“封建社会”的代名词，鲁迅便是肩起闸门放出孩子去的。他当时虽认为希望不多，但希望总是有的，他就用艺术方法表现了出来，要怎样救救孩子呢？ 就是说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时代的文艺。 1947年5月4日。 中学生与文艺一、“中学生往往特别爱好文艺”，我想是因为他们要接触，并在精神上参加，广大的人生———人生的苦乐。他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感到自己生活圈子的狭小，阅读文艺是扩大这个圈子的一条路。而在学时期大概可以不必自谋衣食，他们也有闲暇去阅读和爱好文艺。 二、“热心阅读”文艺，不见得就理解文艺，诚然。不过这没有什么弊病，并且多阅读也可以增进理解。“动手写”文艺，就是写不好，似乎也没有什么弊病。 只有理解不能透彻，写又写不好，却“立志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那确是自误，并且也是社会的损失。但是青年人自知之明不足，择业往往错误，不止在文艺方面如此。这得靠贤明的父母兄姊和师友指点劝告。自己多碰钉子，当然也会觉悟，只是怕到那时已经晚了些。 三、理解文艺得从作品入手。同时也得阅读理论书籍，来帮助理解作品。自己摸索，也可以入门；但是得着理论的帮助可以快些。这种理论书该是鸟瞰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论或故事体的文学史或多举例分析的作法和讲解等。 四、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 五、“今日的中学生”该多读现代作品（包括翻译），但是不必限于新写实主义的。古典作品，语体的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也该读。文言以读唐宋以来的作品为主；古书最好翻成语体给他们读。 六、这里只就自己读过、现在想到的近代作品和理论书推荐几种，如下：1.作品鲁迅自选集《呐喊》。这里是“老中国人的谱”和鲁迅先生反封建的工作。 茅盾自选集《春蚕》。这里是外来的经济压迫下挣扎着的中国，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种种面影。 冯雪峰：《乡风与市风》，本书阐明历史在战斗中一个意思，精深警辟，但须细心阅读才能理会。 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这可以比较中国的中年代和青年代的生活态度。《罗亭》（陆蠡译），这显示知识分子只能说漂亮话，没有实践的勇气。 2.理论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章锡琛译），这是鸟瞰的文学概论。书中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的现象”。 托尔斯泰：《艺术论》（耿济之译），托氏主张艺术是传染情感的，要使大多数人民懂。 朱自清经典九二一朱自清经典九二二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江思译），本书阐明“唯物史观在文学上的应用”。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梁氏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看新文**动，认为是浪漫的，而且是外国的影响。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书在创作方面推尊鲁迅先生，在理论方面推尊宋阳先生。 约翰·麦西：《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这也是鸟瞰的著作。 郑振铎：《chā图本中国文学史》，本书特别注重平民文学的发展，叙述也明白晓畅。 朱光潜：《谈文学》，书中有可商之处，如《论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篇。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是对初学者切实的指导。 夏丏尊、叶绍钧：《文心》，本书流行已久，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有切实而详尽的帮助，尤其对于写作。 叶绍钧、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这是详细的讲解，注重怎样分析语文的意义。恕我“戏台里喝彩”，推荐了自己的书。 七、阅读作品，不可只注重故事，匆匆读过，应该随时停下来思考研究，并且得用心记住。读时可以随时和读过的理论印证。读文艺理论也该仔细，不可只记住些公式；读时也该随时和读过的作品印证。 八、转移这一类中学生的兴趣，主要的还是先介绍合式的作品给他们阅读。不妨先介绍那些包含着有趣味的故事的，也不妨先让他们消遣的读着，慢慢再认真起来。 九、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但是学生自己愿意多练习文艺写作，自然也可以在课外练习，并请教师指导。 十、文艺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并且是主要的一部门，因为文艺是语文教学的主要教材。因为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所以文艺教学应该注重词句段落的组织和安排，意义的分析；单照概括的文艺原理或批评原理来讲论作品的大意，是不够的。文艺教学跟文艺批评不尽同，教学不该放松字句。 十一、中学生办文艺小刊物，练习写作，似乎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耽误别种功课。有人以为还是“多读些书好”，也许因为有些学生只顾写，不读书，也不观察，材料有限，越写越贫乏，写来写去只是那一点儿。这确是一条绝路。但是这是写作的态度不对，办文艺小刊物的并不一定到这地步。 十二、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敏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彻。这就不能应用。所以我在第九条答案里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这广义的应用文应该以报章文做标准。讲读的教材里也该多选近乎这种标准的文章。但是这广义的应用文如果能恰到好处的含有些文学趣味，那自然是更有效果的。 1947年5月，《中学生》杂志第187期。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 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 顾一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 朱自清经典九二三朱自清经典九二四文学的严肃xìng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所谓“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这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馀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因为这样一说，文便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 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比着来看。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有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馀酒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的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xìng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在“奇”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以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犯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 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边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的提出严肃的口号，鲁迅先生介绍了一句话：“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yín与无耻。”