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文教学

序 我们将近些年来写的关于国文教学的论文和随笔编成这本书，就题为《国文教学》。这里面以中学国文教学为主，大学的也有几篇论及。我们都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也编过一些国文科的读物给青年们看，本书的各篇文字便根据这些经验写成。不过这些文字都偏重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方面谈到的很少。因为精神方面部定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定得够详细的。再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们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第一要学生们写得通，其次是读得懂。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向技术一面也是自然而然。 一般社会看得写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在课程里和实际教育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学生们似乎特别注重写作的范本。从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没有读和写的比重问题发生。 “五四”后的教本兼顾三重任务，学生们感到模范文的缺少，好像讲读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什么实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范文其实还只是一个因子。另一个因子是文言。 “五四”后一般学生愿意写白话，写白话而读文言是矛盾。再一个因子是教学，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也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们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 青年们不愿意读文言，尤其不愿意读古书，是因为不容易懂，并且跟现代生活好像无甚关系似的。若能在现行的标点分段之外，加上白话注释，并附适当的题解或导言，愿意读的人也许多些。到那时青年们也许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总是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时，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现时大家还得学习。可是现行课程标准规定初中一年起就将文言和白话混合教学，而文言的比例逐年加增，直到大学一年整个讲读文言为止———效果却不好。学生们不但文言.. ..没有学好，白话也连带着学得不够好。教本里选的文言花样太杂，固然使他们不容易摸着门路，而混合教学也使他们徨，弄不清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赞成本书.... .. .. .. ........朱自清经典二一五朱自清经典二一六附录里浦江清先生的主张，将白话和文言分别教学。并且主张文言的教学从高中开始，初中只学白话；大学一年也还该在作文课里使学生们读些白话范本。作文该全写白话；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只学到造句就成。 青年们不看重讲读，还有一个原故。他们觉得讲读总不免咬文嚼字费工夫，而实际的阅读只消了解大意就够；他们课外阅读，只求了解大意，快当得多。他们觉得只有这种广泛的阅读才能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讲读在一年里只寥寥三四十篇，好像简直没有益处似的。但是没有受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训练或是没有下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够正确。学生们课外阅读，能以了解大意，还是靠多年的讲读教育———虽然这种讲读教育没有很大的效率———或是自修的工夫。不过阅读有时候不止于要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也便是言外之意。这就不能太快，得仔细吟味；这就更需要咬文嚼字的工夫。再说课外阅读可以帮助增进写作的能力，固然是事实，但一目数行的囫囵吞枣的读下去，至多只能增进一些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领会写作的技术。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快得惊人，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的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 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画，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 这就要谈到师生的合作和学校的纪律了。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确，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现在一般国文教师的情形，本书中有专篇讨论。我们觉得负责的教师真太少了。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作教只是暂局。这种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有的因为任课太多，照顾不及。这种人也许减少钟点调整待遇可望改善。有的却因为一般纪律不好，难以独严。学校纪律不好，有时固然由于一般政治和社会的情形，不是某一学眩的责任，但多半还是由于学校当局不尽职或才力不足。只要当局能够和教师通力合作，始终一贯，纪律总可以相当严明的。话说回来，即使学校纪律不好，一个教师也还有他可购的责任。只要诚恳公正，他在相当的限度之内也还可以严格教学的，所谓事在人为。本书里许多文字虽然根据经验写成，却也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的干等；从这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些理想。不过理想是事实之母，只要不是空想，总该能够一点一滴实现的。我们在期待着。 我们将自己的文字分编为上下两辑。另有浦江清先生《论中学国文》一篇，我们觉得其中精到的意思很多。感谢他的同意，让我们附录在这里。 叶圣陶朱自清1944年10月。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二十七年，承教育部委托撰拟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我就和罗莘田先生（常培）一起商量，拟成了一份，送到部里。那草案实在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 那草案后来又经过一番修订，二十八年六月，jiāo给大学各学院分院课程会议讨论。 同年八月教育部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颁布了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到现在已经施行了整三年了。 这次课程会议，我因为学年正在结束，分不开身，不能到重庆出席去。草案上既没有说明的文字，自己又没有能够向到会的诸位先生阐述一切，起草人的用意不免有被忽略的地方，也是自然的。这是我的一宗遗憾。科目表颁行后，从去年以来，陆续见到些批评的文字。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的《斯文》上就有三篇，作者依次是程会易（一卷十六期）、余贤勋（一卷十九期）、张守义（二卷一期）三位先生（余先生已故）。《高等教育季刊》一卷三期朱光潜先生《文学院课程之检讨》里也有专评中国文学系科目的话。还有，罗莘田先生、王了一先生（力）曾各写过一篇文，论到语言文字组的科目，载在《中央日报》昆明版附刊的《语文》上。此外也许还有别的文字，但我见到的只是这些。 原案的用意，第一在“中国文学系得设文学及语言文字两组”。感谢那回出席的诸位先生，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眼见这二十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突飞猛进，觉得应该训练些人才适应这种新兴的专业，促进它的发展。这是实际的需要，至少我们和一些同行同事都觉得如此。但是语言文字和文学关系密切，决不该打成两橛，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没有糊涂到主张将中国语言文字独立设一学系；而且在两组科目里我们兼筹并顾，希望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不致有偏枯的毛病。但这个分组的意见虽然被那回课程会议接受了，却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般的重视。只看现行科目表里对于语言文字的科目安排得未尽妥善，以及上面所举的《斯文》里的三篇文字都只论文学组的科目，不曾提到语言文字组，就可知道。朱先生且主张还是不必分组的好。这里我要大胆地指出，至少有一两个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早就在抗战前分了组；这样训练出来的语言文字组的毕业生，至少有一些已经有成绩可见。这事实似乎是值得留意的。 原案的第二层用意在注重或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将文学史分为四段，分量特别重。这是文学组的必修科目。另设中国文学史概要一科，定为语言文字组必修。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发展的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这一科该注重使学生阅读原料，使他们尽量接触———最好是熟悉———朱先生所谓“权威作家与重要作品”；编印文学史选读材料或指定专书使学生阅读，都要他们作报告（中国文学史概要也得这么办，不朱自清经典二一七朱自清经典二一八过缩小规模罢了）。从这一科可以向许多方面发展：或向古代文学如《诗经》、《楚辞》等方面去，或向各代诗文或向各代大家名家方面去，或向戏曲小说方面去，或向文学批评方面去。这些得看各校师生的修养和兴趣以及图书的设备等等而定。各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文学组可以从这一科里发展各自的特长。这科目决不是刻板的讲章，如一般人所想像的（程先生主张设中国文学专题研究六至十二学分，意见和我们近似，但他将这一科列为选修）。可惜我们错过了说明的机会，课堂会议将那四段文学史都删掉了，只留下那不分段的。 这一点是现行科目表里最该斟酌的，我们认为分段的中国文学史是文学组主要的基本科目。此外，如上文提到的表中语言文字科目的安排，也未尽妥善。程先生指出文字学概要不该排在第三学年，是很对的，而表中这科目下面注道，“形音义并重”，似乎更忽略了二十年来声韵学的发展。我要指出，民国五六年间北京大学就将文字学分开形义和音两科教授了。这两科是工具的基本科目，文学组该和语言文字组受一般的训练，才可以通读古书，洞明语义。倒是语言学概要，范围较广，和文学组的关系不及这两科密切，可以无须列为必修。又如文学组选修科目里的古声韵学应该就是语言文字组必修科目里的古音研究，不知何以别立名称。还有，原案里两组的选修科目都将目录学和校勘实习列在头里。现行科目表中却只列入语言文字组的选修科目里。这一层的不妥处，程先生已经论过了。还有，各体文习作一科下注“包括古代现代各体”，似乎太广泛，事实上难行，理论上似乎也不必要。 这一点下文再论。至于程先生论选修科目的重要和庞杂，语多中肯。这里只想补一句，就是，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地理（总论）也列在选修科目里，似乎太不调和了———学生尽可选习这两科，但不必列在表里。 批评的文字中，罗、王二位先生和我的意见没有什么出入，他们的两篇可以不必讨论。别的几篇，细节上虽然各不相同，但主要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第一项是，中国文学系经史子集应该并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系应以国学为主。朱先生说，“每国学问皆有其历史背景与传统，为长久经验所积累而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这自然不错。但我们接受传统，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国以来，康、梁以后，时代变了，背景换了，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经学的问题有些变成无意义，有些分别归入哲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分别划归这三者。集部大致归到史学、文学；从前有附庸和大国之分，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这中间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平等地包括经史子集。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既不能表示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表示批评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我们的原案至少是在努力采取批评的态度去接受传统的。如文学组必修科目原将文字学、声韵学列在最前头，词选、曲选原没有，又列专书选读两目（第二目原只包括《四史》，没有《晋书》）；这些都是采取传统的态度。 又如我们努力将必修科目减少，给学生多选习别系科目——特别是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科目———的机会，培植他们的广博的基础，这也正是采取传统的态度，不过方式不同罢了。至于“文学”一词的涵义，照现行的用法，似乎有广狭之分。论现代文学多用狭义，和西洋所谓文学略同。论前代文学便只能用广义，是传统的“文”和狭义的“文学”的化合语。“中国文学史”一词中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朱先生恐怕有人“误于‘文学’一词”，以为“吾国文学如yù独立，必使其脱离经史子之研究而后可”。至少我们自己相信还不至于如此。 第二项是，学生应该多读专书；专书包括朱先生所谓“古典名著”和余先生所主张的诗文词曲各专集。这原是很好的意见，我们一向也有同感。但专书太多，得加别择；专集可斟酌列入选修科目，古典名著却该列入必修科目。可是，即以古典名著而论，文学组科目表里标举的群经诸子四史等，也还只能“选读”，要学生一一读遍，恐怕是很难做到的。除非取消别的科目，只读这些；那显然是太专固了。 程先生说得好：“历代典籍，文理艰深，若详加衍释，虑有非每周三小时一年所能卒业者。故此科之设，重在举一反三。其中一部分，似可期以半年，俾可多读数种。”我们的意思也是如此。这样看，文学组原列专书选读两目为必修，似乎不算少；但语言文字组只有一目，确是嫌少，我承认。学生不但应该多读专书，而且应该多读书。朱先生所攻击的“概要”、“学史”、“研究”等科目，毛病似乎不在“偏重常识”———“概要”偏重常识，“学史”、“研究”并不然———而在学生只听讲，不读参考书，不切实的作报告。这些科目若教者得人，能够诱导学生去切实读书，在成效方面可以和专书选读相得益彰。 上文提过各体文习作一科目，程先生、张先生都很注意习作。程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必修科目表中所列文诗词曲诸选，本该像选修科目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一样附带习作。现在这些既然不附习作，他主张各体文习作加成六学分，第二、三、四年必修，以散文、骈文、韵文为次序；韵文又分诗歌和词曲。事实上现在各大学文诗词曲选诸科有附带习作的，这样主张的人也不少。他们以为：习作了才知道甘苦，再说，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都不习作这些，这些体恐怕要失传。文诗词曲选诸科不附习作，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觉得欣赏与批评跟创作没有有机的关联，前两者和后者是分得开的。在文学批评发达的今日，欣赏与批评也得“豫之以学”，单凭阅读与创作的经验是不够的。这里阅读的经验自然不可少，而且多多益善。创作的经验虽然也可帮助一些，但这种经验发展得难些慢些，总是落在阅读的经验后面，常语“眼高手低”可以为证；所以与其分力创作，不如专力阅读。至于“现代中国文学讨论”附习作，是恐怕埋没了一些有创作才能的学生，并非从欣赏与批评着眼。据现在的环境和青年的修养，有创作才能的学生走现代文学（白话文学）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如有对于旧来各体发生兴趣的，我们原意教师可以在课外帮助这一些学生。但我现在想，文学组的选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诗词习作；只消诗词就够了，别体现在作的人似乎已经不多。现在回到各体文习作，原案的用意只是学生多学一年应用的（广义）文言。我们看到一般学生的文言写作训练实在欠缺太多，而社会上暂时还需要文言，觉得有责任使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学会应用的文言。我们的目的只要使学生学会写作论文和应用文件。张先生主张将这一科改为“札记注疏文习作”，和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相近的。记得原案里这一科似乎只称为“文言文习作”，全年二学分。现行科目表中改为各体文习作，两年四学朱自清经典二一九朱自清经典二二〇分，又加注道：“包括古代现代各体”。“古代现代各体”太广泛了，恐怕学不出什么来。西南联合大学将两年分配到白话文和文言文上，文言文注重应用；让学生除学习一年文言文外，多学一年白话文。这样办似乎切实些。 根据上面的讨论并参考各位批评者的意见，我现在拟就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表等四种，请国内贤达指教。这里两组的必修科目表中，我都先列工具的基本科目，次列主要的基本科目，次列一般的基本科目。比较现行科目表，专书选读的办法改了，分量也加了。———文学组的历代诗文选是补充专书选读的。选修科目表中，文学组加了目录学和校勘实习；又加了专集选读。这里的专集指杜、韩两家以外的而言———杜、韩两集比较重要，已列入专书选读（四）了。诗词习作也是新加的。语言文字组的选修科目，参考罗、王二位先生的意见删改了些。———本文承他们二位和闻一多先生看过，都给了很好的意见，附此致谢。 论大学国文选目《高等教育》的编者将朱孟实先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抄给作者看，让作者写些意见；因为作者是参加拟定这个选目的六人之一。这个选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编选会拟定的。编选会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关于这个选目和这个会的正式说明，自然该由魏先生担任。本篇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对于编选会的了解如有错误，作者当自负责任。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别的科目凡用到国文的，其实也该分担起语文训练的责任。———不过在一年的国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并包，一定驳杂而琐碎，失去训练的作用。要训练有效，必得有所侧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选语体文，必要时也可选一些所谓“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报》社评）。翻译的语体文或新文言，明确而流利的，也该选，而且该占大部分。重古以文学古典为主，所谓历代文学的代表作。 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用朱先生的语词，便是将“立本”和“示范”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一则和现行的中国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现行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那个大学都还不愿这样标新立异。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选本有久长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但不能达成“示范”的任务。周秦文也罢，汉魏六朝文也罢，唐宋明清文也罢，都和现行的新文言相差太远。而一般人所期望于大学生的，至多只是能够写作新文言；那些文学古典既不易学，学会了也还不是应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少有人去学了。那么，这些古文又怎样能示范呢？ 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见，青年人连新文言都不必学，只消写通了语体文就成（西南联大一年级生就限作语体文）。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朱自清经典二二一朱自清经典二二二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 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编订要旨”只从了解、欣赏、修养三方面说，不提发表方面，正为了不能兼顾。编选会对于大学国文教育目的却有这一方面的议决案：“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觉得大一学生只能继续练习语体文或新文言，而选目中的文字不能示范，所以编订要旨只从阅读方面立论。这种牺牲可以说是“实bī处此”。这个选目是重古的，而且侧重周秦两汉，如朱先生所指出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还是不能兼容并包，还非有所侧重不可。那么，侧重唐以前呢？ 还是侧重唐以后呢？ 这就到了第二个原因了。现行的高中国文教材，周秦两汉文入选的并不少，唐以后文更多。 为联贯起见，大学教材自然应该侧重唐以前文。至于学生了解力远在教材的标准之下，确是事实。作者觉得这由于中学教材太高深和中学的教学太马虎之故。教学方面，现在不论。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联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拟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联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的，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联贯起来。这里有一种作用，这个选目虽然侧重唐以前文，尤其侧重周秦两汉文，可是都尽量选那些词句比较容易懂的。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画。 朱先生希望大学生“有藉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藉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编选会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议定选文有注释：一，“有旧注用旧注；旧注多家，采用通行者。可以删补，务求明确”。二，“无旧注者，加简明之注释”。注释就由编选人分任。作者的理想是用语体文注释，但一时不容易办。照现在所定的，如可以剋期完成，也未尝不好。至于周秦文词句上有些问题，至今还无定论，旧注也靠不住，原是事实。不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只须“略通其大意”就成；那些问题，应该指出，却不必深究。讲解也以讨论大意为主，不致多费时间。朱先生说一篇《离sāo》“至少也要十几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以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选目中各文，篇幅多较长。这因为向来选录古书，多加删节，不免散碎。这次所选，以全篇为原则，意在使读者能够得着比较完整的印象。篇幅既长，注释就必需印出，讲解也必需以讨论大意为主。 朱先生主张多选近代文，以为“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据作者十余年担任大一国文的经验，这句话并不尽然。一般学生根本就不愿读古文；凡是古文，他们觉得隔着他们老远的，周秦如此，唐宋明清也一样。其中原因现在无暇讨论。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学古典太少。再说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就现阶段各级学校的国文教材看，作者觉得部定的大学国文选目可以说是占住了适当的地位。但作者并不以为这是百年大计。上文所谓重今的选本也许有一天会取重古的选本而代之的；那一定在初高中的教材根本变革以后。说到这里，可以谈一谈选目中没有语体文的问题；这是朱先生文中提及也是许多朋友常问及的。编选会的前身是二十九年一个谈话会，作者没有参加；那次会里拟了“生人不录”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可是事实上影响很大。因此初选目录中只有三篇语体文，鲁迅先生两篇，徐志摩先生一篇，是两个人选的。编选会开会时，既然侧重唐以前文，现代语体文自然就不被大家注意。 作者曾经提出讨论，但那三篇语体文终于全未入选。大学国文的传统本不选语体文，看了部里征集来的各大学的选目就知道。西南联大开始打破这传统，也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编选会的选目要由教育部颁行；教育部处在政府的地位，得顾到各方面的意见。刚起头的新倾向，就希望它采取，似乎不易。这回选目里不见语体文，可以说也并非意外。好在课外阅读尽可专重语体文，补充“示范”的作用。而日子越久，语体文应用越广，大学国文选目自然会渐渐容纳它的———这个我坚确的相信。 朱自清经典二二三朱自清经典二二四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二十四年的《中学生》里曾有过一回“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可惜参加的人不很多，讨论得不够详细、切实。自己虽离开中学教职多年，但一直担任着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大学一年级生差不多全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是很留心的。现在想说说个人的意见。 社会上一般的看法是，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了。而且不但中学生如此，大学毕业生似乎也是如此。去年高考放榜后，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先生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曾说到考生“国文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便指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技术极劣，思路不清”就是“低落”的说明。一般所谓“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意思大约也不出乎这两句话；也许还得加上“别字多”、“字迹不整洁”两个项目。他们的判断大致根据考卷、报告、文课、条告、书信这几样，显然只从写作着眼；他们的标准大致是文言———倒不是古文，而是应用的文言。 所谓“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自然意在与前几年的中学生相比。但没有人指出年代的分界；我们问，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从什么时候才低落起来的呢？ 我想要是拿民八的“五四”运动作分界，一般人也许会点头罢？ 他们觉得，从那时候起，中学校一般的课业训练比从前松弛得多，国文科似乎也不能例外。单就中学生的文言写作而论，“五四”运动以来，确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认这个。但这种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和学校里训练的宽严好像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原来“五四”以前的中学生，入学校之先，大都在家里或私塾里费过几年工夫，背诵过些古文，写作过些窗课———不用说是文言。这些是他们国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学里，他们之中有少数能写出通顺的文言，大半靠了这点底子，中学校的国文教师，就一般而论，“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后差些，那些秀才举人作教师，决不能在一星期几小时里教学生得多少益处。学生在入学校之先没有写通文言，到了中学，除非自己对国文特别有兴趣，自己摸索到门径，毕业的时候大概还是不能写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课，都是科举的影响的残存。到了“五四”以后，这种影响渐渐消失，学生达到学龄，就入学校，不再费几年工夫去先学文言；这些学生是没有国文底子的。在中学的阶段里，教师渐渐换了新人，讲解比秀才举人清楚些，但只知讲解，不重训练，加上文言之外，还得学白话，文言教材又是各体各派，应有尽有，不像旧日通用的《古文观止》等教本，只选几体，只宗一派。学生负担加重，眼花撩乱，白话且等下文再论，文言简直是不知所从；训练既不严，范文又杂乱，没有底子的人又怎样写得通顺呢？ 程度低落，是必然的。 可是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写作，白话尽管在这样情形之下，还是有长足的进展。 前几年一般人还相信，必须写得好文言的，才写得好白话；因为新文**动前期的作者，大都是半路出家，确是文言白话都会写的。但近些年青年作者出现的不少，我们从不曾见过他们写文言；偶然还见过一两位写的文言很糟，远不如他们写的白话。可见白话必须有文言作底子那意念并不是真理。这些青年作者多一半是大学生，但他们大概都曾经过中学的时代；在那时代，他们白话的写作已有了相当的样子，相当的底子，不过到了大学，才逐渐成熟罢了。在现时一般中学国文教学情形之下，这些学生得益于教师的也很少。他们的成就大部分从课外阅读和课外练习得来；他们读著译的小说，读各种杂志，文艺的，非文艺的；他们写作小说、散文、论文，登在校内或校外的刊物上。他们表现了自己，有了读者，甚至于还有了倾慕的人；这些鼓励他们那样作，却并不是教师的力量。不过在所有的中学生中，白话的写作有相当样子的，究竟还是少数，正和从前中学生文言写得通顺的也只是少数一样。 现在中学生和从前中学生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话的能力增进了。现在中学生比从前中学生会说话得多，而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前的国文教师会演讲的少，学生在说话上也得不到益处。“五四”以后换了一些新人的教师，一般的演讲能力，比从前教师强得多，学生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影响。再则，白话文的流行也帮助说话不少。白话文虽然并不完全从说话发展，而夹着许多翻译的调子，但事实上暗示了种种说话的新方法，增进了一般说话的能力———在年轻的易塑xìng的中学生，尤其如此。更重要的，从“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不断地做着向民众宣传的工作，这给了很好的机会让他们练习说话。中学生当然不是例外。部定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虽也列着演说和辩论一项，但实施的似乎还少；中学生的说话能力，又是在课外自己训练出来的。 中学生写不通文言，大概有四种情形，第一是字义不明，因此用字不确切，或犯重复的毛病。如“枝叶扶疏，脱叶遍地”①，上半说繁茂，下半说凋零，恰好相反。这句子的作者是将“扶疏”当作“稀疏”用了，所以致此。又如“至于在园内跋涉，多以自行车代步”，作者用“跋涉”其实只是“往来”的意思。又如“也未如不无谬见”，只能说“也未始非谬见”或“也不无谬见”。第二是成语错误。 这又分为割裂和乱用。如“扫xué犁庭”变为“dàng扫犁xué”，便不能成句。又如“发纵指示”变为“唆使指纵”，虽勉强可解，却不是味儿。这是割裂。又如“若文学革命，今后之文学倾向，及所谓普罗文学，汗牛充栋，接受为忙”， “文学革命”等都是抽象的概念，怎样可以“汗牛充栋”呢？ 这是乱用。一方面乱用，一方面当用不用，如不说“一举两得”，却说“一举而二美”，多han伧！ 这都是不求甚解，不重记诵之故。第三是句式不熟，虚字不通也算在这类里。如“奇矣哉，同为人类，不但言语之不相知，而风俗亦殊不同”，这句的毛病很多，这儿只想指出那“之”字是不合式的。又如“夫博物院者，乃集各种不经见有价值之物所以博览于众者也”，“所”字显然不合式，“博览于众”该说“供众览”，“不经见”、“有价值”之间，该有“而”字。又如“雪游北海”这个文题，实在不成一句话。“雪”下加个“中”字便成。又如“尽掬区诚，誓为后盾”，上半也不成语，大约是“谨掬愚诚”的意思。第四是体例不当，也就是不合口气。如给朋友的信，“兹将敝校情形报告一二，能乐闻乎？ ”“能乐闻乎？ ”就是“你能够高兴地听着吗？ ”像是在朱自清经典二二五朱自清经典二二六吵架了；该说“殆亦兄所乐闻乎？ ”或“想亦兄所乐闻也。”又如拟贺***将军克复百灵庙电，“尚望鼓其余勇，灭此丑类！ ”“尚望”“鼓其余勇”都是平行下行的口气，不能用于尊敬的人。同题，“匪愧吴三桂，且惭史阁部，往古未有，现时所无，民族之宝，国家之魂！ ”首二语并不成句，并且比拟不lún；中二语太夸张，不会措词，不合体例。同题快邮代电，“本校同学皆相顾而言曰：‘政府抗日，不吾欺也。我失地之收复，国史之重光有日矣！ 且百灵庙地势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今既被我军收复，伪匪不易得逞矣。’”除第三个“之”字不合式以外，全段儿文绉绉的，口罗里口罗嗦的，满不是“快邮代电”的样子。这类应用文的体例本需要熟练，学生们写不合式，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所论四种情形，也只以应用的文言为标准。但所谓应用的文言，“应用”的日子大概不会很长久了，据我看。现在应用这种文言的，报纸是大宗，其次公文，其次电报和书信。但报纸用白话，胡适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办报的人总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贵，不愿马上全改成白话。可是这些年来，除了电讯和新闻还守着文言的阵地外，社论、通讯、特写等等，都渐渐在用白话了。公文加标点符号，也是改白话的先声。而政府文告，譬如：****的许多告国人书，已经全用白话。电报因为按字计费，文言可以省些，用白话的似乎还没有。但若有人将电文里需要常用的字句编成简括的程式，成为电报汇编之类，便可解决这个困难。书信已经有用白话的，但因文言信有许多程式，可以省事，中年以上的人还是用文言的多些。这里可以看出，白话没有能普遍的应用，程式化不够这一层关系很大。若有些人向这方面努力，试造种种应用程式，让大家试用，逐渐修正，白话不久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文言便真死了。这种需要现在已经越来越大。现在是青年的时代，青年自然乐意用白话，而大部分的青年文言的训练太差，也是用白话便易。文言的死亡，和白话的普遍应用，是事所必至，是计日可待的。 因此，我觉得中等学校里现在已经无须教学生学习文言的写作。在有限的作文时间里，教学生分出一部分来写作文言，学生若没有家庭的国文底子或特殊兴趣与努力，到了毕业，是一定不会写通文言的。不但不能写通文言，白话写作，因为不能专力的缘故，也不能得着充分的发展。若省下学习文言写作的时间与精力，全用在学习白话的写作上，一般学生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大概可以写出相当流畅的白话了。拿这种白话写应用的文件，大概比现时的中学毕业生用他们的破文言写出的会像样得多。思路总该清楚些，技术也该比较好些。那时候社会上一般人也许不至于老嚷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了。社会上一般人大概只注重应用，文言也行，白话也行，只要流畅就好。这时代的他们，似乎已经没有“非文言不可”的成见了。 过去他们拿应用的文言作批评的标准，只因为应用的文件多是文言写的；若是白话写的应用文件多了，他们的标准自然会跟着改变的。 照现在的情形看，一般中学生白话的写作也有很多的毛病。固然，比起他们的文言来，他们的白话确是好得多；比起从前有底子的中学生的文言，他们的白话在达意表情上也许还高些，至少不会不如那些个。可是就白话论白话，他们的也还脱不掉那技术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语；而思路不清更是要不得的现象，一般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费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不贯联，字句的重复，也触目了然。这些原是古今中外一般初学写作的学生的通病，不是写作白话文才有这种种情形。但毛病总是毛病是事实。就白话的写作说，这些毛病一是由于阅读太少或不仔细，二是由于过分依赖说话。由于阅读太少或不仔细，不能养成阅读的———眼的，不全是耳的———客观的标准，便只能用说话作标准———全是耳的———来阅读自己的写作。但说的白话和写的白话绝不是一致的；它们该各有各的标准。说的白话有声调姿势表情衬托着，字句只占了一半。写的白话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有声调，可并不和说话的声调完全一样，它是专从字句的安排与组织里生出来的。字句的组织必得在文义之外，传达出相当于说话时的声调姿势表情来，才合于写作的目的。现在学生写白话，却似乎只直率的将说话搬到纸上，不加调制。缺少了声调姿势表情的说话，无怪乎乱七八糟的。这便是思路不清的现象；从不加调制那一层说，也便是技术拙劣的现象。当然也有说话时就思路不清的；但相信在现时写作思路不清的学生当中，这种思路根本不清的，究竟是少数。还有一层，我知道“五四”以后有许多中学国文教师在授课时，讲书少，说不相干的闲话多。这也给学生思路坏影响。 思路不清在学生写作的说明文和议论文里更为显见。说明文和议论文需要相当广的阅读和相当广的经验，在初学写作的年轻的学生，确乎比叙述描写各体难些。 这里大部分是抽象观念的结合，思想力还未充分发展的青年，组织那些抽象观念，确是不易的。思路不清的毛病更为显见，也是当然。但是叙述、说明、议论三体都是应用文的底子；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作许多应用的文件呢？ 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因为现在学生只知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将白话应用在日常人事上，也无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们不长于也不乐于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一半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学习白话的写作，是不切实的。说明文和议论文虽然难些，却不妨小处下手，从切近的熟悉的小题目下手。这两体最容易见出思路不清的毛病。从一方面看，也是好处；因为别人指点，自己揣摩，也能容易些———只要有人肯指点，自己肯揣摩。 只要中学生不必分心力学习文言的写作，白话文写作的这些毛病，便可得工夫逐渐矫正起来，我相信。矫正的方法固然在多写作，多指点，多修改；但还得多作分析的练习。分析的练习，或拿句作单位，或拿节作单位，或拿全篇大纲作单位。 这样，可以集中心力在这个那个小节上。小节弄清楚了，整篇也便容易清楚了。再则，练习可用别人的文字或学生自己写出的文字作材料；这样，便让他们容易从比较里见短长，知道以后应该怎样作。这比只是让他们自己捉摸看不见的自己，也该好些。傅东华先生给商务编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便列着许多很好的分析的练习的题目，可惜试用的教师太少。这里需要教师的努力；学生课外是不会去自己动手的。现在的中学国文教师负担的工作太重，我也知道；但若一学期教学生作一两朱自清经典二二七朱自清经典***回练习，代替作文，教师并不至于太多费时间，我想这个办法值得一试。不过写作和诵读是关联着的；诵读可以帮助思想和写作技术的进步。怎样诵读才可以如此呢？ 课内讲读和课外阅读该怎样，能怎样进行呢？ 文言是不是必要的教材，诗歌是不是必要的教材呢？ 纯文学和杂文学该怎样分配呢？ 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检讨。但这里篇幅有限，只好以后更端别论了。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般人讨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都只从写作方面着眼；诵读方面，很少人提及。大约因为写作关系日用，问题的迫切，显而易见；诵读只关系文化，拿实用眼光去看，不免就是不急之需了。但从教育的立场说，国文科若只知养成学生写作的技能，不注重他们了解和欣赏的力量，那就太偏枯了。了解和欣赏是诵读的大部分目的；诵读的另一部分目的是当做写作的榜样或标准。按我的意见，文言文的诵读，该只是为了解和欣赏而止，白话文的诵读，才是一半为了榜样或标准。照历年中学生诵读的能力看，他们对于报章体的叙述、说明和议论的文字，不论文言或白话，似乎大体上都能懂，不至于弄错了主要的意思。这在日用上原已够了；因此中学生诵读问题，便被一般人所不注意。但说到细节，他们就不免常有弄错的地方。 再说到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不能懂的地方更多；往往连主要的意思也弄不明白。 白话文学作品里（一些新诗姑且除外），许多委曲的表现样式（句子和结构），和有些比喻，一般中学生也往往抓不着它们的意思。 现行初中国文课程标准第一条目标是，“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第五条是，“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第三条目标是，“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这些目标并不算高，可是现在一般中学生的诵读程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似乎并不多。在文言文的诵读上，更其如此。只看学生作文里所用的成语，往往错误，如“折衡尊俎”、“儿孙满膝”、“狗头氵贲血”（狗血喷头）之类，便知道一般中学生对于诵读是怎样的马虎了。这些成语大部分从文言文来，可也有些从白话文来———如“狗血喷头”便是的。应用成语的正确或错误，是测验诵读程度一个简易的标准，特别从书写成语上看。因为写得没有误字，没有倒字，未见得就是用得确切。如“他的笑容不翼而飞”之类；但是写先写错了，即使放在上下文里很合式，也还是了解得不正确。 诵读没有正确的了解，欣赏的兴趣自然是有限的。 文言文的表现样式（包括句法）和词的意义，也常教中学生迷惑。去年西南联大举行平津高中毕业生甄别试验，国文试题里文言译白话一段，是从《晏子春秋》卷六选出的：灵公好fù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何也？ ”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ròu于内也！ 公何以不使内勿服？ 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 ”使内勿服，不逾月而国人莫之服。 朱自清经典二二九朱自清经典二三〇这可以说是浅显易懂。但许多考生却在“相望”那个熟语和那“内”字上栽了跟头。译得对的自然有：如前者译为“很多很多”、“不知其数”、“层见不穷”（该是“层出不穷”或“层见叠出”），后者译为“宫内的女子”。但是很少。有些人用取巧的办法，不译“相望而不止”这一语，只直抄在译文里，有些人单译“不止”，却略去“相望”，如“但没有能制止”。前者是懂了这一语的主要意思没有，无从知道；后者是懂了主要的意思，可是不懂“相望”的意思。“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那一句，似乎不便直抄，有些人却译为，“你何以不先教里面的不要穿男子的衣裳，则外面的也就不敢再穿了”。用宽泛的“里面的”来译那“内”字，等于没有译；这些人自然是没有懂得那“内”字。 有些人望文生义，将“相望”译成“但女人们却只互相看看大家而已”，甚至译成“让来往行人观看不止”。“君使服之于内”那一句，也有人译成“你叫你的夫人穿，而禁止别人穿”，已经够错了。更有些人译成“你的意思是女子在家里可以穿男子服，而在外面就不可以”；还有译成“王命衣穿内面，但是不禁穿在外面”的。不懂“相望”，也许还可懂得全文的主要意思；不懂那“内”字，全文就成了一片模糊了。又有人将晏子对齐灵公的话里的“君”和“公”都译成“先生”；那不但是不明白古代社会情形，并且似乎是缺乏一般的社会常识———对于一国的元首，那有用对于一般人的普泛的称呼的道理呢？ 有一个人误解了那“饰”字，闹了大错。他的译文的首节是这样：灵公欢喜fù人，就用男子来扮成。于是人民都效学起来。灵公就教官吏去制止，说：“凡男子扮成女子的，便扯碎他的衣服，扯乱他的带子。”然而，虽是有人被破了衣，断了带，扮fù人的，仍然不止。 女子男装变着男扮女装，差不多翻了个身！ 更糟的一段译文是：卫灵公很好色，使人把全国的女子驱禁在一起，说女子若是献媚男人的，就要处以裂衣断带的处罪。晏子见卫灵公就问道：我使人禁女子，但是许多与他们爱好的男子，都是依恋不舍，这是何故呢。晏子曰（回）答道，你虽外表上禁止，但是在内面仍然照常的行着，这好像是外面挂牛头，但在内则卖马ròu了。你为什么不由内部做起，然后才施行呢！ 这样他们就不敢再违犯了。卫灵（公）说曰：这是一种妙法。 这简直是创造，那儿还是翻译！ 这两条都只是极端的例子，不能够代表一般中学生的程度。我引了来，只是表示中学生了解本国文字，会错误到这般地步，几乎使我们难以相信的地步！ 再则，就这两条译文本身而论，倒都还能自圆其说，文字也算通顺。可见诵读和写作，尤其是文言的诵读和白话文的写作，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相关度，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密切。 现在的中学生，其实不但是中学生，似乎都不爱读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他们想着读文言文是没有用的。教科书里的文言文大部分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固然不能做写作白话文的榜样或标准，甚至于也不能做写作应用的（广义）文言文的榜样或标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 在他们看来，读文言文就好像穿上几十年前宽袍大袖的服装，在现代都市的马路上，汽车的影子里，一摇二摆的走着，真是太不合时宜的老古董的样子！ 我承认文言文的诵读不能帮忙白话文的写作，但可以帮忙应用的文言文的写作。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已经无需再学应用的文言文，理由已经在前一篇论文里说过了。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现在的中学生不但不爱读文言文，似乎还不爱读历史，即使是本国史。他们读文言文和本国史，老是那么马马虎虎的，“不好不要紧”的态度。他们总不肯用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这两科上；因此张冠李戴，往往有。上文所举，从成语错误到那“卫灵公”，都是显明的例子。 教师的讲解一向在国文训练里占着重要的部分。有些人觉得一般国文教师的讲解太琐细些；学生只被动地听着，不需要什么工作，似乎得不到实在的益处。这该分两层讨论。第一，我觉得课文应该分析的咀嚼；“讲解”若是这个意义，似乎正应该详尽些。固然，我们日常读书看报，只求了解主要的意思就够了，偶然有一两个不识的字，不明白的词语，大概总放它们过去，懒得去查字典或辞书。这或可以叫做“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不求甚解”而能了解主要的意思，还得靠早年的训练，那一字一句不放松的，咬文嚼字的工夫。若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或用过这种工夫，而也取那“不求甚解”的态度，便往往不能了解读物的主要的意思；这种人自以为了解，其实往往只是望文生义罢了。现在一般中学生，从小学起所受的多少年的国文训练，虽然不充分，可是用来阅读普通的书报，大约也勉强够了。所以也可取那“不求甚解”的态度，而不至于抓不着主要的意思。但是对于即使是浅显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他们也想取这个优游的态度可就不成。上面引的例子，便是平日吃了这个优游的态度的亏的表现的一斑。第二，要使一般中学生能够了解普通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现在的国文训练，特别是中学时代的，实在嫌不充分。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练习包括预习、讨论、复习三步。每一步还有许多细目，这里不必列举。这些细目在各种国文教学法的书中，都曾或多或少地加以讨论。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 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见困难，寻求解决；到了解决不了时，自然便知道需要教师。这时候教师的帮忙，效用定会比一味演释大得多。这是让学生用理解力。解决的过程和结果，还得让学生常有温习的机会，才不至于全然忘却。这是让学生用记忆力。 教师不但得帮忙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还得提供他们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的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解决。若是课文里有可以和读过的课文或眼前报章杂志的材料比朱自清经典二三一朱自清经典二三二较的，教师也当抓住机会，引起相当时间的讨论。这可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并让他们容易记住。此外，默写和背诵，不拘文言文或白话文，都很要紧，该常常举行。 文言文和旧诗词等，每讲完一篇，还该由教师吟诵一两遍，并该让学生跟着吟诵。 现在教师范读文言文和旧诗词等，都不好意思打起调子，以为那是老古董的玩意儿。其实这是错的；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领略它们的味儿。至于白话诗文，也该范读，不过只可用平调；若是对话或口语体，便该用口语的调子。我说到“味儿”，似乎已经从了解到了欣赏的范围了。其实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能”、“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略，才是切实的受用。这和了解是分不开的。那些抽象的、多义的评语，意义不容易弄清楚，其实倒是避免的好。 白话文学作品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了解，我想也得举一个例。还是用西南联大去年平津高中毕业生甄别试验的国文试题，这回是白话译文言，是老舍先生《更大一些的想象》的头段儿：要领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放在想象里浸润着；这也许是看风景而不至于失望的普遍原则。反之，你没有这诗意的体谅，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去逛大明湖、趵突泉等，先不用说别的，单是人们口中的葱味，路上吱吱口丑口丑的小车子的轮声，就够你不痛快了。（末句和原作稍有不同）“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比喻，懂的很少。翻得贴切的要算“斤斤计较之心”、“尽观其详”几句；“呆呆”、“一一”甚至“此萝卜此坑”，也算抓着了原语的意思。 大部分人却只直抄原语或略而不翻。有些人又只将原语硬变成文言调子，如“一卜一坑”、“随萝卜之坑”、“以卜坑之若”、“如为一萝卜或一坑而游大明湖、趵突泉等”、“游一萝卜或一坑于大明湖、趵突泉等”。这些都是文不成义。还有些人翻作“梦然”、“单独”、“以极端主观之眼光”、“以野夫之观”。这简直是瞎猜一气；后三语还可以说是望文生义，第一语好像完全是无中生有！ 中学生对于白话文学作品的了解，也还需要练习，由此例可见。翻译是很有用的练习，但似乎不必教学生译为文言，只教他们用自己的白话文重述出来就成。文言课文的练习，也可多用翻译，译文自然是用白话。但两者都得写下来，口述口译是不够的。 论教本与写作叶圣陶先生在《对于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四川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里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被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的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这是对于现阶段的国文教学的最切要的意见，值得大家详细讨论。本篇想就叶先生的话加以引申，特别着重在写作的训练上。 这得从阅读说起。现在许多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对于国文教学有一种共同的不满意，就是教材和作文好像是不相关联的，在各走各的路。他们可只觉得文言教材如此。爱作白话文的，觉得文言文不能帮助他们的写作，原在意中。就是愿意学些应用的文言的，也觉得教材的文言五花八门的，样样有一点儿，样样也只有一点儿，没法依据。一般中学生对于教材的白话文，兴趣似乎好些。第一，容易懂，第二，可以学。他们的爱好却偏重在文学，就是教材的白话记叙文（包括描写文）、抒情文的部分。欣赏文学和写作文学似乎是一种骄傲，即使不足夸耀于人，也可以教自己满意。至于说明文和议论文，他们觉得干燥无味，多半忽略过去。再有，白话说明文和议论文适于选作教材的也不多；现在所选的往往只是凑数。这大概也是引不起学生兴趣的一个原因。 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个：一是给学生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后一种也可以叫做古典的训练。我主张现在中等学校里已经无须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但古典的训练却是必要的。不过在现行课程标准未变更以前，中学生还得练习文言的写作。要练习文言的写作，一面得按浦江清先生的提议，初中时代从单句起手（参看附录）；一面文言教材也当着重在榜样或范本上，将古典的训练放在其次，不该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的，不该像现在这样只顾课程标准的表面，将那些深的僻的文字都选进去。浦先生还主张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为两个课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师。这个我也赞成。我赞成，为的这样办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快死的语言。不管我的意见如何，这办法训练学生写作文言，不致像现在这样毫无效果，白费教学者的工夫，是无疑的。而施行起来，只须注意教师的分配，并不要增加教师的员额，似乎也没有多少困难。———无朱自清经典二三三朱自清经典二三四论怎样，文言教材总得简单化，文字要经济，条理要清楚；除诗歌专为培养文学的兴趣应该另论外，初高中都该选这种文言作教材，决不能样样都来一点儿。这样才容易学习，学会了才可以应用。 