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峒溪纤志》就是收录在王锡祺这丛书中的一部书，这个驴友叫陆次云，大约活动在清康熙初年前后，是在王锡祺两百年前的一个人，也是个神人，家住浙江钱塘。是国子监的学生，考试之后被授于州判这个职务。康熙十八年因博学鸿儒而举，然而不幸落选。次年出任河南郏县知县，因为老爸死了回家守孝。再出山后就到了江苏江阴当知县，治理的也还可以，平时洗好喝喝小酒，吃吃火锅，风雅好客，一时间只要是名士到他的地盘上来，必然前去拜访他一下。关于他的这本《峒溪纤志》，他解释道：“余之所志，有见而知者，有闻而知者，缕辑其说，以为宦于此土者告。非若朱季公《丛笑》一编徒姗其陋也。”故书中所记颇有得自亲身见闻者。有关少数民族宗教、婚嫁、仇杀、丧葬、器用、节令等习俗的记载，尤足参考。比如“木契”一条，是讲述原始的记事方法，其中说到：“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又比如“讲歹”条，谈苗人争斗讲和之法；“跳月”一条，记苗家青年男女择情人；“鹅毛被”、“苗刀”、“遍架”（弓弩）、“掉枪”诸条谈其日用器物，以及西南一带所产的十来种珍奇动植物，均较具体。由于旧籍中集中记载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专著不多，故此书虽较简略，却不容忽视，且取较严颇可据信。清末胡思敬以为：“近世纪苗蛮者，以此书及毛西河《蛮司合志》为精。毛氏述兵事，此述种族风俗物产，用笔繁简不同，义各有当。”可见评价相当的高，只是书中文词，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歧视和偏见。
在法国集美博物馆藏有一部以《楚南苗疆图说》为题名的苗图，该图册为纸本，彩绘，有13个图说，无诗咏，但只有12张图像。图册编绘者佚名，亦未有关于绘制年代的确切信息。
清康熙年间湖南布政使阿琳主持绘制了《红苗归流图》，图册全面反映了改土归流前后“红苗”生产和生活图景，名目包括刀耕火种图，挑丝纺织图，赶好交易图，贸易蚕种图等，对我们了解“归流”和明末清初湖广腊尔山“生苗”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很有帮助。
咸丰年间，张修府任永顺知府时，“以事至镇筸，经行苗寨数百里，购得画册十二帧，各以小乐府咏之”。每幅画均有画题及“小序”，内容反映了腊尔山地区的苗族社会生活习俗。光绪十二年重修《湖南通志》中辑录了该图册的文字部分。
摄影术出现之前，人类对于自己周围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止。为了将这些观察到的景观、探索到的生活永存，除了用声音、用文字，人们还用图画的形式来记录。在记录的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交通工具、知识经验、画绘技术、文化背景等等方面的欠缺和局限，他们观察的视角难免有所误差，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风土习俗的记录如是。但是，尽管不尽人意，它们仍不失为一种珍贵的参考文本，可以从中一窥几百年前的民族风貌。
苗掷巨鲤—刘应中的苗疆游记
清朝段汝霖任永绥同知时所作的《楚南苗志》曾形容苗境诸山“大而崧，小而岑，锐而峤，毕而扈。”清人阿琳编纂的《红苗归流图说》更是直截了当指出苗山险峻所在：“山势险阻，何地几有未若苗地，丛山叠嶂，高可参天，峭临天地，莫能综纪者也。其幽翳处，数百里折杳无穷极，而险要最著者有腊尔山、地良坡、琴头坡、高岩、龙蛟洞、劳神寨、九十九洞、麻托坡、天星寨、猴儿屯诸寨。”而其中属于武山的险峰险境就有天星寨、地良坡、琴头坡、龙蛟洞、九十九洞、老神寨、麻托坡、猴儿屯，其中最为险要的又是天星寨、地良坡、琴头坡。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五年（1686年），苗疆补丁寨苗民起事，清朝廷派兵对腊尔山苗区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进剿，成千苗民最后退守险要的天星寨，辰州知府刘应中参加了这次平苗战争，前期任后方粮草督运，后期还兼任前线监军。
刘应中（？—1687）, 字养和，号雅庵，清顺治拔贡，诰授中宪大夫，河北省井陉县北陉村人，清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任湖广辰州府知府。
他亲自深入苗民占据的山寨劝降，说服苗民归顺朝廷，难能可贵的是，后来他写下《平苗记》，详细记载了自乾州启程，深入腊尔山苗区腹地沿途的见闻，给我们留下了“归流”前腊尔山苗疆内部情况的珍贵资料，我们试着看看以下几段描述：
自乾西南行十五里至筸子哨，山势狰狞，荒草凄迷，洵蛮瘴之乡也。又东北行至上麻冲、中麻冲，火麻营，山渐高而稍秀，水虽浅而差清，林木蓊翳，禽声睍睆，天开云霄，心甚适然。
自上山而下视其顶平，故谓之坡，然自坡下仰视则兀然直立也，登者手足并行，如蚁缘壁，三里许则直上无路矣，复折而左横步山腰亦三里许，上悬绝壁，下临深谷，径路石如锯齿，雪湮泥滑。
