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1430年 ),当时乌罗府治下的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属下的苗民，出山抢掠，酿成“苗患”。当时重兵在握的高级将官萧授，奉令征讨。但萧授并不急于出兵，而是围绕苗疆生界构筑二十四个寨堡。他的这一作法，立即遭受言官的弹劫，指责他糜费军饷，玩守自重。幸亏萧授战功卓著，深得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倚重，才幸免于被罢官的厄运。
事平后，萧授反而向朝廷要求调集湖广、贵州、四川三省联兵合围叛苗。萧授的这一举措让人难以理解。区区两三个长官司的叛变，何需动用三省兵力。但这一次，宣德皇帝批准他的要求。但批准后，萧授仍然没有动兵，最终使得宣德皇帝不得不亲自下诏对萧授说:“去年尔奏苗叛，请贵州、湖广、四川合兵剿捕，皆从所言。今经岁未见报，不知贼平当在何时?肤虑暴师久则怠心生，或有跋跌，为蛮夷所笑。今贼势如何，果当进讨或当抚安，审机度势，斟酌而行。肤惟观成功，不从中制。”
圣旨下达后不到一月，大获全胜的捷报就戏剧性的呈现在宣德皇帝而前:“贵州总兵官都督金事萧授奏:‘比以贵州鸟罗府治古等长官司残苗吴不尔等聚众作乱，救令臣征剿。臣统率贵州、四川、湖广兵进筸子坪，攻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贼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杀吴不尔、王老虎、龙宇轴等，斩首五百九十余级，皆袅以，余党悉平得所掠军民女九十八口悉给(其)亲，所获贼属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一十二口以赏从征官军士兵。’械送吴不跳等至京师，上命悉锦衣卫狱，已而顾侍臣曰:‘蛮夷好乱，自取灭亡。然于肤心，不能不恻然。”
萧授这一战征斩和俘虏的人口总数才二千二百零五人，这两个长官司分属于龙、吴两个家族村社，而且是老弱妇孺青壮年一并总算，这两个家族村社都是倾巢出动，而每个家族村寨除了逃脱者而外，总人口不过一千多人而已。
这就呵呵了，动用三省兵力，耗时三年有余，对付的竞然是不足三千人的普通苗民，这样的战报无论是明时，还是在今天，都很容易被人曲解为“杀鸡用牛刀”。但在明军知己不知彼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要获得这样的战果，除萧授之外，别无二人。
萧授正因为看准了明军的弱势，因而迟迟不轻易发兵。而是在沿边抢修寨堡，驻军戍守。
汛堡和屯堡，都可称为城堡。它们的区别是汛堡为绿营军驻扎，屯堡为屯军驻扎。二者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苗人通常用鸟铣，施放可至数十步外，而不能冲洞重垣。土堡之固…可以遮蔽鸟铳；“百姓(这里指汉人)四散居住，未免形势单弱，难以守望相助，有堡以聚之，则多者数百家，少者亦数十家，比庐而居，聚族以处，声势自然雄壮；散地难以守卫，揉崖猿径处处可以偷越。有堡可凭，以数十百人，分布一堡之间，人数数用，自然严密；数里之间，前后左右，各有坚堡。一堡有警，各堡互应
舒家塘古堡位于凤凰和贵州铜仁交界处，距凤凰镇筸城35公里.为明代修筑的的屯堡之一。
最重要的是，寨堡表而上看，似乎是想堵截苗民出山骚扰，而实质上不在于堵，而在于利用这些寨堡驻军，搜集苗民出山的路径和规律，也就是尽力采用不损兵折将的万全方式，搜集来自苗族村寨的军情，尽力补救明军的先天不足。
而这种高明的作法，恰好是萧授接到圣旨后，一月内就能人获全胜的原因之所在。至于萧授等明廷下旨三省联兵，预先设防，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作乱的苗民流连邻近各省。等宣德皇帝下旨，则纯粹是为了避免监军太监掣肘，使自己的精心规划，功亏一篑。
萧授的这一连串举措，无疑是在当时背景下，既能人获全胜，又不至于伤及无辜的精明战术。遗憾的是，身居高位的萧授，尚受到官场倾扎和太监挚肘，不得不采取掩人耳日的作法。
经过这次大屠杀后，据《明史肖授传》载：“贵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苗数出掠，投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分兵以成”。嘉庆《湖南通志苗防三》记载：“宣德五年（1430），筸子坪长官吴毕郎等为乱，总兵官肖授筑二十四堡环守之”。六年，肖授、吴荣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乃设湾溪等十堡，拨兵防守”。
由于史料缺乏，其具体的名称和确切的地址现在很难全部查实。其中，所说的“湾溪”，今属凤凰县筸子坪乡，同吉首市交界。清乾隆二十二年《湖南通志》（卷十九）载有寨阳堡、阴隆江堡、爆竹堡、洞口堡、都溶堡、牛隘堡、南阳堡、大凹堡。寨阳，即今吉首市西南部寨阳乡寨阳村；洞口，在今凤凰县东北部吉信镇境内；都溶，即今凤凰县齐良桥乡杜夜村之不同汉字记音；牛隘，即今凤凰县千工坪乡牛岩村；大凹，即大坳，今凤凰县城郊大坳村。阴隆江、爆竹、南阳暂无考。此外，从保留下来的地名考察，麻阳县西北部的郭公坪乡小坡村，又曾称小坡堡；今凤凰廖家桥乡永兴坪附近，清代建有永安哨，旧名又称牛坳堡；贵州松桃县东南与花垣、凤凰邻近的地区，清代尚留有石花堡、芭茅堡、长兴堡、牛心堡、太平堡等。这些“堡”，可能均属肖授当年镇压治古、答意和筸子坪长官司苗民起义之后所筑堡哨之列。
民国二十二年尚存的凤凰湾溪桥石启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