浦先生主张将《古文观止》作为高中的文言教本，是很有道理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训练子弟写作文言，就还用《古文观止》或同xìng质的古文选本作教本。这些子弟同时也读《四书》、《五经》，那却纯然是古典的训练。他们读了《古文观止》，多数可以写通文言，拿来应用。一方面固然因为他们花的工夫多，教本的关系似乎也很大。不过《古文观止》现在却不大适用了，或者说不大够用了。清末民初一般应用的文言还跟《古文观止》的主要部分———唐至明，所选的文一贯的是唐宋八家的作风———差不很多。那时报纸杂志上的文字都还打起调子，可以为证。现在可不然。杂志上文言极少见，报纸虽还多用文言，但已不大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字来表情，也就是不打起调子了。这从各报的文言的社论中最可见出。现在报纸上一般文言实在已经变得跟白话差不多，因为记录现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现方式；白话也还是用的这些词汇和表现方式。这种情形从一方面看，也许可称为文言的白话化。在这种情形下，用《古文观止》做应用的文言的范本，显然是不大够的。 但是《古文观止》还不失为一部可采用或依据的教本，因为现在应用的文言的基本句式还是出于唐宋八家文的多。我想再加两部书补充《古文观止》的不足：一是梁启超先生的《常识文范》（中华版），二是《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版）。 这两部书里所收的都是清末和民初的杂志文字。梁先生的文字比较早些，典故多些，句式也杂些，得仔细选录。蔡先生的，简明朴素，跟现行的应用的文言差不多，初中里就可以用。这部书已经绝版，值得重印。浦先生也主张“选晚清到民国的文言文”，作为另外一种读本，给学生略读。我专举这两部书，是觉得就清末民初的文言文而论，也许这两部书里适宜于中学生的教材多些。此外自然也可以选录别的。这两部书里大部分是议论文，小部分是说明文。曾国藩说古文不宜说理；古文里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有不确切的毛病。这两部书的说理比古文强得多。这也是我推荐的一个原因。 还有，叶先生所说的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文等等“普通文”，也该酌量选录。这些一向称为应用文，所谓“应用”是狭义的。我觉得无须另立应用文的名目。另立名目容易使学生误会，这些应用文之外，别的文都是不能应用的，因此不免忽略。而他们对于这些应用文也未必有兴趣，为的还用不着。再说教本里选一些这种应用文，只是示范，真用的时候还得去查专书。所以我觉得不如伙在别的教材一起，而使全部的文言教材主要的目的都为了应用———这里所谓应用是广义的。课程标准里所列举的“总理传说及遗著”直到“**先进言论”，一部分也是所谓应用文，也可混合选入。清末民初的文言跟这些，都该有一部分列在精读教材里，和古文占同等地位。因为从训练写作一方面看，这两种教材比古文还更切用些。至于全部文言教材如何按照课程标准斟酌变通的去分配去安排，问题很多，本篇不能讨论。 白话文教材好像容易办些。古白话文不多，现代白话文历史很短，选材的问题自然简单些。不过白话文的发展还偏在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进步得很缓。记叙文（包括描写文）、抒情文，选起来还容易，说明文、议论文，就困难，经济而条理密的少，内容也往往嫌广嫌深，不适于中学生。现在教本里所选的有许多只是凑数。就是记叙文，也因篇幅关系只能选短些的，不无迁就的时候。至于其他应用的白话文，如书信等等，似乎刚在发展，还没有什么表现，自然更难选录。因此白话文教材主要的只是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还在开创时期，成名比较容易，青年人多半想尝试一下。于是乎一般中学生的写作不约而同的走上创作的路。他们所爱读的也只是文学教材，就是记叙文和抒情文。但是二十多年来成功的固然有，失败的却是大多数。其中写不通白话文的姑不必论，有些写通了的也不能分辨文章的体裁，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叶先生文里说他“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绘与心情的抒写全像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这种信只是些浮而不实的费话；滥用文学的调子只是费话而已。可是，如上文所说，这种情形不能全由学生负责，白话文的发展，所谓客观条件，也有决定的力量。 欣赏文学的兴趣和能力自然是该培养的。但是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并不能算欣赏文学。这种兴趣是不正确的。这些学生既然不大能辨别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他们的欣赏能力也就靠不住。欣赏得从辨别入手，辨别词义、句式、条理、体裁，都是基本。囫囵吞枣的欣赏只是糊涂的爱好，没有什么益处。真能欣赏的人不一定要自己会创作；从现在分工的时代看，欣赏和创作尽不妨是两回事儿。施蛰存先生在《爱好文学》一文（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昆明版）里说：“我们欢迎多数青年人爱好文学而不欢迎多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家都动手写作（即创作）。爱好文学是表示他对于文学有感情，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作家，仅仅靠这一点点感情是不够的。”这是很确切的话。不过欣赏文学的结果，自己的写作受些影响，带些文学的趣味，却是不难的，也是很好的，虽然不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引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这是“笔锋常带情感”。但是不带或少带情感的笔锋只要用得经济、有条理，也可以完成写作的大部分的使命。 不过有“创作”做目标，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好得多；他们觉得写作是有所为的，不止是机械的练习。固然，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可是只这个广泛的目标是不能引起学生注意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注重子弟的写作，还是科举的影响。父兄希望子弟能文，可以作官。子弟或者不赞成作官这目标，或者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在父兄的严切的督促之下，都只跟着走。这时期写作训练是有切近的目标的。早期的中学校章程里似乎没有课程标准。那时一般人对于国文课程的看法，一半恐怕还是科举的，一半或少数也许看作做人的训练的一部分。后来教育部定出了课程标准，国文课程的目标有一条是，“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初中）以及文言文（高中）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这是写作的目标。课程标准里自然只能定到这个地步，但对于一般中学生，这里所定的还嫌广泛些。早期一般中学生的练习写作，是没有切近的目标的；他们既鄙弃科举的观念，也不明白做人的训练的意念。他们练习写作只是应付校章；这朱自清经典二三五朱自清经典二三六中间自然不少只图敷衍塞责的。但那时学校的一般管理还严，学生按时练习写作的究竟还是多数。“五四”运动以后，一般学校的管理比较松懈起来，有些国文教师，以及许多学生，对于写作练习都有偷懒的情形，往往有一学期只作文一二次的。有时教师连这一两回作文都不改，只悄悄的没收，让它们散失了去。可是另一面也有许多学生自己找着了写作的目标，就是创作，高兴的写下去；或按教师规定的期限，或只管自己写下去。一般的说，这二十年来中学生的白话文———特别是记叙文、抒情文方面———确有不小的进步，虽然实际上进步的还只是少数人。他们是找着了创作这个切近的目标，鼓起兴趣，有所为的写作，才能如此。 训练学生写作而不给他们指示一个切近的目标，他们往往不知道是为了给谁读的。当然，他们知道写了是要给教师读的；实际也许只有教师读，或再加上一些同学和自己的父兄。但如果每回写作真都是为了这几个人，那么写作确是没有多大趣味。学生中大约不少真会这样想，于是乎不免敷衍校章、潦草塞责的弊病，可是学生写作的实际的读者虽然常只是这几个人，假想的读者却可以很多。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只有在“暑假回家写给教师的信”、“给父亲的信”、“给张同学的信”一类题目里，这些实际的读者同时成为假想的读者。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 写作练习是为了应用，其实就是为了应用于这种种假想的读者。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一向的写作练习都有假想的读者。清末民初的家庭教子弟写作古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的社会和考试官。中学生练习写作，假想的读者通常是全体同学或一般社会。如“星期日远足记”之类，便大概是假定给全体同学读的。可是一般的师生都忽略了假想的读者这个意念。学生写作，不意识到假想的读者，往往不去辨别各种体裁，只马马虎虎写下去。等到实际应用，自然便不合式。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上文引的叶先生所说的学生的信便是一例。不过知道有假想的读者的存在，总比马马虎虎不知到底写给谁读的好些。 我觉得现在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这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 而且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写作都可以用这个目标———近些年报纸上种种特写和评论用白话文的已经不少。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报纸和杂志上却少私人书信一体，这可以补充在教材里。报纸上和杂志上的文字的切用，是无须说明的。至于有发展，是就新闻事业看。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从事于新闻或评论的写作，或起草应用的文件登在报纸或杂志上，也是一种骄傲，值得夸耀并不在创作以下。现在已经有少数的例子，长江先生是最知名的。这不能单靠文字，但文字是基本的工具。这种目标可以替代创作的目标，它一样可以鼓起学生的兴趣，教他们觉得写作是有所为的而努力做去。 也许有人觉得“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报纸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往往粗率浮夸，拿来作目标，恐怕中学生写作会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未免是过虑。报纸和杂志上的文字，粗率浮夸固然是不免的，但文学作品里也未必没有这种地方。且举英文为例，浮勒尔兄弟（Fowler）合著的《英文正宗》（TheKing’sEnglish）里便举出了许多名家的粗率浮夸的句子，这是一。报纸杂志上也有谨慎亲切的文字，这是二。近些年报纸进步，有一些已经注意它们的文字，这是三。学生“取法乎上”，尽可以多读那些公认的好报纸好杂志。在这些报纸杂志里，他们由于阅读的经验，也会辨别那些文字是粗率浮夸的，那些不是的。 况且报纸杂志只是课外读物。我只说拿报纸杂志上的文字作目标，并没有说用它们为教材；教材固然也可以从报纸和一般杂志上选一些，可是主要的并不从它们选出。文言教材，上文已详论。我所推荐的梁、蔡两位先生的书原来倒差不多都是杂志上的文字。不过他们写作的训练有深厚的基础，即使有毛病，也很少。白话文教材，下节还要申论。我不主张多选报纸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教材，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文字大部分有时间xìng，时过境迁便无意味。再有，教材不单是写作的榜样或范本，还得教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和养成欣赏文学的兴趣，报纸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差不多都是有时间xìng的，自然不能有这两种效用。但是这些文字用来做学生写作的目标，却是亲切有效的。学生大概都读报纸杂志。让他们明白这些里面的文字便是他们写作的目标，他们会高兴的一面运用教材所给予他们的训练，一面参照自己阅读报纸杂志的经验，努力学习。这些学生将来还能加速报纸和杂志上的文字的进步。 报纸杂志上说明文和议论文很多，也可以多少矫正现阶段国文教学偏枯的毛病。课程标准里定的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数量不算太少，但适当的教材不容易得着。 文言的往往太肤廓，或太琐碎。白话文更难，既少，又深而长；教材里所选的白话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多半是凑数的。学生因为只注意创作，从教材里读到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又很少合他们的脾胃或程度的，也就不愿意练习这两体的写作。有些学生到了大学一年级，白话记叙文可以写通，这两体却还凌乱庞杂，不成样子；文言文也是记叙体可看些。若指出报纸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是他们写作的目标，他们也许多注意报纸杂志上说明文和议论文而渐渐引起兴趣。那些文字都用现代生活作题材，学生总该觉得熟悉些、亲切些；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总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一面在写作练习里就他们所最熟悉的生活当中选出些说明文和议论文的题目，让他们能够有话说，能够发挥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至于苦掉笔头。 中学生并不是没有说明和议论的能力，只看他们演说便可知道。中学生能演说的似乎不少，可是能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的确很少。演说的题目虽大，听者却常是未受教育或少受教育的民众，至多是同等的中学生，说起来自然容易些。写作说明文或议论文，不知不觉间总拿一般社会做假定的读者，这自然不是中学生的力量所朱自清经典二三七朱自清经典二三八能及。所以要教学生练习这两体的写作，只能给他们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指明中学生是假想的读者，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至多是同等的中学生。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实际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的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 不过，教材里的白话说明文和议论文，也得补救一下。这就牵涉到白话文的发展。白话讽刺文和日常琐论———小品文的一型———都已有相当的发展，这些原也是议论文和说明文的支派，但是不适于正式应用。青年人学习这些体的倒不少，聪明的还透露一些机智，平常的不免委琐叫嚣。这些体也未尝不可学，但只知有这些，就太偏太窄了。适于应用的还是正式的论。我们读英文，读本里常见倍根《论读者》，牛曼《君子人》等短论。这些或说明、或议论，虽短，却也是正式的论文。 这一体白话文里似乎还少，值得发展起来。这种短论最宜于作教材。我们现在不妨暂时借材异国，将这种短论译出些来用。马尔腾的《励志哲学》也是这一类，可惜译笔生硬，不能作范本。查斯特罗的《日常心理漫谈》译本（生活版），xìng质虽然略异，但文字经济、清楚，又有趣味，高中可以选用。《****》译本（开明版）里有些短篇说明和议论，也可节取。此外，长篇的创作译作以及别的书里，只要有可节取的适宜的材料，都不妨节取。不过这得费一番搜索的工夫。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开明版）指示生活的方法，可以作一般人的南针；他分析词义的精密，建立理论的谨严，论坛中极少见。他的文字虽不是纯粹白话文，但不失为上选的说明文和议论文。高中学生一面该将这部书作为课外读物，一面也该节取些收在教材里。 其实别的教材也该参用节取的办法，去求得适当的入选文字。即如小说，现在似乎只是旧小说才节取。新的便只选整个的短篇小说，而且还只能选那些篇幅短的。篇幅长的和长篇小说里可取的部分只得割爱。入选的那些篇幅虽短，却也未必尽合式；往往只是为了篇幅短将就用着。整篇的文字当然是主要的，但节取的文字尽可以比现在的教材里多参用些。节取的范围宽，得多费工作；还得费心思，使节取的部分自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结构。文学作品里节取出来的不一定还是文学，也许只是应用的文字。但现在缺乏的正是应用的白话文，能多节取些倒是很合用的。 至于白话的私人书信，确是很少。将来倒是一定会普遍的。教材里似乎也只能暂时借用译文。译文有两种：一是译古为今，一是译外为中。书信是最亲切的文体，单是译外为中恐怕不足，所以加译古为今一项。当然要选那些可能译的译，而且得好译手。例如苏轼《黄州与秦太虚书》一类，就可以一试。《曾国藩家书》似乎也可选译一些。这些书信都近于白话，译起来自然些。这种翻译为的是建立白话书信的体裁，并不是因为原文难懂，选那些近于白话的，倒许可以见功些。英文《蔡公家书》，有文言译本，题为《蔡公家训》（商务本）；译文明白，但不亲切自然。这部家书值得用白话重译一回；白话译也许可以贴切些。若是译笔好，那里面可选的教材很多。———朱光潜先生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版），讨论种种问题，是一部很适于青年的书。其中文字选入教本的已经不少。这部书兼有书信和说明文议论文的成分，跟《蔡公家书》是同类的。 朱自清经典二三九朱自清经典二四〇论朗读在语文的教学上，在文艺的发展上，朗读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从前私塾里教书，老师照例范读，学生循声朗诵。早年学校里教古文，也还是如此。“五四”以来，中等以上的国文教学不兴这一套；但小学里教国语还用着老法子。一方面白话文学的成立重新使人感到朗读的重要，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白话文应该怎样朗读才好。私人在这方面做试验的，民国十五年左右就有了。民国二十年以后，朗读会也常有了，朗读广播也有了。抗战以来，朗读成为文艺宣传的重要方法，自然更见流行了。 朗读人多称为“朗诵”，从前有“高声朗诵”的成语，现在有“朗诵诗”的通名。但“诵”本是背诵文辞的意思，和“抽绎义蕴”的“读”不一样；虽然这两个词也可以通用。“高声朗诵”正指背诵或准备背诵而言，倒是名副其实。白话诗文的朗诵，特别注重“义蕴”方面，而腔调也和背诵不同。这该称为“朗读”合式些。再从语文教学方向看，有“默读”，是和“朗读”相对的词；又有“精读”、“泛读”，都着眼在意义或“义蕴”上。这些是一套；若单出“朗诵”，倒觉得不大顺**的。最有关系的还是“诵”的腔调。所谓“诵”的腔调便是私塾儿童读启蒙书的腔调，也便是现在小学生读国语教科书的腔调；这决不是我们所谓“读”的腔调———如恭读《总理遗嘱》的腔调。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白话文宜用“读”的腔调，“诵”是不合式的。所以称“朗诵”不如称“朗读”的好。 黄仲苏先生在《朗诵法》（二十五年，开明）里分“朗诵腔调”为四大类：一曰诵读诵谓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如《四书》、诸子、《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辩、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 二曰吟读吟，呻也，哦也。宜用于读绝诗、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诔、歌之类。 三曰咏读咏者，歌也，与咏通，亦作永。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 四曰讲读讲者，说也，谈也。说乃说话之“说”，谈则谓对话。宜用于读语体文。（以上节录原书一二六至一二八面）这四分法黄先生说是“审辨文体，并依据《说文》字义及个人经验”（一二六面）定的。按作者所知道的实际情形和个人经验，吟读和咏读可以并为一类，叫做“吟”；讲读该再分为“读”和“说”两类；诵读照旧，只叫做“诵”。下面参照黄先生原定的次序逐项说明。 《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段玉裁道，“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说文解字》言部注）。古代的诵是有腔调的，由此可见。腔调虽不可知，但“长言”或“永言”———就是延长字音———的部分，大概总是有的。《学记》里道，“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呻”是“吟诵”，是“长咏”（注疏），可以参证。至于近代私塾儿童诵读《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以及《四书》等的腔调，大致两字一拍，每一停顿处字音稍稍延长，恐怕已经是佛教徒“转读”经文的影响，不尽是本国的传统了。吟的腔调也是印度影响，却比诵复杂得多。诵宜于短的句读，作用是便于上口，便于记，便于背；只是“平铺直叙，琅琅诵之”（《朗诵法》一二六面），并没有多少抑扬顿挫。黄先生所举的书，似乎只《四书》还宜于诵；诸子以下句读长，虽也可以诵，却得加些变化，参入吟腔才成。朗读这些书，该算是在吟诵之间。 至于小学国语教科书，无论里面的“国语”离标准语近些远些，总之是“语”，便于上口。文宜吟诵，因为本不是自然的；语只宜读或说；吟诵反失自然，使学生只记辞句，忽略意义。这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现行小学国语教科书有的韵语太多，似乎有意使儿童去“诵”，作者极不以为然。在原编辑人的意思，大概以为韵语便于记忆些，一方面白话诗可选的少，合于小学生程度的更少。韵语便于记忆是事实，可是那种浮滑而不自然的韵语给儿童不好的榜样，损害他们健全的语感，代价未免太大。倒是幸而他们只随口诵读过去，不仔细去体味；不然，真个拿那种韵语做说话和写作的榜样，说出来写出来的恐怕都有点不像话。儿童需要诗歌很迫切，也是事实。但白话诗合用的其实不少见。一般编辑人先就看不起白话诗，不去读，也不肯去翻那些诗集，这怨谁。再说歌谣也是可选的，那些编辑人也懒得找去。他们只会自作聪明地编出些非驴非马的韵语！ 作者以为此后国语教科书里不妨多选些诗歌：白话诗，歌谣，近于白话的旧诗词曲。白话诗只要“读”，旧诗词曲要吟或吟诵，歌谣要说或吟唱。白话文也只要读，白话只要说。这些下文还要论及。———单纯的诵腔帮助很少，作者以为可以不用。 还有一种诵腔，值得提一下。最早提倡读诗会的是已故的朱湘先生，那是民国十五年。他的读诗会只开过一回或者没有开成，作者已经记不起；但作者曾听过他朗读他的《采莲曲》。那是诵，用的是旧戏里的一种“韵白”。他自己说是试验。 《采莲曲》本近于歌，似乎是词和小调的混合物，腔调是很轻快的。 “韵白”虽然也轻快，可是渗透一种滑稽味，明明和《采莲曲》不能打成一片，所以听起来总不顺耳似的。这种近歌的诗在白话诗里极少，几乎可以算是例外。应该怎样朗读，很不容易定；也许可用吟腔试试。不过像“韵白”这类腔调，如果做滑稽诗或无意义的诗，也可以利用。这类诗其实也是需要的。 吟特别注重音调节奏，最见出佛经“转读”的影响（参看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二○五至二一五面）。黄先生说：“所谓吟者，声韵应叶，音节和谐。吟哦之际，行腔使调，至为舒缓，其抑扬顿挫之间，极尽委婉旋绕之能事。 盖吟读专以表达神韵为要。”又说：“吟读行腔使调，较咏读为速，而比之诵读则稍朱自清经典二四一朱自清经典二四二缓”（《朗诵法》一二六至一二七面）。这里指出的“吟读”、“诵读”的分别，确是有的；不过作者认为后者只是吟腔的变化，或者吟诵相杂，所谓吟诵之间，不必另立一类。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商务版）里说过，吟律诗吟词，各地的腔调相近，吟古诗吟文就相差得多。大概律诗和词平仄谐畅，朗读起来，可以按二字一拍一字半拍停顿，每顿又都可以延长字音，每拍每顿听上去都很亭匀的，所以各地差不多。古诗和文，平仄没有定律，就没有这样的客观的一致了。而散文变化更多。唐擘黄先生曾在《散文节拍粗测》（《国故新探》，商务）里记出他朗读韩愈《送董邵南序》和苏洵《乐论》各一段的节拍。前者是二字一顿或一字一顿，如“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便有六拍；后者大不相同，如“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便只两拍。唐先生说：“每秒时中所念的平均字数之多少随文势之缓急而变。 如上示两例，《乐论》比《送董序》每秒平均字数多一倍（前者每秒平均二·四字，后者一·二字）；而它的文势也比《送董序》急得多。文势的缓急是关乎文中所表的情境。”———散文有时得吟，有时得吟诵；黄先生以为诸子专集等等和《四书》同宜于诵，而将吟限于绝律诗、词曲等，似乎不合于实际情形。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有一回清华大学举行诵读会，有吟古文的节目，会后一个高才生表示这节目无意义，他不感觉兴趣。那时是民国二十几年了，距离“五四”已经十几年了。学校里废了吟这么多年，即使是大学高才生，有了这样成见，也不足怪的。但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该就是这个意思。钱基博先生给《朗诵法》作序，论因声求气法最详尽，值得参考。他引姚鼐的话：“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见《尺牍》、《与陈硕士》）又引曾国藩的话：“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这都是很精当的。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作者虽不主张学生写作文言，但按课程标准说，多数学生的这两种现象似乎不能不算是教学上的大损失。近年渐渐有人见到这个道理，重新强调吟的重要；如夏丐尊、叶圣陶二先生的《文心》里便有很好的意见——他们提议的一些吟古文的符号也简单切实。作者主张学校里恢复从前范读的办法，吟、读、说并用。 黄先生所谓“讲读”，是“以说话谈论之语调出之”（《朗诵法》一二八面），只当得作者的“说”类。赵元任先生论白话诗也说过：“白话诗不能吟，是本来不预备吟的；既然是白话诗，就是预备说的，而且不是像戏台上道白那末印板式的说法，乃是照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说的。”（《新诗歌集》）他们似乎都以为白话诗文本于口语，只要说就成。但口语和文字究竟不能一致，况且白话诗文还有多少欧化的成分，一时也还不能顺口地说出。因此便不能不有“读”的腔调。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都是读的腔调。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现在读腔是大行了，除恭读《总理遗嘱》外，还有宣读国民公约，宣读党员守则等；后两者听众并须循声朗读。但这些也许因为读得太熟，听得太熟了，不免有读得太快、太模糊的时候，似乎不合于读的本意。这些都是应用的文言；一切应用的文言都只宜于读。这也关涉到语文的教学。至于白话诗文，向来是用读腔的。赵元任先生的国语留声机片便是如此。他所谓“说”，和黄先生所谓“讲读”，恐怕也就是作者所谓“读”。这也难怪，白话文里纯粹口语原很少，戏剧能用纯粹口语的，早期只有丁西林先生，近年来才多起来。赵黄两先生似乎只注意到白话诗文本于口语，虽不是纯粹口语，按理想总该是“预备说的”。可是赵先生实地试验起来，便觉有时候并不能那么“最自然”地“说”了，他于是只好迁就着“读”。可是他似乎还想着那也是“说”，不过不是“最自然”的罢了。赵先生说起戏台上的道白。戏台上道白有艺术白和自然白（？ ）的分别。艺术白郑重，可以说与“读”相当；自然白轻快，丑角多用它，和“说”也有些相像。———白话诗文自当以读为主。 早期白话诗文大概免不了文言调，并渗入欧化调，纯粹口语成分极少。后来口语调渐渐赶掉了文言调，但欧化调也随着发展。近年运用纯粹口语———国语，北平话———的才多些，老舍先生是一位代表。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老舍先生的作品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抗战前北平朱孟实先生家里常有诵读会，有一回一位唐宝钦先生“说”老舍先生的《一天》，活泼轻快，听众都感兴趣，觉着比单是阅读所得的多———已经看过原文的觉得如此，后来补看原文的也觉得如此。 作者在清华大学一个**里也试过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二十五年二月三日《立报》），那是讽劝胡汉民先生的。听众也还感觉趣味。这两篇文都短而幽默。 非幽默的长文，作者也在清华诵读会里试说过一回。那是作者自己的《给亡fù》。 这篇文是有意用口语写的，但不敢说纯粹到什么程度。说的当儿一面担心时间来不及，一面因为自己说自己的文字有些不好意思，所以说得很快，有点草草了事似的，结果没有能够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作者以为这种文字若用的真是纯粹口语，再由一个会说的人来说，至少可以使听众感到特别真切的。至于用口语写的白话诗，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该是徐志摩先生的那些“无韵体”的诗。作者觉得那些诗用的可以算是纯粹口语。作者曾在清华的诵读会里试说过他的《卡尔佛里》一首。一面是说得不好，一面也许因为题材太生疏罢，失败了。但是还值得试别首，作者想。还有赵元任先生贺胡适之先生四十生日的诗（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北平《晨报》），用的道地的北平话，很幽默的，说起来该很好。徐先生还写过一首他的方朱自清经典二四三朱自清经典二四四言（硖石）诗，《一条金色的光痕》，是一个穷老婆子给另一个死了的穷老婆子向一位太太求帮衬的一番话。作者听过他的小同乡蒋慰堂先生说这首诗，觉得亲切有味。因此想起康白情先生的《一封未写完的信》那首诗，信文大部分用的是口语，有些是四川话；作者想若用四川腔去说，该很好。 早期的戏剧，只有丁西林先生的作品演出时像是话，别的便不免有些文气或外国语气，不像真的。近年来戏剧渐渐发展，抗战以后更盛，像话的对话才算成立了。曹禺先生当然是一位很适当的代表。不久得见陈白尘先生的《结婚进行曲》，觉得那前几幕里的对话自然活泼，好像有弹xìng似的，值得特别注意。戏剧是预备演的，对话得是“最自然”的，所以非用纯粹口语不可。戏剧虽然不止是预备说的，但既然是“最自然”的对话，当然最宜于说；要训练说腔，戏剧是最适合的材料———小说和散文里虽然也有对话，可是纯粹口语比较少。戏剧的发展可以促进说的发展。不过大部分白话诗文还是只宜于读。就白话文作品而论，读是主腔，说是辅腔；我们自当更着重在读上。 现在的诗歌朗诵，其实是朗读。作者还没有机会参加过这一类朗诵会，但曾请老舍先生读过《剑北篇》的一段和《大地龙蛇》里那段押韵的对话。听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特别是在看的时候总觉得那些韵脚太显著，仿佛凸出纸面上似的刺眼，可是听的时候只觉得和谐，韵脚都融化在句子里好像没有了一般。老舍先生不像吟旧诗、词等的样子重读韵脚，而是照外国诗的读法顺着辞气读过去。再说《剑北篇》原用大鼓调句法，他却只读不吟唱，大概是只要郑重和平静的效果的缘故。———读的用处最广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现在的学生只在小学里学会了诵，吟、读、说都不曾学。诵在离开小学后恐怕简直用不着；读倒是常常用着。黄先生说到教室内的国文教学，学生“起立读文，每因害羞，辄以书掩面，草草读毕；或因胆怯，吞吐嗫嚅，期期不能出诸口；偶或出声，亦细微不可辨”（《朗诵法》一三六面）。这是实在情形，正是没有受过读的训练的结果。作者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有人或许觉得读和说不便于背。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成见。背读《总理遗嘱》便是眼前的反证。作者曾试过背读白话诗，觉得至少不比背吟古体诗难。至于背说，演员背戏词也是眼前的例子；还有中小学生背演说的也常见。———语文教学里训练背说，便可以用剧本作材料，让学生分任角色说对话，那么，背起来就更容易了。 剪裁一例文家的添注涂改的原稿可以见出写作的苦心，指示学习写作的途径，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这种原稿总是随手散失，流传的极少。流传的往往只是关于这种原稿的故事，如欧阳修《画锦堂记》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初稿没有两个“而”字；《醉翁亭记》开端“环滁皆山也”，初稿是二十多字，后来删剩了五个字，等等。这些故事或逸话也有启发的效用，但究竟是零星、片段的，不如成篇的原稿好。古人的原稿固然难得，近代人的也还是不容易。不过我们已有几部名人手写的日记，如《翁同和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可以观摩。关于白话诗的，我们也有一部《初期白话诗稿》；可是所存录的只有寥寥的几首。 友人浦江清先生前几年给清华大学编选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找出欧阳修的两篇《吉州学记》，其中一篇大概是初稿。将这两篇比着看，是很有意思的。原稿既不可见，这种初稿也是很可宝贵的。现在先抄定本，次抄初稿。定本见于《居士集》三十九卷（《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两篇都据此本抄录），《居士集》是欧阳修手定的。初稿见于外集十三卷后，有校语云，“与石本异”；《居士集》三十九卷末也有校语，说外集所收的一篇“疑是初稿先已传布”。本文想探求欧阳修删改的用意，作为一例，供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参考。我并不鼓励学生作古文，却觉得学生欣赏古文的能力是应该培养的。 《吉州学记》（定本）（一）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yù为，则天下幸甚！ ”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 盛矣。 （二）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 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 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 （三）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 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朱自清经典二四五朱自清经典二四六游息之亭，严严翼翼，伟壮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四）予世家于吉而滥官于朝。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xìng，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 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以俟。 又（初稿）（一）庆历三年，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赐之坐，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书于纸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诏臣等！ ”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明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三月，又诏天下皆立学。 （二）惟三代仁政之本，始于井田而成于学校。《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其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凡学，本于人xìng，磨揉迁革，使趋于善，至于风俗成而颂声兴。盖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于人者勤，而入于人者渐。勤则不倦，渐则持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迟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为法，必久而后至太平，而为国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 （三）三代学制甚详，而后世罕克以举。举或不知而本末不备。又yù于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学之道常废而仅存。惟天子明圣，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农桑，而继以学校，将以衣食饥han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是以诏书再下，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 （四）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即先夫子庙为学舍于城西而未备。 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事方上请而诏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 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五）予世家于吉，滥食于朝廷。进不能赞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与诸生揖让乎其中。惟幸吉之学，教者知学本于勤渐，迟久而不倦以治，毋废慢天子之诏！ 使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为公卿；过其市而贾者不鬻其yín，适其野而耕者不争垅亩，入其里闾而长幼和，孝慈于其家，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路。 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从乡先生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shè壶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 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以立诸其庑。 这种“记”用意并不在记叙而在颂美。这两篇里只各有一段记吉州学兴建的情形（定本三，初稿四），却还是颂美李宽的口气。其余各段不外颂美天子兴学和祝望吉州学的成功两层意思。两篇里都有议论学制的兴废（定二，初二三）和教学之法（定本四，初稿二）的话。论学制的兴废是颂美的根据，论教学之法是祝望的根据，都不是为议论而议论。欧阳修提倡古文，是当时的文坛盟主。他不能轻易下笔，他的文多是有为而作，文中常要阐明一些大道理。这篇记里的大道理便是：“学校，王政之本也”（定二）或“惟三代仁政之本，始于井田而成于学校”（初二）。惟其如此，天子兴学才值得颂美，李宽建学也才值得颂美。惟其如此，才需注重教学之法，才祝望吉州学之道之成。这篇记显然是欧阳修应了李宽和州人士的请求而作的。题目虽小，他却能从大处下笔；虽然从大处下笔，却还是本乡人的口气。 初稿繁，定本简，是一望而知的。细加比较，定本似乎更得体些，也更扼要些。论教学之法的话，初稿里和论学制兴废的话混在一起（二），意在表明“以不倦之意待迟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二）。一方面跟下文“惟幸吉之学，教者知学本于勤渐，迟久而不倦以治”（五）一层意思相照应。定本却将这番话挪到后面，作为祝望吉州学之道之成的引子（四），只是泛论，不提到“三王之用心”一层。这篇记原该以当时的吉州学为主，定本的安排见出这番话虽是泛论，却专为当时的吉州学而说，这番话的分量便显得重些。从组织上看，脉络也分明些。 初稿论学制的兴废甚详（二、三）。定本只落落几句（二）；就中“古者政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二语，概括了初稿里“惟三代仁政之本，成于学校”，“而为国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二），“三代学制甚详”（三）诸语的意思。不但节省文字，并且不至于将“三代”说得过多，使人有轻重失宜之感。初稿“三代”三见（二、三）， “三王”一见。定本“三代”只一见（二）；“古者”其实也是三代，但变文泛指，语气便见得轻了。初稿“三代学制甚详”下接“而后世罕克以举，举或不知而本末不备。又yù于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学之道常废而仅存。惟天子明圣，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农桑，而继以学校，将以衣食饥han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这一节里“又yù于速”二语以及末一语，和上下文（二、五）是照应着的。但定稿只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 ”（二）对照起来，初稿便朱自清经典二四七朱自清经典二四八显得拖泥带水了。再说初稿虽是颂美仁宗的明圣，而宋代在前诸帝为什么不曾兴学，却没有提及。这固然不算语病。可是像定稿那样用不定的语气解释一下，就圆到得多，而且也更得立言之体似的。而所谓“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也是照应着下文“须迟久之功”（四）那一语的。 天子的诏也是这篇记的主要节目。这是颂美天子的节目，两稿中都各见了三次（初一、三、五，定一、二、四），成为全篇组织的纲领。只在第三次见时，两稿都作“毋废慢天子之诏”，别的便都不大相同；而第一段里异同更多。第二次见时，初稿作“是以诏书再下，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三），定本作“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二）。前者“再下”，针对上文正月三月两回诏书（一）说，是纪实。后者“诏下”，针对上文“诏书屡下”说，却专指立学的诏而言。“吏民”改为“臣民”，为的更得体些。加“而”字，为的是声调柔和些，姿态宛转些。下诏的经过初稿里是这样：“明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三月，又诏天下皆立学。”（一）这也是纪实，却将两回诏书不分轻重。下文也是将劝农桑和立学校相提并论（三）。定本里是：“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 盛矣。”（一）这儿便侧重到立学一边来了。第一回的诏书说是“屡下”，可见不止一遍，又用排语分列三目，都比初稿清楚。接着道，“其明年三月，遂诏———”，这是大书特书；初稿只作“三月，又诏”（一），语气便轻缓得多。 定本“诏天下皆立学”下加“置学官之员”一语。“置学官之员”原是立学所必有的程序，可以不说出；说出只是加重分量，吸引读者注意。接着又添上“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三语。这三语其实只是天下皆有学的意思。既已“诏天下皆立学”，自然会天下皆有学的；是信其必然，不是叙其已然。 天下皆立学，不会那么快———吉州学不是到十月才成吗？ “然后”是说将来；“莫不”是加强语气，表示信心。这几句话不但见出欧阳修的意旨侧重在立学一边，并也增加颂美的力量，“呜呼！ 盛矣”一结可见。 可是，初稿确说庆历四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定本只说“于是诏书屡下”，“于是”是很含混的，可暂可久。接着说“其明年三月，遂诏———”，“其明年”原只是“那第二年”的意思，这里虽不一定涵蕴那“诏书屡下”的事是在庆历三年，可是就文论文，读者大概会这样解释的。这就不免为文字的强调牺牲了事实的清楚，不免是语病。 两稿开端都有“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一节话。这表示郑重其事，也是颂美的意思。初稿说：“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诏臣等！ ’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颂美之中，还以纪实为主。定本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yù为，则天下幸甚！ ’ ”将功德全归到皇帝一人身上，颂美更到家，也就更得臣子立言之体了。这里却并不牺牲事实。皇帝决不至于自己起草条例，那还是八个人的份儿；这是常理，原不消说得的。 “此非愚臣所能及”，省去初稿里“事大”二字，将两语缩为一语，还是一样明白。“失措”换成“失位”，是根据上文来的。初稿上文作“赐之坐”，“使书于纸以对”，定本并为“使坐而书以对”，自然简洁得多。 因为“使书于纸”，所以说“失措”；因为“使坐而书”，所以说“失位”。 这篇记意在颂美仁宗兴天下学，李宽兴吉州学。定本第三段初稿第四段记吉州学兴建的经过，是以颂美李宽为主。两稿末段里说到“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 ”将天子之功和“李侯之遗爱”并提，正是全篇主旨所在。篇中叙吉州学，说李宽原有立学之意，“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定三，初四略同）；不谋而合，相得益彰。这表示他能见其大。但初稿说：“州即先夫子庙为学舍于城西而未备。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四）定本却说：“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三）“迁而大之”就是“变而大之”。照初稿，吉州人本已将夫子庙改为学舍，李宽来，才“与州人迁而大之”。照定本，就夫子庙建立学舍完全出于他的意思。在定本里，李宽的功绩自然更大。但初稿所叙的好像是事实。大约欧阳修因为要颂美李宽，便将事实稍稍歪曲了一下。好在这一层关系本不大；而欧阳修是本州人，不提本州人这一层微小的功绩而将它全归到李宽身上，也许还算是得体的。 篇中可并没有忽略州人士的合作。只看叙李宽作学，第一件便是“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定三，初四）。以下三层排语，连说“而人不以为劳”，“而人不以为多”，“而人不以为侈”，这“人”自然是吉州人。这些话主在颂美李宽，而州人士的助成其事，也就附见。篇中叙李宽，只就他作学说。可是他的一般治绩也并没有阙而不书；这就是“敏而有方”（定三，初四），四个字是尽够的了。 若不chā这一句，读者也许会疑心到李宽只是作学一事可取；那样，在作者方面，就算不得体了。 欧阳修世家于吉而官于朝（定四，初五）。在他的立场，颂扬天子称美李宽是立言之体的当然。从现代的我们看，也许觉得无聊，但在当时他却只有这样作才合式。他又是以道自任的古文家，对于兴学怀抱着一番大道理。天下兴学，固然可以实现他怀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吉州兴学，也可以实现他怀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 他便借记吉州学的机缘将那一番大道理倾吐出来，作为他对本州的学的关切和希望。这就是篇末的一段儿（定四，初五）。他盼望能够“乐学之道成”。所谓“学之道成”就是“谒于学门”以下几层意思。这些只是表示理想，不是表示信心；可是只要“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定四，初五略同），那些理想也未尝不可以实现。那些理想大概本于《孟子·梁惠王》篇里的话。这一段里主要的是勉励的口气。定本篇末一语作“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以俟”，“以俟”二字初稿里没有。加上这两个字，更见作者对于州学的迫切的关怀和希望。 描写“学之道成”一节，两稿都用排语；排语紧凑些，复沓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初稿里排语从“谒于学门”到“行其道途”共五层。定本删去“过其市”、朱自清经典二四九朱自清经典二五〇“适其野”两层，chā入“问于其俗”一层。细看“过其市”一层不免琐屑，不如chā入的一层浑括而大方，“适其野”一层，似乎已涵蕴在后二层里。在句式上，定本的四层是“谒于学门”、“问于其俗”、“入于其里”、“行于其郊”，也比初稿更整齐，更合于排语的组织些。定本末段里还有“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一节。那时州县之吏是三年一任，所以才有这几句话，这一节话是很重要的；不说出来下文的“李侯之遗爱”便有点突兀了。这也是定本胜于初稿的地方。 写作杂谈一文脉多年批改学生作文，觉得他们的最大的毛病是思路不清。思路不清就是层次不清，也就是无条理。这似乎是初学作文的人不能免的毛病。无论今昔，无论文言和白话———不过作文言更容易如此罢了。这毛病在叙述文（包括描写文）和抒情文里比较不显著，在说明文和议论文里就容易看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高中与大一的学生应该多练习这两体文字；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本篇便着眼在这两体上；文言文的问题比较复杂，现在且只就白话文立论。因为注重“思路”怎样表现在文字里，所以别称它为“文脉”———表现在语言里的，称为“语脉”。 现在许多青年大概有一个误解，认为白话文是跟说话差不多一致的。他们以为照着心里说的话写下来就是白话文；而心里说的话等于独自言语。但这种“独自言语”跟平常说话不同。不但不出声音，并且因为没有听者，没有种种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制限，容易跑野马。在平常谈话或演说的时候，还免不了跑野马；独自思想时自然更会如此。再说思想也不一定全用语言，有时只用一些影象就过去了。因此作文便跟说话不能一致；思路不清正由于这些情形。说话也有没条理的；那也是思想训练不足，随心所向，不加控制的原故。但说话的条理比作文的条理究竟容易训练些，而训练的机会也多些。这就是说从自然的思路变成文脉，比变成语脉要难。总之，从思想到语言，和从思想到文字，都需要一番努力，语言文字清楚的程度，便看努力的大小而定；若完全随心所向，必至于说的话人家听不懂，作的文人家看不懂。 照着心里说的话写下来，有时自己读着，教别人听，倒也还通顺似的；可是教别人看，就看出思路不清来了。这种情形似乎奇特，但我实地试验过，确有这种事。我并且想，许多的文脉不调正是因为这个原故。现在的青年练习说话———特别是演说———的机会很多，应该有相当的控制语言的能力，就是说语脉不调的应该比较前一代的青年少。他们练习作文的机会其实也比较前一代多；但如上文所论，控制文字确是难些。而因为作的是白话文，他们却容易将语脉混进文脉里，减少自己的困难，增加自己的满足；他们是将作文当做了说话的记录。但说话时至少有声调的帮助，有时候承转或联贯全靠声调；白话文也有声调，可是另一种，不及口语声调的活泼有弹xìng，承转或联贯处，便得另起炉灶。将作文当说话的记录，是想象口语声调的存在，因此就不肯多费气力在承转或联贯上；但那口语的声调其实是不存在的。这种作文由作者自己读，他会按照口语的声调加以调整，所以听起来也还通朱自清经典二五一朱自清经典二五二顺似的。可是教别人看时，只照白话文的声调默读着，只按着文脉，毛病便出来了。那种自己读时的调整，是不自觉的，是让语脉蒙蔽了自己；这蒙蔽自己是不容易发现的，因此作文就难改进了。 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思想可以独自随心所向，谈话和演说就得顾到少数与多数的听者，作文更得顾到不见面的读者，所以越来越需要条理。语脉和文脉不同，所以有些人长于说话而不长于作文，有些人恰相反；但也有相关联的情形。说话可以训练语脉；这样获得的语脉，特别是从演说练习里获得的，有时也可以帮助文脉的进展。所以要改进作文，可以从练习演说下手。但是语脉有时会混入文脉，像上一段说的。在这种情形下，要改进作文，最好先读给人听，再请他看，请他改，并指出听时和看时觉得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得有负责的而且细心的教师才成。其实一般只要能够细看教师的批改也就很好。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改本都得再三朗读，才会真得到益处。 现在的学生肯细看教师的批改的已经很少，朗读改本的大概没有一个。这固然因为懒，也因为从来没有受到正确的朗读训练的原故。现在白话文的朗读训练只在小学里有，那其实不是朗读，只是吟诵；吟诵重音节，便于背，却将文义忽略，不能训练文脉。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我想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的作文也将容易进步。 再次是在作文时先写出详细的纲目。这不是从声调上下手，而是从意义上、从意念的排列上下手。这是诉诸逻辑。细目最好请教师看看。意念安排得有秩序，作起文来应该容易通顺些。不过这方法似乎不及前两者直截而自然。还有，作文时限制字数，或先作一段一段的，且慢作整篇的，这样可以有工夫细心修改；但得教师个别的指正，学生才知道修改的路子。这样修改的结果，文脉也可以清楚些。除了这些方法之外，更要紧的是多看、多朗读、多习作（三项都该多在说明和议论两体上下工夫）。这原是老生常谈，但这里要指出，前两项更重要些；只多作而不多看多读，文脉还是不容易获得的。 二标点符号历年批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作文，觉得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他们之间，和一般人之间一样，流行着一句熟语：“加标点。”他们写作，多数是等到成篇之后再“加”标点符号的。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办法。白话文之所以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的成分之一。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xìng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本来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书和文言，为了帮助别人了解或为了自己了解正确，可以“加”上标点符号去。但是自己写作，特别是白话文，该将标点符号和文字一样看待，同等使用，随写随标点，才能尽标点符号的用处。若是等文字写成篇再“加标点”，那总是不会切合的。古书和原无标点符号的文言，“加标点”后往往有不切合处；那是古今达意表情的方式不同，无可奈何。自己写作，特别是白话文，标点符号正是支持我们达意表情的方式的，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而减少。我们说话时得靠种种声调姿势帮助；写作时失去这种帮助，标点符号可以替代一部分。明白这个道理，便知道标点符号跟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后“加”上去，就不是有机的了。 现在的学生乃至一般人往往乱用或滥用标点符号，结果标点符号真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似的。在达意方面，学生的作文里最常见的是逗号（，）和分号（；）的乱用。分号介在逗号和句号（。）之间，主要的作用在界划较长的句语和较短而意义上紧密的联系着的句子。青年们和一般人不大容易弄清楚这个符号的用处，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时他们似乎将它当逗号用，有时又似乎将它当句号用；用得合式的很少。这个符号本来复杂些，用错了还可以说是在意中。像逗号，很简单，乱用的却也很多，或许是一般想不到的。学生们作文里用逗号最多，往往一段文字只在段末有个句号，其余便是一大串逗号。这使人看不清他们的意义，摸不清他们的思路。他们似乎将逗号只当作停顿的符号用，而不管停顿的长短；更不管意义的分界。他们不大用句号，是一个可注意的现象。他们似乎没有清楚的“句”的意念。 学生们作文，常犯思路不清或层次不明的毛病；这少用句号也是征象之一。此外还有惊叹号的滥用，似乎是一般的情形。就像公涵中“为荷”下的惊叹号，便大可不必———句号尽合式了。更有爱用双惊叹号或三惊叹号的，给予读者的效果往往只是浮夸不实。 教育部二十年前就颁行过标点符号施行条例，起草的是胡适之先生。但是青年们和一般人注意这个条例的似乎不多。原因大约有好几种。一是推行的不尽力。这种条例应该常在青年读物或一般读物里引用，让大家常常看见，常常捉摸，才有用处。可是事实不然。中学教科书里虽然偶有论到标点符号的，也不多，教师们又不认真去教，成效自然不见。二是例句不合式。条例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记得似乎没有。