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相互间的帮工，也极少讲劳动价值，经济核算。主人只需供应儿餐粗茶淡饭，帮工者即心满意足，从不索要工钱。互相帮工有无差额及差额多少，是否平等，也往往不予计较。
再后来物品交换在苗民的生活中变得更普遍，也更加注重交换的等价性和平等性。交易时售者从高喊价，购者由低还钱，一谈再谈，在旁经纪，从中说合，一面求卖者再减，另一方面代买者增加。其目的.原欲促进交易成功.便取经纪人应得之手续费。
但是由于苗族长期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耕生活，居住分散，人口较少，剩余产品不多，而且每家每户剩余产品都是一样的，即农产品和土特产，实际上内部的商品交换还是较少，也不是最需要的，苗疆苗民最需要的是用商品换苗疆紧缺的物质，如铁器和盐。
这就对苗疆和省地，苗、汉之间的贸易产生了需求。
这不容易，没有资料显示苗、汉之间最初的产品交换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在苗汉关系不紧张时有汉族货郎挑着货物巡回于各苗寨之间，兜售食盐、布匹、铁质农具及其他小商品;同时收购苗疆土特产。
后来就有了汉苗交易的记录。《红苗归流图》有“赶圩交流图”，描绘了苗区交易的场景，交易双方是苗民和汉人，交易的物品有牛、马、猪仔、粮食、布匹、药材等等。附有说明：苗人“土物则有可纪者，食物则蕙苡、崖蜜、垌茶、烘笋，山材则杉木、水丝木、红洲木、黄杨木，药材则黄连、血藤、五倍子、桐油、金刚藤、丹砂、雄黄，服饰则垌棉、垌巾、柳条紬、绫衣，畜产则山马。凡此皆有足货，有集场于民苗接壤处，日中为市。苗人男女负载而至，与民交易，以通有无，所重惟盐为最。”还有一幅“贸易蚕种图”，画有苗家妇女带着雨伞，背着背篓，成群结队区城市里民家，以布、绵之类的土物，换取蚕种的场面。
清乾隆初年阿琳《红苗归流图》赶墟交易图
清朝廷在腊尔山苗疆关于苗汉往来贸易的规定，其较早记载见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也就在平定镇筸红苗起义后，地方官遂于汉苗居住之地设立市场，明定:“每月三日，听苗民互市，限市集散”。
朝廷在允许集市开设的同时又明确严禁“私贩火药军械”等物，可见这种“每月三日”之市是官方在异常谨慎中逐渐展开的，尤为重要的是，官方在场址选择和具体开展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竭力使其置于其监控之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湖广总督郭世隆即提出，民苗贸易要以“塘汛为界”，“苗除纳粮买卖外，不得擅入塘汛内，民亦不得私处塘汛之外”。
苗疆的贸易主要是在苗汉交界地区，“日中为市”，互通有无。也有结队进入附近城市交易的。但都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苗民以土特产去交换一些苗区所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必需品，特别是食盐、蚕种等。其实，这种交易在湖广“苗疆”一带早就存在了。如宋咸平五年(1002)，“五溪蛮”就要求同汉区以粮食换食盐。但总的来讲，还谈不上什么商品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完全占统治地位。这同明清之际的汉族地区比较，差距是相当大的。
跳月和对歌—青年男女的自由而浪漫爱情
苗疆男女的爱情及婚姻是原始和自由的。
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社交活动的自由，是绝对的。在长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动荡的历史环境之中，苗疆苗民渴望得到一种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于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追求自由、追求解放、追求独立的，这种自由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在他们的婚姻习惯里面。这对苗民一生艰难的生活，是一种补偿。苗民青年男女自由活动内容是全方位的：对歌择偶、恋爱、以至确定性关系。
这一点苗疆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汉族地区，当汉族地区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苗疆男女早实现了婚姻自由。
男女间的结识与相爱，多以对歌的方式进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向自己钟情的未婚女子（在服饰上，未婚与已婚、及笄与未成年女子，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标志），表达爱慕之情。照习俗，或否或可，女方都有以歌作答的义务。若双方都有意结交，便以歌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经过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双方都感到满意时，才互赠信物，以约永好。
在很早的时候，“跳月”风俗就盛行于苗族地区。据明代《嘉靖图经》记载，苗族“男女未婚者每岁三、四月聚于场圃间，立一竿，环绕跳跃”。
清乾隆陈浩 《苗蛮图说》跳月
清康熙年间陆次云在《垌溪纤志》的描述则更具体了，相信他曾到过跳月的现场，亲眼目睹了苗民跳月“跳月是春天跳舞求偶的一项活动。春天阳光明媚的时候，花开柳翠，苗民父母各率子女，选一块好地方作为跳月的场所。父母群处于地势稍高的平原之上，男在左，女在右，分列于旁烧烤猪狗，饮酒着乐。而平原之下，则男男女女跳舞唱歌，各展其能。这时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趋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相舍复相盼者。自许心成…彼负而去矣，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