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我们从中感受到了胡适与陈衡哲非同寻常的情谊，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上期留下的悬念，一一为大家解开答案吧！
1935 年，任鸿隽前往成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陈衡哲便随夫入川，并在该校担任教授一职，执教四川大学西洋史。当陈衡哲随家人抵达成都时，据陈衡哲的长女任以都回忆说：「我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
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当陈衡哲发现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时，她作为女性独立自主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心中实在难以抚平对四川当局的愤懑之情。陈衡哲时刻同情着那些深受蹂躏和压迫的女性同胞们，于是她言辞激昂地说道：「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
其实，自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陈衡哲就时刻关注和支持着妇女的独立运动，并号召妇女们要争取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意识。面对中国当时所存在的妇女问题，陈衡哲曾先后发表了《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文章，并在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以及子女教育的问题。
陈衡哲甚至还曾因当时女子结婚就要冠夫姓的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严肃地说道：「已结婚的女子们，对于自己的名姓，真是一个大问题。说愿意保留自己的名姓吧，人家便可以说你是与你的丈夫不合作；说从俗的单单做一个某姓的太太吧，但看到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名义这样的消灭，不免又要感到一种悲哀。所以我常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单单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一个除了做某人的太太之外，便一无所有的女子，干干脆脆的做一个某家的太太；你若称她为什么女士，不是反见得有点讽刺她似的吗？」
1936 年 3 月 1 日，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了三封「公信」，即总称为《川行琐记》。在其中一篇文章中，陈衡哲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四川当地的许多黑暗面,四川的黑暗势力纷纷围攻陈衡哲，并给她冠以「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高呼驱逐她出境。
面对四川当局的猛烈攻击，陈衡哲对四川军阀、官僚的黑暗政治势力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川行琐记》的风波也让陈衡哲和任鸿隽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1937 年，任鸿隽果断地辞去川大校长的职务。尽管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极力挽留，胡适、王世杰等好友诚恳相劝，但任鸿隽还是遵从去意已决的夫人陈衡哲的意愿离开了四川。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衡哲和许多人一样，开启了流浪式的生活。对于妇女、教育、社会问题，陈衡哲一直都将其视为己任。
关于女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衡哲曾写过一本倡导妇女解放的小册子，虽然她是女权的倡导者，但她的观点是温和的。她并不主张妇女敌视男性伴侣，甚至无端地从家庭中叛逃出来。她在妇女解放的小册子中如此感慨道：「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在日常交际中，陈衡哲也十分注重女权平等问题。比如在一次交流大会上，会议主席称陈衡哲为「女士」而不是「先生」，她便直接拂袖而去，让满座的参会人员十分惊讶。在陈衡哲心中，她认为妇女解放应该从观念上和行动上来将女性塑造成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着家庭和社会。因此，解放的妇女不仅仅应该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待、共处的若干权利，还应该提高自身的整体素养，以及给予丈夫、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在争取女权的道路上，陈衡哲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但当她正处于事业的辉煌期时，她却辞去教职工作，退居家庭，只为做一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对于儿童教育问题，陈衡哲有着前卫的理解，她笃定地说：「母职是一件神圣的事业，而同时，它也是一件最专制的事业。你尽可以雇人代你抚育和教养你的子女，但你的心是仍旧不能自由的……世界上岂有自己有子女而不能教，反能去教育他人的子女的？主张废除婚制的人说，只要家庭存在的一天，无论男女，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要儿女仍由母亲生育，则母亲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随着陈衡哲退居家庭，专心做一名精微母职后，她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45 年之后，陈衡哲将重心全部投放到家庭之中，从此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和作品。
事实证明，陈衡哲退居家庭，一心抚养孩子的回报是丰厚的，她的两女一子都取得很高的成就。长女任以都，获取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担任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就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子任以安获取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担任大学教授。在陈衡哲的培育下，他们一家两代五教授，实属书香满门。
陈衡哲从一位女权斗士到一位出色的专职母亲，她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努力造命，而不是安命，也不曾怨命。她的性格富有男子气，不拘泥于世俗，始终遵从于自己的本心。她的性格正如她在自传里所言：「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随着时代的改变，陈衡哲与胡适的友情也在风雨飘摇的世事沧桑中显得弥足珍贵。而陪伴陈衡哲走过 41 年风雨的任鸿隽，他始终尊重和热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从未对陈衡哲有过丝毫的怀疑，他始终将陈衡哲视若珍宝，并用一生去呵护、陪伴和珍爱着陈衡哲。
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任鸿隽都竭尽全力地去爱着陈衡哲。陈衡哲这样才气横溢的女子能够得到任鸿隽的倾心，并陪同彼此携手到老，他们二人都是幸福的。1961 年 10 月 9 日，任鸿隽因突发脑溢血住院。一个月之后，便在昏睡中与世长辞了。
胡适悲凉地写： 「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一个月后 年 2 月 24 日，72 岁的胡适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因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
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陈衡哲因有一儿一女在国外，两次遭受大抄家，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因此陈衡哲便衰老到难以形容的地步，而她的不少诗稿和文篇均在浩劫中不知所向。
1976 年，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 86 岁。
在过去，当女性还处于水深火热之时，陈衡哲作为女权主义的捍卫者，她用自己充满斗志的力量与整个旧社会挑战；当中国的新文学还处于襁褓之中时，陈衡哲作为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她用充满才华横溢的笔杆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并且书写了不少新篇章。1937 年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中写道：「女界中以史学家而兼文学作家者，陈氏一人而已。」
如今，在历史的尘埃里，陈衡哲早已消失于我们的视野，虽然她远不如萧红、张爱玲、林徽因等人有名，但她却用自己的行动真正影响了一个时代对女性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