条例颁行的时期，白话文运动刚起头儿，为起信的原故，只举旧例，也是一番苦心。可是如上文所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不很自然；这种例句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再说既然都是旧例，爱读现代白话文的，便不免减少阅读的兴趣，不大去注意。我想教育部若能将那条例修订一番，细心选择现代白话文作为主要的例句，一面责成中学教师切实教授，并在改文时注意，标点符号的用法会渐渐正确起来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青年们得养成随文标点的习惯，一面还得在读现代白话文时随时体会一标一点的意味，学习正确的用法才成。 朱自清经典二五三朱自清经典二五四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有一位朋友在大学里教词史，他的学生问他，读词是那几种选本好。他和我们谈起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大学生还只晓得读选本！ 他论的是大学生，自然不错。但对于大学生以外的人，譬如说中学生罢，这个意见很值得讨论了。近世中国学人有一个传统，就是看不起选本。他们觉得读书若只读选本，只算是陋人而不是学人。这也有时代背景的。明朝以来，读书人全靠八股文猎取功名；他们用不着多读书，只消拿几种选本加意揣摩，便什么都有了。所以选本风行一时；大家脑子里有的是文章，而切实地做学问的却少。八股文选本风行以后，别种文体的选本也多起来；取材的标准以至评语圈点，大都受八股文的影响。空疏俗滥，辗转流传。选本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在此。这种风气诚然是陋，是要不得，但因此就抹杀一切选本和选家，却是不公道的。 近代兴办学校以后，大学中学国文课程的标准共有三变：一是以专籍为课本，二是用选本，三还是用选本，但加上课外参考书。一是清光绪中《钦定学堂章程》中所规定。二是自然的转变。转变的原因，据我想，是因为学校中科目太多了，不能在文字上费很多的精力。三是胡适之先生的提倡；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里，力主教学生多读参考书。后来人便纷纷开书目，又分出精读泛读等名目。中学如此，大学自然更该如此。但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截至现在为止，似乎还不多。道尔顿制流行的时候，照实施该制的学校的表册看，应该有些学生真正读过些参考书；可惜未及知其详，该制就渐渐不大有人提起了。结果，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只不过让学生另外多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 大学生姑且不谈；就中学生说，我并不反对他们读选本，无论教授及自修。但单读选本是不够的，还得辅以相当分量的参考书（胡先生所拟议的太多了，中学生即使是文科的，怕也来不及）和严格的督促。我想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无论读文言白话，俱是如此。我主张大家都用白话作文，但文言必须要读；词汇与成语，风格与技巧，白话都还有借助于文言的地方。这三种目的里，三是作文方面现在不论。论前两种，则读选本实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旧说选本的毛病共有三件：一是太熟太狭，如上所言。这是取材关系，补救极易。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已见及此；近年的选本更多推陈出新，自经史至于笔记、译文、诗、词、曲等，都可入选，只可惜又太零碎了。二是偏而不全，读者往往以一二篇概其余，养成不正确的观念。这是分量关系，也可矫正，详在下节。三是读者易为选者成见所囿，不能运用自家的思考力。 但在中学生，常识还不够作判断的根据，只要指给他不至太偏的选本，于他正是适宜的引导。若让他读几本专书，他于这几本书即使能有自己意见，而对于相关的材料知道太少，那样意见也不会正确。若要他将相关的重要专籍都读过，又是时间所不许。———其实真正编得有道理的选本，也还有它的价值。读过专籍的人，可以拿它来印证自己的意见，增进对于原书的了解，不过这已不是中学生的事了。我说的选本是指用心选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而言。至于随手检阅而得，只要是著名的人著名的篇，便印为讲义，今日预备明日之用，这是碰本，不是选本。这种也许可以叫做“模范文”，但文之可以为“模范”者甚多，碰着的便是“模范”，碰不着的便不是，是什么道理？ 选本的标准不同：或以时代，或以体制，或以事类，或以派别，或以人，或以地；也有兼用两种标准的。为中学生起见，我主张初中用分体办法；体不必多，叙事、写景、议论三种便够。因为初中学生对于文字的效用还未了然；这样做，意在给他打好鉴赏力和表现力的基础。类目标明与否，无甚关系，但文应以类相从。材料取近人白话作品及译文为主，辅以古今浅近的文言；不必采录古白话，古白话小说可另作参考之用。去取看表现艺术，思想也当注意。高中用分代分家办法，全选文言。分代只须包括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的文和诗，加上宋词、元曲。每种只选最重要的几个大家，家数少，每家作品便多，不致有上文所说以一二篇概全体的弊病。每家不能专选一方面，大品与小品都要有。我主张只选这几个时代，并非看轻以后作品，只因最脍炙人口的东西，也就是一般人应有的中国文学常识，都在这几个时代内。中学生是不必求备的，这样尽够了；求备怕反浮而不切了。这种选本分量不至很多，再有简明的注，毋须逐字句地讲解或检查，便是理科的学生也可相当采用的。文明书局有分代的诗文读本，有注，但还嫌家数太多，方面也太多。分人是进一步的专精的读法。专籍往往太多，且瑕瑜互见，徒乱初学心目；故我也主张用选本。旧有的如《十八家诗钞》，颇合用，《四史菁华录》虽选而且删，却仍然好；———新的各种“精华”（中华、商务都有），当分别地看。这种宜用作参考书。此外可多读小说，古今作译，只要著名的都行；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杂剧、传奇也可读，文字也许困难些。最后，各种关于中国文学的通论或导言，也是好的参考书；本刊编者夏先生曾说要编辑中学生丛书，其中必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文学的。这种书应以精实为贵，但单读这种书，还不免是戏论，非与前说各种选本及参考书印证不可；因为那些是第一原料。 1930年9月28日夜，北平，《中学生》第十号。 朱自清经典二五五朱自清经典二五六论诗学门径本文所谓诗，专指中国旧体诗而言；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 据我数年来对于大学一年生的观察，推测高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情形，觉得他们理解与鉴赏旧诗比一般文言困难，但对于诗的兴味却比文大。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其实不然。他们的困难在意义，他们的兴味在声调；声调是诗的原始的也是主要的效用，所以他们虽觉难懂，还是乐意。他们更乐意读近体诗；近体诗比古体诗大体上更难理解，可是声调也更谐和，便于吟诵，他们的兴味显然在此。 这儿可以看出吟诵的重要来。这是诗的兴味的发端，也是诗学的第一步。但偶然的随意的吟诵是无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或成学。那得下一番切实的苦工夫，便是记诵。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一个高中文科的学生，与其囫囵吞枣或走马看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这三百首诗虽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诗集虽多，看过就还了别人。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读十部诗集，我是说他们若不能仔仔细细读这些诗集，读了还不和没读一样！ 中国人学诗向来注重背诵。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现在并不劝高中的学生作旧诗，但这句话却有道理。“熟读”不独能领略声调的好处，并且能熟悉诗的用字、句法、章法。诗是精粹的语言，有它独具的表现法式。初学觉得诗难懂，大半便因为这些法式太生疏之故。学习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综合，多少应该像小儿学语一般；背诵便是这种综合的方法。也许有人想，声调的好处不须背诵就可领略，仔细说也不尽然。因为声调不但是平仄的分配，还有四声的讲究；不但是韵母的关系，还有声母的关系。这些条目有人说是枷锁，可是要说明旧诗的技巧，便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些我们现在其实也还未能完全清楚，一个中学生当然无须详细知道；但他会从背诵里觉出一些细微的分别，虽然不能指明。他会觉出这首诗调子比另一首好，即使是平仄一样的律诗或绝句。这在随便吟诵的人是不成的。 现在的中学生大都不能辨别四声；他们也没有“韵”的观念。这样便不能充分领略诗的意味。四声是平、上、去、入四种字调，最好幼时学习，长大了要难得多。这件事非理论所能帮助，只能用诵读《四声等韵图》（如东、董、冻、笃之类；《康熙字典》卷首有此图）或背诵近体诗两法学习。诵读四声图最好用自己方音；全读或反复读一行（如东、董、冻、笃）都可。但须常读，到任举一字能辨其声为止。这方法在chéng rén也是有效的，有人用过；不过似乎太机械些。背诵近体诗要有趣得多，而且是一举两得的办法。近体诗的平仄有一定的谱，从那调匀的声调里，你可渐渐地辨别，这方法也有人用过见效；但我想怕只能辨别平仄，要辨别四声，还是得读四声图的。所以若能两法并用最好。至于“韵”的观念，比较容易获得，方法仍然是背诵近体诗，可是得有人给指出韵的位置和韵书的用法。这是容易说明的，与平仄之全凭天籁不同。不过单是说明，没有应用，不能获得确实的观念，所以还要靠背诵。固然旧诗的韵有时与我们的口音不合：我们以为不同韵的字，也许竟是同韵，我们以为同韵的字，也许竟会不同韵；但这可以预先说明。好在大部分不致差得很远；我们只要明白韵的观念，并非要辨别各字的韵部，这样也就行了。我只举近体诗，因为古体诗用韵较不整齐，又往往换韵，而所用韵字的音与现在相差也更远。至于韵即今日所谓母音或元音，同韵字即同母音或元音的字，押韵即将此类字用在相“当”的地位，这些想是中学生诸君所已知道的。 记诵只是诗学的第一步。单记诵到底不够的；须能明白诗的表现方式，记诵的效才易见。诗是特种的语言，它因音数（四五七言是基本音数）的限制，便有了特种的表现法。它须将一个意思或一层意思或几层意思用一定的字数表现出来；它与自然的散文的语言有时相近，有时相远，但决不是相同的。它需要艺术的工夫。近体诗除长律外，句数有定，篇幅较短，有时还要对偶，所以更其是如此。固然，这种表现法，记诵的诗多了，也可比较同异，渐渐悟出；但为时既久，且未必能鞭辟入里。因此便需要说诗的人。说诗有三种：注明典实，申述文义，评论作法。这三件就是说，用什么材料，表什么意思，使什么技巧。上两件似乎与表现方式无涉；但不知道这些，又怎能看出表现方式？ 也有些诗是没什么典实的，可是文义与技巧总有待说明处；初学者单靠自己捉摸，究竟不成。我常想，最好有“诗例”这种书，略仿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将诗中各种句法或辞例，一一举证说明。坊间诗学入门一类书，也偶然注意及此，但太略、太陋，无甚用处。比较可看而又易得的，只有李钅英《诗法易简录》（有铅印本）、朱宝莹《诗式》（中华书局铅印）。《诗法易简录》于古体诗，应用王士祯、赵执信诸家之说，侧重声调一面，所论颇多精到处。于近体诗专重章法，简明易晓，不作惝恍迷离语，也不作牵强附会语。《诗式》专取五七言近体，皆唐人清新浅显之作，逐首加以评语注释。注释太简陋，且不免错误；评语详论句法章法，很明切，便于初学。书中每一体（指绝句、律句）前有一段说明，论近体声调宜忌，能得要领。初学读此书及前书后半部，可增进对于近体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至于前书古体一部分，却宜等明白四声后再读；早读定莫名其妙。 此外宜多读注本、评本。注本易芜杂，评本易肤泛笼统，选择甚难。我是主张中学生应多读选本的，姑就选本说罢。唐以前的五言诗与乐府，自然用《文选》李善注（仿宋、胡刻《文选》有影印本）；刘履的《选诗补注》（有石印本）和于光华的《文选集评》（石印本名《评注昭明文选》）也可参看。《玉台新咏》（吴兆宜笺注；有石印本）的重要仅次于《文选》；有些著名的乐府只见于此书；又编者徐陵在昭明太子之后，所以收的作家多些。沈德潜《古诗源》也可用，有王莼父笺注本（崇古书社铅印），但笺注颇有误处。唐诗可用沈氏《唐诗别裁集》（有石印本），此书有俞汝昌引典备注（刻本），是正统派选本。另有五代韦縠《才调集》，以晚唐为宗，有冯舒、冯班评语，简当可看（有石印本）；殷元勋、宋邦绥作笺注，朱自清经典二五七朱自清经典二五八石印本无之。以上二书，兼备众体。元好问的《唐诗鼓吹》专选中晚唐七律；元是金人，当然受宋诗的影响，他是别出手眼去取的。此书有郝天挺注，廖文炳解，钱谦益、何焯评（文明书局石印）。有人说这是伪书，钱谦益曾作序辩之；我得见姚华先生所藏元刊本诸序，觉得钱氏所说不误。另有徐增《而庵说唐诗》（刻本），颇能咬嚼文字，启人心思，也是各体都有。宋诗选本有注者似甚少。七古可看闻人亻炎《古诗笺》（王士祯原选）；七律可看赵彦传《宋今体诗钞注略》（姚鼐有《今体诗钞》，此书只注宋代诸作）。但前书价贵些，后书又少见。张景星《宋诗百一选》（石印本，在《五朝诗别裁集》中）备各体，可惜没有注。选集的评本，除前已提及的外，最多最著的要算纪昀《瀛奎律髓刊误》。纪氏论诗虽不免过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寻味，值得细看。又文明书局有《历代诗评注读本》（分古诗、唐诗、宋元明诗、清诗），也还简明可看。至于汉以前的诗，自然该读《诗经》、《楚辞》。《诗经》可全读，用朱熹集注就行；《楚辞》只须读屈、宋诸篇，也可用朱熹集注。 诗话可以补注本、评本之不及，大抵片段的多，系统的少。章学诚分诗话为论诗事与辞两种，最为明白。成书最早的诗话，要推梁钟嵘的《诗品》（许文玉《诗品释》最佳，北京大学出版社代售），将汉以来五言诗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所论以辞为主。到宋代有“诗话”之名，诗话也是这时才盛。我只举魏庆之《诗人玉屑》及严羽《沧浪诗话》两种。前者采撷南宋诸家诗话，分类编成，能引人入胜；后者始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影响后世甚大（均有石印本，后者并有注）。袁枚的《诗法丛话》（有石印本）也与《诗人玉屑》同类，但采撷的范围直至清代。 至于专论诗话的，有郭绍虞先生的《诗话丛话》，见《小说月报》二十卷一、二、四诸号中，可看。诗话之外，若还愿意知道一些诗的历史，我愿意介绍叶燮《原诗》（见《清诗话》，文明书局发行）；《原诗》中论诗学及历代诗大势，都有特见。 黄节先生《诗学》要言不烦，只是已绝版。陆侃如先生《中国诗史》听说已由大江书铺付印，那将是很好的一部诗史，我念过其中一部分。此外邵祖平《唐诗通论》（《学衡》十二期）总论各节都有新意；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代售）虽琐碎而切实，均可供参考。宋诗有庄蔚心《宋诗研究》（大东书局），材料不多，但多是有用的原料；较《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陈延杰《宋诗的派别》一文要好些。再有，胡适先生《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中论诗诸章，以白话的立场说旧诗趋势，也很值得一读的。 附注文中忘记说及顾实的《诗法捷要》一书（上海医学书局印）。这本书杂录前人之说（如方回《瀛奎律髓》、周弼《三体唐诗》等），没有什么特见，但因所从出的书有相当价值，所以可看。书分三编：前编论绝句，中编论律诗，均先述声律，次列作法，终举作例；后编专论古诗声韵。初学可先看前两编。 1931年5月，《中学生》第十五号。 文病类例在中学和大学里连续担任了多年国文作文课程，养成了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兴趣———也许是一种咬文嚼字的癖。从二十二年起，并摘抄学生作文；大部分是句子，也有些成段的，也有些是全篇或各段的大意。句和段是原文，各段大意却是我参照原文编的。这里大都是些文病。我觉得现在一般青年朋友对于作文———特别是文字的技术方面———犯了一个共同的错儿，就是那“不好不要紧”的态度。任何爱好的青年朋友，只要肯想一想，就会知道这个态度是要不得的。我现在将历年所抄的材料整理出来，分类选例，加以说明。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看了这些，也许多少可以改变那要不得的态度。若是更能够让他们参考了这些，举一反三，在文字技术上得到一点进步，那却是望外了。所有的例子都是从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作文里摘出来的；这里只选白话文的例子，我觉得现在的青年朋友只要能写通白话文就够用了。 一词汇一般学生的通病是词汇太窄狭，在那窄狭的词汇里，又有许多词的意义不曾弄明白，写作起来，自然教人看不顺眼。国文教学不重记忆不重练习的流弊，在这里最容易见出。 一·一·一（我）降生民国初年。 一·一·二晨曦，千余学生从住在不同的地方像潮涌一般向昆明大西门外的云南省立农业学校来受课。 一·一·三淅历（沥）的折纸的各种声音响了。 这里只讨论词汇，别的毛病，———假如有的话———暂且不谈。我们说“孔子降生”、“耶稣降生”，“降”有“（从）天（而）降”的意思。孔子、耶稣都是伟大人物，所以说是“从天而降”，所以用得上“降生”这个词。但“降生”并不限于伟大人物，对于稍有身分的人，也可以用；那却只是客气的字眼，没有特别崇敬的意味。说到自己，显然不能用；说到自己，只能说“我生在民国初年”，“我出生在民国初年”，或“我诞生在民国初年”。“出生”是个新词，但现在已经用得很熟了。“曦”是日色，是个名词。“晨曦”不成语，必得加“初上”一类助语才成；但那是文言，这儿不如说“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作者似乎是将“曦”字用成动词，似乎是将“晨曦”当作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晨光熹微”了。“淅沥”是形容小雨声和霰声的。作者许是不清楚这个词的意义，以为只是形容细碎的声音朱自清经典二五九朱自清经典二六〇的；也许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便将就着用它。其实“”两个字是可以用的。 以上三例，概括的看，都可以说是不明词义的病。 一·一·四私塾中也有按时放假的习俗。 一·一·五牺牲了自己，损失了国家。 一·一·六大西门外的老乞丐，在紧缩苦叫。 一·一·七借着买东西来换散一下迟木的心情。 一·一·八我也要洒别我的教师和同学们。 “习俗”该是“习惯”，“损失”该是“损害”，“紧缩苦叫”该是“蜷缩着苦叫”。这是混用意义相近而不同的词；但“蜷缩”这个词，一·一·六的作者的词汇里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换散”大约是“涣散”，写别了，也用错了；该是“变换”或“舒散”两个词之一。但作者未必知道“舒散”这个词。这是混用声同义异或字同义异的词。“洒别”是“洒泪告别”这一仂语的缩短，这儿也许只是“告别”的意思。“握手作别”可以缩短成“握别”，“洒别”却不成语；若再用这“洒别”作“告别”，那是将普通情形和特殊情形混为一谈，自然不妥而又不妥了。这些可以说是混淆词义的病。 一·一·九哭是情感的表现，在未表现之前是情感，既表现之后就是哭。 一·一·一○迫得我脑袋产生了一种恼人的东西。 一·一·一一现在天气已经是很和暖了，可是居然还会落这样大的雪，所以大家心里都有各不相同的心理。 “情感”的表现不必就是哭，“情感”太泛，该是“悲戚”。“恼人的东西”不明白，大约是“烦恼”、“恼恨”一类的意思。这句式根本不成，只消说“不由得我不烦恼（或恼恨）”就好。“各不相同的”也不明白，大约只是“惊疑”的意思。这句式也不成，只消说“大家心里都有些奇怪”就好。这些可以说是词义笼统的病。 一·一·一二提起你麻木的脚步。 一·一·一三忿怒的脚，将它踏得稀烂。 一·一·一四沿街罗列小贩的叫喊声。 一·一·一五我们知道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极易受流行时疫的感冒。 一·一·一六平常听见我说话，是很少见的。 一·一·一七我虽然是工学院，但是是一年级。 “脚”可以是“麻木的”，但“脚步”不能；也许该说“滞重的脚步”。“脚”却不能是“忿怒的”；一·一·一三也许只能说“忿怒的用脚将它踏得稀烂”。“小贩”可以“罗列”，“叫喊声”不能；一·一·一四可以换上“充满”两个字，或者“沿街罗列”下加“的”字。一·一·一二和一·一·一四是将形容有形物的词移用到无形物上；一·一·一三是将形容有意志的人的词移用到他的无意志的脚上。“感冒”是自己“感冒”风han，不是风han“感冒”自己，“受感冒”不成语，这是将主动的词移用到被动语气里。但一·一·一五即使改成为主动语气，“感冒”还是用不上；该说“感染”或“传染”才成。可是改成这两个词，句子的语气倒又没关系了。一·一·一六，说“平常很少见我说话”或“平常听见我说话，是很少的”，都成；就是不能说“少见”“听见我说话”。这是将表示视觉的词移用到听觉上。一·一·一七，“一年级”是学生的集体名词，可以用来指个体；“工学院”只是普通名词，不能用来指个体的学生。这儿得加上“学生”两个字。但在说话里，“工学院”一类普通名词有时确可用作集体名词，指称个体的人。言文不能一致，这是一例。若是对话的记录，这句子是成立的。但当作白话文，这便是将普通名词移用为集体名词。这和上面各例都可以说是迁移词义的病。 一·一·一八墨水的沉淀和铜锈早已经笼罩了笔尖上的外国文。 一·一·一九深深的han意笼罩了整个的宇宙。 一·一·一八，“笼罩”其实只是“遮没”、“掩没”；说“笼罩”便有点儿夸张似的。一·一·一九，“宇宙”也是大而无当，其实只消“整个的城市”好了。 这些可以说是词义浮夸的病。 一·一·二○我们自备汽车的速度由缓而停了。 一·一·二一他把两手托在桌上。 “由缓而停”还是直接叙述汽车的好；“的速度”三个字可以省去。说速度“缓”，口头常有，不过用的是“慢”字；说“停”，却不大听见。速度可“大”可“小”，可“加”可“减”，可“有”可“没有”；说它“缓”和“停”却都嫌不确切。它是抽象的观念，没有活动，无所谓“停”。“快”、“慢”（缓）虽然用得上去，但不如“大”、“小”确切。再有，说速度“缓”，字面上也不免矛盾；固然有些译名都免不了这种矛盾，如一个人的健康可以“好”，又可以“不好”之类，但能够避总是避掉的好。一·一·二一，“托”字不够清楚，可以说“他把两肘靠在桌上”，或改变句式说，“他托着两手，靠在桌上”。这些可以说是词义含糊的病。 一·一·二二始终合不下眼这该是“合不上眼”。我们总说“合上”，如“合上书”，不说“合下”。 朱自清经典二六一朱自清经典二六二“上”、“下”这类词有它们的用例。如“关上门”、“搁下”、“丢下他一个人”、“放不下心”，“上”、“下”都不能互易。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合上眼”是将上眼皮合在下眼皮上；“合上书”是将这一半儿合在那一半儿上；“关上门”是在门上加上些东西———如门闩等。“搁下”、“丢下”、“放下”的“下”，都表示将事物安排在不消注意或不必注意的地方。忽略了这种习惯用法，可以说是不明词例的病。 一·一·二三我应把它（笔）训练成一条不阿谀，不保守，不危难，而据（具）有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一条战士。 一·一·二四每一条友谊全是平平匀匀的。 一·一·二五在一个风的怒号之下。 一·一·二六黄莺儿有一张歌喉宛转的嘴。 “一条战士”从“一条好汉”变出，原也可用，但现在说“一个战士”、“一位战士”，觉得更郑重些；“一条好汉”虽然含着多少尊敬，可也夹带着一份儿轻蔑———“好汉”像脱不了跑马卖解一类流浪人的味儿。 “友谊”却不能论“条”数，这不是具体的事物。一·一·二四，也许可以说“各方面的友谊全是平平淡淡”。 一·一·二五，“风”不能论“个”，“怒号”也不能，这都是不能数的。说“一阵”就成了。一·一·二六，“一张嘴”不错，但“一张”紧接着“歌喉宛转的”，有些人会将“一张歌喉”连读；不但截断文义，“歌喉”也只说“一副”、“一串”，不说“一张”的。改为“歌声”，便不致误会了。这些可以说是滥用量词的病。 以上都是从词义着眼。 一·二·一几个月的积闷愁绪。 一·二·二英（国）兵身壮体伟。 一·二·三杂乱沉重的雨点。 一·二·四一个精邃多疑的青年。 一·二·五一颗玲俐（珑）无瑕的珠子。 这五例里，都将两个同类的词或短语（前文称为“仂语”）联用，中间不加连词。这是文言的影响，也是成语的影响。文言中四个字的成语确是很多，如“匣剑帷灯”、“天经地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缠绵**”、“悲壮苍凉”、“荒唐谬悠”等等。白话里也有这些个。如“头晕眼花”、“手忙脚乱”、“大呼大叫”、“乌烟瘴气”、“一五一十”、“气急败坏”等等。这里所引的成语都由两个短语或词联合而成，这些短语或词大都是同类的。这个暗示着一种普遍的语言格式；学生们造句，受着这种语式的影响，也是自然的。 但这种语式上下两部分往往是对偶的，或者利用双声叠韵的字音（如“缠绵”、“荒唐”、“谬悠”、“败坏”）才能够使四字联成一语。不然，两部分间便得加上连词“与”字或“而”字。一·二·一的“愁绪”，若改为“闲愁”，和“积闷”对偶，便可联为一气，不像现在跛脚的样子；虽然文言的气味重些。若还留着“愁绪”，就得加连词；有人也许借用文言的“与”字，但是加上“和”、“同”、“跟”等词，更是白话些。“和”是北平话，是国语，用的最多。“跟”似乎是所谓官话区域的词，“同”似乎原是吴语区域的词；可是现在都通用。这几个连词，大概用在名词短语的中间。 一·二·二若说是文言的句子也成，不过这一句是写在白话文里。“身壮体伟”虽然也是对偶，和“灯红酒绿”的构造差不多，可是“身”、“体”两个词用得不合式。古文里“身”这个词多半指“自己”，有时候指具体的“躯干”；我们所谓“身体”，似乎是应用的文言，古文只说“体”或“体气”。固然，“体”有时也指身躯的部分，如“四体”、“五体”；但不指躯干，只指部分。“身壮体伟”这一语，若是仿应用的文言作白话文句，可以说“身躯壮伟”；若是干脆用白话，只消说“英国兵个儿大”，就成。可是，如果一定要创造新语，将“身体”一词分开，作成“身壮”、“体伟”两个意义相似的短语，那也未尝不可容许；但这两个短语之间，得加上连词“而”字。加上“而”字，那联合的短语就见得是新联合起来的；不至于自己矛盾，像成语又不像成语。 一·二·三“杂乱”、“沉重”也可以说是对偶，但是既然和白话的助词“的”字联起，变成一个形容xìng短语“杂乱沉重的”，似乎不宜再套文言的格式。这儿“杂乱”下得加上“而”字，也可以加“的”字。一·二·四“精邃”大约是“精细”，和“多疑”并不对偶；中间更得加“而”字或“的”字。一·二·五“玲珑无瑕”，似乎套用“洁白无瑕”那成语的格式。但在那成语中，“无瑕”似乎是表示“洁白”的程度；上下两部分贯穿成一语。 “玲珑”和“无瑕”却是两回事，跟一·二·四同例，也得加“而”字或“的”字。 “而”字用在形容xìng的短语和句子样式的短语（如“身壮”、“体伟”）之间，跟“和”字的效用不一样。“和”表示“并列”的关系；“而”表示“增加”的关系，有“又”的意思。“而”字还表示“转折”的关系，有“却”的意思，像一·二·四“精细而多疑的”便是。有些人表示这三种关系，都用“和”一个词；“和”字的任务太多，倒教人弄不清楚。“而”字虽是文言，我们口头上早就不时的用它；现在有意的取来作白话连词，在势也是很顺的。一·二·三“杂乱”下，一·二·四“精细”下若加上“的”字，语味又是不同。在每一句里，都是一个联合的形容xìng短语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却叠用的形容词。这两个形容词之间的关系，只暗示在词义里。这样，分别指明两种属xìng，形式上虽然更清楚些，可是那“关系”往往容易被忽略过去。在这两例里，关系似乎比属xìng还要重点儿，我想还是加上“而”字强些。以上三例，概括的看，可以说是省略连词的病。 一·二·六可是现在它（风翥街）变成了一条，繁华，cāo（嘈）杂，学生，文化jiāo流的地方。 一·二·七我们都应当想到一般平民的食品饮料和他们的安眠处都是怎样的情形。 朱自清经典二六三朱自清经典二**一·二·八还受到一般社会人士们的批评认为这富有爱国精神而无畏的****简直是胡闹。 一·二·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个清洁与滋养丰富的食堂。 一·二·一○中年人则是保守的，镇定的，妥协的，强于理智的，自私的。 一·二·六“繁华”、“嘈杂”是形容词，“学生”、“文化”是名词，一是具体的，一是抽象的。从词义和词xìng上看，这些并列在一起，真是不lún不类；这些又怎样能够“jiāo流”呢？ 这句话也许可以说：“可是现在它变成了一条繁华而嘈杂的学生街和文化街”。一·二·七只消说“一般平民的食品、饮料和住屋”就好。按作者原意，并列的三项是平等的；第三项特别加上“他们的”一词，虽然只是来点儿花样，可是会教人误认作者是所侧重，倒不如整齐的好。一·二·八全句蹩扭。 “富有爱国精神”和“无畏”都是句子样式的形容语，长短却相差很多。照我们诵读的节奏，长的放在短的后面顺口些。“无畏”其实只是“勇敢”的意思；我们可以说“这勇敢而富有爱国精神的****”。但这里重在属xìng，怕还该叠用“的”字；不该说“勇敢而”，却该说“勇敢的”。一·二·九“与”字不如“而”字。 但食品可以“滋养丰富”，“食堂”不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洁而能供给滋养料的食堂”。一·二·一○并列的各项属xìng，不免有点儿杂乱。删去“镇定的”，将“强于理智的”排在最后，条理也许清楚些。那样，“保守的”到“自私的”便是递升的并列式；“强于理智的”虽还不免畸零，但比同列的别的词和短语都长，让它独自挂脚，也可勉强过去。综括以上五例，可以说是词序不整的病。 以上都是从词的并列着眼。 一·三·一我同世（人名）舍了这里，踱上一条小径。 一·三·二过一会妹妹要吃糖，我斥道，“这是给爹预备的。”一·三·三读书最宜于春日，盖春日的天气，不冷不热，比较平日要长些。 一·三·四至于我们开膳的办法。 一·三·五菜不够吃，而且饭亦时告中断。 一·三·六我在下午温习功课告一段落的时候，乘兴兀自到翠湖公园闲逛。 一·三·七哈哈！ 不要闲磕牙了。 一·三·一“舍”，一·三·二“斥”，一·三·三“盖”，都是文言里的词，现在白话文没有这么用的。看上去文绉绉、酸溜溜，和上下文不能打成一片，有些碍眼。“舍了”换成“离开”，“斥”换成“喝”，“盖”换成“因为”，就行了。一·三·五“时告中断”，也是文言的短语，情形相同；可以说“饭也有时太少”，或“饭也有时来不及”。一·三·四“开膳”，是白话“开饭”和文言“膳食”的混合短语，显得不自然，不如直说“开饭”痛快得多。一·三·六“兀自”，一·三·七“闲磕牙”，都是元曲里的方言。“兀自”似乎是“还是”、“老是”的意思。 一·三·六的作者却当作“独自”；不如便说“独自”好了。 “闲磕牙”似乎是“闲撩”（“撩”又写作“聊”）的意思。一·三·七的作者却当作“瞎说”；不如就用“瞎说”好了。这种古白话，即使用得意思不错，也不合式，和掺用文言词语一样情形。这些是夹杂古语的病。 一·三·八又以国家衰弱，及自己无力抵御欺（外）侮，空（平）白生出许多奇异幻想。 一·三·九这以中年人说，他们是无进取的勇气。 一·三·一○以我们平凡的眼光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三·一一给我们以美感。 一·三·一二北平有许多值得人们回忆的特点，而以风给予人的印象最深。 一·三·一三一个在以强力侵略为能事的帝国主义的压制下的弱国。 一·三·一四青年人的处世接物是忠实的，坦白的，中年人的处世接物则以圆滑为原则。 “以”和“则”都是文言的连词，白话文用的却非常多；好像就没有别的相当的词语，非用这两个词不可的样子。其实也不尽然。这里一·三·八的“以”字，可改说“因为”，一·三·九可以说“就”，一·三·一○可以说“拿”或“照”，一·三·一一和一·三·一二都可以删掉“以”字。一·三·一三按句义看，“以强力侵略为能事的”一语尽可删去；“以为能事”这个熟语，白话文也用不着，但“以为”这句式用处很多，白话文里却没有相当的。如“本会以联络感情、jiāo换知识为宗旨”原算文言，白话可也得这么说。若改成“本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jiāo换知识”，固然也明白，可就不够分量似的。一·三·一四“以圆滑为原则”，若改成“是圆滑的”，分量也不同。但这例里的“则”字，尽可以改“却”字。白话文的“则”字，似乎都可以换成“却”字，或“就”字，或“那么”那个短语，并没有困难，作白话文的爱多用“以”和“则”这两个连词，只是懒。这可以说是因袭文言的病。 以上都是从沿用文言着眼。 一·四·一他要训练大众，产造一个蓬勃的社会。 一·四·二兴盛多闹的街啊！ 一·四·三一个丑貌的胖老fù。 一·四·四七嫂子越长越丰肥了。 一·四·五（风）一时从后面吹来，使你向前蹲上好几步。 朱自清经典二六五朱自清经典二六六一·四·六因为我口才的不好，说话总被人认为趣材。 一·四·七cāo着那急速而带有些气愤的步伐。 一·四·一“产造”，其实是“产生”或“创造”。一·四·二“多闹”，只是“热闹”。一·四·三“丑貌的”，其实是“丑的”或“丑陋的”；这句话也可以说，“丑而胖的老fù”。一·四·四“丰肥”，只是“胖”。一·四·五“蹲”，其实是“冲”（去声）。一·四·六“趣材”，其实是“打趣的材料”。一·四·一到一·四·四的作者，似乎都在有意避熟就生，创造新语。避熟和创新是好的；语言的生长，这是主要的力量。但得有必要才成。时代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有些旧语不确切了，不适宜了，不够表现了，避熟创新是必要的。我们的时代显然是有这个必要的时代。但是像“产生”、“创造”、“热闹”、“丑”、“丑陋”、“胖”这些词，都还活泼泼的，用不着替身；这几例里所换的新词，反倒见得不亲切。其中“丑貌的”一语，更是文言白话的生凑。一·四·五的作者，也许不知道“冲”（去声）这个词，一·四·六的作者也许不知道“打趣”这个短语，他们觉得有必要创造新语。 但按一般的标准看，这些并不是必要的。一·四·七“cāo”，在文言里原有“使用”的意思，如“cāo舟”之类；引申为“cāo练”，就是“练习”。我们说“体cāo”、“军cāo”，正用的这个意思。一·四·七是描写学生在阅览室里找不着空位子跑出去的情形。说“用着那急速而带有些气愤的步伐”，固然太松泛；说“走着那急速而带有气愤的步伐”，也还见不出那神气。只有“cāo着”，教我们联想到“体cāo”和“军cāo”，才能领会到那股劲儿。只在这种情势之下，避熟创新才是必要的。至于上面几例，都可以说是滥增新语的病。 一·四·八散步可以说是我日常的功课，无论怎样忙，在饭后也要为它牺牲半个钟头。它在富兰克林和爱迪生的养身秘诀（里）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独在理论上是合法，而且实用起来，也的确够味。 一·四·九它们（指道德和体格的修养）是需相当长久的时间。 一·四·一○和着恐怖奔腾澎湃呼呼的风声。 他称代词的“她”、“它”（同“牛也”），都是适应翻译的需要而新造的词。白话文受翻译文体的影响极大，也便通用了这两个词。但在我们口里，女xìng的他称本来也说“他”，现在只是在写下来时换了偏旁，改变很小，所以“她”字到处好用。“它”便不一样。我们口语里向来大都只说“这”、“那”、“这东西”、“那东西”、“这件事”、“那件事”、“这些”、“那些”，惟有在“管他呢！ ” “听他去好了！ ”一类句子里，“他”有时是指一件事，一种情形，似乎相当于“它”字。但都是轻读，没有重读的，和“它”字毕竟不同。现在的白话文，渐渐接受了“它”这个词。可是只在用作单数来指有形和无形的“物体”时，看着顺眼；若用着复数，或用来指事件、情形、抽象观念，就似乎太生硬、太拗了母舌了。原来“它”和“他”、“她”读音相同，跟西文三词异音的不一样；有点限制，也是当然的。 一·四·八的“它”若改为“这件事”，一·四·九的“它们”若改为“这些”或“这件事”，便不致像现在这样的别扭了。一·四·一○“和着”，照原作上看，并不是“应和”的意思，而是连词。那么，只是说“和”就够了。作者用“和着”，是想教“和”字带动词xìng，造一个新语。但尽可说“夹着”或别的，用不着这么办。这些可以说是强变词例的病。 以上都是从创用新词着眼。 1940年6、12月，《国文月刊》第一、四期。 （本文原为未完稿。———编者）朱自清经典二六七朱自清经典二六八写作杂谈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也倾慕过《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知道对于小说没希望，尝试的很少。那时却爱写诗。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lún。我只是一个老实人。或一个乡下人，如有些人所说的。———外国文学的修养差，该也是一个原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实在是确切的评语。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 后来丢开诗，只写些散文；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 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好似对大品文而言，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小说的谨严的结构，写起来似乎自由些。 但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处说到“无可无不可”，有“无论是升的沉的”一句话。升的“无可无不可”指《论语》里孔子的话，所谓“时中”的态度。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无可无不可”，只是“随便”、“马虎”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懂这“升的沉的”。也许那句话太简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简固然容易晦，繁了却也腻人。我有一篇《扬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长衫，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用不着特别叙出。他的话有道理。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这是我才力短，不会选择。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不能自由运用事实，这是一例。 我的《背影》、《儿女》、《给亡fù》三篇，注意的人也许多些。《背影》和《给亡fù》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亡fù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写《给亡fù》那篇是在一个晚上，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几乎用不上力量来。但是《儿女》，还有早年的《笑的历史》，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给亡fù》，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fù》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所谓老调子是受《点滴》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后来徐志摩先生，再后来梁宗岱先生、刘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算是异军突起，可是人很少。话说回来，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原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 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和一些《lún敦杂记》。那时真是“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已经腻了，而且有人攻击。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详确的知识作根据，才能有新的贡献。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实在太贫乏了，所以写出来只是han尘。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这时候散文进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创作，卞之琳先生的翻译，写那些精细的情感，开辟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说笑，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既没有创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原故。但是自己总不甘心，还想尝试一下。于是动手写《语文影》。 第一篇登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平明》上，闹了点错儿，挨了一场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书》。试了一篇，觉得力量还差得多，简直不能自圆其说似的，只得暂且搁下。我是想写些“正论”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笔，也得再修养几年。 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正义》（见《我们的七月》），虽然幼稚，倒还像“正义”，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语文影》。这和《世情书》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 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一是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却也成为大小说家。但是他若讲究文字，岂不更美？ 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 为一般写作者打算，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不是别人。二是不一定创作，“五四”以来，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唯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们都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戏剧。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这也是时代如此，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写文学作品，应用的范围比较朱自清经典二六九朱自清经典二七〇窄。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青年人办不了，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报纸上可以见出。“写作”这个词代替了“创作”流行着，正显示这个趋势。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不能创作，便该赶紧另找出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闻的写作。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从社会福利上看，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 1943年9月，《文艺写作经验谈》，天地出版社印行。 关于写作答问一写作趣味的由来读《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都曾给我影响。家庭问题是我早年写作的主要题材。我的天xìng又自幼就爱好写作。 二写作年龄的开始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聊斋志异》式的山大王的故事，词藻和组织大约还模仿林译小说，得八千字。写成寄于《小说月报》被退回。稿子早已失去。那时还集合了些朋友在扬州办了一个《小说日报》，都是文言，有光纸油印，只出了三天就停了。自己在上面写过一篇《龙钟人语》，大概是个侠客的故事，父亲讲给我听的。 大学时代受了《新青年》的启示，开始学习白话文写作。但写得很少。记得曾仿效《新青年》和《新潮》上的新诗写过一首，中间引了“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别的却忘了。诗旨大概是人生的慨叹。大学毕业，做了国文教师，那时二十一岁。有一回寄了两首新诗给《小说月报》，主编给我登出，并来信鼓励，不久又发表了我的名字在特约撰稿人里。这些鼓励影响我极大，我后来的写作可以说都是从这儿来的。我很感谢该刊的主编。那时多写诗，也写了几篇小说样的东西，散文的写作略晚些。 三写作的生活叙述写作时间，我爱晚间，晚上事情完毕，写作可以定心些。 写作时间抽烟，比平常多些。早年没有学会抽烟，每回停笔思索，便用笔尖在纸上尽蘸。一个朋友看了那些笔尖痕，替我着急。 四写作速率和作品修删我写作很慢，平均每天只能写两千字，每次写作的持久力只有两小时左右。 我早年写作，都先起草，如《笑的历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是逐节起草的。后来觉得起草太费工夫，做作气也重，便直写下去。因为得随时斟酌字句，所以写得很慢。既然随时斟酌，完篇后改动便少。但是我若能将稿件留两三天再看一回，往往也还有修删的地方。我觉得稿成后隔两三天复审一回是很有益处的。 五写作上的困难之点早年作诗，因为自己想象力薄弱，常感到观念的推拓的困难。 写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饰。语句的层次和词义、句式，我都用心较量，特别是句式。《欧游杂记》序里曾提到我怎样变换句式。 六写作完成的感觉作品完成，了一桩事，总有些如释重负的愉快，却不一定是“胜利”的感觉。 失败的感觉也有过。往年给《今日评论》写了一篇散文，一个朋友看了说不成，我朱自清经典二七一朱自清经典二七二将那篇稿毁了。 七《欧游杂记》发表后的感觉《欧游杂记》里懊悔的地方很多，因为有些话，关于绘画的，太外行了。《滂卑故城》那篇，我也很想删去。 八作品落选后的感觉奋勉二字而已。 九对别人批评的观感朋友的零星的批评对我很有益。别人的批评说到我的很少。有些概括的判断虽然确当，却不能使我改进，因为我的才力只能如此这般。 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去年丁易、王了一、李广田三位先生在本刊上讨论“大学里传授新文学”以及“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的问题。我赞成李先生在《文学与文化》（第四十三、四十四合期）里的论点，根据他的论点，大学里应该而且可以传授新文学，并教给人怎样创作。他指出现行的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表里规定得有种种旧文学的习作；旧文学的习作或创作既然可以在大学里传授，新文学应该也可以的。至于说大学中文系不应该以造就作家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可能造就作家，他也承认；但是他以为中文系也不应该专以造就学者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就可能造就学者。这两点我都同意。可是也许还有人以为新文学的作品没有经过时间淘汰，没有客观的选择和批评的标准，那些应该教，那些不应该教，定起来很难；只凭个别的教师的判断，未必妥当，可能只是浪费教学双方的精力和时间。再说新作品和新作家不断的出现，教师不能尽读，读了的也不能现蒸热卖的就拿来教人；而学生对于这些新作品和新作家也许读的倒比教师多，这就更难。这两层意思合起来，也许就是各国大学不传授现代文学的传统的理由罢。但是在科学方面，大学课程却包括已有定论的现代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可以就有定论，正因为有客观的标准的原故。现代文学确是不能如此。不过中国的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另起炉灶的新传统，是现代化的一环。大学的目的或使命，如李先生所说，是“批判地接受旧的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的文化”。要做到后一层，就不能不理会新文学。中文系的学生希望教学新文学，像王了一先生文章里说的，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应该有的情形。到了现在，我们的新文学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新传统已经建立起来，对于有些作家与作品已经有了差不多公认的评价，我们是可以相当的客观的来选择来教学了。 再说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旧文学的那些定论，我们也只是批判的接受，并不一味信从；我们正在改变旧传统，扩大它，看看这些年中学国文教科书里选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在现代，选择和批评旧文学，其实并不比选择和批评新文学容易多少。自然，教新文学也得有个时期的限断，例如限至抗战以前或抗战终了都未尝不可。以后新出现的作品和作家就只能在王了一先生说的演讲或讨论会里提出来，没法放到教室里去。 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的主张逐步实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开过“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课程，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是选修科，学生选修的不少。我希望国内各大学中文系至少要开设这一个选修科目；照现行的办法，添设科目，大学各系是有权决定的。进一步是将新文学放进必修科里。李先生主张中国文学史课里应分一部分时间给现代文学，我同意。不过我知道教这课的教师总感到时间不够分配，讲完清朝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现代文学更谈不到了———即使他们有兴趣讲它。我自己是讲到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为止，我想通史讲到这儿也够了。若朱自清经典二七三朱自清经典二七四能添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课程，将新文学放在末一期里，那就可以讲得详细些。此外必修科的文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也可以留一部分时间给现代文和现代诗（白话文和白话诗）。为了教师的方便，还可将这两种课程各分为两段，一段是古代，占四或五学分；一段是现代，占二或一学分。清华大学中文系将这两种课程分得更细些。除照部定的不分段的之外，更有分段的：文选分先秦、汉魏六朝、唐宋三段，诗选分汉魏六朝、唐、宋三段，每段三学分，一学期教完。学生可以只选一个不分段的，也可以选两个分段的。一学年中或开不分段的，或开一个两个分段的，看情形而定。现在我们决定再各加上现代一段，也是三学分。这整个办法得多一两位教师才成。还有小说戏剧选一科，全年四学分，我们现在将它分为小说选和戏剧选，各二学分。照一般的了解，这个课程只教旧的，小说从唐朝到清朝末年，戏剧从元朝到清朝初年。我们现在分为两部分，旧的和新的分年轮流教；例如本年度我们开了旧小说选和现代戏剧选，下年度就打算开现代小说选和旧戏剧选。学生必须选习一种小说选和一种戏剧选，但是可以不拘新旧。我详细的举出这些办法来，见得在现行的大学中文系课程里加进新文学是不难的，并不必等教育部改定科目表，只要文学院和中文系的主持人有兴趣提倡新文学就行了。 以上是我的第一个意见。但是新文学既然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环，要传授它，单将它加进旧文学的课程集团里是不够的，我们得将它和西洋文学比较着看，才能了解它，发展它。一方面我们要批判地接受旧文化、旧文学，也非有这种比较研究不可。经过这种比较研究，才能够建立起现代化的标准，进行批判的工作。李先生主张“尽可能使（中文、外文）两系沟通”，主张“设置中外文互选课”，如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概论”、“传记文学”和外文系的“翻译”等（都是选修科目）。我本来不看重“文学概论”这一科，觉得“概论”往往肤泛而不切实。但是我渐渐知道这未免是不切实的“高论”，像“文学概论”这课程，若是选材适当，对于沟通中西文学是大有帮助的。学生也迫切需要这种比较的沟通中西的知识来做他们的引导，在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李先生教这个课，那时选修的人极多，可以为证。清华大学中文系现在更将“文学概论”放进必修科目里，翻译这个课也照常开着。此外现行中文系的必修课程里还有世界文学史一科，和第二年外国文并列，学生可以选择二者之一。这世界文学史一科，也是比较研究和沟通中西的门径。王了一先生提到“从前清华中文系以西洋文学史为必修科，学生多数是英文颇差的，他们竟是叫苦连天”。这是事实。那时西洋文学史是西文系的课，教师是外国人，指定阅读的分量很重，中文系的学生修这个课，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上头，差不多反客为主，可是还常有不及格的。现在世界文学史是中文系的课，用中国话讲，指定阅读的是翻译的名著，学生就不会叫苦了。但是也许有人说这样用翻译教世界文学史不道地，学生得到的知识不确切、不真实。这话也有道理。不过能够直接读外国文的，教师还是鼓励他们去读原书；不能的这样从翻译学习，也可以长进不少。况且这一科的目的原在供给比较的材料，我们主要的还在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新文化；配合这个迫切的需要，暂时从翻译入手也很好。至于久长之计，王、李两位先生都提到闻一多先生的中外文合系的主张，诚如王先生所说，“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个意见。 闻先生的《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的稿子，经我整理成篇，就在本刊本期发表（六十三期）。 去年上半年他曾向我谈过这种主张，我那时不赞成。一来觉得一国的语言文学最具特xìng，应该独立成为一个学系，英、美大学也都还如此。二来觉得抗战前有独立的中国文学系，抗战胜利了，倒取消了它也不甘心似的。后来回到北平，见到他的这篇遗稿，又和别人讨论，渐渐觉得他的主张很有道理。 关键在我们的新文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新文学和新文化趋向现代化，需要比较的研究来加速它。王了一先生说：“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话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我们更希望这类人才加上中国文学的修养。 只有几种“中外文互选课”究竟还不够。 一方面要“批判的接受旧的文化”，养成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只有几种“中外文互选课”也究竟不够。“中外文合系”之后的文学系，的确是能够配合这两方面的需要的。 至于特xìng一层，有一位同学指出历史学系包括着中外历史，中国史的特xìng却并没有因此消失。闻先生也曾提到哲学系讲中西哲学，政治学系讲中西政治制度和思想，但是论到特xìng，似乎中国语言文学最显著，其次就数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特xìng并没有因为和西洋历史合系而消失，中国语言文学的特xìng大概也不会因为“中外文合系”而消失的，我们很可放心。至于语言学的发展要求独立成一学系，闻先生说得够明白，我没有什么补充的。 不过，李先生说过，“在今天，两系合并还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当然还有困难”，也是不错的。我想现在第一个困难是两个新的学系难得合式的主持人，因为过去人们所受的语言文学的训练都是中西分开的，兼通的极少，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少。第二是两系只分四组，课程定起来很难精当；若是多分组，又太破碎。而一般人的爱国的成见，像我自己所曾感到的，消除也不易，因此请求教育部批准也就没有多少希望。再说各大学的中外文系同仁赞成这个建议的恐怕一时也不会很多。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最好先由一两个大学试办。先由中外文系商定朱自清经典二**朱自清经典二七六新的两系四组的课程，这些课程限于中外文系已经有的，不增加教师。下学年中外文系二年级学生愿意修习新的两系课程的，让他们照规定的选修，但是愿意留在原系也成。修习新定课程的，由文学院长签字，将来可以作为文学系或语言学系毕业。这样暂时还维持中外文系，并不成立新的两系，问题就少得多。这样向教育部请求，或者可以得到同意的。 1947年12月11日，《国文月刊》第六十三期。 附录：《国文教学》后记叶圣陶《国文教学》原是一本小册子，收集佩弦跟我的单篇文章，有关国文教学的。 编成两部分，一部分他的，一部分我的，还附一篇浦江清先生的文章。