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把她掷在摊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啄去了。——《蚌》（这段文字出自梅娘书写的短篇）
一九五零年中期，梅娘陷入无休止的怀疑和审查，她需要交代丈夫柳龙光的身份和去向，她还被怀疑是派回大陆的特务。伪满时期她的创作和翻译作品被翻来覆去地质问，而她所获得的「大东亚文学奖」也成为了一大污点。之后，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利被剥夺，并被送到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
九年后，她十三岁的小女儿因体弱多病而无人照料，不久便在救济院离世。大女儿柳青到劳改农场哭着告诉她消息时，她平静地安慰着女儿。后来，她唯一的儿子孙翔在「文革」中不幸染上肝病，治疗几年都不见起色，在廿三岁时就过早离世了。
梅娘为了还医院所欠下的账，她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挑过土，和过泥。在火车站货场上，她把土豆、白菜、萝卜装上卸下。北京的防空洞，从东四头条到十条，梅娘都挖过。后来她还学会了泥瓦匠，可以不拉线就把墙砌得又快又好。在街道做绣活时，这位神户女子大学科班出身的大家闺秀，绣得比街道大妈都漂亮。
十年浩劫中，大女儿柳青也跟她划清了界限，直到结束后两人才恢复母女关系，梅娘说：「我不计较柳青给过我的伤害，明白她是顺应形势。」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见过这段时期的梅娘，那时候他刚刚瘫痪，一度轻生，有人建议他见一下这位老太太，他对梅娘的印象是：「嗓音洪亮，步履轻捷，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
后来，史铁生在梅娘的影响下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对于梅娘，史铁生曾感慨地说道：「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梅娘失去至亲至爱的痛，这是任何文字都难以表达的。史铁生曾在《孙姨和梅娘》中写道：「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好作品问世呀。」
对于难以言说的苦难，郁积多年沉痛的梅娘也曾说道：「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我惧怕一个又一个的书记，他们不单是在执行政策，而是在推波助澜，使得政策的理念变得愈加荒唐。」
为什么你那样一点点地挪开你的椅子，你以为我没察觉到吗？——《鱼》
一九七八年，梅娘终于沉冤昭雪，她动情地写道：「蒙难时，不愿痛哭，为的是激励自己，以渡难关；昭雪时，不愿痛哭，庆幸那得来不易的苟安；孤独时，更不愿痛哭，为的是制造一种假相，似乎一切心满意足。」
梅娘这风雨飘摇的一生，岂能因一句「苟安」就能够翻过呢？然而这其中的孤独仅凭着「假相」就能撑过去吗？面对几十年家破人亡，走出沼泽的她对人生的苦难思考道：「所谓苦难，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时代对于哪个人应该都是公平的，人要活着，本身就得付出代价。」
一九九一年秋，梅娘到长春出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发言时，她不谈沦陷时期文学的学术意义，而是专门做了题为《一个插曲》的简短讲话，她最后说道：「我今天所以说到这段插曲，确是有感而发。袁犀没能参加今天的大会，他猝死在稿纸上，他为中华民族奉上了一腔碧血。我只想约略地说说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复杂与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汉奸文人那纸糊的冕 (miǎ) 旎 (ǐ)所能涵盖得了的？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之魂。当然这一切都是逝波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有关单位组织召开了《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这个会本来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而准备的，但是由于涉及到沦陷区文学，会议主办者「为了避免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误解和麻烦，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
也许梅娘因为知道此次会议召开过程中的波折，所以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在会议上，她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裹读。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解放初期，康濯曾经对我讲过，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不要自贴封签，不要自卑，自认为是汉奸不对。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汉奸，有些汉奸完全是人为造出来的。后来，康濯主持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时，把很多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选了进去。我当时写小说，是要想在高压政策之下说点心里话。我们不拿伪政府的钱，也没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写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来写作，这是文学的第一职责。我写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检验。」
在对沦陷时期创作和文艺活动的政治取向的界定仍影影绰绰之时，梅娘对「白纸黑字放在那里」的作品，也不得不心有余悸。为了漂白自己，她干了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就是修改自己的作品。
她早年的几部作品如《蟹》、《侨民》、《傍晚的喜剧》、《小妇人》等，她都作了修改。有学者研究指出：梅娘的修改，并非词句的简单调整，有时甚至是创作意旨的根本改写。梅娘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有时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精髓，将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作了「纯净化」处理——一种去殖民化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原生形态、保留时代痕迹，给后人留下了解沦陷区人民复杂精神历程的作品。「梅娘不必隐藏、否定自己」的意见。
后来，梅娘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取向，她回应说：「《侨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在极力洗刷我的汉奸文人，其实这没必要，很愚蠢。」
我会做出一点什么来，至少我要使身边的人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蚌》
梅娘的一生像极了她笔下的鱼和蟹，挣扎在命运和时代的大网中。然而在命运挣扎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气馁和妥协，正如她所说的：「真正的淑女，不会流眼泪。在心里挖口井，充足的盐分会滋养强壮的生命。」
晚年的梅娘，独自居住在一所小屋里，房间临着喧闹的大街。家里摆放着一张书桌、一盏台灯，倚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她喜欢看韩剧，每周都会打几圈麻将，喜欢和来访者坐在沙发上坐着闲谈。有时候，她会感慨道：「生命必然伴随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
一生孤苦无依的梅娘，心里特别希望女儿柳青陪伴在身边，当远在加拿大的柳青在家中照看孩子时，梅娘却动情地对来访者说：「他们还有很多时间相伴，我却不能等她了。」
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梅娘默默地道别了这个世界，她的一生正如她的忘年交刘索拉所说的：「她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她年轻时候的作品，就体现出女性主义的尖锐、豪放和觉醒。作为一个人，她年轻的时候没有酸情，老年的时候没有矫情。跟她讲话，感受不到周围有阴暗的磁场。这对于当代女性、当代作家，都是一个永远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