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百岁老人，虽然出生于乱世之中，却如出水芙蓉般清新脱俗；她是一位文学作家，虽然专注于外国文学翻译，却谱写了无数动人的篇章；她是一位最贤的妻，虽然遭受生活的种种磨难，却造就了一段相濡以沫 63 年的美满婚姻。她就是钱钟书先生钟爱一生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
1935 年 7 月 13 日（阴历六月十三）酷暑，在苏州庙堂巷举办着一场特殊的婚礼。
新郎身穿黑色礼服，新娘身穿白色婚纱，伴郎伴娘伴随其左右，前有撒花的花女，后有提着拖地长纱的花童。随着乐队奏曲悠扬地响起，一对新人深情款款地走进婚礼大厅，然后在证婚人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两位新人先以鞠躬行礼，再进行交换戒指，最后在结婚证书上盖章。
由于结婚当日正值当年最热的一天，面对冗长繁琐的结婚仪式，新郎浆洗过的挺直圆领圈的黑色礼服，早已被汗水浸的软耷。新娘身穿的蓬松白色婚纱，早已被汗水从头到脚打湿透，整个人被纱布一层层紧实地裹着，仿佛刚从水里打捞出来。
婚礼仪式过后，两位新人相互扶持，一同步入宴席，并向前来恭贺的宾客们纷纷敬酒道谢。在喧哗的热闹氛围中，两位新人相视一笑，尽管天气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他们的世界却因为有了彼此而变得格外清爽明亮。
新郎是一代才子钱钟书；新娘是一代才女杨绛。
他们二人相识于清华园。
1928 年，从高中毕业的杨绛，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南方没有名额的缘故。无奈之下，她只好选择苏州的东吴大学。
1932 年初，由于东吴大学因学潮运动问题而不得不停课，一心想完成学业的杨绛，最后只好与孔令衔等 4 名同学选择北上求学。
抵达北京后，杨绛等人在费孝通的接待下，暂住于燕大校内，并准备着清华大学的借读考试。当时杨绛为了圆梦清华，她还果断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借读考试结束后，杨绛和孔令衔一同结伴前往清华大学访友。抵达清华园后，杨绛去看望了老友，孔令衔去看望了许久未见的表兄，而这位表兄正是名扬清华的钱钟书。
傍晚时分，当孔令衔和表兄钱钟书一同前去清华学生宿舍接杨绛返回燕大时，杨绛和钱钟书的第一次见面，便在这种情况下促成了。
后来，杨绛曾对初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描写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书生模样，一点也不『翩翩』的人却无意间闯进了杨绛的心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道：「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一听此话，杨绛在心里默默说道：「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
此以后，他们二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次年秋天，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的钱钟书回到无锡老家后，他频繁地通过书信与杨绛谈情说爱，但是他并未将自己和杨绛恋爱的事情告诉家人。
偶然一次，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一封信恰巧落入钱钟书的父亲钱博基手中，老先生拿着此信连声招呼都没有打，便擅自拆阅了。看完此信后，钱老先生对杨绛极为赞赏，并满脸喜悦地向身边的人夸赞道：「真是聪明人语。」
其实，杨绛只是在信中十分明智地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
高兴之余，钱老先生在不征求儿子意见的情况下，竟直接给杨绛回写了一封信，并郑重其事地将儿子钱钟书托付给这个未曾谋面的「儿媳妇」杨绛。
杨绛，本名为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11 年 7 月 17 日出生于北京，父亲杨荫杭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民国知名的律师，曾留学于日本、美国，回国后先后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母亲唐须嫈是位知书达理的好母亲，她为人和善，贤惠周到，偶尔得空便喜爱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姑母杨荫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此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后来在抗日期间，为了保护同胞而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
童年时，杨绛生活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中，她的父母关系特别要好，据杨绛回忆说：「印象中父母没有吵过一次架，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
在这样和睦温暖的家庭中长大的杨绛，其为人深受父母的影响，并将父母相处的模式视为夫妻相处之道的典范。杨绛曾感慨地说道：「在我们姐妹中，3 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但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绛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其父亲杨荫杭对她影响甚大。杨荫杭是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任职京师高等检察长时，他曾主办过当时交通总长许世英的受贿案，当众多当权者以官名利禄诱惑杨荫杭对此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刚正不阿的杨荫杭依旧坚持秉公办理，最终他却因被人陷害而撤职。
杨荫杭被撤职后，家里的经济来源也断了，当时深陷困境的杨荫杭依旧保持自己的风骨，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有错，并警告子女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杨荫杭的文笔极好，他曾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申报》上发表评论，其文章写的豪气冲天，振奋人心，这让年幼的杨绛既佩服又好奇。杨绛满脸疑惑地向父亲询问道：「爸爸，我该如何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呢？」
杨荫杭一脸认真地向她告诫道：「孩子，哪有什么好秘诀啊？只能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中学期间，由于北伐战争爆发，许多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大游行。有一次，学生会要求各校学生都要一同上街游行，杨绛就被学生会推选出来去搞宣传，但是由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所以杨绛十分抗拒，并不想参加此次活动。不过，当时学校有明确规定：只要家里人不赞成，便可免去一切游行活动。