现在编佩弦的全集，就把他的一部分拿出来，又补入《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论诗学门径》、《文病类例》、《写作杂谈》、《关于写作答问》、《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共六篇，连同他原先的序文，成为一卷，仍旧叫做《国文教学》。补入的六篇是朋友们收集的，都跟国文教学多少有些关联。 1950年4月。 朱自清经典二七七朱自清经典二七八.... ....................读书指导精读指导举隅例言一本书是郭子杰馆长委托我们写的，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 二本书专重精读指导，书中选了六篇文作例子。计记叙文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小说也是记叙文的一种，抒情文一篇，说明文一篇，议论文二篇。 三本书没有选诗歌。但《谈新诗》的“指导大概”里谈的都是诗歌；诗歌的指导方法大致不外乎此。 四本书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学教师说的。我们力求各项建议切实可行，而且相信如此。我们知道事实上能作到“前言”里所说各项的还不太多，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达到那些标准。那些标准决不只是理想的。 五本书各篇“指导大概”是用教师的口气向学生说的。我们所注重的是分析文篇，提示问题，因而进行讨论。 “前言”的第三项有详细的说明；六篇“指导大概”便是实例。这六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我们可并不是说“指导”就由教师一个人这样从头至尾演讲下去。 “指导”得在讨论里。讨论时自然有许多周折，有许多枝节。但若将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自然该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这六篇“指导大概”就是这种报告。倘若各位教师能细心研读我们的报告，能采纳这些报告里分析文篇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应用在别的文篇的精读指导里，郭馆长和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六本书各篇，我们虽都谨慎的用心的写出，但恐怕还有见不到的错误。盼望各位教师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 ...... .. .. ........鲁迅《yào》指导大概yào一①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②“小栓的爹，你就去么？ ”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晤。”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jiāo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 你娘会安排的。”③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④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⑤“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⑥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朱自清经典二七九朱自清经典二八〇⑦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⑧“喂！ 一手jiāo钱，一手jiāo货！ ”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⑨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jiāo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 怎的不拿！ ”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⑩“这给谁治病的呀？ ”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 ”“得了。”......两个人一起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 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么？ ”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 ”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吃下去罢， ——病便好了。”......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xìng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xiōng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 ——便好了。”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 ——你生病么？ ”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没有？ ——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ròu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 好了么？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 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 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 ..横ròu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 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 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 不就是夏四nǎinǎi的儿子么？ 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ròu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xiōng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 ———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 ”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 “夏三爷朱自清经典二八一朱自清经典二八二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 银子！ ———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 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sāoyǎng，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 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 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然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han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nǎinǎi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你看，—看这..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 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 ”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指导大概本篇是短篇小说。正题旨是亲子之爱，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这故事是在清朝的末年，那时才有革命党；本篇第三段“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一句话，表示了革命党的主张，也表示了朝代。这故事是个小城市的故事，出面的人物也都是小城市的人物。那时代的社会还是所谓封建的社会；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自然充满了封建社会的色彩。从华老栓到夏四nǎinǎi，都是如此。 故事只是这样：小茶馆的掌柜华老栓和华大妈夫fù只有小栓一个儿子，像是已经成了年。小栓生了痨病，总不好。老夫fù捡到一个秘方，人血馒头可以治好痨病。老栓便托了刽子手康大叔；当然，得花钱。刚好这一个秋天的日子，杀一个姓朱自清经典二八三朱自清经典二八四夏名瑜的革命党，老栓去向康大叔买回那人血馒头，让小栓吃了。小栓可终于没有好，死了。那夏瑜是他的三伯父夏三爷告了密逮着的。夏瑜很穷，只有一个老母亲，便是夏四nǎinǎi。他在牢里还向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宣传革命，却挨了两个嘴巴。 夏三爷告密，官厅赏了二十五两银子。一般人没有同情那革命党的。他是死刑犯人，埋在西关外官地上；华家是穷人，小栓也埋在那里。第二年清明，华大妈去上坟，夏四nǎinǎi也去。夏四nǎinǎi发见儿子坟上有一个花圈，却不认识是什么，以为他让人冤枉死了，在特意显灵呢。华大妈瞧着夏四nǎinǎi发怔，过去想安慰她；看见花圈，也不认识，只觉得自己儿子坟上没有，“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她终于劝着夏四nǎinǎi离开了坟场。 本篇从“秋天的后半夜”①老栓忙着起来去等人血馒头开场。第一段说到馒头到了手为止。第二段说老栓夫fù商量着烧那馒头，直到看着小栓吃下去。第三段康大叔来到茶馆里，和老栓夫fù谈人血馒头；从馒头谈到了那革命党。这却只是茶客们和他问答着，议论着。这两段里都穿chā着小栓的病相。第一段的时间是后半夜到天明；第二、三段只是一个早上。第四段是第二年清明节的一个早上，华大妈去上儿子的坟，可见小栓是死了。夏四nǎinǎi也去上儿子的坟，却有人先已放了一个花圈在那坟上。第一段里，主要的是老栓的动作；第二段里是华大妈的。第三段里主要是康大叔和茶客们的对话。第四段里主要的却是夏四nǎinǎi的动作。 老栓和华大妈都将整个儿的心放在小栓的身上，放在小栓的病上。人血馒头只是一个环；在这以前可能还试过许多方子，在这以后，可能也想过一些法子。但只这一环便可见出老夫fù爱儿子的心专到怎样程度，别的都不消再提了。鲁迅先生没有提“爱”字，可是全篇从头到尾都见出老夫fù这番心。他们是穷人。不等到第四..里我们才知道，从开始一节里段说小栓埋在“穷人的丛冢”....“华老栓”这名字，和“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便看出主人公是穷人了。穷人的钱是不容易来的，更是不容易攒的。华大妈枕头底下那一包洋钱，不知她夫fù俩怎样辛苦才省下来的。可是为了人血馒头，为了儿子的病，他们愿意一下子花去这些辛苦钱。“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才掏出那包钱。老栓“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②。他后来在丁字街近处的那家铺子门边站着的时候，又“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⑤。这些固然见出老夫fù俩钱来的不易，他们可并不是在心疼钱。他们觉得儿子的命就在那人血馒头上，也就在这包钱上；所以慎重的藏着，慎重的装着，慎重的守着。这简直是一种虔敬的态度。 老栓夫fù是忙人，一面得招呼茶客们，一面还得招呼小栓的病。他们最需要好好的睡。可是老栓去等馒头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足，也没有睡好；所以第二天早上两个人的眼眶都围上一圈黑线..............。这一夜..。那花白胡子甚至疑心老栓生了病..老栓其实不必起来得那么早，连华大妈似乎都觉得他太早了一些，所以带点疼惜的说，“你就去么？ ”②但是这是关系儿子生命的大事，他怎敢耽误呢！ 大概他俩惦记着这件大事，那上半夜也没有怎样睡着，所以第二天才累得那样儿。老栓出了门，到了丁字街近处那家关着门的铺子前面立住，“好一会”④，才有赶杀场的人“从他面前过去”⑤，他确是太早了一些。这当儿华大妈也不会再睡。她惦记着，盼望着；而且这一早收拾店面是她一个人的事儿。老栓出门前不是叫了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 你娘会安排的”②。“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可见她起来也是特别早的。两夫fù一个心，只是为了..儿子。 老栓是安分良民，和那些天刚亮就起来赶杀场的流浪汉和那些刽子手不是一路。他们也看出他的异样，所以说，“哼，老头子。”“倒高兴。”⑤“这老东西”⑨，他胆儿小，怕看杀人，怕见人血，怕拿人血馒头。他始终立在那铺子的檐下，不去看杀场。固然他心里只有儿子的病，没心赶热闹去；害怕可也是一半儿。他连那些去看杀人和那杀人的人的眼光都禁不起⑤⑧，他甚至看见那杀人的地方———丁字街———，听见讥讽他也来看杀人的话，都“吃一惊”④⑤，何况是杀人呢？ 人血馒头是那刽子手送到他面前来的。他还不敢接那“鲜红的馒头”⑧，是那刽子手扯下他的灯笼罩，塞给他，他才拿着的。这人血馒头本该“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可是老栓夫fù害怕这么办。“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和那..才决定拿一片老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烧了给小栓吃。他们不但自己害怕，还害怕小栓害怕，所以才商..量出这个不教人害怕的办法来。他们硬着头皮去做那害怕的事儿，拿那害怕的东西，只是为了儿子。但他们要尽可能的让儿子不害怕，一来免得他不敢吃，二来免得他吃下去不舒服。所以在重包馒头的时候，华大妈“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 “那红的馒头” ..——但那是人血....—..。她正是害怕小栓看见..。 馒头，能治病，小栓是知道的。 老栓夫fù唯一关心的是小栓的病。老栓起来的时候，小栓醒了，“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②，他出门的时候，吹熄灯盏，特地走向里屋子去。小栓又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他不要起来，店面由他娘收拾去②。“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③，老栓才出了门。一个作父亲的这样体贴儿子，也就算入微了。母亲自然更是无微不至。重包馒头时华大妈那句话，上节已引过了。她和小栓说话，给小栓作事，都是“轻轻”的。第二段第三段里见了三回：一回是“轻轻说”..“候他气喘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又一回是....，一回是....，老栓固然也是..“轻轻的问道”..“低低的叫”，但那是在夜里，在一个特殊境地里。华大妈却常是“轻轻”的，老是“轻轻”的，母亲的细心和耐xìng是更大了。 老栓夫fù是粗人，自然盼望人血馒头治好小栓的病，而且盼望马上治好。老栓在街上走的时候，“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③。他的高兴，由于信和望。他拿到那馒头的时候，听得有人问他话。 “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⑩。这是一种虔敬的信和望。华大妈的信和望和老栓其实不相上下。 “老栓走到家..”的时候，她“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问：“得了吗？ ”....只这半句话，便是她的整个儿的心。后来她和小栓说，“吃下去朱自清经典二八五朱自清经典二八六罢，——病便好了”..“睡一会罢，—....。她盼望小栓的病—..——病便好了”....。又说，便会好的。所以小栓又在吃饭的时候，她便“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 ——你仍旧只是肚饿？ ” ”....“仍旧”这个词表示她的失望，也就是表示她—....，也由于她的盼望；她盼望小栓的盼望。她不高兴“听到‘痨病’这两个字”....不是“痨病”。她知道他是可是不相信他是，不愿意他是，更不愿意别人说他是“痨病”。老栓和她一样的盼望着小栓不是“痨病”，可是他走到家，看见小栓坐着吃饭的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是男人，自然比华大妈容易看清楚现实些，也比她禁得住失望些。但是他俩对于那个人血馒头却有着共同的信和望。 小栓吃下那馒头的时候，“一面立着他的父亲， ..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 老两口子这早上真高兴。老栓一直是“笑嘻嘻的”。那花白胡子说了两回：一回在康大叔来到茶馆之前，他说，“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生病） ”....一回在康大叔来到之后，他说，“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 ..。老栓如此，华大妈可想而知。康大叔来到的当儿，老栓“笑嘻嘻的听”，华大妈也“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他俩的笑出于本心。后来康大叔说出....“痨病”那两个字，华大妈听到“变了一点脸色”，“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那笑却是敷衍康大叔的。敷衍康大叔，固然也是害怕得罪这个人，多一半还是为了儿子。她谢康大叔的那一句话......，感激是真的。他们夫fù俩这早上只惦着馒头，只惦着儿子；很少答别人的话———自然，忙也有点儿。老栓不答应路上人的问话，上文已提过了。烧馒头的时候，驼背五少爷接连问了两回，老夫fù都没有答应；虽然“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花白胡子问，“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 ——..—你生病么？ ”他也只答了“没有”两个字......，就打住了。连康大叔来，他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早上他夫fù答别人的话只有华大妈的一句和他的半句。奇怪的是，他们有了那么一件高兴的事儿，怎么不赶紧说给人家听呢？ ——特别在花白胡子向老栓探听似的问着的时候。也许因为那是一个秘方，吃了最好别教人家知道，更灵验些；也许因为那是一件罪过，不教人家知道，良心上责任轻些。若是罪过，不但他俩，小栓也该有分儿。所以无论如何，总还是为了儿子。 小栓终于死了。不用说，老夫fù俩会感到种种“不足和空虚”。但第二年清明节，去上坟的却只有华大妈一个人。这是因为老栓得招呼店面，分不开身子。他俩死了儿子，可还得活下去。茶馆的生意是很忙的。第三段里说，“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驼背五少爷也说，..“老栓只是忙”....，他一个人是忙不开的，得华大妈帮着。所以这一日“天明未久”....，她便去上坟..，为的是早点回来，好干活儿。她在小栓坟前“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儿子刚死在床..上，也许可以不相信，也许还可以痴心妄想的等候他活转来；儿子死后，也许可以等候他到梦里相见。现在是“天明未久”在儿子的坟前，华大妈心里究竟在等候着些什么呢？ ..或者是等候他“显点灵”罢？“微风起来，吹动她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半年来的伤心日子，也够她过的了。华大妈如此，老栓也可想而知。 她后来看着夏四nǎinǎi在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 ”....。所以在夏四nǎinǎi发怔的时候，“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劝慰......。这种同情....，正是从“儿子”来的。后来见夏家儿子坟顶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夏家儿..子的坟确有些与众不同，小栓的似乎相形见绌。这使她“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她是在羡慕着，也妒忌着，为了坟里的儿子。但是她还同情....，..才....。她早就该的陪着夏四nǎinǎi，直到“上坟的人渐渐增多”..“想到要走” ..回茶馆帮老栓干活儿，为了同病相怜，却耽搁了这么久，将活儿置之度外。她整个儿的心，还是在“儿子”身上。———以上是亲子之爱正题旨。 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这只从侧面见出。那革命党并没有出面，他的故事是在康大叔的话里，和夏四nǎinǎi的动作里。故事是从那人血馒头引起的。第三段里那花白胡子一面和老栓说（那时华大妈已经“搭讪着走开了”..“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 究竟是什么事？ ’ ”......从这几句话里可以见出那位革命党的处决，事先是相当秘密的；大家只知道那是“夏家的孩子”，犯了不寻常的死罪而已。难怪康大叔刚进茶馆“便对老栓嚷道”：—— .. “信息”自然也是秘密—“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那的。他回答花白胡子的第一问：“谁的？ 不就是夏四nǎinǎi的儿子么？ 那个小家伙！ ”接着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这些话并不是回答..花白胡子，只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自己有点牢sāo罢了。夏三爷独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康大叔羡慕这个。他自然不会忘记老栓的那包洋钱，可是比起“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那就不算什么了。何况那是“一手jiāo钱，一手jiāo货”⑧。而且是他“照顾”..“信息灵”，他说运气了老栓....老栓的，怎能算是他的好处！ 他说....，“第一要算我们的栓叔运气”，都是要将人情卖在老栓的身上。但就故事的发展说，这一节话却是重要的关键。那革命党是不出面的。他的故事中的人物，全得靠康大叔的嘴介绍给读者。这儿介绍了夏四nǎinǎi，第四段里那老女人便有着落了。那儿不提起“夏四nǎinǎi”，是给华大妈留地步；那一段主要的原是夏四nǎinǎi的动作，假如让华大妈分明的知道了那老女人就是夏四nǎinǎi，那必露出一番窘相。那会妨碍故事的发展。但他听了那老女人“他们都冤枉了你”......一番话之后，好像也有些觉得了；“似乎卸了一挑重担”那一句便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又介绍了牢头红眼睛阿义和那告官的夏三爷；这些是那片段的故事的重要角色。但康大叔并没有直接回答花白胡子的第二问，他只说“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 还要劝牢头造反”....。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没“关在牢里”..的时候，不用说是在“造反”了；这还不该杀头之罪吗？ 不但他该杀头，夏三爷要是“不先告官”，连他也会“满门抄斩”呢......。这就是回答了花白胡子了。至于详细罪状，必是没有“告示”；大约只有官知道，康大叔也不会知道的。 朱自清经典二八七朱自清经典二八八康大叔提到那革命党，口口声声是“那个小家伙”....“这小东西”......，..“贱骨头”....。那革命党向红眼睛阿义说过..，........。..一面还称赞“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红眼睛阿义是他”；康大叔说这不是“人话”.. “夏三爷真是乖角儿” ..一流人，第一是想得好处。他原知道那革命党“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sāoyǎng，便给他两个嘴巴”....。这儿借着阿义的口附带叙述了那革命党家中的情形。康大叔和阿义除了都想得到好处之外，还都认为革命党是“造反”，不但要杀头，而且有“满门抄斩”之罪。他们原是些做公的人，这样看法也是当然。那热心的革命党可不管这个，他宣传他的。阿义打他，他并不怕，还说“可怜可怜”呢......。革命者的气概从此可见。但是一般人是在康大叔阿义这一边儿。那二十多岁的茶客听到说“劝牢头造反”，道，“阿呀，那还了得！ ”“很现出气愤模样”....。那驼背五少爷听到..“给他两个嘴巴”，便“忽然高兴起来”，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那花白胡子听到康大叔“还要说可怜可怜哩”....那句话，以为那革....命党是在向阿义乞怜了，便看不上他似的道，“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经康大叔矫正以后，他“恍然大悟似的说”，“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那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那驼背五少爷后来也..。他们三个人原先怎么也想不到“点着头说”，“疯了”....“可怜可怜”是指阿义说的，所以都是“恍然大悟”的样子。那三个茶客代表各种年纪的人。他们也都相信“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他们和康大叔和阿义一样，都觉得“那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而且“简直是发了疯了”。—— “疯子”这名目是“吃人”的巧妙的借..—口；这是封建社会的“老谱”。 ..《狂人日记》里也早已说过了的。———这就无怪乎夏家的亲戚早不上他家来了....。 （夏四nǎinǎi“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句话里的“来”字不大清楚；若说“来往”，就没有歧义了。）其实就是夏四nǎinǎi，她对于革命党的意见，也还是个差不多。不过她不信她儿子是的。她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又说，“可怜他们坑了你”。她甚至疑心他坟顶上那“一圈红白的花”是“特意显灵”要她知道的。她是爱她的儿子，可是并没有了解她的儿子。革命者是寂寞的，这样难得了解和同情的人！ 幸而，还不至于完全寂寞，那花圈便是证据。 有了送花圈的人，这社会便还没有死透，便还是有希望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他不愿意抹杀人们的希望，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平空添上”一个花圈在瑜儿的坟上。这是他的创作的态度。第四段是第一个故事的结尾，尤其是第二个故事的结尾。这里主要的是夏四nǎinǎi的动作；可是用了“亲子之爱”这个因子，却将她的动作和华大妈的打成一片了。 通常说短篇小说只该有“一个”题旨，才见得是“经济的”。这句话不能呆看。正题旨确乎是只能有“一个”，但正题旨以外不妨有副题旨。副题旨若能和正题旨错综糅合得恰到好处，确有宾主却又像不分宾主似的，那只有见得更丰厚些，不会松懈或枝蔓的。这一篇便可以作适当的例子。再有，小说虽也在叙述文和描写文类里，跟普通的叙述文和描写文却有些不同之处。它得有意念的发展。普通的叙述文和描写文自然也离不了意念；可得跟着事实，不能太走了样子，意念的作用不大。小说虽也根据事实，却不必跟着事实；不但选择有更多的自由，还可以糅合融铸，发展作者的意念。这里意念的作用是很大的。题旨固然是意念的发展，取材和词句也都离不了意念的发展。即使是自然派的作家，好像一切客观，其实也还有他们的意念。不然，他们为什么写这种那种故事，为什么取这件那件材料，为什么用这些那些词句，而不写、不取、不用别的，就难以解释了。这种意念的发展在短篇小说里作用尤其大。短篇小说里意念比较单纯，发展得恰当与否最容易见出。所谓“经济的”便是处处紧凑，处处有照应，无一闲笔；也便是意念发展恰到好处。本篇题旨的发展，上文已经解析。取材和词句却还有可说的。 本篇副题旨的取材，《呐喊自序》里的话已够说明。鲁迅先生的创作是在“五四”前后所谓启蒙时代（本篇作于民国八年四月）。他的创作的背景大部分是在清末民初的乡村或小城市里。所谓农村的社会或封建的社会，便是这些。鲁迅先生所以取材于这些，一方面自然因为这些是他最熟悉的，一方面也因为那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他要以智慧的光辉照彻愚蠢的过去。他是浙江绍兴人，他却无意于渲染地方的色彩；这是他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里曾经暗示了的。本篇的正题旨发展在人血馒头的故事里，正因为那故事足以表现农村的社会———愚蠢的过去。这故事包括三个节目：看杀头，吃人血，坐茶馆。看杀头的风俗代表残酷，至少是麻木不仁。《呐喊自序》里说日俄战争时在日本看到一张幻灯片，是日本人捉着了一个替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正在杀头示众，围着看热闹的都是中国人。鲁迅先生很可怜我们同胞的愚蠢，因此改了行，学文学，想着文学也许有改变精神的用处。本篇描写那杀场的观众，还是在这种情调里。这是从老栓的眼里看出：“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⑦。这些观众也真够热心的了。 吃人血的风俗代表残酷和迷信。老栓拿到馒头的时候，“似乎听得有人问他，‘这给谁治病的呀？ ’ ”⑩可见人血馒头治痨病还是个相当普遍的秘方，这也就是风俗了。老栓和华大妈都信仰这个秘方，到了虔敬的程度。小栓也差不多，他撮起那烧好的黑馒头，“似乎拿着自己的xìng命一般”..“包好！ ”......。康大叔说了四回....两回是向老栓夫fù说的，两回是向小栓说的，..虽然不免..........“卖瓜的说瓜甜”，但相信也是真的。那花白胡子也向老栓说，“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这病自然一定全好”....。一半儿应酬康大叔和老栓夫fù，至少一半儿也相信。可是..后来小栓终于死了！ ———老栓夫fù虽然相信，却总有些害怕；他们到底是安分良民，还没有那分儿残酷。他们甚至于感觉到这是一桩罪过似的。老栓方面，上文已提过了。第四段里说，“华**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 原来她听了夏四nǎinǎi向坟里的儿子一番诉说之后，似乎便有些觉得面前的老女人是谁，她那坟里的儿子又是谁了。想着自己儿子吃过人家儿子的血，不免是一桩罪过，这就是她良心上的“一挑重担”。在两人相对的当儿，夏四nǎinǎi虽然根本未必知道血馒头这回事，可是华大妈的担子却有越来越重的样子。“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夏四nǎinǎi的注意分开了，不只在坟里的儿子和..朱自清经典二八九朱自清经典二九〇面前的华大妈身上了，华大妈这才“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老栓夫fù的内疚若是有的，那正是反映吃人血的风俗的残酷的。《狂人日记》里不断提起吃人，固然是指着那些吃人的“仁义道德”说的，可也是指着这类吃人的风俗说的。那儿有“一直吃到徐锡麟”的话，徐锡麟正是革命党。那儿还说“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些都是本篇的源头———带说一句，本篇的“夏瑜”似乎影shè着“秋瑾”；秋瑾女士也是绍兴人，正是清末被杀了的一位著名的革命党。这人血馒头的故事是本篇主要的故事，所以本篇用“yào”作题目。这一个“yào”字含着“yào”（所谓“yào”）“yào？ ”“yào！ ”三层意思。 坐茶馆，谈天儿，代表好闲的风气。茶客们有些没有职业的，可以成天的坐着，驼背五少爷便是例子。“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可以算是茶客的典型。那时就是有职业的人，在茶馆里坐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也是常见的。这些人闲得无聊，最爱管闲事。打听新闻，议论长短，是他们的嗜好，也是他们的本领。没有新闻可听，没有长短可论的时候，他们也能找出些闲话来说着。本篇第二段里烧馒头的时候，驼背五少爷问，“好香！ 你们吃什么点心呀？ ”没有人答应。可是他还问，“炒米粥么？ ”仍然没人答应，他这才不开口了。找人搭话正是茶客们的脾气。第三段里那花白胡子看见老栓眼眶围着一圈黑线，便问，“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 ———你生病么？ ”老栓回答“没有”。 ..他又说，“没有？ ———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这是“取消了自己的话”....。这些都是没话找话的费话。康大叔来到以前，驼背五少爷提到小栓，那是应酬老栓的。康大叔来到以后，花白胡子也提到小栓，那是应酬康大叔和老栓的。这里面也有多少同情，但找题目说话，也是不免的。花白胡子向康大叔一问，这才引起了新闻和议论。那些议论都是传说的，也不负责任的。说来说去，无非是好闲就是了。 本篇的节目，大部分是用来暗示故事中人物的心理的。从上文的解析里可以见出。但在人物、境地、事件的安排上也不忽略。这些也都是意念的发展。第一段和第四段的境地都是静的，静到教人害怕的程度。老栓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③。夜的街真太静了，忽然来了个不出声的人，狗也害怕起来，溜过一边或躲在一边去了；老栓吃了两回惊，一半是害怕那地方，那种人，一半也是害怕那静得奇怪的夜的街。甚至那杀场，也只“似乎有点声音”，也只“轰的一声”⑨；这并不足以打破那奇怪的静。这个静是跟老栓的害怕，杀头和吃人血的残酷应合着的。第四段开场是“层层叠叠”的“丛冢”....中间，只放着两个不相识的女人。那也是可怕的静，虽然是在白天。所..以华大妈和夏四nǎinǎi开始搭话的时候都是“低声”....“低声”....；....便是害怕的表现。后来夏四nǎinǎi虽然“大声”向他的瑜儿说了一番话......，但那是向鬼魂说的，也不足以打破那个静。那时是：“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那“一丝发抖的声音”便是夏四nǎinǎi那节话的余音。后来“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可是似乎也没有怎样减除那个静的可怕的程度。本篇最后一节是这样：“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 ’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竦然的”一面自然因为两人疑心鬼魂当场显灵，一面还是因为那坟场太静了。这个静是应合着那丛冢和那两个伤心的母亲的。配着第一段第四段的静的，是第二段第三段的动；动静相变，恰像jiāo响曲的结构一般。 小栓的病这节目，只在第二段开始写得多一些；那是从老栓眼中见出他的瘦。 但在本篇前三段里随时都零星的穿chā着。咳嗽，“肚饿”，流汗，构成他的病象。咳嗽最明显，共见了六次②..........“肚饿”......；这两项共同见了两次........。 ....这样....，一个痨病鬼就画出来了从呼饭见，。 流汗也是在吃饭的时候康大叔是刽子手；他的；....形状，服装，举动，言谈，都烘托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那“像两把刀”的“眼光”，那“大手”⑧，那“满脸横ròu”....“块块饱绽”..，..已经..，高兴时便的..够教人认识他了，再加“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便十足见出是一个凶暴的流浪汉。他将那人血馒头送到老栓面前的时候，说的话..**，以及“摊着”“一只大手”⑧，以及“抢过灯笼，一把扯了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⑨的情形，也见出是一个粗野的人。他到了茶馆里，一直在嚷......“大声”........，在说话....。他说话是不顾到别人的。他没有顾老栓夫fù忌讳“痨病”这两个字。华大妈“搭讪着走开了”， ..他还“没有觉察，仍然提高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第三段末尾，小栓又在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的肩膀说：———‘包好！ 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 ”这都是所谓不顾别人死活，真粗心到了家。他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至少在这茶馆里。那花白胡子误会了“可怜”的意思，他便“显出看不上他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 ”....。在本篇里，似乎只有康..大叔是有xìng格的人，别的人都是些类型。本篇的题旨原不在铸造xìng格，这局面也是当然的。 第三段里茶客们和康大叔的谈话是个难得安排的断片或节目。这儿似乎很不费力的从正题旨引渡到副题旨，上文也已提到了。谈话本可以牵搭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慢慢的牵搭过去，就太不“经济的”。这儿却一下就搭上了。副题旨的发展里可又不能喧宾夺主，冷落了正题旨。所以康大叔的话里没将老栓撂下；小栓更是始终露着面儿。茶客参加谈话的不能太多，太多就杂乱了，不好收拾了；也不能全是没露过面的，不然前后就打成两橛了。这儿却只有三个人；那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是早就先后露了面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这些人都恭恭....，只加了那..。 ..敬敬的”........听康大叔的话。 ..“耸起耳朵”..“恭恭敬敬的”，也许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害怕这个粗暴的人；“耸起耳朵”，因为是当地当日的新闻，大家都爱听。———那花白胡子去问康大叔的时候，“低声下气的”....，也是两方面都有点儿。这样，场面便不散漫，便不漏了。但是谈话平平的进行下去，未免显得单调。这儿便借着“可怜可怜”那句话的歧义引出一番波折来。康大叔“冷笑着”对花白胡子说明以后，“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这是讨了没趣；是满座，不止那三个人。可是花白胡子和那二十多岁的人“恍然大悟”，将罪名推到那革命朱自清经典二九一朱自清经典二九二党身上以后，大家便又轻松了，———不是他们没有“听清”康大叔的话，是那革命党“发了疯了”，才会说那样出人意外的话。于是“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但这个话题也就到此而止。那悟得慢一些的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的半句“疯了”，恰巧是个尾声，结束了这番波折，也结束了这场谈话。 词句方面，上文已经提到不少，还有几处该说明的。第一段末尾，“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这些并不是从老栓眼里看出；这是借他回家那一条大道描写那小城市。匾已破了，那四个金字也黯淡了；其中第二个字已经黯淡到认不出了。这象征着那小城市也是个黯淡衰颓的古城市..；那些古旧的风俗的存在正是当然。第二段小栓吃下馒头，“却全忘了什么味”.. “与众..。他知道这是人血馒头，不同”，准备着有些异味；可是没有，和普通的烧馒头一样。烧馒头的味是熟习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所以觉得“全忘了什么味”。这儿小栓似乎有些失望似的。 第三段“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康大叔”“这”字是特指。“康大叔”这称呼虽已见于华大妈的话里........，上加“这”..，但在叙述中还是初次出现，加字表示就是华大妈话里的那个人，一方面也表示就是那凶暴粗野的流浪汉刽子手。又，“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是官赏了他银子。第四段夏四nǎinǎi“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这儿路的..“右边是穷人的丛冢”，小栓的坟便在其中，“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夏四nǎinǎi穷，不能将儿子埋在别处，便只得埋在这块官地的左边坟场里。她可不愿意人家知道她儿子是个死刑的犯人。她“天明未久”....，就来上坟，原是避人的意思。想不到华大**她还早，而且已经..上完了坟，“坐在地上看她”。这一来她儿子和她可都得现底儿了。她踌躇，羞愧，便是为此。但既然“三步一歇的走”来了......，那有回去的道理，到底还是上坟要紧，面子上只好不管了；所以她“终于硬着头皮走”过去了。后来她“大声”说的一番话....，固然是给她儿子说的，可也未尝没有让华大妈听听的意思，——她儿..—子是让人家“冤枉了”“坑了”，他实在不是一个会犯罪的人。第四段主要的是夏四nǎinǎi的动作。这里也见出她的亲子之爱，她的（和华大妈的）迷信。但本段重心还在那个花圈上。鲁迅先生有意避免“花圈”这个词，只一步一步的烘托着。从夏四nǎinǎi和华大妈的眼睛里看，“红白的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又从夏四nǎinǎi嘴里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 ”....这似乎..够清楚了。可是有些读者总还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也许在那时代那环境里，这东西的出现有些意外，读者心理上没有准备着，所以便觉得有点晦。若是将“花圈”这个词点明一下，也许更清楚些..。 ..夏四nǎinǎi却看得那花圈有鬼气，两回“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她的（和华大妈的）迷信终于只是迷信，那乌鸦并没有飞上她儿子的坟顶，却直向着远处的天空飞去了。 鲁迅先生关于亲子之爱的作品还有《明天》和《祝福》，都写了乡村的母亲。 她们的儿子一个是病死了，一个是被狼衔去吃了；她们对于儿子的爱都是很单纯的。可是《明天》用亲子之爱做正题旨；《祝福》却别有题旨，亲子之爱的故事只是材料。另有挪威别恩孙Bjornson的《父亲》，有英译本和至少六个中译本。那篇写一个乡村的父亲对于他独生子的爱，从儿子受洗起到准备结婚止，二十四五年间，事事都给他打点最好的。儿子终于过湖淹死了。他打捞了整三日三夜，抱着尸首回去。后来他还让一个牧师用儿子的名字捐了一大笔钱出去。别恩孙用的是粗笔，句子非常简短，和鲁迅先生不同，可是不缺少力量。关于革命党的，鲁迅先生还有著名的《阿Q正传》，那篇后半写着光复时期乡村和小城市的人对于革命党的害怕和羡慕的态度，跟本篇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这些都可以参看。 朱自清经典二九三朱自清经典二九四胡适《谈新诗》（节录）指导大概第五段（节录）①有许多人曾问我做新诗的方法，我说，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 ②这话说得太笼统了。听的人自然又问，那么做一切诗的方法究竟是怎样呢？ ③我说，诗须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bī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xìng。 ④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破）由奢”，这不成诗。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了浓丽的影像。 ⑤“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是诗。“芹泥垂（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是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是诗。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 ⑥“五月榴花照眼明”是何等具体的写法！“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何等具体的写法！“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曲里有十个影像，连成一串，并作一片萧瑟的空气，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⑦以上举的例都是眼睛里的影像。还有引起听官里的明了感觉的。例如上文引的（苏东坡送弹琵琶的词）“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⑧还有能引起读者浑身的感觉的。例如姜白石词，“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这里面“一叶夷犹”四个双声字，读的时候使我们觉得身在小舟里，在镜平的湖水上dàng来dàng去。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⑨再进一步说，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看《诗经》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豸亘兮！ 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抽象的题目，你看他却用如此具体的写法。 ⑩又如杜甫的《石壕吏》，写一天晚上一个远行客人在一个人家寄宿，偷听得一个捉差的公人同一个老太婆的谈话。寥寥一百二十个字，把那个时代的征兵制度，战祸，民生痛苦，种种抽象的材料，都一齐描写出来了。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再看白乐天的《新乐府》那几..篇好的———如《折臂翁》，《卖炭翁》，《上阳宫人》，———都是具体的写法。 那几篇抽象的议论———如《七德舞》，《司天台》，《采诗官》，———便不成诗了。 ......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 ......现在报上登的新体诗，很多不满人意的。我仔细研究起来，那些不满人意的诗犯的都是一个大毛病，———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 ......那些我不认得的诗人做的诗，我不便乱批评。我且举一个朋友的诗做例。傅斯年君在《新潮》四号里做了一篇散文，叫做《一段疯话》，结尾两行说道：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有一个人在北京《晨报》里投稿，说傅君最后的十六个字是诗不是文。后来《新潮》五号里傅君有一首《前倨后恭》的诗———一首很长的诗。我看了说，这是文，不是诗。 ......何以前面的文是诗，后面的诗反是文呢？ 因为前面那十六个字是具体的写法，后面的长诗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我且抄那诗中的一段，就可明白了：倨也不由他，恭也不由他！ ———你还赧他。 向你倨，你也不削一块ròu；向你恭，你也不长一块ròu。 况且终竟他要向你变的，理他呢！ 这种抽象的议论是不会成为好诗的。 ..《新青年》..再举一个例。六卷四号里面沈尹默君的两首诗。一首是《赤luǒluǒ》：朱自清经典二九五朱自清经典二九六人到世间来，本来是赤luǒluǒ，本来没污浊，却被衣服重重的裹着，这是为什么？ 难道清白的身不好见人吗？ 那污浊的，裹着衣服，就算免了耻辱吗？ 他本想用具体的比喻来攻击那些作伪的礼教，不料结果还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还有一首《生机》：刮了两日风，又下了几阵雪。 山桃虽是开着，却冻坏了夹竹桃的叶。 地上的嫩红芽，更僵了发不出。 人人说天气这般冷，草木的生机恐怕都被摧折；谁知道那路旁的细柳条，他们暗地里却一齐换了颜色！ 这种乐观，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他却用了最具体的写法，故是一首好诗。 ....我们徽州俗话说人自己称赞自己的是“戏台里喝彩”。我这篇《谈新诗》，..常引我自己的诗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戏台里喝彩”的毛病。现在且再犯一次，举我的《老鸦》做一个“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的例罢，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喃讨人家的欢喜！ 指导大概本文（指《谈新诗》第五段，下同）是说明文。胡先生在这一段文字里所要说明的是“做新诗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①。新诗和旧诗以及词曲不同的地方只在诗体上，只在“诗体的解放”上①，根本的方法是一致的。胡先生在本篇（指《谈新诗》全文，下同）第二段里说，“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他又“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诗的变迁”，说“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他说从“三百篇”到现在诗体共经过四次解放：sāo赋是第一次，五七言诗是第二次，词曲是第三次，新诗是第四次。解放的结果是逐渐合于“语言之自然”。他在本篇第四段里说新诗的音节是“和谐的自然音节”。又说，“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这第二个分子也就是“内部的组织——层次，条理，排比，章法，句法”。本篇作于民国八年。这二十多年来新诗的诗体也曾经过种种的尝试，但照现在的趋势看，胡先生所谓“合语言之自然”同“和谐的自然音节”还是正确的指路标；不过详细的节目因时因人而异罢了。 做新诗的方法，乃至做一切诗的方法，积极的是“须要用具体的做法”，消极的是“不可用抽象的说法”③；但这里积极的和消极的只是一件事的两面儿，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可是怎样是“具体的做法”呢？ 从本文所举的例子看，似乎有三方面可说。一方面是引起明了的影像或感觉，一方面是从特殊的个别的事件暗示一般的情形，另一方面是用喻说理。本文所说“明显bī人的影像”③，“明了浓丽的影像”④，“鲜明扑人的影像”⑤，都是“诗的具体xìng”③，这些都是“眼睛里的影像”⑦。“还有引起听官里的明了感觉的”⑦，“还有能引起读者浑身的感觉的”⑧，也该是“诗的具体xìng”。关于“眼睛里的影像”，本文的例子都是写景的，或描写自然的。这些都是直陈，显而易见。写人，写事便往往不能如此，虽然有时也借重“眼睛里的影像”。那儿需要曲达，曲达当然要复杂些。“眼睛里的影像”是文学的，也是诗的一个主要源头，“听官里的感觉”和“浑身的感觉”，在文学里，诗里，到底是不常有的。胡先生有《什么是文学》一篇小文，说文学有三要件：一是“明白清楚”，叫做“懂得xìng”；二是“有力能动人”，叫做“bī人xìng”；三是“美”，是前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那文中所谓“明白清楚”和“bī人”，当然不限于“眼睛里的影像”，可还是从“眼睛里的影像”引申出来的。“眼睛里的影像”在文学里在诗里的重要xìng，由此可见一斑。 从引起明了的影像或感觉“再进一步说，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⑨。这儿“抽象的材料”是种种的情形或道理，“具体的写法”是种种的事件或比喻。从特殊见一般，用比喻说道理，都是曲达，比直接引起影像或感觉要复杂些，所以说是“再进一步”。文中又提出“抽象的题目”这名字。大概本文所谓“抽象的材料”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材料”包括着“题目”，狭义的和“题目”对立着。就本文所举的例子说，“前倨后恭”..“作伪的礼教”，....，独....，“乐观”..行其是，不屈己从人（《老鸦》的“题目”..“抽象的题目”。还有）..“社..，都是会不平等”⑨，文中虽也说是“抽象的题目”，但就xìng质而论，实在和第十节里的唐代征兵制度，战祸，民生痛苦，是一类，该跟第十一节说到的白乐天的《新乐府》里的种种都归在狭义的“抽象的材料”里。从中国诗的传统看，写这种狭义的“抽象的材料”的多到数不清的程度；但写“抽象的题目”的却不常见。全诗里有一两处带到“抽象的题目”的并不缺少，如古诗十九首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些都是些“人生不常”的大道理，可只轻描淡写的带过一笔，戛然而止，并不就道理朱自清经典二九七朱自清经典二九八本身确切的发挥下去。所以全诗专写一个“抽象的题目”的也就稀有；偶然有，除了一些例外，也都是些迂腐的肤廓的议论，不能算“雅音”。可是新诗，特别在初期，写“抽象的题目”的却一时甚嚣尘上。胡先生便是提倡的一个人；本文所举的新诗的例子，可以作证。这大概是从西洋诗的传统里来的。胡先生在《〈尝试集〉自序》里曾说过中国说理的诗极少，并引欧洲善于说理的大诗人扑蒲等作榜样，可以作这句话的注脚。但是西洋诗似乎早已不写这种“抽象的题目”了，中国的新诗也早已改了这种风气了。 本篇举出新诗的好处，也就是胜于旧诗和词曲的地方，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曲折的理想”，“复杂的感情”，“写实的描画”等项（第二段）。 这些其实也就是诗的标准。旧诗和词曲正因为材料不够丰富的，观察不够精密的，理想不够曲折的，感情不够复杂的，描画不够写实的，胡先生才说是不如新诗。但这些还不是诗的根本标准，“具体的写法”似乎才是的。用“具体的写法”是诗⑥，用“抽象的写法”的不是诗④。用“具体的写法”的文是诗不是文，用“抽象的写法”的诗是文不是诗....。还有，③........；“抽象..“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的写法”不会成为好诗................。是诗不是诗，是文还是诗，是好诗不是好诗：这........三个根本问题的判别，按胡先生的意思说，“具体的写法”即使未必是唯一的标准，至少也是最主要的标准———说那是诗的根本标准，大概不会错的。但“具体的”和“抽象的”又各有不同的程度。文中说，“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③。又举沈尹默先生的《赤luǒluǒ》，说“他本想用具体的比喻来攻击那些作伪的礼教，不料结果还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用“具体的写法”有时也会不..成为好诗，甚至于会不成诗，这是“具体的”还没达到相当的程度的缘故。“抽象的题目”比狭义的“抽象的材料”更其是“抽象的”，从上节所论可以看出。不过成篇的“抽象的议论”....“抽象的”“几个抽象的名词”....程度却赶不上....的④。 “具体的”和“抽象的”都不是简单的观念；它们都是多义的词。这儿得弄清楚这两个词的错综的意义，才能讨论文中所举的那些“是诗”和“不成诗”。 就本文而论，“具体的”第一义是明了的影像或感觉。所谓明了的影像或感觉其实只是某种景物或某种境地的特殊的xìng质；某种景物所以成为某种景物，某种境地所以成为某种境地，便在这特殊的xìng质或个xìng上。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是暗示风雨后浓丽而幽静的春光，“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杜甫，《徐步》）是暗示晴明时浓丽而寂寞的春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月》）是暗示水边下弦月的清亮而幽静⑤，“五月榴花照眼明”（韩愈，《榴花》，题张十一旅舍三咏之一）是暗示张十一旅舍夏景的明丽而寂寞。“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是暗示秋晨的冷寂和行旅的辛苦。还有那首小曲，是《天净沙》小令，相传是马致远作的，文中说明“这首小曲里有十个影像，连成一串，并作一片萧瑟的空气”⑥。 这儿浓丽，幽静，寂寞，清亮，明丽，冷寂，辛苦，乃至“萧瑟的空气”，都是景物的个xìng或特殊xìng，原都是抽象的。———有人说这种诗句有绘画的效用，也许有点儿。但这种诗句用影像作媒介；绘画用形和色作媒介，更直接的引起感觉。两者究竟是不同的。所以诗里这种句子不能用得太多；太多了便反而减少强度，显得琐碎，罗唆，怪腻烦人的。