这两者相对比严肃和消遣相对更尖锐，这表示时代要求严肃更迫切了。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创造社的浪漫和伤感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是那个时代个人求解放的普遍趋势。个人生活中灵ròu的冲突是生死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民国十四年五卅以后，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鲁迅先生介绍的那句话。并且从工作扩大到行动。于是文**动又回到严肃。 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 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在清华大学文艺晚会上讲演，见1947年5月19日《文汇报》。 朱自清经典九二五朱自清经典九二六文艺节纪念“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去，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的“向民间去”。 1947年5月20日。 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一广义的散文，对韵文而言。狭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xìng的散文而言，那么，小说、小品文、杂文都是的。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着。小品文和杂文似乎都该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有人以为这一意义的散文只指小品文而言，杂文是独立的，是在文艺之外的。我却觉得杂文是小品文的转变，无论是讽刺是批评，总带有文艺xìng，应该算是散文的一种而放在文艺部门里。 二文艺xìng的散文也跟论文一样靠见解，靠理论，但是论域得缩小，论点得集中，学识固然不可少，经验似乎更不可少。 三意境似乎就是形象化，用具体的暗示抽象的。意境的产生靠观察和想像。 四问：您的《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怎样发现题材？ 怎样产生那意境？ 怎样写成的？ 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五写作似乎可以说有灵感，但我不愿意用“灵感”这个译名，而愿意用“感兴”这个译名。感兴只是心头一动。这心头一动是由经验的综合来的，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譬如要给某刊物做一篇文，去想题目；想到了适当的题目，也是心头一动，这就是自觉的。总之感兴不必一定要等它来，我们也可去找它；感兴似乎并不神秘的。 朱自清经典九二七朱自清经典九二八六困苦的生活中吃饭第一，说不到写作。古人说“穷而后工”，那“穷”只是不“达”，就是做不到大官，并不是穷得没饭吃。不做大官，有了闲暇，写作起来可以专心致志，自然就容易“工”了。 七多诵读才知道怎样润饰字句。朗诵和默读都得练习。朗诵似乎更得加以注意，因为通常都不去练习朗诵。活的语言的获得在多听人家说的话，细细研究，体味并且记住。 八初学写作，似乎该从广义的散文下手。先把话写清楚了，写通顺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艺xìng的发展。这样基础稳固些。否则容易浮滑，不切实。 1947年7月1日。 《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闻先生的稿子去年从昆明运来，是十一月到齐的。当时梅校长聘请了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六先生，连我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我做召集人。家属主张编全集，我们接受了。我拟了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jiāo给家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上。于是决定请许维遹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jiāo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可以算是完整的了。有些文篇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读者告知。结果虽然得到的来信不算多，可是加入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他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jiāo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间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讲演题目，“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按xìng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先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正在编辑中。似乎缺少一篇传，但是我们找不到作传的人。听说史靖先生的《闻一多的道路》就是一本传，那么，也就好了。不过史靖先生不知叙到了闻先生的童年没有。 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见到闻先生的小传，说到他的幼年生活，我猜是马**先生写的，马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可惜当时没有问一下。《全集》付印的时朱自清经典九二九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的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 拟目（略）朱《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清华周刊》社编，自1947年7月20日出版。 清经典九三〇大学的路暑假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投考大学，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将会取入大学。现在大学只能容纳这么多的新生，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知识与能力。选中的是有福的，他们能够继续的增广知识，加强能力，有希望成为一些领导的人才。但是大学仔细的选择他们，他们也得仔细的选择大学的路。大学的路不止一条，通到各处，可是归到一处。这同归的一处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步是综合的，得大家从各方面努力，这就是通到各处。大学训练分工，可是归于合作。 大学分为不同的院系，就是通到各处的路。新生选择院系，有些是照着家庭的希望，但是大多数似乎是照着自己的兴趣。兴趣并不一定代表才力，往往选了院系学了一年两年，才发现自己让那靠不住的兴趣骗了，走了错路，也走了冤枉路。家庭的希望往往寄托在个人的出路上，学生自己也有许多着眼在出路上。这虽然不免自私，但是未尝没有道理。不过才力相宜方能有出路，不相宜不会有出路。看来是好出路的，未必人人都走得通；走不通就成了死路。大学生择业，从报考的时候就得仔细考虑，最好多商量，和父母商量，和师友商量。进了大学，特别是第一年终了的时候，更得多商量。各项成绩当然是重要的标准；别唱高调，说分数不能代表你，分数是足以指示一般人的才力的，除了少数的奇才异能而外。 