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边墙沿线有严格的防守制度。夜晚，不分雨夜寒冬，游兵头目都要带哨兵巡逻。白天，“哨官将本哨兵除分守小营外，通计在营兵数，编以什伍法，分为三大队，每日轮一队守炮楼，伏路把隘，一队游巡接应”“二队中有一人偷闲在营者，即捆责贯耳”，遇苗“传炮为号，游巡兵即驰往截杀，哨兵亲赴督战。”又在要害处，增险为守，砍棘漫布涂土，削竹签木桩，暗埋订土中，以陷其来。边墙近处的林篙，纵火焚毁，避免苗人潜藏。又实行奖惩制度，规定“堵截无损，得三首级以上者，府动银库，造花红，送哨官，鼓吹涟奖，加以纪录。如本哨失事及纵苗越哨…头目兵丁捆责。抛开边墙对苗民的不良影响，对明土朝而言，设置边墙是一项有力的治理苗疆的军事措施。“人恃为金城，以故苗患遂鲜，民皆乐业。可见，边墙是“御苗之藩篱”。
边墙修筑的结果。朝廷从此暂时放弃对腊尔山红苗区的统治，苗民也让出沅水以北，酉水北、东、西，武水南等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肥沃土地，甘居于山区。明朝所筑的“千里边墙”，实际就是沅水西北、酉水南、东的包围圈；北边以酉水沿岸山崖为主，只沿酉水修城、堡、岗、哨守卫，保持“土司长城”。南边无山崖可守，只得另筑山、水、崖、石、土墙相间的“南长城”，亦即西起亭子关，东到旦武营，约380里，加北边的“土司长城”亦近千里，名不虚传。
凤凰筸子坪原明代边墙沿线附近的古代碉墙的残垣剩壁。实际上清代苗疆边墙现在都踪影难觅，我们很难找到明代苗疆边墙的踪影了。
苗疆边墙相连接和配套的，是历代朝廷为“防苗”而修筑起来的外围军事设施（屯堡、城堡、炮台、碉卡、关哨等）1117座，经贵州省松桃厅正大芸乡、湖南永绥厅、保靖形成一个近圆形的强大军事防御体系。这些军事防御设施也是苗疆边墙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包括：
古城址三座。 镇筸城。作为苗疆边墙整个防御体系指挥中心的镇筸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改建为砖城，开四门，各覆以楼。乾州城。明万历四十二年，即修筑苗疆边墙的前一年，为军事需要，乾州军民就近取石，筑成青石城墙，不久，又在石城之外修筑一围土墙。永绥卫城。作为分指挥中心的永绥卫城（现花垣吉卫）。系土筑城墙（已毁）。
汛堡10座。又叫城堡，多设于重要关口，军事要塞，起着联系各屯堡的职能。城内一般设衙门、火药局等机构。驻都司、把总、外委等官职。
屯堡130座。是指专为兵丁驻扎而修筑的城堡。屯堡也称屯卡，比汛堡小些。屯堡修建在重要山头和关口的高地。
哨卡311座。就地开取青色石灰岩叠砌，形制依山势而异，多呈圆形，开一门或两门，依其规模驻守军民20—70户。它们均位于重要关口，必设炮台。四周墙体设望眼或枪眼，其功能除传递信息外，主要是阻截外敌，策应包抄、增援的作用。
碉堡770座。是专门用于防守和进攻。按照修筑的标准，一般分为上、中、下三层。墙身用块石砌成。哨台，是专门用来巡逻和了望的岗楼。每座分为上下两层。苗区共设立哨台105座，凤凰境内就有85座。炮台，是安放大型火炮的炮楼…
关门39座。是用以严守边墙界限的设施，择其险要地段，沿山历涧而建。在凤凰境内有名的关门有亭子关、安静关、铜锣关、报木关、靖边关、岩门关等。
营盘寨4座。即舒家塘、林寨、八斗丘、拉毫营盘。始建于明代，古寨结构封闭。
民国时期尚存的凤凰靖边关勇士衡 1933年6月摄
从这些军事设施和边墙的修筑来看，朝廷对苗疆的禁锢和防备真是煞费苦心，这是在任何边疆地区所没有过的，即使在北方为防止游牧民族修筑的长城，也不过只一道城墙和烽火台罢了。
边墙、炮台、哨、碉卡、屯堡、城堡各有其用。边墙主要起划分苗汉疆界和军事联系的作用。发挥军事防御作用的主要是设在边墙周围的炮台、哨台、碉卡、屯堡、城堡。作为一种军事防御体系，它们之间又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共同保卫该军事防御体系核心—镇筸城、乾州城。
明代苗疆边墙的修建，起的作用其实挺复杂的。
蔡复一等修建时的目的可能很简单，就是建一个围堵苗疆的军事工程。苗民“军临时散漫潜藏，军退四处劫掠”，只好筑“边墙以严界划，屯堡以资巩卫，哨台以了望，炮台以堵截。不宜筑墙的山险溪隔地方，则设隘门，用兵防守，朝开夕闭，盘查往来人员，”“不宁遏苗人，亦所以杜内逆之出也!”。