诗要不自量力的一味去求绘画的效用，一定是吃力不讨好。这种“具体的写法”着重在选择和安排。选择得靠“仔细的观察”作底子，并且观察的范围越广博越好。安排得走“写实的描画”的路，才不至于落在滥调或熟套里。当然，还得着重“经济的”。以上几个例子，文中说“都是眼睛里的影像”⑦，但“鸡声”并不是的。一般的说，“眼睛里的影像”似乎更鲜明些，更具体些，所以取作题材的特别多。 文中又引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词。这在本篇第四段里有详细的说明。那儿说：“苏东坡把韩退之的听琴诗（《听颖师弹琴》）改为送弹琵琶的词，开端是‘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他头上连用五个极短促的yīn声字，接着用一个阳声的‘灯’字，下面‘恩冤尔汝’之后，又用一个阳声的‘弹’字。”“灯”（ㄉㄥ）是“ㄉ”声母（子音）的字，“弹”（ㄊㄢ）是“ㄊ”声母的字，摹写琵琶的声音；又把这两个阳声字和“呢呢儿女语”“尔汝来去”九个yīn声字参错夹用，更显出琵琶的抑扬顿挫。阳声字是有鼻音“ㄣ”“ㄑ”收声的字，yīn声字是没有鼻音收声的字。这里九个yīn声显得短促而抑，两个阳声显得悠长而扬。本文引这个例，说是“引起听官的明了感觉的”⑦。摹声本是人类创制语言的一个原始的法子，但这例里的摹声却已不是原始的。“ㄉ”“ㄊ”母的字似乎暗示琵琶声音的响亮，那九个yīn声字和两个“ㄉ”“ㄊ”母的阳声字参错夹用，似乎暗示琵琶曲调高低快慢的变换来得很急骤。韩退之的听琴诗开端是“呢呢儿女语，恩冤相尔汝；豁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欧阳修以为像听琵琶的诗，苏东坡因此将它改成那首《水调歌头》。欧阳修的意见大概是不错的，韩退之那首诗若用来暗示琵琶的声音和曲调的个xìng或特殊xìng，似乎更合适些，苏东坡的词便是明证。所谓“听官里的明了感觉”其实也是暗示某种抽象的xìng质的，和“眼睛里的影像”一样。至于姜白石的《湘月》词句“瞑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文中以为“能引起读者浑身的感觉”。“这里面‘一叶夷犹’四个双声字，读的时候使我们觉得身在小舟里，在镜平的湖水上dàng来dàng去”⑧。双声字是声母（子音）相同的字。“一叶夷犹”可以说同是“一”声母，所以说是双声字。胡先生的意思大概以为这四个字联成一串，嘴里念起来耳里听起来都很轻巧似的，暗示着一种舒适的境地；配合句义，便会“觉得身在小舟里，在镜平的湖水上dàng来dàng去”。在这种境地里，筋ròu宽舒，心神闲适；所谓“浑身的感觉”便是这个。舒适还是一种抽象的xìng质；不过这例里字音所摹示的更复杂些就是了。运用这种摹声的方法或技巧，需要一些声韵学的知识和旧诗或词曲的训练，一般写作新诗的，大概都缺少这些；这是这种方法或技巧没有发展的一个原因。再说字音的暗示力并不是独立的，暗示的范围也不是确定的，得配合着句义，跟着句义走。句义还是首要，字音的作用通常是不大显著的。这是另一个原因。还有些人也注重字音的暗示力，他们要使新诗的音乐xìng遮没了意义，所谓“纯诗”。那是外国的影响。但似乎没见什么成就便过去了；外国这种风气似乎也过去了。 本篇第二段里，胡先生曾举他自己的《应该》作例，说“这首诗的意思神情朱自清经典二九九朱自清经典三〇〇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那诗道：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他的话句句都不错；———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这里好像是在讲道理，可是这道理只是这一对爱人中间的道理，不是一般的；“应该”只是他俩的“应该”，不是一般人的。这道理，这“应该”，是伴着强度的感情———他俩强度的爱情———的，不只是冷冰冰的一些概念。所以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本文所举“具体的写法”的例子中，乍看像没有这一种，细看知道不然。这是暗示爱情和礼教和理智的冲突———爱情上的一种为难。“冲突”或“为难”是境地的特殊xìng或个xìng，是抽象的。这首诗从头到尾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一番话，比平常对第三者的口气自然更亲切些，更具体些。那引号里的一节是话中的话。人的话或文字，即使是间接引用，只要有适当的选择和安排，也能引起读者对于人或事（境地）的明了的影像。而通常所谓描摹口吻，口吻毕肖，便是话引起了读者对于人的明了的影像。———从以上各节的讨论，便知本文“具体的”第一义还是暗示着某种抽象的xìng质，并不只是明了的影像或感觉。 本文“具体的”第二义是特殊的或个别的事件，暗示抽象的一般的情形的。文中所谓“抽象的材料”（狭义）便是这一般的情形。《伐檀》所暗示的“社会不平等”⑨是“诗人时代”一般的情形。胡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里也说到这篇诗。他说，“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上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有些人对着黑暗的时局腐败的社会，却不肯低头下心的忍受。他们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鸣的。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 ”又，杜甫的《石壕吏》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fù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fù啼一何苦！ 听fù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rǔ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⑩胡先生在《论短篇小说》里说：“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偷听得的事，不chā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壮丁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横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了生了孙儿的祖老太太，别的更可想而知了。”..有序说：之白乐天的《新乐府》....“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义也。其辞质而径，yù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yù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丰折臂翁》的“标目”是“戒边功”，那诗道：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qiāng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 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使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yīnhan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yù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论短篇小说》里说这是“新乐府”中最妙的一首。“看他写‘是时翁年二十四，偷将大石锤折臂’，使人不得不发生‘苛政猛于虎’的思想。”又说，“只因为他有点迂腐气，所以处处要把做诗的‘本意’来做结尾（所谓‘卒章显其志’）；即如《新丰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一段，便没有趣味了。”但《卖炭翁》却不如此。这一首“标目”是“苦宫市”，诗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han。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两骑翩翩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朱自清经典三〇一朱自清经典三〇二牵向北。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是宫官仗势低价强买老百姓辛苦作成靠着营衣食的东西。买炭如此，买别的也可想而知。《新乐府》的具体xìng，这两首便可代表，《上阳白发人》从略。这两首和杜甫的《石壕吏》也都是从特殊的或个别的事件暗示当时一般的情形。 白乐天的《新乐府》标明“乐府”，序里又说明他作那些诗的用意；他是采取“《诗》三百之义”的。他取“《诗》三百之义”，不止于“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并且真个要作到《诗大序》里解释《风》诗的话，“下以风刺上，主文（按旧解，是合乐的意思）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杜甫的《石壕吏》等诗也是乐府体，不过不“标目”“显志”，也不希望合乐罢了。在汉代，乐府诗大部分原是民歌，和三百篇里的风诗确有相同的地方。但风诗多是抒情诗，乐府却有不少叙事诗。《伐檀》是抒情的，《石壕吏》、《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都是叙事的。风诗大部分只是像《诗大序》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不是“谲谏”，汉乐府也只如此。固然也有“卒章显其志”的，如《魏风·葛屦》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孔雀东南飞》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之类，可是很少。杜甫的乐府体的叙事诗也只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同《伐檀》一类的风诗和汉乐府的一些叙事诗一样，都只是从特殊的或个别的事件，暗示或见出一般的情形。这一般的情形渗透在那特殊的个别的事件里，并不是分开的，所谓“暗示”，要显得是无意为之。白乐天的《新乐府》却不如此。他是有意的“借”特殊的个别的事件来暗示———有时简直是表明———一般的情形。这有意的“借”，使他往往忽略事件的本身，结果还是抽象的议论。如本文所举的《七德舞》，“标目”是“美拨乱，陈王业”，是歌颂唐太宗的功德的，诗中列举了太宗许多事实，但都是简单的轮廓，具体的不够程度，又夹杂了些抽象的说明，弄得那些简单的具体的事实都成了那些抽象的道理的例子。《司天台》、《采诗官》两首更其如此。现在只举《采诗官》，“标目”是“鉴前王乱亡之由”：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则，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jiān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yù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里只有“君之堂兮千里远”四语可以算是“具体的写法”，别的都是些概念的事实和抽象的议论。白乐天原偏重在抽象的道理，所谓“迂腐气”；他的《新乐府》不违背他的意旨，但是不成诗。《新丰折臂翁》和《卖炭翁》是诗；可是《折臂翁》结尾表明“本意”，“便没有趣味了”。“本意”是主，故事是宾，打成两橛，两边儿都不讨好；“本意”既不能像用散文时透彻的达出，诗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降低了身分，让人不重视。白乐天在《新乐府》序里也明说这些诗和一般的诗不同；所以他编集时别称为“讽谕诗”。但他之所以成为大诗人却并不在这些“讽谕诗”上。 本文引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说“这不成诗”，“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了浓丽的影像”④。这是“咏史”诗，全诗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 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这里第一联是抽象的道理，以下三联倒都是具体的事例。第二联讥刺服用的“奢”，第三联引用汉武帝和秦惠王的故事的片段，说好边功的终必至于耗尽民财，无所成就而止。这自然也是“奢”。第四联引舜的《南薰曲》，那歌曲的末二语是“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舜自己“土阶茅茨”，却想着“阜民之财”；这才是一位“勤俭”的帝王，值得永远的慕念。舜的“成”是不消说的，中二联所说的“奢”的事例也都暗示着“破”的意思。这大概是讽刺当时的诗。只可惜首联的抽象的道理破坏了“诗的具体xìng”，和《新丰折臂翁》的短处差不多。不同的是这一联只靠“勤”、“俭”、“奢”几个极宽泛的概念作骨子，那是上文引过的几首白乐天的诗里都没有的。这种高度的抽象的名词却能将李义山的“本意”明快的达出，不过比白乐天那几首里的概念的事实和抽象的议论是更其散文的，更其抽象的了。 本文“具体的”第三义是比喻，用来说道理的。这道理便是文中所谓“抽象的题目”。“抽象的题目”大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旧诗和词曲里也写这种“抽象的题目”，但只是兴之所至，带说几句，很少认真阐发的。这种是“理语”，却不算“抽象的议论”，因为有“理趣”的缘故。就上文所举古诗十九首的例子看：第一例“陵上柏”、“涧中石”都是具体的材料用来和“人生”比较的，“远行客”是比喻；这当然不会是“抽象的议论”。第二例“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是从“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而来的感慨；第三例“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是从“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而来的感慨；这些是抽象的道理，可是用迫切的口气说出，极“经济的”说出，便带了情感的晕光，不纯然是冷冰冰的道理了。 因此，这两例里抽象的和具体的便打成一片了。第四例“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是迫切的口气，“经济的”手段，也是带了情韵的道理。这些也都和“抽象的议论”不一样。又如，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开端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说得太迫切了，又极“经济朱自清经典三〇三朱自清经典三〇四的”，便不觉得是散文的议论了。胡先生在《白话文学史》里说渊明的诗里虽也有哲学，但那是他自己从生活里体验得来的哲学，所以觉得亲切。这话是不错的。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结尾道，“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情用赏为美”，也是灵运游山玩水体验得来的道理，这是“片言居要”，不是“抽象的议论”。但下面三语却是的。——全诗写一个“抽象的题目”的极罕见，我们愿举一个特别的然而熟悉的例。这是朱熹的《观书有感》，诗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儿“抽象的题目”似乎是“读书可以明理定心”。朱熹《答江端伯书》说：“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咏。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唯理明，心亦自定。”这一节话可以用来说明本诗的意旨———就是那“抽象的题目”。本诗是用比喻说道理——还是那“抽象的题目”———；那“水塘”的比喻是一套儿，却分为三层，每层又各有“喻体”和“喻依”。镜子般清亮的“半亩方塘”是喻依，喻体是方寸的心，这是一。“天光云影”是喻依，喻体是种种善恶的事物，这是二。“源头活水”是喻依，喻体是“铢积寸累”的知识，这是三。喻依和喻体配合起来见出意旨。第一层的意旨是定下的心，第二层是心能分别是非，第三层是为学当读书。这儿每层的喻体和喻依都达到水**融的地步，而三层衔接起来，也像天衣无缝似的。这是因为这一套喻依里渗透了过去文学中对于自然界的情感，和作者对于自然界的情感；他其实并不是“用”比喻说道理而是从比喻见出或暗示道理———这道理是融化在情感里的。所以本诗即使单从字面的意义看，也不失为一首情景jiāo融，有“具体xìng”的诗。 本文引傅斯年先生《前倨后恭》的诗，说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结果是“抽象的议论” ....。 的诗，说..“他本想用具体的..。又引沈尹默先生《赤luǒluǒ》比喻”，“结果还是一篇抽象的议论”....《前倨后恭》里也并非没有用具体的材料，如文中所引的一段里便有“你也不削一块ròu”， “你也不长一块ròu”的句子。 再说全诗似乎用的是“对称”的口气，意思也是要使这首诗成为具体的一番话。但那些“话料”没有经过适当的选择，多是概念的，便不能引起读者对于诗中境地的明了的影像。这其实是具体的不够程度。《赤luǒluǒ》里用的“衣服”的比喻也是一套儿，却有三方面：“赤luǒluǒ”“没污浊”的“清白的身”是喻依，自然而率真的人xìng是喻体，这是一。“重重的裹着”的“衣服”是喻依，礼教是喻体，这是二。 “污浊的”身是喻依，罪恶是喻体，这是三。全诗的意旨在“攻击那些作伪的礼教”。这里“清白的”和“污浊的”都是抽象的词；三个喻依里面，有两个只是概念，不成其为喻依。这还是具体的不够程度。还有那三个问句，“这是为什么？ ”“难道不好见人吗？ ”“就算免了耻辱吗？ ”也是表明的，不是暗示的；这里缺少了那情感的晕光，便成了散文，不是诗了。关于“具体的”和“抽象的”程度，本文虽然提出，可没有确切说明。我们在上文里已经补充了一些，这里还想找补一点儿。本文第五、六节所引的例子，胡先生似乎以为它们有同等的“具体xìng”，细看却有些分别。“红绽雨肥梅”，“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五月榴花照眼明”，这几句里“肥”字“吐”字，第二个“明”字，似乎都是新创的比喻。这些比喻增加影像的活泼和明了的程度，也就是增加了诗的“明白清楚”和“bī人xìng”，所以比别的例子更具体些。 本文举了两首“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的成功的新诗。这两首诗都反映着我们的启蒙时代。一首是沈尹默先生的《生机》.... “冷的天气”，..。这诗里“草木”， “生机”，都是喻依，喻体依次是恶劣的环境，人事，希望；全诗的意旨是“乐观”。另一首是胡先生自己的《老鸦》，这儿只引了第一节....“老鸦”..。是喻依，喻体是社会改造者；“哑哑的啼”，“不吉利”，“呢**喃”（的燕子），是喻依，喻体是苦口良言，不合时宜，同流合污的人，全诗的意旨是独行其是，不屈己从人。 这首诗全是老鸦的自述的话，这是增加“具体xìng”的一个法子。但这两首诗的喻依并没有多少文学的背景，而作者们渗进去的情感也不大够似的；单从字面的意义看，沈先生对于“草木”的态度，胡先生对于“老鸦”的态度，好像都嫌冷淡一些。他们两位还是“用”比喻说道理，不是从比喻见出或暗示道理；所以不免让读者将那些喻体和喻依分成两截看。还有，《生机》那一首也欠“经济”些。那时新诗刚在创始，这也无怪其然。从那时起，渐渐的，渐渐的，喻体和喻依能够达到水**融的地步的作品，就多起来了。 ..本文论到“诗的具体xìng”，说“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胡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说，“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学。诗自然也不外乎此。所谓“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选择并安排种种的材料，使情意的效力增加到最大的限度。这种种材料是描写的，确切的，也就是具体的。因为“确切”，便不能是寻常的表明而该是特殊的暗示了。这种“描写的确切”不在使人思而在bī人感。这需要“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以及“写实的描画”———这需要创造的工夫。那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情意的效力，便是“诗意诗味”。这种“诗意诗味”却并不一定在诗的形式里。本文提到有一个人在北京《晨报》里投稿，说傅斯年先生《一段疯话》最后的十六个字是诗不是文....。那十六..个字是：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这该是胡先生也承认这是诗，因为是“具体的写法”....“具体的”第三义；暗示“社会改革者不合时宜，只率xìng独行其是”的意旨。由此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并不是绝对的。就形式上说，从前诗有韵，文无韵，似乎分得很清楚。但歌诀也有韵，骈文虽不一定有韵，却有律，和近体诗是差不多的。到了新诗，既不一定有韵，更不一定有律，所有的好像只是“行”罢了。但是分行不像韵和律那样有明白的规则可据，只是靠着所谓“自然的音节”。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新诗的词句比白话散文“经济”些，音节也整齐些紧凑些罢了。这界线其实是不很斩截的。就内容上说，朱自清经典三〇五朱自清经典三〇六文是判断的，分析的，诗不然。但文也有不判断不分析而依于情韵的，特别是骈文；古文和白话文里也都有。傅先生的那一句便是白话文的例子。这儿我们所能说的只是，特别私人的，特别强度的情感，写成诗合宜些。但这界线也是不很斩截的。胡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说到他不赞成纯文学杂文学的分别；配合本文的讨论，他大概也不赞成诗文的绝对分别。本来，这个分别不是绝对的。还有，本篇将旧诗和词曲都叫做“诗”，这也不是传统的观念。从前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不过曲虽叫做“词余”，事实上却占着和词同等的地位。诗和词曲不但形式不同，而且尊卑有别；诗是有大作用的，词曲只是“小道”，只是玩意儿。这种尊卑的分别似乎不是本质的而是外在的。本篇将它打破也有道理。本篇所谓“诗”，具体的说，包括从“三百篇”到“新诗”，范围是很大的。抽象的说，诗的根本标准是“具体xìng”，所谓“诗意诗味”；这是抽象的“是诗”或“不成诗”的分界，却不是具体的诗和文的分界。———其实“具体xìng”也不限于诗。演说、作论文，能多用适当的例子和适当的比喻，也可以增加效力。即如本文，头绪不多，也不复杂，只因选择了适当的例子，适当的安排进去，便能明白起信。不过这种“具体xìng”赶不上“诗的具体xìng”那么确切和紧张，也不带情韵罢了。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封建论①天地果无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则孰为近？ 曰，有初为近。孰明之？ 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yù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 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②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犭丕犭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 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③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shè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 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 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朱自清经典三〇七朱自清经典三〇八端，其在乎此矣。 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民）而无叛吏。人（民）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⑤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巨。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 ⑥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⑦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 ”余又非之。 ⑧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 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⑨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万人（民）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⑩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 大逆未彰，jiān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 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 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治）....平矣。 “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或者又曰：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 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 下果不肖乎？ 则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也。将yù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 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指导大概本篇是议论文，而且是议论文中的辩论文。辩论的题目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辩论的对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论》，晋代的陆机，他作《五等论》，都是拥护封建的人；还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陆的论，《文选》里有；杜佑等的意见，载在《唐书·宗室传赞》里———那“赞”里也节录了本篇的文字。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但实际的政制总得有理论的根据；曹、陆都曾举出他们理论的根据。柳宗元是反对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学作根据，这便是“势”。他再三的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①②....。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乱后，又亲见朱氵此、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吴少诚、吴元济、王承宗诸人作乱。这些都是“藩镇”，都是军阀的割据。篇中所谓“叛将”，便指的这些人。他们委任官吏，截留税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很像“春秋时代”强大的诸侯。柳宗元反对封建，是在这一种背景里。他是因为对于当时政治的关心才引起了对于封建制的历史的兴趣；所以引证的事实一直到唐代，而且对于当时的局面还建议了一个简要的原则....，供执政者参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讳。太宗讳..“世民”，文中“世”—作“代”， “民”作“人”———文中有两个“民”字⑩，大概是传刻的人改的。高宗讳“治”，文中作“理”。当时人都得如此，不独柳宗元一个。今在想着该是避讳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应作的本字，也许看起来明白些。 曹、陆都以为封建是“圣人意”。《六代论》说，“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五等论》也说，“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同“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共忧乐，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论的根据。曹、陆都说这是“先王知”，可见是“圣人意”。这是封建论者共同的主要的论据。柳宗元反对封建，得先打破这个论据。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①—⑥。“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便是针对着曹、陆的理论而发的。柳宗元还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yù去之也，势不可也。”①那么，不但“封建非圣人意”，圣人并朱自清经典三〇九朱自清经典三一〇且要废除封建，只是“势不可”罢了。说到“势”，便得从封建起源或社会起源着眼，这便是所谓“生人（民）之初”①。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传的“天作君师”说（《孟子》引《逸尚书》）；他以为“君长刑政”起于“争”。人与人因物资而争，其中“智而明者”给他们“断曲直”，施刑罚，让他们息争。这就是“君长”。 有“君长刑政”然后有秩序，然后有“群”。群与群又因物资相争，息争的是兵强德大的人；于是乎有诸侯。诸侯相争，息争的是德大的人；于是乎有方伯、连帅。 方伯、连帅相争，息争的是德更大的人；于是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②。 群的发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所谓“势”，就指这种自然的发展而言。他的理论大概是从《荀子》来的。《荀子·礼论》篇说：“人生而有yù。yù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故制礼义以分之。”《君道》篇又说：“君者，何也？ 曰，能群也。”这便是“君长刑政”起于“争”的道理，不过说得不成系统罢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劝学》篇“君子善假于物”的话，篇中已提明荀卿。至于那种层次的发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说翻了个个儿。《尚同》篇以为“正长”“刑政”起于“乱”；而封建的社会的发展是自天子至于“乡里之长”，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接着就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这是说明封建的世袭制的来由，但未免太简单化了些。 可是社会的自然发展是“势”，圣人的“不得已”也是“势”。篇中论汤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缘故道：“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协。所以接着便说，“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种出于私心，虽然也是“势”，却跟那圣人也无可奈何的..“不得已”“生人（民）之初”的“势”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封建“非圣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袭制下，“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圣人那会定下这种不公的制度呢？ 本篇除辩明..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主旨以外，还设了三个难。末一难是“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柳宗元便举出“汤、武之所不得已”来破这一难，已见上。 中一难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六代论》“昔夏、..开端就说..。 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县制“主祚常促”。但这也是封建论者一般的意见，因为周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们的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却只举魏晋唐三代作反证。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着，“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唐代改了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可..见朝代的长短和封建是无关的。头一难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 ”⑦这也是《五等论》里一层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陆机自己的见解———他那“共忧乐，同安危”的论据是袭用曹冏的。这里他说：“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 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民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yù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共忧乐，同安危”，是从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难易是从受治者方面看。这后一层的重要仅次于前者，也是封建论者一种有力的论据。所以本篇列为头一难。别的两难，柳宗元只简单的驳了过去；只对于这一难，却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证明它的不正确。他对于“共忧乐，同安危”那个论据，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势”的理论外，也曾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这一难的重要xìng由此可见。篇中两回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却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但从实际的政治里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却是一样的。 照全篇所论，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诸侯盛强，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③。二是“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⑧。 三是“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因为“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论周..“末大不掉”，便有陆机说的代的末路“判为十二，分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③，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便不免“jiān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的情形⑩。而这两种流弊大半由于“继世而理（治）”，便是所谓“世袭”。 “生人（民）之初”，各级的君长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级的君长德越大②。虽然在我们看，这只是个理想，但柳宗元自己应该相信这是真的，他也应该盼望本篇的读者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封建制刚开头的时候，该是没有什么弊病的。弊病似乎起于“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这就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这种世袭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长的局面刚刚相反了吗？ 自然，事实上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将“继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这制度的重要xìng了？ 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袭的时代，怎能明目张胆的攻击世袭制呢？ 他只能主张将无数世袭的“君长”归并为一个世袭的天子，他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论郡县制之得有二。一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④，便是中央集权的意思。 二是陆机所谓“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说法，便是“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⑩———一方面 也便是圣贤有以立于天下....。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详细，郡县之..得，只略举纲目罢了。 本篇论历代政制的得失，只举周秦汉唐四代。“尧、舜、禹、汤之事远”③，所以存而不论。尧舜禹汤时代的史料留传的太少，难以考信，存而不论是很谨慎的朱自清经典三一一朱自清经典三一二态度。“及有周而甚详”③，从周说起，文献是足征的。不但文献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这里差不多可以看见封建制的全副面目。这是封建制的最完备最适当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论者所艳羡的，并且是他们凭借着起人信心的实证。秦是第一个废封建置郡县的朝代；这是一个革命的朝代。 可是二世而亡，留给论史家许多争辩。封建论者很容易的指出，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铁证。反封建论者像柳宗元这样，却得很费心思来解释秦的速亡并不在郡县制上———郡县固然亡，封建还是会亡的。汉是封建和郡县两制并用；郡县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制也经过几番修正，渐渐达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年代又相当长。这是郡县制成功的时代，也是最宜于比较两种制度的得失的时代。所以本篇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⑤。汉可以代表魏晋等代；篇中只将魏晋带了一笔，并不详叙，便是为此。汉其实也未尝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时代；而更有关系的是安史以来的“藩镇”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却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尝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像唐代的显著和深烈，这是柳宗元所最关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学术的兴趣，还有切肤之痛。就这两种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却两回将本朝跟周秦汉相提并论，可见是怎样的郑重其事了。《唐书·宗室传赞》说杜佑、柳宗元论封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见；以本篇而论，这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语。 “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论，“据古验今而反复”正指两回将唐代跟周秦汉一并引作论证。 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④，“徇周之制”，“秦制之得”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⑥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③，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④；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⑤，得失最是分明。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④，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⑥。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⑧，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⑨，“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⑩等语。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制，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 “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⑩。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制”“善制兵，谨择守”，便会宰”....，是已然“得”了，只要“理（治）平”....，不致失“政”。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 ”⑦，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⑥，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 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 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或“理（治）安”..“天下之..⑩....，这是道”。 “理（治）安”在乎“得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 ”......。郡县制胜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择守宰，能进贤退不肖，赏贤罚不肖。“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⑩这正是能择人，能择人才能“得人”。 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罢免了的，文帝听了田叔和冯唐的话，才知道他们的贤能，重行起用，官复原职。可见知人善任，赏罚不差，也是不容易的。这不但得有贤明的君主，还得有贤明的辅佐。“谨择守”......只是个简要的原则，实施起来，得因时制宜，斟酌重轻，条目是无穷尽的。能“谨”择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个不变的道理；纵贯古今，横通四海，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过条目随时随地不同罢了。柳宗元说郡县制是“公之大者”....，便是为此。封建之初，虽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②，但后来却只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 下果不肖乎？ ”....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汤武虽是“圣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其实也出于另一种私心，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尽臣畜于我”。可是从天下后世看，郡县制使贤不肖各居其所，使圣贤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所以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向来所谓“家天下”而言。那是..“公天下”，原指尧舜传贤，对禹传子的整个儿的“以天下与人”。但尧舜之事太“远”了，太理想了。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论。就实际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时代，郡县制确是“公之大者”。他将新的意义给予“公天下”这一语，而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尝没有道理。 议论文不管是常理，是创见，总该自圆其说，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议论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 本篇开端道：“天地果无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 曰，有初为近。孰明之？ 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两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两问两答却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 ”那一问说下去，将“天地果无初乎？ ”一问撇开了。按旧来的看法，朱自清经典三一三朱自清经典***这一问原是所谓陪笔；这样撇开正是很经济的。可是我们觉得“无初”一问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问平列的提出，总该jiāo代一笔，才好撇开去。照现在这样，不免使人遗憾。篇中又说，“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接着却只说“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层。论到世袭制，也只说“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们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见。 他这儿自然也是所谓省笔；可是逻辑的看，他是并没有自圆其说的。———前一例是逻辑的不谨严，广义的说，不谨严也是没有自圆其说的一目。又，篇中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yù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 ”①后面却又说，“夫殷（汤）、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这“不得已”虽也是“势”，却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势大不相同。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这是回答那第二难。但魏晋只是郡县封建两制兼用，而郡县更见侧重。用这两代来证明“秦郡邑而促”，似乎还比用来反证“夏、商、周、汉封建而延”合式些。那么，这也是自相矛盾了。韩愈给柳宗元作墓志，说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 长于议论的人，精于议论的文，还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见真正严密的议论文还得有充分的逻辑的训练才成。 本篇全文是辩论，是非难。开端一节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后面提出第一难时说“余又非之”⑦。这两大段大体上是“反复”的。反复可以加强那要辩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组织更显得紧密些。这两段里还用了递进的结构。论封建的起源时，连说“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下会于一”。接着从里胥起又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子。论汉代政制时说：“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⑩也是一层层升上去，不过最高一层又分两面罢了。递进跟反复是一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本篇的组织偏重整齐，反复和递进各是整齐的一目。篇中还用了许多偶句，从开端便是的，总计不下三十处，七十多语。又用了许多排语，如“周有天下”③，“秦有天下”④，“汉有天下”⑤，“周之事迹断可见矣”⑧，“秦之事迹断可见矣”⑨，“周事然也”⑧，“秦事然也”⑨，“汉事然也”⑩，“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④，“有叛国而无叛郡”⑤，“有叛将而无叛州”⑥，“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⑥，“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⑧，“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⑨等等。偶句和排语也都可以增强组织的。 柳宗元在朝中时，作文还没有脱掉六朝骈俪的规矩；本篇偏重整齐，多半也是六朝的影响。 本篇是辩论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难。凡关键的非难的句子，总是毫不犹疑，斩钉截铁。如开端的“封建非圣人意也”①②，结尾的“非圣人意也”......，论秦亡说“非郡邑之制失也”④，回答第二难说“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回答第三难说“是大不然”......，都是斩截的否定的口气。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说服别人，让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这样刚强的口气。要不然，迟迟疑疑的，自己不能坚信，自己还信不过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 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时不妨竟用这种口气一贯到底。但像本篇这样长文，若处处都用这种口气，便太紧张了，使读者有受威胁之感。再则许多细节，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说得太死，让人挑着了眼儿，反倒减弱全文的力量。这儿便得斟酌着参进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的或诘难的口气，可不是犹疑的口气。这就给读者留了地步，也给自己留了地步，而且会增加全文的情韵或姿态。 在本篇里，如“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 ”①“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 ”“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③。“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 ”⑩便都是商榷的口气。如“何系于诸侯哉？ ”....“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 下果不肖乎？ ”....“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 ”....便都是诘难的口气。 本篇征引周秦汉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觉得有纠缠不清或琐屑可厌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剪裁。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烟海，征引时当然得有个选择。选择得按着行文的意念，这里需要的是判断，是眼光。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锋，后者只是偏锋。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迹是生料，还得熔铸一番。或引申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说明；总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读者能领会到精细的去处，而不熟悉的读者也能领会到那意念，那大旨。这后一层是很重要的。因为熟悉史事的读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读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读书明理的读者，作者是不得不顾到的。大概简单些的事迹，直陈就行了；复杂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说明。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较少些，比较简单些；但只第一回征引可以算是直陈的④，第二回便以说明为主了⑨。唐代的事虽不少，却也只概括的叙了几句⑥......，这缘由上文已见。周汉两代的事都繁多而复杂，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这些。篇中第一回征引周事甚详，便不得不多用说明的语句。如“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③，“下堂而迎觐者”是“害礼伤尊”，说明了对于一般读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shè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有了后二语，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们的xìng质和征引的用意。又如“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周之败端”也是说明语。这一节也参用概括的叙述，如说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离为守臣捍城”一长句。