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回到帝国都城后，就给李光弼下调令。总而言之，我要调你到别的地方当官。面对这种调令，李光弼那是惊疑不定，因为皇帝这是要干什么？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考验他是不是愿意走回正道？还是把他调离老巢后，找机会灭他？李光弼选择了拒绝接受这种调令。到此为止，李光弼其实已军阀化了。[注7]
关键是在此时此刻，邪恶的太监势力，始终坚定不移的站在皇帝身边。你让皇帝怎么能不信任、重用太监呢？
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
这里就到郭子仪李光弼的事，只是希望大家知道，在政治舞台上，就没有什么忠臣不忠臣的事。
皇帝值得依赖的，永远是利害格局，而不是臣子的忠心。
居高临下的看晚唐历史，我们会发现，唐玄宗晚年老年痴呆了，所以一直昏招百出；而唐玄宗之后的皇帝，更是一个比一个脑残，因为他们都变本加利的信任宦官。
其实呢，如果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看历史。两晋南北朝的皇帝，也一个比一个傻，因为分封诸王的弊端，随便拉出个人也有看明白，而当时的皇帝却是一个接一个的选择分封诸王。
当然了，如果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看历史，东汉的皇帝，也一个比一个傻，因为外戚威胁皇权，是谁也能看出来的，但是哪个皇帝也没有压制外戚的意思，相反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信任外戚。
面对这种事实，我们通常总会感觉奇怪，为什么皇帝不用成熟的官僚政治驾驭天下呢？
问题是，许多时候，不是他不想，而实在是不能啊。
所以，西汉诸王、外戚之祸一直延续不断；东汉外戚、宦官之祸一直不间断；而两晋南北朝开始后，诸王之乱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李唐开始后，也是诸王、外戚之祸一直不间断。唐玄宗开始后，马上就是军人、宦官之祸开始了；五代开始后，军人之乱成为永恒的话题。
进入宋代，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诸王、外戚、宦官、军人之乱都不见了。但是很不幸，成熟的官僚政治，把大家控制的太死了，于是人们难免还是觉得皇帝太脑残了。
因为类似的原因，从大道理上讲，发展宫廷力量是倒行逆施的行为，更是脑残的表现。但是晚唐皇帝都这样玩，关键是人们也必须得接受这种事实。
处于皇帝的角度，你接受宫廷力量，才证明你忠于皇帝；因为内廷是皇帝权力的外延。
所以，鱼朝恩一再凌驾于郭子仪之上，郭子仪从来也是逆来顺受；甚至人们说鱼朝恩要杀他时，郭子仪也说，他是皇帝的狗，皇帝不发话，他不敢咬我，如果皇帝发话了，我反抗成什么事了？
处于皇帝的角度，如果你一心反对宫廷力量，皇帝就算碍于大道理，必须得夸奖你几句，但是内心深，皇帝肯定想找机会把你清理出局。
所以，有一个地位很高的文职官员，在唐肃宗面前大肆抨击李辅国，唐肃宗对他进行了称赞。结果呢？这个高级文职官员，掉头就稀里糊涂被清理出局了。因为皇帝显然认为他是想削弱自己的权力。[注8]
为什么从唐玄宗开始，大唐皇帝就都变本加利的发展太监政治呢？显然是因为豪门宗族势力瓦解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政治格局下，经常玩的一套（重用诸王、外戚）已落伍了。但是官僚政治并没有构建成熟，所以只能用宫廷力量来补充。
虽然说，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去解读，宫廷政治永远是臭名昭著的，但是大唐皇帝显然只能用这种方法维持统治。这就好像，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去解读，重用诸王、外戚也永远是臭名昭著的，而且是弊端重重的，但是两汉两晋南北朝的皇帝都是前仆后继这样玩。
围绕皇权的博弈。
皇帝永远相信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权力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
大家愿意承认皇帝高高在上，一句顶一万句，主要是因为皇帝的权力格局巧妙，绝不是因为人们忠于皇帝。只要皇帝的权力格局不足以制约人们。各种歪理邪说，自然会四处流传；总而言之，尧舜禹的禅让，商汤周武的革命，刘阿斗事事请示诸葛亮、伊尹霍光废除昏君的故事，都会被广为流传。说了半天就一句，天下就是天下人的天下，退一步说，天下也是列祖列宗的天下，你不具备当皇帝的能力就应该赶紧让位，或是事事听有本事的人。
当一个皇帝被书本上的大道理所迷惑，还认为前人精心构建的权力格局很愚蠢时，马上前就会有大坑等着他。
因为前人精心布置的格局，也许有弊端、也许有毛病，但是它肯定不是愚蠢的。你如果认为它有毛病，自然可以修改它；如果你认为它很愚蠢，那很抱歉，这只能证明你把政治当童话故事看了，所以马上前方就会有大坑等着你。
唐德宗（肃宗的孙子），曾一度听信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于是改变了太监控制禁军的传统，结果呢？五千地方军队突然在长安城大呼小叫，唐德宗当时就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