而修边墙后的另一个作用也许蔡复一没有想到，若干年后，逐渐地客家人依托边墙之哨卡、碉楼、营汛开展屯垦移殖。苗疆边墙成了客家人屯垦移殖向苗疆腹地推进的根据。
“镇筸营哨相距各数十里，…绝无人迹。然各哨土地膏腆，溪洞之水，足资灌溉。宜令各哨之民，不论土著流寓，悉听籍名，照州县保甲之法，…，任其于无主之地，白议开垦，各分疆界，创结茅庐。”!以这些哨卡、碉楼、营汛为据点，围绕新开垦的土地以及聚集起来的居民步步为营向苗疆腹地推进。
事实也证明，这一依托边墙的屯垦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到康熙前期，“近墙各寨皆熟苗，常资以卫内地，其田亩绣错”。这近寨熟苗或者是生苗所“化”，抑或熟苗甚或汉人越过边墙旧址在生苗区垦荒开地而聚居成寨。当然，随着边墙的兴废，生苗和熟苗各所据领地有沿边墙进退的状况，
有了这样一道设施，就把苗族围困在腊尔山地区。直到改土归流后的清康熙年间，“生苗”不得越过“边墙”谋生。即便在“边墙”之外，也受种种约束。
当时修筑苗疆边墙的动机是消极的，但筑成以后客观的效果还是好的。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期，它作为军事防线，全面封闭，有利于社会相对稳定。一方面朝廷官兵不敢轻易越过边墙残杀苗民，随意强占苗地；另一方面苗民收复失地的反抗势头受到遏制，减少了流血牺牲。这样，铸定了“生苗区”与“熟苗区”的分布格局。苗疆边墙竣工后的漫长岁月中，虽说也有多次苗民起义，但是稳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由于民族关系不断缓和，所以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和开放政策。
辰沅永靖兵备道和偏沅巡抚的设立
湖广西部苗疆的控制引起了明朝廷的高度重视，但这里处于“湖广”的西南边沿，“湖广”作为一个地理行政区域的概念始于元朝，当时称“湖广行中书省”。不过元朝的湖广行省管辖着广西大部和广东的一部分(广东大部分属于江西行省)。明太祖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习惯上仍称省)，明朝将元朝的湖广行省一分为三，分置了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司，其中湖广布政司的辖地基本上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地区，辖地虽然有变，但“湖广”的名称未变。
这里将元、明两代湖广行省做一个比较：
元代湖广行省
明代湖广行省
图中可以看出，尽管明代湖广行省已经比元代小了很多，但湖广那么大，治所在武昌，而湖广苗疆麻烦不断，显然难以进行有效控制，要想些办法。于是地区区域性的防苗军事机构和衙门也都相应地设立起来了。
首先设立了辰沅兵备道。
明朝各行省地区辽阔，省以下设道，于各省重要地区设整饬兵备之官员称兵备道，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清沿明制，在省以下，府及州以上设分守，分巡道，是统辖数府、州的高级行政长官。均以所辖各府的头一字联起来为道名，或以道治所在命名。
最先是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年)湖广巡抚吴诚奏设“辰沅兵备道，驻沅州，以控八卫”。这八个卫只有辰州卫、抚州卫、靖州卫在湖广境内，其余五开、平溪、清浪、镇远、偏桥五卫都在贵州省境内。事涉两省六府(州)议论了一年多，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才派出第一任兵备使冯俊到职理事，辖湖广的辰州府、沅州、靖州，贵州的黎平、镇远、思南三府。都是“苗蛮”聚居的地方，是当时中央王朝最感棘手的军政特区。
除此以外，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苗民起义，设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驻沅州，至四十一年(1562年)。
而偏沅巡抚也设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