又如“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语在不熟悉史事的读者，可以“概括化”为“卒不能定诸侯之嗣”，意思还是明白的。篇中征引汉事，多作概括语。 如“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⑤，上面接着“汉有天下”，叙的自然是高祖了。这里前二语概括了数年间诸王叛变的事迹，后二语举了两个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这两件事是数年间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读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紧接着，“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寥寥二语里朱自清经典三一五朱自清经典三一六也概括了许多事迹。又如“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一长句⑩，连举了六个人名，似乎会使一般的读者感到困难。但说“知”，说“得”，说“明审”，“简靖”，又说“拜之”，“复其位”，“卧而委之以辑一方”，这些说明的词句，用加上上下文，那六个人名也不会妨碍一般的读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词句，也许需要讨论。如“不初无以有封建”①，“不初”等于“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词作动词用；“无以”是熟语。全句翻成白话是，“不是生民之初，没理由会有封建”，或“不是初民社会不会有封建”。这句话若用文言的肯定语气，该作“有初而后有封建”，但不及双重否定的斩截有斤两。“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句读是照旧传。有人在“邦”字断句，将“群后”属下句。这样，“周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好像容易讲解些，也合于文法些。但“五等”是成词，“五等邦”罕见；本篇还有六朝骈俪的规矩，“设五等，邦群后”二语正是相偶的。 至于文法，骈体和诗自有它们的规律，跟一般的文法原有不同的去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旧传的句读理长些。———“履”是“所达到的地界”，“布履”是“分布的地界”。“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④，写秦的形势。这儿“雄图”的“图”是版图，不是谋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这儿只是宇内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这里实在不妥贴；只因上一语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词对偶。这是骈体的毛病。———“负锄梃谪戍之徒”④一语，从贾谊《过秦论》的“锄棘矜”“谪戍之众”变出，但不是骈体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这种句法，以前似乎没有，大概是当时的语言的影响。———韩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实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语气造句行文罢了。这一语里“负锄梃”是形容“谪戍之徒”的，翻成白话的调子该是“负锄梃的谪戍之徒”；按文法说，“负锄梃”下似乎该有个“之”字。但一语两个“之”字，便嫌罗唆，句子显得不“健”似的，“古文”里这样两“之”的句法极罕见。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并未十分确定的文法，只消达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况且“负锄梃”这样句法后来也成了用例了。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⑤，袭用《论语》“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不过孔子的话只是理想，柳宗元却至少有唐代作证。“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⑨，是说明“秦之事迹”的。第一语“理（治）人（民）之制”就指的郡县制；可是郡邑无权。第二语“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贤能之士；贤能不在位，守宰不得人。“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⑩，“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犹瘁矣”是说那被削的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总之是吃苦的。 “将yù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为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贯”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前二语只是—必众”②，伏，服也。“圜视而合从”④，“圜视”出在贾谊的《治安策》里，就是“睁圆了眼看着”，表示惊愕的神气；“合从”借用六国合从的事迹，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⑩，戚，忧也，又愤恨也。这些是“实词”。“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②，两“之”字泛指上句里“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⑤，“以”和“已”通用..，。 “四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其”字都相当于白话的“那”字。这些是“半实词”。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②， “其”等于“之”；这里用较古的“其”，是郑重的语气。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④，两“之”字也只是增强语气的词。“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⑩，两“及夫”都是“至于”的意思，但第一个指时间说，第二个指论点说。“且汉知孟舒于田叔”⑩，“且”只是发端词，和“夫”字一样。这儿用“且”，也许是有意避开上面两个“及夫”里的“夫”字———那两个“夫”字可是增强“及”字的语气的。这些是“虚词”。 篇中除袭用《论语》一句外，还袭用贾谊《过秦论》和《六代》、《五等》两论的词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节④，便多出于《过秦论》。其中“负锄梃”二语上文已论。“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也是括《过秦论》的词句。《过秦论》说“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又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天下”，都是这四语所本———这儿“六合”这个词是很妥贴的。《六代论》论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一语。这是引用《左传》，本篇用“末大不掉”③，大约还是《六代论》的影响。这儿将原来两语合为一语，自然是求变化。但“末大必折”本说树木枝干太大，根承不住，是会断的。现在这样和另一语拼合起来，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来两语的意义，而且简直是语不成义了。篇中“矫秦之枉，徇周之制”⑤，出于《五等论》的“汉矫秦枉”“秦因循周制”；而“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 ④的句调也出于同论的“周之不竞，有自来矣”———这两句都是总冒下文的。《六代论》的作者曹冏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时少帝年幼。曹冏历举夏殷周秦汉魏六代的事迹，主张封建宗室子弟，“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作成此论，想感悟当时的执政者曹爽。曹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此论纯为当时而作。《五等论》论“八代之制”，“秦汉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陆机是说古来圣王立“五等”治天下，“汉矫秦枉，大启侯王，境土逾溢，不遵旧典”，于是乎有“过正之灾”，却”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辩护人，可是似乎纯然出于历史的兴趣，不关时政。本篇只引周秦汉唐的事迹，韩愈所谓“证据今古”，跟曹的重今，陆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态度是在曹、陆之间。 封建制郡县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国实际政制问题，不独汉唐为然。明末的顾炎武还作了九篇《郡县论》。他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 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 国乌得而不弱？ ”他主张“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论一）。我们看了他这番朱自清经典三一七朱自清经典三一八话，也许会觉得不lún不类，但他也是冲着时代说的。那时流寇猖獗，到那里打劫那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长”大都闻风逃亡，绝少尽职抵抗的人。顾炎武眼见这种情形，才有提高令长职权，创设世官制度那番议论。就是我们民国时代，在国民革命以前，也还有过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的讨论，参加的很不少，那其实也在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的圈子里。 略读指导举隅例言一本书与《精读指导举隅》一样，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 二本书专重略读指导，书中举了七部书作例子。计经籍一种，名著节本一种，诗歌选本一种，专集两种，小说两种。其中《孟子》、《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胡适文选》适于高中学生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呐喊》、《****》适于初中学生阅读。 三本书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学教师说的。我们以为对于学生“略读”要做到“指导”二字，至少有这么些工作。否则便是让学生随便看书，不是“指导”他们阅读。 四本书各篇“指导大概”是用教师的口气向学生说的。我们按照“前言”所指出的，对于每一部书，作了指导的实例。这七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只因写下来不得不如此，并不是说每指导一部书，就得向学生作一番这样长长的演讲，讲过了就完事。“指导”得在讨论里；每篇“大概”中的每一节，都该是讨论的结果，这结果该是学生自己研求之后，在讨论时间，又经教师的纠正或补充，才得到的。我们希望各位教师能将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应用在别的书籍的略读指导里。 五本书各篇，我们虽都谨慎的用心的写出，但恐怕还有见不到的错误。盼望各位教师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朱自清经典三一九朱自清经典三二〇《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这是一种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纸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运气。跟读笔记一类书也不同，那些书可以给人新的知识和趣味，但不直接调平情感。读小说在这些时候大概只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调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诗。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也是当然。自来说，诗可以陶冶xìng情，这句话不错。 但是诗决不只是一种消遣，正如笔记一类书和小说等不是的一样。诗调平情感，也就是节制情感。诗里的喜怒哀乐跟实生活里的喜怒哀乐不同。这是经过“再团再炼再调和”的。诗人正在喜怒哀乐的时候，决想不到作诗。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静了，他才会吟味那平静了的情感想到作诗；于是乎运思造句，作成他的诗，这才可以供欣赏。要不然，大笑狂号只教人心紧，有什么可欣赏的呢？ 读诗所欣赏的便是诗里所表现的那些平静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诗，说的即使怎样可气可哀，我们还是不厌百回读的。在实生活里便不然，可气可哀的事我们大概不愿重提。这似乎是有私无私或有我无我的分别，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别的文学类型也都有这种情形，不过诗里更容易见出。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xìng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xìng情，便是这个意思。 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部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目标”里有“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一项，略读教材里有“有注释之诗歌选本”一项。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目标”里又有“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一项，关于略读教材也有“选读整部或选本之名著”的话。欣赏文艺，欣赏中国文学名著，都不能忽略读诗。读诗家专集不如读诗歌选本。读选本虽只能“尝鼎一脔”，却能将各家各派鸟瞰一番；这在中学生是最适宜的，也最需要的。有特殊的选本，有一般的选本。按着特殊的作派选的是前者，按着一般的品味选的是后者。中学生不用说该读后者。《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这部诗选很著名，流行最广，从前是家弦户诵的书，现在也还是相当普遍的书。但这部选本并不成为古典；它跟《古文观止》一样，只是当年的童蒙书，等于现在的小学用书。不过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这部书给高中学生读才合式。无论它从前的地位如何，现在它却是高中学生最合式的一部诗歌选本。唐代是诗的时代，许多大诗家都在这时代出现，各种诗体也都在这时代发展。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虽然以明白易解为主，并限定诗篇的数目，规模不免狭窄些，却因此成为道地的一般的选本，高中学生读这部书，靠着注释的帮忙，可以吟味欣赏，收到陶冶xìng情的益处。 本书是清乾隆间一位别号“蘅塘退士”的人编选的。卷头有《题辞》，末尾记着“时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乾降癸未是公元一七六三年，到现在快一百八十年了。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两字，也许是选者的姓名。孙洙的事迹，因为眼前书少，还不能考出、印证。这件事只好暂时存疑。《题辞》说明编选的旨趣，很简短，抄在这里：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五七言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 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这里可见本书是断代的选本，所选的只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就是唐诗中的名作。而又只是“择其尤要者”，所以只有三百余首，实数是三百一十首。所谓“尤要者”大概着眼在陶冶xìng情上。至于以明白易解的为主，是“家塾课本”的当然，无须特别提及。本书是分体编的，所以说“每体得数十首”。引谚语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只选三百余首。但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巧合。编者是怕人笑他僭妄，所以不将这番意思说出。引谚语另一方面叫人熟读，学会吟诗。我们现在也劝高中学生熟读，熟读才真是吟味，才能欣赏到精微处。但现在却无须再学作旧体诗了。 本书流传既广，版本极多。原书有注释和评点，该是出于编者之手。注释只注事，颇简当，但不释义。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说不上。书中各诗虽然比较明白易懂，又有一些注，但在初学还不免困难。书中的评，在诗的行旁，多半指点作法，说明作意，偶尔也品评工拙。点只有句圈和连圈，没有读点和密点———密点和连圈都表示好句和关键句，并用的时候，圈的比点的更重要或更好。评点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成见或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本书的评点似乎就有这样的效用。 但是最需要的还是详细的注释。道光间，浙江省建德县（？ ）人章燮鉴于这个需要，便给本书作注，成《唐诗三百首注疏》一书。他的自跋作于道光甲午，就是公元一八三四年，离蘅塘退士题辞的那年是七十一年。这注本也是“为家塾子弟起见”，很详细。有诗人小传，有事注，有意疏，并明作法，引评语；其中李白诗用王琦《李太白集注》，杜甫诗用仇兆鳌《杜诗详注》。原书的旁评也留着，但连圈没有———原刻本并句圈也没有。书中还增补了一些诗，却没有增选诗家。以注书的朱自清经典三二一朱自清经典三二二体例而论，这部书可以说是驳杂不纯，而且不免繁琐疏漏附会等毛病。书中有“子墨客卿”（名翰，姓不详）的校正语十来条，都确切可信。但在初学，这却是一部有益的书。这部书我只见过两种刻本。一种是原刻本。另一种是坊刻本，四川常见。这种刻本有句圈，书眉增录各家评语，并附道光丁酉（公元一八三七）印行的江苏金坛于庆元的《续选唐诗三百首》。读《唐诗三百首》用这个本子最好。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唐诗三百首》，根据蘅塘退士的原本而未印评语。又，世界书局石印《新体广注唐诗三百首读本》，每诗后有“注释”和“作法”两项。 “注释”注事比原书详细些；兼释字义，却间有误处。“作法”兼说明作意，还得要领。卷首有“学诗浅说”，大致简明可看。书中只绝句有连圈，别体只有句圈；绝句连圈处也跟原书不同，似乎是抄印时随手加上，不足凭信。 本书编配各体诗，计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乐府七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乐府十四首，五言律诗八十首，七言律诗五十首，乐府一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乐府八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乐府九首，共三百一十首。五言古诗和乐府，七言古诗和乐府，两项总数差不多。五言律诗的数目超出七言律诗和乐府很多；七言绝句和乐府却又超出五言绝句和乐府很多。这不是编者的偏好，是反映着唐代各体诗发展的情形。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作的多，可选的也就多。这一层下文还要讨论。五、七、古、律、绝的分别都在形式，乐府是题材和作风不同。乐府也等下文再论，先说五七古律绝的形式。这些又大别为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五七言古诗属于前者，五七言律绝属于后者。所谓形式，包括字数和声调（即节奏），律诗再加对偶一项。五言古诗全篇五言句，七言古诗或全篇七言句，或在七言句当中夹着一些长短句。如李白《庐山谣》开端道：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又如他的《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开端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这些都是五七言古诗。五七古全篇没有一定的句数。古近体诗都得用韵，通常两句一韵，押在双句末字；有时也可以一句一韵，开端时便多如此。上面引的第一例里“丘”“楼”“游”是韵，两句间见；第二例里“留”和“忧”是逐句韵，“忧”和“楼”是隔句韵。古体诗的声调比较近乎语言之自然，七言更其如此，只以读来顺口听来顺耳为标准。但顺口顺耳跟着训练的不同而有等差，并不是一致的。 近体诗的声调却有一定的规律；五七言绝句还可以用古体诗的声调，律诗老得跟着规律走。规律的基础在字调的平仄，字调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上去入都是仄声。五七言律诗基本的平仄式之一如次：五律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七律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即使不懂平仄的人也能看出律诗是两组重复、均齐的节奏所构成，每组里又自有对称、重复、变化的地方。节奏本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律诗的平仄式也不外这个理。即使不懂平仄的人只默诵或朗吟这两个平仄式，也会觉得顺口顺耳；但这种顺口顺耳是音乐xìng的，跟古体诗不同，正和语言跟音乐不同一样。律诗既有平仄式，就只能有八句，五律是四十字，七律是五十六字——排律不限句数，但本书里没有。绝句的平仄式照律诗减半———七绝照七律的前四句———，就是只有一组的节奏。这里所举的平仄式只是最基本的，其中有种种重复的变化。懂得平仄的自然渐渐便会明白。不懂平仄的，只要多读，熟读，多朗吟，也能欣赏那些声调变化的好处，恰像听戏多的人不懂板眼也能分别唱的好坏，不过不大精确就是了。四声中国人人语言中有，但要辨别某字是某声，却得受过训练才成。从前的训练是对对子跟读四声表，都在幼小的时候。现在高中学生不能辨别四声也就是不懂平仄的，大概有十之八九。他们若愿意懂，不妨试读四声表。这只消从《康熙字典》卷首附载的《等韵切音指南》里选些容易读的四声如“巴把霸捌”“庚梗更格”之类，得闲就练习，也许不难一旦豁然贯通。中华书局出版的《学诗入门》里有一个四声表，似乎还容易读出，也可用。）律诗还有一项规律，就是中四句得两两对偶，这层也在下文论。 初学人读诗，往往给典故难住。他们一回两回不懂，便望而生畏，因畏而懒；这会断了他们到诗去的路。所以需要注释。但典故多半只是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用典故跟用比喻往往是一个理，并无深奥可畏之处。不过比喻多取材于眼前的事物，容易了解些罢了。广义的比喻连典故在内，是诗的主要的生命素；诗的含蓄，诗的多义，诗的暗示力，主要的建筑在广义的比喻上。那些取材于经验和常识的比喻———一般所谓比喻只指这些———，可以称为事物的比喻，跟历史的比喻，神朱自清经典三二三朱自清经典三二四仙的比喻是鼎足而三。这些比喻（广义，后同）都有三个成分：一、喻依，二、喻体，三、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体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先从事物的比喻说起。如“天边树若荠”（五古，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荠是喻依，天边树是喻体，登山望远树，只如荠菜一般，只见树的小和山的高，是意旨。意旨却没有说出。又，“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五古，韦应物，《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世事是喻体，沿洄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惜别难留是意旨———也没有明白说出。又，“吴姬压酒劝客尝”（七古，李白，《金陵酒肆留别》），当垆是喻体，压酒是喻依，压酒的“压”和所谓“压装”的“压”用法一样，压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更值得“尽觞”（原诗，“yù行不行各尽觞”）。吴姬当垆，助客酒兴是意旨。这里只说出喻依。又，“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 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jiāo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七古，韩愈，《石鼓歌》）“快剑”以下五句都是描写石鼓的字体的。这又分两层。第一，专描写残缺的字。缺画是喻体，“快剑”句是喻依，缺画依然劲挺有生气是意旨。第二，描写字体的一般。字体便是喻体，“鸾翔”以下四句是五个喻依———“古鼎跃水”跟“龙腾梭”各是一个喻依。意旨依次是隽逸，典丽，坚壮，挺拔———末两个喻依只一个意旨———，都指字体而言，却都未说出。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原作“水下滩”，依段玉裁说改———七古，白居易，《琵琶行》）。这几句都描写琵琶的声音。大弦嘈嘈跟小弦切切各是喻体，急雨跟私语各是喻依，意旨一个是高而急，一个是低而急。“嘈嘈”句又是喻体，“大珠”句是喻依，圆润是意旨。“间关”二句各是一个喻依，喻体是琵琶的声音；前者的意旨是明滑，后者是幽涩。头两层的意旨未说出，这一层喻体跟意旨都未说出。事物的比喻虽然取材于经验和常识，却得新鲜，才能增强情感的力量；这需要创造的工夫。新鲜还得入情入理，才能让读者消化；这需要雅正的品味。 有时全诗是一套事物的比喻，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渗透在全诗里。前者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七绝）唐代士子应试，先将所作的诗文呈给在朝的知名人看。若得他赞许宣扬，登科便不难。宋人诗话里说，“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因索庆余新旧篇什，寄之怀袖而推赞之，遂登科”。这首诗大概就是呈献诗文时作的。全诗是新嫁娘的话，她在拜舅姑以前问夫婿，画眉深浅合式否？ 这是喻依。喻体是近试献诗文给人，朱庆余是在应试以前问张籍，所作诗文合式否？ 新嫁娘问画眉深浅，为的请夫婿指点，好让舅姑看得入眼。朱庆余问诗文合式与否，为的请张籍指点，好让考官看得入眼。这是全诗的主旨。又，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五律）这是闻蝉声而感身世。蝉的头是黑的，是喻体，玄鬓影是喻依，意旨是少年时不堪回首。“露重”一联是蝉，是喻依，喻体是自己，身微言轻是意旨。诗有长序，序尾道：“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正指出这层意旨。“高洁”是蝉，也是人，是自己；这个词是双关的，多义的。又，杜甫《古柏行》（七古）咏夔州武侯庙和成都武侯祠的古柏，作意从“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二语见出。篇末道：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翦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 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大厦倾和梁栋虽已成为典故，但原是事物的比喻。两者都是喻依。前者的喻体是国家乱；大厦倾会压死人，国家乱人民受难，这是意旨。后者的喻体是大臣，梁栋支柱大厦，大臣支持国家，这是意旨。古柏是栋梁材，虽然“不露文章世已惊”，也乐意供世用，但是太重了，太大了，谁能送去供用呢？ 无从供用，渐渐心空了，蚂蚁爬进去了；但是“香叶终经宿鸾凤”，它的身分还是高的。这是喻依。喻体是怀才不遇的志士幽人。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但是才太大了，无人真知灼见，推荐入朝。于是贫贱衰老，为世人所揶揄，但是他们的身分还是高的。这是材大难为用，是意旨。 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这所谓故事包罗的却很广大。经史子集等等可以说都是的；不过诗文里引用，总以常见的和易知的为主。典故有一部分原是事物的比喻，有一部分是事迹，另一部分是成辞。上文说典故是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是专从诗文的一般读者着眼，他们觉得诗文里引用史事和神话或神仙故事的地方最困难。这两类比喻都应该包括着那三部分。如前节所引《古柏行》里的“大厦如倾要梁栋”，“大厦之倾，非一木所支”，见《文中子》；“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器”，是袁粲叹美王俭的话，见《晋书》。大厦倾和梁栋都是历史的比喻，同时可还是事物的比喻。又，“乾坤日夜浮”（五律，杜甫，《登岳阳楼》）是用《水经注》。《水经注》道：“洞庭湖广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乾坤是喻体，日夜浮是喻依。天地中间好像只有此湖；湖盖地，天盖湖，天地好像只是日夜飘浮在湖里。洞庭湖的广大是意旨。又，“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五绝，刘长卿，《弹琴》），用魏文侯听古乐就要睡觉的话，见《礼记》。两句是喻依，世人不好古是朱自清经典三二五朱自清经典三二六喻体，自己不合时宜是意旨。这三例不必知道出处便能明白；但知道出处，句便多义，诗味更厚些。 引用事迹和成辞不然，得知道出处，才能了解正确。如“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五古，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谢安曾隐居会稽东山。东山客是喻依，喻体是綦毋潜，意旨是大才隐处。采薇是伯夷、叔齐的故事，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采薇是喻依，隐居是喻体，自甘淡泊是意旨。又，“客心洗流水”（五律，李白，《听蜀僧浚弹琴》），流水用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就听出了，道：“洋洋乎，若江河！ ”诗句是倒装，原是说流水洗客心。流水是喻依，喻体是蜀僧浚的琴曲，意旨是曲调高妙。洗流水又是双关的，多义的。洗是喻依，净是喻体，高妙的琴曲涤净客心的俗虑的意旨。洗流水又是喻依，喻体是客心；听琴而客心清净，像流水洗过一般，是意旨。又，钱起《送僧归日本》（五律）道：“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一灯影用《维摩经》。经里道：“有法门，名无尽灯。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夫一菩萨开导千百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译言“无上正等正觉心”），其于道意亦不灭尽。是名无尽灯。”这儿一灯是喻依，喻体是觉者；一灯燃千百灯，一觉者造成千百觉者，道意不灭是意旨。但在诗句里，一灯影却指舟中禅灯的光影，是喻依，喻体是那日本僧，意旨是他回国传法，辗转无尽。———“惟怜”是“最爱”的意思。 又，“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lún，慎莫近前丞相嗔！ ”（七古，乐府，杜甫，《丽人行》）全诗咏三月三日长安水边游乐的情形，以杨国忠兄妹为主。诗中上文说到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这几句说到杨国忠———他那时是丞相。“杨花”二语正是暮春水边的景物。但是全诗里只在这儿chā入两句景语，奇特的安排暗示别有用意。北魏胡太后私通杨华作《杨白花歌辞》，有“杨花飘dàng落南家”，“愿衔杨花入窠里”等语。白苹，旧说是杨花入水所化。杨国忠也和虢国夫人私通。“杨花”句一方面是个喻依，喻体便是这件事实。杨国忠兄妹相通，都是杨家人，所以用杨花覆白苹为喻，暗示讥刺的意旨。青鸟是西王母传书带信的侍者。当时总该有些侍婢是给那兄妹二人居间。 “青鸟”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体便是这些居间的侍婢，意旨还是讥刺杨国忠不知耻。青鸟是神仙的比喻。这两句隐约其辞，虽志在讥刺，而言之者无罪。又杜甫《登楼》（七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旧注说本诗是代宗广德二年在成都作。元年冬，吐蕃陷京师，郭子仪收复京师，请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极”二句。本篇组织用赋体，以四方为骨干。锦江在东，玉垒山在西，“北极”二句是北眺所思。当时后主附祀先主庙中，先主庙在成都城南。“可怜”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罗庸先生说，见《国文月刊》九期）。可怜后主还有祠庙，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终于亡国，孤负了诸葛亮出山一番。《三国志》里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辞不传（流传的《梁父吟》决不是诸葛亮的《梁父吟》），大概慨叹小人当道。这二语一方面又是喻依，喻体是代宗和郭子仪；代宗也信任宦官，杜甫希望他“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出师表》中语），这是意旨。 “日暮”句又是一喻依，喻体是杜甫自己；想用世是意旨。又，“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五古，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煮白石用鲍靓事。《晋书》：“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煮白石是喻依，喻体是那山中道士，他的清苦生涯是意旨。这也是神仙的比喻。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七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句一贯，思君的意思似甚明白。但乐府《古杨柳行》道，“谗邪害公正，浮云冷白日”，古句也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本诗显然在引用成辞。陆贾《新语》说：“邪官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本诗的“浮云能蔽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体大概是杨国忠等遮塞贤路。 意旨是邪臣蔽君误国；所以有“长安”句。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引用故事，得增减变化，才能新鲜入目。宋人所谓“以旧为新”，便是这意思。所引各例可见。 典故渗透全诗的，如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五律）：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yù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张丞相是张九龄，那时在荆州。前四语描写洞庭湖，三四是名句。后四语蝉联而下，还是就湖说，只“端居”句露出本意，这一语便是《论语》“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意思。“yù济”句一方面说想渡湖上荆州去，却没有船，一方面是一喻依。伪《古文尚书·说命》殷高宗命傅说道，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本诗用这喻依，喻体却是yù用世而无引进的人，意旨是希望张丞相援手。“坐观”二语是一喻依。《汉书》用古人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本诗里网变为钓。 这一联的喻体是羡人出仕而得行道。自己无钓具，只好羡人家钓得的鱼，自己不得仕，只好羡人家行道。意旨同上。 全诗用典故最多的，本书中推杜甫《寄韩谏议注》一首（七古）：今我不乐思岳阳，身yù奋飞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 朱自清经典三二七朱自清经典三二八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 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 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 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美人胡为隔秋水！ 焉得置之贡玉堂！ 韩谏议的名字事迹无考。从诗里看，他是楚人，住在岳阳。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东西京，他大约也是参与机密的一人。后来去官归隐，修道学仙。这首诗是爱惜他，思念他。第一节说思念他，是秋日，自己是在病中。美人这喻依见《楚辞》，但在这儿喻体是韩谏议，意旨是他的才能出众。“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 ”见扬雄《法言》。这儿一方面描写秋天的实景，一方面是喻依；喻体还是韩谏议，意旨是他已逃出世网。第二节说京师贵官声势煊赫，而韩谏议不在朝。本节差不多全是神仙的比喻，各有来历。“玉京”句一喻依，喻体是集于君侧的朝廷贵官，意旨是他们承君命掌大权。“或骑”二语一套喻依———“烟雾落”就是落在烟雾中，喻体同上句，意旨是他们的骑从仪卫之盛。影是芙蓉旌旗的影。“影动”句一喻依，喻体是声势煊赫，从京师传遍天下；意旨是在潇湘的韩谏议也必闻知这种声势。星宫之君就是玉京群帝，醉琼浆的喻体是宴饮，意旨是征逐酒食。羽人是飞仙，羽人稀少就是稀少的羽人；全句一喻依，喻体是一些远隐的臣僚不在这繁华场中，意旨是韩谏议没有分享到这种声势。第三节说韩谏议曾参与定乱收京大计，如今却不问**，修道学仙。全节是神仙的比喻夹着历史的比喻。昨者是从前的意思。如今的赤松子，昨者“恐是汉代韩张良”。韩张良的跟赤松子的喻体都是韩谏议，前者的意旨是他有谋略，后者的意旨是他修道学仙。别的喻依可以准此类推下去。第四节说他闲居不出很可惜，祝他老寿，希望朝廷再起用他来匡君济世。太史公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不得参与汉武帝的封禅**，引为平生恨事。诗中“周南留滞”是喻依，喻体是韩谏议，意旨是他闲居乡里。南极老人就是寿星，是喻依，喻体同，意旨便是“应寿昌”。以上只阐明大端，细节从略。 诗和文的分别，一部分是在词句篇段的组织上，诗的组织比文的组织要经济些。引用比喻或典故，一个原因便是求得经济的组织。在旧体诗里，有字数声调对偶等制限，有时更不得不铸造一些特别经济的组织来适应。这种特殊的组织在文里往往没有，至少不常见。初学遇到这种地方也感困难，或误解，或竟不懂。这得去看详细的注释。但读诗多了，常常比较着看，也可明白。这种特殊的组织也常利用比喻或典故组成，那便更复杂些。如刘长卿《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五律）：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 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 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 茫茫江汉上，日暮yù何之！ “轻生一剑知”就是一剑知轻生的意思；轻生是说李中丞作征南将时不顾xìng命杀敌人。一剑知就是自己知；剑是杀敌所用，是自己的一部分，部分代全体是修辞格之一。自己知又有两层用意：一是问心无愧，忠可报君，二是只有自己知，别人不知。上下文都可印证。又，“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五古，王维，《渭川田家》），式微用《诗经》。《式微》篇道：“式微，式微，胡不归！ ”本诗的《式微》是篇名，指的是这篇诗。吟《式微》，只是取“胡不归”那一语，用意是“何不归田呢”。又，“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七律，杜甫，《野望》），“恐美人之迟暮”见《楚辞》，迟暮是老大无成的意思。“惟将”句是说自己已老大，不曾有所建树报答圣朝，加上迟暮的年光又都消磨在多病里，虽然“海内风尘”（见本诗第三句），却丝毫的力量也不能尽。“供”是喻依，杜甫自己是喻体，消磨在里面是意旨。这三例都是用辞格（也是一种比喻）或典故组成的。又如李颀《送陈章甫》（七古）末尾道，“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昨日罢官，想到就要别了许多朋友归里，自然不免一番寂寞；但是“闻道故林相识多”，今日临行，想到就要会见着那些故林相识的朋友，又觉如何呢？ ———该不会寂寞了吧？ 昨今对照，用意是安慰。———昨日是日前的意思。又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 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去寻常道士，他不在寓处；“随山到水源”才寻着。对着南溪边的花和常道士的禅意，却不觉忘言。相对是和“溪花与禅意”相对着。禅意给人妙悟，溪花也给人妙悟———禅家有拈花微笑的故事，那正是妙悟的故事———，所以说“与”。妙悟是忘言的。寻着了常道士，却被溪花与禅意吸引住！ 只顾欣赏那无言之美，不想多jiāo谈，所以说“亦”忘言。又，韦应物《送杨氏女》（五古），是送女儿出嫁杨家，前面道：“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篇尾道：“归来视yòu nǚ，零泪缘缨流。”全诗不曾说出杨氏女是长女，但读了这几句关系自然明白。 倒装这特殊的组织，诗里也常见。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五律，王维，《山居秋暝》），“归浣女”“下渔舟”就是浣女归，渔舟下。又，“家书到隔年”（五律，杜牧，《旅宿》）就是家书隔年到。又，“东门酤酒饮我曹”（七古，李颀，《送陈章甫》），“饮我曹”就是我曹饮，从上下文可知。又，“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五律，杜甫，《旅夜书怀》），就是文章岂著名，老病应休官。又，“幽映每白日”（五律，刘虚，《阙题》），就是白日每幽映。又，“徒劳恨费声”（五律，李商隐，《蝉》），就是费声恨徒劳。又，“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五朱自清经典三二九朱自清经典三三〇律，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就是怜新雨后之竹，爱夕阳时之山——怜爱之意。又，“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五古，韦应物，《夕次盱眙县》）就是听钟未眠客，独夜忆秦关。这些倒装句里纯然为了适应字数声调对偶等制限的却没有，它们主要的作用还在增强语气。此外如“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 ”（五律，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这是诘问自己，“何因”直贯下句，二语合为一句。这也为了经济的缘故。———至如“少陵无人谪仙死”（七古，韩愈，《石鼓歌》），“无人”也就是“死”。这是求新，求惊人。又，“百年多是几多时”（七律，元稹，《遣悲怀》之三），是说百年虽多，究竟又有多少时候呢？ 这也许是当时口语的调子。又如“云中君不见”（五律，马戴，《楚江怀古》），云中君是一个词，这句诗上三字下二字，跟一般五言句上二下三的不同，但似乎只是个无意为之的例外，跟古诗里“出郭门直视”一般。可是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七律，杜甫，《宿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七律，杜甫，《阁夜》），都是上五下二，跟一般七言句上四下三或上二下五的不同；又，“近han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七绝，无名氏，《杂诗》），每句上四字作一二一，而一般作二二或三一。这些却是有意变调求新了。 本书选诗，各方面的题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匀称，没有单调或琐屑的弊病。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可是题材的内容虽反映着时代，题材的项目却多是汉魏六朝诗里所已有。只有音乐图画似乎是新的。赋里有以音乐为题材的，但晋以来就少。唐代音乐图画特别发达，反映到诗里，便增加了题材的项目。这也是时势使然。在各种题材里，“出处”是一重大的项目。从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为了行道，自然也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隐居，干谒，应试（落第）等，出仕以后的恩遇，迁谪，乃至忧民，忧国，思林栖，思归田等，乃至真个辞官归田，都是常见的诗的题目，本书便可作例。仕君行道是儒家的思想，隐居和归田都是道家的思想。儒道两家的思想合成了从前的读书人。但是现在时势变了，读书人不一定出仕，林栖、归田等思想也绝无仅有。有些人读这些诗，也许会觉得不真切，青年学生读书，往往只凭自己的狭隘的兴趣，更容易有此感。但是会读诗的人，多读诗的人能够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依然觉得这些诗真切。这是情感的真切，不是知识的真切。这些人不但对于现在有情感，对于过去也有情感。他们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现代人不一样，可是在读唐诗的时候，只让那对于过去的情感领着走；这种无私，无我，无关心的同情教他们觉到这些诗的真切。这种无关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调整自己，扩大自己，才能养成。多读史，多读诗，是一条修养的途径，就是那些比较有普遍xìng的题材，如相思，离别，慈幼，慕亲，友爱等也还是需要无关心的情感。这些题材的节目多少也跟着时代改变一些，固执“知识的真切”的人读古代的这些诗，有时也不能感到兴趣。 至于咏古之作，如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五律），是古人敬慕古人，纪时之作；如李商隐《韩碑》（七古），是古人论当时事。虽然我们也敬慕孔子，替韩愈抱屈，但知识的看，古人总隔一层。这些题材的普遍xìng比前一类低减些，不过还在“出处”那项目之上。还有，朝会诗，如岑参，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七律），见出一番堂皇富丽的气象；又，宫词，往往见出一番怨情，宛转可怜。可是这些题材现代生活里简直没有。最别扭的是边塞和从军之作，唐人很喜欢作这类诗，而悯苦han讥黩武的居多数，跟现代人冒险尚武的精神恰恰相反。 但荒han的边塞自是一种新境界，从军苦在当时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若能节取，未尝没有是处。要能欣赏这几类诗，那得靠无关心的情感。此外，唐人酬应的诗很多，本书里也可见。有些人觉得作诗该等候感兴，酬应的诗不会真切。但伫兴而作的人向来大概不多；据现在所知，只有孟浩然是如此。作诗都在情感平静了的时候，运思造句都得用到理智；伫兴而作是无所为，酬应而作是有所为，在工力深厚的人其实无多差别。酬应的诗若能恰如分际，也就见得真切。况是这种诗里也不短至情至xìng之作。总之，读诗得除去偏见和成见，放大眼光，设身处地看去。 明代高木秉编选《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四期。后来虽有种种批评，这分期法却渐被一般沿用。初唐是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至玄宗开元初（公元七一三），约一百年。盛唐是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大历初（公元七六六），五十多年。 中唐是代宗大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七十年。晚唐是文宗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至昭宗天三年（公元九○六），八十年。初唐诗还是齐梁的影响，题材多半是艳情和风云月露，讲究声调和对偶。到了沈亻全期、宋之问手里，便成立了律诗的体制。这是唐代诗坛一件大事，影响后世最大。当时有个陈子昂，独主张复古，扩大诗的境界。但他死得早，成就不多。盛唐诗李白努力复古，杜甫努力开新。所谓复古，只是体会汉魏的作风和借用乐府诗的题目，并非模拟词句。 所以陈子昂、李白都能够创一家，而李白的成就更大。他的成就主要的在七言乐府；绝句也独步一时。杜甫却各体诗都是创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时事入诗，议论入诗，使诗散文化，使诗扩大境界；一方面研究律诗的变化，用来表达各种新题材。他的影响的久远，似乎没有一个诗人比得上。这时期作七古体的最多，为的这一体比较自由，又刚在开始发展。而王维、孟浩然专用五律写山水，也能变古成家。中唐诗韦应物、柳宗元的五古以复古的作风创作，各自成家。古文家韩愈继承杜甫，更使诗向散文化的路上走。宋诗受他的影响极大。他的门下作诗，有词句冷涩的，有题材诡僻的；本书里只选了贾岛一首。另一面有些人描写一般的社会生活；这原是乐府精神，却也是杜甫开的风气。元稹、白居易主张诗该写社会生活而有规讽的作意，才是正宗。但他们的成就却不在此而在情景深切，明白如话。他们不避俗，跟韩愈一派恰相对照；可也出于杜甫。晚唐诗刻画景物，雕琢词句，题材又回到风云月露和艳情上，只加了一些雅事。诗境重趋狭窄，但精致过于前人。 这时期的精力集中在近体诗。精致的只是词句，全篇组织往往配合不上。就中李商隐、温庭筠虽咏艳情，却有大处奇处，不跼蹐在绮靡的圈子里；而李商隐学杜学韩境界更广阔些。学杜韩而兼受温李熏染的是杜牧，豪放之余，不失深秀。本书选诗七十七家，初唐不到十家，盛中晚三期各二十多家。入选的诗较多的八家。盛唐四家：杜甫的三十六首，王维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孟浩然十五首。中唐二家：韦应物十二首，刘长卿十一首。晚唐二家：李商隐二十四首，杜牧十首。 李白诗，书中选五古三首，乐府三首，七古四首，乐府五首，五律五首，七律朱自清经典三三一朱自清经典三三二一首，五绝二首，乐府一首，七绝二首，乐府三首。各体都备，七古和乐府共九首，最多，五七绝和乐府共八首，居次。李白，字太白，蜀人，玄宗时作供奉翰林，触犯了杨贵妃，不能得志。他是个放浪不羁的人，便辞了职，游山水，喝酒，作诗。他的态度是出世的，作诗全任自然。当时称他为“天上谪仙人”，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他的乐府很多，取材很广；他其实是在抒写自己的生活，只借用乐府的旧题目而已。他的七古和乐府篇幅恢张，气势充沛，增进了七古体的价值。 他的绝句也奠定了一种新体制。绝句最需要经济的写出，李白所作，自然含蓄，情韵不尽。书中所收《下江陵》一首，有人推为唐代七绝第一。杜甫诗，计五古五首，七古五首，乐府四首，五七律各十首，五七绝各一首。只少五言乐府，别体都有。律诗共二十首，最多；七古和乐府共九首，居次。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作了左拾遗的官。后因事被放，辗转流落到成都，依故人严武，作到“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 他在蜀住的很久。他是儒家的信徒，一辈子惦着仕君行道；又身经乱离，亲见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代用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来伺候宫廷和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境界扩大了，地位也增高了。而杜甫抓住了广大的实在的人生，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他的诗可以说是写实的；这写实的态度是从乐府来的。他使诗历史化，散文化，正是乐府的影响。七古体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律诗到他手里应用自如———他的五律极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一体的变化。 王维诗，计五古五首，七言乐府三首，五律九首，七律四首，五绝五首，七绝和乐府三首，五律最多。王维，字摩诘，太原人，试进士，第一，官至尚书右丞。 世称王右丞。他会草书隶书，会画画。有别墅在辋川，常和裴迪去游览作诗。沈宋的五律还多写艳情，王维改写山水，选词造句都得自出心裁。从前虽也有山水诗，但体制不同，无从因袭。苏轼说他“诗中有画”。他是苦吟的，宋人笔记里说他曾因苦吟走入醋缸里；他的《渭城曲》（乐府），有人也推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他的诗是精致的。孟浩然诗，计五古三首，七古一首，五律九首，五绝二首，也是五律最多。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襄阳人，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才游京师。张九龄在荆州，召为僚属。他用五律写江湖，却不若吟，伫兴而作。他专工五言，五言各体都擅长。山水诗不但描写自然，还欣赏自然；王维的描写比孟浩然多些。 韦应物诗，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五七绝各一首，五古多。韦应物，京兆长安人，作滁州刺史，改江州，入京作左司郎中，又出作苏州刺史。世称韦左司或韦苏州。他为人少食寡yù，常焚香扫地而坐。诗淡远如其人。五古学古诗，学陶诗，指事述情，明白易见———有理语也有理趣，正是陶渊明所长。这些是淡处。篇幅多短，句子浑含不刻画，是远处。朱子说他的诗无一字造作，气象近道。他在苏州所作《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开端道：“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诗话推为一代绝唱，也只是为那肃穆清华的气象。 篇中又道，“自渐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寄李儋元锡》（七律）也道，“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是忧民；识得为政之体，才能有些忠君爱民之言。刘长卿诗，计五律五首，七律三首，五绝三首，五律最多。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登进士第，官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他也是苦吟的人，律诗组织最为精密整炼；五律更胜，当时推为“五言长城”。上文曾举过两首作例，可见出他的用心处。 李商隐诗，计七古一首，五律五首，七律十首，五绝一首，七绝七首，七律最多，七绝居次。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登进士第。王茂元镇河阳，召他掌书记，并使他作女婿。王茂元是李德裕同党；李德裕和令狐楚是政敌。李商隐和令狐楚本有jiāo谊，这一来却得罪了他家。后来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作了宰相，李商隐屡次写信表明心迹，他只是不理。这是李商隐一生的失意事，诗中常常涉及，不过多半隐约其辞。后来柳仲郢镇东蜀，他去作过节度判官。他博学强记，又有隐衷，诗里的典故特别多。他的七律里有好些《无题》诗，一方面像是相思不相见的艳情诗，另一方面又像是比喻，咏叹他和令狐绹的事，寄托那“不遇”的意旨。还有那篇《锦瑟》，虽有题，解者也纷纷不一。