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官府（即郡）的命令严格执法，把刘邦他们镇压下去。曹参晚年所讲的“奸佞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类被追到穷途末路的人。
不过，这位刘邦乃是直觉敏锐之人，他是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的。总而言之，沛时代的他所追求的就只是当个大侠客而已，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