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此受生存本能的驱使，苗族人民便以采集、渔猎等作为生计方式。宋代《老学庵笔记》便有苗蛮因“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吠之”的记载。至明清时采集、渔猎在苗民经济生产中仍占有相当比重。从事采集的主要是妇女，所采集的主要有山中的木耳、香菌、山笋、野果、野菜以及一些野生的块根、块茎等。有些苗民专以“猎兽捕鱼为生”。
清初由于山林渐毁，靠打猎和采集已经难以谋生，苗疆苗民的生产实际上已经往农业种植方向发展，刀耕火种，原始落后。但粮食产量不够为生，所以也打打猎，搞点畜牧业，当然，要满足日常用品的需要也免不了一定的家庭手工业和市场贸易。
乾隆初的《红苗归流图》中的“刀耕火种”图描绘了13位镇筸男女苗民在三块坡地上进行生产劳动的场面。该图的附志云:“树栽之术虽苗地未尝无也，镇筸田少山多，所食半食杂粮。苗人相被阳坡，纵火焚之，待其灰烬，而后播种焉，谓只刀耕火种。间有平衍处，所种稻田则与民无异”。可见苗疆所谓刀耕火种，是因为山多田少所采取的一种因地制宜的方式，种稻子则与汉区差不多。
清乾隆初年阿琳《红苗归流图》刀耕火种图
苗民耕作时地上的树林砍倒，待干枯后点火烧光，以清除杂草，用作肥料，到播种季节进行耕种，二三年后，地力耗尽，即行抛荒。到若干年以后，原耕作地又长起了树木，于是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实际上这也是缺少肥料的无奈之举。
这种情况在湖广总督德沛向乾隆帝的奏折中有更清晰的表述: “查苗民…从不习耕水田，惟刈其山上草菜，候日色曝干，以火焚之，锄种杂粮，历代相传，名曰刀耕火种，既无粪土，又乏池塘。丰稳之年，可收菽粟荞麦，稍愆雨泽，所获即少，往往为穷所迫，甘为盗贼，每致滋生事端…若任其因饱无由而得，礼义亦无由而生。”
在当时的地方方志中，我们亦能看到这种以“刀耕火种”获取肥料的记载。如乾隆初年《乾州厅志》“红苗归流始末”中有言:“苗人男妇俱勤耕作，腰镰俱…其银、铁、木、石等匠，皆自为之。妇女亦知饲蚕，惟不知育种。”“苗地山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所谓刀耕火种也。其地种三四年则弃而别垦，以垦也。”
由于农业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生活需妥的情况极为普遍，而苗族地区又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此受生存本能的驱使，苗民便以采集、渔猎等作为辅助的生计方式。 (宋)《老学奄笔记》便有苗蛮因“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唤之”之记载，至明清时采集、渔猎在苗民经济生产中仍占有相当比重。
明清时腊尓山苗疆仍然有猛兽的记录。明万历《黔记.灾祥志》记载:铜仁府嘉靖十九年“元夕，铜仁三虎吼于东山椒…越四夕，复吼如前，捕一始去…嘉靖二十七年秋，铜仁虎渡江越城攫市畜。冬，至府 廨，又至李参将廊，毙马三…嘉靖二十八年，虎人戏岔路之永顺营，渡江至众思堂，人保靖营二营，寻被苗获”。可以看出，老虎在当地乱串，苗疆这时还有猎虎的记录。
这时有些苗民专以“猎兽捕鱼为生”，而有些渔猎活动主要由男子在农闲时间进行(偶尔也有随遇随猎的情况)。既有“三冬之际，男子出猎”，亦有“春猎于山”者，《苗防备览》载:“苗境产有扒山骨、土狗子、黄刺鱼各种”，当溪水新涨时，河鱼间亦沂流而上，“苗民时撷竹箐竞取，男妇嘈杂，声喧山谷。”此类关于“力耕之暇，并事渔牧”的记载不胜枚举，正因如此，不少史书中将这种渔猎的普遍性作为苗民的习性特点之一进行描述。
清《苗蛮图说》雷公山苗疆施秉、黎平等的苗民农闲时的渔猎图
苗族妇女在生产中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红苗归流图》中的“挑丝纺织”图中，则绘制了苗族妇女纺丝织锦的全过程；有的妇女在抽丝，有的在用纺车纺纱，有的在染色，有的在上织机，有的在矮机上织布。其附志云，“男耕女织，百姓之常。苗妇亦知纺织.之事。抽茧、采草木取汁染色，机织成锦，文皆龙凤方胜花卉，联四幅为卧具，长仅覆膝。又绩苎为巾帨，亦绣其两端，颇为适用。纺棉苎为布，以供衣裳、其机甚矮坐地而织”。
乾隆《湖南通志》也载苗疆：“妇女亦知饲蚕，惟不知育种，亦能织布，其机矮，席地而织，布亦坚厚耐久。耕织之外，惟事畜牧，牛、马、犬、羊、豕、猫、鸡、鸭之类最多”。
清乾隆初年阿琳《红苗归流图》挑丝纺织图
打猎是男人的事，而采集主要由妇女从事，所采集的主要是山中木耳、香菌、山笋、野果、野菜以及一些野生的块根、块茎等，《黔中纪闻》即有苗民“采食山毛”的记载，其谓山中“古树内多生羊肚大菌”，有的一株即重达一、二斤。往往连介结生，苗民常采而佐食。植萃《说蛮》中亦载:花苗“散处山谷，…食以麦稗，杂以野蔬。”
乾隆《乾州志》详细记载了当地可利用山坡空闲土地发展种植业的情况:“乾虽穷谷僻壤…山坡可以种竹栽杉松桐茶，近屋隙地可以植桑种果，桑可以养蚕，冬青可以放蜡，舍旁可以养蜂酿蜜，种柏可以取油，山间种兰可以织麻，葛皮可以为布，褚皮可以为纸”。这种形式的种植，大多是当地居民在农闲时间利用山头地角进行的以维持生计、补足家用的生产形式，在整个山林特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属于家庭副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