那或许是悼亡诗，或许也是比喻。又有些咏史诗，如《隋宫》，或许不只是咏古，还有刺时的意旨。他的诗语既然是一贯的隐约，读起来便只能凭文义、典故和他的事迹作一些可能的概括的解释。他的七绝里也有这种咏史或游仙诗，如《隋宫》、《瑶池》等。这些都是奇情壮采之作———一方面七律的组织也有了进步———，所以入选的多。他的七绝最著名的可是《寄令狐郎中》一首。杜牧诗，五律一首，七绝九首，几乎是专选一体。杜牧，字牧之，登进士第。牛僧孺镇扬州，他在节度府掌书记，又作过司勋员外郎。世称杜司勋，又称小杜———杜甫称老杜。他很有政治的眼光，但朝中无人，终于是个失意者。他的七绝感慨深切，情辞新秀。《泊秦淮》一首也曾被推为压卷之作。 唐以前的诗，可以说大多数是五古，极少数是七古；但那些时候并没有体制的分类。那些时候诗的分类，大概只从内容方面看，最显著的一组类别是五言诗和乐府诗。五言诗虽也从乐府转变而出，但从阮籍开始，已经高度的文人化，成为独立的抒情写景的体制。乐府原是民歌，叙述民间故事，描写各社会的生活，有时也说教，东汉以来文人仿作乐府的很多，大都沿用旧题旧调，也是五言的体制。汉末旧调渐亡，文人仿作，便只沿用旧题目；但到后来诗中的话也不尽合于旧题目。这些时候有了七言乐府，不过少极；汉魏六朝间著名的只有曹丕的《燕歌行》，鲍照的《行路难》十八首等。乐府多朴素的铺排，跟五言诗的浑含不露有别。五言诗经过汉魏六朝的演变，作风也分化。阮籍是一期，陶渊明、谢灵运是一期，“宫体”又是一期。阮籍抒情，“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颜延年、沈约等注《咏怀诗》语），最是浑含不露。陶谢抒情、写景、说理，渐趋详切，题材是田园山水。宫体起于梁简文帝时，以艳情为主，渐讲声调对偶。 初唐五古还是宫体余风，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主张复古，虽标榜“建安”（汉献帝年号，建安体的代表是曹植），实是学阮籍。本书张九龄《感遇》二首便是例子。但盛唐五古，张九龄以外，连李白所作（《古风》除外）在内，可以说都是陶谢的流派。中唐韦应物、柳宗元也如此。陶谢的详切本受乐府的影响。乐府的影响到唐代最为显著。杜甫的五古便多从乐府变化。他第一个变了五古的调子，也是创了五古的新调子。新调子的特色是散文化。但本书所选他的五古还不是新调朱自清经典三三三朱自清经典三三四子，读他的长篇才易见出。这种新调子后来渐渐代替了旧调子。本书里似乎只有元结《贼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调子；可是散文化太过，不是成功之作。至于唐人七古，却全然从乐府变出。这又有两派。一派学鲍照，以慷慨为主；另一派学晋《白纻（舞名）歌辞》（四首，见《乐府诗集》）等，以绮艳为主。李白便是著名学鲍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经多是这一派。七言句长，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炼，散文化更方便些。《行路难》里已有散文句。李白诗里又多些，如，“我yù因之梦吴越”（《梦游天姥吟留别》），又如上文举过的“弃我去者”二语。七古体夹长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个方向。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简直没有七言句，却也可以算入七古里。 到了杜甫，更有意的以文为诗，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长短句。后来人作七古，多半跟着他走。他不作旧题目的乐府而作了许多叙述时事，描写社会生活的诗。这正是乐府的本来面目。本书据《乐府诗集》将他的《哀江头》、《哀王孙》等都放在七言乐府里，便是这个理。从他以后，用乐府旧题作诗的就渐渐的稀少了。另一方面，元稹、白居易创出一种七古新调，全篇都用平仄调协的律句，但押韵随时转换，平仄相间，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规矩。这叫长庆体。长庆是穆宗的年号，也是元白的集名。本书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的。古体诗的声调本来比较近乎语言之自然，长庆体全用律句，反失自然，只是一种变调。但却便于歌唱。《长恨歌》可以唱，见于记载，可不知道是否全唱。五七古里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过似乎只唱四句，跟唱五七绝一样。古体诗虽不像近体诗的整炼，但组织的经济也最著重。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个主要的分别。前举韦应物《送杨氏女》便是一例。又如李白《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里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一方面说谢月兆（小谢），一方面是比喻。且不说喻旨，只就文义看，“蓬莱”句又有两层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后汉文章首推建安诗。“中间”句说建安以后“大雅久不作”（见李白《古风》第一首），小谢清发，才重振遗绪；“中间”、“又”三个字包括多少朝代，多少诗家，多少诗，多少议论！ 组织有时也变换些新方式，但得出于自然。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七古）用梦游和梦醒作纲领，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用唱歌跟和歌作纲领，将两篇歌辞穿chā在里头。 律诗出于齐梁以来的五言诗和乐府。何逊、yīn铿、徐陵、庾信等的五言都已讲究声调和对偶。庾信的《鸟夜啼》乐府简直像七律一般；不过到了沈宋才成定体罢了。律首声调，前已论及。对偶在中间四句，就是第一组节奏的后两句，第二组节奏的前两句，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样，前四句由散趋整，后四句由整复归于散，增前两组节奏的往复回还的效用。这两组对偶又得自有变化，如一联写景，一联写情，一联写见，一联写闻之类，才不至板滞，才能和上下打成一片。所谓情景或见闻，只是从浅处举例，其实这中间变化很多，很复杂。五律如“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四句虽两两平列，可是前一联上句范围大，下句范围小，后一联上句说平时，下句说将死，便见流走。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李白，《听蜀僧浚弹琴》）。前联一弹一听，后联一在弹，一已止，各是一串儿。 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han”（杜甫，《月夜》）。 “遥怜”直贯四句。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固然可怜，“香雾”云云的人（杜甫妻）解得忆长安，也许更可怜些。前联只是一句话，后联平列；两相调剂着。律诗多在四句分段，但也不尽然，从这一首可见。又，前面引过的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次联“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似乎平列，用意却侧重寻常道士不遇，侧重在下句。三联“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上句景物，下句动作，虽然平列而不是一类。再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雨住后松色才更苍翠好看；这就兼着叙事，跟单纯写景又不同。 七律如“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温庭筠，《苏武庙》）。前联平列，但不是单纯的写景句；这中间引用着《汉书·苏武传》，上句意旨是和汉朝音信断绝（雁足传书事），下句意旨是无归期（匈奴使苏武牧牡羊，说牡羊有rǔ才许归汉）。后联说去汉时还是冠剑的壮年，回汉时武帝已死；“丁年奉使”见李陵《答苏武书》，甲帐是头等帐，是武帝作来敬神的，见《汉武故事》。这一联是倒装，为的更见出那“不堪回首”的用意。又，“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李商隐，《隋宫》）日角是额骨隆起如日，是帝王之相，这儿是根据《旧唐书》，用来指太宗。锦帆指隋炀帝的游船，见《开河记》。这一联说若不因为太宗得了天下，炀帝还该游得远呢。上句是因，下句是果。放萤火，种垂杨，都是炀帝的事。后联平列，上句说不放萤火，下句说垂杨栖鸦，一有一无，却见出“而今安在”一个用意。又，李商隐《筹笔驿》中二联道：“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关张无命yù何如！ ”筹笔驿在绵州绵谷县，诸葛武侯曾在那里驻军筹画。上将指武侯，降王指后主；管乐是管仲、乐毅，武侯早年曾自比这二人。前联也是倒装，因为“终见”，才觉“徒令”。但因“筹笔”想到“降王”，即景生情，虽倒装还是自然。后联也将“有”“无”对照，见出本诗末句“恨有余”的用意。 七律对偶用倒装句，因果句，到晚唐才有。七言句长，整炼较难，整炼而能变化如意更难。唐代律诗刚创始，五言比较容易些，发展得自然快些。作五律的大概多些，好诗也多些，本书五律多，便是这个缘故。律诗也有不对偶或对偶不全的，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五律），又如崔颢《黄鹤楼》（七律）的次联，这些只算例外。又有不调平仄的，如《黄鹤楼》和王维《终南别业》（五律），也是例外。———也有故意这样作的，后来称为拗体，但究竟是变调。本书不选排律。七言排律本来少，五言的却多，也推杜甫为大家。排律将律诗的节奏重复多次，便觉单调，教人不乐意读下去。但本书不选，恐怕是为了典故多。晚唐律诗着重一句一联，忽略全篇的组织，因此后人评论律诗，多爱摘句，好像律诗篇幅完整的很少似的。其实不然，这只是偏好罢了。 绝句不是截取律诗的四句而成。五绝的源头在六朝乐府里。六朝五言四句的乐府很多，《子夜歌》最著名。这些大都是艳情之作，诗中用谐声辞格很多。谐声辞格如“虫喜子”谐“喜”声，“藁砧”就是“铁”（铡刀）谐“夫”声。本书选了权德舆《玉台体》一首，就是这种诗。也许因为诗体太短，用这种辞格来增加它的朱自清经典三三五朱自清经典三三六内容，这也是多义的一式。但唐代五绝已经不用谐声辞格，因为不大方，范围也窄，唐代五绝有调平仄的，有不调平仄而押仄声韵的；后者声调上也可以说是古体诗，但题材和作风不同。所以容许这种声调不谐的五绝，大约也是因为诗体太短，变化少；多一些自由，可以让作者多一些回旋的地步。但就是这样，作的还是不多。七言四句的诗，唐以前没有，似乎是唐人的创作。这大概是为了当时流行的西域乐调而作；先有调，后有诗。五七绝都能歌唱，七绝歌唱的更多———该是因为声调曼长，好听些。作七绝的比作五绝的多得多，本书选得也多。唐人绝句有两种作风：一是铺排，一是含蓄。前者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han江雪。 又，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鹏深树鸣；**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柳诗铺排了三个印象，见出“江雪”的幽静，韦诗铺排了四个印象，见出西涧的幽静；但柳诗有“千山”、“万径”、“绝”、“灭”等词，显得那幽静更大些。所谓铺排，是平排（或略参差，如所举例）几个同xìng质的印象，让它们集合起来，暗示一个境界。这是让印象自己说明，也是经济的组织，但得选择那些精的印象。后者是说要从浅中见深，小中见大；这两者有时是一回事。含蓄的绝句，似乎是正宗，如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是说宫人秋夕的幽怨，可作浅中见深的一例。又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是晋代王导、谢安住过的地方，唐代早为民居。诗中只用野花，夕阳，燕子，对照今昔，便见出盛衰不常一番道理。这是小中见大，也是浅中见深。又，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yù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鹳雀楼在平阳府蒲州城上。白日依山，黄河入海，一层楼的境界已穷，若要看得更远，更清楚，得上高处去。三四句上一层楼，穷千里目，是小中见大；但另一方面，这两句可能是个比喻，喻体是人生，意旨是若求远大得向高处去。这又是浅中见深了。但这一首比较前二首明快些。 论七绝的称含蓄为“风调”。风飘摇而有远情，调悠扬而有远韵，总之是余味深长。这也配合着七绝的曼长的声调而言，五绝字少节促，便无所谓风调。风调也有变化，最显著的是强弱的差别，就是口气否定、肯定的差别。明清两代论诗家推举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共十一首，见于本书的八首。就是：王维《渭城曲》（乐府），王昌龄《长信怨》和《出塞》（皆乐府），王翰《凉州曲》，李白《下江陵》，王之涣《出塞》（乐府，一作《凉州词》），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杜牧《泊秦淮》。这中间四首是乐府，乐府的措辞总要比较明快些。其余四首虽非乐府，也是明快一类。只看八首诗的末二语便可知道。现在依次抄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玉颜不及han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yīn山。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这些都用否定语作骨子，所以都比较明快些。这些诗也有所含蓄，可是强调。七绝原来专为歌唱而作，含蓄中略求明快，听者才容易懂，适应需要，本当如此。弱调的发展该是晚点儿。———不见于本书的三首，一首也是强调，二首是弱调。十一首中共有九首强调，可算是大多数。 当时为人传唱的绝句见于本书的，五言有王维的《相思》，七言有他的《渭城曲》，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和《长信怨》，王之涣的《出塞》。《相思》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芙蓉楼送辛渐》道：han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朱自清经典三三七朱自清经典三三八除《长信怨》外，四首都是对称的口气，———王之涣的“羌笛”句是说“你何须吹羌笛的《折柳词》来怨久别？ ”———那不见于本书的高适的“开箧泪雨臆，见君沾前日书”一首也是的（这一首本是一首五古的开端四语，歌者截取，作为绝句）。 歌词用对称的口气，唱时好像在对听者说话，显得亲切。绝句用对称口气的特别多；有时用问句，作用也一般。这些原都是乐府的老调儿，绝句只是推广应用罢了。———风调转而为才调，奇情壮采依托在艳辞和故事上，是李商隐的七绝。这些诗虽增加了些新类型，却非七绝的本色。他又有《雨夜寄北》一绝：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也是对称的口气。设想归后向那人谈此时此地的情形，见出此时此地思归和相念的心境，回环含蓄，却又亲切明快。这种重复的组织极精练可喜。但绝句以自然为主。像本诗的组织，精练不失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朱宝莹先生有《诗式》（中华版），专释唐人近体诗的作法作意，颇切实，邵祖平先生有《唐诗通论》（《学衡》十二期），颇详明，都可参看。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本书是新潮社编辑的《新潮丛书》第四种，出版在民国九年。新潮社早已不存在，这部书也早已绝版了。但书的版权已归开明书店所有，我们希望开明能够继续印行（删去《致汪精卫书》和《华工学校讲义》汪序），因为这是一部有益于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书，在文字上，也在思想上。本书分上下二册，约十七万字。前有凡例，第一条道：蔡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用不着我们标榜。不过我们知道国内外尚有许多急yù明白先生言行的人，极希望一部有系统的先生言行录：这便是我们编印本书的一点微意。 蔡先生去年死了。盖棺论定，他老人家一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的确可以作青年人的模范；他的言行，青年人更该“急yù明白”。这部书的继续印行真是必要的。 听说刘开渠先生还给他编了一部全集，似乎没有付印。全集的篇幅一定很多，而且不免有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见凡例第四条）文字。为青年人———特别是中学生———阅读，本书该是更适宜些。 凡例第二条道：本书内容共计先生传略一篇，言论八十四篇，附录三篇。言论大别为朱自清经典三三九朱自清经典三四〇六类。分类本是不容易的事；归入甲类的，同时也与乙丙有关。故本书没有标明分类的名目。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略为说明的：第一类大约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第二类关于教育；第三类关于北京大学；第四类关于中西文化的沟通；第五类为普通的问题；第六类为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附录”第一篇内《华工学校讲义》四十小篇为先生大部分道德精神所寄。其余两篇，系大学改制的提案，也与先生事业很有关系。 第一类共十八篇，论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劳工神圣，国文的趋势等等。 第二类共十六篇，论教育方针，**育与旧教育，美育，平民教育，“五四”运动等等。第三类共十八篇，说明办北京大学的宗旨和对于学生的希望，还有提倡学生课外活动———音乐，画法，新闻学等———的文字。关系重大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便在这一类里。第四类共十一篇，所论以中法文化的沟通为主。第五类共十一篇，杂论修养，学术教育。第六类共十篇，杂论学术，时事，教育，其中有四篇是民国纪元前旧作。《华工学校讲义》三十篇论德育，十篇论智育。这些文字差不多都和教育有关：教育是蔡先生的终生事业，所以他全神贯注，念念不忘。读这部书不妨将第六类和附录的二篇略去，别的都得细看。第三类都是些关于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文字，似乎不能引起现在中学生读者的兴味。但是不然。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是领导者，那时正是蔡先生作校长。“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同时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重大，青年人都知道。再说改进北京大学也是蔡先生平生最重大的教育事业，值得后来人景仰，所以这一类文字，兴趣决不会在别的几类以下。 本书六类文字中，文言文五十六篇，白话文二十八篇，共八十四篇。《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全是文言，连前共一百二十四篇，文言文共九十六篇，占全书百分之八十弱。全书按体裁分，又有论文，演说词，序（包括发刊词），书信，日记，启事，等类。论文六十四篇，演说词三十八篇，序十五篇，书信五篇，日记，启事各一篇。这些又都只是说明文和论说文两类。演说词占全书百分之三十，却是文言多于白话；三十八篇里有二十四篇是文言，占百分之六十弱。这中间有三篇注明是别人笔记的，一篇是文言，两篇是白话。还有一篇，题目下注着“八年十二月三日改定”，不知道是不是先经别人笔记后来再改定的。蔡先生是个忙人，该常有些文牍或秘书帮他拟稿。本书所收的文字，除注明别人笔记的三篇演说词以外，原也不一定全出于他的亲手，但大部分该是的。《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都是他“手撰”，有明文可据。论文，序，书信里，至少那些重要的是他自己动笔。那篇日记和那条启事更该是他自己写的。别的即使有人拟稿，也该是他的意思，并且经他手定的。 全书所收的文字，思想是如此一致，风格也是如此一致，他至少逐篇都下过工夫来看。无论如何，这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在文字上，在思想上，本书无疑的是青年人———特别是中学生———有益的读物。现在中学生的读物里最缺乏简短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无论文言或白话。再说文言方面有的是古书，唐宋八家文，明人小品文，以及著述文等等，这些却都不能帮助学生学习应用的文言。梁启超先生的文言可以算是应用的了，但只在清末合式，现在看来，却还嫌高古似的。只有本书的文言，朴实简明，恰合现在的应用，现在报纸上的文言便是这种文言，这是最显著的标准。我们说应用，蔡先生也说应用（《国文之将来》），又称为“实用”（《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都是广义的。一般所谓“应用文”却是狭义的，指公文，书信，电报，商业文件等。那些都有一定的程式。程式为的求经济，求确当，是一种经验的传统，渗透在我们所谓应用的文言里。学会了应用的文言，学那些程式便不难。应用的文言才是真正的基础。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部书。 蔡先生名元培，字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死时年七十四岁。本书里的传略，是江西黄世晖先生记的。黄先生是蔡夫人家里人，记得很确实，虽说是“传略”，却也够详的。蔡先生曾做到清廷的翰林院编修，后来尽力教育，运动革命，又到德国游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育总长。他觉得和当时的总统袁世凯不能合作，不久便辞职再到德国游学。后来又到法国游学，并帮助李石曾先生等办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民国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辞职出京，不久又回任。过了一年多，便出国考察，从此没有回北京大学。国民革命后，任大学院院长。后来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去年逝世时止。本书出版在民国九年，所以传略只记到北京大学校长时代。统观蔡先生的一生事业，可以说他是一个革命家，又是一个教育家。辛亥以前，他是革命家。那时虽也尽力教育，却似乎只将教育当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传略里说他以为戊戌变法康梁“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yù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五面）。可见他的动机是在那里。他办教育，提倡民权（参看五面，八面，九面），提倡进化论（参看六面），提倡俄国的虚无主义（参看一四面，一七面）。但他当时虽以教育为手段，却真相信教育的永久的价值。他的游学便为的是充实自己的教育。他在德国研究哲学，文明史等，尤其注重实验心理学和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参加实验工作（一九面，二四面）。他倾向哲学，而对于科学的训练也不忽略。辛亥以后，他是教育家。他特别提倡公民道德的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他提倡中西文化的沟通，而特别注重欧化（参看第四类各篇）。他办大学，主张纯粹研究学问，思想自由（参看《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辞》等）。对于中学，反对文理分科，主张“高等普通”的教育（《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他又提倡工学（参看《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等，提倡平民教育（参看《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等）。他不但是个理想家，并且是个实行家。这些主张都曾相当的实现，留下强大的影响。他尤其注重砥砺德行，提倡进德会，《华工学校讲义》里有三十篇论德育，以及提倡公民道德的教育，是他一致的态度。他是个躬行实践的人，能做到他所说的，他的话是有重量的。 蔡先生虽做过翰林院编修，但在欧洲研究考察得很久，对于西洋文化认识得很清楚。他看出中国必须欧化。他说：朱自清经典三四一朱自清经典三四二吾国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仑之说，迄今尚未证实。汉以后，天方大秦之文物，稍稍输入矣，而影响不著，其最著者，为印度之文明。汉季，接触之时代也；自晋至唐，吸收之时代也。吾族之哲学，文学及美术，得此而放一异彩。自元以来，与欧洲文明相接触，逾六百年矣，而未尝大有所吸收，如球茎之植物，冬蛰之动物，恃素所贮蓄者以自赡。日趣羸瘠，亦固其所。至于今日，始有吸收欧洲文明之机会；而当其冲者，实为我寓欧之同人。（《文明之消化》）又说：西人之学术所以达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腊以来，固已积二千余年之进步而后得之。吾先秦之文化无以远过于希腊，当亦吾同胞之所认许也。吾与彼分道而驰，既二千余年矣，而始有羡于彼等所等（得）之一，则循自然公例，取最短之途径以达之可也。乃曰吾必舍此捷径，以二千余年前之所诣为发足点，而奔轶绝尘以追之，则无论彼我速率之比较如何，苟是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无益于世界之耗费，已非巧历所能计矣。 不观日本之步趋欧化乎，彼固取最短之径者也。行之且五千年，未敢曰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也。然则吾即取最短之径以往，犹惧不及，其又堪迂道焉？（《学风杂志发刊词》）他主张欧化，而且主张急起直追的欧化。他也提到中印文化对于欧洲的影响（三六一面），也提到东西文化的媒合（四○二面），但他总“觉得返忆旧文明的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至”（四○三面）。———蔡先生所谓“文明”似乎和“文化”同一意思。———他尤其倾慕法国的文化，因为法国没有“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三七八面），而“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更为精密之研究”，“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三七八面，三七九面）。 蔡先生信仰法国革命时代所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参看一九一面，三七三面），加上哲学，科学，美学，便见出他的一贯的思想。他说人生观必得有世界观作根据：世界无涯氵矣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 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本体世界，有现象世界。本体世界是世界的本xìng或本质，是哲学或玄学研究的对象。现象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现象世界“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份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三八至三九面）。但这个大鹄的须渐渐达成，大地的进化史便显示着向这个大鹄的的路：统大地之进化史而观之，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cāo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通功之例视植物为繁。及进而为人类，则由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互相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有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 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 今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 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份子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固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同上）那个大鹄的便是大同主义，进化史便是大同主义的发展。蔡先生的大同的理想，来源不止一个，“博爱”的信念无疑的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曾引孔子的话“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子夏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张载的话“民吾同胞”，以为“尤与法人所唱之博爱主义相结合”（三七四至三**面），可以为证。 蔡先生既从进化史里看出“人类之义务，为群lún不为小己”，他又看出人类之义务，“为将来不为现在”（四二面）：自进化史考之，人满之患虽自昔藉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han所迫。南北极苦han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由椎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即火车）汽船及自动车（即汽车）之属。 近则飞机飞艇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而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同上）他又看出人类之义务“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四二面）：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自机械发明，jiāo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趋于便利。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xìng。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达到之点，盖可知矣。（同上）朱自清经典三四三朱自清经典三四四美术虽用现象世界作材料，但能使人超越利害的兴趣，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也无执着，只有浑然的美感。这就是“与造物为友”，这就接触到本体世界了（参看一九八面，二七三面）。所谓“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xìng”，便是这番意思。 蔡先生提倡哲学，科学，美术，便因“为将来”“为精神之愉快”是人类之义务。他以为哲学，科学，美术的研究是大学的责任。但这种研究得超越利害的兴趣才成。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二九六面），要做到这地步，首先得破除专己守残的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 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是说大学要养成通才。要养成通才，还得有思想自由：大学者，囊括**，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ròu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lún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同上）还有，哲学科学美术“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所以研究这些，足以增进世界的文化（三六○面）。 思想自由之外，蔡先生最注意的是信仰自由。民国初年，“论者往往有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四五面）。蔡先生以为“孔子之说，教育耳，政治耳，道德耳。 其所以不废古来近乎宗教之礼制者，特其从宜从俗之作用，非本意也”（四七面）。 “而一宗教之中，可以包含多数国家之人民”，“国教亦不成名词”（四八面，四九面）。他说“各国宪法，均有信仰自由一条，所以解除宗教之束缚”（四七面）。信仰为什么该自由呢？ 若夫信仰则属之吾心，与他人毫无影响，初无迁就之必要。昔之宗教本初民神话创造万物末日审判诸说，不合科学。在今日信者盖寡。而所谓与科学不相冲突之信仰，则不过玄学问题之一假定答语。不得此答语，则此问题终梗于吾心而不快。吾又穷思冥索而不得，则且于宗教哲学之中，择吾所最契合之答语，以相慰藉焉。孔之答语可也，耶之答语可也，其他无量数之宗教家哲学家之答语亦可也。信仰之为用如此。既为聊相慰藉之一假定答语，吾必取其与我最契合者，则吾之抉择有完全之自由，且亦不能限于现在少数之宗教。故曰，信仰期于自由也。（《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先生在另一处说：“旧宗教之主义不足以博信仰。其所余者，祈祷之仪式，僧侣之酬应而已。而人之信仰心，乃渐移于哲学家之所主张”（四七面）。可以跟这一段话互证。他并且更进一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 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xìng，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者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忄昏，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xìng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xìng为标准之一证也。美以普遍xìng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则所以陶养xìng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yīn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刺激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 （《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先生引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大丈夫者，富贵不能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就是自由，古时候叫做“义”（一九一面），仁义礼智信的“义”便是这个（三一九面）。他又引这两句话说是坚忍（五二二面）。唯其坚忍，才能真自由。所以他又说：“人之思想不缚于宗教，不牵于俗尚，而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各种自由都为了个xìng的发展（二五六面），但都有一定的程度。“自朱自清经典三四五朱自清经典三四六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yù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一九一面）。自由和放纵是不同的：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居处，若职业，若**，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自由与放纵》）蔡先生虽然信仰进化论，却不提倡互竞而提倡互助：从陆谟克、达尔文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竞，弱的竞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上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助，无论甚（怎）么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但看地底发见的**大兽的骨，他们生存时何尝不强，但久已灭种了。无论甚（怎）么弱，要是合群互助，没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蚁也算比较的弱极了，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两种动物。可见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他最佩服克罗巴金的《互助论》：克氏集众说的大成，又加以自己历史的研究，于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动物的互助，于九十一年公布野蛮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开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时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时代之互助，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成书。于动物中，列举昆虫鸟兽等互助的证据。此后各章，从野蛮人到文明人，列举各种互助的证据。于最后一章，列举同盟罢工，公社，慈善事业，种种实例，较之其他进化学家所举“互竞”的实例更为繁密了。克氏的互助主义，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与人如是，即国与国亦如是了。（《大战与哲学》）承认“凡弱者亦有生存及发展之权利，与强者同，而且无论其为各人，为各民族，在生存期间，均有互助之义务”，就是人道主义（三七三面），也是蔡先生所提倡的。 蔡先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跟互助主义联系着。他不大谈政治，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主张人道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他论第一次欧洲大战，以为“与帝国主义及人道主义之消长，有密切关系”，“使协约方面而胜利，则必主张人道主义而消灭军国主义，使世界永久和平”。他说：“吾人既反对帝国主义，而渴望人道主义，则希望协约国之胜利也，又复何疑？ ”（五五面、五六面）协约国果然胜利了，他又说这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后，世界已增加了许多***。国民虽知道***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便。”大战中俄国已改为***了。大战停止，德国也要改***了。“这就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了”（八七至八八面）。所谓“平民”的意思，便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二八二面）。平等只是破除阶级，“决非减灭个xìng”（二五三面）。说到破除阶级，就牵涉到蔡先生的经济思想。他的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文中常常提及（一**面，一七九面，三八六面，四六六面）。 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 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没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 我们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要先来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他感觉现在的经济组织不合理，“为了贫富不均，与财产权特别占有，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权利与生命”（四六六面）。他主张人人作工，“人不是为生而工，是为工而生的”（一七○面）。“劳工神圣！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一六八面，一六九面）。他所谓劳工，兼包用体力的和用脑力的（一六八面，并参看上引一节），所以工学并重。工而且学才是新生活：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我的新生活观》）蔡先生的思想系统，大概如此。他的教育主张便以这个系统为根据。他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xìng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列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列为朱自清经典三四七朱自清经典三四八超轶政治之教育，说这五者都是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一九八面）。他虽觉得今日之中国不能不采用军国民教育，原则上却并不以国家主义的军国民教育为然。 他还反对绅士教育，宗教教育，资本家教育，而主张教育平等。教育平等，同时得兼顾个xìng的发展和群xìng的发展。 群xìng以国家为界，个xìng以国民为界，适于甲国者不必适于乙国。于是持军国民主义者，以军人为国民教育之标准。持贵族主义者，以绅士为标准。持教会主义者，以教义为标准。持实利主义者，以资本家为标准。个人所有者，为“民”权而非“人”权；教育家所行者，为“民权的”教育而非“人格的”教育。自人类智德进步；其群xìng渐溢乎国家以外，则有所谓世界主义若人道主义；其个xìng渐超乎国民以上而有所谓人权若人格。 科学研究也，工农**也，慈善事业之进行也，既皆为国际之组织，推之于一切事业将无乎不然。而个人思想之自由，则虽临之以君父，监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种社会之习惯，亦将无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盖群xìng与个xìng之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xìng，持极端的****者，不顾个xìng。是为偏畸之说，言教育者其慎之。（《教育之对待的发展》）蔡先生对于语言文字的意见，很有独到的地方，值得详细研究一番。现在却只想介绍他自己的一些话。关于白话与文言的竞争，他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他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一五六面）。应用文他又称为实用文：实用文又分两种：一种是说明的。譬如对于一样道理，我的见解与人不同，我就发表出来，好给大家知道。或者遇见一件事情，大家讨论讨论，求一个较好的办法。或者有一种道理，我已知道，别人还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发表出来，如学校的讲义就是。一种是叙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我已见到，他人还没有见到的，因用文章叙述出来，如科学的记述和一切记事的文章皆是。（《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应用文“只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司马迁记古人的事，改用今字。译佛经的人，别创一种近似白话的文体。禅宗的语录全用白话，宋儒也如此。 “可见记载与说明，应用白话，古人已经见到，将来的人自然更知道了”（一五六至一五七面）。 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但是美术有兼重内容的，如图画，造像等。也有专重形式的，如音乐，舞蹈，图画等。专重形式的美术，在乎支配均齐，节奏调适。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言调铿锵，合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譬如我们现在通行的是楷书，行书，但是写八分的，写小篆的，写石鼓文或钟鼎文的，也未尝没有。将来文言的位置，也是这个样子。（《国文之将来》）不过中学校或师范学校学生都是研究学问的，是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他们的国文应以实用为主（一四六面）。蔡先生这一个意见是很切实的，但当时学生都爱创作，都将工夫费在美术文的尝试上，成为风气，他的话没有发生影响。直到现在，大家渐能看出中等学校学生不训练应用文写作，便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风气已在转变。蔡先生的话值得我们仔细吟味；我们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蔡先生以为白话文是自然的进化：文章的开始，必是语体。后来为要便于记诵，变作整齐的句读，抑扬的音韵，这就是文言了。古人没有印刷，抄写也苦繁重，不得不然。孔子说言之不文，不能行远，就是这个缘故。但是这种句调音调，是与人类审美的xìng情相投的，所以愈演愈精，一直到六朝人骈文，算是登峰造极了。 物极必反，有韩昌黎，柳柳州等提倡古文，这也算文学上一次革命，与欧洲的文艺中兴一样。看韩柳的传志，很看得出表示特xìng的眼光与手段，比东汉到唐初的碑文进步得多了。这一次进步，仿佛由图案画进为山水画实物画的样子，从前是拘定均齐节奏与颜色的映照，现在不拘此等，要按着实物实景来安排了。但是这种文体，传到宋元时代，又觉得与人类的xìng情不能适应。所以又有《水浒》、《三国演义》等语体小说与演义。罗贯中的思想与所描写的模范人物，虽然不见得高妙，但把他所描的同陈承祚的原文或裴注所引的各书对照，觉得他的文体是显豁得多。把《水浒》同唐人的文言小说比较，那描写的技能，更显出大有进步。这仿佛西洋美术从古典主义进到写实主义的样子，绘影绘光，不像从前单写通式的习惯了。 但是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 《石头记》是北京语，虽不能算是折衷的语体，但是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在国语讲习所的演说》）蔡先生主张“折衷的语体”，说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就是这一体，这也就是吴稚晖先生所谓“近文的语”。蔡先生以为国语便该以此为标准，“决不能指定一种方言”（一六○面）：朱自清经典三四九朱自清经典三五〇用那一种语言作国语？ 有人主张用北京语。但北京也有许多土语，不是大多数通行的。有人主张用汉口话的（章太炎）。有主张用河南话的，说洛阳是全国的中心点。更有主张用南京话的，俗语有“兰青官话”的成语，“兰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张用广东话的，说是广东话声音比较的多。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方言比较表，可以指出那一地方的话确是占大多数，就不能武断用那一地方的。且标准地方最易起争执，即如北京是现在的首都，以地方论，比较的可占势力，但首都的话不能一定有国语的资格。德国的语言是以汉堡一带为准，柏林话算是土话。北京话没有入声，是必受大多数反对的。（同上）后来政府公布以北平语为国语，但是通行的白话文还只是所谓“近文的语”，直到如今。 蔡先生在民国纪元前十年就已注意“文变”，他选了一个总集，就用这两个词作名字。序言道：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 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日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其所载之道，亦不免有迂谬窒塞，贻读者以麻木脑筋，风痹手足之效者焉。不揣固陋，择当世名士著译之文，汇为一册，而先哲所作于新义无忤者，亦间录焉。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应变有方之效用，以无为***夫子之头巾气所范围，则选者之所厚望焉尔。 “新义”便是那“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的“见道之识”，“曲折如意，应变有方”便是那随见道之识而变的“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清末文体的变化从“新名词”起头。新事物新知识输入了，带来了大批新词汇，就是所谓新名词。古文里还可以不用这些新名词；用的大概只为了好奇。但是应用的文言里便无法避免。从前应用的文言跟古文原没有多大差别，只不打起调子，不做作情韵就是了。自从新名词夹杂到应用的文言里以后，应用的文言跟古文的差别便一天大似一天。古文家虽然疾首蹙额，只落得无可奈何。到了梁启超先生，提倡“新文体”（详见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不但用新名词，还用新句调。新文体风靡一时，古文反倒黯淡起来。梁先生的新文体，“笔锋常带情感”（见同书），又多用典故。他的情感是奔放的，跟古文里的蕴藉的情韵迥乎不同。因为情感奔放达意便不免有粗疏的地方。而一般读者在古典的训练上下的工夫，也渐渐不能像从前人那样深厚，对于那些典故，往往不免茫然。我们所谓一般读者，是以中等学校毕业生为标准。本书所收的蔡先生的文言，都是应用的文言，也是新文体之一。但只重达意的清切，不带感情，又不大见典故，便更合用些。白话文兴起以来，古文的势力越见衰微，真可以说不绝如缕。应用的文言暂时还能生存，却都只以达意清切为主；这一体差不多成了文言的正宗。而本书的文言正是当行的样本。 本书正编里的文字大部分因事而作，自由发挥的极多。附录的《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却可以说全是自由发挥的。因事而作的文字，贴切事情是第一着。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可说的话很多，所谓千头万绪。但蔡先生只举出三件事告学生：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又举出所计划的两件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这些都针对着当时北京大学的缺点说话，虽然并不冠冕堂皇，却切实有重量。但如《勤工俭学传序》，原传各自成篇，一一的贴着说，便不能成为一篇序。于是只可先行概论勤工俭学，次说勤工俭学会，最后说到传。作传的用意本在鼓起勤工俭学的兴会，先从概论入手，也还是贴切的。不过说到传的部分就不能再作概括语。原文道：其（李石曾先生）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间，观察异同之点，悉之（？ ）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证明之，使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误，意至善也。 这便贴切各篇，跟前面的概论部分相调剂相匀称了。接着道，“余既读其所述樊克林、敷来尔、卢梭诸传，甚赞同之，因以所见述勤工俭学会之缘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勤工俭学会是枢纽，概论部分是它的缘起和主义，并非泛泛落笔，传的部分是它的例证或模范人物。这样，全篇便都贴切事情了。 贴切事情的另一面是要言不烦，得扼要，才真贴切。还就上引两例看。第一例“抱定宗旨”项下道：“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全节只就这一义发挥下去。“砥砺德行”项下道，“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指给学生砥砺德行的一条积极的路。第二例论勤工的“勤”和俭学的“俭”道：现今社会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遍之价值，而后以之购吾之所需。两者之间，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于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于是济之以勤。勤焉（也）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余力以求学也。俭勤之度终有际限，而学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则其道又穷。吾人于是又济之以俭。俭焉（也）者，得由两方而实行之。一则于吾人之日用，务撙节其不甚要者，使有以应用于学而不匮。一则于学问之途，用其费省而事举者。 朱自清经典三五一朱自清经典三五二这种勤俭是有特殊xìng的，跟一般的勤俭不尽同。第一例里的“抱定宗旨”、“砥砺德行”也是有特殊xìng的，而“抱定宗旨”一项尤其如此。指出事情的特殊xìng，而不人云亦云，是扼要；能扼要，贴切才算到家，贴切是纲，扼要是目。 得体是贴切的另一目。得体是恰合分际的意思。一方面得恰合说话人或作者的身分，一方面得恰合话中人或文中人的身分，一方面也得恰合听话人或读者的身分。不亢不卑，不骄不谄，称赞人得给自己留地步，责备人得给人家留地步，这才成。如《北京大学授与班乐卫氏等名誉学位礼开会辞》第二段道：北京大学第一次授与学位，而受者为班乐卫先生，可为特别纪念者有两点：第一，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 班乐卫先生为世界数学大家，可以代表此义。第二，北京大学既设在中国，于世界学者共通研究之对象外，对于中国特有之对象，尤负特别责任。班乐卫先生最提倡中国学问的研究，又可以代表此义。 第一点，“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不一定是普遍的真理，但“大学宗旨”不妨如此。从此落到班乐卫氏身上，便很自然。一方面提出“大学宗旨”，也见出大学校长的身分。第二点不但给自己占身分，同时更给北京大学和中国占身分。又如《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辞》第二段道：兄弟将贵报第一期翻阅，见刘先生及高先生的发刊词，都是对于社会上看不起法政学生发出一番感慨。社会上所以看不起法政学生，也有原故的。但观一年来的《法政学报》，也可以去从前的病根了。 接着两段都说社会上看不起法政学生的原故，又接着一段说他自己“两年前到北京的时候，还受了外来的刺激，对于法政学生，还没有看得起他”。他说他“当时对法科学生，已经揭穿这个话了”。话到这里才拐弯，下一段便道：“后来兄弟读了贵报的发刊词，见得怎么的痛心疾首（？），才晓得诸君的一番自觉。兄弟以为这就是可以一洗从前法政学生的污点了。法政学生能出学报，就是把从前的病根都除去了。”社会上看不起法政学生是当时的事实，蔡先生看不起法科学生的话是“两年前”的事实（参看前引《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那儿他只说“外人每指摘”云云，为的是顾到学生的身分）。他不愿抹杀一般事实，更不愿抹杀自己的话。好在《法政学报》的发刊词里曾经提到那一般的事实，他就索xìng发挥一下。但他既肯参加这纪念会，这会多少总有些意义的。意义便在“法政学生能办学报”这一点上。他指出法政学生确有这些那些污点或病根，可只是“从前”如此。只“从前”一个词便轻轻的将种种的污点或病根开脱了，给他自己，法政学生和听众，都留下了地步，占住了身分。 又如《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里道：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yù，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dàng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yù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 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 林氏只知父母于己无恩一说见于袁枚文中，不知早已见于《后汉书》。蔡先生引《孔融传》，见出林氏的陋处。北大教员并无“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而林氏云云。蔡先生引路粹枉奏孔融、祢衡的话，说“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 ”路粹诬人，林氏也诬人，诬人的只是自损声价罢了。