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鼐是清代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处理湘西“苗疆善后事宜”最重要的官员之一，并为之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傅鼐在凤凰任职时，在门上设木匦。投诉的人就会把状纸投到里面，他晚上出来取走审阅。这样黎明办公时，公务很快就会处理完毕。
其生前，因为治理苗疆的功绩，曾受到嘉庆皇帝的高度赞誉。嘉庆十三年(1808),嘉庆帝召见他，对其评介说:“国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备道傅鼎专司苗疆十有余载，…修置碉堡千有余所，屯田十有二万余亩，收恤流民十万余户，屯兵练勇八千人，追缴苗寨兵器四万余件，复勤垦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楚苗骚骚向学，吁求考试，遂已革面革心。联久闻其任劳任怨，不顾身家，悉心筹画，臻斯完善，特因未识其人，尚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见，果安详谙练，明白诚实，询杰出之才，堪为封疆保障。”
傅鼐为官之道也得到众多与事上级和下级的认可。湖南巡抚姜晟称傅鼐:“该员才长耐劳，能胜艰巨而不急功近利，为垂牧中仅见之员”。当时清朝政府所需要的是像傅重庵这样鞠躬尽瘁而文武皆备的臣子。傅鼐的仕宦生涯中，罐漏瑕疵甚少。
在其长期供职的凤凰民间，傅鼐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者说他至少带来了和平，才有了今天的凤凰。仇者说他就是一个刽子手，用苗民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千秋功过，谁来定论?凤凰北门外曾设立专门的傅公祠，供奉傅鼐的牌位，高处悬挂着巡抚书写的“兴怀勿替”匾额，也曾有人拜祭，也被人打砸，这多少说明了凤凰人对他复杂的情感。
傅鼐苗疆善后措置当中，“屯田”是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其在湘西实行“屯田”的意图，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屯丁”与“练勇”等的粮食问题，即通过“屯田”供养丁勇、苗官、苗兵等，以此建立一支维护苗疆社会安定秩序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招抚和安置流亡的民人及“降苗”，消除苗疆不安定因素。
苗官、苗弁的设置，其主要目的是“以苗治苗”，同样是对苗疆一项重要改革。苗官创设的原初构想是“民族自治”，正如和琳所言，设置苗官是基于“各省土官之例”，目的是“管束苗民”。担任苗官、苗弃的人员来自清军在平息苗民起义过程中，陆续招抚的“降苗”。其设想最早来源于和琳程奏的“苗疆善后六条，利用这些苗民来参与苗疆的管理，可以避免和减少满汉官弃和汉民对苗民的骚扰，更好地维护清廷在湘西区域的统治。
又如，傅鼐在苗疆实行的文化教导的措置，从主观的目的出发，是为了“移其习俗”、“格其心思”，即用儒家文化来教化苗民，最终实现对苗民的“濡化”，同时用汉文化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苗民内部培养适合清政府需要的人才，为巩固清廷在苗疆的治理服务。但这种实行文化教导政策的意图，如在苗区建立书院，广设义学，各苗生参加乡试和会试的试资，另编字号考取苗举人等，客观上加强了苗、汉民之间文化交流和提高了；腊尓山苗民文化水准，对促进腊尓山苗疆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廷之所以如此肯定傅鼐及其对苗疆的治策，主要是因为在经历大规模苗民起义战争之后，傅鼎竭尽全力处置善后事宜，并逐渐恢复与重建了苗疆的统治秩序与社会安定，有效的转变了自乾隆朝以来对腊尓山苗民治理不适宜的措置，是应对嘉庆朝社会改革发展需求，在苗疆的具体实践。
经过傅鼐在湖南苗疆十年的治理，该地区社会得到稳定，大多数苗族人民己“革面革心”。对清朝政府而言则实为，苗疆的稳定是清政府少数民族地区事例治理一大进步，同时“苗益感奋，”
傅鼐自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调入湖南苗疆任官，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卒与长沙任上，共十七年，去世时，有两妾一子。嘉庆皇帝深深惋惜，下诏：“倚畀方隆，正欲简任疆寄。加恩赠巡抚衔，照赠官赐恤，赐祭一坛。”追赠他巡抚衔，下令在湖南苗民聚居区设立专祠，供人祭祀。傅鼐一生为官谨慎，从一员小吏跻身封疆要员，依然克尽职守，“兵民白事，直至榻前”，“下无奎情，事无不举”。
较其晚一个时代的魏源，也对他在湘黔苗疆实行的“修边屯政”评价颇高，说他“为政善长思”“捍大灾，御大患，有功德于民”，赞赏之辞溢于言表。
总之，随着傅鼐等在嘉庆年间于湘西建立起来的“苗防屯政”善后措置，清政府实现了在腊尔山苗疆治理的改革，对清廷巩固和维护在湘西的治理具有极大的作用。虽然后世对傅鼐在湖南苗疆的治理赞赏与批评共存，但总体上，从清朝廷看来，他实为一名鞠躬尽瘁的大臣，对苗疆战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