多少年来大学生差不多都乐意专业化，越早越好。专业化是一条窄路。大学虽分院系，但是教育学生却该注重通识；有了足够的通识再去专业化，那种专业化才是健全的。不然只能成就技术人才，不能成就***才；甚至于yù速不达，只剩了个半瓶醋。现在大学的公共必修学程，用意正在培养学生的通识，让他们能有比较远大的眼光，并且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任务。学生好像都不大乐意这些学程，但是相信让他们勉强学习，多少还是有益的。还有，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修习本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最好能够选习一些别系的课，不但可以调剂学习的兴趣，也是培养通识一个重要的过程。从前有些大学有主系副系的办法，其实很好，现时似乎很难施行了，是很可惜的。现时大学各系的必修课程往往太多，使学生来不及选别系的课，也正是太重专业的毛病。我想教授们还是应该鼓励学生指示学生尽可能选些别系的课。这个我知道学生倒是乐意的。 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注意现实的政治，也可以说是通识的一方面的表现，并且也可以增加某些知识和能力。这是他们在教育人民。但是他们在这青年时代，更重要的自然还是受教育，受教育是他们的本位。不忘记自己的本位，才不至于离开大学的路，才不至于使大学离开它自己的路。 1947年。 朱自清经典九三一朱自清经典九三二论学术的空气现在还常有人说北方的学术空气浓厚，或者说他喜欢北方的学术的空气。这是继续战前的传统的看法，也牵涉到所谓“京派”和“海派”的分别。战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为利而撰作。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分别，如果说到各个人，却尽有例外。 一方面就在战前，中央研究院南迁了，北平的旧书铺在南京上海开分店了，学术的空气已经在流动之中。战时大家到了西南，抗战的空气笼罩了学术的空气，然而四川的重庆、李庄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还能够多少继续着学术的工作。到了战后这两年，起先是忙于复员，接着是bī于战乱，学术的工作倒像是停顿起来。北平各大学去年复员以后，其中有些人在各报上办了不少的学术xìng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面的；乍看比战前的学术空气似乎还浓厚些，其实不然。这些副刊里的论文其实应该发表在学报上，因为没有钱出学报，才只好委屈在副刊上，撑撑场面，爱读和能读的人恐怕只是那么些个。这些论文都不免“历史癖与考据癖”，是所谓“京派”的本来面目。这种面目却也出现在南方一些报纸的副刊上。一方面所谓“海派”却扩大了、变质了，趋向为人生而学术，为人民而学术。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过了老的“京派”。但是无论南北，不管“京”“海”，在这漫天战火之下，总有一天会“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将学术丢在脑后的罢？ 而这个似乎已经是现在一般青年学生的态度。青年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无视，我们得看看学术的前路。 战前的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确在长足的进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学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渐渐有了分量。于是没有研究院的大学都纷纷设立研究院，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国人资助之下办起来了。于是研究的风气盛极一时，学术空气浓厚到无视大学本科教学。笔者曾亲耳听见一位新从外国回来在大学里任教的教授说：“我们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书不妨马虎些。”社会贤达在提倡书院制，因为书院里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论钟点、算学分。大学生也异口同声要在毕业后进研究院继续读书。那时候教授隐然分为两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学教授第二等。知识或学术的估价算是到了最高峰。这也未尝不是好现象，结果无论在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了新发展。然而理论上似乎总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础，大学里的训练不切实，研究的风气是不会持久的。再说现代一般的大学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面的***才，不应该也不可能专门培养学者或专家。在仿效美国学制的中国，没有多少专科学校，一般人也不看重专科学校，大学的政策更不该偏到一边儿去。事实上大学毕业生虽然热心进研究院，等到考进了研究院，热心研究的却并不多。他们往往一面注了册，一面就去就业。有些长期不到校，“研究生”只剩了一个幌子。这样半途而废或从未上路的很多，能够在研究院毕业的却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于具体的书院制，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动的现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纳。现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也得有个广大而结实的基础，书院是不能负担这个任务的。尤其是就业，青年人在书院里修业告一段落之后，单就资历而论，自然赶不上大学，不用说研究院，在训练方面，一般的说，恐怕也是如此。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的局面里，找出路一定很难。我们看了过去的和现存的几所仅有的书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战前的过分浓厚的学术的空气使有些人担忧。他们觉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走上“缓慢而费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体大用”，也不是正办，特别是人文科学。因此有的人主张大学应该造就的是通才，不是专家，有的人主张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些主张渐渐的采用到大学的课程和制度之中，然而这时候的青年学生并不注重这些，他们要的是专业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使他们便于就业，或者早些成为专家。便于就业就是急于应用，这显示了一个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bī得人更紧，研究的憧憬黯淡起来了。于是乎来了抗战。 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关都迁到了西南，生活的艰难和设备的贫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几乎不可能，特别是自然科学。然而大家还多多少少在挣扎着。可是这真到了急于应用的时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学生集中在经济学系和工学院，特别是工学院，人数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许多的训练班和专修科出现。这种普遍的注重应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学术空气。一方面在美国也有人在控诉那学术至上的态度。拜喀尔的“美国教师”一书中有一章“象牙实验室”，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颇为恳切。“象牙实验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个词，指摘人们的逃避现实生活的态度。