这两层都是锋利的讽刺，但能出以婉约，便保存着彼此的身分。 又如《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的演说》首段道：今日我承司徒校长招与男女两校联欢会。我知道这个会是为要实行男女同校的预备。我得参与，甚为荣幸，甚为感谢。但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 第二段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末段却道：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但燕京大学，历史的演进，校舍的限制，当然男女分校，就是北京的学校，事实上大都是男女分校的。况且今日代表北京女校的毛夫人，已经演说过了。我的不肯承认男校代表，只好算一句笑话。我现在仍遵司徒校长之命，代表北京男校敬致祝贺之意。 用了“一句笑话”、“历史”、“事实”等等，既表明了自己主张，又遵了主人的命，人我兼顾，可以说是“曲折如意应变有方”的辞令。 作文或演说一般都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为对象。有时候对象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便得降低标准，向浅近处说去。这件事并不易，得特别注意选用那些简明的词汇和句调，才能普及。本书里如《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洪水与猛兽》，《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我的新生活观》等篇，词汇和句式都特别简明，大约都是为了普及一般民众的。其中只有第三篇是文言，别的都是白话。一般的说，白话比较文言容易普及些；但许多白话文，许多演说，一般民众还不能看懂听懂，也是事实，所以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几篇里，《劳工神圣》影响最大，许多种中学国文教科书里都选录。读者将这几篇跟别朱自清经典三五三朱自清经典三五四些篇仔细比较，可以知道普及一般民众的文字或演说怎样下手。《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是给华工读的，也该是普及的文字；但因为是讲义，有人教，所以普及之中兼有提高作用。各文中常常引证经史，便是为此。讲义里，德育三十篇以公德为主，智育十篇其实关系美育的居大多数，这两者可以说原是欧化。蔡先生却引证经史，一方面是沟通中西文化，使华工感觉亲切些，也使他们不至于忘本，另一方面是使他们接触些古典，可以将文字的修养提高些。 这四十篇可以算是自由发挥的文字，跟《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大战与哲学》，《美术的起源》，《教育之对待的发展》，《文明之消化》等篇相同。 这种自由发挥的文字，得特别注意层次或条理。语言文字都得注意层次或条理，但如那些因事而作的文字，有“事”管着，层次或条理似乎容易安排些，不至于乱到那儿去。这种自由发挥的文字，自由较多，便容易有泛滥无归，轻重倒置，以及琐碎纷歧等毛病———长篇尤其如此。所以得特别注意。本书文字，可以说都没有这些毛病。在自由发挥的一类中，如《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美术的起源》（最长）等篇，题材都很复杂，而蔡先生说来却头头是道。———因事而作的一类中，层次谨严或条理完密的更多。———这就见出他分析的力量。他的分析的力量又表现在分辨意义上。《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类，从《文明与奢侈》直到最末的《有恒与保守》止，共十六篇，差不多每篇都在分辨两个相似而不同的，容易混淆的词的意义。———《理信与迷信》也是分析“信”这个词的意义的，只有《尚洁与太洁》是例外。有些词的意义的分辨，影响人的信念和行为很大———特别是那些抽象名词———从这十几篇里可见。一方面分析词义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文字的训练，可以增进了解和写作的确切。这四十篇讲义都是蔡先生本人精心结撰的，中学生为了学习文言，该先细读了这些，再读别的。 本书各文虽然常有引证的地方，而作为技巧的典故，用的却极少。比喻是用的，如《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洪水与猛兽》等题目，以及《教育之对待的发展》和《坚忍与顽固》（《华工学校讲义》）的头一段等，可是也少。蔡先生的文字原只注重达意的清切，少用典故，少用比喻，都是为了清切。比喻有时也可以帮助传达那些不经常的意思，可还是表示情感的作用大。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用比喻就很多，“笔锋常带情感”，这是一个因子。本书《教育之对待的发展》头一段道：吾人所处之世界，对待的世界也。磁电之流，有阳极则必有yīn极，植*物之生，上发枝叶，则下茁根亥：非对待的发展乎？ 初民数学之知识，自一至五而已；及其进步，自五而积之，以至于无穷大；抑亦自一而折之，以至于无穷小：非对待的发展乎？ 古人所观察之物象，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动植水土而已；及其进步，则大之若日局之组织，恒星之光质，小之若微生物之活动，原子电子之配置，皆能推测而记录之：非对待的发展乎？ 第二段第一句接着道，“教育之发展也亦繁”。三排比喻跟着复沓的三个诘问句都为的增强“吾人所处之世界，对待的世界也”一句话的力量。接连抛掷三层排语，bī得人不能不信这句话。这种比喻的作用在表示信念，表示情感。这种作风显然是梁先生新文体的影响。但本书这种例子极少。蔡先生用比喻，还是帮助达意的较多。 如《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里有一段道：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筋ròu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参看前引《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五者相关的情形是不经常的理，必得用一些具体的比喻表明，才可以想象得之。 这种比喻是为了增加知识，不是为了增强情感，跟上一例的分别，细心人不难看出。蔡先生的文字既不大用典，又不大用比喻，只求朴实简明，我们可以套用吴稚晖先生的调子，说是“近语的文”。近语的文，或文求近语，便是现在文言的趋势。 本书各篇偶有不熟练的词句———以白话文里为多———，上引各条中有些括弧问号和括弧字，可见一斑。此外如，“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后的是要把”（一五六面），两“的”字该是“者”字。又，“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代名词，一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觉得这种分别的是没有必要”（一六三面）。末句“的”移到句末，便合文法了。又，“甚至有写封信还要请人去写”（二八二面）。或删“有”字，或改“有”字为“于”字，或在句末加“的”字。文言如“以后处世，即使毫无权利，则义务亦在所应尽”（四一六面）。“则”字宜删去。别的还有些，读者可以自己留心去分辨。这些地方大概是拟稿人或记录人的责任，蔡先生复阅的时候大概也看漏了。白话文错误的地方较多，该是因为那时期白话文刚在发展，一般人还读得少，写得少的原故。 朱自清经典三五五朱自清经典三五六《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本书是三集《胡适文存》的选本，选者是胡先生自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二年二月三版。本篇便根据三版的本子。本书后方极少见，究竟已经出到几版，现在还不能查出。这部选本是特意预备给少年人读的，胡先生自己说得明白：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 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han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这个选本里二十二篇论文代表胡先生各方面的思想。他顾念少年学生的财力和精力，苦心的从三集文存里选出了这二十二篇足以代表他的各方面的思想的论文，成为这部文选，给少年学生作课外读物，并希望学校教师选他的文字作课本的也用这个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选本。预备给少年学生读的书虽然不算少，好的却不多。 本书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现在我们介绍给高中学生，作为略读的书。书中论文，除第五组各篇有些也许略略深些之外，都合于高中学生的程度，相信他们读了可以得着益处。全书约二十二万字。 胡先生名适，号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今年五十岁。他是美国哥lún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大思想家杜威先生的学生。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办《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等。现任驻美大使。他有一本《四十自述》（原由新月书店出版，版权现归商务），是一本很有趣味的自传，可惜没有写完就打住。他的著作很多，这里只想举出一部分重要的，高中学生可以看懂的。《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亚东版），包括各方面的论文，是本书的源头。《中国古代哲学史》（原名《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是第一部用西洋哲学作“比较的研究”（参看三三二至三三四面）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版，现归商务）是第一部专叙近于白话的文学的中国文学史。《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这些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著作，影响非常广大。还有他翻译的《短篇小说》（亚东版），也有广大的读众；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便出在这个译本里。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存》）实在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在那篇论文里，他提出了他的“八不主义”（参看一九三至一九四面，又二三五至二三六面），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下手（一九三面）。后来又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本书）。但“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二八七面）。胡先生说过：“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谈新诗》第二段，《文存》）解放正是消极的破坏的工作。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的破坏的工作达到了那解放的目的。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他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五七面）；他拥护科学，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参看《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第二段第三段）。这里建设的比破坏的多。可是他的最大的建设的工作还在整理国故上。《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都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六七面）。这些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胡先生“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四面，参看正文六八面），以上种种便是他对于再造文明的贡献。但是他从办《努力周报》起，实际政治的兴趣渐渐浓厚。那时他的朋友有反对他的，有赞成他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我的歧路》（《文存》二集），说明他的政治的兴趣不致妨碍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不过《努力周报》还附刊《读书杂志》，《****》却差不多是纯粹政治xìng的刊物，他显然偏向那一条路了。现在作了驻美大使，简直是在那一条路上了。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功绩，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对于实际政治的贡献，目前还难于定论。 本书开端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先生专给本书写的。他说：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一至二面）读本书的自然该从这一篇入手。胡先生在第一段里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朱自清经典三五七朱自清经典三五八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xìng质与功用。（三面）科学方法是胡先生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评判旧有的种种思想学术以及东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结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学史，文学史等。———他创作白话诗，也是一种实验，也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正文二三二面）。他又说作诗也得根据经验，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见《尝试集》里《梦与诗》的跋语）。在他，科学的精神真可以算得“一以贯之”。他编选这部书的用意，在篇尾说得很明白：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这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便是科学的方法，也便是赫胥黎和杜威先生所教人的。 赫胥黎教人怎样怀疑。怀疑是评判的入手处。胡先生在《新思潮的意义》里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 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 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五七面）这是怀疑，这是“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存疑和怀疑不同，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态度是从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来的。胡先生道：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 ”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演化论与存疑主义》，七面）又道：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的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叫人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十九世纪前半的哲学实证主义就一变而为十九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了。（同上，一二面）杜威先生教人怎样思想。胡先生在《杜威先生与中国》里特别指出：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一四面）实验主义是存疑主义的影响所形成，它和存疑主义可以说是一贯的。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一、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xìng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二、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作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一四至一六面）朱自清经典三五九朱自清经典三六〇胡先生提出“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一六面）。 在《杜威论思想》里，胡先生说“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一九面）“杜威所指的思想有两大特xìng。（一）须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二○面）“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二一面）。 胡先生特别指出：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sāo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 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使（从）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实验的态度。 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二八至二九面）“创造的智慧”、“创造的思想力”主要的得靠“活的学问知识”养成。所以胡先生自己虽然只将赫胥黎、杜威的方法应用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等等上，但他看见一班少年人跟着他向故纸堆去乱钻，却以为“是最可悲叹的现状”。他“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他说“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四八九面）。自然科学的知识是“活的学问知识”；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可以造成科学文明，工业世界（参看四八七面）。这便是胡先生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的科学的精神是一贯的。他所信仰的新人生观（包括宇宙观）便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九四面）。他总括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在《科学与人生观》里）的大意，加上一点扩充和补充，提出了这个新人生观的轮廓：一、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二、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三、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五、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六、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七、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九、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十、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 “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科学与人生观序》，九二至九四面）这种新人生观原可以算得“科学的人生观”，但胡先生“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然而“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他用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九四面）“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九五面）胡先生虽然说小我是要死灭的，“但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一至一二面，参看《不朽》）“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朱自清经典三六一朱自清经典三六二的重要吗？ ”懂得个人的重要，才懂得胡先生在《易卜生主义》里所提倡的“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八面）。这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不相反而相成。那文中引易卜生给他的朋友白兰戴的信道：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胡先生说：“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yín，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九面）他又很带情感的指出：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的陈腐思想！ 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同上，九至一○面）这也是胡先生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思想的间架大概如此。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是他的方**，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他的人生观。但他不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偏向纸上的主义的人，他说主义应该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他做到了他所说的。他指出：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二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问题与主义》，三三至三四面）他曾在《每周评论》里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又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三一至三二面引）所以他劝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chéng rén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问题与主义》，五○面）在《新思潮的意义》里，胡先生曾说新思潮的手段有两项：“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五九面）但是“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六二面）而“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所以他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功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功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面）他说“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六八面）胡先生的贡献，大部分也在问题的研究上。文学革命是一些具体问题，整理国故也是一些具体问题，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他讨论问题与主义，只因“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空谈主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五面）。这问题“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六二面）。他讨论中西文化，也只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dú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一三九面）。他说：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三七面）因此他觉得“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一三七面）。他研究的结果是这样：朱自清经典三六三朱自清经典三**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权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同上，一五四至一五五面）因此他说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人家。”他说“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六面）。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观念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参看二二四面）。 他有一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见《文存》，本书未选）说得很详细：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 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摒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 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yù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 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学而望文学之发生，此犹不耕而求获，不食而求饱也，亦终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赖其有特别毅力，能以全力为之耳。（《文学革命运动》引，二八三至二八四面）这里最重要的是将白话文学当作中国文学正宗（参看《文学改良刍议》，《文存》，又本书二八三面引）。这一点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得更明白：“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这确是一个划时代的看法，即使欠公平些。他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一九七面）。 他在《尝试集自序》里道：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作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尝试集自序》，二三九面）文学革命是得从“文学体裁的大解放”下手，真是一针见血。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能看出这个“先后的程序”。他和他的朋友们集中力量在这一步上，加上“五四”运动的影响，两三年间白话文的传播便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参看二九四至二九五面）。胡先生所谓“文学”，范围是很广的。他主张“用白话作各种文学”，说：“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二○四面）这里“文学”和“文”只是一个意义。“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也是解放文字体裁的工作。但是一节话中所举的“各种文学”，除做诗和译书外，其实都是应用的文字；这种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却远在诗、小说戏剧、小品散文以及长篇议论文之后，直到近年才开始。胡先生自己大体上倒在照他所主张的做着，但就一般社会而论，这部分文体的解放工作还须要努力才能完成。 文体的解放究竟只是破坏的工作。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一八七面），他自己的评判没有错。但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建设的”方面“也有一点贡献”：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 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 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朱自清经典三六五朱自清经典三六六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一九七至一九九面）胡先生说：这篇文章把从前他和陈独秀先生的种种主张归纳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其实又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旗帜更明白了，进行也就更顺利了。”（二八八面）这话是不错的。他在破坏的解放文体的工作里安置了制造将来的标准国语的基石；这是建设的工作。 他首先指出“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是怎样来的。在《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末段，全文见《文存》二集）里他有更详细的说明：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广远了。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二八○面）。这种“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二三三面）确是我们的新文学的基础，也是我们的标准国语的基础。但是一个时代的大文学家至多只能把那个时代的现成语言，结晶成文学的著作；他们只能把那个时代的语言的进步，作一个小小的结束；他们是语言进步的产儿，并不是语言进步的原动力。至于民间日用的白话，正因为文人学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变迁，自由进化。（《国语的进化》，二五八面）自由变迁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有理由的”；“都是改良，都是进化！ ”（二五八面）“白话是古文的进化呢？ 还是古文的退化呢？ ”——这个问题“是国语运动的生死关头！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国语文与国语文学的价值便不能确定。”（二五二面）惟其白话是进化的，它的应用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加着，所以“国语的文学”才能成立和发展。胡先生教我们“莫要看轻了那些无量数的‘乡曲愚夫，闾巷fù稚’，他们能做那些文学专门名家所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业！ ”（二六七面）那是不错的。可是话说回来，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还得“那些文学专门名家”努力做去。胡先生教人“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再用今日的白话和文言来补助。这便是到“文学的国语”的路。但他后来叙述《文学革命运动》，提到“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说“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二八九面）。他至少不反对“国语的欧化”。到了现在，这已经从“一个起点”发展为一个不可抵抗的趋势，成了到“文学的国语”的一条大路了。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八面），他的整理国故也“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同上，二一面）。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里道：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 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 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六七面）他说明整理国故的意义道：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 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六六至六七面）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这四个步骤，正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的实际应用”。 胡先生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三二○至三二一面）他道：“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朱自清经典三六七朱自清经典三六八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三二○至三二一面）又道：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同上，三二二面）胡先生用历史的眼光将整理国故的范围扩大了（参看三三五面）。他“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三面引《文存》三集里的话）。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一面），都是本着这个意思写的。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上卷，固然是划时代的，这些篇旧小说的考证也是划时代的。而将严格的考据方法应用到小说上，胡先生是第一个人。他的收获很多，而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尤大。这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 这些小说考证的本身价值是不朽的。胡先生在《红楼梦考证》的末尾道：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四一二面）这便是这种考证本身的价值。但胡先生更注重“这种考证的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他说：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胡先生的考证文字里创见———“大胆的假设”———颇多；可是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真能严格的做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的，似乎得推这些小说考证为最。他在《红楼梦考证》里道：“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四一二面）。又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举曹雪芹的生卒年代问题作例，说“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二一至二三面）。这才真是“小心的求证”。这种小说考证，高中学生乍一翻阅，也许觉得深奥些。其实只是生疏些。若能耐心顺次读下去，相信必会迎刃而解，他们终于会得着受用的。 胡先生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这是二十年来我们学术界一件大事，发难的是顾颉刚先生。胡先生道：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面）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都是小说考证。顾先生自己承认从这些文字和《井田辨》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正见得“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本书选了一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先生说在他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九至二○面）这第一个方法便是顾先生《古史辨》自序里所提到的。他用这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得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中心的见解。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三四○面）胡先生将他的方法的细节总括成下列的方式：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三四二面）朱自清经典三六九朱自清经典三七〇关于第二个基本方法，就是评判史料的方法，这篇文字里举出五项标准。胡先生道：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二）什么时候寻出的？ （三）什么人寻出的？（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三四五面）研究古史，高中学生的程度是不够的，他们知道这一些轮廓也就行了。 《文学革命运动》写于民国十一年，胡先生在这段文字里论到“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指出四个要点。第三是：“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二九九至三○○面）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他早就“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二三四面引民国五年答任叔永先生的信），他的自信是不错的。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动人”，可以说是“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胡先生以为“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学。文学有三个要件：一是“懂得xìng”，、便是“明白清楚”，二是“bī人xìng”，便是“有力能动人”，三是“美”，是前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见《什么是文学》，《文存》；参看本书一九六面）。这个文学的界说也许太广泛些，可是，他的散文做到了他所说的。他在民国七年说过，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他的文字用的就是这种“标准白话”。如“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顶天立地的好汉”（一二三面），“列位”（一九七面），“一言表过不提”（一六七面），“一笔表过，且说正文”（一九三面）等旧小说套语，他有时都还用着。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胡先生说他的《易卜生主义》那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xìngfèn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shè”（八面）。这种“最大的xìngfèn作用和解放作用”一方面也由于他那带情感的笔锋。他那笔锋使他的别的文字也常有xìngfèn的作用，所谓“有力能动人”。他那笔锋是怎样带情感的呢？ 我们分析他的文字，看出几种他爱用的格调。第一是排语，翻开本书，几乎触目都是的，上面引文里也常见。这里且抄几个例。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最后：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二五面）又如：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三面引《文存》三集）因为我们从不曾悔过，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一八八面）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一九九面）又如：诸位，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 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 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搽那么多的脂粉？ 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化子？ 为什么娶媳fù也要用那么多叫化子？ 为什么骂人要骂他的爹妈？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那个？ ———你试办一两天，你就会觉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新生活》五三面）又如《易卜生主义》里：这种理想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烧死。（一二四面）排语连续的用同样的词和同样的句式，藉着复沓与均齐加急语气，加强语气，xìngfèn读者的情感。 第二是对称。上面所抄《新生活》一段，可以作例。此外如：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一九七面）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 （一六○面）他（指“假设”）若不来时，随你怎样sāo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二九面）又如：朱自清经典三七一朱自清经典三七二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做梦的机会，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就说是做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没有呢？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 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么？ 你能种什么？（《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三面）末一节不但用对称，并且同时在用排语。又如上文引过的“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一二面）一语中的“拿证据来”也是对称，不过用法变化罢了。对称有如面谈，语气亲切，也是诉诸读者的情感的。 第三是严词。古语道，“嫉恶如仇”，严词正是因为深嫉的原故。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同上，一五面）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三二面）又如：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一四九面）晋书说王衍少时，山涛称赞他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 ”后来不通的文人把“宁馨”当作一个古典用，以为很“雅”很“美”。其实“宁馨”即是现在苏州上海人的“那哼”。但是这班不通的文人一定说“那哼”就“鄙俗可噱”了！ （二五七面）和严词相近的是故甚其词。故甚其词，惟恐言之不尽，为的是表达自己深切的信仰。如：至于钱（静方）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钱先生引他（成德）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 况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 （三**面）这是不信。又如：我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jiāo界点。 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jiāo界点吗？ 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一五八，一五九面）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气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 你们嫌我用“圣人”这个字吗？ 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一六○面）这些是信仰。为了强调这些信仰，所以“忍不住”故甚其词———后一节同时在用排语。还有：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一四二面）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一六五面）这些信仰，胡先生是有充分证据的。他用“大胆地”“武断地”，只是为了强调他的信仰。他仿佛在说：“即使你们觉得我的证据不充分，我还是信仰这些。”胡先生在运用带情感的笔锋，却不教情感朦胧了理智，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他的文字的人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锋，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他能驾驭情感，使情感只帮助他的思路而不至于跑野马。但他还另有些格调，足以帮助他的文字的明白清楚。如比喻就是的。比喻是举彼明此，因所知见所不知，可以诉诸理智，也可以诉诸感情。胡先生用的比喻差不多都是前者。例如：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一四四面）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朱自清经典三七三朱自清经典三七四“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一○五面）又如《易卜生主义》里：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yào：十年前用补yào，十年后或者须用泄yào了，十年前用凉yào，十年后或者须用热yào了。（一三五面）这些同时在用排语。又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 “自然”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bī拶可以bī他吐露真情。（一四三面）考证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现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静听两造的律师把证据都呈上来了，他提起笔来，宣判道：某一造的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一造的证据充足，胜诉了。他的职务只在评判现成的证据，他不能跳出现成的证据之外。实验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侦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访案：他必须改装微行，出外探险，造出种种机会来，使罪人不能不呈献真凭实据。他可以不动笔，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去创造那bī出证据的境地与机会。（四八四面）又如：到现在他（指人）居然能教电气给他赶车，以太给他送信了。（九五面，参看一四五面）这也同时在用排语。以上三例都是有趣味的比喻。还有《易卜生主义》里：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一二二面）这是将“社会”人化，也是一种比喻。这种种比喻虽也诉诸情感，但主要的作用还在说明。其实胡先生所用的种种增强情感的格调，主要的作用都在说明，不过比喻这一项更显而易见罢了。 文字的“明白清楚”，主要的还靠条理。条理是思想的秩序。条理分明，读书才容易懂，才能跟着走。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一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先生的文字大都分项或分段；间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先生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有些复杂的题材，条理不但得分明，还得严密，那就更需要组织的力量。本书中如《问题与主义》（二），《新思潮的意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红楼梦考证》及《附录》，都头绪纷繁，可是写来条分缕析，丝毫不乱，当得起“严密”两个字。长篇议论文的结尾，最应注重，有时得提纲挚领，总括全篇，给读者一个简要的观念，帮助他的了解和记忆。如《不朽》的末尾说，“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接着道：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一一○面）又如《新思潮的意义》的结尾：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面）《易卜生主义》的结尾最为特别：他（易卜生）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一三五至一三六面）接着还引译了易卜生给朋友的信里的一节话，说社会的少数人“总是向前去”，多数人总是赶不上。这更是好整以暇，笔有余研了。 朱自清经典三**朱自清经典三七六有人说胡先生太注重“明白清楚”，有时不免牺牲了精细和确切，说他有时不免忽略了那些虽然麻烦却有关系的材料或证据。即如《易卜生主义》那篇，在民国七八年间虽曾“有最大的xìngfèn作用和解放作用”，后来却就有人觉得粗浅了。他有一些整理国故的文字，有人觉得也不免粗浅的地方。胡先生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他的文字不能不注重宣传的作用，他偏重“懂得xìng”，也是当然。他的文字可没有一般宣传的叫嚣气；他的议论，他的说明都透澈而干脆，没有一点渣滓。———他所谓“长篇议论文”包括说明文而言。———就是这些，尽够青年学生学的。况且精细确切的文字，胡先生也常有，上节所举《问题与主义》（二）等四篇便是的，而《红楼梦考证》及《附录》更见如此。高中学生学习议论文和说明文，自然该从条理入手。比喻也练习。至于那些增强情感的格调，用时却得斟酌。大概排语不妨随便用，只要不太多不太板就成。胡先生用对称，虽是为了亲切，却带着教训的口气。青年学生用不到教训的口气，只消就亲切上着眼。但得留意，对称也容易带轻佻的口气，轻佻就失了文格了。故甚其词可以用，但得配合上下文的语气，才觉自然。严词能够不用最好；胡先生的严词有时也还不免有太过的地方。———这些年很有些人攻击胡先生的思想，青年学生以耳代目，便不大去读他的书。这不算“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先生说过：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字。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二○四面）这是“评判的态度”。青年学生若不读胡先生的书，也不配反对他的思想。况且就是反对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也还是值得学的。无论赞成胡先生的思想的也罢，反对他的也罢，我们奉劝高中学生先平心静气的细读这本书。 附录：《读书指导》后记叶圣陶一九四○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八九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两个人合作。因为一九四○年夏天到一九四一年夏天佩弦轮着休假，在成都家里住，可以bī着他做。去信说明之后，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jiāo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jiāo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一九四一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在东门外，我家在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完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现在编他的全集，把两本东西里他写的几篇合在一块儿，改称《读书指导》。两篇“例言”是他的，当然也要收在内。 我跟佩弦共事，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在杭州第一师范，都只有短短一段儿时间。以后同在一处的时候不多。他偶尔到上海，也无非谈几回天，喝几顿酒，并没有共什么事。写这两本东西的时候可真的共了事。虽然不在一块儿工作，互相商量互相启发是够充分的，这中间有超乎所谓乐趣的一种满足。日本投降之后过两年，我们又共事了，加入一位吕叔湘先生，三个人给开明书店编高中用的国文读本。可惜才编到第二册，佩弦就去世了，以后再没有跟他共事的机会！ 1950年4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