过此路稍康庄，又斜行二里许，坡顶上有地可种菽、麦，地上复起土山，虽高而稍平，或缘山而过，或斜陡山顶，越四、五大山而抵儤木营。
次早同往天星寨，山径历落崎岖，险不容马，谨堪竹舆，艰阻则徒步伛偻扶揣而前，山愈深密，幂迷不知东西。过五、六山，经八斤诸寨，闲其无人，盖苗皆纠合于天星寨中也。山均树木，枝杆蜿蜒奇怪，迥与汉别。
东山间有平地，其西大山簇拥深箐，茂林一望如墨，从涧旁起者石山十数，挺然直立，古树茂密，隐映相联，而天星一寨则孤峰独耸，下石而上土，挖地有泉。相传昔日有总兵征围年余，苗掷巨鲤，以示山顶宽平，可容数千余家，四面如削，莫可攀援，维近北一处，稍有层级，可以梯登，故黠苗恃以负固也。
从刘中应的描述看，当时的腊尔山虽然山势险峻。乾隆初年，署名“子牙河分司阿琳”的人曾绘制了一套25幅的《红苗归流图》，苗疆社会变化很缓慢，苗疆改土归流的初期与改土归流前社会生活变化并不大，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图了解一些苗疆的社会生活。
《红苗归流图》对腊尔山的山势也有描述，在“山巢形势图”中介绍苗疆：山势险阻，何地几有未若苗地，丛山叠嶂，高可参天，峭临天地，莫能综纪者也。其幽□处，数百里折杳无穷极，而险要最著者有蜡尔山、地良坡、琴头坡、高岩、龙蛟洞、劳神寨、九十九洞、麻托坡、天生寨、猴儿屯诸寨。镇筸为楚南要区，错于黔、蜀之界。
清乾隆初年阿琳《红苗归流图》山巢形势图
但在刘应中看来，一路上倒也风景宜人，古木参天，巨石耸立，小河宛流，即使在受到围剿的时候，也还是一幅田园的景象，虽然山势险恶，但却是“林木蓊翳，禽声睍睆，天开云霄，心甚适然”，“星一寨则孤峰独耸，下石而上土，挖地有泉，倒也有一番诗意…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因为当年被围剿时，官兵曾经试图围而不剿，试图围困苗民至弹尽粮绝。但苗掷巨鲤，即苗民往山下投掷巨大的鲤鱼，以示山顶宽平，可容数千余家，有土有水还有大鱼塘，苗区也并非都是穷山恶土，山上中着粮，池塘养着鱼，显然想围困苗民的意图是徒劳的。
在官军围攻的情况下，还能听到织布的杼柚声，看来苗民对官兵的围剿已经习以为常了，战时尚且如此，若在平时那种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更是可想而见。
从狩猎走向刀耕火种—明末清初的苗民生计
刘应中的游记极为珍贵，因为在这之前，汉文献还缺少对腊尔山苗疆生苗区自然环境和苗民生活的直接描述。从中我们看到清初的腊尔山苗疆腹地仍然树木参天,粮食丰足，塘里养鱼，男耕女织。
后来的许多研究者认为苗族的先民“以农业为主，兼畜牧、狩猎”，主要依据为《汉书地理志》记载包括南郡和武陵郡在内“刀耕火种，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瓜果赢蛤，衣食常足”这条材料。但他们忽略了《后汉书地理志》所载楚江南之地的范围极其广大，其中包括肥沃的平原，也包括武陵山区的广大山地。山区与平原地区是有差异的。实际上秦汉乃至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活在五溪腹地的苗民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农耕生产为辅。
五溪河谷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平原地带，适于发展农耕和渔业有水稻的种植和溪河捕鱼生产。宋文献记载当时“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焚山种粟、豆，证明山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垦。不过宋代五溪处于“大山深谷”，“居民鲜少”的状态，沿河谷向山地伸展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除此外还有低山地带的林木，高山地带的药材和林木。山地丛林中多有野生禽兽，适于采集和狩猎。
宋代开始在土司区作厂采办皇木，山中的木材也开始了规模性采伐，不过采伐的范围不广，还未达及高山地带。明代苗疆老林之中采伐木材量明显加大，沅水上游及其沿岸一带所产林木，不仅产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也因为苗疆的缘故，这里的木材都称苗木。
随着林木采伐规模的扩大，加之管理无序，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损伤。明嘉靖、万历年间，己出现“采伐凋残，山穷水远”，楠木己日见枯竭之现象。同样，沅水流域下游地区，随着优质林木砍伐殆尽，木商只好溯江而上，深入清水江流域的雷公山苗疆腹地购买木材到清初，腊尓山苗疆大木基本上已砍伐殆尽，此后才有清代贵州一带清水江的疏浚及木材贸易的昌盛。
永顺府的材木几乎伐尽，但是直到清末，三厅（凤凰、乾州、永绥）的林木还是比较丰富的。民国《永顺县志》卷十一《食货物产木类》说:“杉，生植颇多，然不如三厅之高大。”可见当时三厅的原始林木仍有较多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