这是在重行估定知识或学术的价值。这种估价得参照理论与应用，现实与历史，政治与教育等等错综的关系来决定。美国也有人如布里治曼相信该由知识阶级来计划领导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么知识呢？ 知识阶级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呢？ 问题真太多了！ 胜利来了，不幸的我们是“惨胜”。一切都“惨”，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来越艰难，大家仍然只能嚷着调整待遇，不能专心工作。少数的大学和研究机关，设备也许比抗战中好些，但是单单设备好些不成。何况还是设备贫乏的居多数！ 学生有公费，固然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这动乱的局面里，还是不能安心读书。他们可要领导起人民来创造一个新中国！ 这和布里治曼说的领导并不相同。 那似乎是专家独占的领导，这些青年人却是自己作为一般人民领导着。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知识或学术的态度。他们要的是什么知识呢？ 他们喜欢不喜欢学术空气呢？ 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大概不喜欢学术的空气；他们要的是行动的知识，而大学教育里却没有。他们热心于救国，觉得大学里给的知识远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没用；可是他们是大学生，不学这些又学什么呢？ 他们就生活在这矛盾里。一方面战争老没个完，他们照着规定的学了，却比抗战前抗战中更看不到出路。这又是一个矛盾。十来年前上海早就有几位提出“学问无用论”，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觉得“学问无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学生最近或者放弃了学术投身到政朱自清经典九三三朱自清经典九三四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徨不安，面对着现实的政治，不忍心钻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实验室中去。这真是我们学术的损失，然而实bī此，他们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 有些人说过这时代是第二回的战国时代。战国虽然是动乱时代，然而经济发展，有欣欣向荣之势，所以百家争鸣，学术极盛。照现时这“惨胜”的局面看，我们却想到了三国时代。《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这么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yù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xìng非解学，多求请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回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 嗟夫！ 学术沉陨，乃至于是！ 这些情形有些也描写了我们的时代，然而不尽同。我们并不至于“人怀苟且”，“竞逐”“浮虚”；那时学术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学这是个避役所，我们的学术中心还在大学，这些社会化的大学还在起着领导作用。即使不幸动乱变成了混乱，大学暂时解体，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复，就会快快复员的。因为什么样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的，训练班和专修科是不能供给这种***才的。像鱼氏描写的“学术沉陨”，我们相信不会到那地步。但是大学也得明白在这时代的地位和任务，不能一味的襞积细微，要能够“统其大义”，也就是“全体大用”。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里，得正视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促进新的发展，而这也才是做。这种新的学术空气虽然一时不能浓厚起来，却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于使我们窒息而死于抱残守阙里。 1947年8月30日。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我敬佩闻一多先生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从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黄季刚先生拜了刘申叔先生的门，因此得到了刘先生的手稿。这是很可羡慕的。但是又听说刘先生的手稿，字迹非常难辨认。本来他老先生的字写得够糟的，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添注涂改，一塌糊涂，势所必然。这可教人头痛。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抄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抄稿子。 再说，别人总将自己的稿子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看，更不用说借给人。闻先生却满不在乎，谁认识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联大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借他的《诗经长编》手稿四大本。他并不知道这学生的姓名，但是借给了他。 接着放了han假，稿子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开学了，那学生才还给他，说是带回外县去抄了。他后来谈起这件事，只说稿子没有消息的时候，他很担心，却没有一句话怪那学生。 三十年我和闻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读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的读下去。后来他参加****，事情忙了，家里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烦他。去年春间有一天，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闻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闻先生还没有回，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 想不到隔了不到半年，我竟自来编辑他的遗稿了！ 他去年七月还不满四十八岁，精力又饱满，在那一方面都是无可限量的，然而竟自遭了最卑鄙的dú手！ 这损失是没法计算的！ 他在《诗经》和《楚辞》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的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的神话上。 记得那时汤用彤先生也住在司家营，常来和他讨论《周易》里的问题，等到他专研究伏羲了，才中止了他们的讨论。他研究乐府诗，似乎是到昆明后开始。不论开始的早晚，他都有了成绩，而且可以说都有了贡献。 朱自清经典九三五朱自清经典九三六闻先生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在云南蒙自的时候，住在歌胪士洋行的楼上，终日在做研究工作，一刻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当时有几位同事送他一个别号，叫做“何妨一下楼斋主人”，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半年来我读他的稿子，觉得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 对着这作得好抄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可惜的是从昆明运来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为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我们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点点的。 