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想反驳我的观点，千万不要说某个大哥怎么说了，某个权威的书上怎么说了，因为你们这样反驳，实在有书呆子之嫌。
你们想反驳我的观点时，应该这样说，我生活中见到的、感受到的内容，就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生活中见到的、感受到的内容都是这样的；而你生活中见到的、感受到的内容都是这样；他生活中见到的、感受到的内容都是这样，你非要说这是不真实的，即使是真实的也没有普遍意义，只有那些书本中记载的、某些权威所说的内容，才是真实的、才有普遍意义，这不是扯淡玩吗？
所谓的史料呢？无非是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记述、评论一件事罢了。
前面引用李宗吾的观点，也许会让许多有识之士见笑的。我们再说说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曾说，大意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街让卖菜的老农民，看到中央电台、人民大报上的内容，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它哪部分可信，哪部分不可信；就是不识字的乡下老太太，看到专家学者说的话，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它哪部分可信，哪部分不可信。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人非要对他们说，你一个农民懂得个屁？你他X的连字都不识，长这么大连你们村都没有出过！就敢怀疑大电台、大报纸上的内容，就敢怀疑专家学者说的话，你们也太把自己当头蒜了吧？
看到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我们会怎么评论他呢？问题是，我们许多所谓的学者在分析历史时，常常和这个人能有多大的差别？
我无意说，一个人用有限的的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就可以理解社会、历史。问题是，一个连起码的生活经验、常识都不尊重了，就是开口闭口某个权威机构、权威学者如何说了。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它不是骗子，就是书呆子！
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我们再回来说晚唐的藩镇历史。
我们先看一下晚唐历史中，最无可置疑的基本史实吧。
皇帝脑残一样的重要邪恶变态的死太监，这在晚唐历史中，是最无可置疑的基本史实之一吧！
不管大家如何写当时的历史，这个事实，相信没有人会否定。既然如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两个比较可信的推论。
第一、这种事实如此泛滥的存在，藩镇大佬在对抗中央政府时，没有理由不拿来大说特说啊？
第二、这种事实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泛滥，从情理上，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藩镇大佬的舆论战。因为基于藩镇大佬的利益，他们必须如此丑化帝国中央政府，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对抗中央政府。
事实上，基于中央政府的舆论宣传，肯定会把太监说得忠君爱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皇帝重用这种人，所谓何事呢？
也许有人会说，太监这种邪恶变态的东西，皇帝怎么能把他美化成忠君爱国而且爱老百姓的代表呢？对此，大家只要知道盖世太保、克格勃、文丨革丨小组这种后世邪恶化身的名称就可以了，如果只看后世流行的资料，人们难免也会认为，盖世太保、克格勃、文丨革丨小组这种邪恶变态的东西，怎么可能洗白呢？问题是，在当时他们肯定都是代表正义公理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否则，元首也好、伟大领袖也好，让这种人大行其道，又是所谓何事呢？
所以，中央政府在削藩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舆论战。
不能打赢舆论战，现实的战争，也很难打赢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很难打赢这场舆论战。
说到藩镇割据的一个重要恶行时，史书常常会说到一件事，那就是许多臭名昭著的藩镇地区，没有一毛钱的赋税输入中央政府。
史书上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在看问题，所以才会把藩镇这种问题说得罪大恶极。而基于藩镇地区的角度，显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藩镇地区养活那么多人民子弟兵、为大唐的边防安全枕戈待旦，这里的赋税，全用于军事开支，还感觉不够呢！凭什么还要给中央政府再交税？
事实上，藩镇割据可以长久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长年不给中央政府交税，而这显然符合当地的利益。所以，藩镇割据才会有强大的底层基础。
甚至而言，基于这些藩镇的角度，看到中央政府腆着脸说藩镇长年不向中央政府交税时，肯定会大骂特骂的。总而言之，你们还有脸说我们不给中央政府交税？真他X的，不知道羞耻二字是怎么写了？中央政府敲脂吸髓的收那么多税，都干什么了，都让皇帝挥霍了，都让死太监、大贪官们挥霍了。我们这里的将士，为了保家卫国牺牲了青春、牺牲了命，中央政府什么时候给我们发过奖金？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总算让军饷有点着落了，你们看着这都眼红，竟然想从我们的饭碗里抢这点仅有的口粮，你们良心让狗叼走了？
我操你大爷的，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河朔地区，凭借河北一个省的赋税、不用中央政府出一毛钱养活大批边防兵，并且让契丹人不敢南下一步，它很容易啊！
事实上，只要看看后来的历史，我们就应该知道，这就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因为大明帝国为供养十万所谓的关宁铁骑，把中央财政都被弄得崩盘了。
我们河朔军民，不向中央政府要一毛钱，就凭我们地方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它容易吗？合着！基于你们这些昏君奸臣的角度、贪官污吏的角度，我们河朔人民，不但得用血汗钱供养一支可以抵抗契丹、奚人入侵的军队，还得再给你们交大量的物品供你们花天酒地？你们还有人性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