杨绛回到家后，便将不愿参加游行的心事告诉父亲，没想到杨荫杭听到后，不但不替杨绛说话，反而却教训杨绛道：「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ay o！（要敢于说不！）你敢吗？」
杨绛思索了片刻后，果断地点头回复道：「敢！」
第二天，杨绛在学校什么原因也没说，只是笃定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不赞成，我不去。」
就这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杨绛骨子里的那份温热和坚韧，足以让她的内心坚定无比，也让她能够从容镇定地面对未来不可期的坎坷之路。
自从杨绛与钱钟书公开恋爱关系后，杨荫杭一直视钱钟书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杨荫杭认为，女儿杨绛与钱钟书的结合实属「天作之合」，甚至连杨母唐须藀都满心欢喜地对女儿说道：「怪不得我家阿季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原来这脚上早就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钱钟书初次与杨家父母见面时，杨绛回忆说：「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1933 年，两家人各自熟识过后，便为杨绛和钱钟书举办了订婚仪式，后来杨绛对这段经历回忆道：「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二人订婚过后，钱钟书前往私立光华大学任职外文系讲师，并兼任国文系教师。杨绛则回到北京，继续完成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业。
1935 年春天，钱钟书参加了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的考试，最终他因名列榜首而获取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此时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杨绛，当她得知钱钟书获取出国留学的资格时，便开始担心自小娇生惯养、处处需要人照顾的钱钟书该如何解决生活自理方面的问题？
钱钟书平时除了读书之外，他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更不懂得该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因此，满心担忧的杨绛就下定决心早日与钱钟书完婚，并一同前往英国留学。
1935 年仲夏，杨绛和钱钟书分别在苏州杨家举办了西式婚礼、在无锡钱家举办了中式传统婚礼。婚礼后不久，杨绛渐渐地意识到，夫妻之间的精神世界是需要相互契合的。于是，她明智地说道：「作为默存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同年夏天，当杨绛和钱钟书踏上开往英国的船上时，面对着苍茫无际的海面，海风轻轻地拂过脸颊，初次离别家国的杨绛在内心深处激起了阵阵涟漪，那种不舍与惶恐让她久久难以平复。
在前往英国的轮船上，钱钟书时常对杨绛满心愧疚地说道：「我真是『拙手笨脚』啊！」
这位盛名远扬的大才子何止『拙手笨脚』，他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鞋带都不会系，甚至连筷子都是一把抓。
杨绛看着眼前这位完全失去「翩翩风度」的男人，她莞尔一笑地安慰着钱钟书，并在心头浮现出「相依为命」四个字。
是啊！此生她将是眼前这个男人的依靠，尽管自幼娇生惯养的她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她依然要顽强地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和陪伴。
后来在海上漫长漂泊的旅途中，闲来无事的两人便探讨起法语「o」的读音，杨绛认为钱钟书的发音带乡音，钱钟书则表示不服，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法国夫人做裁判，最终法国夫人判定杨绛赢了。结果输的人并不愉快，赢的人并不开心。
然而通过这件事情，两人恍然意识到，人生凡遇事必会共同商榷，亦会遇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但不必完全依从于谁。最终两人便商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抵达英国后，在官方的安排下，钱钟书进入了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专业。杨绛接洽的女子学院由于文学名额已满，她最终只好在牛津大学做旁听生。就这样，在这座充满文艺气息的城市里，他们二人如同度蜜月般追逐着自己的学业和梦想。
两年以后，钱钟书获取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便带着杨绛一同前往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在法国这位自由浪漫的城市中，杨绛和钱钟书自由自在地徜徉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在此期间，他们读了许多原版的文学名著，并为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37 年 5 月，杨绛和钱钟书迎来了他们可爱的女儿「阿圆」。阿圆在出生之前，钱钟书整日守在杨绛的床前，并且呆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在杨绛住院期间，钱钟书每天家中、医院两头跑，生活不擅自理的钱钟书时常低着头，犹如犯错的孩童，沮丧着脸对杨绛说：「阿季，我做坏事了。」
钱钟书口中的坏事，无非就是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搞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等等。每次看到钱钟书哭丧的表情，杨绛总是满含微笑地轻声对他说道：「不要紧的，我会洗，我会修。」
当杨绛出院回到家中后，曾经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钱钟书，居然还特意到厨房为杨绛炖了一碗鸡汤，并在汤里撒了许多嫩蚕豆。这个举动让杨绛为之深深的感动，而杨绛也默默将钱钟书口中所谓的『坏事』都一一解决了。
在外留学的这段时光里，杨绛和钱钟书在人生这条道路上跌跌撞撞地学会了生活、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相互依靠、相互照顾和相互守护。正如杨绛后来回忆所说：「那段日子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然而，在夫妻相处的日子里，生活上有着谈诗论文的心犀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或许方为圆满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让我们继续探索杨绛先生为何被钱钟书称之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