幸而重要的稿子都还完整，就是那有点儿破损的，也还不致妨碍我们的编辑工作。 稿子陆续到齐。去年十一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聘请了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六位先生，连我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我作召集人。家属主张编全集，我们接受了。我拟了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jiāo给家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上。于是决定请许维遹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jiāo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这里有些文篇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读者告知。结果得到的来信虽然不算多，可是加进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jiāo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期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按xìng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先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编的，季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 还想转载《联大八年》里那篇《闻一多先生事略》。还有史靖先生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已经单行了。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也见到一篇小传，叙到闻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别处详细些。我猜是马**先生写的，马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那天也在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和他谈一下。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朱闻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 自1947年。 清经典九三七朱自清经典九三八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多少年来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心诗没有出路，其实诗何至于没有出路呢？ 抗战以后，诗又像五四时代流行起来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么道路呢？ 什么方向呢？ 大家却还看不准。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谓以朗诵诗为主调，不是说只有朗诵诗，或诗都能朗诵，我们不希望诗的道路那么窄。这只是说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态度和朗诵诗是一致的，这却也不是说这些诗都是从朗诵诗蜕变的，它们和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一次》一首里：我们召唤我们将有一次像潮水的集合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春天呀，你烧灼着太行山，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xiōng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人民越来越多紧闭的门外人民的愤怒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人民的力量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等他们在门外bàozhà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了。传统诗有“我”，所以强调孤立的个xìng，强调独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贵族xìng的诗人。青年代却要扬弃这种诗人。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里说：“诗人”们啊你们的灵魂发酸了你们玩弄着自己的思想别人玩弄着你们的语言闲着两只手什么也不做———滚你们的蛋吧！ 诗人做了诗人，就有一个诗人的圈子将他圈在里头。不论他歌唱的是打倒礼教，人道主义，爱和死，享乐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却总是划在一道圈子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打开了自己，不能像何达说的“火一样地公开了自己”（《无题》）。这种诗人的感兴和主题往往是从读书甚至于读诗来的。读书或读诗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现实生活究竟隔了一层。目下大家得在现实生活里挣扎和战斗。所以何达说：我们的诗只是铁匠的“榔头”木匠的“锯”朱自清经典九三九朱自清经典九四〇农人的“锄头”士兵的***（《我们不是“诗人”》）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干脆得像机关qiāng在打靶一个字一个字就是那一颗颗火红的曳光弹瞄得好准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行动是一拍就合的。 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 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一发无馀，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会来运用想像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我们的视线像车辐集中在一个轴心我们开会我们的背都向外砌成一座堡垒我们开会我们的灵魂紧紧地拧成一根巨绳面对着共同的命运我们开着会就变成一个巨人“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我们要求着朱自清经典九四一朱自清经典九四二“工作”热爱着“工作”需要诗我们才写诗需要生命就jiāo出我们的生命“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jiāo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青勃先生说：要死死在敌人的qiāng弹下把xiōng膛给兄弟们作桥板（《生死篇》）鲁藜先生也说：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辑）本集里的《无题》也许可以综合的说明今天的诗：对于这个时代我是一个“人证”我的诗是“物证”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的确，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 1947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