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呼兰河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爆发了。萧红、萧军与上海的部分文化人一同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并住进他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 (hòg) 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在武汉的写作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根本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
萧红接着说：「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
其实，当时萧红与胡风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
萧红在座谈会上发言道：「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次也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萧红曾对著名诗人、散文家聂绀弩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还是那样想？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聂绀弩回答道：「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去了。」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呼兰河传》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攻陷太原，临汾告急。萧军去部队，后经延安回到西安，再次在西安相遇时，明知怀有身孕的萧红向萧军提出了分手。
五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一下两人的恋爱经过，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失去了鲁迅先生庇荫的萧红此时几乎处于孤立的状态，萧红的无党派政治立场，本就与大多数左翼作家不同，而她怀着身孕与萧军分开，朋友们都站在萧军一边，连主婚人胡风在婚礼前都劝阻她。
之后，日军轰炸武汉，端木独自离去，有身孕的萧红安静地站在码头上，被窜涌的人流冲挤着。不久之后，萧红诞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当两人历经艰难重新在重庆定居时，端木懒惰自私，常常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家务办事都靠萧红张罗。住在楼下的作家靳以都为萧红打抱不平道：「她当时已经走得疲累，需要安宁，却不幸遇到这么个人。」
之后，萧红与端木抵达香港，当重庆战火纷飞的时候，香港给萧红虚弱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期的萧红创作非常勤奋，用端木的话来说是「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呼兰河传》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萧红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并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以表达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萧红在香港完成的《呼兰河传》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萧红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是萧红作为作家的终点。呼兰县，则是萧红生命中的起点。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萧红完成了代表作《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作品。因为战争，当时的文化名人云集香港。她和许多名人、著名作家交往，办刊物、开大会、纪念鲁迅、宣传抗日、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这几年是她短暂一生中最闪光的阶段。
由于紧张的写作，经常熬夜和劳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萧红香港重病住院期间，端木不告而别长达十八天，把照顾病人的责任推卸到朋友骆宾基身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萧红因肺结核病逝于香港圣玛丽医院，时年三十一岁。
萧红是迷人的，也是不幸的，她的一生与爱情纠葛，无非想要一个安稳的港湾，却从未停下颠沛流离；才华于她，是生活的排解、情感的寄托，更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命运安排。
她就像一个早逝的孩子，把最洪亮的啼哭留在这世上，任人怀念，想起她写到的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是啊！人生是苦多乐少，如今你超越人生，天堂定无伤痕。
到此，萧红的一生，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