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巡抚命名官职，“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时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得名于“巡行天下，安抚军民”的特殊使命。一开始并不是常设衙门，而是临时性差遣，“事毕复命，即或停遣”。
偏沅巡抚始设时间，大概为万历二十七年。偏沅巡抚一职中的“偏沅”，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略称的组合。偏桥在今贵州省施秉县境内，“县北门外故有桥，名偏桥”，地以桥名。明朝时施秉县属镇远府所辖，朝廷在此既曾设有作为行政机构的偏桥长官司，也曾设有作为军事机构的偏桥卫。沅州，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宋置，元朝升路，明朝时先改为府后降为州。偏桥与沅州同时与苗区错杂，“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挚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也就是说，偏沅巡抚设立之初就只想管偏桥卫和沅州府。
该辖域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沅”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设立之由系出于“征播”、“扼贼”、“讨杨应龙”的需要。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先祖从唐乾符三年(876)入播州起，杨氏共世袭宣慰使二十九代。在明初内附。明万历十八年(1590)，杨应龙起兵叛乱。这件事当时不仅在西南，在整个明朝廷震动都非常大，“征播”也成为明朝三大征之一。
因此，偏沅巡抚是明朝在征讨杨应龙最关键时间节点设立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堵截杨应龙，防止杨应龙东进到湖广西部苗疆。
当杨应龙之叛平定后，仍令江铎暂驻偏沅，以便“会剿皮林叛苗”。《明事断略》述及嘉靖时曾在辰州开府设官镇压诸苗之事后称:“治苗之法，剿抚互用可也。呜呼!开府辰州，虽一时权宜，然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提督军务，必不可少。后来偏沅巡抚之设，仿此事而行之者软。”故偏沅巡抚实为针对苗事而设立。巡抚都御史傅宗龙认为贵州、湖广巡抚皆无法顾及偏沅地区，“偏沅宜更设一巡抚”。
偏沅巡抚驻地最初是设于偏桥镇的。但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丙子(1600年3月16日)上谕以“远驻偏桥，鞭长不及马腹，况偏桥地僻城小，既驻总兵衙署，供亿力必不支，宜令抚臣移镇、沅州而守，巡历清、平、偏、镇，以便就近策应”，意思是说，偏桥太小了，供应不方便，又改驻到沅州。而天启五年(1625)“巡抚傅宗龙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巡抚移镇偏桥，勿复回沅，凡思、石、偏、镇等处稗练兵万余人”，说明有可能又回驻到了偏桥镇。故偏沅巡抚驻偏桥或沅州，应该是根据地方治安形势的变化而定的。又雍正十年(1732)修《湖广通志》载:“陈睿模，武进士，巡抚偏沅都御史，怀宗末年开府长沙，沅抚自此始。”怀宗即崇祯皇帝，是明偏沅巡抚驻地在崇祯末年又曾迁至长沙府。
很遗憾，沅州和偏桥巡抚的旧址都不在了，我只能找两张两地的旧照
民国时期的芷江（沅州）龙津风雨桥
民国施秉（偏桥）西街河提
明偏沅巡抚辖区，史无明确记载。据后来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远不是设立之初打算的“挚一州一卫”。
十二、“生地”内的日子—苗民的生活画卷
流官、文人和地方史志对苗疆的记载和探奇
苗疆边墙划了个半圈，把苗疆和客地隔离开来。既然朝廷、土司都无法控制住腊尔山台地的生苗区，红苗们就在边墙内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湖广苗疆之地极具神秘色彩。从宋至清前期，内地流官对这化外之地的认识逐渐加深而颇多著述遗世，我们今天才得以对当时的苗疆之地有所了解。在仕宦看来，苗疆之地奇闻很多，荒蛮落后，他们甚至对该地极尽落后描述之能事。然而，在这些描述之中，我们似乎又见到了苗疆民众置身化外的自得其乐的一而。能较好地展现苗疆民众的日常生活画面。
距离宋代的《溪蛮丛笑》又过了两百多年，《溪蛮丛笑》所描述的现象和习俗虽为我们了解南宋时期五溪地区包括苗民在内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但因其描述的是多个民族的状况，我们不得不从更多的明清著述中寻找更加细致的表述，来管窥湘黔边界苗疆民众的生活。
明代沈攒《五溪蛮图志》就给我们提供了较系统的描述场景，他对五溪苗民生活描述则更具体了。
沈攒为江苏昆山人,生活于明代景泰至弘治年间，《辰州府志》中载其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任辰州府教谕。这与他自述“余赴辰教越三年”是一致的。他入乡随俗，颇留心异域，不碍于溪山限隔，屡游历于五溪，访问苗俗，于前人旧图与诗基础上，撰编了《五溪蛮图志》，但是未能刊行。
时间又过看300余年，这本残稿流落到了当时辰州潕川（今泸溪）的李涌手中，据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泸溪县志》载，李涌字鲸来，清雍正拔贡，后为举人，学识渊博，曾做过《泸溪县志》的主纂。他对家乡五溪地区的风土人情，是耳熟能详的。他对沈攒的残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沈瓒所撰《五溪蛮图志》，是在昔人绘图题咏，攟摭事迹的基础上，复加润色，而为之志的，也不全足可信。所以，李涌一方面秉着岂敢菲薄前人，而妄删之哉的尊古敬贤态度，故仍其旧稿而存之；另一方面，则搜往证今，重加参校，予录成帙，对沈瓒残稿重加整理，但最终修改后的稿件还是未能印行。
一晃两百余年又过去了。民国初年，一个叫陈心传德国籍牧师的助手，作为中华基督教教会沅陵教区牧师，曾传教于湘西沅陵、泸溪、乾州等地七年。此七年间，他与苗民，常相往来，每见其俗，尚稍异者，皆为一一笔记之。民国二十年春，他在泸溪县府一个朋友见到这本书，民国二十三年春，他送女儿去乾城良璋就学，从沅陵经道泸溪，在朋友处又见到这本残书杂陈于其案头典籍间，于是借来抄了一卷。自此后，他每乘教务之暇，将原志细加考校，作了考校重编，以平时在湘西民族地区传教时所作笔记，即自己实地所见所闻的资料为依据，见所载事迹不足之处“增补之”遗憾的是，沈攒书中原图大部分被删去了，另补的大部分为新图，命名为《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这就是今天出版的《五溪蛮图志》。
《五溪蛮图志》采照古代地方志大而全的撰编方式，从地理沿革到山川河流，从资源物产到生产经贸，从民族神话传说到民族内部组织结构，从建制到边防军事，从风土习俗到宗教信仰，从文物典籍到名宦人物，无所不涉，卷篇繁多、内容全面、描述翔实，是有关古代苗族历史文化记述的重要新见古代文献。
还有《峒溪纤志》，这本书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其实编纂这套书的作者王锡祺是清朝光绪年间江苏清河人，平时就喜好舆地游览之书，所谓“闻人谈游事则色然喜，阅诸家记录与夫行程日记，即欣然而神往”，看来也是早期的一个资深驴友了，所谓“凡山经、地志以至集部诸书，无不泛览”，不仅是翻阅了不少“国内不得不去的十个小镇”这种小册子，而且还亲身体验，不仅亲身体验，而且自己还在网上发帖（自己编辑出版），《续清河县志》记载，王氏藏书达数万卷。王氏长于地理之学，终日置身书海，埋头著述，于清光绪十七年编辑刊出了这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精装20册行世。其中收录了总共1348部书，都是关于驴友去过的地方的奇闻异事以及旅行须知，堪称清代舆地丛书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